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一夫人回憶錄 · 第13章 戰爭部長

我描述的美國戰爭部長和以往人們熟知的截然不同，甚至有些對立。為此，我必須從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剛開始履職的時候說起。 我們離開馬尼拉之前，任命就已經下達。因此，當我們經過日本前往華盛頓時，我們受到了日本人最恰當的禮遇，他們在向一個偉大的、友善的大國表示致敬。 當時正值日俄衝突爆發，俄羅斯戰爭大臣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將軍[1]當時也在日本東京。他的歡迎儀式安排得很別致，特別具有歷史意義。日本人的禮貌讓高貴的訪問者很滿意，我們以後辦招待會也可以借鑑。因為時間倉促，行程安排不得不做出大幅度調整。 我們考慮，如果待在船上，一直等船開到橫濱，對方恐怕根本沒有接待的機會。可是，他們派了一輛專列在長崎等著我們。長崎是我們返程回國必經的第一個港口城市。幾乎在整個帝國範圍內，從東京到我們抵達橫濱之前，因為日方的熱情接待，我們每到一個地方之前兩三天，都不得不逗留一兩次，甚至更多次。 日俄戰爭中俄軍與日軍交戰 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1848—1925） 這時候我們屬於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客人，我們的身份從功能作用轉為一種榮耀。最值得一提的禮遇是與天皇和皇后共進午餐。日方還允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在戰爭部長的職權範圍內參觀和了解日本軍團的發展狀況，並安排他在一個很大的閱兵場單獨檢閱了三千人的部隊。 把日本戰爭大臣寺內正毅[2]將軍比作戰士最合適不過，我相信很多國家都有類似的情形。但如果認為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通常所見的其他部隊軍官一樣，也是個戰士，那就大錯特錯了。無論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是什麼出身，都不可能尚武。這看起來和我現在要講的故事沒什麼關係，但我記得這次訪問日本遇到的情形最好笑。可是日本勇士完全相信他有軍事方面的特殊知識，和他說話時難免用技術術語，但事實上他從來沒機會學習軍事知識。說白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在軍事方面完全無知，因此，他必須費心費力地掩蓋自己。他最後對我說，如果再有人問他美式來福槍的出膛速度，他會這樣回答：「噓，這是秘密。」 寺內正毅（1852—1919） 兒玉源太郎[3]將軍一直任駐中國台灣的軍事長官。他後來因為日俄戰爭期間任參謀長，獲得了很高的威望。他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很感興趣，認為我們在菲律賓遇見的問題和他在台灣的問題相仿。他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聊起日本管理台灣的經驗時顯得很自信，比較台灣和菲律賓兩地的差異後，他告訴我們： 兒玉源太郎（1852—1906） 「我們不得不幹掉那些遲早會變得很優秀的人，然後該怎麼樣，你懂的，你當然明白！」 這事之前沒法公開告訴大家，因為那時候有很多反對帝國主義者的團體。為了自己的事業，這些人一定會藉此撲上去挑起爭論。但從其對歷史產生的影響看，現在講出來還是更安全些。不得不承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是個熱愛和平的人，就他而言，有生之年，他從來沒有殺害過一個菲律賓人，也沒有下令殺害任何一個菲律賓人。他所有的努力都在於如何友善地與菲律賓人聯合起來，並勸導他們不要讓自己陷入因為反對美國控制而帶來的危險之中。 從某種程度上說，在日本各地的短暫停留，像是取得了某種勝利。譬如，總是有很多達官貴人送我們上船，這些人顯得很激動，會高呼「banzais」，也就是見到天皇時才會喊的萬歲之類的敬語。還有晃動的旗子，真讓人以為自己是什麼重要人物。我完全沒想到日後這種狀況發生了巨大改變。我的意思是，日後這種以為自己對日本很重要的感覺被強烈地動搖了。對於美國這樣的聯邦共和國來說，我必須要講清楚一件事，那就是沒有任何一個公務人員可以一直保持得意洋洋的姿態。 就在抵達華盛頓不久後的一天，我在朋友家喝茶，閒聊期間，發現有位女士早在馬尼拉時我們就互相認識，她是個軍官的妻子。我們無所不談，最後她對我說： 「你知道嗎，塔夫脫夫人？我經常感到疑惑。你在馬尼拉生活了一段時間後，還會喜歡華盛頓嗎？在那裡你像個女王，可是回到華盛頓，你什麼也不是。」 有一天晚餐的時候，我丈夫身邊坐著另外一位女士，內閣官員旁邊必然是個很榮耀的座位。燭光閃亮著，毫無疑問，她覺得應該沒話找話地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聊聊。起初她聊得很好，但最後還是鬧笑話了： 「你知道，部長先生，我真的認為您應該出國到菲律賓去看看，他們說那裡很有趣！」 可憐的人，我丈夫那時候的好名聲全是因為服務於菲律賓所得。他是這樣回答她的： 「你說得很對，我應該去。我也打算要去，我希望儘快就可以前往。」 之所以這麼說，是因為他曾經答應過菲律賓人，他回去後會和他們一起奠基第一個立法機構。當然，那時候他一直有個願望，就是領導美國眾議員在解決國家事務的時候，由可靠的立法來決定。所謂可靠的立法，是指過去有些立法建基於混亂的訊息和社會現實，甚至有時建基於被極大地扭曲了的事實或二手訊息。 1904年年初，也就是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擔任戰爭部長初期，我和孩子們從聖芭芭拉登陸美國後，就一直在那裡過冬，並沒有和他在一起。直到1904年5月我們才在聖路易斯相見，當時他正在參加路易斯安那商業博覽會的開幕式。 原本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打算親自前往發表開幕致辭，但因為華盛頓有緊急事務，他不得不派戰爭部長前往，代他向世界宣布商品交易會開幕。我因為很長時間沒有接觸到輕鬆活潑的美國做派及其特有的精神，幾乎忘了這也是我自己的精神特質，當時我記得特別清楚。從那時開始，我才意識到回到自己的祖國有多好。 我之前曾經在華盛頓生活過，所以很清楚作為內閣成員的妻子定居華盛頓意味著什麼。雖然我不想成為一個「一無是處的人」，也不希望別人那樣看我，但我知道在這裡完全不像在菲律賓做總督夫人，責任和優越地位總是相伴而行。我以為美國人貶低己方優越性的宣傳真的讓人難以理解。 路易斯安那商業博覽會展區 路易斯安那商業博覽會上熙熙攘攘的人群 考慮到我的地位難免令人嫉妒，所以必須首先在華盛頓找到一處足夠我們一家人生活的房子，當然還必須可以在家裡舉辦派對什麼的，滿足人們對我們的期待。那時候就算租房子，內閣成員的薪水還是可能有所剩餘。 如果設定好了你得去適應一年八千美元開銷的生活，八千美元似乎就足夠了。但是如果要維持一種有尊嚴的生活，當然，主要是作為內閣成員的尊嚴，這筆收入還真的偏少，少得令人擔憂。倘若我們沒有其他私人經濟來源，我真的懷疑未來如何搞定一家人在華盛頓的生活。 1904年10月1日，到華盛頓之後算是正式安頓下來了。我們的家是一幢老式房屋，看起來很宜人，位置就在K街，靠近十六街。屋裡現有的設施並不那麼講究，相比精緻的現代便利設施，我們更喜歡它有可以額外利用起來的空間，因此我們買下了這棟房屋。 所幸我們可以免費使用戰爭部的馬車和車夫。車夫奎德是個愛爾蘭人，高大魁梧，很有個性。他曾經在炮兵部隊服役，退役後在政府好幾個部門待過，這樣我們才發現了他。他永遠都改不掉在炮兵部隊的習慣和規矩。西奧多·羅斯福先生曾經說他駕車的時候很有活力，好像是一門隨時準備行動的大炮。他的馬匹永遠保持著最佳狀態，當然，這些馬顯得略微肥了點。但他還是為這些馬感到自豪，因為它們總能按照他的命令，跑出他需要的速度。他可以在街角慢吞吞地走，也可以讓馬車突然飛奔起來，超過街上的小轎車和其他交通工具。像他這樣駕車真的讓人神經緊張透了，可是反對沒用，他有他的個性，完全不聽勸。 奎德曾經用公共開支餵養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私人馬匹。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並不支持他這樣做，認為應當從自己的個人戶頭上扣除這筆費用，於是要求奎德出具一份明細賬，便於處理。奎德看看他，有點反感，然後用濃烈的愛爾蘭腔調說：「呃，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先生，你讓我們在養馬場的工作具體怎麼做？這事本來一直都做得很好。如果願意，你可以自己餵馬，不要政府操心。」 我記得有一天我們去參加哈倫大法官家的派對，慶賀他就任大法官二十五周年。我們駕車抵達的時候，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也已經到達他府上。入口周圍全是騎自行車等候的警察，我們路過這些人的時候，奎德非常友好，但完全不得體地用愛爾蘭語對著這些人大喊大叫： 「哈哈，看在上帝的份上！總有一天，你們會在附近等我的老闆！」 哈倫大法官（1833—1911） 奎德很忠誠，他的預言居然實現了。可是，就在那之後不久，他在執行公務的途中發生車禍去世。那時候，他給1909年任戰爭部長的迪金森家駕車。因為電線杆突然傾倒，馬兒受驚失控，為了救車裡的孩子和嬤嬤，奎德勇敢地抓住韁繩不放，最後成功地讓馬轉向一處籬笆圍欄地。車裡的人得救了，但他自己被猛地甩了出去，折斷了脖子。 另外一位戰爭部的同僚叫阿瑟·布魯克斯，是個情報員，有色人種，野戰訓練營的少校。阿瑟·布魯克斯是我所知道的最令人滿意的行動者，他幾乎了解所有的事，忠誠、高效、準確，僱傭他的人會很放心。切斯特·艾倫·阿瑟總統任職期間他來戰爭部工作，他憑藉自己的信譽逐漸贏得了自己的位置。伊萊休·魯特先生不僅發現了他最有價值的一面，還給予他很大信任。 阿瑟·布魯克斯可以擔當各種事，對我來說，沒有他，一切都會很糟糕。他設法幫我操持所有的招待會，通常就是我按照一定的方法做準備，他來檢查是否每個人都會覺得合適，服務不要出差錯。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擔任總統後，他轉而讓阿瑟·布魯克斯擔任白宮監管人，我也就有機會再次提及他的能力所在。 我想那時候我們總是竭力讓一切進展順利。我經常感嘆華盛頓簡約的奢侈，懷念我在馬尼拉的小房子裡自由自在的生活，懷念留在那裡的日常家具。我並不覺得白宮個頭高大又壯的廚師有多麼能幹，會讓我忘了阿新，那個集美德和整潔於一身的中國廚子。還有我的男管家，他們都是有色人種。白宮的服務人員也並沒有那麼容易取代我在馬拉卡南宮的阿金和阿張，兩個在樓上服務的中國男侍者。而六到八個專門給地板打蠟的菲律賓光腳男子可以讓地板亮得像一面鏡子。他們會把家裡打掃得毫無瑕疵，從來都不會無所事事。但在華盛頓，完全找不到任何可以和他們相媲美的人。 剛到首都時，作為「內閣夫人」，生活壓力很大，也很枯燥。首先，人們期待內閣夫人會去回訪任何一個拜訪過她的人，因為幾乎人人都是那樣做的。這種習慣在我們那個時代一直是評判所有眾議員妻子的方式，當然，也包括其他部門工作人員的妻子。丈夫在最高法院工作的妻子為華盛頓的快樂生活做出的貢獻最大。因為她們的丈夫不僅和各個政府部門都有聯繫，還與最大、最有吸引力的平民社會有著許多聯繫。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們的社交圈子甚至還包括女兵。 整個冬天的下午，只要我不在家，就必定是出門訪友了。我像大家一樣也有很多這樣的聯絡，有時候探訪變成了責任，難免讓人覺得厭煩。當然，正式的訪友方式也讓我有機會結識了一生中最令人愉快的朋友。部隊的女兵都特別陽光、快樂。事實上你很容易發現她們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個性。她們四處流動，不斷變換居住地，樂天派的生活態度必定讓她們養成熱忱真摯、慷慨大度的處事方式，讓她們看起來很有魅力。 西奧多·羅斯福夫人每周都會挑選某個上午在白宮舉行內閣夫人會議。這並不是什麼社交活動，而是聚在一起討論我們感興趣的事。為此，我們得到圖書館去查詢資料，一般從上午11時待到中午12時。 訪友之後，內閣夫人們最重要的社交職責就是外出用餐。如果我們不打算在自家舉辦晚宴派對，通常就會選擇外出用餐。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任職戰爭部長之後，我們幾乎不知道什麼是「家中寧靜的傍晚」。當然，這種生活方式也讓我們認識了很多有趣的人。有趣的人像是世界賜予我們的禮物，給我們的生活帶來了很多快樂。 總統得在12月和復活節期間與每一位內閣成員，或者所有內閣成員一起吃個飯，通常只會邀請很少的外人參加這種聚餐。一屆屆政府慢慢累積，最終形成了這樣的習慣。你可以想像，這種派對並沒有什麼很大的不同，對女主人來說只是嚴格又迅速地給她的客人按照級別位次安排座位而已。西奧多·羅斯福先生在他最後一個任期內並沒有很介意這個習慣，反而常常邀請並不屬於「官員一族」的人共進晚餐。對我們來說，每年邀請西奧多·羅斯福夫婦共進晚餐是規模最宏大的聚會。我希望儘可能邀請更多的客人，尤其是自己本身就很有趣、很快樂的人，還有在一般場合不可能見到總統的人，因此，我經常邀請全國各地的朋友來訪。 西奧多·羅斯福的夫人伊迪絲·羅斯福（1861—1948） 每周三下午，「在家」的內閣成員夫人們會互相探訪，偶爾來首都參觀的人可以很愜意、自由地參加非正式的招待會。我常常感到很驚訝，居然會有好奇的生人跑到我們的會客廳來。 這只是內閣夫人們社交季的一個側面。很幸運，我丈夫最初就是個不斷到處調動的部長。我記得有段時間卡通畫把他畫成「坐在蓋子上的人」，他戴著花環，臉上露出天使般的笑容。而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則忙于飛行旅行，或者瘋狂地奔向已經移動的列車車尾。西奧多·羅斯福先生的繁忙，主要通過他眼鏡上的緞帶來表現，緞帶被他奔跑時帶起的風颳得向後飄散開來。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則常常被畫成滿頭大汗，狼狽到連禮帽都被風颳掉的形象。就連他的手提箱看起來也很忙亂，在他身後瘋狂地擺動著，而畫上還有很大的「塔夫脫」幾個字。卡通畫當真準確地描述了他們各自的真實處境。 我差點沒得到我在K街的房屋。因為巴拿馬地峽區發生了一些事情，戰爭部長必須親自前往巴拿馬地峽一帶查看，並對當時的形勢做出某種判斷。我們在運河區面臨太多正處於緊急關頭的事務，但都因為距離遙遠不得不拖延下來，導致問題越來越嚴重。巴拿馬地峽區有關邊界、司法權、郵政制度、稅收等一系列問題，引起了當地人普遍的不滿情緒。 修建巴拿馬運河原本並非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所任職的戰爭部負責，只是他出任之後，因為陸軍工程公司一直沒有給出妥善的解決方案，而人們通常認為，戰爭部就該解決政府的各種問題，因此，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就任戰爭部長後不久，西奧多·羅斯福先生毫不猶豫地將巴拿馬運河區的事務交給了他，雖然他肩上的擔子早已經滿負荷。 我很高興一開始就有機會目睹美國給了他承諾的這項偉大事業，所以完全支持我丈夫的提議，陪同他一起前往巴拿馬共和國。巴拿馬共和國駐華盛頓公使森納·奧貝迪亞也一同前往。還有其他一些很有趣的人同行，有巴拿馬運河委員會主席海軍少將伽沃努·馬貢、委員會法律顧問大法官查爾斯·G.馬岡[4]、巴拿馬共和國法律顧問納爾遜·W.克倫威爾[5]先生等人。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巴拿馬共和國之行主要是代表美國總統給巴拿馬共和國總統送去朋友般的問候，並儘可能妥善地調整巴拿馬共和國人民和美國人民之間的利益關係。 查爾斯·G.馬岡（1861—1920） 1904年11月，我們從華盛頓出發前往紐奧良，沿途受到的禮遇自然不必說。到達目的地後，又有委員會以極其熱烈的歡迎儀式，一直把我們送到居住的酒店。我們剛剛在豪華的住處安頓好，布蘭查德州長就帶著他的下屬，穿著制服來迎接我們，這就是所謂的官方禮儀和尊重。我們並沒有逗留很長時間，但幾乎每時每刻都感到令人難忘的殷勤周到、豪華高貴。這原本也是紐奧良出名的原因。這次我們只有一次私人會晤，和夏佩萊大主教一起用晚餐，可惜現在他已經去世。他曾經是馬尼拉的大主教，那時候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剛剛去菲律賓，自然和他相處不錯，但在一些重大問題上他很固執地持反對意見。譬如，針對菲律賓教堂與美國之間的糾葛，我們提出了一系列解決方案，但他完全持反對態度。 我們乘「小海豚」號從紐奧良前往彭薩科拉[6]，然後在那裡等待「哥倫比亞」號遊輪載著我們前往巴拿馬。這次我們去巴拿馬運河區印象最深刻的是鳴放禮炮時的隆隆聲，當然，巴拿馬人全力揮動星條旗歡呼雀躍的熱情更讓人難忘。 周日一早我們抵達科隆[7]。我記得很清楚，我們對這裡毫無陌生感，反倒很有家的感覺。整體氣氛和環境、周圍的人、他們的一言一語、房屋邊的街道、泥土的氣息、空氣流動的感覺等，無不讓我想起菲律賓。那裡的每一件事、每一個人都立即讓我感受到過往的友好和快樂。 巴拿馬共和國副總統阿拉索馬拉在科隆迎接我們，隨行的還有其他巴拿馬共和國的官員。其中包括戴維斯將軍——當時是運河區總督，和美國駐巴拿馬共和國的公使約翰·巴雷特先生[8]。一輛私人火車一直等待著，準備把我們送到巴拿馬海峽，因此，我們幾乎不需要考慮行程安排的問題。我們的行程滿滿當當，幾乎要計劃到最後一個小時，那天下午第一件事就是戰爭部長和巴拿馬共和國總統之間像例行公事一樣的禮尚往來。 20世紀初的科隆 抵達巴拿馬城的時候正是午餐時間，我們去拜訪首席工程師華萊士先生。那天的午餐，以及餐後陪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客人都是些著軍裝的軍官。期間禮儀可以說達到了最正式的要求，而後大家一起去拜訪總統曼努埃爾·阿馬多爾·格雷羅[9]。很快，總統就到了甲板上，也就是我們乘的船上，很正式地回訪了我們。 談判很快啟動，但會晤都在私下進行。我們乘坐的觀光和社交輪船似乎完全沒有任何微妙的外交交易機制在其中運作。 我們的公使約翰·巴雷特先生在古老的熱帶城市有個非常迷人又可愛的住處。我們抵達後的周一傍晚，他舉辦了一場晚宴，期間邀請了幾乎所有支持我們偉大事業的巴拿馬共和國高級官員和幾乎所有有趣的美國人。約翰·巴雷特先生作為單身貴族，安排總統曼努埃爾·阿馬多爾·格雷羅坐在他對面，但總統夫人坐在他右手邊，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坐在他另一邊。我坐在總統右手邊，我的另一邊是外交事務大臣阿里亞斯先生。戴維斯將軍、華萊士先生、戈加斯上校都是當時的最佳人選，其中有許多佩戴陸軍軍官、內閣大臣標記和裝飾的人，攜妻子而來，按照頭銜高低在大餐桌旁落座。餐桌上擺滿了鮮花、閃閃發光的玻璃器皿、點燃的蠟燭等。即便對像我這樣記憶里滿是各種晚餐的人，也是一幅讓人難忘的畫卷。 曼努埃爾·阿馬多爾·格雷羅（1833—1909） 這種場合的禮節從開始到結束，最講究服裝及其特有的熱帶風格。幾乎每個人，包括總統和總統夫人，西班牙語和英語都說得不錯。傍晚一開始，一切都顯得歡快活躍。席間有一道很棒的菜，一種產於巴拿馬海域的魚，味道鮮美無比，難以描述。我還真希望自己可以記住它的名字。總統想再來一份，讓僕人們有點慌張，激動不安地說拿不出第二份，總統的客套讓大家突然感到一種輕鬆幽默。然後，大家又開始打趣單身的外交官，說他這種狀態並不值得羨慕，都建議他趕緊結婚。他儘量聰明地躲開我們的玩笑，但一直都擺脫不了。好不容易，總統先生親自告訴大家一個消息，說美國外交官是愛麗絲俱樂部榮譽主席，這個俱樂部有一百多名精選的巴拿馬女孩。總統先生認為：「太多了，他挑花了眼。」 晚餐後，還有大型招待會在大廳舉行。這幢房子與多數熱帶地區的西班牙式房屋一樣，你可以說是兩層樓房，但第一層只是和街面一樣高的地下室而已，塗上灰泥，用石頭鋪成。大屋子的地板亮得很，在我看來不夠安全。我猜想約翰·巴雷特先生覺察到了我的焦慮，以為我是在擔心地板承受不了我丈夫的體重。他趕緊安慰我說，他已經事先小心地用大木料加固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站著接待客人的地方。他以為這只是個善意的玩笑，可是我覺得這一措施很值得表揚和稱道。 我們到達巴拿馬的時候，總統先生髮起的萌芽革命為期還很短暫。我們完全確定不了如何讓這個國家保持寧靜祥和的狀態，只能儘量避免敵意，但人們的確處於一點就燃的狀態。戰爭部和巴拿馬共和國政府談判的時候，我們認為應當避免讓他們處於「僅僅是猜測」、而實際毫不知情的狀態，因此，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大部分時間都待在曼努埃爾·阿馬多爾·格雷羅總統緊閉著的會議廳里。 同時，我自己也更了解和熟悉了偉大的美國項目將給巴拿馬共和國帶來的實際利益。然而，那時候人們普遍沒有認識到運河的前景。美國公眾的喧譁只是為了讓污垢飛起來，讓反對派的意見更有市場，更為人們所知。連接兩大洋的宏偉藍圖並不只是某個外行一廂情願的偉大設想。整個競爭環節，人們差點忘了法國企業，它們的失敗意味著古老的法國國家機器在熱帶叢林國家逐漸失勢。想起來，既悲壯，又有點令人同情。 悲觀和病態的反對情緒四處蔓延，我們很難期待任何整改計劃可以實際奏效。好在故事本身已經告訴我們一切，具體到底取得了什麼樣的實際成果，全世界都已瞭然於心。我只是很開心地看到戈加斯上校和他的同事們以富有創造力和感染力的熱忱譜寫了美國為之驕傲的歷史新紀元。 巴拿馬人對此極其豪爽和友善。1904年12月4日，也就是我們在巴拿馬海峽待了幾個星期後，儘管人人都知道官方談判仍然毫無結果，我們還是應邀前往珍珠島參加野餐派對。東道主租了一艘汽船，大約三百位客人，整個巴拿馬共和國的精英基本都聚集於此。珍珠島位於巴拿馬灣，像是駛向太平洋的一座帆船。我們一整天都處於旅行探險的狀態，當然也包括尋找一群美麗的小個子女人，包括專門為我們表演的海上項目「潛水尋珍珠」。令人吃驚的是中餐、甲板上的舞蹈、歡快的弦樂樂隊音樂，以及最有裝飾性的制服。那次派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成了焦點。首先和他跳舞的是個小巧的巴拿馬女人，人們一定會認為她很有勇氣。後來大家一個接一個地效仿這個巴拿馬女人與他跳舞，讓他名聲大噪。最後在極大的歡樂氣氛中，人們不得不承認，他和苗條的巴拿馬人一樣腳步輕快。 我一直習慣我丈夫的舞步，也知道他有多麼喜歡跳舞，所以我從不認為這事有多麼非同尋常。但在他擔任總統期間，公共出版物常常以此為玩笑主題。我也寫了個打油詩刊登在巴爾的摩的《美國人》上，打油詩是我拜訪黑木將軍[10]住所時偶然所得，最後一節寫道：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是個讓人感到驚訝的人， 是個我們都知道的令人驚訝的人； 那是總統職位帶來的霹靂雷聲， 他的巨大聲響就是喜歡行動； 像蝴蝶吮吸怒放的鮮花， 像華爾茲舞者雙腿分開的縫隙！ 令人訝異的腳趾上的風景！ 那是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輕快與流暢。 事實上，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是個很棒的舞者。但人們會問，過去三十年里他妻子是否一直和他跳舞？ 那天傍晚我們從珍珠島返回巴拿馬城的時候，又遇到了令人愉快的驚喜。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巴拿馬政府已經簽訂協議，可是消息一整天都沒被提起，一直到我們離開的時候才公布。報童在大街小巷中高喊著「號外」，到處都是激動的人群，大家笑逐顏開，以極大的熱忱談論著。幾乎人人都很滿意，我們走到哪裡，哪裡就響起一片「萬歲」的歡呼聲。 協議的主題詞似乎表達了巴拿馬項目的公正性，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解釋我們國家和新生共和國之間的談判結果時說：「調整了有關郵政制度和關稅之間的差異、確定了港口邊界問題，大多數條款都讓巴拿馬人滿意。」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還將所有與公共衛生健康相關的問題納入美國政府視野，使人們意識到純淨水供應的必要性。另外還有下水道系統，乾淨而又整潔的街道，這些可以消除讓地峽白人陷入恐懼的疾病等。如果巴拿馬運河項目可以繼續，偉大的美國會將一切作為免費的禮物贈送給巴拿馬共和國。我想人們的歡呼雀躍一定是在表達感激之情。 黑木（1844—1923） 第二天，我們站在中央大酒店的陽台上觀看天主教廣場舉行的大型遊行活動。我們只能看見廣場一側和對面的教堂，再放眼望去，四面八方，全是人海。白袍子的人海像是奔騰的海洋，這是一幅很真實的場景。當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步入陽台圍欄開始講話的時候，人群發出了歡呼聲，看起來所有引起爭議的不愉快都得到了解決。 還有一種隱約的傳聞，聽說被罷免的前巴拿馬政府戰爭部長企圖和他的追隨者發動暴亂，很有可能眼前的情形就是一場充滿敵意的遊行示威。顯然他已經意識到自己的事業沒什麼人支持。更何況，他原有的二百五十名部下已經銳減到二十五人。他只要想想運河區敏捷瀟灑的美國海軍和太平洋飛行中隊，當然還包括停在巴拿馬港的軍艦，「紐約」號、「波士頓」號、「本寧頓」號和「馬布爾黑德」號等。雖然這些軍艦的使命只是為了和平，但也會讓他失去勇氣。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面向巴拿馬共和國人民的演講顯得很真誠，他對我們在巴拿馬的事業充滿了必勝信心。他呈現的是令人敬畏的必勝的力量，同時，也表達了在他任期內將加強立法的必要，使我們必勝的精神得以實現。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還允諾公正地對待巴拿馬人，並強調巴拿馬共和國必須有一個持續的、有序的政府，他的講話迎來了一陣又一陣掌聲。 「本寧頓」號 巴拿馬運河區註定會給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工作帶來各種各樣沒完沒了的困難，但他因此獲得了進入內閣的優勢。首先是擔任戰爭部長，其後又任總統，直到整個工程開始，所有的問題都得到圓滿解決。八年間，無論他在哪裡，無論發生什麼眼前看起來很重要的事，他都會將自己與運河緊密相連，運河問題總在他優先考慮的範圍內。 巴拿馬運河的歷史可以分成兩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全面論證路徑問題，到底是建在尼加拉瓜還是巴拿馬。美國與哥倫比亞共和國和平簽署了《海伊-赫蘭條約》[11]，獲得了修建巴拿馬運河的權力。同時，我們要為法國修建巴拿馬運河的公司提供所有權利保障，但哥倫比亞後來拒絕承認《海伊-赫蘭條約》。在第二個階段，巴拿馬發生了一場不流血的革命，獲得獨立，成立了巴拿馬共和國並得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承認。兩國重新商討《海伊-赫蘭條約》，我們獲得運河區管轄權以及修建巴拿馬運河的權力，同時，我們保證共和國的完整性。其間，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還在菲律賓。1904年2月，他出任戰爭部長時，《海伊-赫蘭條約》正在等待參議院通過，之後幾個星期才獲得參議院首肯，組建巴拿馬運河委員會。1904年早春時節，巴拿馬運河第二期工程啟動。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任戰爭部長期間，總統將這項宏大的項目調整到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負責的部門。從那時起，一直到1913年3月4日，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從總統辦公室退休，巴拿馬運河項目一直由他監督，歷史總有一天會記錄此事。根據他的敘述，期間危機不斷。首先是委員會的壓力，他們負責在協議框架內協調巴拿馬方面與項目之間的關係。其次是中間撤換工程師人選，史蒂文斯先生替換華萊士先生。聯合委員會在報告中呈現了兩大問題及其分歧：一個是運河類型問題，海平面式還是船閘式，到底選擇哪種，國會相爭不下，而政府方面希望建成船閘式。另外一個問題是，運河是按合同修建還是由政府委託修建等爭議也相持不下，好在問題最終得到妥善解決。 《海伊-赫蘭條約》的諷刺漫畫：暗喻該條約是在美國威脅之下簽訂的 史蒂文斯先生辭去職務後，這項工程轉而由部隊工程師完成，當時任命戈瑟爾斯上校負責調節激烈的勞資糾紛問題，也得到了加屯大壩[12]安全委員會的認可，這些事都是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政府時期的關鍵問題。為了解決相關事宜，他總共七次前往巴拿馬，三次由我陪同前往。相比第一次，這次我們作為運河第一任總工程師華萊士先生的客人前往運河參觀，到1912年我們作為戈瑟爾斯上校的客人前往，那時候加屯湖只有一半水，我們繼續開鑿的庫萊布拉水道[13]也根本沒水，現在回頭看真的很有趣。另外，我曾經兩次作為戈瑟爾斯上校和他夫人的客人前往運河區，從他們在庫萊布拉島的住處遠觀，美麗的運河谷地現在已經消失，卻長久地留在記憶中永不褪色。 關於巴拿馬運河的漫畫：西奧多·羅斯福揮動鐵鍬開挖巴拿馬地峽 愛麗絲·羅斯福（1884—1980） 就在我們結束第一次巴拿馬之行返回華盛頓後不久，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親自率領大批國會議員前往菲律賓訪問。這次出訪，註定愛麗絲·羅斯福[14]女士的個人魅力會略微壓倒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紐蘭斯夫人等一行人，這次旅程多少有點像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詩歌中的意味，「為了老有所見」。 當我得知兩年內有機會前往遠東出席菲律賓第一屆議會就職典禮時，我決定留下來。我認為自己不會很享受匆匆忙忙地和三個孩子前往東方的旅程，不如在英國安安靜靜地消夏，對大家都好。因此，夏天我在牛津租了一間小別墅，帶上兩個年齡還小的孩子，另外還有我在辛辛那提的朋友和她的兩個孩子，整個夏天我們到處旅行，發現自己很享受這種生活。那是個異常平靜的暑假，我們從英國和歐洲新聞界收集有關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愛麗斯·羅斯福小姐與國會人員在東方的行程報道，其中有些報道真是駭人聽聞。一家德國報紙居然報道說，愛麗斯·羅斯福小姐與他父親的戰爭部長準備結婚。 我打算從南安普敦[15]起航，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則在返回途中與我們在紐約會合。整個夏天我們都在痛批英國的行李處理系統。我們去打理在牛津的行李時，很驚喜地發現，他們已經採用新的行李標識法了。不需要我們的幫助，該標識法將行李的去向標識得清清楚楚，然後運往倫敦，途經倫敦抵達南安普敦。我們滿意地揣好英國行李託管證，踏上行程。 抵達倫敦後，我們把男孩子們送到火車站。離開前，我們得確定行李是否如期送達。很不幸，男孩子們到站的時候，正好愛德華國王也到了，他們興奮得難以自制，把行李丟在一邊，全都跑去一睹國王的風采。火車開動前，我們其實也無所事事，所以整整提前一個小時就到火車站了，難得這麼早就到站，得祝賀一下。可是我們的大宗行李並沒有到站，有個朋友飛快地跳進馬車，前去查詢。我徹底查看每一個角落，仔細檢查各種堆積如山的行李，等接到電話報告行李下落的時候，都過去四十五分鐘了，說是行李已經在路上了。 但火車即將啟程，只剩下五分鐘時間，我開始抓狂。如果我不打下面這張牌，恐怕也不會遭到家人的嘲笑，而且這事成了我們家的經典笑話。我衝進站長辦公室，決定告訴他我丈夫的職位，或者可以嚇到他。 我大聲喊叫起來：「我是華盛頓來的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太太。我得取到行李才行，我們的行李是配合這趟火車時間運過來的。但還有幾分鐘才能到，您能不能等等我們？」 他一臉茫然地看著我。 我繼續無望地說出自己的身份：「我丈夫是美國戰爭部長。」 他開始說話：「對不起，太太。」 我繼續最後一搏，「想必你曾經聽說過他，他正和愛麗絲·羅斯福女士一起旅行」。 最後終於產生了我想要的結果和影響。頃刻間，車站成了我的城堡，站長成了我謙卑的僕人。他陪著我出去命令火車等著，然後督促一隊人馬，一旦我的行李到了，就趕緊運到火車上。既然做都做了，我就不在乎孩子們和朋友們繼續開玩笑地稱我「塔夫脫夫人」，以及「我丈夫正和愛麗絲·羅斯福女士一起旅行什麼的」之類的話。否則，我就不會為了行李，去找站長亮出自己的身份了。 1906年早秋時節，美國駐哈瓦那總領事開始給華盛頓政府發電報，古巴共和國面臨嚴重的叛亂威脅，內亂四處蔓延，一切都處於癱瘓之中。總之，托馬斯·埃斯特拉達·帕爾馬[16]總統領導下的古巴共和國正在迅速解體。 《古巴共和國憲法》和古巴與美國的協議，包括一項美國國會通過的「自動作用條款」，也就是眾所周知的《普拉特修正案》[17]規定，美國可以干預古巴事務，前提是古巴島的和平以及政府的良性運轉需要美國介入其中。 有段時間，大約是1906年9月的第一周，形勢極度惡化。托馬斯·埃斯特拉達·帕爾馬總統擔心控制不了局勢，他也清楚自己並沒有足夠的軍事力量保護人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於是，他秘密懇請美國政府派軍艦前往協助平定國內局勢。1906年9月12日，他致電美國政府，懇請美國部隊立即登陸哈瓦那，防止發生威脅平民生命的大屠殺。1906年9月13日，他宣布辭去總統職務，迫使美國承擔政府職責。1906年9月14日，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在牡蠣灣召集會議，決定如果可能的話，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負責保證古巴的和平與安寧。1906年9月20日，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由羅伯特·培根[18]先生陪同，一起前往哈瓦那。羅伯特·培根先生時任國務卿助理，安全委員會成員。他們絲毫沒有耽誤任何時機。 托馬斯·埃斯特拉達·帕爾馬（1835—1908） 於是「歷史上可怕的二十天開始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總是喜歡這樣描述那段日子。從傳統西班牙政權繼承下來的政治習慣和新派之間的摩擦，使古巴人被割裂成不同的敵對派。傳統勢力忽略了割裂的後果，關鍵是新政黨與其他政黨的敵對完全基於個人政治目的，而不是其他任何更好或更愛國的願望。 托馬斯·埃斯特拉達·帕爾馬總統依然掌控著政府，但駐紮在哈瓦那城外的二百五十名武裝人員時刻準備展開敵對行動。無論是叛亂者還是執政黨，雙方都呼籲美國的干涉和介入，但雙方都不想接受任何形式的妥協。 羅伯特·培根（1860—1919） 大約有一周時間，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遭遇了最猛烈衝擊，他認為避免流血乃當務之急。調查證明，和平和妥協並沒有真正的障礙。他竭力勸導古巴人放下並沒有嚴重黨派之爭的不同政見，為了大眾利益，各方都要讓步，但他們對大眾利益並沒有興趣。的確，那段時間，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經常提及這個問題，並認為除了托馬斯·埃斯特拉達·帕爾馬總統和其他幾個愛國主義者沒有明顯的派別偏見外，構成所有爭端和衝突的主要威脅在於狹隘的嫉妒、個人的野心，其實也就是厚顏無恥或骯髒無聊。 事件急劇擴散，暴亂方要求宣布執政的托馬斯·埃斯特拉達·帕爾馬的總統當選無效。論戰形勢急轉直下，異常複雜，雙方都出示證據證明自己的合法性。最後只得對大選進行調查，以得到公平的結論。調查結果顯示，托馬斯·埃斯特拉達·帕爾馬總統的確是以非同尋常的手段贏得了大選。儘管其所在黨派並沒有默許，但他還是辭去了總統職務。國會並沒有選出繼任者，於是，為了防止形勢完全失控，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完全支持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建議，明確宣布建立一個美國支持的臨時政府，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擔任共和國臨時政府總督職務。這是他抵達哈瓦那第八天發生的事情。 美國海軍登陸哈瓦那，以保護共和國的寶藏和財富，另外還有弗雷德里克·芬斯頓將軍的部隊隨時準備登陸哈瓦那。 古巴人相當悲觀，居住在哈瓦那的外國居民一致同意和支持古巴成為美國的一部分。的確，民眾在這個問題上很敏感，不管哪個國家、哪個民族的人，只要他們的經濟利益處於危險之中，都認為這時候應當努力迫使美國政府採取行動實現這一目標。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在菲律賓處理危機的經驗說明，他的這一宣布只是「為了恢復和平秩序，為增強公眾信心提供足夠長的時間保證而已」。古巴國旗依然飄揚，沒有任何古巴官員在履行其職責時受到干擾。只有部隊駐紮的地方才能看見美國旗子在上空飄揚。換句話，也就是古巴共和國沒有立即停止存在，的確是一種很奇怪的情形。 臨時政府很快組織了起來。伽沃努·馬貢先生接替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代總督一職，很快被委派到哈瓦那。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給我來電，伽沃努·馬貢先生給伽沃努·馬貢太太去電，問我們是否願意陪同伽沃努·馬貢先生前往古巴，當然，我們立即決定陪同前往。我們登上「馬斯科特」號，一旁有「德克薩斯」號戰艦護航，上面有三百名從諾福克過來的海軍陸戰隊士兵。我也平生第一次像是真正地「捲入」了一場戰爭，整個過程十分緊急，但十分嚴肅。事實上，美國的干涉並沒有耗費一槍一彈。1906年10月10日下午，我們在哈瓦那登陸的時候，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抵達哈瓦那也不過二十天時間，其間，解除叛軍部隊武裝的主要任務基本實現。 登陸古巴讓我再次發現自己像在菲律賓那樣，又成了第一夫人。雖然只是這塊土地上很短暫時間內的第一夫人，可是接待禮儀很隆重，不知不覺讓我想起了在菲律賓度過的歲月。 當我們行至哈瓦那港口庫巴那斯要塞時，「德克薩斯」號鳴槍致敬。作為回禮，碼頭和防波堤上傳來嘎嘎作響的槍聲。港口的一切都陷入旗子的海洋，從戰列艦、巡洋艦、運輸船、商船到岸上密密麻麻的船隻。有一艘特別醒目的汽船向我駛來，船頭上，我很容易就認出了我丈夫高大的身材。 一同來的人有他的同事羅伯特·培根先生，助手麥考伊上尉，第二助手何塞·馬蒂上尉。何塞·馬蒂曾經是個炮兵，接替了他父親的職位，他父親屬於老一代古巴愛國人士，深受古巴人民愛戴。 隨後第二艘船也到了，是弗雷德里克·芬斯頓將軍和他的助手克洛曼上尉。第三艘船上全是古巴新聞記者，他們站在船尾，是我見到的最有吸引力的記者。他們並沒有拿著便箋本、鉛筆和幾個考慮不周的問題採訪羅伯特·培根太太和我。相反，他們以美麗的鮮花和慷慨的美酒歡迎我們。而我們接受這一切的時候，不會因為僅僅回以「謝謝，我們旅途非常快樂」或者「是的，能到哈瓦那，我們的確很開心而覺得有損自己的聲譽。 「德克薩斯」號 哈瓦那市長鬍里奧·德·卡德納斯先生為我們舉行了非常正式的歡迎儀式。碼頭上，放眼望去滿是美國海軍和古巴居民。市長先生繼續他的行政權力，好像什麼都沒發生一樣。陪同他的有市政議會的成員，之後，他們護送我們前往皇宮酒店。 當我和羅伯特·培根太太步入馬車時，反對派武裝指揮官和他妻子也現身歡迎我們。那天晚報將歡迎場景描述為「獻花歡迎」，但我們完全沒有看到被罷免的總統及其追隨者。辭職之後，他隱居鄉村，據說，他在那裡受到了非常熱烈的歡迎，當然，有部分是出於同情。並沒有人以任何名義控告托馬斯·埃斯特拉達·帕爾馬總統，相反，人們認為他是個誠實而真誠的愛國者。托馬斯·埃斯特拉達·帕爾馬總統自己在很大程度上被追隨者的不誠實行為所害。不久之後，事態的發展顯示，他其實可以輕而易舉地不需要任何手腕重新當選總統，不誠實的政治是他的人民知道的唯一一種政治。 我們抵達皇宮酒店時，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羅伯特·培根先生和伽沃努·馬貢先生去政府辦公所在地開會。徜徉在巨大而宏偉的建築物里，金色花邊看起來很炫目，華麗的裝飾品和尚武的風格，一切都與建築物很合拍。之後，我簡單地看了看我住的屋子，空間大得出奇，甚至讓人覺得不安。然後，我們就在華蓋底下休息了一個小時。 直到所有叛軍都被繳械，並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簽署了一個大赦令之後，伽沃努·馬貢先生才確定接受總督職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一心想給他留下一個沒有叛軍的古巴，當然，除了拒絕放棄武裝力量的傢伙，可是這些人也不可能成勢，最終只會被當成土匪追捕。 我只在哈瓦那皇宮做了三天女主人。那三天客人很多，有點過度擁擠。我們抵達之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伽沃努·馬貢先生一直是美國公使E.V.摩根先生的客人，他住在哈瓦那市區九英里以外，房子矗立在兩座叛亂營地之間，調停人每天早晚都開著車在叛軍陣營中穿行。儘管談判還在繼續，結果不可預知，但幾乎所有陣營都很歡迎美國介入。因此，各方對調解人非常禮貌。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在古巴總統辭職後並沒有立即接管宮殿，但伽沃努·馬貢先生抵達之後，入住其中反而是明智之舉，這樣可以讓他正式就任。皇宮的一切看起來顯得高貴，和他的職位很相稱。我們去的時候，他們正好住在那裡。 哈瓦那 我們到達的那天，羅伯特·培根太太和我一起舉辦了一場招待會。我記得當時大家都認為那是件很搶眼的事。幾百名古巴人出席了這次招待會，包括所有來自不同殖民地的成員，所有美國陸軍、海軍軍官，凡是當時不用守衛在崗位上的人員都被邀請出席。經過一個月沮喪、黑暗、難熬的日子，幾乎每個人看起來都特別高興，像過節似的。有的人穿著漂亮的白色長衫，有的人衣著鮮艷，典型的古巴人偏好。挺括的美軍制服與爛漫的色彩交相輝映，煞是好看。我們和列成縱隊的來賓逐一握手，哈瓦那市樂隊在皇宮前的停車場演奏美國音樂，從最新的雷格泰姆音樂，到古典的《斯旺斯河》，期間穿插經典曲目，演奏得很好，還有幾首歡快的西班牙樂曲。 海倫·赫倫·塔夫脫（中）在古巴留影 第二天下午，我們很榮幸地前往E.V.摩根先生家參加他舉辦的招待會，可以說相當成功。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是這樣描寫E.V.摩根先生的：「他的住處很不錯，看起來有點像貪圖享受的人，家裡居然還有個法國廚師，總之一切都堪稱奢華。我們當然也被照顧得很不錯，其實我們不得不吃得有點多！」E.V.摩根先生是個真正好客的人，善於把想像力和偉大的能力與娛樂的願望結合起來。他在哈瓦那的屋子像極了熱帶大劇院，漂亮的花園裡有巨大的棕櫚樹矗立著，裊裊的樹葉和蕨類植物看起來相當繁茂。巨大的草坪讓空間格外明亮，像極了故事書中描寫的房屋。除了有寬闊的走廊，還有一個古色古香的露台，長滿了軟軟的青苔。中間有個噴泉，正好可以給周圍大片燦爛的熱帶植物澆水。寬敞的屋子裡擺滿了從世界各地淘來的奇珍異品，當中也不乏一些藝術珍品。那種由精緻的黃銅鑲嵌的大韓帝國小匣子尤其讓人愛不釋手。E.V.摩根先生是美國最後一位駐大韓帝國公使，大韓帝國淪為日本保護國之後，E.V.摩根先生被從漢城改派哈瓦那。 儘管E.V.摩根先生家離哈瓦那有九英里遠，但受邀的人都來了。據說，人們認為這次派對是許久以來哈瓦那領導人家庭之間最有代表性的聚會。其間有音樂、舞蹈和小零食，所有一切都讓人感到愉悅，儘管城裡並不缺乏普遍意義上的娛樂和慶典，人們還是久久不願離去。 哈瓦那每年都要舉行「1858年十年戰爭」紀念，這時候各派人士聚集一堂，以彰顯他們的愛國之情。但外人看起來多少覺得有點奇怪。哈瓦那被裝點成美國傳統的7月4日獨立日風格，到處都是遊行、演講、樂隊、橫幅和焰火，就好像古巴是世界上最牢不可破的小共和國。事實上，除了不可避免地消耗國家大量錢財，人們並沒有過於嚴肅地看待古巴當時的形勢，如果不是美國及時接管，有可能會犧牲許多生命。 第二天上午為伽沃努·馬貢到任舉行典禮，然後我們啟程離開，把他留給了前途未卜的命運。我記得後來有卡通電影描繪他當時的情形，他痛苦不安地坐在燒得滋滋作響的爐子上，爐子上標有「古巴」字樣。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穿著消防員的制服，遠遠地拿著一根膠皮管好像要施以援手的樣子，這是對之後歷史的描述。 1906年10月13日，羅伯特·培根夫婦、弗雷德里克·芬斯頓將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我，從哈瓦那登上「路易斯安那」號戰艦，準備返回華盛頓，另外還有「弗吉尼亞」號和「北卡羅來納」號護航，離西奧多·羅斯福先生在牡蠣灣召集緊急會議決定古巴行動才過去了二十九天時間。事實上我們花了數小時才從墨西哥灣橫掃東部的可怕風暴中逃離出來。這場風暴之大當地少有，損失之大難以計數。死了不少人，島內與外界的通信被阻斷數小時之久。當時古巴駐紮有數千美國士兵，另外還有一些大軍艦停靠在哈瓦那港，因此，美國無疑也經歷了一場焦慮不安的等待。我們登上「海豚」號，途經切薩皮克和波托馬克河，前往華盛頓。途中，漢普頓港口區水域非常狂暴洶湧。到門羅堡後，我們下船，改乘火車回華盛頓。 註解： [1]　阿列克謝·尼古拉耶維奇·庫羅帕特金（1848—1925），俄國戰爭大臣。——譯者注 [2]　寺內正毅（1852—1919），日本軍官、領事和政治家。1916年至1918年擔任日本帝國陸軍元帥和日本第九任首相。——譯者注 [3]　兒玉源太郎（1852—1906），明治時期日本的將軍和政府大臣，為建立現代日本帝國軍隊起了重要作用。——譯者注 [4]　查爾斯·G.馬岡（1861—1920），美國律師、法官、外交官和行政官員。——譯者注 [5]　納爾遜·W.克倫威爾（1854—1948），美國律師，積極推動巴拿馬運河項目。——譯者注 [6]　彭薩科拉位於佛羅里達州最西端，距離阿拉巴馬州邊境約二十一公里。——譯者注 [7]　科隆是巴拿馬的一個城市和海港，位於加勒比海附近，靠近巴拿馬運河的大西洋入口。它是巴拿馬科隆省的首府，歷來被稱為巴拿馬第二大城市。——譯者注 [8]　約翰·巴雷特，美國著名外交官，為促進「美洲共和國國際聯盟」各國之間更緊密的聯繫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譯者注 [9]　曼努埃爾·阿馬多爾·格雷羅（1833—1909），保守黨成員，1904年至1908年任巴拿馬首任總統。——譯者注 [10]　黑木（1844—1923），日本陸軍將軍，日俄戰爭期間，他帶領軍隊在鴨綠江戰役、遼陽戰役、沙河會戰和奉天戰役中取得了一系列勝利。——譯者注 [11]　《海伊-赫蘭條約》是1903年1月22日，美國國務卿約翰·海伊和哥倫比亞駐華盛頓代表托馬斯·赫蘭簽署的一款條約。——譯者注 [12]　加屯大壩是巴拿馬查格雷斯河上的一座大型土壩，橫跨巴拿馬的查格雷斯河。這座大壩建於1907年至1913年之間，是巴拿馬運河的重要組成部分。——譯者注 [13]　又稱為人工渠。——原注 [14]　愛麗絲·羅斯福（1884—1980），美國著名作家，美國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的長女。——譯者注 [15]　南安普敦是英國漢普郡最大的城市，同時也是一個重要的港口城市。——譯者注 [16]　托馬斯·埃斯特拉達·帕爾馬（1835—1908），古巴政治家，曾接受過美國援助，參加過美西戰爭。1902年至1906年擔任古巴第一任總統。他擔任總統期間，改善了古巴的基礎設施，對通訊和公共衛生事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譯者注 [17]　《普拉特修正案》清晰地界定了古巴與美國的關係，實際上兩國關係本質上是不平等的，美國擁有對古巴的控制權。——譯者注 [18]　羅伯特·培根（1860—1919），美國政治家和外交家。1909年1月至3月擔任美國國務卿一職。——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