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眼中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 · 第十二章 文化衝突

在現代中國，東西方文化許多方面的衝突，給中國人生活和思想的根基造成的破壞，就如同勢不兩立的軍隊在相互廝殺戰鬥中踐踏毀滅了腳下的家園。雖然這種衝突還在進行，但中國整個經濟結構已經在與西方世界機械化生產方式的衝突中解體了。 它不再是一個國家，而成為一個缺乏能夠勝任的領導集團的民族，那麼在這多方面衝突同時發生的情境下，國家陷入內戰又有什麼可奇怪的呢？ 與此同時，革命推翻了人世間至高無上的天子和他統治的古老王朝，新思想摧毀了傳統家規、家訓和家庭責任。當這些進程推進的時候，各派敵對軍閥的部隊正在開戰，戰場變成一片焦土，為了生存下去而鬥爭的願望是如此強烈，以至於人們早已將誠實和公平交易的古老準則拋在腦後。與這些進程一致，鐵路使得成千上萬的挑夫苦力失去了工作，江河上行駛的蒸汽船，使得成千上萬在中國內河用舢板和帆船進行水上運輸的船工頓失生計，而且使得數萬名在長江三峽拖拽舊式船隻逆流而上的縴夫沒有了用武之地。在外國工廠源源不斷地向中國出口它們機器生產的商品時，外國資本也正在中國城市當中熱火朝天地建設各種現代化的工廠，這些都助力摧毀了幾個世紀以來幾乎沒有發生什麼變化的中國家庭手工業和小作坊。 這些力量的結合造成了普遍的失業和貧困，而失業又與相互競爭的軍閥們正忙於招募地方性武裝力量的時期相吻合，因此軍隊很快就膨脹到難以控制的程度；軍隊中的許多人經常會因為領不到軍餉而開小差或者叛亂，從而增加了盜竊和搶掠的數量。 這個國家的領導人，無論是完全由貪婪和野心所驅使的、不擇手段的卑鄙小人，還是高尚無私的愛國者，他們目前都不可能找到一個新的政府形式或權力來取代已經被摧毀的政府。保守派確信老辦法是最好的，外國思想和方法與中國的實情格格不入，他們頑固地反對那些想要剷除舊辦法並嘗試新辦法的激進分子。這兩派的傲慢和固執時至今日仍然沒有變化，以至於溫和派想要通過新與舊的調和，本土文化、方法與外國文化、方法的調和，政治行動與經濟復興的調和，來繼續緩慢前行，重建國家和民族都不可能完成。 人們對中國和日本做了許多嚴肅的比較後發現，中國無法適應20世紀的歷史條件，與日本在不喪失其文化生活本質要素的情況下再造成為一個高效工業國所取得的驚人成功，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歸國留學生」——這個稱謂適用於中國和日本留學回國的任何人，不管他年齡多大，也不管他回到祖國已經多少年——都在重新塑造著這兩個國家。在日本，人們對這個階層寄予厚望，因為一個貧窮而落後的民族已經成為世界的列強，所以他們理所當然地被人們尊敬。但在中國，歸國留學生對平息由騷亂所導致的社會失序卻未能提供什麼幫助。 1868年，中國政府第一次派遣留學生出國。就在這一年，容閎博士帶著30名男孩前往美國求學，加上後繼者這些學生的總數達到了120人，但他們在完成其大學課程之前就全部被召回國內了，這場運動也就暫時中斷了。 但中國在19世紀最後十年的一場戰爭中被日本災難性地擊敗之後，這場運動又重新開始啟動了。中國意識到現代化是至關重要的，學生們被越來越多地送往國外。在20世紀的頭十年里，當與種種失敗的革命有關的學生們試圖在外國尋求庇護時，這些數字大大增加了。在這一時期，尤其是日本的大學湧入了大量的中國學生，而在美國和歐洲學習的人數也正逐年增加。 通過歸國的留學生，日本習得了效率。日本已經建立了許多工廠，並且在世界海洋貿易的競爭中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日本很早就使自己擺脫了「治外法權」，並且擁有了健全的法律和良好的法庭。日本擁有一支高效的陸軍和海軍，以至於她的話語在全世界都有了分量。但是，日本沒有經歷過革命，沒有推翻一個王朝，也沒有爆發廣泛的內戰。 然而，總的來看出國留學的中國人忽視了科學，冷落了力學。按照古老的儒家思想，一個學者務必致力於治國理政，因而大多數的中國海外留學生都專攻了政治經濟學、哲學或者其他的人文學科。他們學成歸國時帶回了各種各樣相互牴觸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理論。中國留學生通常是文化的混血兒，而日本留學生則是優秀的技術人員和工業專家。回國後的日本留學生給他們國家的社會生活帶來了實質性的變化；而回國後的中國留學生，給這個充斥著大量文盲的渙散的國家帶回的則是一些無法被採納的理論。 胡適博士，一位與當今世界上偉大的思想家們比肩齊名的中國著名年輕哲學家，曾經勇敢甚至是毫不留情地批評自己祖國的缺點。他斷言，中國已經發現自己的舊文化根本無法應對「貧窮、疾病、愚昧和腐敗，這四個國家的主要敵人」。 中國不願意承認自己古老文明的失敗，胡適博士說，這其實是一個擁有輝煌歷史的偉大國家自尊心的本能反應。他指出：中國以前從來沒有與擁有卓越的軍事力量和先進文明的異族發生過衝突。不止一次，中國被好戰的野蠻人所征服，但最終她的文化征服了征服者。有時，中國心甘情願地屈服於文化的入侵，就像印度將佛教傳入中國時所做的那樣，佛教到中國的時候並沒有一名印度士兵跟隨。 現在，中國在歷史上第一次，陷入了與一種以政治和軍事實力為支撐的文明史無前例的衝突當中。胡適博士指出：她無法將文明與其背後的軍事力量區別開來，也無法接受西方文明比中國文明優越。 這位年輕的中國哲學家認為，將西方文明歸結為「唯物質論的」，而將東方文明歸結為「精神至上」的是荒謬的。他說：西方文明同樣是理想主義和精神至上的，這體現在科學的諸多領域，體現在其民主制度當中，體現在那些減輕了人的勞苦、增強了人類幸福感的機械裝置的進步當中。他強調指出：遠東地區的古老文明只是安於現狀，而未能為了人類的利益去嘗試更多征服自然力量的辦法。 「從最壞的意義上來說，這才是唯物質論的。」他在1929年晚些時候宣稱：「我在一個把人當牛作馬來驅使役用、讓婦女忍受了1000年的裹腳纏足而毫無抗議的文明中看不到任何高尚的精神。」 「中國古老的人文精神已經死了，而我們還沒有學會掌握新的；舊的社會秩序已經變得腐朽，而我們卻不願意著手建立新的。在半個世紀的時間裡我們優柔寡斷、猶豫不決，我們頹廢墮落、無所作為，我們悠久文化的遺存——古老的繪畫、青銅器和瓷器——早已經離開我們這個國家成為美國、歐洲和日本不斷增加的收藏品，我們過去的寺廟和其他建築遺蹟因為無人重視和缺乏必要的維修資金，而只能眼睜睜地看著它們變成一堆瓦礫。」 「宗教、皇權與和平的社會環境創造了這些藝術，但是貧窮和戰火把它們銷毀殆盡。一百多年來，我們從未見過哪怕一個頂級的畫家、詩人、思想家或者教師湧現出來。然而，我們卻仍在這裡大談所謂的保留『民族的遺產』和『民族文化的精華』」。 「當飢餓的農民鏨削下古代雕塑的頭像將其賣掉以換取一碗大米，當士兵們盜掘皇家陵墓來為外國市場搜尋陪葬的珍寶時，我們還能保存下什麼呢？」 胡適博士毫無顧忌對那些膚淺而自負的同胞冷嘲熱諷，作為一位睿智的愛國者，他堅持認為，如此一些人有害於中國的發展，這招致國民黨對他產生了強烈的敵意，甚至官方數次計劃對他提起刑事訴訟以懲罰他的坦率。 胡適博士譴責的種種存在的弊病並沒有被人們加以否認，但他的批評者認為，為了留住中國的「面子」，他應該對這些惡習保持沉默。幸運的是為了維護南京政府的好名聲，少數政客們對這位大師的叫囂已有所減弱，而在關於他的訴訟案件中，政府僅有的正式舉措也不過是向他遞送了「警告」。而胡適先生對這種恐嚇的嘗試根本就無所動容，他依然堅持其勇敢無畏和直言不諱的做法。 朱立安·阿諾德是北京美國公使館的商業專員，胡適博士在為他的《中國問題擷要》這本書撰寫的令世人大跌眼鏡的前言中，坦誠地向世界和他的中國朋友陳述了自己的觀點，正如胡先生向編譯成冊的題為「人類向何處去？」叢書投稿時所做的那樣。事實上，這位中國的哲學家以自己的真知灼見，否定了自己認為中國在19世紀沒有產生任何偉大思想家的悲嘆，在前言中他說道： 我們必須了解自己。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窮得可怕，我們的人民正遭受使文明人感到可怕的苦難。 我們必須承認，我們的政治生活已經潰爛到了核心…… 我們不能再用帝國主義列強阻礙了我們國家的繁榮和進步這樣的話語來自己欺騙自己…… 在我看來，今天我們所需要的是一種堅定的信念，它就如同宗教懺悔一樣深刻，我們中國人在一切事物上都落後了，世界上每一個現代化國家都比我們好得多。 如此尖銳的批判出自中國最傑出的人士之口，這與外國人的負面批評顯然不同，因為大多數外國人都認為：中國人天生就缺乏某些素質，因此永遠無法很好地管理自己的事務。然而，胡適博士的批評似乎是為了激發起同胞們潛在的能力和幹勁，並使他們確信自欺欺人和自我滿足都是愚蠢的。國外的批評引起了中國人的怨恨和一種對著幹的憤怒情緒，而胡適博士的批評也許會成為一種鞭策。 在最近的幾十年之前，大多數中國人認為所有外國人都是未開化的「蠻夷之輩」，但是當中國一次又一次地輸掉了與外國列強的戰爭，這種關涉種族的傲慢看法受到了猛烈的衝擊。諸多事件的發展趨向使中國最開明的民眾逐漸相信，西方文明在許多方面是優越於東方文明的。 這種衝擊與震撼來自過去的自負情結與新的自卑情結奇特結合的發展，並且在許多情況下，這個結果表現為一種漠視理性和事實，衝動易怒、焦躁不安的態度。 今天我們在華人的圈子裡可能會發現一些悲觀主義者，他們認為地理、氣候和文化的力量一直在發揮作用，致使中國人民無法獲得新生。同樣不理性的中國樂觀主義者也比比皆是，他們宣稱，儘管中國目前存在著混亂的局面，但中國人天生就比世界上其他民族更加優越，並將在下個世紀主宰全球。這些人對現代化和當代世界的大勢不屑一顧，只是一味地指出中國歷史曾經何等的輝煌、中國的無名英雄發明了火藥、指南針和印刷術，中國很久以前就湧現出了諸多的聖賢。 毫無疑問，許多生活在中國的外國人，他們毫不掩飾自身優越感的傲慢態度，強化了華人種族自卑感或者優越感問題的重要性。我們很難判定，中國民眾這種對部分外國人深深的憎恨態度有多少是出於愚昧，又有多少是出於傲慢或者自我保護的本能。但顯然所有中國民眾對外國人那種傲慢態度的不滿，都是自然而合乎情理的。 那些因為態度傲慢而可能冒犯了華人的外國人辯解稱：他們之所以持這種態度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就像一個在黑暗中為了給自己壯膽而吹口哨的小男孩一樣。 讓我們設想一下，40000萬名外國人生活在有300萬人口的上海，或者是6個外國人孤立無援地生活在一些人口達到10萬的內地城市當中。這些外國人自然本能的反應就是，強化並堅持那些使他們與周圍一大群陌生人區別開來的東西。只有通過堅持那些與眾不同的特性並放大它們的價值，外國人才能避免使自己完全陷入由不同膚色的民族、異域的文化、難以溝通的語言，以及奇特的風俗習慣所造成的陌生生活當中去。 前往美國或歐洲的中國人一般不會採取這種刻意自我孤立的策略。一般說來，他要麼去考察和學習，要麼僅僅是去做生意。但無論如何，他都必須掌握自己逗留的那片土地上陌生的語言。但大多數外國人去中國是為了做生意或者教學。如果是前者，他們不需要掌握中國的語言，因為他們可以很廉價地僱傭到中間人買辦；如果是後者，他們就會把自己的知識或文化強加給中國人，而很少向對方學習或者試圖去了解和研究中國的文化。 還有很多批評針對外國人的如下做法：中國人不管他們多麼傑出多麼優秀，都不會被中國城市裡的外國俱樂部接納為會員或者客人。這樣一種拒華人於千里之外的做法，與其說是因為一些俱樂部成員為了享有種族優越感而給予的支持，不如說是植根於一種讓某些地方使人純粹地想起「家」的本能，一些公寓在其外觀和經營管理方面都完全保持了外國的式樣。如果中國人被允許進入這些俱樂部，他們的數量可能很快就會遠遠超過那裡的外國人。毫無疑問，舊金山、紐約和倫敦的中國居民也有同樣的本能，他們反對俱樂部給予那些美國人和英國人以會員的資格。 那些歸國的留學生是今天中國最不安分的群體，他們中只有一小部分能夠在大城市中站穩腳跟，或者在政府中謀個差事。他們與現在中國各個大學、學院裡的學生們一樣，對身處自己的祖國卻沒有用武之地的事實感到萬分沮喪。 許多年前中國的學生就開始在政治生活中扮演至關重要的角色了，這得益於中華民族尊重學問的古老傳統。就在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很大程度上正是由於學生抗議的結果，當時的北京政府迫於壓力指示其外交代表沒有在《凡爾賽條約》上簽字，因為中國年輕的愛國者堅決反對和平協議中日本取代德國控制山東以及繼承其他權益的條款。 從那時候開始，學生作為一個階級成為革命進步的強有力因素，他們為民族主義運動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 在1929年的春天，中國的學生界對南京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要求他們把政治事務留給自己的前輩，而他們應該返回到自己的課堂中去感到失望。學生們為了支持民族主義正在艱辛努力地工作，但這一命令對他們來說簡直是一種可鄙的回報。他們的反應是直接而猛烈的，現在沒有任何反對南京政府的派別對它的譴責比學生階層更加直言不諱。他們譴責南京政權是「一個反動的集團」，並宣稱它企圖「阻撓中國革命的進程及革命目標的實現」。 這種學生與政府之間的衝突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學生階層已經以青年人再自然不過的熱情，接受了左翼激進的信條。他們不能理解南京政府，南京政府為了維持其統治，也被迫變得越來越保守和不作為。 毫無疑問，學生們已經完全脫離了政府的控制。一旦事情的發展與他們期望的方向相反時，他們就召集罷工者，試圖指揮學院的工作人員，把教育部門負責人的辦公室包圍起來。 國民黨通過下令，要求所有學生的愛國活動必須「在國民黨的指導下方能實施」來進行反擊。但學生們的回答是，如今的政府是由以前偽裝成愛國者的那些暴君組成的，而國民黨在目前領導人的控制下也已經不再適合做他們的人生嚮導了。 對於中國來說，學生階層與政府之間離心離德真是一件不幸的事情，因為國家未來的管理者需要從這個階層當中來選拔，就如同這個古老帝國的政府要依靠士人等級來遴選官僚一樣。如果年輕的知識分子們被迫起來反對國民黨及其所創建和控制的政府，那就意味著未來的管理者只能從軍人的行列里來選拔，如此做的結果必將是無限地延長所謂的「訓政期」，並極可能在未來導致一場旨在推翻這個蠻不講理、靠武力支撐的殘暴統治的社會動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