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堯臣傳 · 第六章 窮而後工的詩人

慶曆四年甲申（1044）四十三歲 慶曆四年的夏天，堯臣經過揚州，淮南都轉運按察使王素調任涇原路經略安撫使，正值新科進士、江都縣主簿王琪在邵伯堰設席餞送，堯臣也在座。宋王朝和西夏的戰爭，到這一年已經接近尾聲，但是敵人的威脅依然存在，所以堯臣詩中說： 未破河西寇，朝廷尚有憂。 淮南命儒帥，塞上足封侯。 莫擐黃金甲，須存百勝謀。 昔嘗經黠虜，今去正防秋。 ——《宛陵文集》卷十《邵伯堰下王君玉 餞王仲義 赴渭州經略席上命賦》 從邵伯 向北，官船在運河中緩緩地前進。七月七日的深夜，牽牛、織女的星座正在天空發出閃耀的光輝，兩岸的黑影伴隨著棹聲逐步後退，突然官艙發出一片哭聲，堯臣的夫人謝氏丟下這十七年的伴侶和她的三個兒女而死了。 親人的死亡，總是深刻的悲哀，何況對於堯臣這是十七年來曾經共過辛苦艱難的妻子呢？到達汴京以後，堯臣請歐陽修為謝氏作墓志銘，他說： ……甚矣吾貧可知也，然謝氏怡然處之。治其家，有常法，其飲食器皿雖不及豐侈，而必精於旨；其衣無故新，而浣濯縫紉必潔以完，所至官舍雖卑鄙，而庭宇灑掃必肅以嚴；其平居語言容止，必怡以和。吾窮於世久矣，其出而幸與賢士大夫游而樂，入則見吾妻之怡怡而忘其憂，使吾不以富貴貧賤累其心者，抑吾妻之助也。吾嘗與士大夫語，謝氏多從戶屏竊聽之，間則盡能商榷其人才能賢否及時事之得失，皆有條理。吾官吳興，或自外醉而歸，必問曰：「今日熟與飲而樂乎？」聞其賢者也，則悅；否則嘆曰：「君所交一時賢雋，豈其屈己下之耶？惟以道德焉，故合者尤寡。今與斯人飲而歡邪？」是歲南方旱，仰見飛蝗而嘆曰：「今西兵未解，天下重困，盜賊暴起於江淮，而天旱且蝗若此，我為婦人，死而得君葬我，幸矣。」其所以能安居貧而不困者，其性識明而知道理，多此類。……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十六《南陽縣君謝氏墓志銘》 堯臣內心的悲哀，經過歐陽修的敘述，因為文字組織完密、委曲婉轉地傳達出來，可是堯臣自己的詩，把深刻的感受，盡情傾瀉，給人更沉痛的印象： 悼亡三首 結髮為夫婦，於今十七年。 相看猶不足，何況是長捐。 我鬢已多白，此身寧久全？ 終當與同穴，未死淚漣漣。 每出身如夢，逢人強意多。 歸來仍寂寞，欲語向誰何？ 窗冷孤螢入，宵長一雁過。 世間無最苦，精爽此銷磨。 從來有修短，豈敢問蒼天。 看盡人間婦，無如美且賢。 譬令愚者壽，何不假其年。 忍此連城寶，沉埋向九泉。 ——《宛陵文集》卷十 對於謝氏的懷念，堯臣終身沒有忘卻，尤其使他痛心的，是謝氏臨終那一剎那。她被病魔折磨得不能說話了，在萬象俱寂、一燈如豆時，她撫摸著堯臣的手，眼神已經乾枯了，卻還是盯著丈夫。慶曆五年堯臣又有一首詩： 自爾歸我家，未嘗厭貧窶。 夜終每至子，朝飯輒過午。 十日九食齏，一日儻有脯。 東西十八年，相與共甘苦。 本期百歲恩，豈料一夕去。 尚念臨終時，拊我不能語。 此身今雖存，竟當共為土。 ——《宛陵文集》卷二十四《懷悲》 從高郵再向北，過了宿州，到符離縣，堯臣的情感又遭到一次打擊。他的次子十十死了。十十是乳名，可能他還很小，因此沒有命名，他的死亡也在《宛陵文集》記載著： 舟行次符離，我子死阿十。臨之但驚迷，至傷反無泣。款定始懷念，內若湯火集。前時喪爾母，追恨尚無及。邇來朝哭妻，淚落襟袖濕。又復夜哭子，痛並肝腸入。吾將仰問天，此理豈所執。我惟兩男子，奪一何太急。春鳥獨蔓延，哺巢首戢戢。 ——《宛陵文集》卷二十四《悼子》 慶曆元年的秋天，堯臣離開汴京經過三年，他又回來了，四十三歲的人，已經折磨得兩鬢俱白，謝氏死了，十十死了，面前剩得一子一女，湖州鹽稅已經卸任，還得聽候磨勘 ，下一次的任務，不知道在哪裡，眼看正走上窮途末路。 在湖州的時候，堯臣對於國事，所知不多。到了汴京以後，滿街歌舞昇平，又是一番氣象，可是探到實際的情況，他竟不知是悲是喜了。 慶曆二年西夏戰爭正在緊張中時，契丹王朝派遣蕭英、劉六符到汴京來了。國書首稱「弟大契丹皇帝謹致書兄大宋皇帝」，語氣非常親切有禮，但是目標在於索回三關以南的十縣。在後晉石敬瑭稱帝的時候，曾經把燕雲十六州割給契丹，到了後周世宗柴榮即位，才算爭一口氣，奪回十縣，可是大功未成，因病回汴，不久身死。宋太祖趙匡胤掌握政權，北邊與契丹以瓦橋、益津、淤口三關為界，不能前進一步。現在契丹趁火打劫，索取關南十縣，國書中還說：「如此則益深兄弟之懷，長守子孫之計，緬維英悟，深達悃悰。」態度依然很有禮貌。 宋仁宗和大臣們商量。接受吧，契丹也許還有第二步的要索；拒絕吧，契丹的兵打到三關，彼時西邊和北邊同時緊張起來，如何對付？宰相呂夷簡推薦右正言知制誥富弼出使契丹。富弼是堯臣在洛陽時的舊交，他看到任務的艱巨，但是態度非常堅決，當仁宗在便殿召見的時候，他只是說：「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宋王朝的答書也寫好了，同樣地用的四六體，措辭很宛轉，但是卻把不能割地求和的意義，委屈道出，大略是：「顧惟歡契，方保悠長，遽興請地之言，殊非載書之約。信辭至悉，靈鑒孔昭，兩地不得相侵，緣邊各守疆界，誓書之外，一無所求，期在久要，勿違先旨，諒惟聰達，應切感思。」 在富弼出使交涉的當中，宋王朝的官僚們，重新提出范仲淹修建洛陽城的主張。洛陽的修建，意味著向後方的全面退卻，宰相呂夷簡認定契丹看到宋王朝的怯弱，勢必提出更進一步的要求，即如景德年間，倘若不是真宗渡河前進，那一年的戰局不會得到輕易的解決，因此他主張在河北大名建立北京，表示在必要的時候，宋王朝準備把大本營推向河北，和契丹進行決戰的信心。北宋王朝共有四個京城：東京開封府，西京河南府（洛陽），南京應天府（商丘），現在更添上北京大名府。 儘管宋王朝做出堅強的表示，但是沒有在西、北兩邊同時作戰的決心，也沒有同時作戰的實力，這是契丹王朝看得清楚的。富弼到契丹以後，通過一再折衝，最後承認在原定歲幣三十萬兩匹以外，再增加二十萬兩匹，契丹王朝的君主興宗要求在誓書中加一「獻」字，意義是由宋王朝每年向契丹王朝獻出歲幣五十萬。 「獻的意義」，富弼說，「是由下奉上之辭，在平等的國家中談不到獻，更何況兩國之間，宋朝是兄，豈有兄獻於弟之理。」 「改為『納』字如何？」興宗說。 富弼還是沒有承認，最後由興宗派遣使者耶律仁先、劉六符到汴京提出要求，宋王朝由於宰相晏殊的建議，承認在誓書中提出納歲幣五十萬兩匹，總算把北邊的問題和緩下來。 現在的問題只剩下西邊的西夏。在宋王朝和西夏的作戰中，經過幾次的大敗，劉平、石元孫被俘了，任福戰死了，葛懷敏又戰死了，但是宋王朝有的是廣闊的地區、充實的資源、強大的後備力量，而在陝西的范仲淹、韓琦、龐籍又能充分運用後方的有利形勢，即使前敵遭到挫折，還能給敵人以不斷加強的威脅。從另一方面講，元昊雖然利用宋王朝和契丹王朝中間可能存在的矛盾，但是契丹王朝獲得歲幣二十萬的增加，已經向後退卻了，自己不得不用生產落後的西北邊區擔負作戰的任務，內部又因為多民族的存在，矛盾可能隨時激化，因此也感到戰事的棘手。終於在慶曆三年的正月，宋夏雙方發現有和解的可能，但是中間還梗著一個雙方關係的問題。 西夏的祖先本來是宋王朝的定難軍節度使，宋王朝要求在和解之後，西夏對宋稱臣，可是西夏已經稱帝了，倘使對宋稱臣，是屈服而不是和解，因此存在著一個和解道路的問題。元昊在對宋通問的當中，自稱「男邦泥定國兀卒」，以後又稱「邦泥定國吾祖」。邦泥定國就是西夏國，這問題不大，問題在於身份的稱號。「兀卒」可能就是「君主」的意義，宋王朝也還可以接受，可是譯成「吾祖」，引起臣僚們的洶湧的言論。蔡襄反對在「吾祖」的稱號下，和西夏和解，余靖反對，歐陽修也反對。我們可以讀一下歐陽修的奏議： 臣伏見如定等來，西賊欲稱「吾祖」，向問朝議，已不許之，今日風聞議卻未定，不知虛的，深切驚憂。且「吾祖」兩字，是何等語，便當拒絕，理在不疑，安有未定之說哉！夫吾者，我也，祖者，俗所謂翁也。今匹夫臣庶，尚不肯妄呼人為公，若欲許其稱此號，則今後詔書須呼「吾祖」，是欲使朝廷呼蕃賊為我翁矣。不知何人敢開此口？此蕃賊撰此名號之時，故欲侮玩中國而已。今若得其稱臣，則此二字尤須論辨。今自元昊以下，名稱官號皆用夷狄，若蕃語兀卒，華言吾祖，則今賊中每事自用夷禮，安得惟於此事獨用華言而不用兀卒？且彼於我稱臣，而使我呼為祖，於禮非便，故當以此折之可也。朝廷自有西事以來，處置乖方，取笑於人者多矣，未有如此一事最可笑也。竊慮小人妄有議論，伏乞拒而不聽，取進止。——《歐陽文忠公集奏議》卷三《論元昊不可稱吾祖札子》 從「兀卒」到「吾祖」，不能僅僅看作對音的問題，當時元昊部下，除党項族以外，有漢族，也有其他的民族，所以這裡實際上存在一種報復性的嘗試。宋王朝要求元昊稱臣，元昊便要求宋王朝稱他為祖，走得通固然很好，走不通也可藉此掂一下宋王朝的斤兩。余靖在奏疏中稱：「臣朝夕思之，此乃西賊侮玩朝廷之甚。古外域稱單于、可汗之類，皆中外共知，若從其俗故無嫌，今昊賊無端撰此名目，且彼稱陛下為父，卻令陛下呼之為祖，此非侮玩而何？」 最後到了慶曆四年的五月間，宋王朝和西夏的和解才算確定下來。元昊上書自稱「臣」、稱「夏國主」，宋王朝歲賜以絹一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此外還有賀節回賜、生日禮物等項，總稱二十五萬五千，實際數字還要更大一些。宋王朝在《賜西夏詔》中說：「朕臨制四海，郭地萬里，西夏之土，世以為胙。今乃納忠悔吝，表於信誓，質之日月，要之鬼神，及諸子孫，永無渝變，申復墾至，朕甚嘉之。」 自從景祐元年（1034）元昊發動戰爭以來到慶曆四年（1045）十二月宋王朝冊封元昊為夏國主為止，前後經歷了整整的十年，在這十年之中，人民受到嚴重的迫害，邊防的戰士也大量死亡，這一切在堯臣詩里都有沉重的反映。十年以後，在現今的陝北、寧夏、甘肅的西北，和青海的部分地區，出現了西夏國，這個政權對宋王朝和對契丹王朝都稱臣，但是對內仍然是一個獨立的政權，而因為這個新政權的建立，宋王朝對契丹每年增加歲幣二十萬，對西夏給予二十五萬五千。 統治者在對外政策方面，既然以大量的歲幣換取目前的苟安，對內當然掙得相當的時間進行內部的鬥爭。當時的士大夫階級之中，明顯地出現了兩位領導人物，一位是呂夷簡，一位是范仲淹。他們之間，曾經有過不少的鬥爭。康定元年（1040）范仲淹出任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的時候，唯恐呂夷簡從中掣肘，曾經上書夷簡，設法消除兩人中間存在的糾紛。他說： 伏蒙台慈，疊賜鈞諭而褒許之意，重如金石，不任榮懼，不任榮懼。竊念仲淹草萊經生，服習古訓，所學者惟修身治民而已。一日登朝 ，輒不知忌諱，效賈生痛 哭太息之說，為報國安危之計，而朝廷方屬太平，不喜生事，仲淹於縉紳中獨如妖言，情既齟齬，詞乃睽戾，至有忤天子大臣之威。賴至仁之朝，不下獄以死，而天下指之為狂士。然則，忤之之情無他焉，正如陸龜蒙《怪松圖贊》謂草木之性，其本不怪，乘陽而生小已遏，大伸不直，而大醜彰於形質，天下指之為怪木，豈天性之然哉。今擢處方面，非朝廷委曲照臨，則敗辱久矣。昔郭汾陽 與李臨淮 有隙，不交一言，及討祿山之亂，則執手相泣，勉以忠義，終平劇盜，實二公之力。今相公有汾陽之心之言，仲淹無臨淮之才之力，夙夜盡瘁，恐不副朝廷委之之意。重負泰山，未知所釋之地，不任惶恐戰慄之極，不宣。仲淹惶恐再拜。 ——《皇朝文鑒》一一三《上呂相公書》 從這封信里，我們看到范仲淹有他的一套政治手腕，他看清楚必須解除呂夷簡的嫌隙，在對夏作戰中，才不至於有人從中掣肘。仲淹死後，歐陽修在《文正范公神道銘》說：「自公坐呂公貶，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凡直公者皆指為黨，或坐竄逐。及呂公復相，公亦再起被用，於是二公歡然相約，戮力平賊，天下之士，皆以此多二公。」歐陽修這幾句，正隱隱約約地指這件事。 但是范仲淹之子純仁 ，始終把仲淹的交歡夷簡，認為一件醜事而堅決否認，對於歐陽修《范公神道碑銘》的揭露，也認為是錯誤，因此在刻石的時候，主張改竄。這可大大地觸怒了這一位長輩。歐陽修本來有些隨和，經過多年的閱歷，顯得更寬容了，可是看到范純仁這一手，禁不住說一聲：「這是我親眼見到的，你年輕，不會知道。」 到今天歐陽修集的刻本，和范家的石碑，內容不能一致，原因在此。范仲淹的那篇《上呂相公書》，在范家刻集時也沒有收入，直到南宋時呂祖謙編定《皇朝文鑒》時，才從先代收藏中，重新錄入。這裡見到呂、范兩家的矛盾，原封不動地傳下去好幾代。 慶曆三年三月，呂夷簡因為衰老了，解除宰相的職務，改授司徒，與議軍國大事。到四月間，索性連這「與議軍國大事」的榮銜也勾去了。這裡當然只是因為自然規律所起的作用，可是也正意味著呂派的失勢。六月間因為西夏的戰事出現了穩定的局面，范仲淹由陝西經略安撫、招討副使內召為樞密副使，七月再由樞密副使除參知政事。當時樞密使杜衍，樞密副使韓琦、富弼；諫官歐陽修、余靖、蔡襄、王素都和仲淹有同樣的政治主張，應當可以說這是范派的全盛時期。石介的一首《慶曆盛德詩》就是指的這期中的政治情況。宰相章得象、晏殊二人高高在上，他們都是老官僚了，有他們的一套應付的辦法。晏殊是一位好好先生，遇事出來打一通圓場。章得象的辦法更妙，有時仲淹、韓琦、富弼和他討論國家大事，他只是閉著眼睛一言不發。富弼憤極了，準備和他頂撞一下，總是由仲淹出場給他攔住 。 范仲淹只是參知政事，照理說，他還不能十分放心做事，可是上面只是一位高拱無為的皇帝和這兩位老官僚，這就給他一個直接提出政治主張的機會。同僚是他的知己，諫官是他的朋友，他還不能為所欲為嗎？但是仲淹究竟不是一位政治家，儘管他有一套政治手腕，懂得在必要的時候，做出無損原則的妥協，也懂得在無可避免的時候，做出義正詞嚴的鬥爭；在對夏作戰的當中，他更懂得如何培養國家的實力，不在準備未足時進行沒有把握的決戰，但是一旦掌握到大權，他的步驟就亂了。首先他沒有吸收得力的人才，予以重用，這一點在對夏作戰之初，歐陽修已經給他指出；其次，他沒有一套周密的計劃，只是把自己想到的和盤托出，沒有一個先後緩急，鬍子眉毛一把抓，從表面看來是奮發有為、百廢俱興，實際上是手忙腳亂、一事無成。這一切都看在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眼裡。慶曆四年五月舜欽有《上范參政書》，他提出七個咨目，作為必須注意的要點，一邊又說： ……去年天子又采天下之議，召閣下入政府，天下之人踴躍詠歌，若已得之，皆曰：「朝廷用人如此，萬事何足慮！」日傾耳側目，望足下之所為。未及半年，時某自山陽還台，已聞道路傳云：「閣下因循姑息，不肯建明大事。」時尚竊竊私語，未敢公然言也。某既絕不之信，必謂怨惡之人，煽成此謗，談者好奇易傳耳。及至都下，言者稍眾，不復避人矣。某始疑之，是何知於前而昏於此邪？既而又為辨之曰：「治久疾者不可速責以效。苟以悍劑暴藥攻之，死生未可知也。」談者或然之。已而某又當足下之薦，不復可與眾辨矣。與之合唱，實不忍為，但惻然愧羞，愔不敢言，而念慮終夕，不能去懷，乃知古之烈士為知己死者以此也。某又竊窺閣下所為，於時亦孜孜數有建目，未甚為曠，是何毀之多也！豈誠之少衰，不銳於當年乎？豈施設之事，未合眾望乎？豈以有高世之名，未見為高世之事乎？愚者不可曉，但聞論議之眾，皆云：「教訓醫工，更改磨勘，復職田，定贖刑之類，皆非當今至急之務。譬如倒懸者饋之以食，大餒者飲之以漿，徒益人之忿耳。」某受閣下非常之知，日思所報，欲閣下之譽，復如當年。念之無他術耳，必取眾議而用之，必皆厭然而服，不復有所詆訾矣。今輒條數事，布於左右，非出於淺見寡識，蓋得之群言焉。若閣下擇其一二，上聞而行之，於國甚利，人又甚樂，故非刻薄僥一時之利也。今議稍喧矣，閣下若更畏縮循默，則不唯國計漸隳，亦恐禍患及身矣。 ——《蘇舜欽集》卷十 蘇舜欽是杜衍的女婿，當時認為他是范仲淹的一派，在范仲淹失敗後，他是第一個受到貶斥的。從他的言論中，我們可以看到仲淹在政治中失敗的原因。《宋史·范仲淹傳》說：「及陝西用兵，天子以仲淹士望所屬拔用之。及夷簡罷，召還，依以為治，中外想望其功業，而仲淹以天下為己任，裁減悻濫，考核官吏，日夜謀慮興致太平，然更張無漸，規模闊大，論者以為不可行。及按察使出，多所舉劾，人心不悅。自任子之恩薄，磨勘之法密，僥倖者不便，於是謗毀稍行而朋黨之論浸聞上矣。」這一個結論，是合乎事實的。 政治形勢對於仲淹的不利已經很顯然了。六月間，因為西夏發生一些內部矛盾，境內軍事調動頻繁，晉北陝北同時緊張起來。范仲淹抓住這個機會，請求外調，他以陝西河東宣撫使的名義出京，擺脫了中央政府的一切責任。 呂夷簡已經致仕了，住在鄭州，仲淹出京以後，在鄭州耽擱下來，拜訪夷簡。「參政這一次出使宣撫，為了什麼？」夷簡問。 「仲淹在朝。」仲淹答道，「於國無補，這一次出使，正是希望報答朝廷知遇之恩啊。」 「參政錯了。」夷簡笑著說，「一步離開朝廷，什麼都辦不成的。」 呂夷簡是當時的一位最老練的政客，他這一句把仲淹出京以後的情況全部講明了。 西夏的戰事以西夏獲得獨立，宋王朝對於西北兩邊每年增加歲幣四十五萬五千而結束。對外的戰爭一經停止，宋王朝統治階級內部派系鬥爭的戰火立即開始。新派既以范仲淹的措置不當而失敗，仲淹抓住這個機會，隨即脫離中央，留下當時要求革新的新進聽候舊派的擺弄。這一切是梅堯臣在慶曆四年秋間入京時所看到的景象。 舊派的領導人物呂夷簡雖然已經下台，但是舊派的勢力仍然是不可侮的。實際上在封建社會裡舊派是一支永遠不可輕視的力量，因為在那樣的社會裡，要求革新的人永遠是少數，而絕大多數是保守的、腐朽的乃至失敗的官僚，口頭要求革新而慾壑難填的革新派都會走向守舊的大旗，垃圾湊成堆，居然可以成為強大的勢力。當然，這樣的勢力沒有群眾的基礎，經不起人民的一擊，但是在那個時代里，不要說弄虛作假的革新派，即使是真心實意的革新派也不免指空立說，脫離實際，有幾位真正代表人民的要求呢？慶曆四年的舊派以王拱辰為首，他官居御史中丞，是諫官的領袖，掌握著強有力的言論機構，正在尋求機會，在新派沒有任何準備的當口給以致命的打擊。 堯臣入京的時候，歐陽修正以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的名義出差河北。他聽到堯臣入京，和蘇舜欽在一處作詩，這是當時的兩位有名的詩人，歐陽修高興得很，有《水谷夜行寄聖俞子美》 一首： 寒雞號荒林，山壁月倒掛。披衣起視夜，攬轡念行邁。我來夏雲初，素節今已屆。高河瀉長空，勢落九州外。微風動涼襟，曉氣清余睡。緬懷京師友，文酒邈高會。其間蘇與梅，二子可畏愛。篇章富縱橫，聲價相摩蓋。子美氣尤雄，萬竅號一噫。有時肆顛狂，醉墨灑滂沛。譬如千里馬，已發不可殺。盈前盡珠璣，一一難揀汰。梅翁事清切，石齒漱寒瀨。作詩三十年，視我猶後輩。文詞愈清新，心意雖老大。譬如妖嬈女，老自有餘態。近詩尤古硬，咀嚼苦難嘬。初如食橄欖，真味久愈在。蘇豪以氣轢，舉世徒驚駭。梅窮獨我知，古貨今難賣。二子雙鳳凰，百鳥之嘉瑞。雲煙一翱翔，羽翮一摧鎩。安得相從游，終日鳴噦噦。相思苦問之，對酒把新蟹。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 歐陽修的這首詩，對於梅、蘇兩人的評價，是比較確切的。蘇舜欽以宰相愛婿的身份，又是有名的才子，正是豪氣勃發的時候，他甚至認為人家以梅蘇並稱，是一件不幸的事情，這是何等的豪放，然而不免有些荒誕了。歐陽修說他是珠璣盈前，難於揀汰，這是推崇，然而也是批評。他說堯臣窮，事實上堯臣的確是窮得走投無路。只因為他沒有考中進士，憑著叔叔的一些恩蔭，做了三任主簿、兩任縣官、一任監稅，現在又到東京尋找出路，而當日的同輩，進士出身的，現在都已是國家大臣，這是何等的懸殊！可是他的詩，尤其是近體詩，確實做到咀嚼橄欖，味美於回的地步。歐陽修的評價是相當真切的。 蘇舜欽是一位豪放的詩人，這時他正以集賢校理的身份監進奏院。十一月間照例要祭神，舜欽吩咐把進奏院積存的廢紙一併出賣，準備酒席，在祭神完畢以後，大會賓客，大吃大喝。酒席間，他們還招來一群妓女，一邊奏樂，一邊敬酒，真是吃喝玩樂，搞得一場暢快。酒席上大家即席賦詩，一位年輕朋友王益柔，索性寫下一首《傲歌》，中間有名的兩句： ……醉臥北極遣帝佛，周公孔子驅為奴。…… 在詩興大發的時候，周公孔子都算不得什麼。年輕人喝醉了，什麼都說得出。 在封建社會裡，對人對事都沒有現代那麼嚴格。廢紙本來不算是國家財產，至於妓女，那時官府衙門、軍營前線，甚至私家宅院都有。固然她們是被侮辱被損害的，但是當時已經習以為常，沒有誰感到不合適，因此蘇舜欽也就做了。有一位李定，原來希望參加這一個盛會，可是舜欽沒有答應。 「好，你不答應，看看你們落到一個怎樣的下場。」李定說。 他到御史中丞王拱辰那裡去告密，他說蘇舜欽如何盜賣公家財物，如何挾妓飲酒，如何濫飲狂歌，甚至連大聖人周公、孔子都受到他們的侮辱。 王中丞真是高興極了。他問李定，除了舜欽以外，還有一些什麼人。李定屈著手指把他們一個個數出來，都是一些少年新進，和舊派勢不兩立的人，尤其是蘇舜欽，因為一攻擊蘇舜欽，他的岳父杜衍的嘴便被堵住了。杜衍雖然由樞密使擢為宰相，他必然不能講話。還有一位宰相章得象，這是一位老官僚，平時就愛閉著眼睛，現在讓他繼續閉著眼睛吧。王拱辰盤算著，舜欽一去，杜衍這老頭子，便得離開朝廷，那時樹倒猢猻散，更沒有誰替新派說一句好話，整個的政治界，又要出現一個局面了。算呀算得，拱辰高興得直喊：「我這一網打盡了。」 果然不錯，一網打盡了。他指使諫官魚周詢、劉元瑜出名，首先對於監進奏院的右班殿直劉巽、大理評事集賢校理蘇舜欽提出彈劾，凡是參加這次宴會的一個都沒有漏掉。奏疏上去以後，發交開封府審問。劉巽、蘇舜欽兩人承認監守自盜的罪名，得到除名勒停（革職永不敘用）的處分，其餘如王洙 、刁約、江休復、王益柔、宋敏求等分別降級或貶斥。這是一次政治陰謀的暴露，手段非常毒辣，但是有什麼應付的辦法呢？王拱辰甚至提出王益柔作《傲歌》、侮辱聖人，必須處以死刑的建議。大臣中章得象照例不置可否，其餘也有支持王拱辰的，情況更嚴重了。 樞密副使韓琦說：「王益柔少年誑語，不值得這樣計較。國家大事多得很，大臣應當與國家同休戚，現在什麼都不管，只攻擊一個王益柔，用心所在，不僅為了一首《傲歌》，還不是很清楚嗎？」 樞密院是管軍事的，但是韓琦憋不住了，只得這樣說，因此他很招了一些大臣的不滿。王益柔的性命總算保住了，革去集賢校理，落得監復州 稅的任務。不久以後，宰相杜衍也自請罷免，以尚書左丞的名義降知兗州。 梅堯臣是一位閒散的小官，在汴京這場一面倒的政治鬥爭里，他看到朋友們一個個倒下去，但是他沒有發言的機會，也無法參加到這一場鬥爭里去。他只有運用他的詩歌進行反擊。 對於李定，他有《雜興》一首： 主人有十客，共食一鼎珍。 一客不得食，覆鼎傷眾賓。 雖雲九客沮，未足一客嗔。 古有弒君者，羊羹為不均 。 莫以天下士，而比首陽人 。 ——《宛陵文集》卷十一 對於這一場鬥爭，他有《讀〈後漢書〉列傳》： 漢家誅黨人，誰與李杜死。 死者有范滂，其母為之喜。 喜死名愈彰，生榮同犬豕。 ——同前 這是一首坦率的詩，可能有人感到這樣的坦率損害了詩的韻味。但是中國詩文的傳統，正如有人說過的，「至哀無文」，又說「大文彌朴」。有了深切的感情，不需要什麼文采；最有文采的作品，正是最樸素的作品。我們是不是可以從這個角度考慮梅堯臣的作品呢？ 王益柔字勝之，他的父親王曙曾為西京留守，對於堯臣的詩認為兩百年無此作，因此益柔和堯臣，是有一定淵源的。在這群人中，是切直敢言的一位，范仲淹薦為集賢校理，其後王拱辰主張判處益柔死刑，目的在於藉此給仲淹一次沉重的打擊。在他黜監復州酒稅以後，堯臣送他沒有送到，一直趕到屠兒原。屠兒是戰國時代的朱亥，信陵君的門客，以擊斃魏將晉鄙得名。堯臣有詩： 送逐客王勝之不及遂至屠兒原 犯霜出國門，送客客已去。 猶意行未遠，策馬過寒戍。 川長不見人，沙沒前崗路。 始聞雲木深，忽逢朱玄墓。 金錘一報恩，義烈垂竹素。 何須文學為，寄語長沙傅。 ——同前 在這次流放中，主要的是蘇舜欽。舜欽是杜衍之婿，由范仲淹的推薦，召試集賢校理、監進奏院，因此成為舊派的主要目標。獲得「除名勒停」的處分以後，舜欽毅然地離開汴京，直到南方，最後定居於蘇州的滄浪亭。堯臣送別舜欽的詩寫得最親切，這裡也正透露了二人的深刻感情。 勇為江海行，風波曾不懼。但欲尋名山，扁舟無定處。南有鵩若鴞，嶮有石若鋸。毒草見人搖，短狐逢影怒。不遐尚苦乖，更逐饒瘴霧。東土乃濱海，蜃鼉仍可怖。殼物怪瑣屑，蠃蜆固無數。咸腥損齒牙，日月復易飫。二方既若此，往矣無久駐。竟當西北來，醇酎炙肥羜。夏不厭漿酪，冬不厭雉兔。勿言專口腹，口腹人所務。天台信奇偉，石橋非坦步。廬岳趣最幽，飢腸看瀑布。此致雖為高，實亦難久慕。君行聽我言，不聽到應悟。 ——同前卷《送蘇子美》 不久以後，歐陽修自河北回來了，因為這一次出差河北的辛苦，進階朝散大夫，封信都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可是堯臣還是汴京的一位閒散官，生活清苦，歐陽修派人送酒去，堯臣有《永叔贈酒》一首。他首先提出：「大門多奇醖，一斗市數千。貧食尚不足，欲飲將何緣。豈能以口腹，屈節事豪權。」可是現在好了，「窮臘忽可怪，雙壺故人傳。呼兒欲自酌，瓦盞無完全。」他又說道：「始得語且橫，既醉論益堅。曾不究世務，閒氣爭古先。」這裡也正見出即使在窮巷之中，堯臣還是有他的感慨。 范仲淹已經出京了，蘇舜欽這一大批，又是降黜的降黜，除名的除名，汴京城內的風波，並沒有因此停下來。歐陽修的一篇《朋黨論》，本集題為慶曆四年作，肯定是和這一年的政局有關。他說： 臣聞朋黨之說，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自然之理也。然臣謂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祿也；所貪者，財貨也，當其同利之時，暫相黨引以為朋者，偽也，及其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疏，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臣謂小人無朋，其暫為朋者偽也。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故為人君者，但當退小人之偽朋，用君子之真朋，則天下治矣。…… ——《歐陽文忠公集》卷十七 儘管歐陽修提出這樣的看法，但是從最高統治者的立場看問題，臣僚的相互關係，常常會引起他的猜忌。在封建社會裡，凡是有意狠狠地打擊對方的時候，首先必須指出他們是朋黨，這才可以爭取最高統治階級的同情。歐陽修這篇文章，首先指出「君子有朋」便是承認「有朋」，無論是不是「君子」，但是「有朋」便中了君主的大忌，所以從政治的作用看，這篇文章是註定失敗的。 慶曆四年十一月間，皇帝的詔書下來：「朕聞至治之世，元凱共朝，不為朋黨，君明臣哲，垂榮無極，何其德之盛也。朕昃食厲志，庶幾古治，而承平之弊，澆競相蒙，人務交遊，家為激訐，更相附離，以沽聲譽。至或陰招賄賂，陽托薦賢。又按察將命者，恣為苛刻，構織罪端，奏鞫縱橫以重罪辟。至於屬文之人，類亡體要，詆斥前聖，放肆異言，以訕上為能，以行怪為美。自今委中書門下御史台采察以聞。」 宋代詔書，記載完備的通常指出行文的作者。這一道詔書出於誰人之手，固然不可考，但是出於范仲淹的對方，大致是可以看出的。詔書指摘的對象，有些是毫無根據，但是提出按察的恣為苛刻，屬文的詆斥前聖，皆屬歷歷可指。正因為把有根有據的和無根無據的連在一處，用詔書的名義提出，更使范仲淹這一派無可辨詰，政治形勢對於新派顯然不利。 范仲淹是機警的，他以參知政事的身份，宣撫河東、陝西。出京以後，十一月中申請罷免參知政事，改知邠州，作為下台的地步。按照當時的步驟，經過一些反覆以後，直到慶曆五年正月，明令范仲淹為資政殿學士、知邠州兼陝西西路緣邊安撫使，富弼為資政殿學士、京東西路安撫使知鄆州。同日杜衍罷為尚書左丞知兗州，在制書中甚至稱為：「自居鼎輔，靡協岩瞻，頗彰朋比之風，難處咨謀之地，顧群議之莫遏，豈舊勞之敢私。」 這裡也正看到杜衍的罷斥，主要還是由於政治的陰謀。 這次政治的變動，在堯臣詩里的反映，首先是《丞相二章》： 丞相之拜，冠弁旅至。 乘馬載驅，如彼鉅瀦。 有雁有鶩，有龜有魚。 烝然來萃，翔泳嘯呼。 丞相之去，乃還印綬。 乃飭車輪，如彼涸津。 時靡翔羽，時靡游鱗。 寂兮寂兮，豈有嘉賓。 ——《宛陵文集》卷二十四 堯臣對於杜衍的去位是惋惜的、同情的。事實上堯臣在政治上是站在新派這一邊的。歐陽修、尹洙、富弼乃至王益柔、刁約、宋敏求，都在這一邊，堯臣的感情不會走到不同的一邊。但是堯臣對於范仲淹是不同情的，他甚至對於仲淹的失敗，認為是應當的。在仲淹和呂夷簡鬥爭的第一個回合里，仲淹失敗了，但是堯臣同情仲淹，這一點仲淹也完全明白。兩人集中各有一篇《靈烏賦》，正是具體的證明，但是這一次卻不同。儘管堯臣的同情，完全在新派這一邊，可是他卻不同情仲淹，甚至認為仲淹的失敗是應得的懲罰。 仁宗慶曆五年（1045）四十四歲 諭烏 百鳥共載鳳，惟欲鳳德昌。願鳳得其輔，咨爾熟可當。百鳥告爾間，惟烏最靈長。乃呼烏與鵲，將政庶鳥康。烏時來佐鳳，署置且非良。咸用所附己，欲同助翱翔。以燕代鴻雁，傳書識暄涼。鴝鵒 代鸚鵡，剝舌說語詳。禿鶬代老鶴，乘軒事昂藏。野鶉代雄雞，爪觜稱擅場。雀豹代鵰鶚，搏擊肅秋霜。蝙蝠嘗入幕，捕蚊一 何忙。老鴟啄臭腐，盤飛使游揚。鵂鶹與梟鵩，待以為非常。一朝百鳥厭，讒烏出遠方。烏技亦止此，不敢戀鳳傍。養子頗似父，又貪噪豺狼。為鳥鳥不伏，獸肯為爾戕。莫如且斂翮，休用苦不量。吉凶豈自了，人事亦交相。 ——同前 在這首詩里，堯臣指出仲淹用人的失當和教子的無方。用人是行政的主要關鍵。選用的時候，有時不免只考慮到人才的是否幹練，而忘卻了幹練的人才沒有適當的品德，可能造成更大的危害。慶曆七年的詔書提到「四瞪三虎」，曾經說起：「前京東轉運使薛紳，任部吏孔宗旦、尚同、徐程、李思道等為耳目，偵取州縣細過以茲形獄，時號『四瞪』。前江東轉運使楊紘、判官王綽、提點刑獄王鼎，皆亟疾苛察相尚，時號『三虎』，是豈稱朕忠厚愛人之意歟。紘已降知衡州，而紳等故在。其降紳知陝州，鼎知澧州，綽方居喪，候服除日取旨，自今皆無得與監司。宗旦等四人，並與遠小處差遣。」 《續資治通鑑長編》的作者李燾指出楊紘、王鼎、王綽三人，都是由於范仲淹的推薦，這就是說「四瞪三虎」無論是直接的或間接的，都和范仲淹有關。堯臣又說「養子頗似父」，這就說范純仁這一輩兄弟了。從《宋史》的記載看，對於純仁沒有多大的指謫，但是即從他們和歐陽修的關係看，他們的專橫已經明白見到，歐陽修集中的《范公神道碑》和石刻存在差別，正見到這一位作家和范仲淹的後人，中間存在一定的矛盾。 堯臣的《靈烏後賦》可能也是這一年作的，他說： 靈烏，我昔閔爾之忠，告人之凶，遭人唾罵，於時不容，覆巢彈類，驅逐西東。余是時作賦以吊汝，非乘爾困而責爾聰。今者主人悟，彈者去，豐爾食於太倉，置爾巢於高樹，晨雞不鳴，百鳥爭慕，傍睨鳳凰，下窺鵷鷺，爾於此時，徒能縱蒼鷹，逐狡兔，不能啄叛臣之目，伺賊壘之去，而復憎鴻鵠之不親，愛燕雀之來附。既不我德，又反我怒，是猶秦漢之豪俠，遠己不稱，昵己則譽。夫然，吾分足而已矣，又焉能顧。 ——《宛陵文集》卷六十 所謂「燕雀來附」「昵己則譽」，在這樣的詞句中，也約略地看到「四瞪三虎」的陰影。堯臣本人也受到仲淹徒黨的迫害，所以嘉祐三年（1058）他在《次韻答黃介夫七十韻》里說起： ……曩者忤（殘宋本作忤，萬曆本誤作侍）貴勢，悔說烏鳥靈。烏靈反見怒，終恨屈此誠。當時語頗錯，盍呼為大鵬。於此儻遇之，應解頸頰赬。…… 堯臣和仲淹兩人之間的矛盾，是無可諱言的，可是儘管他和仲淹有矛盾，他和整個革新運動是沒有矛盾的。他的立場始終站在要求革新的一邊，沒有動搖，也不用諱飾。這樣就造就他在新派得勢的時候，因為和范仲淹有矛盾而沒有獲得重視；而在新派失勢的時候，又因他的立場鮮明而不得不再度出京。 新派失敗的命運已經形成了。杜衍、范仲淹、富弼相繼外出，朝廷重臣之中，只留下樞密副使韓琦。不久以後，韓琦上疏，請求重用范仲淹、富弼。他說： ……如是則是朝廷以北事專委富弼，以西事專委范仲淹，使朝夕經營以防二敵之變，朝廷實有所倚。又北敵素知弼之威望，亦可以杜其輕發之意。若無事則棄於閒郡，有事則責令扞邊，不惟措置後時，亦是國家失體。臣所以不避朋黨之疑，思一悟於聖聰者，蓋以臣下朋黨，本求進身，今臣叨竊寵任，班著已優，不能惜事寡言，隨眾上下，漸圖進用，而救辨得罪之臣，自取禍患為朋黨，不亦拙乎？願陛下察臣此心，則朋黨之疑自解。兼近日臣僚多務攻擊忠良，取快私忿，非是國家之福，唯陛下久而察之。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五 韓琦這一道奏疏上去以後，沒有得到答覆。三月間，韓琦請求罷免，隨即免去樞密副使，加資政殿學士，知揚州。 這一年春間，歐陽修在真定有《病中代書奉寄聖俞二十五兄》一首，詩中敘說自己的衰病，同樣也提出對於堯臣的推重。他說： ……兵閒事簡居可樂，心意自衰非屑屑。日長天暖惟欲睡，睡美尤厭春鳩聒。北潭去城無百步，淥水冰銷魚撥刺。經時曾未著腳到，好景但聽遊人說。官榮雖厚世味薄，始信衣纓乃羈紲。故人有幾獨思君，安得見君憂暫豁。公廚酒美遠莫致，念君貰飲衣屢脫。郭生書來猶未到，想見新詩甚飢湯。少年事事今已去，惟有愛詩心未歇。君閒可能為我作，莫辭自書藤紙滑。少低筆力容我和，無使難追韻高絕。 ——《歐陽文忠公集》卷二 更重要的是在這個時期，他提出《論杜衍范仲淹等罷政事狀》。他首先指明「士不忘身不為忠，言不逆耳不為諫」，其次他說： ……臣伏見杜衍、韓琦、范仲淹、富弼等，皆是陛下素所委任之臣，一旦相繼罷黜，天下之士皆素知其可用之賢，而不知其可罷之罪。臣雖供職在外，事不盡知，然臣竊見自古小人讒害忠賢，其說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動搖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有指以為朋，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則難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上之所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 以下他又指出：「四人為性既各不同，雖皆歸於盡忠，而其所見各異，故於議事多不相從。」他的結論是： ……此四人者，可謂天下至公之賢也。平日閒居，則相稱美之不暇，為國議事則公言廷諍而不私。以此而言，臣見衍等真得漢史所謂忠臣有不和之節，而小人讒為朋黨，可謂誣矣。…… ——《歐陽文忠公集·奏議》卷十一 在當時的新派當中，歐陽修是一位發言人，在一切鬥爭中，他都站在前列。在這一次的鬥爭里，他正以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的身份在外，所以最初的矛頭並沒有對準他，可是他既然奮不顧身地走到前列，因此對方對於他的攻擊也就來得更兇狠、更毒辣。他的妹妹嫁給張龜正，龜正死後，她帶著龜正前妻的女兒到母家來了。後來這一位張小姐嫁給歐陽修的族侄歐陽晟，可是她和家奴鬧戀愛，事情一直搞到開封府。諫官錢明逸抓住這個機會，誣稱歐陽修自己也和戀愛案子有關，不但如此，他還誣指歐陽修盜用張家的資財，給自己置買田地。封建社會的醜惡在這次鬥爭中又一次暴露了。待到案情訊明以後，歐陽修的龍圖閣直學士、河北都轉運按察使罷免了，改為知制誥知滁州。這是慶曆五年八月的事。 堯臣在慶曆四年入京，經過一年的時間，沒有得到什麼差遣，現在新派正在失勢，眼見得更沒有什麼指望了，六月間，通過禮部侍郎資政殿學士知許州王舉正的推薦，獲得簽署許昌忠武軍節度判官的名義，在六月二十一日乘船出京。 王舉正，鎮定 人，慶曆三年官至參知政事，是一位正直的人物，可是比較懦弱一些，尤其是他的懼內出了名，因此他的連襟李徽之就曾經攻擊他，說是舉正妻悍不能制，如謀國何 ？那時范仲淹剛剛入京，擔當樞密副使，歐陽修出主意，讓王舉正和范仲淹對調，他說： ……今參知政事王舉正最號不才，久居柄用，柔懦不能曉事，緘默無所建明，且可罷之以避賢路。或未欲罷，亦可且令與仲淹對換。當今四方多事，二虜交侵，正是急於用人之際，凡不堪大用者去之，乃協天下公論，不必待其作過，亦不須俟其自退也。況若令與仲淹對換，則於舉正不離兩府，全無所損，伏望陛下思國家安危大計，不必顧惜不材之人，使妨占賢路。…… ——《歐陽文忠公集·奏議》卷二 歐陽修這一道奏疏，是相當尖銳的。仁宗皇帝想了一下，舉正擔當參知政事，固然才力不勝，可是以一位懼內的人物擔當主持軍事的樞密副使更不適合。七月間舉正改知許州，騰出參知政事的任務交給范仲淹。在我們考慮到梅堯臣和歐陽修的密切關係，在堯臣正在彷徨時，王舉正不但沒有因為歐陽修的關係遷怒堯臣，反而推薦他簽署忠武軍判官，看來王舉正雖然不是一位幹才，可確實是一位忠厚長者了。 堯臣是一位敢於鬥爭的人物，但是他沒有進行鬥爭的政治地位，這就迫使他運用詩歌作為進行鬥爭的武器。從汴京出城，沿著水道前進，可是這一年汴河水淺船開不出，所好開封府的縣官是夠朋友的，一邊派遣員丁防衛，一邊饋送酒饌糕點，六月底的生活還是過得很好，這一晚他作了好幾首詩，最得意的是—— 夢登河漢 夜夢上河漢，星辰布其傍。位次稍能辨，羅列爭光芒。自箕歷牛女，與斗直相當。既悟到上天，百事應可詳。其中有神官，張目如電光。玄衣乘蒼虬，身佩水玉璫。丘蛇與穹鱉，盤結為紀綱。我心恐且怪，再拜忽禍殃。臣實居下土，不意涉此方。既得接威靈，敢問固不量。有牛豈不力，何憚使服箱？有女豈不工，何憚縫衣裳？有斗豈不柄，何憚挹酒漿？捲舌不得言，安用施穹蒼？何彼東方箕，有惡務簸揚？唯識此五者，願言無我忘。神官呼我前，告我無不臧。上天非汝知，何苦詰其常？豈惜盡告汝，於汝恐不祥。至如人間疑，汝敢問於王？扣頭謝神官，臣言大為狂。駭汗忽爾覺，殘燈熒空堂。 ——《宛陵文集》卷二十五 這首詩是從《小雅·大東》蛻化而來的，模仿的痕跡還很顯然，但是這已經不是《大東》而是堯臣自己的詩了，因為詩是針對當時的政治情況而提出質問。「有牛」「有女」「有斗」這三個問題指出為什麼有人才而不能使用，「捲舌」指出噤口不言的諫官，「東方箕」指出進讒的小人，這一切都是當前的現實，而神官的「至如人間疑，汝敢問於王」，更把作詩的本意和盤托出。詩中所寫的是慶曆五年的現實，而運用的手法正是浪漫主義和現實主義具體結合的範例。 堯臣對於詩歌的意義有自己的認識。這正是這段時間內逐步明確起來的。六月間出京赴許之前，裴煜來看他，還一再勸誡他要全面考慮，不要多作詩。當然，這是裴煜的好意，他看到堯臣的蹭蹬失意，因此加以苦口的勸誡。可是得到的回答是堯臣的一首詩： 答裴送序意 我欲之許子有贈，為我為學勿所偏。誠知子心苦愛我，欲我文字無不全。居常見我足吟詠，乃以述作為不然。始曰子知今則否，固亦未能無諭焉。我於詩言豈徒爾，因事激風成小篇。辭雖淺陋頗克苦，未到《二雅》未忍捐。安取唐季二三子，區區物象磨窮年。苦苦（萬曆本作苦古，宋犖本、《宋詩抄》皆作苦苦）著書豈無意，貧希祿廩塵俗牽。書辭辯說多碌碌，吾敢虛語同後先。唯當稍稍緝銘志，願以直法書諸賢。恐子未論我此意，把筆慨嘆臨長川。 ——《宛陵文集》卷二十五 自從襄城以來，堯臣詩的發展，已經具有獨特的面貌，他否定晚唐以後的作者，認為這些「嘲風雪、弄花草」之作，只是「區區物象磨窮年」，沒有政治意義。他對於詩的要求，是「因事激風」直追《二雅》。在詩的語言裡，他也擺脫了辭藻的要求，對於「淺陋」，他並不諱言，甚至還隱約指出追求直率的用心。在我們理解到堯臣的政治地位，和他在政治鬥爭中的立場，這樣的提出，不會覺得是突然的。 從另一方面看，雖然有人認為堯臣在詩的成就上，有平淡的一面，他也確實寫過一些平淡的詩篇，但是對於平淡，他卻有自己的看法。他的朋友宋敏求，和弟中道是走平淡的道路的，可是堯臣卻不以為然。五月間他有《答中道小疾見寄》一首： 嵇康性彌懶，曾不廢養生。子姑（疑當作始）當妙年，何乃勞其精。老聃有至論，身孰親於名。詩本道情性，不須大厥聲。方聞理平淡，昏曉在淵明。寢欲來於夢，食慾來於羹。淵明儻有靈，為子氣不平。其人實傲佚，不喜子纏縈。吾今敢告子，幸願少適情。時能與子飲，莫惜倒缾罌。 ——《宛陵文集》卷二十四 從汴京出發以後，因為黃河決口，汴河水涸，船開不出去，堯臣窮坐作詩，又有《寄宋次道中道》，他說： 再來魏闕下，舊友無一人。或為美官去，或為泉下塵。晚節相知者，操節許松筠。目世常山公，伯仲文學均。與我數還往，以義為比鄰。屢假篋中書，校證多獲真。次述盈百卷，補亡如繼秦。中作淵明詩，平淡可擬倫。於時多驕佚，黃卷罕所親。昨以興西師，往往劍射伸。短衣夸走馬，睅目語常瞋。欲效西山勇，遂笑東魯仁。舍本趨富貴，乃與市賈濱。以此較於子，素業固未泯。前日之許昌，別君已經旬。偶然值河決，窮坐如涸鱗。臨風思有寄，夜詠遂達晨。 ——《宛陵文集》卷二十五 在這首詩里，他也提到宋氏兄弟的平淡詩，那時一般人都認為陶潛詩是平淡的標準，當然他們對於陶潛的思想認識還很不夠。堯臣指出「其人實傲佚」，確實已經踏進了一步。 慶曆五年秋後，政治形勢的發展，對於新派更加不利了。七月，貶知潞州尹洙為崇信軍節度副使。崇信軍在隨州，節度副使是沒有職務的官員，尹洙只得寄居在佛寺之中。八月，歐陽修貶知滁州。十月，知鄆州富弼罷安撫使，知邠州范仲淹罷陝西西路安撫使，改知鄧州。慶曆四年范仲淹等執政的時候，作《慶曆聖德詩》的石介，在七月間死了，和新派對立的人看到這是一個機會，他們散布謠言，說是石介沒有死，已經逃到契丹，勾結外族，約同富弼發動京東兵馬，向汴京進軍，企圖叛變。這時恰巧山東人民有起義的消息，皇帝派親信到山東去探聽。在回京還報的時候，他們說山東的人民沒有問題，可是知兗州的杜衍和知鄆州的富弼全靠不住。皇帝一邊派人核查石介是否確實已死，一邊準備把杜衍、富弼調往淮南。後來幸虧參知政事吳育指出小人乘機陷害大臣，非國家之福，總算把事情安定下來，但是富弼、范仲淹的軍權全部消除，正見到政潮中的波浪，還在不斷地起伏。 歐陽修的貶知滁州，當然誰都明了這只是政治鬥爭的結果。政治的對手方為目的不擇手段，誣歐陽修以男女關係，正和誣富弼以準備進軍一樣，只求打倒對方，沒有任何顧忌。這一點歐陽修也很清楚，所以到了滁州，生活態度很從容，認為唯有這樣才能消除對方的意氣，也免於遭到進一步的陷害。有名的《豐樂亭記》就是這一年的作品。他說到了滁州以後，「日與滁人仰而望山，俯而聽泉，掇幽芳而蔭喬木，風霜冰雪，刻露清秀，四時之景無不可愛，又幸其民樂其歲物之豐成而喜予游也，因為本其山川，道其風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豐年之樂者，幸生無事之時也」。 仁宗慶曆六年丙戌（1046）四十五歲 是不是梅堯臣、歐陽修都能安於所在、樂其所樂呢？當然不是。那時還是北宋王朝的前期，誰都不能沒有文字獄的顧慮，所以把他對於作詩的主張和歐陽修提出： 寄滁州歐陽永叔 昔讀韋公集，固多滁州詞。爛熳寫風土，下上窮幽奇。君今得此郡，名與前人馳。君才比江海，浩浩觀無涯。下筆猶高帆，十幅美滿吹。一舉一千里，只在頃刻時。尋常行舟艫，傍岸撐牽披。有才苟如此，但恨不勇為。仲尼著《春秋》，貶骨常苦笞。後世各有史，善惡亦不遺。君能切體類，鏡照嫫與施。直辭鬼膽懼，微文奸魄悲。不書兒女書，不作風月詩。唯存先王法，好醜無使疑。安求一時譽，常期千載知。此外有甘脆，可以奉親慈。山蔬采筍蕨，野膳獵麏麋。鱸膾古來美，梟炙今且推。夏果亦瑣細，一一舊頗窺。圓尖剝水實，青紅摘樹枝。又足供宴樂，聊與子所宜。慎勿思北來，我言非狂痴。洗慮當以淨，洗垢當以脂。此語同飲食，遠寄入君脾。 ——《宛陵文集》卷二十六 堯臣看到在政治形勢上，現在正是革新派走入低潮的時候，所以鄭重地告誡歐陽修「慎勿思北來，我言非狂痴」。可是他還是把要求革新的使命賦予詩歌。他在許州時，和韓億諸子往來較密。韓億在仁宗初年官至參知政事，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八子：綱、綜、絳、維、縝、緯、緬，當時稱為韓氏八龍。堯臣有《答韓三子華（絳）韓五持國（維）韓六玉汝（縝）見贈述詩》。堯臣說起： 聖人與詩言，曾否專其中。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自下而磨上，是之謂《國風》。《雅》章及《頌》篇，刺美亦道同。不獨識鳥獸，而為文字工。屈原作《離騷》，自哀其志窮。憤世嫉邪意，寄在草木蟲。邇來道頗喪，有作皆言空。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人事極諛諂，引古稱辯雄。經營唯切偶，榮利因被蒙。遂使世上人，只曰一藝充。以巧比戲弈，以聲喻鳴桐。嗟嗟一何隔，甘用無言終。…… ——《宛陵文集》卷二十七 堯臣在這首詩里，不但對於「風雪花草」之詩不能滿意，而且直接提出對於運用典故，講求對仗的反對。他強調詩歌的鬥爭意義，所以說「因事有所激，因物興以通」，這就把政治標準提得極高。當然，這不是說堯臣忽略了藝術標準，因為他早年從西崑派的培養里，已經獲得對於藝術的認識，可以保證他的作品夠得上藝術的要求，但是在他的感情充沛、一吐為快的時候，他受到詩興的支配，有時也會衝破藝術要求的藩籬。 從歐陽修這一年的詩作里，我們可以看到他受堯臣的影響。集中體現在《憎蚊》《讀徂徠集》《重讀徂徠集》，都顯然走著堯臣的道路。尤其最後一篇，他把石介身後所受的誣陷，沉痛地寫出來。他說： ……人生一世中，長短無百年。無窮在其後，萬世在其先。得長多幾何，得短未足憐。惟彼不可朽，名聲文行然。讒誣不須辨，亦止百年間。百年後來者，憎愛不相緣。公議然後出，自然見媸妍。孔孟困一生，毀逐遭百端。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所以忠義士，恃此死不難。當子病方革，謗辭正騰喧。眾人皆欲殺，聖主獨保全。已埋猶不信，僅免斫其棺。此事古未有，每思輒長嘆。我欲犯眾怒，為子記此冤。下紓冥冥忿，仰叫昭昭天。書於蒼翠石，立彼崔嵬巔。…… ——《歐陽文忠公集》卷三 這一首詩確實把堯臣和歐陽修的作品，緊密地連在一起了。假如提「梅歐體」，必須是這樣的作品，才算是真實的「梅歐體」。當然，嚴羽那樣的批評家，會認為這是「以議論為詩」，沒有「一唱三嘆之致」。嚴羽論詩，以盛唐為宗，只知有唐詩而不知有宋詩，以唐詩的標準要求宋詩，那就只會看到宋詩和唐詩的距離，而不會看到宋詩的特點。我們必須認識唐詩的標準不是作詩的唯一標準而後才能認識宋詩，尤其宋詩的開山祖師梅堯臣的詩。 就在這一年，歐陽修有《梅聖俞詩集序》。他在序中說：「聖俞詩既多不自收拾，其妻之兄子謝景初懼其多而易失也，取其自洛陽至於吳興已來所作，次為十卷。予嘗嗜聖俞詩而患不能盡得之，遽喜謝氏之能類次也，輒序而藏之。」歐陽修言外之意，好像這十卷本由謝師厚搜集，沒有經過堯臣的刪定，實則他和堯臣通信時，曾說：「……詩序謹如命送去，蓋述大手作者之美，難為言，不知稱意否。」 這就看到師厚的搜集得到堯臣的同意，其中去取，必然有堯臣的意旨，而《詩集序》更是出於堯臣的要求。 這篇序首先提出「窮而後工」的看法： 予聞世謂詩人少達而多窮，夫豈然哉。蓋世所傳詩者多出於古窮人之辭也。凡士之蘊其所有而不得施於世者，多喜自放于山巔水涯之外，見蟲魚草木風雲鳥獸之狀類，往往探其奇怪，內有憂思感憤之鬱積，其興於怨刺，以道羈臣寡婦之所嘆，而寫人情之難言，蓋愈窮則愈工。然則，非詩之能窮人，殆窮者而後工也。 其次他舉出堯臣之窮，說他：「少以蔭補為吏，累舉進士，輒抑於有司，困於州縣，凡十餘年。年今五十，猶從辟書，為人之佐，郁其所畜，不得奮見於事業。」所謂「年今五十」，只是就大數而言，其實堯臣這一年，只有四十五歲，「猶從辟書，為人之佐」，指的通過王舉正的推薦，在許州擔任忠武軍判官的職務。他在後面又說： ……若使其幸得用於朝廷，作為雅頌，以歌詠大宋之功德，薦之清廟，而追商、周、魯頌之作者，豈不偉歟！奈何使其老不得志，而為窮者之詩 ，乃徒發於蟲魚物類，羈愁感嘆之言。世徒喜其工，不知其窮之久而將老也，可不惜哉！…… ——《歐陽文忠公集》卷四十二 堯臣的窮，確實是走投無路，十餘年的仕籍，一代最有名的詩人，還得寄人籬下，做一名佐貳官，這和歐陽修是完全不同了。歐陽修雖然貶斥在外，但是他曾經做過知制誥、河北都轉運按察使、封信都子，食邑五百戶，隨時可以重行起用，所以他在《序》中提出「窮而後工」的議論，儘量給堯臣以一定的慰藉。當然，我們不能從此得出「詩不窮則不工」的結論。 自從謝氏去世以後，堯臣對於她是不斷懷念的。僅僅慶曆六年，從《元日》《不知夢》《夢覺》《椹澗夕夢》《靈樹鋪夕夢》《三月十四日汝州夢》《憶吳松江晚泊》《憶將渡揚子江》《丙戌五日畫夢》《夢覩》《悲書》《麥門冬》《梨花憶》這些詩里，我們可以親切地看到他對於謝氏的追憶。《梨花憶》里說：「……白玉佳人死，青銅寶鏡空。今朝兩眼淚，怨苦屬衰公。」這是何等的深刻。但是中年喪偶，究竟不是一件長此結局的事，何況兒子頭上，因為失去母親的照料，生著滿頭蟣虱 ，不能不考慮應付的方法。 陰雨的秋天，堯臣從許州到汴京來了。這一晚宿安上門外，裴煜、胥元衡都來訪，堯臣有詩一首： 宿安上人門外，裴如晦胥平叔來訪 胥悲喜我至，冒雨夜出城。燈前相對語，怪我面骨生。為言憔悴志，因意多不平。亦見子頷須，長黑已可驚。知子有所立，毛髮隨世情。子心且如舊，後輩苦前輕。 ——《宛陵文集》卷二十八 詩中不禁流露許多牢騷，但是這次堯臣入京，實際上是來續弦的。新夫人刁氏，昇州（今江蘇南京）人，刑部郎中、西崑派詩人刁衎的孫女，太常博士刁渭的女兒，刁繹、刁約、刁紡等人的妹妹或堂妹妹，據宣城《梅氏宗譜》，刁氏生於乾興元年（1022），這一年二十五歲，婚後堯臣有詩： 新婚 前日為新婚，喜今復悲昔。 閫中事有托，月下影免只。 慣呼猶口誤，似往頗心積。 幸皆柔淑姿，稟賦誠所獲。 ——同前 那時刁家本宅在潤州（又稱南徐、今江蘇鎮江），刁紡和堯臣談起，不久要回潤州，堯臣也說自己準備退居潤州，把謝氏的棺柩葬到那裡，這一切他都拜託刁紡留心，刁紡也承應了。詩中曾說： 刁經臣將歸南徐許予尋隱居之所及亡室墳地因走筆奉呈 欲居江上江，試與問京峴。 嘗觀鮑家詩，心慕已不淺。 行當卜結廬，依農事清畝。 傍葬吾先妻，同穴晚未免。 買谷勿險深，求岡要平顯。 松竹應所宜，蒿萊預教翦。 我志決不移，君言幸須踐。 ——同前 堯臣八月間到汴京，續弦以後，帶著新夫人刁氏匆匆地乘船出京，因為水道的關係，這一次大兜轉，從汴京直開潁州（今安徽阜陽），九月初到達。那時晏殊正以工部尚書的身份知潁州。九月八日晏殊約堯臣在潁州西湖會飲，次日再在擷芳園會飲。晏殊是朝中的舊相，一代詩人和詞人，因此在堯臣路過的時候，不肯輕易放過。可是他不免把他對於詩的認識強加於人。他和堯臣論詩。「名不盛者辭必不高，一切都得看詩人的地位啊！」晏殊說。 堯臣面對著這一位五十六歲的老丞相，沉吟著說：「是啊，看來陶淵明的詩就是如此。」 「對的，」晏殊說，「陶淵明就是高，他的詩中多是村野田舍之語，可是必須學。」 看到這一位達官貴人，平時自稱詩中有「真富貴語」的晏殊，說起必須學習村野田舍的詩人，堯臣感到有些意外，只得嘗試一下：「敢問老相公，那麼孟郊如何呢？」 「孟郊的詩句，」晏殊捋著白須說，「總是太喜歡用新字，有時一句五個字，全是新的，那就不能和淵明一概而論了。」 堯臣拱拱手：「老相公的吩咐真真領教了。」 「哪裡哪裡！要從砂中取寶，枯樹探春，都是枉費心機的。孟郊還不是這樣嗎？老夫不中用了，以後的詩壇都得仰仗簽判。」晏殊說罷，一連向堯臣擺手。 「過獎得很，不敢當。」堯臣接著說。 經過幾日的唱和，堯臣向晏殊告辭，晏殊也委實愛才若渴，一再地和堯臣訂期再會，總希望有朝一日堯臣能到潁州長住，一則幫忙處理公事，二則也添一個作詩的伴侶。 從潁州到許州，那時必得從蔡河轉個彎，可是水淺，開不了幾里路，船底膠在沙灘上。晏殊又派衙兵來了，他送來好酒，附帶著一封信，對於堯臣著實稱道一番。他指出堯臣的作品，確實可以上比陶淵明、韋應物。他說這是天下的公言，並不是他晏殊的私言。 從堯臣當時的境遇看，得到晏殊的推許，應當是可以自慰的。可是他怎樣來接受晏殊的推獎呢？他自己很清楚，平生沒有走陶淵明、韋應物的道路。晏殊作詩主張平淡，為了應付一下，自己也作過幾首平淡的詩，可是在這一年不曾說過嗎？「直辭鬼膽懼，微文奸魄悲」，這是什麼樣的平淡呢？難道還得轉過來再作一些「煙雲寫形象，葩卉詠青紅」的詩嗎？堯臣想到這裡，只有苦笑，他很清楚地看出晏殊畢竟不是一位知己，可是總不能不敷衍他。怎樣辦呢？且和他一首詩： 依韻和晏相公 微生守賤貧，文字出肝膽。一為清潁行，物象頗所覽。泊舟寒潭陰，野興入秋菼。因吟適情性，稍欲到平淡。苦辭未圓熟，刺口劇菱芡。方將挹溟海，器小已瀲灩。廣流不拒細，愧抱獨慊慊。疲馬去軒時，戀嘶芻秣減。茲繼《周南》篇，短橈寧及艦。誠知不自量，感涕屢揮摻。 ——《宛陵文集》卷二十八 因為水枯，船開不出，大船挨著小船，一字兒排著好幾條，從白天等到夜晚，月亮出來，還沒有一些水聲。好悶人啊！堯臣吩咐排酒，同新夫人共飲幾杯。這一次他記起晏殊和他說過，古人詩句中，全用平聲，制字穩帖，像「枯桑知天風」那句就是，可是很少全句仄聲的，更談不上全篇用仄聲了。他想著想著，決心試作一首。 舟中夜與家人飲 月出斷岸口，影照別舸背。 且獨與婦飲，頗勝俗客對。 月漸上我席，暝色亦稍退。 豈必在秉燭，此景已可愛。 ——同前 仁宗慶曆七年丁亥（1047）四十六歲 路途是遙遠的，蔡水的漲落又沒有一定的把握，總算最後回到許州。在那裡他和韓氏兄弟來往很密，有時也遇到他們的舅舅王沖，字道損。此外還有一位孫永，字曼叔，也是許州的一位佐貳官。堯臣一次和韓氏兄弟到孫家會飲，他在詩中曾說： 富貴豐盤餐，日可侑清角。 不與賢者俱，飽食何所學。 吾友雖曰貧，邀賞不辭數。 質衣為酒肴，出論輕管樂。 其饌清且甘，刀幾孰親握。 是時予苦眩，引去意頗確。 羸馬雪中歸，醉醒誰復較。 ——《宛陵文集》卷二十九《同諸韓飲曼叔家》 這一年已經是慶曆七年了。開春以後，韓氏兄弟紛紛入京，許州的生活越發寂寞，堯臣想起蘇舜欽來，那時舜欽已經在蘇州定居，建築庭院，稱為滄浪亭，到今天還是蘇州城內有名的園林之一。堯臣有詩： 寄題蘇子美滄浪亭 聞買滄浪水，遂作滄浪人。置亭滄浪上，日與滄浪親。宜曰滄浪叟，老向滄浪濱。滄浪何處是？洞庭相與鄰。竹樹種已合，魚蟹時可緡。春羹芼白菘，夏鼎烹紫蓴。黃柑摘霜晚，香稻炊玉新。行吟招隱詩，懶戴醉中巾。憂患兩都忘，還往誰與頻。昨得滁陽書，語彼事頗真。曩子初去國，我勉勿迷津。四方不可之，中土百物淳。今子居所樂，豈不遠埃塵。被發非泰伯，結客非春申。莫與吳俗尚，吳俗多文身。蛟龍刺兩股，未變此遺民。讀書本為道，不計賤與貧。當須化閭里，庶使禮義臻。 ——《宛陵文集》卷二十九 在這首詩里，堯臣對於舜欽的終身罷斥，總是念念不忘的。固然讀書為道，不計賤貧，但是賤貧也就無從行道，沒有政治地位，也就無法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負，這正是封建社會裡進步的士大夫共同感受的痛苦。 就在這一年初夏，堯臣得到尹洙的死耗。尹洙是洛陽時期的舊交，在當日的一些朋友中，是一位最有擔當的人物。范仲淹貶饒州的時候，尹洙自言仲淹是他的師友，請求和仲淹同時罷免。西夏的戰事發動以後，他在西邊和敵人作戰，前後共五六年。戰事結束以後，遭到部下的誣陷，貶崇信軍節度副使，徙監筠州酒稅，不久他就死了。歐陽修在他的墓志銘里曾說：「而世之知師魯（洙）者，或推其文學，或高其議論，或多其才能，至其忠義之節，處窮達，臨禍福，無愧於古君子，則天下之稱師魯者，未必盡知之。師魯為文章簡而有法，博學強記，通知今古，長於《春秋》。其與人言，是是非非，務窮盡道理乃已 ，不為苟止而妄隨，而人亦罕能過也。遇事無難易而勇於敢為，其所以見稱於世者亦所以取嫉於人，故其卒窮以死。」 對於尹洙的為人，這是一段非常精彩的分析。在均州的時候，尹洙受到知州趙可度的凌逼，得病以後，就醫求藥，處處不能如意。這時候范仲淹在知鄧州任內，代為奏明，才得到鄧就醫，可是得病已深，從此不起，韓琦在《尹公墓表》 里說他「疾革，見賓客妻子無一慼言，整冠帶盥濯，怡然隱几而卒」，正寫出他那臨終的神色。堯臣在詩中說起： 哭尹師魯 謫死古來有，無如君甚冤。 文章不世用，器業欲誰論。 野鳥災王傅，招辭些屈原。 平生洛陽友，零落幾人存。 ——《宛陵文集》卷三十 朋友的凋零，仕途的連蹇，都使堯臣感到失意。這一年他有《凌霄花》詩，可能正寫出心中的憤懣。 草木不解行，隨生自有理。 觀此引蔓柔，必憑高樹起。 氣類固未合，縈纏豈由己。 仰見蒼虬姿，上發彤霞蕊。 層霄不易凌，樵斧誰家子。 一日摧作薪，此物當共委。 ——同前 還有一首《凌霄花賦》，可能也是同一時期的作品。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附質，布葉兮敷苗，朱華燦兮下覆，本干蔽兮不昭。嗟乎，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蒿艾慕高艷而仰翹翹也。安知蘋藻自潔，蘭蕙自芳，芙蓉出污而自麗，芝蘭不根而自長。或紉佩帶，或采傾筐，或制裳於騷客，或登歌於樂章，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必託危柯而後昌。吾謂木老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恐摧為朽荄，不復萌櫱，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宛陵文集》卷六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