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眼中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 · 第十三章 雜聞
當今中國，在重大事件和那些休閒讀者感興趣的八卦新聞之間，常常有著巨大而根本的差異，在那片兵荒馬亂的土地上，真正的重要性似乎僅僅和那些轉瞬即逝的人物與事件有關。
從表面上來看，相互敵對的將軍們所進行的鬥爭、漫長的圍困進攻、飢餓和災荒、各省的叛亂，以及發生在城市中的趁火打劫，似乎都是這個國家最重要的事件。這類事件的發生會吸引駐華記者的大部分時間和精力，但過不了多久，不斷發生的人間悲劇就會逐漸喪失掉它們對記者的特別吸引力。
舉例來說，本書作者就突然發現那些在1925年舉足輕重至關重要的將軍經過四年時間，已經大部分從人們的視野中消失了。他們有些已經入土，有些隱居在佛教寺院，還有些躲在異國他鄉過著可恥的富裕生活。他們來了又走了，他們的勝利和失敗對中國的歷史幾乎沒有什麼太大的影響，就像夏天陽光下蜻蜓的絢麗多姿對一年裡季節的更迭所起的作用一樣。
當這些表現浮華的紳士們在為他們無法控制的權力而作戰時，當他們殺害同胞、毀壞家園，驅使他們的部隊像蝗蟲一樣進行破壞時，更重要的事情一直在中國發生著。
例如，在過去的兩年里浙江省有超過一百家電燈廠開業，這一發展對成千上萬的浙江人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單根蠟燭的火焰顯然不利於人們讀書看報。或許成千上萬曾經在黃昏時分就早早入睡，以及那些昏昏沉沉吸食鴉片的浙江居民，現在正在電燈下改變著他們的生活習慣。
在中國，很多鄉鎮和城市仍然會遭受燒殺搶掠，但與此同時，興建了圖書館的鄉鎮和城市其數量也在不斷增加。
祖先崇拜仍在中國延續，但如今幾乎所有的沿海鄉鎮和城市當中的人們都在熱烈地討論是否應在那些大型學校中開設外國培訓的婦產學來作為控制生育優先選擇的公共課程。
「雜聞」這一內容零散的章節是根據四年來在中國許多地方生活和旅行時的所見所聞以及心理感受寫成的，它可以幫助外國讀者了解在這片遙遠而陌生的土地上人們是如何生活的。
1929年7月的第二個星期，「一成不變的中國」發生了一起頗富戲劇性的變化，中國末代皇帝溥儀從天津的一所房子搬到了另一所房子，而與此同時南京政府在北京支付了一筆酒店的賬單。
一開始溥儀在天津的日本租界租了一所舒適的宅邸，每月租金為650塊銀圓，但不久他就發現自己的財力正漸漸變得捉襟見肘，於是只好搬到了一所每月租金只需要300塊銀圓的小一些的宅子裡。
在溥儀搬家的那天，南京政府在北京支付了一筆價值1.7萬銀圓的酒店賬單，他及他的妻子、秘書、保鏢在這個旅館裡只住了15天。同時，南京政府還賞賜給酒店的服務人員總共1500塊銀圓的小費，並且向北京警察機關的工作人員贈送了1000塊銀圓作為禮物。
1929年的夏末有一些剛剛十幾歲的男孩因受到參加共產主義活動的指控，而被國民黨領導人批示逮捕。引用中國媒體的報道來說，就是國民黨集會「表決他們有罪」，在沒有進一步審訊的情況下他們在同一天被處死了。
同一個月，在大上海中國法院的管轄下，一名被判有罪的殺人犯以一種新的、殘忍的方式被處決。這個被定罪的人，雙手捆在背後，脖子綁在了一個十英尺高的十字架橫樑上，然後他腳下站立的桌子被踢開了。幾名身強體壯的劊子手抓緊他的雙腿，使勁地搖晃，但那人一直掙扎、扭動了20分鐘。他最終是因為被人踢到腹部而死亡的。
在上海諸如這個中國罪犯被絞刑處死的細節司空見慣，因其太過令人震驚而無法見諸報端。在上海華人管理的地區，囚禁女性的監獄其條件可能就像過去描述的歐洲中世紀的監獄一樣。
1929年10月一個陽光明媚的日子裡，漂亮的小女孩梅芳子年僅16歲，滿心歡喜、滿臉微笑地坐在精心刺繡的花轎之中。花轎穿過上海的大街小弄前往正等待她的新郎的家。她的新郎叫許福泰，是一個水果店的老闆。
但在半小時之後，當轎子跨過丈夫家的門檻時，漂亮的小梅已經變成了一具冰冷的屍體。
小新娘死在了轎子裡，大概是由於突發的心臟衰竭。當她的屍體在丈夫住所門口的轎子裡被發現時，碰巧新郎租賃的住房和店鋪的主人就站在附近。
房東是一個深受陳舊迷信思想影響的人，他堅信如果將死去的新娘帶進房子裡，倒霉的日子就會降臨到房子主人的頭上。
於是房東狠心地決定：「如果她不能像其他新娘那樣按照習俗走著進去，那麼她就不能到家裡去。」房東還專門找來了警察以維護自己的權利。
那位極度悲傷的年輕新郎雇了兩個健壯的苦力，他們比起擔心壞運氣更需要的是錢。新郎把新娘屍體的左腿綁在一個苦力的右腿上，把右腿綁在另一個苦力的左腿上。然後，這兩個苦力大踏步地走進商店，接著又走進了更遠一點的起居室，年輕的新娘毫無疑問就行走在他倆中間。
上海狂熱的愛國青年不贊成一切外國的東西，他們喜歡公然地給穿著外國款式或進口面料服裝的中國婦女和女孩蓋上印記。
這些年輕人將大的橡皮圖章和紅墨水印盒藏在他們的長袍里。當他們看到那些冒犯他們愛國心的年輕女性時就像「開膛手傑克」一樣迅速地在那些女性的衣服上打上醒目的漢字：
我不是一個正派的女人，因為我穿的是外國貨。
然後愛國者們很快就消失了，留下那些歇斯底里的年輕婦女們向充滿敵意和嘲諷的人群做解釋。
生活在偏遠的甘肅和新疆的傳教士在他們的報告中聲稱：令人難以忍受的貧困和持續的食物短缺使這些與世隔絕的地區形成了一種奇怪的習俗，那就是已婚男人向外出租他們的妻子。
有時候這種合同的租期只有一兩個月；但有時候是長期的租賃合同，期限可以長達兩年或三年，且費用是預付的。長期的租約通常是由於一對不幸的夫婦為了能夠得到足夠的錢來保證將一個受他們垂青的孩子撫養成人。
但是，如果被租來的妻子在離開丈夫家很遠的地方生下了任何孩子，那麼這些孩子就屬於租她的那個人，當她回到丈夫家時，她也就失去了對這些孩子所有的權利。
星期天下午五點在上海莫扎迪斯酒店（音譯）宴會廳入口。一輛豪華轎車行駛到路邊，一對穿著外國服裝的年輕中國夫婦下了車。
就在汽車門關閉之前，可以瞥見車裡有一個華麗的黃銅痰盂牢牢地固定在地板上，后座上放著兩個小方靠墊，上面苫著繡有熱情邀請的黃色字母「請坐」的藍色緞面方巾。
洮州（今臨潭）是一座位於甘肅省的古城。1929年春天的百姓起義以休戰告終，由於害怕報復而逃進沙漠裡的百姓，被官方邀請回到自己的家園。當他們列隊行進到城門口時，每個成年男子和男孩都得到了一份保證對他們寬大處理的護照。據統計，有超過6000名男人、女人和兒童返回了洮州城。
隨後，中國駐防部隊的指揮官對人群開始訓話並宣布省長已經下令給每一個成年男子和男孩提供了大麥以作為一個星期的口糧。他們必須從南門出去，交出自己的護照以換取大麥，然後再返回城裡和自己的家人團聚。
好奇的美國傳教士走上城牆，看到大批的成年男子和男孩們走到南門外的閱兵場上，大家都耐心地等待著大麥的發放。
突然，中國士兵對這些手無寸鐵的男人們發起了聯合攻擊。佩劍、匕首和左輪手槍迅速地把被困人員變成了這場復仇詭計的犧牲者。在城牆內等候的婦女們，聽到了城牆外的喧譁之聲，開始了歇斯底里地叫喊。
很快，南門外面一片寂靜。接著，瘋狂的婦女聲嘶力竭地奔涌而出，試圖辨認出哪個是她們親人的屍體。
官方統計當天晚上埋葬的屍體總數為2996具。
一輪又一輪的軍事危機頻繁襲擊著中國的城市，在內陸針對外國人的謀殺和綁架越來越多。這些事情交織起來在世界任何地方都必然會引起嚴重的恐慌，但這裡是如此的司空見慣，並使得那些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培養出了一種不可思議的超然和沉著態度。
當戰場上士兵的屍體順著河流漂過廣州這座城市時，外國人會漠不關心地登上汽艇沿江而下去高爾夫球場，甚至在得知進攻的部隊距離他們大約只有20英里遠的時候也是如此。如果槍炮聲引起了任何言論，那也只不過是一種不經意的言論，說它們聽起來比前一天更近一些或者更遠一些。
在上海，儘管叛軍可能已經切斷了距離租界只有25英里的上海至南京的鐵路，槍戰就發生在毗鄰租界的地方，租界內的生活仍然照常進行。
在上海大型的外國酒店裡，外國人（以及數量不減的有錢中國人）會帶著他們一貫的熱情去參加茶點時的舞會。與往常一樣多的玩兒家聚集在各種會所的酒吧、牌屋和麻將館的房間裡。當然，自衛隊採取了預防的警戒措施，但是沒有什麼令人激動的事情被記錄下來。
1926年的北京，當進攻者距離這座城市只有12英里遠，從城裡最高酒店的屋頂就能看到炮火時，舞會仍然在空中花園舉行，在古老的北京牆上散步的人比平時還多。
但是，在1928年的夏天北京城裡人們的無動於衷被極度的焦慮所取代，因為原來在這裡駐防的北方派系軍隊已經撤走許多天了。當國民黨軍隊攻占山東省省會濟南府時，與日本人進行了激烈的衝突。國民黨對許多新占領的城市進行了廣泛的洗劫，並對那些被認為與舊政權有瓜葛的中國平民百姓來了個「秋後算總賬」。
除了留下大約3200人維持秩序之外，所有北方的士兵都已經從北京城裡撤出。北京城厚重的城門緊閉了六天。整整六天，沒有人能從這座古老的灰色城牆裡出去或進來。在這六天裡，鐵路、電話和電報線路都被切斷了，除了公使館區的無線裝置，北京完全與世隔絕。
接下來在6月5日夜晚，一項制訂好的計劃被宣布：第二天早上十點，國民黨軍隊將從南門進入北京，而在同一時間北方的小股留守部隊將從東北門出城。
那天晚上，晴朗的夜空中掛著一輪將滿的明月。銀白色的月光下是那座偌大的北京城，一百多萬人口擁擠在已經毫無用處的中世紀城牆內，等待著未知的命運。
這座巨大的灰色城市靜臥在那裡，仍然保存著其他動亂留下來的鮮活印跡，書寫著古老的人類歷史。北京希望和平地被接管，幾乎所有的住戶都準備了一面藍白相間的國民黨旗幟，但同時也擔心隨時可能會聽到對緊閉的城門發起進攻時的第一聲吶喊。
除了源源不斷、危言聳聽的謠言、不斷上漲的物價和令人擔憂的蔬菜、鮮肉供應短缺之外，剛剛過去的這幾個晴朗、炎熱的六月天和其他日子沒有什麼區別。但是6月5日的夜晚和其他的夜晚不同。狹窄的大街小巷幾乎一片寂靜，北京城裡特有的低沉洪亮的嗡嗡聲也平息了。在平時，從早到晚任何時候都能聽到人們發出非常大的嘈雜之聲。
灑滿月光的街道上看不到一個士兵，甚至連警察也都藏了起來。但是，當接近使館區時能發現大量的士兵，英國的、日本的、法國的，還有美國、義大利的海軍陸戰隊員。
日本人守衛著進入使館區的馬可·波羅大門。使館區圍牆上架著帶刺的鐵絲網，大門的兩側和牆上都架著機關槍，用來掃射沿著道路和護城河外巨大的露天斜坡一切可能靠近的敵人。
宏大的六國飯店 [1] 里空空蕩蕩。六個婦女，沒有一個是年輕的，害怕地在大廳里擠作一團低聲地交談著。她們與旁邊一個平靜的英國男士形成了近乎荒誕的對比。這個英國紳士穿著一件晚禮服，端正而刻板，白色的手帕掖在左邊的袖筒里，只露出一個角。他獨自坐在那裡，啜飲著黃色的利口酒。
使館區南部的邊界就是古老的北京城牆了，順著向東南方向延伸的城牆漫步下去，除了能看到的美國海軍陸戰隊員肩膀上扛著步槍來回踱步的身影外，再沒有別的什麼人了。
北京大面積居住著漢人的區域位於城牆南門以外，那裡也有較為矮小的封閉城牆，同樣保持著不同尋常的沉默。沒有任何活動的聲響從那個居住著30萬人口的地區傳過來，目光所及的街道上冷冷清清、空無一人。
北邊黃色琉璃瓦覆蓋的偌大面積的紫禁城裡沒有亮著一盞燈。幾天前張作霖元帥和他的政府遺棄了它，逃回了東北。
皎潔的月光照耀著紫禁城的屋頂，仿佛給它上了一層釉子，同樣的情形也曾出現在1644年新舊王朝更替的過渡時期。就在滿族人從北方勝利進京之前，明朝最後一位皇帝在煤山的亭子裡上吊自殺了。滿族人建立了一個新王朝，一直統治到1912年。但是在這個月色如水的夜晚，已經淪為平民的年輕溥儀——那個曾經強大的清王朝的末代皇帝，卻在天津的外國租界裡過著潦倒的生活。當征服者的軍隊再次叩響中國古老都城大門的悲劇上演時，溥儀被忽略掉了。
站在北京牆上，從美國使館的建築群望過去，只有11英里遠的西山，黑色的線條清晰可見。那天下午，敵方的騎兵出現在距離北京9英里的頤和園。頤和園坐落在修建著廟宇的西山腳下，它是由慈禧太后耗資五千萬銀圓建造的，小溥儀也是這位太后選出來繼承大統坐上金龍寶座的。慈禧太后是當年引發中國和北京陷入六月危機諸多事件鏈條當中的一個重要因素。當然那是另外一個獨立的故事了。
傍晚時分，當絢爛的晚霞染紅了昆明湖上盛開的荷花，頤和園周邊的戰鬥仍在激烈地進行。那個夜晚，許多士兵的屍體倒在頤和園道路兩側的雜草和溝渠之中，他們黃色的臉龐在月光的映襯下變得更加毫無血色。所幸的是這場戰鬥終於結束了。
在6月的那個夜晚，成千上萬、密密麻麻的騎兵和步兵在北京城外集結。這些身著制服的士兵對時局來說至關重要，他們被汗水打濕的灰色制服上沾滿了灰塵和泥土，當黎明到來的時候他們可能就會踏進北京古老的城門。月光灑在紫禁城的屋頂上，也灑在這成千上萬的灰衣人身上，他們的步槍和刺刀在月光下閃閃發光。
而此時的北京在靜靜地等待、等待……
在灑滿月光的屋頂下，在泛著白色月光的城牆裡邊，在成千上萬棵巨大古樹的黑色陰影里，北京人默默地蜷縮在一起。北京人在疑惑、在猜測這些徹夜行軍的人一旦進城之後會成為自己的朋友還是敵人？他們會搶劫嗎？他們會殺人嗎？
那天晚上的北京，不只成千上萬的漢人、滿人、蒙古人無法入睡。還有公使館裡的美國公使保持著警醒的狀態，他再一次仔細地檢查將所有美國公民都接入公使館內這個相對安全區域的方案。他正試圖和位於天津大沽港口附近的美國戰艦匹茲堡號取得聯繫。公使館大樓里的無線電台整晚都在嘀嘀嗒嗒地發著電報，終於聯繫上了在天津指揮著3400名美國海軍陸戰隊員的史沫特萊·巴特勒將軍。巴特勒將軍的二十四架飛機已經做好了準備，一旦發現北京出現麻煩的跡象就可以馬上起飛來進行救援。他的二十四輛輕型坦克和五十多輛卡車也已經安排就緒。在接下來幾個星期的焦慮觀望中，美軍發動機里的油和水一直保持在合適的加熱溫度以便能夠快速地啟動。駐紮在天津的美國第15步兵團的兩個營也做好了隨著開拔的準備。
那天晚上的北京，對英國、日本、法國、義大利以及其他國家的公使來說同樣意義重大，他們大部分在大沽口也停泊著軍艦，在88英里外的天津駐紮著做好準備的地面部隊。那天晚上的北京，有1800名美國和歐洲各國的公民被困在這座城牆高聳的城市裡，還有大約2000名日本公民，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已經擠進了日本的使館大院。
那個夜晚，所有公使館衛隊的指揮官們也都保持著高度的警惕，靜觀其變。
距離義大利公使館最近的通往使館區的大門被義大利海軍陸戰隊員把守著，他們身穿深藍色的制服，頭戴白色的帽子。英國士兵架著機槍，守衛著離英國使館最近的大門。
向北穿過使館區北部寬闊的林蔭大道，就會看到一幢由美國使館衛隊的士兵們保衛著的俱樂部。那裡沒有別人，除了五個身穿白色長袍、受到驚嚇的中國僕人。
但他們並沒有害怕到無法給客人上冰鎮的德國啤酒，他們中的一個人隨意地選擇了一張唱片，是由巨大管風琴演奏的「歡樂頌」。擴音器里傳出的「歡樂頌」動人的和弦，融入到北京那個決定性夜晚的寂寥之中。
明亮的月亮，漆黑的陰影。才晚上十一點，街上就空無一人。幾乎看不到一絲光亮在建築之間的縫隙中閃耀。各家各戶的門窗都被緊緊地關上了，一些大門刷著紅色的油漆，那是中國人心中承載著幸福的象徵。
「歡樂頌」還在耳畔迴響。
沿著狹窄、空寂的小巷前行。巷子太窄了，以至於根本無法並排通過兩輛黃包車。但問題是一路上根本碰不到其他黃包車。
過了一會兒，在一個角落裡音樂再次響起。這是傳教士們在內陸旅行途中攜帶的手風琴發出來的聲音。一個尖細的女高音用英語在演唱：「耶穌愛我，我知道——」
「歡樂頌？」
又過了一個急轉彎。融入月色中的讚美詩那顫顫的歌聲突然中斷了，就像一顆子彈可以中斷祈禱或者詛咒一樣。
再轉一個彎，又是那熟悉的紅色大門和那白牆環繞的家。
世界突然沉寂下來了。
等待。
柳樹，靜靜地站在月光之下，甚至連它在地上的黑色陰影也一動不動。
紅色的幸福大門關閉了，上了閂。
耳朵可能會因為聽到一聲擊碎了美好夜晚的槍響而緊張。
但是只有寂靜和等待。
當類似於漢口或廣州這樣的大城市遭到襲擊或被占領時，美國和歐洲的報紙就會用大字標題進行報道。但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卻對1929年5月發生在乳山的恐怖罪行一無所知。
乳山城位於山東省東部，遠離鐵路，離海也不是很近。1929年春天，幾位從前的軍閥結束了在日本的流亡生活，在山東東部發動了一場失敗的叛亂。褚玉璞將軍是這場叛亂不走運的領導人之一，他在一年前曾擔任直隸省的軍事長官，統治著3000萬人口。當褚玉璞和他率領的4500名武裝起來的苦力及土匪士兵潰退到乳山這個小城內，一場持續了13天的圍攻就開始了。乳山城裡居住的大約2萬名手無寸鐵的平民完全變成了刀俎之上的魚肉。
在這13天的圍困過程中，守城的官兵將400多名婦女和兒童綁在城牆上，他們躲在這些活體盾牌的後面向下面的進攻者開火。
但是圍攻突然結束了。褚玉璞的士兵們犯下了如此慘絕人寰的劫掠、淫蕩暴行，以至於城裡的婦女和姑娘為了不受凌辱而按照事先想好的計劃一個一個地跳進了乳山城內唯一的水源深井裡。她們不斷往下跳，直到這個水井被這些瘋狂自殺者的屍體填滿。
接下來乳山投降了。
但褚玉璞並沒有受到懲罰。他甚至沒有被這支大獲全勝的高呼效忠於南京政府的「國民黨」軍隊關押。
在中國，誰也說不準。今天的敵人很可能下個月就是寶貴的盟友。
於是，儘管褚玉璞在乳山臭名昭著，但仍被安全護送到海邊並被允許攜帶價值40萬的銀條和銀圓前往朝鮮。
雖然南京方面沒有懲罰褚玉璞，但幾個月後，山東東部的農民們對他做了一件大快人心的事情。在他輕鬆流亡返回山東後被乳山地區的農民抓到，他們為他挖了一個深坑，把他活埋到只露出腦袋，然後踩實了周圍的土壤，之後人們又默默地圍成一個銅牆鐵壁般的圓圈，看著炎炎烈日和為所欲為的巨大紅螞蟻黑螞蟻陪伴著他們原來的統治者閣下。
1929年春天的4月6日到13日，大城市承德在被南京「國民黨」部隊從「叛軍」手裡重新奪回之後忍受著恐怖的統治。國民黨的部隊因吸納了各路土匪強盜其力量有所增強，而盜匪團伙則被默許盡情地去搶劫以作為效忠「中央政府」軍隊的獎賞。
H. C.佩林先生，一位在承德從事菸草生意的美國人，在一間苦力的泥土屋子裡藏了7天。他看到一些中國婦女和兒童在街上被屠殺，他看到一些市民被端著刺刀的士兵趕回到他們已經著火的房子裡，然後這些掙扎尖叫的受害者伴著士兵們的笑聲在熊熊大火中死去。
H.加布先生是一位美國傳教士，他的運氣簡直糟透了。在藏身之所被發現後，他被剝去了全部衣服，捆住了手腳，赤裸裸地在泥水裡拖來拖去以供暴徒們取樂。最後還被一名士兵用刺刀刺傷了左邊的大腿。
1929年12月的廣州。一名受僱於南京政府的年輕中國飛行員，剛剛完成了一次向9個村莊投下炸彈的飛行任務。那些村莊被懷疑在白天可能隱蔽著一些「裝甲」部隊並準備在黃昏時分恢復對廣州的進攻。
順便提一下，這些摧毀村莊的炸彈是從一架美國製造的戰鬥機上扔下去的，而戰鬥機則是在美國國務卿的許可下出口到了中國。
這位年輕的飛行員，端著一個大玻璃杯優雅地啜飲著白蘭地酒，發表著他的觀點：
「很快中國就會被從空中統治。不，空軍不會像陸軍和海軍那樣被一個又一個派別多次收買。——哦，不，我們也不支持現在南京的那群人。一旦我們足夠強大，我們就會把他們趕出這個國家。——當飛機成為戰爭中的決定性因素時，我們為什麼要為南京派打仗，或者加入什麼別的派別？我們要團結起來，讓整個國家都聽從我們的。」
兩天後，中國紅十字會向南京發出一份正式的抗議，反對戰鬥機轟炸無辜村莊的行為。但是，直到1930年1月、2月和3月，美國製造的轟炸機依然在出口許可的政策之下，帶著美國國務卿的「良好祝願」，陸續抵達上海。
反對南京的派系想要聯合抵制美國的貿易，他們宣稱出口這些戰略物資無異於干涉中國的內政，並在中國內戰中偏袒某一派系。
但是，南京政府得到了華盛頓的正式承認，對中國的武器禁運因此被解除了。難道一個國家的政府能夠拒絕向另一個友好國家的政府出售戰爭物資嗎？
最初的錯誤是同意正式承認南京政權為中國的合法政府，尤其是在中國遠未統一，而南京政權只會空洞地聲稱將實現穩定或擁有權威。但是如果沒有得到承認，國民黨就會公開抨擊「帝國主義的」華盛頓，並且會指責美國為了「阻撓革命」，拒絕支持他們。
與中國的饑荒、惡政、背叛、腐敗等黑暗面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山東省會濟南府展現出的另外一番景象，慷慨而仁慈的中國人並肩合作開展經濟救濟工作，並且開辦了一家醫院，收治那些未被各個派系妥善照顧的受傷士兵。
蔣太晨和何辰強攜手創造了這樣一個奇觀，雖然他們在宗教、財富、個人背景和觀察問題的視角上是如此的不同，就如同白天與黑夜一樣。
蔣太晨50多歲，曾經是一名傳教士，後來成為收入頗豐的教授。但是，他放棄了教書生涯轉而致力於從事社會服務工作，薪水只有他做教授時的四分之一。蔣在濟南府管理著一家紅十字醫院，在饑荒時期他還管理著粥廠，每天為成千上萬的饑民提供食物。
何辰強現在已經快70歲了，是一位大家公認的非常富有的「老派紳士」。他曾供職於已故慈禧太后的舊帝國軍隊，積累了很多財富，他從金錢方面大力資助了蔣太晨的救濟事業。有一段時間他曾擔任滿人統治下的察哈爾軍事長官。在1921年，他為自己所在省的饑荒救濟基金提供了75萬銀圓。
何先生有四個妻子。
何先生這一類型的人很少談論政治。如果現在的軍閥能說服像何先生這樣的紳士接受「顧問」一職，他們將感到自己很有「面子」，但何先生這樣的人往往明智地選擇避免介入公共事務。他們還沒有足夠的力量來取代如今的這些軍閥和政客。
像蔣先生和何先生這樣的人是真正的愛國者，而不是耍嘴皮子的。他們不抱任何幻想，他們的心情因為中國同胞們的未來依然處在困境與黑暗之中而感到非常沉重。
1929年秋天，南京政府堅持要取消治外法權，並堅持讓在中國的所有外國人接受中國法院和法律的裁決。此時，已故千萬富翁盛宮保 [2] 的四個兒子，向南京政府遞交了一份措辭很長的請願書。
這份請願書反對官方下令沒收他們已故父親留下的價值1500萬兩白銀的遺產，其中500萬兩的遺產已經被捐贈給了上海及其周邊的中國慈善機構。
官方下令沒收盛宮保的財產，聲稱那是他在清王朝時侵吞的不義之財。
但盛宮保的兒子們指出，盛本人已於1916年去世，況且他在1911年就結束了原來的政務工作，即使他們的父親曾犯了什麼罪過，中國的訴訟時效也已經過了。儘管此時正值南京外交部向世界其他國家保證，他們有意願和能力在中國法律和法庭之下，「保護所有外國人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但在政府的監督下，沒收財產（甚至包括那部分捐贈給慈善機構的財產）的過程仍在迅速地進行。
在華生活的外國人每天都在討論中國對外貿易的未來，他們不僅在銀行和其他商業區討論，也在俱樂部的酒吧、餐廳和私人晚宴上討論，其看法從苦澀的悲觀到玫瑰色的樂觀什麼樣的都有。
其中悲觀者表示：「中國又回到了舢板運輸、人工搬卸的階段。她的河流正在淤塞，她的鐵路將很快停運，她還將把所有的外國商船從她的內地和沿海的水路中趕走。」
而另一方則會爭辯說：「未來將會是不可限量的，越來越多的中國人發現外國製造的物品變得不可或缺；十年前的奢侈品已經成為今天的必需品了。」
一家大型公司的負責人宣布：「我們的公司正在從所有的內陸站點撤出所有的外國人。今後，我們應該通過中國的代理商來進行交易，我希望看到即使在上海的辦公室里也全是中國人。我們必須把業務移交給中國人，或者停止把我們的貨物進口到中國；中國的排外宣傳正在產生這樣的效果。」
「我們已經放棄了四川」，另一位悲觀論的信徒說。「宜昌上游180英里長的河道上有13個獨立的收費站收繳運輸稅，在支付了13個站點的稅費之後，我們的商品就太貴了，四川人根本買不起。」
有關美國失業和「蕭條期」的流言，引起了許多在華做生意的歐洲公司領導人的巨大震動。他們擔心美國國內的競爭壓力、大量的生產過剩以及失業加劇，會促使那些更加吃苦耐勞、更富有冒險精神的美國人踏入外國的土地。
他們說：「你們的資本家知道，每5000名在國外成功的美國商人最終會為本土的100萬人提供就業機會。利用美國現有的資本和你們毫無疑問的機器與工廠的優勢，美國很可能會贏得世界貿易的控制權。」
「美國幾代人都具有拓荒精神，他們征服了很多無人居住的地方。由於剩下的無人區要麼難以到達，要麼根本不適宜開發，因此美國人的開拓本能正在實現突變，他們正嘗試在全球人口最密集的地區取得勝利，換句話說，在那裡同樣可以找到最棒的貿易機會。」
1928年到1929年間，「示眾的囚籠」經常出現在中國，這種籠子通常被用來懲罰那些無視抵制日貨聯盟的規定，堅持經銷日本商品的中國商人。在1928年5月，日本人和國民黨軍隊在濟南發生衝突後，抵制日貨的聯盟就在許多城市迅速成立了。
這種「示眾的囚籠」在中國有著久遠的使用歷史，通常是用竹子或柳樹製造而成的。關在裡面的犯人必須站起來，而且常常要踮起腳尖，因為他的頭要從籠子頂部的一個圓孔中伸出來。把犯人關進去以後，再用繩子把籠子緊緊綁住，牽引到離地面20英尺高的空中。籠子的底下掛著長布，上面寫著這個倒霉蛋犯下的過錯，所有路過的人只要願意都可以對犯人進行口頭謾罵或者向他們拋撒骯髒的東西。
在抵制日貨聯盟的控制下，日制商品的許多不幸經銷商被關進籠子裡長達48小時，或者直到他們同意交出反日聯盟要求的「罰金」時為止。
日本政府經過多次官方抗議，南京外交部最終給予的答覆是：政府也沒有辦法「干涉民族主義的愛國行為」。
辜鴻銘現在已經去世了，但他在1928年是一位直言不諱的老紳士，作為中國最偉大的思想家，當時他的書在中國非常受歡迎。辜鴻銘出生於19世紀中葉的檳榔嶼，名義上是英國人，但他總是不屑於尋求這種重要的特殊身份給予自己的庇護。後來他被從檳榔送到蘇格蘭接受教育，在25歲之前他從未到過中國。當他來到中國時羞於承認自己是一個中國人；他的同胞們身上的污穢、氣味和社會習慣使他反感。但很快他就改變了，正如在晚年時所描述的那樣他已經變得「比中國人本身更中國了」。
「權力必然使我們孤獨」，辜鴻銘在他去世前不久宣稱。「我們必須以自己的方式來解決長期內戰的問題。美國的民主是建立在吶喊和投票的權利基礎上的。中國的民主是建立在吶喊和戰鬥的權利基礎上的。美國人可以通過選票來解決的問題，我們必須靠子彈來解決。」
「中國不是通過選舉，而是通過推翻舊王朝讓最出色的人獲得權力。她總是在長時間的戰爭中解決這一問題，今天她必須忍受自己的混亂，直到勝利決定出誰是那個最出色的人。只有勝利才能證明誰是正確的。」
「過去的中國有太多腐朽的學問。而如今的中國則是有太多半生不熟的夾生學問。我們因聽信了那些受過半截子西式教育、隨時都會做一些蠢事出來的留學生的錯誤認識而蒙受損害。」
「我們的整個歷史表明，所有的革命都是由知識分子的不滿引起的，更確切地說是由學生階層的不滿引起的。所有的知識分子都要經歷歲月的苦難，直到他們退出歷史的舞台，國家實質上被強盜掌管。」
「在我看來，那些列強所謂的『善意干預』，也沒有任何正當的理由。從1914年到1918年，美國和歐洲玩著一種叫作『世界大戰』的洋麻將遊戲。即使中國的力量強大到足以善意地介入那場你死我活的戰爭，也會導致大片陸地被毀壞，數百萬人被殺，還有數百萬人被推到無比悲慘的境地——即使中國已經強大到足以採取那樣的態度也是不正當的。」
「現在，我們中國正進行著一場規模比世界大戰小得多的麻將遊戲，同樣，無論美國還是歐洲，如果介入我們這場毀滅家園並讓數百萬人遭受苦難和死亡的決鬥也是毫無正義可言的。」
「我們中國經過了很多年的天下太平。一個不知道如何戰鬥的國家是不可能獨立的。確實，它還不配獨立。自1911年以來，我們唯一的進步就是知道了在戰爭中如何去打仗，這並不是一個危險的跡象。」
辜鴻銘對美國人出錢在中國開展博愛、慈善的事業心懷冷嘲熱諷之意，他將自己的觀點概括得簡潔而不近人情。他聲稱：「中美關係的主要問題是美國向我們輸送了太多自己的害人精——我稱之為三個P's，指的分別是愛國者（patriots）、政客（politicians）和教授（professors）。當然傳教士就更糟糕了。」
「愛國者們對美國的一切事情都推崇有加，以至於他們看不到其他地方的任何優點。政客並非政治家，他們以非常狹隘的視角來看待遠東事務所牽涉的複雜問題，並且自詡為外交家。教授們認為他們學有專長並且掌握某一領域的特殊知識，因此，他們有資格針對外國天空下發生的每一個棘手問題給出解決的方案。」
「至於傳教士，老一代的傳教士都在忙於傳播福音和慈善工作，他們是非常傑出的先生和女士。但是，現在的大多數傳教士都在花費時間試圖去教授所謂的『新學』，並且干涉我們的政治事務，而這些事情畢竟與他們無關的。他們已經遠離了傑出二字。」
「在我看來，美國對中國最大的傷害是一個所謂善意的對華政策，即把大量金錢花在了資助中國年輕人赴美接受教育上。這些半瓶子不滿的學生回國後對他們自己的國家毫無用處，因為他們擁有的只是你們美國人生動描述的『膨脹自負的頭腦』。我們在教育中需要的是質量，而不是數量。把你們的政策顛倒一下，派你們最能幹的人來了解並幫助我們解決存在的問題，而不是把最聰明的孩子從我們身邊帶走，然後用你們的方式把他們教導成不可思議的樣子。」
「我們的主要困境在經濟方面。例如，美國擔心大量廉價中國勞動力的湧入會擾亂美國的工業，降低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因此，美國關閉了對中國移民的大門。但當中國面臨外國機器和它們生產的廉價產品大舉入侵的時候卻無法關上大門，而這兩方面的入侵毀掉了我們，使我們數以百萬計的熟練工人和苦力無事可做，正如數以百萬計的中國勞工湧入美國會打亂你們的工業計劃一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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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國時期北平使館區的一家外國公司開設的酒店。
[2] 盛宣懷（1844—1916），江蘇省武進縣人，曾擔任清朝郵傳部尚書，晉封「宮保」，時人亦稱為盛宮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