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眼中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 · 第七章 饑荒與鴉片

在過去的二十年里，饑荒、戰爭和瘟疫這些改變人口過剩狀況的殘酷方式，一直在中國發揮著作用，而現在鴉片更是雪上加霜地與這三種導致普遍痛苦的根源緊密地結合在一起。雖然這四者都對人們的生活具有破壞作用，但從結果來看，除了不能確定中國人口是否真的減少了之外，其他種種對道德和倫理的惡劣影響都已經呈現了出來。 如果選擇特定省份和地區的數據，那就很可能得出今天的人口確實比「共和國」剛成立時少了的觀點。但在東北這個相對安定的地區，老百姓強大的生殖能力並沒有受到抑制，人口反而有了巨大的增加，這可能會抵消一些動盪地區人口減少的後果。 就像中國的人口在和平、富裕和衛生的條件下會不斷膨脹一樣，世界上其他地區在面對不斷增長的人口壓力之時將會發生什麼呢？這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在中國也許要花上一個世紀甚至更長久的時間，才能讓沿海省份遠離祖先崇拜的制度，從宗教的立場來看，祖先崇拜導致多子大家庭的產生不僅是令人感到滿意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除了少數例外，中國的統計數據只不過是或者精明，或者愚蠢的主觀推測而已。但絕大多數人都能夠接受中國婦女一生平均生育九個孩子的統計結果。今天中國嬰兒的死亡人數非常多，即使不包括因饑荒和戰爭而造成的死亡人數，那裡的死亡率也遠遠高於正常的水平。但是，一旦那裡的人們實現了和平安定和健全的管理，卻還沒有被教導要捨棄過去多子多福的大家庭觀念，那麼中國的人口出生率必將經歷一個明顯上升的階段，這應當引起世界其他國家的嚴重關切。 由E. P.比克內爾上校領導的美國紅十字會，應胡佛總統的要求對1929年夏天中國的饑荒狀況進行了調查，最後發現，他們幾乎無法分清楚這裡的饑荒究竟是「由於自然的原因」還是「人為的原因」導致的，或者是由於二者令人不快的結合。 作為一個國家，中國不是現在才出現了食品供應短缺，而是數十年來一直如此。作為一個國家，中國在發展現代交通運輸業方面是如此落後，她的那些軍閥無不忙於壟斷或者毀壞由外國資本在中國土地上所進行的建設成果，而在這片廣袤面積的土地上，有些地區正周期性地經歷著食品短缺，以及由此引發的居民不同尋常比例的營養不良，和成千上萬因實實在在地忍飢挨餓而導致的死亡。 這樣就發生了下列一些荒謬的情況，當一些職業的鼓動家正忙著向美國人民呼籲應當建立一個旨在為甘肅、陝西、四川、山西等地因饑荒而垂死的民眾提供救濟的基金時，中國的東北可能正在大量出口種植在溫帶地區的糧食，華南地區也在通過出口大米而獲利。 針對中國的救援議題差不多總是帶有爭議，而最近在理智的政客和受情緒左右的團體之間所進行的爭論不僅觀念相左，甚至惡語相向。 一方宣布，世界上其他國家必須為那些受苦受難卻又無法自救的人提供無償的援助。另一方則堅稱，向那些事實上並沒有遭受食物短缺，而且每年還花費數億銀圓進行內戰的國家送錢或者送食品，簡直是愚蠢透頂的行為，那裡只不過是軍閥的內戰中斷了鐵路運輸，並使得相當數量的糧食無法運送到缺糧的偏遠地區去。 中國人民通常對那些反覆出現、幾乎是接連不斷的饑荒有著一種奇特的超然態度。也許這只是本能的反應，因為據估計即使沒有災荒，中國每年仍然有超過200萬的人口死於飢餓。對於這個普通民眾只能掙扎地生活在生死線上的國家而言，飢餓是一件再自然不過的事情了。 一位生活在上海的百萬富翁，幾年前曾擔任一個由外國人組織起來、意在緩解甘肅部分地區饑荒的救濟委員會的委員，他所秉持的超然態度，可以說是中國人看待這個問題的典型例子。 這個委員會召開了會議，瀏覽了獲得的統計數據，然後決定呼籲美國民眾給予中國人民幾百萬美元的援助。一位頭腦冷靜的美國人隨後提出，如果能展示中國最大的、最富裕的城市裡人們正在做哪些事情來幫助他們的同胞，那麼美國的反應就會更加迅速。然後，他轉向了中國這位百萬富翁並請他牽頭來做這件事情。這位富有而文雅的紳士站起來宣布他無能為力，這令在場的所有富於同情心的人們感到震驚。他說：「如果救援不到位，這個省也許會有200萬人餓死。然而，在這個人口過分稠密的地區，今年新出生的人口將超過正常死亡人數200萬人。」 饑荒救濟委員會的熱情瞬間就像被捅破的氣球一樣被泄盡了，在這種特殊的氛圍下再也沒有人去呼籲美國的民眾募集資金了。 在中國要想讀到鬧饑荒地區的報告是件很困難的事情，因為穿越鬧饑荒的地區幾乎是不可能的，想用這樣的方式決定外國是否給予援助也是不明智的。於是只好聳聳肩說：「讓他們自生自滅吧。」 然而在1928年初春，山東發生了一場饑荒。美國民眾被呼籲起來捐款以幫助那裡的饑民。在山東的省會濟南府，有超過28000名來自受災地區的饑民成群結隊地到這裡尋求避難。他們在城市周邊的溪谷溝壑里安扎了下來，用編織的稻草搭起了矮小簡易的帳篷，儘管寒風凜冽，雨雪交加，人們也只能睡在裸露的地面上。這28000名可憐的難民，每人每天只能領到一碗加了鹽卻沒有任何肉類和蔬菜的熱小米稀粥。 儘管這28000名衣不蔽體的難民在他們省會的城門外凍得瑟瑟發抖，山東省長還是為慶祝他寬敞的衙門裡安裝了一套價值50000美元的中央供暖系統，而舉行了一場盛大的宴會。在那次宴會上，客人們使用的是一套價格為40000美元從比利時特別定製的雕花玻璃餐具。 從整體上看，山東省並沒有出現真正的食物短缺，那個時候，在距離並不遙遠的長江流域，大米的價格反而比十年前還便宜。但是，該省的一部分地區在夏季到來之前滴水未降，而在此前一年裡農作物的收成也並不好。山東省的稅務稽查人員來到了乾旱地區，沒有錢的人們只能拿他們儲藏的糧食來頂替現金，當他們連足夠的餘糧也沒有時，士兵們就拆毀他們的土房茅舍，並從裡邊拉走了還算值錢的木頭大梁和檁子。整個地區的村莊都被廢棄了，沒有了屋頂的房子就那樣露天矗立著，而從民眾那裡榨取來的錢財，都被用來購買中央供暖設備和那套雕花的玻璃餐具了。 後來這位省長被國民黨的軍隊趕出了山東，流亡到了日本。但時至今日仍有許多農民希望他能重新掌權並感嘆著那「過去的好日子」，雖然當年的稅收已經是非常沉重的負擔了，但和今天的比起來簡直是小巫見大巫啊！ 在這種情況下，外國進行援助就相當於直接介入中國的內政。如果這位省長還繼續掌權，而且整個情形並沒有因國外的援助而得以紓解，那麼，絕望而瘋狂的人們站出來反對他，是遲早一天都會到來的事情。把募集來的資金作為饑荒救濟基金用於惡政當道的地區，並非對飢餓人群的真正憐憫，在非常現實的意義上來說，這是把錢補貼給了一群流氓，並使他們得以掌權。每一次危機的臨時紓解，僅僅是推遲了中國人民採取行動起來反抗沉重壓迫、推翻罪惡剝削日子的到來。 然而，如果任由他們忍受苦難直至忍無可忍最終起來進行反抗，他們可能就會變成紅色。 在沿海地區，緩解苦難的成本近乎荒謬的低廉。例如，在北京，救世軍通常會在冬季救濟約35000人，施捨給人們每人每天一碗稀粥，養活30個人一個月的成本僅需要中國貨幣53分。這包括穀物、鹽和炊事用的燃料，一天每人用來煮粥的定量供應是七盎司的乾糧。 但在偏遠的饑荒地區，救災的成本就要高很多。1929年秋，陝西省小麥的價格已由通常的133磅8塊大洋漲到了60塊大洋。那裡又一次因為各派武裝你死我活的戰爭而將鐵路切斷，並使那裡成為孤立無援的地區。 在甘肅省西部的偏遠地區，運輸成本已經上升到令人望而卻步的程度。牛、馬、騾子都被軍隊或土匪趕走或者吃掉了。在蘭州地區，運輸短短80英里1200磅穀物的花費高達70美元。 在這種情況之下，穿越六盤山區的商路被人們哀嘆為「死亡之路」又有什麼奇怪的呢？調查人員的報告中提到：1929年的秋天，這條跨越了9000英尺高度的商路沿途到處都是屍體，那都是想要去有食物的地區乞食，但卻死於虛弱和飢餓的人。 在陝西的大都市省會西安府，1929年10月的情況變得非常糟糕。外國的饑荒救援人員舉行了一次會議，他們決定，只給那些看起來還算強壯的能夠挨過整個冬天的人發放食物。因為根本沒有足夠的食物提供給所有的人，救援人員不得不承認，拿寶貴的糧食去幫助那些虛弱、生病或者殘疾的人只能是一場徒勞，那些人的生命頂多只能持續幾天或者幾周。 儘管面對的是如此悽慘的情境，但在比克內爾上校的報告中，紅十字委員會還是勇敢地建議，不要給中國的饑荒難民提供任何援助。這個建議是在一篇曾經公開印刷的、關於中國動盪局勢異常簡明而深刻的摘要結尾處提出來的。這自然招來了所有的曾經年復一年地設想中國將在一個穩定政府的統治之下實現和平與繁榮的多愁善感者與空想主義者的猛烈批評。 作為結果，比克內爾上校的報告立刻變成了一份最為重要的政治文件，一段時期，給了人們迫使南京當局採取某些切實的努力，去逐步改善現況甚至促使國內衝突得以停止，以便讓中國在世界面前多少能夠保留些「面子」的希望。 但遺憾的是在報告公布半年後，中國南京政府幾乎沒有為自己的饑民做任何事情，而國內的和平前景依然渺茫。未來訪問中國的調查委員會也許會發覺，他們受到了更加嚴格的限制，當然，一部分美國人也將會因此而比過去更加深刻地了解中國。 「不要嘗試一次就把中國全部的真相都告訴美國人民」，一位極其精明的遠東事務評論員建議道，「第一，他們不會相信你。第二，他們的胃口實在太虛弱了，根本不適合你奉上的新聞大餐。」 紅十字會的報告雖然引起了大多數中國媒體和所有政客的不滿，但卻因及時、大膽的報道，而受到了大多數外國在華媒體的歡迎。南京政權使用了許多不當的措辭譴責美國紅十字會，但他們自己又拿不出什麼真憑實據來駁斥紅十字會發現的種種真相。最後認為這份報告是帝國主義者不希望中國革命取得成功的有力證據。 事實上這份報告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因為它撕掉了南京政府宣傳部門試圖掩蓋中國真實情況而編造的一切謊言。 一本中國人編輯主辦的期刊充滿勇氣地加以評論道：「中國人無法否認美國紅十字會報告中所展示的那些不光彩情況，報告中提到了外國的援助之所以沒有被批准是由於中國缺乏一個穩定的政府，軍閥、盜匪的橫行勒索，還有涸澤而漁的賦稅。」 「如果這份報告能夠敦促中國政府投入精力，以改善目前的政治局勢並採取有力行動來緩解饑荒，而不是耗費數百萬財富，來進行雞零狗碎只為一己私利的內戰。那麼，人們所期盼的就不僅是減少多年來對饑荒的恐懼，而且還包括提升全中國人民的士氣。」 雖然有一些中國報紙譴責該報告是「冒失無禮」的，但沒有誰可以否認所述情況的真實性。上海發行的《中國時報》坦率地承認：「從一個外國人的視角來看，我們的軍閥一如既往的暴虐專制，我們的盜匪依然猖獗，沒有法律依據但卻嚴苛的稅賦依然多如牛毛，我們的民生疲敝和財政枯竭依然如故。總之，國內的情勢反覆無常、矛盾重重，在剛才列舉的事情當中有一件我們可以問心無愧地說自己已經改進過了嗎？」 在中國一個與饑荒有著千絲萬縷聯繫的問題，是罌粟的種植和鴉片的廣泛吸食，這顯然與政府的默許態度分不開，甚至可以說就是官方公開縱容甚至鼓勵的結果。 吸食毒品不僅讓那些癮君子變得一貧如洗，並因此而降低了數萬人的實際需求曲線，而且如此之多的土地被用來種植罌粟、收割鴉片，事實上也減少了農村糧食的總產量，這成為許多地方引發饑荒的直接原因。 正如中國所有的問題一樣，鴉片泛濫的癥結最終也指向了軍事獨裁的制度。當軍閥所課徵的稅賦，高到農民種植糧食作物已經無利可圖的時候，窘迫的農民就開始種植罌粟了。甚至有些地區的土地不得不按照軍閥指定的比例種植罌粟，並因此而不得不支付比種植其他農作物更高的賦稅。 在近現代的中國雖然從來沒有真正根除過鴉片，但曾經一度對它的毒害有過比較好的控制。而現如今中國鴉片的生產即使沒有超過以往，至少也已經達到這個國家從前的種植規模了。 幾年前，很多地區唯利是圖的農民，冒險將罌粟與糧食隔一行間一行地交替種植在一起。這樣做的好處是，如果行政官員來調查並且強令剷除罌粟花，農民仍然能夠留下一半的糧食作物。 1930年，許多地區的整座山谷當中都種植著罌粟。在安徽省罌粟的毒害尤為嚴重。官方「圍剿」的舉措在徵收了那些種植鴉片的村莊每英畝土地200塊大洋的稅費後就戛然而止了。只要充當「清剿代理人」士兵們沒有把收穫物全部沒收走（然後出售），即使如此之高的稅賦還是給農民們留下了巨大的利潤。 當中國政府在日內瓦或者其他的國際場合，被譴責應當對目前國內大量人口的毒品成癮負有責任時，儘管其辯護者會大聲地以不實之詞抗議其他國家，但真相還是會在不經意之間偶然地呈現在官方的報告當中。 例如，1929年9月總部設在漢口的湖北省財政廳在其官方收入報告中顯示，湖北當月的稅收收入中有三分之二來自鴉片。該省當月總收入大約是300萬銀圓，其中，酒和菸草的稅收為5萬，鹽稅為5萬，印花稅為6萬，鴉片稅則將近200萬。 1929年9月，當湖北省政府拚命從民眾身上壓榨資金的時候，漢口24個最大的鴉片交易商經過商議後決定，一年中每月繳納13萬大洋來聯合壟斷當地的鴉片貿易，以此來換取不受腐敗官員「敲詐勒索」的保證。據當地發行的一份曾冒失地批評官場的中國報紙《武漢報》報道：除了這些規模較大的商賈之外，僅漢口一地還有714家已知的「煙館」在公開地向公眾售賣鴉片。 在遙遠西部的四川省其鴉片的產量開始急劇增加，這些鴉片要想到達漢口、上海以及長江中下游平原上的其他大城市，必須通過長江上的咽喉水道。1929年9月，上海的中國媒體大膽地披露，這種毒品運輸方式事實上產生了巨額的稅收收入。 受到點名指責的鴉片清剿局位於長江咽喉水道下游的宜昌市，它是由軍事長官所任命的文職官員在士兵的協助下開展工作的。一時之間，士兵和文職官員對四川來的所有貨物都進行了嚴格的搜查，但是，當那些被發現的鴉片，以目前批發價（每石約等於133磅）繳納了或者現金，或者實物的750塊銀圓的稅款之後，它們被允許繼續上路了。那些被鴉片清剿局沒收的鴉片也並沒有被銷毀，而同樣是賣到了長江下游地區。 在偏遠的貴州省常常會見到滿載著鴉片的毛驢車隊，這種運輸方式事實上受到官方的保護，這可以從長期以來省里的軍隊一直押運有利可圖的毒品車輛以防止土匪搶劫得到證實。在貴州的大多數城市，「大煙店」都明目張胆地懸掛著醒目的標識，它們知道除了稅吏的到訪不會有任何官方的干預。 從中國南部的廣東地區到靠近東北與西伯利亞邊界的松花江河岸，罌粟都是公開種植的，而在中國各地鴉片交易產生的一系列稅收，合計起來則必定是一個令人吃驚的數字。 種植罌粟的農民需要支付特別的稅款；當種子銷售之後需要交納稅款；生產加工鴉片的人需要交納新的官稅；批發商必須繳納重稅；經營大煙館的人需要每月為他經營場所當中的每一桿煙槍支付特殊的稅款；最後不幸的癮君子們通常也會隔三岔五地被處以罰款。 直到1930年初都在擔任香港總督的塞西爾·克萊蒙蒂先生曾在公共場合宣布：「如果中國停止種植鴉片，那麼吸食鴉片之風就有望在一年半載的時間內剎住。」這番表述無疑是正確的，因為沒有國內罌粟的種植，毒品鴉片的價格就會飆升到很高，只有富人才能繼續為吸食鴉片的習慣買單。 對於出生在這個時代遭遇不幸的數億中國人，我們能做些什麼呢？他們自己的官員不僅不能把他們從凍餓而死的困境中解救出來，反而製造了種種世界上其他國家所難以理解的惡政和內戰的狀況。然後，為了繼續他們毫無意義的爭鬥，又通過縱容人們吸食毒品而使其墮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