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內戰史：1861—1865 · 第11章　戰場後方的北方人民

第1節　北方的生活 戰爭期間，北方人的生活與大多數歐洲文明社會相似：商業活動照常進行，各類院校學生滿員，信徒按時參加禮拜，人們積極參加娛樂活動，機械工程和藝術不斷發展。很多人為提高生活質量或獲取知識而努力，名利的追逐並沒有局限在軍事和政治領域。然而，戰爭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並引發了人們的思考，尤其是戰爭爆發後的十八個月里。當時，愛國的志願兵受到了同胞們的熱情支持，備受鼓舞。1861年5月，菲利普斯·布魯克斯感嘆道：「這場戰爭怎麼樣？難道不偉大嗎？」直到1862年夏天，人們才注意到了北方聯邦軍的優秀品質。1862年7月2日，阿薩·格雷寫道：「我們的大部分士兵具有強烈的責任感，完全有能力在軍中度過一年。」1862年8月15日，阿加西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說：「率先入伍的是我們最優秀的年輕人。如果人們對優秀的北方聯邦軍有意見，那麼可能是軍隊帶走了當地最優秀的人……鄉村地區所有強壯的年輕人都參軍了。」[1] 第2節　物資匱乏 戰爭初期，人們的日子過得很艱難，直到1862年秋天。1861年6月29日，在費城，菲利普斯·布魯克斯寫道：「費城人越來越窮了」。1862年8月5日，《紐約論壇報》寫道：「我們的工業已經陷入癱瘓，貿易停滯，財政狀況堪憂，鐵路運輸混亂不堪。」但各類商鋪仍在運營，咖啡和糖的價格大幅上漲。因此，一些人將咖啡和烘烤過的蒲公英根莖泡在一起喝，一些人用干玉米或黑麥當早餐，還有一些人用紅糖代替了白糖。餐桌上的奢侈品逐漸消失，但幾乎沒有人因吃得不夠豐盛感到羞恥。穿便服成了一種時尚和美德。大部分北方人過著清貧的日子。劇院很少開放，歌劇只能偶爾演出。娛樂活動逐漸平民化，如一場受歡迎的演講或音樂會，用戰役名猜詞的教堂聯誼活動等。有時，青年男女會聚在一起給傷員包紮傷口，或到附近營地參觀志願兵閱兵典禮。通過娛樂活動，人們暫時忘記了戰爭帶來的痛苦。然而，個人的憂傷加劇了整個國家的焦慮。哈里特·比徹·斯托寫道：「在許多房間裡，生命之光已經熄滅。」 菲利普斯·布魯克斯（1835—1893） 哈里特·比徹·斯托（1811—1896） 第3節　郵資貨幣 國家財政狀況堪憂，各種問題交織在一起。1862年1月，政府以高價出售黃金，黃金逐漸從流通中消失。此外，因為黃金並沒有大量流通，各州的紙幣和國家的法定貨幣儲備充足，所以對大眾來說，時世並不艱難。然而，隨著黃金價格的上漲，銀價也隨之上漲。銀幣成為一種投機商品。投資者高價買入銀幣，將大部分銀幣運往加拿大。1862年7月1日，銀幣似乎也從流通中消失了。銀幣的突然消失催生了一些補救辦法。與市政府或國家政府不同，個人採取行動的速度更快，促進了社會的資金流通。個人提供的資金都是面額為五美分到五十美分的小額紙幣及用來支付給酒店、餐館、商業公司和國家經銷商的抵金券。不久，商人們發行了一種高額銅錢和鎳幣，取代了金屬代幣和小額銀幣。1862年7月14日，財政部長薩蒙·P.蔡斯在寫給眾議院籌款委員會主席的信中說：「除非立即叫停紙幣和金屬代幣的發行，讓政府的小額銀幣繼續流通或有其他替代品，否則會出現更嚴重的問題和困局。」他提出使面值一美元的銀幣貶值，或使郵票和其他稅票成為合法貨幣。根據1862年7月17日通過的法案，國會禁止私人公司或個人發行紙幣，宣布向公眾發放郵票和其他稅票，並規定在一定限制條件下，郵票和稅票可以用來支付國家稅捐，也可以兌現。與私人抵金券相比，公眾更偏愛郵票。於是，很多人蜂擁到郵局領取郵票。但郵票很容易丟失，而且背面的黏性較強，質地易損，又小又輕，成了美國歷史上最糟糕的流通媒介。一方面，由於通用的三美分郵票[2]進入了實用的十進位面額體系，在小額交易過程中，找零成了一件麻煩事。當找零的數額較大的時候，兩美分、三美分、五美分和十美分的郵票顯得不太實用。因此，在出售各種票據的地方，根據不同的情況，小額郵票一般裝在標有十美分、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的信封里，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一些麻煩。謹慎的人常常會打開信封，查看信封里的郵票數額是否與封面上寫的數額一致。因此，時間一長，郵票會變得殘缺不全，無法繼續充當郵資。事實證明，郵票是紙幣的不良替代品。然而，面對郵票和紙幣引發的問題，財政部和市政府幾乎同時提供了救濟金。 薩蒙·P.蔡斯提議用郵票和其他稅票充當流通貨幣。根據他的提議及法規條款，政府沒有預料到需要提供救濟金。根據1862年7月17日通過的法案，薩蒙·P.蔡斯與郵政部長安排了供應郵票的相關事宜。薩蒙·P.蔡斯「很快發現，用作郵資的郵票並不適合流通」，但依然隨意闡釋法律，並發行了郵資貨幣。郵資貨幣票面較小，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面額的票面是一美元鈔票的四分之一，五美分和十美分的票面更小。五美分的票面和五美分郵票相同，都印有托馬斯·傑斐遜的頭像。在二十五美分的票面上，托馬斯·傑斐遜的頭像被放大了五倍。十美分和五十美分的貨幣上也有類似的設計。十美分郵票上的圖像是喬治·華盛頓的頭像。五美分和二十五美分的郵票都是棕色的，十美分和五十美分的郵票都是綠色的。嶄新的郵票看起來並不醜。對用慣了紙幣、弄髒或弄破過郵票和稅票的人來說，郵資貨幣似乎是一種解脫方式。1862年8月21日，郵資貨幣開始發行。在紐約和其他城市的助理財務主管辦公室，人們焦急地排著隊，等著領取新貨幣。 第4節　輔幣 根據1863年3月3日通過的法案，國會決定發行輔幣，從而代替郵資貨幣，並將兩種貨幣的流通數量限制為五千萬。雖然新貨幣的形狀大小基本不變，背面的顏色起初是棕色、綠色、紫色和紅色，後來，三美分、五美分、十美分、十五美分、二十五美分和五十美分的貨幣背面都用了綠色。但發行新幣時，薩蒙·P.蔡斯沒有繼續使用郵資貨幣的拓本。除了海關稅，輔幣可以用來上繳國家五美元以下的所有稅款，也可以兌現，逐漸取代了郵資貨幣。在流通中，輔幣和郵資貨幣被稱為「臨時輔幣」。一開始，臨時輔幣就像人們的救命稻草一樣，但在流通過程中，變得越來越破舊、骯髒，甚至引發了清潔和健康問題。人們開始反感臨時輔幣。臨時輔幣可以通過郵寄方式流通，也可以用來支付採礦和製造企業中勞動者工資的零頭，因此，裝進信封的薪金成了分配臨時輔幣的最好方式。但1876年，當臨時輔幣逐漸被銀幣取代，最終從流通中消失時，大多數人顯得很高興。 第5節　北方人的沮喪和絕望 1862年7月到1863年7月，北方人承受了戰敗帶來的巨大痛苦。喬治·B.麥克萊倫在弗吉尼亞半島的戰役中失利，約翰·波普在第二次布爾溪戰役中戰敗，安布羅斯·伯恩賽德在弗雷德里克斯堡慘遭失敗，約瑟夫·胡克在錢斯勒斯維爾戰役中挫敗。一系列不幸事件讓北方人倍感失望。雖然安蒂特姆和史東河的局部勝利稍微緩解了人們的沮喪，但累積下來，軍隊遭遇的慘敗足以在精神上擊垮任何民族，除非該民族堅強不屈，相信自己的事業是正義的。1862年9月14日，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在日誌中寫道：「查爾斯·薩姆納來吃飯的時候，愁眉不展，垂頭喪氣，不時地嘆息道：『可憐的國家啊！可憐啊，真是可憐！』」在這段黑暗的日子裡，北方聯邦軍不幸戰敗後，菲利普斯·布魯克斯在街角握著朋友的手說：「難道不是很可怕嗎？」然後繼續沮喪地前行。被恐懼打敗的人願意付出一切獲得和平。當時，聯誼會停止了。聽聞戰敗的消息時，人們取消了一切節日娛樂活動，不再在安靜的夜晚打牌，也沒有心思尋歡作樂，時刻關注著南方戰場上的同胞們。他們靜靜地坐著，想著剛剛結束的敗仗。「打開晨報時，有思想的美國人都不願看到自己熱愛和擁護的國家已經徹底失敗。」[3] 亨利·沃茲沃思·朗費羅（1807—1882） 第6節　商業活動 一個引人注目的事實是，1862年秋天，商業活動開始復甦。從1862年秋天開始，一直到戰爭結束，北方的貿易活動十分活躍，工廠從未停止運轉，人們很容易找到工作，失業人數極少。鐵路股票大幅上漲。在紐約市場上，主要商品的價格以紙幣計算穩步上漲。生鐵通常被視為工業活動的晴雨表。1862年到1864年，生鐵產量有規律地增加，價格上漲幅度很大。費城一號無煙煤鑄造生鐵在1862年、1863年和1864年的平均價格分別為每噸23.87美元、35.25美元和59.25美元。1862年到1864年是一段賺錢和積累財富的時期。1863年5月7日，奧古斯特·貝爾蒙特描述道：「人們渴望金錢和財富。在過去的兩個月里，所有階層的人都將錢投入到了政府發行的證券中。北方呈現出一片團結、繁榮的景象。」哈里特·比徹·斯托說：「與過去相比，現在的哈特福德看起來更昌盛、繁榮、安逸。股票價格再創新高，各行各業生意興隆，一切都顯得非常祥和。」1863年11月，威廉·T.謝爾曼說：「所有階級的生活都得到了改善，尤其是勞動階級。」 農業是美國發展繁榮的基礎。北方穩定增長的農業是美國內戰的特徵之一。雖然參軍人數很多，但農作物的收成依然很好。戰爭期間，小麥和印度玉米的產量很高，但1863年的印度玉米歉收。愛默生·菲特寫道：「農業的豐收得益於三點：第一，節省勞動力的機器的廣泛使用；第二，女性開始從事農業活動；第三，新人口不斷湧入。」[4]割草機、收割機、脫粒機和馬耙的廣泛使用將農場工人的工作效率提高了六倍。 女性對農業生產的貢獻很大。在愛荷華州，一位傳教士寫道：「我在路上遇到了很多趕著牲畜的女性，在田間看到許多耕耘勞作的婦女，人數比男性多。她們似乎借最喜歡的歌對丈夫說：『拿起你的槍，出發吧！露絲我會趕牛，約翰，我還會耕地。』」[5] 脫粒機 很多人搬到了西部，因為西部的土地更廉價，容易獲得[6]。《宅地法》促進了西部農業的發展，擴大了農作物種植面積。對軍隊和維持糧食生產的人來說，糧食非常重要。當時，各州的糧食都有剩餘。1860年到1862年，英國歉收，糧食緊缺。因此，各州剩餘的糧食都運到了英國，促進了歐美之間的交流[7]。 第7節　肆意逮捕 講述北方在內戰時期的故事時，違反《憲法》的行為不容忽視。北方各州的法庭都是開放的，日常的司法工作沒有受到戰亂的絲毫影響，逮捕違法人員的工作照常進行。大部分逮捕令是威廉·H.蘇厄德下達的，其他逮捕令是戰爭部長埃德溫·斯坦頓下達的。有時，官方文書只是一紙簡單的電報，根本不是《憲法》規定的逮捕令[8]。被捕的人既沒有接到任何指控，也沒有經過地方法官的審查，直接被關押在了拉斐特堡或沃倫堡的監獄。參議院給出的逮捕理由是，以叛國罪逮捕違法人員有助於震懾南方邦聯軍。此外，為了聯邦的安全，監押違法人員非常有必要。然而，肆意逮捕遭到了一些官員的質疑。參議員萊曼·特朗布爾要求威廉·H.蘇厄德提供逮捕信息，指出了相關逮捕程序的不公正和不合理。他問道：「如果某位內閣部長一時興起或心血來潮抓人，我們該怎麼辦？」參議員約翰·P.黑爾問道：「難道逮捕行動沒有違反《憲法》中規定的原則嗎？」沒有人反駁他們提出的事實。 然而，聯邦政府依然得到了人民的支持，只有參議院和國會中的少數人持有異議。但少數人提出的異議很有說服力，無可辯駁。反對的矛頭指向了威廉·H.蘇厄德。一些人認為，威廉·H.蘇厄德僅憑懷疑緬因州、佛蒙特州、康乃狄克州和紐約州北部的士兵們叛敵，就逮捕了他們，絲毫沒有理會各州的民意，他的做法與其說是對《憲法》治國的渴望，不如說是專制君主的喜怒無常。很快，逮捕政策的危害性顯露了出來，為民主黨反對派提供了可乘之機，很可能增強民主黨反對派的實力，為海外評論者提供貶低聯邦政府的機會。此外，令人擔憂的是，人民可能會喪失一些自由，美國會走上從民主到專制的老路。幸運的是，預想的間接後果並沒有出現。 實際上，除非林肯否認，否則內閣大臣的行為就是林肯的行為。因此，林肯必須對肆意逮捕負責。然而，肆意逮捕不可能是林肯的意願，因為他雖然存在不按《憲法》行事的行為，但在行事過程中十分尊重《憲法》。他贊成嚴格遵守國家基本法的規定和精神行事。每當他行使或允許他人行使專斷權時，都會懊悔不已。毫無疑問，林肯不喜歡「美利堅合眾國愷撒」的稱號，或「比中國皇帝更專制的獨裁者」的稱號。聽見參議員詹姆斯·格蘭姆斯將面見總統稱為「靠近白宮最高統治者的腳凳」後，林肯非常不快。1862年2月14日，戰爭部長埃德溫·斯坦頓下令假釋政治犯，因為政治犯不足以震懾南方邦聯軍，並規定只有得到軍方命令，才能實施逮捕。 約翰·P.黑爾（1806—1873） 第8節　「銅頭蛇」 1862年秋天，出現了「銅頭蛇」一詞。很快，「銅頭蛇」一詞得到廣泛使用。作為一個不雅的綽號，北方人用「銅頭蛇」稱呼堅決擁護民主組織、極力反對林肯和國會採取的所有戰爭措施、認為北方不可能征服南方、一心倡導和平的人。1863年，投票給民主黨的人並不都是「銅頭蛇」。但對真心希望南方獲勝、組織並加入秘密組織金環騎士團[9]的人來說，「銅頭蛇」一詞比一個片面性詞語更貼切。無論如何，1863年1月中旬過後，在西部諸州，「民主黨人」和「銅頭蛇」幾乎是同義詞。曾含有譴責之意的綽號成了一個表示驕傲的詞。與支持和平的人不同，在選舉時，「主戰的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一致投票支持聯邦。大多數州開始使用「銅頭蛇」一詞。可以肯定的是，忠於並熱愛民主黨的人找到了代言人，即紐約的霍雷肖·西摩和俄亥俄州的克萊門特·L.法蘭迪加姆。霍雷肖·西摩和克萊門特·L.法蘭迪加姆都具有領導才能。東部民主黨人傾向支持霍雷肖·西摩，西部民主黨人更青睞克萊門特·L.法蘭迪加姆的激進觀點[10]。 第9節　霍雷肖·西摩和克萊門特·L.法蘭迪加姆 任何立憲政府統治下的言論和新聞都是自由的。內戰時期，政府即使陷入困境，也必須允許民眾發表反對意見。為民主黨人制定正確的政策並不困難。當時，正如大家承認的那樣，聯邦政府岌岌可危。在國會中，民主黨人應該充分利用自己的權力，與共和黨合作，籌集人力、財力支持戰爭。無論是否反對，民主黨人都應該用建議批評的口吻，而不是黨派間的反對口吻，為完善必要的議案努力。在1863年3月4日結束的國會會議上，民主黨人沒有做到這一點，但也沒有阻礙正常的議事，否則後果可能會很麻煩。因此，想要贏過薩迪厄斯·史蒂文斯代表的眾議院中多數人組成的領導階層，阻礙議事並不是明智的選擇。但如果民主黨人竭力阻撓，加上議事涉及的種種問題，就會使國家陷入恐慌狀態。因此，國會必須承認民主黨人是愛國的。在英國，正是由於盎格魯-撒克遜人的愛國精神，才保住了大英國協。 霍雷肖·西摩（1810—1886） 克萊門特·L.法蘭迪加姆（1820—1871） 第10節　民主黨人 在眾議院或參議院，任何公開行動都會遭到嚴厲批評。譬如，民主黨的領導人在立法廳內外發表了演講。著名的民主黨刊物試圖引導民意，從而影響政府的政策。但民主黨人忽略了一個事實，即除非南部邦聯得到北方聯邦政府承認，否則和平不可能實現。當時，北方聯邦和南方邦聯之間達成了一條分界線。民主黨人認為，只要停戰，並召開全國代表大會，就能恢復聯邦。他們的這種觀點毫無根據。隨後，民主黨人開始反對林肯的解放政策，將解放政策視為阻礙南北和解的絆腳石。但顯然，愛國勝過愛黨的人意識到，南方各州不會同意任何條件，即使是對美國最有利的條件。迫於事態的發展，林肯頒布了反奴隸製法令。多年來，民主黨人一直是奴隸制的擁護者，認為奴隸制是社會必要的罪惡，因此，不可能真心實意地支持解放政策。但民主黨人如果能理智一些，看到奴隸制道德層面的錯誤，那麼一定會堅定地認為：《解放黑人奴隸宣言》是軍令，一經頒布，必須執行。他們如果不再追求不可能實現的目標，不再妨礙林肯和國會行使其特權，就可以作為合理的反對派繼續行使權力，也不會使「銅頭蛇民主黨」帶著譴責含義。實際上，民主黨人似乎受到了歷史的垂青。他們提出了以經濟和誠信原則分配公共資金的議案，為社會做出了一定貢獻。此外，他們支持薩蒙·P.蔡斯和埃德溫·斯坦頓的相關政策，對行政當局暫停人身保護令特權、肆意逮捕和剝奪言論與寫作自由提出批評，對立法工作產生了積極影響。民主黨人如果只提出反對意見，其論點可能更具說服力，會引起受到民主黨排擠或為侵犯他人自由行為感到困擾的人的關注。 第11節　林肯對肆意逮捕的態度 考慮到我們的做法、法院的裁定、政治家和法學家的意見及英國兩個世紀以來的先例，可以肯定的是，暫停人身保護令是《憲法》賦予國會的權力，行政當局無權暫停人身保護令。林肯擅用手中的權力，暫停了沒有任何敵對行為的州的人身保護令。他濫用權力，使其成為支持肆意逮捕政策必需的權力。隨後，威廉·H.蘇厄德開始效仿林肯，而後是埃德溫·斯坦頓。因此，提出辯護十分必要。先例被擱置一旁，因為此時的美國面臨著聯邦《憲法》通過以來最大的困境。 根據1863年3月3日通過的法案，威廉·H.蘇厄德和戰爭部長埃德溫·斯坦頓必須向國家法院的法官提供「重犯或政治犯」的名單。但我沒有找到類似的名單。事實上，獨裁政府的發展速度非常快。1863年9月，薩蒙·P.蔡斯驚訝地發現，除了自己，林肯和內閣所有成員都不熟悉1863年3月3日通過的法案條款。 經過認真思考，我毫不猶豫地譴責在沒有參戰的州進行肆意逮捕和干涉新聞自由[11]的做法，更何況這些州的法院一直開著。做出判斷前，我研究了克萊門特·法蘭迪加姆在眾議院發表的演講，民主黨刊物上的相關評論及「銅頭蛇」在公共場所的談話。在公共場所，民主黨人似乎忘記了謹慎和克制。此外，我還注意到，人們的批評越來越尖銳，愛國人士一直在向當局申訴對「宣洩叛國情緒」的不滿。然而，我堅信所有法外程序都是不合理、不必要、不正確的。因此，使逮捕的罪犯應該依法受到起訴，或他們的行為如果不構成犯罪，就應該無罪釋放。詹姆斯·布萊斯寫道：「從奧利弗·克倫威爾以來，林肯行使的權力比任何一位英國獨裁者都多。但應該補充的是，奧利弗·克倫威爾的獨裁程度遠超林肯，嚴重違反了英國《憲法》。」我從讀過的英國歷史資料和做過的英美比較研究中，得出了相同的結論。此外，林肯本性善良仁慈，在一定程度上調和了威廉·H.蘇厄德和埃德溫·斯坦頓粗暴的行事風格，對後人影響深遠。歷史和傳言都證明，林肯尊重《憲法》和法律，品格高尚，功績卓著。因此，從內戰中成長起來的一代人認為，威廉·H.蘇厄德和戰爭部長埃德溫·斯坦頓下令實施的種種暴行並不是林肯授權的。我沒有發現林肯親自下達的逮捕令，但他默許了所有逮捕行為[12]。面對與路易十四的逮捕密令一樣專斷的命令，林肯對肆意逮捕行為負有責任[13]。 詹姆斯·布萊斯（1838—1922） 奧利弗·克倫威爾（1599—1658） 戰爭部和北方聯邦軍的技術專家沒有為步兵配備後膛裝彈步槍，遭到了公眾的批評。公眾的批評是合理的。戰爭部一直拖延著，錯過了時機。1859年12月1日，戰爭部長埃德溫·斯坦頓在報告中說明了後膛裝彈步槍的實驗結果。他說：「新武器近乎完美……一個會用後膛裝彈步槍的士兵相當於兩個或三個使用前膛裝彈步槍的士兵。相關政策要求我們採取措施，將新武器逐步運用到戰場上。」但1864年10月22日，軍械負責人向埃德溫·斯坦頓報告說：「除了極個別人，軍中的後膛裝彈步槍僅限騎兵使用。」1864年12月5日，他重申道：「作戰經驗表明，對步兵和騎兵來說，後膛裝彈步槍遠勝滑膛槍。我們應該立即採取措施，將國家兵工廠和私人工廠生產的滑膛槍換成後膛裝彈步槍。」1862年，本來應該有人意識到武器問題，向林肯、戰爭部和國會強調其重要性。1848年革命和1864年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戰爭中，普魯士人早已使用後膛裝彈步槍。在羅伯特·E.李投降前一年，北方聯邦軍中的步兵早就應該用後膛裝彈步槍作戰。少數幾個擁有連發式後膛裝彈槍的北方聯邦兵團作戰迅猛。持後膛裝彈槍的軍隊和持前膛裝彈槍的軍隊進行了一場與克尼格雷茨戰役[14]類似的激戰，這戲劇性的一幕本來預計會在1864年的弗吉尼亞州戰場或喬治亞州山區上演。在戰術方面，北方聯邦軍不及普魯士人，但美國人的創新才能並沒有錯。聯邦政府已經擁有優良的武器。可以肯定地說，如果聯邦政府的技術部門與賓夕法尼亞鐵路或部分大型製造公司的技術部門能力相當，北方聯邦軍一定會擁有更先進的武器。 1864年什勒斯維希-霍爾斯坦戰爭 克尼格雷茨戰役 第12節　衛生義賣會 內戰給人道主義精神注入了強大動力。美國人基本上都是宗教信徒，基督教義早已深入人心。平民不僅通過個人力量，還通過積極組織相關機構的方式，盡力滿足北方聯邦軍的需求，安撫受傷的士兵們。女性很適合做援助工作。她們有精力，有奉獻精神，聽從指揮，配得上林肯在一次衛生義賣會[15]上的稱讚。林肯說：「我們參與的這場戰爭非同尋常，影響著各個階層，但影響最大的還是士兵。人會為了生命傾其所有。雖然很多人貢獻了財物，但士兵們以身涉險，甚至以身殉國。因此，士兵的功績是最大的。這場戰爭呈現出與以往所有戰爭都不同的特徵，其中最顯著的特徵是為士兵及其家人舉行義賣會。參與義賣會的大多數人是女性。我一般不說讚揚的話，也從未研究過讚美女性的技巧，但自世界開始讚美女性起，演說家和詩人們一直謳歌女性。即使將所有讚美之詞都用在美國女性身上，也無法完全表述她們對戰爭做出的貢獻。因此，我只能說：上帝保佑美國女性！」 衛生義賣會 第13節　與南方通商 雖然最高法院認為，「從戰爭本質來看，交戰雙方應該停止通商」，但南北方之間的貿易規模依然很大。南方通過棉花換取金錢或急需品，華盛頓政府也曾鼓勵南北貿易。通商的意圖是好的。如果從國會法案、總統公告、財政部長的指令及戰爭部長與海軍部長的命令角度撰寫南北通商的歷史，可以肯定的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已經得到解決。在北方占領的南方邦聯地區，財政部長薩蒙·P.蔡斯派專員去管理當地財產。財產應該屬於忠於國家的人，為了國家利益拍賣。財政部派去的專員和其他官員向「忠誠人士」發放了許可證，允許他們與北方通商，但超出國民軍戰線以外的所有商業活動均被嚴禁。財政專員還受命與各軍指揮官商議，在一定程度上，指揮官與授予許可證的「忠誠人士」對軍事機關負責，但由財政部長直接管理。財政部長對「總統許可的商業往來」進行監督。其他形式的南北貿易皆屬於違法行為，一經發現，沒收全部商品。 然而，1864年，由於貿易局勢緊張，道德規範鬆弛，南北方的商業往來受到影響。1864年初，波士頓的棉花價格為每磅八十一美分，後來一直穩步上漲。1864年8月底，如果用國家流通紙幣購買棉花，每磅棉花的價格為一點九美元。在南方邦聯，用黃金購買棉花的價格是每磅十二至二十美分。兩地的棉花價格差異懸殊，中間利潤十分誘人。因此，很多人經不住誘惑，違反政府規定進行交易。相關數據表明，北方通過合法貿易獲得的棉花比英國從美國走私商人那兒獲得的棉花多。研究南北貿易的學者對此並不驚訝。美國的大部分棉花出自南方邦聯管控的區域，南方軍民用棉花換取急需物資。棉花貿易使南方受益頗多。新英格蘭和中部各州得到棉花後，會立即投入生產。如果完全依賴進口商品，即使縮短工時，也不會給工人造成困擾。北方對勞動力的需求迅速增加。人們在其他行業也很容易找到工作。在洛厄爾，1862年的紡織業罷工事件影響深遠。當時，儲蓄銀行的存款大幅增加。印度棉可以用來生產一些生活必需品，其他棉紡織品可以用羊毛代替。然而，通過棉花貿易，南方得到了鹽、奎寧、彈藥武器和其他軍需品[16]。 第14節　財務狀況堪憂 1864年夏天，聯邦政府的財政負擔沉重。尤利西斯·S.格蘭特在弗吉尼亞州戰敗，人們擔心林肯能否再次當選總統。局勢動盪不安，很多人憂心忡忡，擔心事態惡化。1864年3月14日，俄亥俄州州長約翰·布拉夫寫信給埃德溫·斯坦頓說：「我們的財務狀況堪憂。應徵入伍的士兵人均花銷為三百多美元。我們已經負債纍纍，既無法償還債務，也沒有縮減用度。這樣下去，我們很快會破產。」與此同時，有人問薩蒙·P.蔡斯：「我們現在負債多少？」薩蒙·P.蔡斯回答：「約二十五億美元。」又問：「國家還能承受多少？」他回答：「如果我們無法平息叛亂，當負債達到三十億美元時，政府就會破產。」威廉·P.費森登挑起財政部的重擔[17]後不久，給友人詹姆斯·格蘭姆斯寫信說：「我發現局勢極其糟糕。除了像我一樣不顧一切的人，其他人都會被嚇倒。因此，我只能扛下重擔。」瑟洛·威德在一位英國朋友面前坦率地說道：「我們面臨重重危機，首當其衝的是總統大選……士兵們衣衫襤褸，筋疲力盡，身心受創。到處都是躲躲閃閃、士氣低落的士兵。」英國友人回復他說：「我親愛的老朋友，你必須在末日到來前恪盡職守。你的政府也許會渡過難關，但在一個充滿激情的時代，它不會長久……如果能見到林肯，我真的想去美國。但林肯會不會很快流亡到拉斐特堡或這兒呢？」弗朗西斯·利伯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寫道：「美國正在經歷大規模內戰，其間又逢總統選舉。如果最終能安然渡過難關，無論有多少傷疤，我都會在戰爭史上寫下這最不可思議的奇蹟。」1863年，持續了四天的紐約徵兵騷亂依然歷歷在目。此刻，人們擔心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納州、伊利諾伊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徵兵會遭到大力抵制。各州政府請求聯邦政府出兵維持秩序。但尤利西斯·S.格蘭特的軍隊由於戰敗，急需援兵。既要顧及軍情緊急，又要滿足各州長的請求，聯邦政府左右為難。 約翰·布拉夫（1811—1865） 瑟洛·威德（1797—1882） 第15節　北方的州長們 林肯和戰爭部長埃德溫·斯坦頓必須重新審視聯邦制。在作戰方面，聯邦制存在很多缺陷。大多數州長聯繫緊密，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聯邦制的缺陷。除了極少數州長，北方的各州長和林肯屬於同一黨派。許多州長精明能幹，了解自己州的需求和能力。有人從官方記錄中收集了幾位名聲顯赫的州長，如印第安納州州長奧利弗·P.莫頓、馬薩諸塞州州長約翰·安德魯、賓夕法尼亞州州長安德魯·柯廷及俄亥俄州的兩位州長戴維·托德和約翰·布拉夫[18]。與其他北方州長處事時，他們顯得耐心謹慎，捍衛了自己的威嚴。此外，他們都忠誠愛國，希望在自己能力範圍內協助聯邦政府，並以自己的州為傲，竭力維護其利益。他們一直與戰爭部保持通信，密切關注徵兵配額，總是能超額完成配額，並建議將超額徵召的軍隊用於下一次徵兵。各州的算術專家都非常精於計算，渴望將每個可以入伍的人計算在內。一次，正如林肯說的那樣，「所有州完成配額的總量大大超過了要求人數」。但令人苦惱的是，在戰爭中，林肯獲勝的一個重要條件是，得到各州長積極主動的支持。他告訴羅得島州立法委員會：「徵兵的目標是士兵，不是調整多餘人數。」這句話回答了埃德溫·斯坦頓和憲兵總司令提出的士兵再利用請求。儘管如此，林肯並不想在爭辯中占上風，而是想說服委員會與政府官員，讓官員們意識到，自己必須得有兵。然而，如果不是形勢所迫，林肯依然打算通過公平方式徵兵。各州長提出了建議。大多數人認為，必須換一種方式解決徵兵問題。馬里蘭州、賓夕法尼亞州、俄亥俄州、印第安納州和伊利諾伊州接連面臨南方邦聯軍入侵的危險。來自加拿大和其他英屬殖民地的襲擊事件使紐約州、佛蒙特州和緬因州陷入了恐慌。面對重重困局，戰爭部要求為各州提供救助和保護。埃德溫·斯坦頓耐心回復了州長們的請求和不滿，一反易怒易燥的常態。他的耐心體現了他意志堅定的一面。在過去的戰爭歲月里，埃德溫·斯坦頓有序管理著軍需部門，妥善安排了軍隊和物資運輸，磨鍊了自己的意志。繼林肯之後，與其他人相比，埃德溫·斯坦頓為北方各州長鋪平了道路，讓各州協助戰爭部處理各種細節事務，以此大力支持聯邦政府。 第16節　埃德溫·斯坦頓和林肯 據說，埃德溫·斯坦頓是一個嚴苛的人。他經常站在高高的桌子旁，顯得忙碌而疲憊，時而抱怨，時而發火，時而咒罵。除了高層官員，每個下屬都很怕接近他，靠近他時都會忐忑不安。失職者見他時總是畏畏縮縮。但官方記錄中的埃德溫·斯坦頓不僅耐心、睿智、謙遜，還身擔重任，處事果斷，深諳時局，靈活變通。了解相關情況的人如果讀了埃德溫·斯坦頓在1864年夏天的通信，都會讚嘆他的執行力。他對一些人非常耐心體貼，但如果相信自己是對的，就會義無反顧地堅持自己的觀點。他行事英明，尤其是內戰期間，他和林肯都沒有被1864年5月到1864年9月的失望和沮喪打敗[19]。 從林肯身上，我們能明顯感覺到戰爭的重擔。約翰·海伊寫道：「他的笑聲逐年減少，總是憂心忡忡，眼睛黯然無光。面對周圍事物，他越來越沉默，似乎老得很快。」製作於1860年和1865年春的兩尊面部雕塑充分體現了林肯的變化。約翰·海伊還寫道：「1860年製作的雕塑中，林肯看起來強壯健康，精力充沛，鬥志昂揚。但1865年春製作的雕塑中，他看起來憂傷、平靜，似乎睡著了。奧古斯都·聖戈登[20]第一次看見1865年春製作的雕塑時，堅持認為是一尊死人面部雕塑。雕塑的臉部線條顯得生硬，仿佛活人的臉和雕塑一樣，都是青銅色的。林肯消瘦的臉頰讓鼻子看起來很長，嘴巴像古老的雕像一樣死板，臉上的悲傷憂慮一覽無餘，似乎在訴說著無以言表的哀愁。整尊雕塑看上去毫無活力。」 北方人認為，薩姆特堡受到攻擊後，內戰已然不可避免。但1864年夏天，人們意識到，聯邦政府體制中，國家與各州的權力處在分離狀態，唯一的聯繫是華盛頓。各州選舉頻繁，人民享有充分的自由。顯而易見，我們並未做好打仗的準備。[21]和平才是聯邦精神所在。 * * * [1]《美國史》，第5卷，第189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南北戰爭時期北方社會和工業》，第5頁，愛默生·菲特著。——原注 [2]即郵票中最常用的面值，也是供應量最大的郵票。——原注 [3]《詹姆斯·拉塞爾·洛厄爾的書信》。——原注 [4]《南北戰爭時期北方社會和工業》，第6頁，愛默生·菲特著。——原注 [5]《南北戰爭時期北方社會和工業》，第8頁，愛默生·菲特著。——原注 [6]西進運動貫穿了整個內戰。其間，最重要的一點是，騎兵和馬車隊都需要大量馬匹。波托馬克軍曾經每天的馬匹需求是五百匹。在中西部平原地區，飼養馬匹的生意越來越興旺。雖然戰事仍頻，但馬匹生意一直在擴大。——編者注 [7]《南北戰爭時期北方社會和工業》，第17頁等，愛默生·菲特著。——原注 [8]戰爭期間，北方很多地區的人身保護令都暫停了。——編者注 [9]金環騎士團是19世紀中期美國的一個秘密組織。美國內戰期間，俄亥俄州、伊利諾伊州、印第安納州、愛荷華州等北方州同情南方邦聯，被指控屬於金環騎士團。——譯者注 [10]很難將民主黨人的不同意見分門別類。主戰的民主黨人為了國家、為了打勝仗極力支持聯邦政府，支持史蒂芬·道格拉斯的人保留原則上反對政府的權力，「主和的民主黨人」渴望為和平付出更大努力，甚至贊同認可南方邦聯。真正的「銅頭蛇」致力於南方邦聯的勝利。西部的許多民主黨人並不支持克萊門特·L.法蘭迪加姆的觀點。——編者注 [11]《美國史》，第4卷，第253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12]譬如，關於查爾斯·P.斯通將軍的案件，林肯聲明：「是我授權將其逮捕並監禁的。」1861年10月21日的布爾溪戰役後，查爾斯·P.斯通未經正式指控就被監禁了。在布爾溪戰役中，林肯的朋友愛德華·貝克犧牲。據說，查爾斯·P.斯通與叛軍廝混，在布爾溪戰役中協助南方邦聯軍打敗了北方聯邦軍，但相關指控都沒有充足的證據。歷史學家們認為，監禁查爾斯·P.斯通是不公正的。——編者注 [13]《美國史》，第4卷，第245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 [14]1866年7月3日，克尼格雷茨戰役爆發，是普奧戰爭中的重要戰役之一，也是普奧戰爭的轉折點。——譯者注 [15]《美國史》，第5卷，第257頁，詹姆斯·福特·羅德斯著。——原注。衛生義賣會是民間組織的義賣或展會，旨在以美國衛生委員會和其他慈善救濟機構的名義募集資金。內戰期間，衛生義賣會是為聯邦大業籌款的常用途徑之一。——譯者注 [16]無法確定北方與南方之間的非法貿易程度，但通過調查個案，發現南北方之間的貿易很普遍。財政部和軍事當局對此常常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紐奧良和密西西比河流域是棉花交易的主要地區。——編者注 [17]1864年7月5日，威廉·P.費森登接替薩蒙·P.蔡斯，擔任財政部長。——原注 [18]此處應該加上伊利諾伊州州長理察·耶茨。——編者注 [19]毫無疑問，埃德溫·斯坦頓是林肯政府中最受爭議的人物。有人懷疑他實際上居心叵測，反對林肯，反對戰爭。他因戰時的許多軍事和政治事件遭到責備。據說，他甚至密謀刺殺林肯。然而，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他為內戰勝利和林肯政府付出頗多。——編者注 [20]奧古斯都·聖戈登（Augustus Saint-Gaudens，1848—1907），美國雕塑家，完美闡釋了「美國文藝復興」思想。——譯者注 [21]應該尊重詹姆斯·福特·羅德斯的觀點。聯邦政府雖然作戰方式獨特，但最後還是成功了。——編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