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記者眼中20世紀20年代的中國 · 第八章 財務、軍隊和鐵路
中國糟糕的財政與其鐵路存在的問題密不可分，作為交通運輸的重要命脈，中國鐵路運營的狀況正以令人震驚的速度惡化。而鐵路運營的好壞又與遣散中國各派軍閥的部隊緊密相關，因為這些軍閥的大部分收入均來自他們各自控制的鐵路。為了不停地榨取巨額資金他們不惜將各條鐵道線路分而治之。
南京政府的財政部長，可以說是今天中國政府圈子裡最有能力的人了。他一再警告中國各派系的領導人，除非他們停止戰爭並著手解散其龐大的軍隊，否則將會令中國陷入破產的境地。但與此同時，戰爭卻以令人不安的速度一場接著一場進行著。財政部長必須進行抉擇：或者繼續為軍事目的而尋找資金，或者退隱江湖，從而讓另一個人承擔起為南京政府維持其統治而尋找必需資金的重任。
在1928年6月上旬，國民黨占領了北京和天津地區，並於6月30日召開了一個全國性的經濟會議。財政部長在會議上以大無畏的勇氣對時局的基本情況進行了陳述。中國在1911年的時候擁有軍隊40萬人，到1922年已經擴大到120萬人，而到1928年的時候，除了勉力支撐著必需的84個軍以外，還有18個獨立師和21個獨立旅，總數已經超過200萬人。要養活如此龐大的武裝力量，根據充足的預算每年軍費開支總額高達6.42億銀圓，但實際的現金支出他估計大約為3.6億銀圓。
財政部長宣布，中國一年的總收入只有4.5億銀圓，在結清國內外的貸款債務後將只能剩下3億銀圓。這樣，在沒有給民生和教育分配任何資金的情況下，政府還面臨著6000萬銀圓的直接財政赤字。要想改變這種窘迫的境況，除非有一個大幅度削減軍隊並立即執行的一攬子編遣計劃。
1929年1月，在南京舉行了一次編遣會議，除了東北的軍閥是派出代表出席，其他所有的主要軍閥都悉數到場。在這次會議上，一項將軍隊人數減少到71.5萬人，保留下來的65個師每個師的人數最多不能超過11000名士兵的編遣計劃被各方所接受。如此規模的武裝力量其軍費預算就可以控制在1.92億銀圓以內。
如果按照這個計劃實施了軍隊的編遣工作，那麼中國可能就獲得了喘息的機會，但是這個計劃的任何一部分都沒有生效執行。在會議結束還不到兩個月的時候，內戰的烽煙就再次燃起，到1930年3月，中國軍隊的人數估計膨脹到了大約250萬人。
1930年3月初，財政部長發布了南京政府從1928年7月到1929年7月期間的詳細財務報告。這份報告顯示政府一年的財政總收入為4.3444億銀圓，其中用於軍事開支的就高達2.09536億銀圓，償還債務1.21318億銀圓，只有很少的餘額可以用於各類雜項賬戶和所有的民事與行政服務開支。
收入表顯示4.3444億銀圓的總收入當中，有1.00144億銀圓來自出售債券、國庫券、貸款和透支。為了建立中央銀行不得不借入2000萬銀圓的資本以彌補虧空。
部長的這份報告指出，在過去的一年裡南京政府被迫為三場主要的軍事行動提供資金，而在今年的大部分時間裡，除了海關稅收外，它實際上只控制著中國22個省份中5個省份的收入。
當然，軍費支出的2.09536億銀圓並不包括各省用於軍事目的的巨額支出，也不包括在這個特定年份里，各派系在內戰中投入的任何一筆錢。
財政部長進而向參加編遣會議的諸位將軍們提出，中國如進一步發生內戰可能面臨風險的警告。他宣稱：只有熬過「饑荒和自我犧牲」的時期，領袖才有希望把國家帶上發展的正途。他還說到必須結束以9.5%的利率借入資金的行為。「必須認識到，寄希望於國外借款以應對當前的開支困難是極不明智的，至少目前是這樣，因為許多過期的外國債務都沒有得到很好的處理。」他說，如果繼續以國家之名借貸將置「中國未來的金融體系於非常危險的境地」。他進而指出，如果任由目前的情況發展下去，不僅不可能實施任何教育或復興的計劃，而且人民也不會再忍受這些額外的稅收負擔。
如今，對於中國有擔保或無擔保的外債和內債的整體情況尚不完全清楚。據美國凱默爾委員會財政專家的最終估計，其範圍在25億到30.43億銀圓之間。這個數字或許是基本準確的。
我們也無法設想，如果國家治理得很好，如果稅收及其收益得到了妥善的管理，中國的收入可能會達到多少。
以1927年的直隸省（現在的河北省）為例。官方的報告顯示，這個省的面積約為11.5萬平方英里，人口估計為3400萬。而當年各種來源的稅收收入只有9344615銀圓。
儘管直隸省政府的年收入僅為9344615銀圓，而其中用於軍事目的的花費就高達7000000銀圓，但它全年從老百姓那裡搜刮的稅收總額卻超過了2億銀圓。舉例來說，當年其土地稅收入就超過了3500萬銀圓，但只有580萬銀圓的資金進入了省里的金庫。
在中國的許多省份，類似的「壓榨」和腐敗情形已經存在了很多年。在清王朝的統治下它們已經夠糟糕的了，但在「共和國」的19年里，它們的情況變得更加糟糕。
財政部長一直勇敢而努力地試圖結束在中國幾乎普遍存在的「稅款包征」這一古老而又邪惡的制度，但收效甚微。在這一努力過程中，他得到了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支持，委員會已正式命令財政部廢除這一制度；但對資金持續迫切的需求、根深蒂固的習俗和特權使得改革工作進展緩慢、舉步維艱。
這種給人民帶來巨大困苦的「稅款包征」制度是按照下述方式來運行的。假設某個地區在未來的6個月裡給定的稅收通常是1.5萬銀圓。政府將接下來這半年時間裡在此地徵稅的權力「發包」或整體出賣給一個出高價者，或者一個中意的有權勢的人。對政府而言，這樣做的好處是立即就可以獲得1.2萬銀圓的稅款，並且還節省了一大筆徵收的成本。而那些獲得徵收稅款權力的人擔心一旦爆發新的叛亂並推翻授權給他的政府，那自己墊付的資金就打了水漂。為了能把自己墊付的錢趕緊收回來，他們總不免自己設定稅率，稅外加稅，橫徵暴斂，把能搜刮到的錢都拿到手，對那些無力償付的人毫無憐憫之情。因此，上述地區被強制徵收的稅款可能高達3萬銀圓，遠不止向政府正常交納的1.5萬銀圓。
1929年5月，南京政府發布了根據當時金銀交易匯率計價的中國徵稅的統計數據，當以4億人口為基數進行核算時，中國不僅人均稅收大大低於其他國家，而且人均國債也非常低。
將這張表格轉換為中國的標準貨幣墨西哥銀圓，每年人均稅收的對比情況如下：
當然，這個表格只包括了在中國徵收的所謂法定國家稅收，而沒有將難以計數的地方稅和各地軍事和民政部門突發奇想的特殊稅費計算在內，也沒有將無法預料的軍事需求：食品、燃料、牲畜、馬車、手推車、被褥以及服裝等這些百姓不堪其擾又必須繳納的物資計算在內。
下面的表格是一些國家人均國家債務的數字：
如果僅僅看這些數字，不僅表明中國社會經濟非常繁榮，而且表明中國政府發行的應該是金邊債券。但當人們想到美國紅十字會報告陳述的「中國的貧困就如同無邊的海洋」，並且意識到中國人均年收入低於100塊墨西哥銀圓的時候，就會知道這些數據顯然是不完整的。
自從1929年5月金融報告編制以來，由於國際銀價下跌，中國的相對地位極大地惡化。當編纂這些報表的時候，以黃金計價的100美元可以兌換大約230塊銀圓。但到1930年3月中旬，中國得花大約288塊銀圓才能兌換到100美元。
白銀價格的下跌以及隨之而來的中國銀圓購買力的急劇下降，導致了中國物價的大幅上漲，特別是所有進口到中國的商品。美國製造的鞋子，1929年10月的價格為28銀圓，到1930年1月底價格不低於35銀圓。菸草、各種服裝、機器設備、汽車，還有成千上萬中國因沒有工廠而無法生產的東西——所有這些商品的價格都在飛漲。
上海國際清算銀行因為銀價不斷下跌，銀子沒有市場，所以手頭上積壓了超過2億的銀圓，這一情況使得中國的形勢變得更加複雜。與此對應，所有的外國租界裡貴金屬都已經堆積如山，而內陸城市和省份則正遭遇著銀荒。
銀圓堆積是因為財富始終在尋求安全的避險之地。身處中國的金融專家宣稱，大量銀圓和金條銀條堆積儲藏在外國人控制的相對安全的城市，是因為在中國其他地方存在著持續內戰、官員敲詐勒索、沒收財產、搶劫和普通貿易癱瘓的風險，這些對金錢來說是相伴而來的組合風險。
除了中國人試圖從俄國人手中奪回中東鐵路的控制權而進行的代價高昂的對外戰爭之外，1929年間在中國先後發生了八次不同的內戰或叛亂，而1930年的前景不過是這些悲劇的再次上演。
這種近乎無休無止的國內衝突自然使得商業陷入凋敝，甚至連原本就發展不足的鐵路系統也癱瘓了，所有可用的中國輪船都被重複徵用，國家的前景變得如此無法預料。因而，商人和銀行家們都儘可能地避免對未來做出任何承諾。
通常，上海金庫里存放的兩億銀圓當中應當有一半以上在國家內部進行流通，但如今誰願意在遭受軍事包圍、強盜襲擊的各個城市當中持有這些方便攜帶的財富呢？
另一個驅使大量財富流入受外國炮艇或軍隊保護地區的原因是，南京政府和國民黨一再採取行動沒收民眾的大量財產。1929年就發生過這樣一起臭名昭著的充公案例，因為它的標的物是死於1916年的一個人的財產，而理由則是說這個人曾在被1911年革命趕下台的滿清政府中任職並依靠官方的「壓榨」而累積起了財富。
遍布全國各地的省、市國民黨委員會已經形成了把商業、地產，甚至政治對手的房子都稱為「敵人財產」的習慣，並且在沒有進一步法律支持的情況下就沒收這些財產。
令人憎惡的行為變得如此明目張胆，因此導致了遍及國民黨統治區域難以抑制的不滿。1929年12月，南京政府曾發布一道命令，黨內的地方委員會未經中央政府批准不得再將「敵人的財產」進行「隨意任性的罰沒」。但這一紙命令，就像許多其他來自南京的命令一樣，意圖雖好，但不幸的是南京政府根本沒有足夠的權威使其在中國少數地區之外去推行。
1929年11月，在南京召開的國家經濟會議上，中國最著名的經濟學家施容博士提交了一組驚人的數據，並鄭重提醒國家領導人說：如果內戰不能馬上停止，政局無法迅速補救，中國即將面臨解體的切實威脅。
施博士首先引用的統計數據說明：儘管中國的戰爭和饑荒正以危險的速度增長，但數據表明，中國的人口不是4億，而是更接近於4億7千萬。他指出中國是一個自然資源豐富的國家，人民理應擁有更加充裕的生活必需品。然而，農業、礦業和畜牧業的發展都被忽視，而生活必需品的生產也在減少。他援引多個內陸省份種植水稻和小麥越來越少而種植更有利可圖的罌粟越來越多的例子，說明國家的糧食供應大大減少了。
隨後，施博士將證明上述情況的詳細數據提交給了會議。排除所有的奢侈品在外，中國進口了價值4億銀圓的「必需食品」，並連續12個月裡進口了棉花、棉製品、絲綢、羊毛、亞麻、皮革等4億銀圓的商品。中國絲綢的出口並不能平衡這種支出，因為它只能占到進口服裝資金總額的三分之一。
經濟學家指出，如果中國是處於忙於生產活動並有償付能力的和平狀態，那這些數據就無須令人感、到不安。但中國目前的局勢是它繼續被內戰所撕裂，毀滅的速度比它創造的速度更快，每年軍隊的數量都在擴大，每年海盜和土匪的數量都在成千上萬地增加。人口繼續膨脹。當稅賦永遠是漲了又漲，人們的生產活動就會不斷地減少。
儘管存在這些悲慘的狀況，但如果它能有幾年免於內戰並有機會在一個誠信而卓有能力的政府管理之下，中國將可能會以神奇的速度恢復經濟。
在內戰的浪潮席捲過去之後，滿目瘡痍的地區和被摧毀的城市就會以令人驚嘆的方式「百廢俱興」，如果混亂局面結束，整個國家很快就會蒸蒸日上。吃苦耐勞、勤儉節約的人民大眾，具有卓越經商能力的商人階層，睿智的銀行家，這些都是中國具有的寶貴財富。今天中國的奇蹟不是被四分五裂、幾近破產和遭受大面積饑荒的折磨，而是中國人民在難以想像的糟糕環境下生活和工作了這麼多年並設法將國家維持到今天這個地步。
和平環境下的中國將以世界上其他地區感到震驚的速度恢復繁榮，並使大多數歐洲國家戰後緩慢的恢復速度相形見絀。中國老百姓的復興能力一次又一次地在偏遠地區得到展現，只要那裡能有一到兩年的仁慈統治。但在目前條件下，任何在仁慈的省長或軍閥統治下而變得繁榮的省或者州縣，都會被周邊貪婪的長官盯上，很快就會遭遇攻擊並被劫掠得片瓦不留。
1929年12月10日，由愛迪文·W.凱默勒領導的美國凱默爾金融專家委員會的17名專家，向南京政府提交了一份恢復中國經濟必要措施的詳細報告。該委員會為了編制這個報告整整辛苦工作了一年，委員會的成員包括公共信貸、稅收、鐵路財務、關稅及關稅政策、預算、貨幣、銀行、會計和財政控制、儲蓄和信貸等各個相關領域的國際知名專家。
這份英文報告的出版被一再推遲，直到它被完全翻譯成中文，而這項翻譯工作是一項艱巨的任務，因為它包含了許多卷。該委員會向中國提交的報告遵循了凱默爾委員會在其他國家成功實施的計劃。平實易懂而簡短的法律規章被仔細地加以界定，還為每一項提議的法律規章都詳盡地撰寫了這項條款將如何影響國家，如何最方便執行的說明，以及對報告中提出的每一項法律規章與其他法律之間相互作用的影響進行了論述。
儘管中國的貨幣流通採用銀本位制，但中國原本卻是一個「銅幣國家」，因為銅幣是絕大多數人用來交換的主要媒介。儘管如此，凱默爾委員會還是建議如果秩序能從今天的金融混亂中恢復過來，中國必須採用金本位制。
中國的貨幣體系是一個充滿矛盾、漏洞百出的大雜燴。所有這些都阻礙了商業的發展，並養肥了成千上萬的貨幣兌換商店。
例如，上海的商業團體不得不周旋於兩種貨幣標準——銀兩和銀圓之間，與金元相比兩者價值都有波動。雖然銀兩不以銀幣形式存在，也不以紙幣形式存在，但上海的大多數公司都有兩個銀行賬戶，一個是銀兩，另一個是銀圓。按照慣例，租金是用銀兩計價的，建築合同是用銀兩計價的，醫生、律師和其他專業人員登錄他們的賬單也是用銀兩計價的，直到1930年初，所有的海關費用都是用銀兩支付的。一兩銀子通常比1.40銀圓的含銀量稍少。在中國的其他地區，銀兩也有其他的價值標準，上海的一元紙鈔極少能夠兌換為廣東、漢口、天津，或者北京的等額鈔票。
銀圓就像銅幣一樣在中國各地流通，但一個城市發行的10分、20分硬幣卻可能被另一個城市的黃包車夫輕蔑地加以拒絕，甚至酒店的服務生也是除了他們本地的銀錢之外，拒絕其他形式貨幣的小費。小額的銀幣在一些城市裡不允許進入流通領域，當地採用面值10分、20分非常破舊和骯髒的紙幣來進行交易，但這些紙幣作為交換媒介，即使在本省另一個鄰近的城市裡使用時通常也會變得一文不值。
10分、20分的銀幣都被貶值的實際情況使得局勢更加複雜，10分的銀幣並不等於1銀圓的1/10。一般來說，一塊銀圓可以兌換13個10分的銀幣，或者6個20分的銀幣再加1個10分的銀幣。但在同一個城市，流通中有很多10分錢的紙幣參與交易，它們被人們確認為面值是1銀圓的十分之一。
如果一個上海商人開啟一趟從山東到東北的旅行，再經天津、北京和漢口，順長江而下回到上海，他將會因貨幣兌換而損失一大筆錢。他將不得不因為到訪青島、濟南府而換購山東紙幣，因為到訪大連和南滿鐵路沿線地區而使用日元；因為到訪哈爾濱和中東鐵路地區而兌換哈爾濱紙幣，因為到天津、北京、漢口而分別兌換成天津、北京、漢口的紙幣。
普通老百姓也因匯率波動而蒙受巨大損失。以一名用人或苦力為例，他工作一個月可以掙到10塊銀圓的平均工資，但他購買所有的東西用的都是銅板。某個月，如果白銀的價格很高，他的一塊銀圓可能換得380個銅板。但幾個月之後，他的一塊銀圓在交易所里換到的銅板可能不會超過250個。
假設或真的內戰已經結束了，顯然任何一個在中國建立的真正穩定的權威機構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將許多成色低、價值不確定且經常波動的地方貨幣退出流通領域，並採用一種全國各地具有相同購買力的穩定貨幣。
但這是一項相當於廢除歐洲各國所有貨幣的任務，並且要建立起涵蓋從最北端的挪威到最南端的義大利的統一貨幣體系，並在相當於從馬德里到莫斯科這樣廣袤的地域採用統一的鈔票。
焦躁而沒有耐心地對待中國只不過是愚蠢或無知的證明，因為中國很不幸，在無比漫長的邊境線之內，她沒有足夠多的受過教育或訓練的人來應對這些問題。但是，面對那些迄今為止低估了他們所面臨任務，希望通過發布幾道措辭華麗的命令就可以改變大陸地區面貌的中國領導人，這種焦慮不安或許是合乎情理的。當世界上的其他國家也都確信這些命令的頒布是進步的標誌時，焦慮不安已經完全合乎情理了。
如果中國擁有10萬英里的鐵路，並能夠使它保持穩定有序的運營，從而結束各個城市和省份的孤立狀態，那麼她的許多困難可能會有儘快解決的希望。但目前中國的鐵路只有7000英里，而且交通從未從擾亂中獲得過安全與通暢，要麼是因為一些桀驁不馴的將軍隨意地截斷線路，要麼是因為一些「忠誠的」將軍要占有所有可以控制的鐵路車輛。另一個嚴重的障礙是將軍們截留了各自控制鐵路大部分收益的做法，使得絕大多數情況下不僅不可能償還債券的利息，甚至無法對鐵路車輛和路基進行必要的維護。
目前，中國政府國有鐵路部門的總負債超過了5.5億元，而大部分的債券在清償利息和基金費用方面都遇到了發生拖欠的問題。
在和平與比較安定的年代，中國鐵路根據其總收入的增長情況曾規劃了一個宏偉的發展藍圖。例如，從1915年到1924年，國有鐵路的總收入從5600萬元躍升至1.25億元，年均增幅達到9.3%。
但在過去的幾年裡，鐵路運輸持續惡化以及它們被軍閥所壟斷和毀壞的情勢導致貿易陷於癱瘓，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非常糟糕的時期。其後果是該國的大部分地區，甚至那些有鐵路存在的地區，都迅速地回到了使用兩輪手推車和驅使驢或駱駝隊作為運輸系統的時代。
例如，1928年秋天，控制北京到奉天鐵路長城以南大部分路段的將軍專橫地在其士兵「守衛」的200英里鐵路上徵收了每噸12元的新「稅」。這項稅收疊加在以前收費和徵稅的基礎之上，使得40噸貨物運送200英里的費用高達680元。與此同時，他的一位競爭對手，在其控制的北京到漢口的鐵路線上，對所有經過他控制地盤運送的商品徵收了30%的「軍事附加稅」。
裙帶關係和低效率的結合使鐵路員工人浮於事，中國每英里鐵路平均需要18.5個人，而美國每英里鐵路平均只需要7.7個人。
鐵路系統癱瘓以及由此產生的影響可以被1929年至1930年那個冬天中國北方煤炭的價格形勢很好地加以說明。北京西邊的山西，煤炭資源豐富，勞動力便宜。在山西煤炭開採的成本是每噸1.5元。但是，由於鐵路在那個冬天被武裝力量所控制和壟斷，實際上到達北京的山西煤只能是依靠蒙古駱駝背上的馱筐，或者是小毛驢拉著走過崎嶇道路的兩輪車。由於這種緩慢而成本昂貴的運輸方式，幾百英里以外開採的煤炭運到北京每噸的售價已經高達16元或者更高。
我們再把目光轉向1930年1月的河南省鄭州市，那裡是南北方向京漢鐵路與東西方向隴海鐵路的交會點。一個由各派將領們參加的著名會議正在那裡舉行。
在鄭州召開的這個將軍會議持續了兩周時間，很多火車就停在了鐵路的側線上，火車被將軍們以及他們的隨員、政治顧問、妻妾、情婦作為了起居的處所。在整個會議期間，有50輛鐵路機車停在了鄭州，它們唯一的用處是被用來產生蒸汽以使官方專列保持舒適的溫度。
當這一切發生的時候，京漢鐵路從鄭州往北到北京方向超過250英里的交通實際上處於癱瘓狀態。一輛水箱漏水的火車機頭偶爾會拖著不供暖氣的三等列車沿著這條線路來回運行，但從來沒有遵守過任何一個時間表。為了給漏了的鍋爐補水以便儲存蒸汽而導致了頻繁的停車，所以通常只需要8小時就能走完的路要用20個小時才能走完。有一次在20個小時的旅途結束以後，從火車上抬出了三名乘客的屍體。他們衣衫單薄地躺在車廂冰冷的鋼鐵地板上，而車窗的玻璃也沒有一塊是完好的，他們在旅途中被活活凍死了。
正如在中國的生活成本隨著國家一步步接近完全的毀滅而越來越高一樣，鐵路旅行的成本也會隨著鐵路的實際解體而增加。
1919年，從上海到北京頭等艙單程的票價為56.05元，整個旅程僅需38小時。今天，當火車運行的時候，單程頭等艙的票價是90.15元，而由於鐵軌、枕木和路基的狀況是如此糟糕，列車運行的時間也延長到了52個小時，開得快點兒就可能車毀人亡。
南京的領導人在試圖糾正這些幾乎毫無希望的情況時所表現出的耐心和堅持，既令人驚嘆，也值得讚揚。
相應地，財政部長也完成了看似無法完成的事情。在幾個案例中，他已經恢復了利息支付，甚至還為長期拖欠的債券保留了儲備資金。他恢復了已經崩潰的鹽稅徵收體系所造成的混亂秩序。他不僅維持了自南京政府自成立以來所有政府發行的國內債券的利息支付，而且收回了絕大部分國內發行的債券。他還在廢除厘金，和廢除阻礙中國異地之間商品自由流通的運輸稅徵收站取得了一些進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