孟子學案 · 第五章 政治哲學

第一節 孟子政治哲學之出發點 大凡一家哲學之發生，或系由於社會環境之影響，或系由於他家哲學之激動，必有原因，決非憑空而來。孟子之政治哲學之發生，亦不外此數因。 前章所述孟子之時代背景，與彼時代所發生之思潮。孟子視彼時代之狀況及彼時思潮之影響，故其思想，全為彼時代之產物，亦全為彼時代之反動。觀孟子對於當時政治評判之云： 狗彘食人而不知檢，塗有餓殍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梁惠王上》）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梁惠王上》）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於死。（《離婁上》） 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梁惠王上》） 此四段俱系甚激烈之議論，讀者試將《伐檀》《碩鼠》兩篇詩及老子云「人之道，損不足以奉有餘……」記於腦中，便知孟子所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之言，乃為當時社會之實情也。更回想《苕之華》詩「知我如此，不如無生」及老子云「民不畏死」「民之輕死，以其求之厚，是以輕死」之言，便知孟子所言「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之語，亦系當時之實情。人孰不求生，孰不以養父母，到了「知我如此，不如無生」之時，束手安分亦系死，造反作亂亦系死，故自然輕生而不畏死矣。 孟子政治論，本有唯心主義的傾向，故曰： 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公孫丑上》）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 試觀當時不忍人之政如何？如曰： 今之事君者曰：「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為之強戰，是輔桀也。由今之道，無變今之俗，雖與之天下，不能一朝居也。（《告子下》） 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恥也。（《萬章下》） 不以堯之所以治民治民，賊其民者也。（《離婁上》） 暴政橫行，民生困苦，欲愛民保民，則非實施仁政不為功也。 第二節 民權主義 第一項 孟子民權主義之根據 （甲）人類平等之原則 孟子之人類平等主張，根據於人之本能，因本能為人之所共有，而又相同者。但是種本能，亦不外良知良能與種種善端，為其性善論之張本也。 孟子以為人之本性，既然相同，聖人與我即系同類，自無根本上之差別。故曰：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滕文公上》） 然實際上能「養浩然之氣」而為大丈夫者，甚屬鮮少。此並非無是種本能，實不為也。曹交問孟子曰： 人皆可以為堯、舜，有諸？（《告子下》） 孟子說有。曹交便以沒有才能，不能為，對之。孟子便曰： 奚有於是？亦為之而已矣。……夫人豈以不勝為患哉，弗為耳。（《告子下》） 孟子對於齊宣王亦曰： 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挾泰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王，是折枝之類也。（《梁惠王上》） 不為、不能實是為善、不為善之大關鍵。孟子又引顏淵之言曰：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滕文公上》） 此足以證明彼主張人類只有後天成就智愚，並無先天之賢不肖。進而言之，即惡人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若為善者，一旦為惡，亦就淪在地獄。故曰： 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鼻而過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以祀上帝。（《離婁下》） 西子是失其本性，故遭人之厭惡。惡人是返其本性，故受上帝之容受。社會上絕無本能不平等之人類，可見個人為重要者易言之，無論為堯為舜為桀為紂，人格均系在水平線上。是以治者與被治者之階級，君子與小人之差別，並非先天上即有此現象，乃是彼輩自出世後，養得不同之故。此為人類平等學說之淵源，亦民權主義之根據也。 （乙）君貴民輕之弊害 孟子為民權主義之鼻祖，倡民貴君輕之論，嘗以舜、禹之受禪，實迫於民視民聽；桀、紂殘賊，謂之一夫，而不可謂之君；提倡民權，為孔子所未及焉。 戰國時代，君行暴政，人民憔悴，其真相，唯孟子觀察之最深，亦敢發公平之論。彼嘗曰： 余豈好辯哉，余不得已也。（《滕文公下》） 此沉痛之言，已可見孟子之心矣。讀《孟子》一書，通篇語辭，不外替人民說話，亦不外為人民謀幸福。故余嘗稱孟子之主義為民眾福利主義，誠有功於民眾也。其批評當時戰爭之慘禍曰：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離婁上》） 又曰： 民之憔悴於虐政，未有甚於此時者也。（《公孫丑上》）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御也。（《萬章下》） 由此可見一斑矣。此外如「奪民時」「罔民」等事，數見不鮮。雖然，當時各國之君所以敢為暴虐而無所顧慮者，何耶？此蓋由於君權過重，民位過卑，君主皆以人民為不足畏也。孟子深知當時癥結之所在，故其政治論中多有提倡民權之論，以救當時之弊焉。 第二項 邦國之主權在民 夫以主權屬於君主者，則邦國為君主所有；以主權屬於貴族者，則邦國為貴族所有；以主權屬於人民者，則邦國為人民所有。邦國為人民所有者，然後人民得以之與人，取之於人。今孟子謂民能以天下與人，而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是邦國民有，而主權在民也。法人盧梭亦謂邦國之主權不在於一人，而在於眾人，與孟子之意相近。如：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 （王）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孟子）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梁惠王上》） 又萬章與孟子討論堯、舜之授受： 萬章曰：「堯以天下與舜，有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與人。」「然則舜有天下也，孰與之？」……「天與之，人與之。」（《萬章上》） 孟子自謂天者，以民為代表者也，故其引《泰誓》之言曰：「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此孟子謂民能以天下與人之說也。吾國古昔皆以能以天下與人者，惟有天耳，所以國家興亡，皆曰天命。如禹王也，則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為天下君。」桀之亡也，則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湯之王也，則曰：「夏王有罪……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紂之亡也，則曰：「商罪貫盈，天命誅之。」此種「得天者興，失天者亡」之論，至周猶是，蓋以邦國之主權在天，惟天乃能處分之耳。但古昔以邦國之於主權在天，則以有天下者，在「享天心」。孟子以邦國之主權在民，則以有天下者，在「得民心」。此亦吾國政治思想之一大變遷也。孟子曰：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是故得乎丘民而為天子，得乎天子為諸侯，得乎諸侯為大夫。（《盡心下》） 又曰： 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 由是可知孟子視人民在一國中所處地位之重要矣。故當時齊宣王勝燕之後，問孟子以燕之可取不可取，孟子答以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蓋孟子之意，以為兵強力厚者，雖可一時奪取人國，然而國權在民，苟非民悅而與之，固不可強占而有也。 第三項 民有對君不服從之義 凡言君主一尊者，人民對於君主只以服從為正義，而以叛逆為不道。故夏桀，暴君也，成湯放之，卒至自慚其德，而曰：「予恐來世以台為口實。」商紂，殘主也，周武伐之，夷、齊叩馬而諫曰：「以臣伐君，可乎？」孟子則不然，如： 鄒與魯哄。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糜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梁惠王下》） 夫穆公以人民「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之極大問題，問孟子如何處置，而孟子乃答以此是人民復仇之舉，不足為罪。可見孟子以人民之不服從長上，非不可也。推而言之，雖君主之不服從亦無不可。不唯民如此，臣亦有然。如曰： 君之視臣如手足，則臣視君如腹心。君之視臣如犬馬，則臣視君如國人。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寇讎。（《離婁下》） 表明臣不是定須服從君者。君要臣服從，須得己先為善。己若不以禮待臣，此即如「食而弗愛，豕之交也；愛而不敬，獸之畜也」。稍明理之人，絕不能容受之。因臣之所以為臣，本不在結好於君，但孟子言為臣之職分尚不盡此，更分卿為異姓之卿及貴戚之卿。異姓之卿「君有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去」。貴戚之卿「君有大過，則諫。反覆之，而不聽，則易位」。（《萬章下》）君有大過，便害於民，百姓雖無異言，然貴戚之卿以宗廟為重，民命為貴，決然易君，何等利害。異姓之卿避而去之，且視君為寇讎，雖君死亦不服。要而言之，君與臣皆為民。桀、紂虐民，孟子便許湯、武征服。太甲不知為民，孟子便許伊尹放逐。豈如後之為臣者，僅知發「天王聖明，臣罪當誅」之言，將百姓置於腦後而不管乎？ 但君之才能，尚有不及之時，仁人在位，即不能不詢及芻蕘，好成就彼之職分上之事業。孟子曰：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公孫丑下》） 賢者謁君，在行其保民之道，所以不用禮聘，便不去。恐自往求見，道反不能行。至於君主召之，則非為民求賢可知，所以賢者便不來。 古之賢士……樂其道而忘人之勢，故王公不致敬盡禮，則不得亟見之。見且由不得亟，而況得而臣之乎？（《盡心上》） 賢者素來存有「先天下之憂而憂」之觀念，一旦出位，總想「以道殉身」「澤加於民」，並非為君主做功狗而來。「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注重在民，顯然易見。是以君之弗保民，則失其為君。臣不保民，則失其為臣。賢士弗保民，則不足為賢士。民之珍貴，可想而知矣。 又孟子以國內之有君、民、臣三者，由於或勞心、或勞力，或任重、或任輕，隨能而異之分功而已。彼此互相需要，互相倚助，人君亦同在此水平線上而已。若有不盡其責者，即為失職。若有不敬乎人者，即為輕慢。失職之人，即有罪於社會。所以謂桀、紂為匹夫，而湯、武非弒君也。輕慢之人，人亦得輕慢之。所以告滕文公必恭儉而禮下也。 第四項 政事以民為歸 孟子以得天下在得民心，得民心在於「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是即孟子所據以施政之綱要也。故孟子所言仁政： 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梁惠王上》） 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 所言王政： 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梁惠王下》） 所言不忍人之政： 人皆有不忍人之心。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矣。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公孫丑上》） 皆以為民也。 第五項 用人以民意為準 孟子以國家用人之賢否，其關係於民，至重且大，故曰： 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於眾也。（《離婁上》） 但欲得仁者，去不仁者，其道如何？孟子以為依民意為準，則可矣。如曰： 國君進賢，如不得已，將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與？左右皆曰賢，未可也。諸大夫皆曰賢，未可也。國人皆曰賢，然後察之。見賢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聽。諸大夫皆曰不可，勿聽。國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見不可焉，然後去之。左右皆曰可殺，勿聽。諸大夫皆曰可殺，勿聽。國人皆曰可殺，然後察之。見可殺焉，然後殺之。故曰：國人殺之也。（《梁惠王下》） 孟子此論與孔子所謂「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者，大不同矣。 第六項 君為須順乎民意 孟子以為君主所行所為，須順乎民意，才得民心。如反乎民意，失民心，則亦失其政耳。此與盧梭所謂國家主權，必屬之人民，政府不過實行人民主權所規定者之機關而已之意相同。孟子曰： 齊宣王問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諸？」孟子對曰：「於傳有之。」曰：「若是其大乎？」曰：「民猶以為小也。」曰：「寡人之囿方四十里，民猶以為大，何也？」曰：「文王之囿方七十里，芻蕘者往焉，雉兔者往焉，與民同之。民以為小，不亦宜乎？臣始至於境，問國之大禁，然後敢入。臣聞郊關之內，有囿方四十里，殺其麋鹿者，如殺人之罪。則是方四十里，為阱於國中。民以為大，不亦宜乎？」（《梁惠王下》） 文王能與人民合作，能順從民意，故能受百姓愛戴也。 第七項 君主以保民為職分 孟子由其民貴之學說，建設其最偉大之保民政策。唯保民政策，須由君主執行，且君主所以能為君主，即在保民，不能保民，賊仁殘義，即失其為君之資格。況民較君為貴，君主所為，便當以保民為唯一之目的。故： 滕文公問為國。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滕文公上》） 民事奈何？從消極的方面說，先要不擾民。所謂： 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污池，魚鱉不可勝食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谷與魚鱉不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梁惠王上》） 從積極的方面說，更要保民。保民奈何？孟子以為： 無恆產而有恆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是故明君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也輕。（《梁惠王上》） 保民政策之實施，首在處理人民之生產經濟。其唯一之希望，在使人民無凍餒之患，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無有不仁。此則保民政策之極致也，由當時之政治現狀與社會狀況論之，斯固最良之政治計劃。即以今日眼光評論之，亦一富有價值之政治學說也。 以上數端，為孟子受當日時勢之影響，而提倡之民權。然果如其言以為國政，則雖以君主世襲亦不過。如今英國為虛君政體而已，實權則在人民也。梁任公謂：「孟學所言諸政，今日泰西各國所行者，庶幾近之。惜乎，孟學之絕也。」誠哉言乎。 第三節 非功利主義 第一項 功利主義之由來 孟子政治哲學中最大價值，在排斥功利主義。然功利主義在春秋戰國時代，甚形發達。上至君臣，下至庶人，亦莫不趨於利之一途。人既自私自利，則廉恥渙散，道德淪亡。是以國與國爭，人與人斗，而其共同點，不外為「利」之一字而已。功利主義之弊，賢人亦多論及之。如孔子有「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之言。然《易傳》言「利者，義之和」，言「以美利利天下」，《大學》言「樂其樂而利其利」，並未嘗絕對地以「利」字為含有惡屬性。至孟子乃公然排斥之。 第二項 孟子之非功利主義 孟子排斥功利主義，其書之第一篇，即在與梁惠王之問答： 孟子見梁惠王。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萬乘之國，弒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千乘之國，弒其君者，必百乘之家。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利？」（《梁惠王上》） 宋牼將以利不利之說說秦、楚罷兵，孟子謂「其號不可」。其言曰： 宋牼將之楚。孟子遇於石丘，曰：「先生將何之？」曰：「吾聞秦、楚構兵，我將見楚王說而罷之。楚王不悅，我將見秦王說而罷之。二王我將有所遇焉。」曰：「軻也請無問其詳，願聞其指，說之將何如？」曰：「我將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則大矣，先生之號則不可。先生以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利以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利也。為人臣者，懷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終去仁義，懷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義說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悅於仁義而罷三軍之師，是三軍之士樂罷而悅於仁義也。為人臣者，懷仁義以事其君。為人子者，懷仁義以事其父。為人弟者，懷仁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 書中此一類語句甚多，不必枚舉。要之此為孟子學說中極主要之精神，可以斷言。 後此董仲舒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即從此出。此種學說在二千年社會中，雖保有相當勢力，然真能實踐者已不多。及近十餘年，泰西功利主義派哲學輸入，浮薄者或曲解其說以自便。於是孟、董此舉，幾成為嘲侮之鵠，今不能不徹底評論其價值。 近人讚美孟子之非功利主義者，厥唯梁任公。其言曰： 營私罔利之當排斥，此常識所同認，無俟多辨也。儒家（就中孟子）所以大聲疾呼以言利為不可者，並非專指一件具體的牟利之事而言，乃是言人類行為不可以利為動機。申言之，則凡計較利害（打算盤）的意思，都根本反對，認為是「懷利以相接」，認為可以招社會之滅亡。此種見解，與近世（就中美國人尤甚）實用哲學者流專重「效率」之觀念正相反。究竟此兩極端的兩派見解孰為正當耶？吾儕毫不遲疑地贊成儒家言，吾儕確信「人生」的意義，不是用算盤可以算得出來。吾儕確信人類只是為生活而生活，並非為求得何種效率而生活，而絕無效率的事或效率極小的事，吾儕理應做或樂意做者，還是去做。反是，雖常人所指為效率極大者（無論為常識所認的效率或為科學方法分析評定的效率），吾儕有許多不能發現其與人生意義有何等關係。是故吾儕於效率主義，已根本懷疑。即讓一步，謂效率不容蔑視；然吾儕仍確信效率之為物不能專以物質為計算標準，最少亦通算精神物質之總和（實則此總和是算不出來的）。又確信人類全體的效率，並非由一個一個人、一件一件事的效率相加或相乘可以求得。所以吾儕對於現代最流行的效率論，認為是淺薄的見解，絕對不能解決人生問題。 「利」的性質，有比效率觀念更低下一層，是為權利觀念。權利觀念，可謂為歐美政治思想之唯一的元素。彼都所謂人權，所謂愛國，所謂階級鬥爭……種種活動，無一不導源於此。乃至社會組織中最簡單、最密切者如父子夫婦相互之關係，皆以此觀念行之。此種觀念，入到吾儕中國人腦中直是無從理解，父子夫婦間，何故有彼我權利之可言？吾儕真不能領略此中妙諦。此妙諦既未領略，則從妙諦推演出來之人對人權利，地方對地方權利，機關對機關權利，階級對階級權利，乃至國對國權利，吾儕一切皆不能了解。既不能了解，而又艷羨此時髦學說，謂他人所以致富強者在此，必欲采之以為我之裝飾品，於是如邯鄲學步，新未成而故已失，比年之蜩螗沸羹不可終日者豈不以此耶？我且勿論，彼歐美人固充分了解此觀念，恃以為組織社會之骨幹者也。然其社會所以優越於我者何在？吾儕苦未能發明，即彼都人士亦竊竊焉疑之。由孟子之言，則直是「交征利」「懷利以相接」「不奪不饜」「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質而言之，權利觀念，全由彼我對抗而生，與通彼我之「仁」的觀念絕對不相容，而權利之為物，其本質含有無限的膨脹性，從無自認為滿足之一日，誠有如孟子所謂「萬取千，千取百，而不饜」者。彼此擴張權利之結果，只有「爭奪相殺謂之人患」之一途而已，置社會組織於此觀念之上，而能久安，未之前聞。歐洲識者，或痛論彼都現代文明之將即滅亡，殆以此也。我儒家之言則曰： 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論語》） 此語歐洲人腦中，其不能了解也或正與我之不了解權利同。彼欲以交爭的精神建設彼之社會，我欲以交讓的精神建設我之社會，彼笑我懦，我憐彼狂，既不相喻，亦各行其是而已。 孟子既絕對排斥權利思想，故不獨對個人為然，對國家亦然，其言曰： 「我能為君闢土地，充府庫。」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我能為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告子下》） 由孟子觀之，則今世國家所謂軍政、財政、外交與夫富國的經濟政策等等，皆罪惡也。何也？孟子以為凡從權利觀念出發者，皆罪惡之源泉也。 第三項 樂利主義 孟子政治學說，一面反對功利主義，一面主張樂利主義，亦曾將義利兩字分得甚嚴。觀《梁惠王》等章可見所抨擊之「利」，即自私自利的利。大概當時之君主官吏俱系營私謀利者居多，此種為利主義與利民主義絕對相反。故孟子引公明儀之言曰：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滕文公下》） 孟子所攻擊之利，即系指此「利」，彼所主張之「仁義」，只是最大多數人的最大樂利。而所畏者即「交征利」「懷利以相接」等事情。因少數人之為利，必侵犯大多數人之利，此孟子之所以反對之也。 第四節 唯心主義 儒家政治論，本有唯心主義傾向，此唯心主義，亦可謂為心治主義或主心主義。主張斯說者，以孟子為最。「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公孫丑上》）此語最為孟子所樂道。「正人心」「格君心」等文句，書中屢見不一。孟子所以認心力如此其偉大者，皆從其性善論中得來。孟子曰： 仁義禮智，非由外鑠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故曰：求則得之，舍則失之。（《告子上》） 雖存乎人者，豈無仁義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猶斧斤之於木也。（《告子上》） 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非天之降才爾殊也，其所以陷溺其心者然也。（《告子上》） 孔子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惟心之謂歟？（《告子上》） 是故所欲有甚於生者，所惡有甚於死者。非獨賢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賢者能勿喪耳。（《告子上》） 人之所以為善為惡，皆在乎存是心、喪是心。如曰： 君子所以異於人者，以其存心也。（《離婁下》） 此便是「生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無有絲毫通融者。心術與人之善惡、政之良劣，既有如此大關係，自然引出孟子之正心觀念。 人皆有同類的心，而心皆有善端。人人各將此心擴大而充滿其量，則彼我人格相接觸，遂形成普遍圓滿的人格。故曰：「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此為孟子政治哲學之總出發點也。 且論孟子之正心觀念，誠為其心治主義之張本。如曰： 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國定矣。（《離婁上》） 陳顧遠君說得好：「人君做不當的事情，尚不要緊，單怕忘了善端，心術失正，就不得了。所以大人在位，第一先得攻其邪心，然後善言才得入。不然，水點子落在油鍋里，絕對是不相容的。你看孟子對齊、梁等國的問答，都是隨機開導，不執一說。梁惠王觀台池鳥獸，便叫他與民偕樂。齊宣王說他好打仗、好財物、好美人，便說這都不妨，只要把百姓放在心上。因梁襄王問天下惡乎定，便倒出不嗜殺人的話。因滕文公問民間為什麼疾視長上之死而不救，便引出百姓困苦已極非行政不可的話。無非引動其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則『治天下可運之掌上』。」（見《孟子政治哲學》） 孟子曰： 無惻隱之心，非人也；無羞惡之心，非人也；無辭讓之心，非人也；無是非之心，非人也。……凡有四端於我者。 知皆擴而充之矣。若火之始然，泉之始達。苟能充之，足以保四海；苟不充之，不足以事父母。（《公孫丑上》） 正心之功效，如此之大，亦可知孟子正心的觀念，是心治主義之張本，而心治主義，又系人治主義之基礎。 孟子既系唯心論者，以為心是萬事萬物之總匯。如曰： 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公孫丑上》） 仁義即是心治主義之基礎。何謂仁？即系不忍之意。如曰： 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梁惠王上》） 何謂義？即取捨得宜之意。如曰： 人皆有所不忍，達之於其所忍，仁也；人皆有所不為，達之於其所為，義也。人能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無穿逾之心，而義不可勝用也。（《盡心下》） 仁與義是由心中發現端倪者，仁系義行取捨得宜之責任的標準，義系仁欲表現出來之手段。故曰： 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舍其路而弗由，放其心而不知求，哀哉！（《告子上》） 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離婁上》） 至其所云仁政尚不離保民之觀念、正心之主張。如曰： 桀、紂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離婁上》） 得天下要得民，即民權主義，得民要得心，即心治主義，得心須隨民好惡，即為仁政也。 第五節 統一主義 孟子政治哲學上尚有一重要問題，即統一主義，因統一後方能保民，方能施行仁政。此實為孟子政治哲學上一大關鍵也。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見所畏焉。卒然問曰：『天下惡乎定？』吾對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對曰：『不嗜殺人者能一之。』『孰能與之？』對曰：『天下莫不與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勃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御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御之？』」（《梁惠王上》） 國家治亂分合，若言及用兵，必須憑藉武力，如湯之徵葛、武之伐崇，但使用兵有道，深合時機，便可謂德。 統一則不免徵伐，征伐則不免擾民，而孟子欲免除此禍患，故毅然立一完善之目標，即「不嗜殺人」一語。至孟子之倡統一，亦因當時之國勢所使然。後來秦雖能統一中國，而仍紛亂，推厥原因，皆嗜殺人，是孟子之言驗矣。元許謙有言曰： 一之謂統天下為一家，正如秦漢之制，非謂如三代之王天下而封建也。此孟子見天下之勢，而知其必至於此，非以術數讖緯而知之也。蓋自太古立為君長，則封建之法行；黃帝置大監，監於萬國；夏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亦萬國；逮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時雲千八百國；至孟子時，相雄長國，只七國，下余小國，蓋不足道也。自萬國以至於七國，吞併之積，豈一朝一夕之故？今勢既合，不可復分，終又並而為一，舉天下郡縣之而後已。至於秦漢，孟子之言即驗。但秦猶嗜殺人，故雖一而不能定，至漢後定也。（《讀孟子叢說》） 第六節 施行仁政之方式 第一項 施行仁政之方針 孟子主張行仁政，已於前數節述之矣。行仁政之方針如何？吾人不可不研究之。近人多以孟子同樂主義為行仁政之方針，茲從其說。孟子曰：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雁麋鹿，曰：「賢者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詩》云：『經始靈台，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鶴鶴。王在靈沼，於牣魚躍。』文王以民力為台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台曰靈台，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鱉。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梁惠王上》） 又曰： 莊暴見孟子，曰：「暴見於王，王語暴以好樂，暴未有以對也。」曰：「好樂何如？」孟子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國其庶幾乎？」他日，見於王，曰：「王嘗語莊子以好樂，有諸？」王變乎色，曰：「寡人非能好先王之樂也，直好世俗之樂耳。」曰：「王之好樂甚，則齊其庶幾乎？今之樂由古之樂也。」曰：「可得聞歟？」曰：「獨樂樂，與人樂樂，孰樂？」曰：「不若與人。」曰：「與少樂樂，與眾樂樂，孰樂？」曰：「不若與眾。」「臣請為王言樂。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鼓樂，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頞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此無他，不與民同樂也。今王鼓樂於此，百姓聞王鐘鼓之聲、管籥之音，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鼓樂也？』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曰：『吾王庶幾無疾病與？何以能田獵也？』此無他，與民同樂也。今王與百姓同樂，則王矣。」（《梁惠王下》） 孟子謂為民上而不與民同樂者為非，是則君固不可不與民同樂。但能與民同樂，不獨可得真樂，尚可以王天下，豈非大利乎？元許謙稱孟子此主義為利物之心，是謂孟子不尚利己，但願萬物皆有利於人，吾既為人類之一員，當然不能外人而獨不利者。又曰： 齊宣王問曰：「人皆謂我毀明堂，毀諸？已乎？」孟子對曰：「夫明堂者，王者之堂也。王欲行王政，則勿毀之矣。」王曰：「王政可得聞與？」對曰：「昔者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祿，關市譏而不征，澤梁無禁，罪人不孥。老而無妻曰鰥，老而無夫曰寡，老而無子曰獨，幼而無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斯四者。《詩》云：『哿矣富人，哀此煢獨。』」王曰：「善哉言乎！」曰：「王如善之，則何為不行？」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貨。」對曰：「昔者公劉好貨。《詩》云：『乃積乃倉，乃裹餱糧，於橐於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故居者有積倉，行者有裹糧也，然後可以爰方啟行。王如好貨，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色。」對曰：「昔者太王好色，愛厥妃。《詩》云：『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來胥宇。』當是時也，內無怨女，外無曠夫。王如好色，與百姓同之，於王何有？」（《梁惠王下》） 淺言之，好色不妨，好貨不妨，好田獵不妨，好遊玩不妨，好音樂亦不妨。但是好色時，須念國中有怨女、曠夫。好貨時，須念國中窮人之饑寒。田獵遊玩作樂時，須念國中百姓有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之痛苦。總之，須能善推其所為，須行仁政。 由同樂主義推測之，則孟子實非主張自私自利之利，而主張君與民同享快樂之樂，是含有大多數人最大幸福之意義者也。 近代哲學家如邊沁（Jeremy Bentham，1748—1842）、約翰·穆勒（John Stuart Mill ，1806—1873）等，主張普遍快樂說，與孟子同樂主義，有吻合之處。 邊沁以為快樂之念，人之同情。人知快樂之可貴，其同情所及者，未嘗不欲人人快樂也。故吾人所謂快樂者，不當以個人為目的，而當以人類一般之快樂為目的也。 穆勒稍變邊沁之說，以為事之為善，視其所以徼福；事之為惡，視其所以構禍。故禍福者，苦樂之別也。樂有不同，有盈有謙，有貴有賤，人之涉世既深，飽受快樂之經驗，而卒然毅然，舍此而就彼者，則其為樂，必為何貴，蓋養其大體所得之樂，必盈於小體之所感受也。故樂之鵠的，非一己最大之福，乃群福最大之積也。簡而言之，前者之說，即以為人生終局之目的，乃快樂也。特吾人所希望者，不僅個人之快樂，實在多數人之快樂。後者之說，即曰，幸福者，即善也。各個人之幸福，即各個人之善。一般之幸福，即各個人集合體之善也。 由是觀之，邊沁與穆勒莫不以最大多數為立行之鵠的，或道德的標準。此與孟子同樂主義庶幾近之。 第二項 施行仁政之綱要 孟子行仁政之方針，采同樂主義，實因當時暴政橫行，諸侯攻伐所致。若欲恢復百姓之元氣，自不能不施行制產、養民、善教諸政策。茲舉其綱領，列表如下。 行仁政的 方針——君民同樂主義 綱目 制產（分田、班祿） 養民（不重稅、不尚刑、不自利） 教民（謹教化、申孝悌） 制產、分田、班祿等等屬於經濟哲學範圍，特於下章專論之，茲不贅。 孟子政治上計劃，不特使百姓皆有恆產，發展生計，並且使彼輩消極地免去甚多意外之危害，此謂之養民也。如曰： 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 便是此端，茲再述其養民的方法。 （甲）不尚稅 孟子既有養民主張，故反對尚稅。當時諸侯好戰，而所需均取自於民，是以人民憔悴，困苦萬狀。如曰： 今之諸侯，取之於民也，猶御也。（《萬章下》） 又曰：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則天下之商，皆悅而願藏於其市矣。關，譏而不征，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路矣。耕者助而不稅，則天下之農，皆悅而願耕於其野矣。廛，無夫、里之布，則天下之民，皆悅而願為之氓矣。信能行此五者，則鄰國之民，仰之若父母矣。（《公孫丑上》） 孟子主張用助，使民助耕。至於貢法，因易使人君橫徵暴斂，故彼反對之。又孟子以為國家征民，須得取之有故，不似老子一味反對稅賦也。 （乙）不重刑 孟子為倡唯心論者，且又主張心治，自必趨於輕刑之一途。易言之，願以道德為犯罪之裁製，不願用刑罰為犯罪之處分。且道德之功效，尚可防患於未然，刑罰僅能阻止一時之為惡，無濟於事也。 （丙）不自利 孟子既倡非功利主義，故反對自私自利，而主張大多數人之幸福。試觀君主不自利，結果必能利人，於是澤梁無禁，農時不違，築台鑿池，與民同樂，百姓即能養生送死無憾矣。 其次再論及善教。孟子以為人皆可以為堯、舜，而賢者亦不能立於愚人之前而指導之。實是以先覺之資格，盡覺民之責任，是教育事業為刻不容緩之事也。 第七節 非戰主義 孟子最惡戰，如曰： 爭地以戰，殺人盈野；爭城以戰，殺人盈城。此所謂率土地而食人肉。（《離婁上》） 凶年飢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梁惠王下》） 今也不然，師行而糧食，飢者弗食，勞者弗息。睊睊胥讒，民乃作慝。方命虐民，飲食若流。流連荒亡，為諸侯憂。（《梁惠王下》） 此類語句，在《孟子》書中甚多，不能盡舉。 凡國家多事，兵爭無已，則人民之受其害，必深且劇，此古今中外之通例也。蓋兩軍相持，服役行伍，身試鋒鏑者，人民也。負擔稅款者，亦人民也。是則人民之獨蒙其害，勢所必然。設又為專制之國，而遇強暴之君，則其為害更有難言者。國家無事，強暴之君固已橫征厚斂，朘削民膏；一遇軍興，國用愈大，安有不御民而取之者乎？竊以吾國戰國時，正與此類。故孟子倡非戰論頗為急烈。如曰： 善戰者服上刑。（《離婁上》） 春秋無義戰。（《盡心上》） 夫人必自侮，然後人侮之。家必自毀，然後人毀之。國必自伐，然後人伐之。（《離婁上》）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今之諸侯，五霸之罪 人也。今之大夫，今之諸侯之罪人也。（《告子下》） 蓋非戰即孟子保民政策之實際應用。孟子目睹周朝人民，非直接受服兵之痛苦，即間接受其因兵爭而起之死亡喪亂、流離轉徙等慘禍。當時諸侯皆將所有之百姓，作為爭權奪利之工具，故為孟子所痛恨也。 陳澧云： 孟子最惡戰。曰：「民賊。」曰：「殃民。」曰：「糜爛其民。」曰：「大罪。」曰：「罪不容於死。」曰：「服上刑。」曰：「戰勝然且不可。」曰：「焉用戰。」然如何而可以不戰乎？曰：「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矣。」「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東塾讀書記》） 由此可見孟子之非戰主義為施行其保民政策之唯一方法也。 孟子主非戰，原因在保民，但遇必要時（如暴君施行不仁之政，則須救民於水火），亦得而戰。故孟子之非戰，只限於不行仁政之方面。如曰： 取之而燕民悅，則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悅，則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萬乘之國，伐萬乘之國，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豈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熱，亦運而已矣。（《梁惠王下》） 如此攻伐，必先徵求該國民意，謂之為民而戰亦無不可。 又曰： 湯一征，自葛始。天下信之。東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為後我？」民望之，若大旱之望雲霓也。歸市者不止，耕者不變。誅其君而吊其民，若時雨降。民大悅。（《梁惠王下》） 如此攻伐，其目的僅救民於水火之中，無他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