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眼中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 · 第六章 禮崩樂壞
對所有中國民眾生活景象最貼切的描述,或許就是他們生活在一個禮崩樂壞的時代。不僅法律、秩序和政府,甚至古老的道德和倫理準則都已經悲劇性地解構了。幾乎同樣令人沮喪的景象是,這裡的領袖們拒絕正視或承認如此江河日下的敗壞過程,他們甚至譴責那些充滿憂患意識並警示他們的人是「中國的敵人」,因為這些人認為,目前發展趨勢可能導致種種可怕後果。
去東方的普通遊客很少能看到真正的中國。通常他們的船隻僅僅在上海和香港停泊,如果是前者,他可能除了外國人控制的國際居住地和法租界之外什麼也看不到;如果是後者,他看到的根本不是中國,而是英國管轄的殖民地,雖然那裡的大多數居民是中國人。
如果這些普通的遊客還具有冒險的精神,他就可以從香港出發順珠江北上去遊覽廣州,那裡已經是一個經過大規模重建的現代化地區了。他也可以從上海北上去看看青島,那裡是德國人在漁村基礎上建造起來的一個令人賞心悅目的小城市。然後他可能還會造訪天津,但也只是在外國租界裡轉一轉,決不會踱出去。在北京城,除了富麗堂皇但日漸衰敗的紫禁城,除了擁有獨特魅力,出售各類古董、絲織刺繡飾品的年久失修的胡同,除了外國人控制的使館區及其周邊之外,他幾乎就看不到什麼值得光顧的地方了。如果足夠幸運,他可能會被邀請到一戶居住在別致而摩登的中國房子裡的外國朋友家中做客,那裡乾淨整潔,有木地板、電燈、自來水管道以及集中的供暖設備。
如果這位遊客再從天津、北京出發北上到了東北三省,他將被強烈的反差所震驚和迷惑。與中國大部分地區相比較,他會發現自己仿佛置身於一個令人嘖嘖稱羨、充滿希望的繁華之地。造成這一巨大差異的原因是日本早已向中國所有的派系宣布,絕不允許在東北發生任何形式的內戰,別的地方除了可以談論在東北發生的事情之外,別指望在那裡能做點兒什麼事情。
也許這位旅行者會登上美國、英國或日本的輪船,或者冒險溯長江而上來到漢口,在那裡他會看到一些保存下來的外國建築群,並且會在管理得很好的上等人俱樂部那寬敞的陽台上欣賞調製杜松子酒的表演;或者沿長江而下在中國新的首都南京停留,那裡有嶄新的中山大道、中山陵以及國際俱樂部。
即便走了這麼多地方,他還是沒有看到真正的中國。不包括東北和新首都南京在內,他所看到的這些中國城市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深受外國的影響。他接觸到的可能只是生活在外國租界或者租界附近的1000萬到1200百萬中國人,但他對中國其餘4億(或者是4.8億)人口的生活和勞作狀況幾乎一無所知。他對他們究竟遭受了政府怎樣的蹂躪和壓迫,以及他們被欺凌到什麼程度毫無概念,想當然地以為這裡就如同美國和歐洲一樣,政府管制在這個占世界近八分之一面積的地方已經不復存在了。
來源於中國的消息,比外國專家或調查者能更好地講述它自己的故事。下面關於中國衰敗瓦解的例子來自中國的新聞媒體、通訊社以及1929年至1930年1—2月間的訪談。在這短短的14個月時間裡,中國人民經歷了恰如歐洲中世紀以來未曾知道的種種苦難。
「軍閥們除了給我們留下無盡的淚水,什麼也沒有留下」,一位中國朋友在看完下邊將要陳述的一年來收集的剪報和筆記之後說道。「他們簡直就是在敲骨吸髓。」
1929年11月,一份在河南省調查之後的中國官方報告以這樣引人注目的段落開頭:「河南遭遇了300年來前所未有的災難。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欲哭無淚。這遠非是外國人所能夠想像的。」
在這個報告中講道:許多詳盡的情況是在對澠池地區調查後發現的,那裡長期以來兵荒馬亂,即使在11月的內戰爆發之前,澠池也接連不斷地遭到了來自山區強盜團伙的襲擊,一千多個城鎮和村莊被搶劫和焚燒。在這些村莊裡超過五千二百人被屠殺,一萬多人被綁架到山裡並被勒索贖金,還有超過四萬頭的牛、馬、驢等牲畜被強盜們擄去。
這篇報道用形象的中文說道:「當強盜們綁架了一個人並索要贖金時,會首先用鐵絲刺穿他的雙腿並將其綁住,然後把他像魚一樣用繩子吊起來。當盜匪回到自己的山寨以後,會審問這些俘虜來的人質並且用鐮刀砍刺他們迫使其說出自己所擁有的財產和藏匿之處。如果人質在回答問題時有半點兒猶豫,他們立即就會被攔腰劈成兩段作為對其他人質的警告。盜匪們還會迫使村民們說出為了勉強維持生命而藏匿糧食的倉庫位置。他們將糧食一搶而空,留下受害者們忍飢挨餓。如果任何一個成年人試圖從他們的控制下逃跑,那他的整個家庭都將面臨被屠殺的厄運。」
這份平實而公正的報告顯示:盜匪泛濫是由於過度的稅收、內戰和持續的乾旱造成的。1928年地里莊稼的收成很差,人們收穫的糧食根本不足以果腹,因此到1929年春天的時候,那裡已經沒有牲畜可以用來拉犁種地了。要想播種就只能靠那些還有點兒力氣的男人和女人下地拉犁了。迫於生計,男人賣掉了妻子、大人賣掉了自己親生的孩子。為了不餓死,人們紛紛落草為寇。
報告中說道:「在澠池有許多這樣的情況,一年前還有400棟到450棟房屋的村鎮裡,如今只剩下十來間房子。那些曾經居住在這些毀壞房子裡的家庭大都已經家破人亡了。」
現在再來聽一聽1930年早春時節邢台地區的地方官員向河北省當局的抱怨吧。
「我們已經收到您徵用30頭騾子的電報指令。但與此同時,憲兵司令也要求徵用81頭騾子和30輛騾車。第41師也要徵用70頭騾子,而第8炮兵團則要80頭。除此之外,第41師還要求42輛騾車和500輛獨輪手推車。這個彈丸小城裡的老百姓早已經貧困得家徒四壁,我們絞盡腦汁也想不出什麼法子能夠讓軍隊的願望獲得滿足。」
「老天爺要是想毀滅一個人,我們有什麼辦法救助他呢?」一個在河南省進行調查的中國上海救助組織在其官方報告中這樣寫道。這篇報告講述了一個臭名昭彰的盜匪頭子王天縱是如何搶掠觀音鎮的。觀音鎮原來由400個家庭大約2000口人組成,在上一次被劫掠之後,只有10餘棟房屋保留了下來,而人口則銳減到大約500人。「人們看到在這裡生活無望,於是下了決心準備渡過黃河北上到山西去尋找一個棲身之地,等到光景變好了再回來。」他們行進到黃河岸邊並設法弄到了一艘船,有200人乘船渡過了黃河。
當船返回來的時候,剩下的300來人擠了上去開始了第二次橫渡。但是當船開到河心的時候,人們看到河的北岸上站著一排士兵,他們在阻止那些挨餓的人上岸。山西省當局也有許許多多本地的乞丐,他們怎麼有心思接納來自河南的饑民。
「船夫不得不調轉船頭往回走,但此時盜匪們已經在黃河南岸邊聚集,準備搶劫人們從自家廢墟中搶救出來的衣服和財產。難民們不允許船夫向黃河南岸靠近,而士兵們也不允許他們在黃河北岸登陸,於是這條船就一直在河中間飄來盪去直到黃昏時分。」
「太陽落山以後,天就起風了。疲憊不堪的舵手不慎做了一個錯誤的動作把船舷轉向了湍急的水流,剎那之間船就傾覆了,落水的人們溺水而亡,無一生還!」
軍方經常宣布他們正在進行「彈壓匪幫」的行動,但中國調查人員卻宣稱那些未能領到薪水的士兵與土匪之間其實暗中訂立有攻守的協議,因此總是盜匪前腳走官兵後腳才到。每隔一段時間,官兵們就會在大路上、小道旁起獲成堆的戰利品,這當然是盜匪們對官兵暗中通融所進行的補償。
1930年2月,由中國牧師和傳教士書寫的信件從內地寄到了上海,信中講述了由於內戰、瘟疫和搶劫而導致了人口下降的可怕情形。
1925年湖北省的人口為2861.6萬人,而一項新的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儘管在此期間當地沒有發生饑荒,也幾乎沒有人移民,但人口還是減少了400萬。當人們分析新的人口普查數據時發現,人口減少的情況全部發生在那些遭受內戰、搶劫和屠殺(常常伴隨瘟疫)的46個州縣當中。而在享受寧靜與和平的22個縣裡,人口不僅沒有減少,甚至還有了少量的增長。從湖北寄往上海的許多照片顯示整個城鎮淪為一片廢墟。
1929年11月,當來自西北軍的叛亂部隊匆忙撤離河南省洛陽市的時候,五所軍事醫院裡到處都擠滿了受傷的士兵。當地的醫生、護士和雜役在南京政府的軍隊進駐之前就驚慌失措地撤離了,而後來者不僅沒有給予傷病者很好的照顧,還搶劫了醫院儲存的食物和藥品。在長達三天的時間裡,傷病的士兵躺在那裡得不到任何方式的照料。結果很快就出現了斑疹傷寒,並且漸漸在洛陽及其周圍的鄉村當中蔓延開來。
眾人皆知,不斷膨脹的「軍隊」會把所有省份的家底子全部掏空;人們對於內陸省份一些大的鄉鎮甚至城市遭到土匪襲擊的消息,也早已覺得不過是令人麻木的陳詞濫調。但是在廣州附近的珠江三角洲地區,土匪和海盜居然也興風作浪激起了難以盡述的憤怒,這理所當然地就成為問題了。
去年以來就在南京政府的眼皮子底下,上海近郊和周邊的一些地區也出現了許多類似的情況。其中,地處太湖之濱的城市溧陽,雖然就處在南京最嚴格控制地區的中心地帶,但還是被匪幫襲擊、搶掠了兩次,甚至遭到了徹底的毀滅。盜匪的猖獗到了令人震驚的地步,因為溧陽距離其北邊上海至南京的鐵路僅僅只有45英里。
在1929年的12月,一個大約由3000人組成的精幹土匪團伙突然對這座城市進行了一次猛烈的襲擊,殺死了350多名成年男女和兒童,掠奪走了大約300萬銀圓的戰利品,而被縱火燒毀的財產其價值大約還有1000萬銀圓。
溧陽有著堅固的城牆,它完全是被盜匪集團智取的。有超過500名的強盜三三兩兩偽裝成農民混進了城裡,住進了小旅館。等到夜深人靜,這伙叛匪匯合在一起控制了守城的門衛,打開了城門,他們的同夥如潮水一般地湧入了這座孤立無援、還沉浸在夢鄉中的城市。
求救的電報被送達南京,援軍很快趕到了溧陽並將強盜趕出了城。但兩天之後,更大規模的盜匪殺了回來趕走了守軍,然後就開始了令人髮指的殺戮、掠奪、搶劫和縱火。超過40名財主富紳被綁匪帶走作為人質以換取贖金。
這些突襲行動的一個特徵就是,土匪們總是把他們所到之處能找到的大量年輕漂亮姑娘全部帶走,無論城市還是鄉村。
在這些可憐的受害者身上到底發生了什麼?人們不得而知。但當這些被凌辱強暴、精神恍惚的可憐婦女漂泊流浪了很久最終回到她們原來的家時,無法磨滅的可怕經歷就寫在她們的臉上。或者,更可怕的情形是她們的屍體被發現時已經遭到了肢解並拋棄在溝渠或者灌木叢中,當然前提是這些屍體還沒有被成群的野狗吃掉。
吳淞是上海南部的一個城市,位於浙江和江蘇交界的地方,也在1929年晚些時候遭遇了一次災難性的強盜襲擊。據估計,這伙盜匪大約由500名強壯的男丁組成,洗劫了價值50萬銀圓的戰利品,在街上射殺了7名男子,打傷了10人,並帶走了4名富翁作為人質,還以令人作嘔的野蠻方式強暴了數10名婦女和兒童。
由於對政府能夠提供的保護感到絕望,吳淞地區的老百姓正試圖籌集足夠的資金購買一艘裝備有機關槍的小型炮艇,以便在運河上來回穿梭巡邏,保衛自己的家園。
在1929年12月到1930年1月前半月間,在太湖、揚州和寧康等許多城鎮都出現了類似的襲擊。在最後這個地方,強盜們將當地最高級別的行政官員捆住手腳按在大街上,把燒開的水不斷地澆在他的身上,直到他氣絕身亡。
類似事件在中國的首都以及最大最富裕的海港附近都會發生,那麼可想而知,在山高皇帝遠的內陸省份其狀況肯定要比前述的情形糟糕得多。
就舉四川為例來說,這個龐大的省份位於著名的長江三峽上游、西藏崇山峻岭的東部。四川省大約有6000萬人口,懸掛著南京政府的旗幟,但在很長一段時間裡,這個省份實際上被殘暴的軍閥分裂成四到五個武裝割據的「特區」。
現在讓我們來聆聽一下1929年9月四川省綦江地區的百姓發給南京政府那令人悲憫的求救訴狀吧。長老們用純真質樸的語言陳述道:
「在過去的13年里,我們遭受了各種自然災害和接連不斷的搶劫,因此上已經處於絕望的境地。今天我們完全是為了生存而鬥爭,因為除了自己的血肉之軀以外我們一無所有。為了自保我們必須趕走軍閥郭汝棟,他是這支如狼似虎部隊的頭子。」
綦江地區的統治者,提前六年就徵收了當地每年應繳的土地稅,對1929年的糧食作物徵收了八種稅,而且還異想天開地設計了其他將近12種的特別稅費。長老們在訴狀中繼續寫道:
「整個綦江地區都已經荒無人煙了,數千間的房屋被搶劫和燒毀。郭的士兵不僅從老百姓的口中奪食,還抓捕我們的婦女,無論年輕的還是上了年紀的統統帶走以換取贖金。」
「從東到西幾十里,已經再也聽不到雞鳴狗吠之聲了。人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無處可以逃避。人們不禁像古人一樣感嘆:日月無光、人將齊殤。」
這封狀紙代表了當地26個鄉鎮和村莊百姓的訴求,它在結尾處呼籲南京政府應當寬恕那些為反抗綦江暴政揭竿而起的當地人。當訴狀被送到南京的時候,綦江的統治者正被一群手持長矛、鐮刀、少量步槍和11挺機關槍的暴動農民圍困在一個古老的城堡之內,暴動農民的人數超過了5000多。
當然,南京政府面對這種種的情形完全束手無策。它既不會因為無法把救援物資送到數百英里遠的內陸而受到譴責,更不會因為郭將軍是由南京政府任命的而受到非難。在像四川這樣的偏遠地區,地方軍閥對政局的發展時刻保持著警惕,當南京的軍隊占領北京和天津時,他們就都「參加了國民黨」。南京政府除了希望他們是真心實意地投誠並接受他們宣稱的效忠之外,其實並沒有什麼真正能做的。然後,就是通過向這些新依附的軍閥發放他們早已控制區域的行政委任狀,以「維持自己的面子」。
直到1926年,湖南省的常德仍然是一座保持著繁華的大城市。但如今它的現狀比半個多世紀前因為太平天國叛亂而導致的情況更加糟糕。1929年,它接連不斷地被各路軍閥所搶掠,想要恢復元氣將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今天,常德的大多數人幾乎都已經窮困潦倒了,周圍的鄉村更是盜賊四起。
1929年,有五個不同的將軍交替統治過常德,他們每個人都徵收只有自己才承認的所謂「年稅」,並且輕描淡寫地就忽略了他的前任曾經在這裡收取過稅收這件事情。
1929年初,在姓譚的將軍撤離該市之前按照慣例徵收了貢稅「以償付拖欠的軍餉」。在他離開常德之後,一位姓趙的將軍很快進城接管了這裡的防務。趙曾經是一位赫赫有名的土匪頭子,如今搖身一變卻成了受人尊敬的官員。他在進城之後立刻宣布他的部隊已經很多個月沒有領到軍餉了,要求當地拿出25萬銀圓,如果這筆錢拿不到手他就沒有辦法約束自己的士兵,他們可能就會搶掠這個城市。
趙將軍的軍隊在拿到錢後不久就開拔走了,很快李將軍的部隊又開了進來。李的這一舉動激怒了之前的兩位將軍,譚和趙聯起手來開始圍攻常德。
根據中國人的報道:在圍攻常德兩個星期之後,趙將軍的手下將城牆轟了一個缺口,然後就占領了這座城市並「洗劫了所有的住房和商店」。此後,他們就去了山區,帶走了數百噸的商品,超過100萬銀圓的現金,30名被扣押以換取贖金的有錢人,此外還有大約80名婦女和未成年的女孩子,從那以後她們就再無音信。
1929年7月初,吳將軍的部隊兵不血刃地接管了這座城市。士兵們穿著乾淨整齊的制服,看起來軍容整潔、軍紀嚴明。但是好日子沒過了多久,在這支部隊的下級官兵當中就爆發了因意見分歧而導致的衝突。這極有可能就是一場兵變,吳將軍在倉皇中悄悄溜走了,帶著他新納的小妾和以「稅」的名義從市民那裡榨取來的一大筆金銀財寶。
接下來的繼任者是王將軍,人們似乎獲得了寧靜與安全的承諾。但在兩周後的一個晚上,他被自己叛變的軍隊所殺害,而常德無疑又面臨著一場新的搶劫。
在這緊要關頭,戴將軍和他的部隊趕了過來。從那以後社會秩序終於得到了較好的維持。不過話說回來了,戴將軍的手下不會無償服務,所以不得不徵收新稅以安撫城市新的守衛者。
人口眾多、曾經富裕的湖南、湖北、廣西、河南和福建等省份都已經變成紅色了,總共有超過3000萬的民眾如今散亂地生活在紅色根據地內。在以漢口為省會,人口稠密的湖北省,共產黨控制了大部分區域,他們似乎已經擬定出了類似於政治綱領和經濟綱領的一些東西。
「剷除惡習」是湖北省共產黨人開展鬥爭的主要口號,他們嚴禁種植罌粟、吸食鴉片、投機倒把、賭博以及其他一些因為能提供高額稅收又便於「敲竹槓」而在過去行政管理中被默許的醜惡行為。
從各種報道來看,湖北共產主義武裝力量的紀律要比中國絕大多數人員臃腫的軍隊好得多。搶劫和掠奪被明令禁止,對於窮人們而言不僅無須納稅,而且在各個方面都是有益處的。
湖北的共產黨人奪取了一個村鎮或者城市,往往會匆匆忙忙地銷毀過去所有的土地契約和相關的正式記錄。那些被指控曾經壓迫過窮苦百姓的舊政權官僚則常常會被立即鎮壓。當政府軍從共產黨手中奪回城鎮時會採取血腥手段,他們會將所有被發現在共產黨占領時期曾與共產黨合作過的人就地正法。
自「共和政體」於1912年建立以來,河南省已經被無數相互敵對的軍隊蹂躪和踐踏。除了飽受饑荒困擾的甘肅和陝西之外,它的情況可能比中國任何省份都要糟糕。河南省的面積為68000平方英里,人口粗略地估計大約有2590萬人。中國調查人員估計河南省有組織的強盜數量大致在40萬人。宜陽位於河南省的西部,曾經是一座非常繁華的城市。在1930年3月1日前的5個月裡,它被各式各樣的土匪團伙易手多達72次,最後留下的已經完全是一個遍地饑民的廢墟了。
宜陽附近更大一點兒的城市谷州(今新安縣)也經常遭到襲擊。據上海的中國報紙報道,在谷州有5000多間房屋和商店被燒毀,3000餘人被帶走勒索贖金,還有2萬頭牲畜被趕走。目前還沒有獲得關於連續屠殺受害者人數的可靠統計數據。
在江蘇省的北部,隨處可見兩層半樓房那麼高的石頭炮樓,這些由當地農民和鄉勇建造起來的炮樓頂上設有許多垛口和射擊孔,既可以用作警戒土匪時的瞭望塔,也可以用作一旦遭遇襲擊時的避難所和防禦工事。
從江蘇海州 [1] 郊外一座小山的頂上向四處望去,即使不藉助望遠鏡也能看到有200多座這樣的炮樓。這一地區的大多數富裕人家都遭到了土匪的殺戮,或者早已搬遷到像漢口或上海這樣一些外國控制著的安全區域。有個別傳教士被國民黨軍隊驅逐之後又返回了這一地區,他們就住在用泥土建成的屋子裡。他們不敢修繕自己過去的住宅,唯恐如此張揚的行動會暴露自己並引來強盜新的襲擊。
在1928年到1929年的那個冬天,位於北京西南只有38英里的古老城池涿州及其10萬居民經歷了長達80多天令人提心弔膽的圍攻,一樁樁可怕的恐怖事件被記錄了下來。在圍攻快要結束的時候,母親們因為食物無著、乾癟的乳房流不出一滴奶來而不得不捂死自己新生的嬰兒,守軍也不得不允許相當一部分平民離開這座城市。
難民營就建在涿州城的附近,但這個擠滿了中國人的難民營就如同一個「誘騙拐賣婦女的營地」,不時有人會以頂多5塊大洋的價格收買那些因飢餓而容貌脫相的年輕女孩,而這些女孩為了能把自己賣出去會極力地向買者承諾自己過去在胖一些的時候也曾經是美人的坯子。
遍布中國的一個又一個內陸城市都有著與四川省省會成都類似的情形,那裡的商人向他們的軍事獨裁者遞交請願書反對進一步徵稅。他們說:「我們除了骨髓已經一無所有了。」
上述發生在中國各地的典型案例對於世界各國的外交部及其駐華使館來說都耳熟能詳。領事們會將全國各地的事情在它們甫一發生的時候就向上匯報,然後北京的使館工作人員,再將這些哪怕是石頭刻成的佛祖看了也會掉下眼淚的報道匯編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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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現在的連雲港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