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一夫人回憶錄 · 第11章 羅馬之行

1902年冬，辛辛那提的日子最令人難忘。之所以難忘，是因為這段時間，我不僅失去了親人，自己也陷入遙遙無期的病痛之中。像我這樣為了獲得心靈的平靜而記錄快樂的人，最好的選擇應該是忘卻不快。然而，整個冬天都充滿了痛苦和焦慮，實在讓人難以忽略不計。畢竟，這樣的日子並不像一張張日曆，撕掉了還可以再回來。 1901年12月，我離開馬尼拉的時候，已經接近神經崩潰的邊緣。主要是因為政府官員的生活有嚴格的紀律約束，這些約束造成了一定壓力，馬尼拉的氣候也容易讓人備感疲憊和厭倦。這當口，我丈夫又病了，這段日子真的可以說是雪上加霜。 可是悲哀並沒有停止。我母親的偏癱也突然加重，陪她待在辛辛那提真的讓我極度焦慮不安。 就在我們抵達舊金山的時候，一場席捲全國的暴風雪突然襲來。隆冬讓人害怕，有人強烈建議推遲跨洋行程，但多數人渴望繼續趕路，於是我們經由聯合太平洋鐵路公司開始了東方之行。 路過奧格登時，我們才發現自己遇到了有生以來最嚴酷的暴風雪。大雪堆積得像小山丘一樣，我們寸步難行，只好推遲行程，耐心等待。寒冷而刺骨的風搖晃著一切，連笨重的火車也跟著晃動起來。寒冷難以想像，連小轎車裡的水管都凍成了冰。我們沒有任何取暖設備，除了上床，什麼也做不了，但即便蓋上所有的毛毯依然瑟瑟發抖。漫長的等待中，火車也頑強地與暴風雪戰鬥著。冰凍的鐵軌嘎嘎作響，引擎噗嗤噗嗤發出沉重的聲音。 抵達奧馬哈時，我們收到了一封電報，得知了我母親已經去世的消息。一連串的意外幾乎讓我難以支撐。我們匆忙趕回辛辛那提，萬幸，趕上了母親的葬禮。但我病得太厲害，根本無法在葬禮上露面，這次生病足足耗去兩個月時間我才康復。 這時候，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也要和我們告別，前往華盛頓與總統和伊萊休·魯特先生協商，並出席參眾兩院菲律賓委員會的會議。委員會當時正在詳細調查有關菲律賓群島的情形，急需通過一項政府法案。整整一個月時間，參眾兩院拋出了很多不友善的問題，要求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給出適當解釋。相比以往，他向委員會提供的第一手資料更多、更準確。這才是他心甘情願為國家做貢獻的方式，原本他可以享受早已習慣的一切。 逗留華盛頓期間，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有機會到伊萊休·魯特夫婦家中做客。如果沒有國務卿伊萊休·魯特先生的關心和幫助，他未來不可能走得那麼遠。1902年3月，他不得不回到辛辛那提處理另外一件事情，這是他五個月以來負責的第三件大事。想到這一樁樁，一件件，我們一家當時真的處於水深火熱之中。 當然，也有好消息，那就是幾周之後，我的身體開始好轉起來。有關立法的事宜一旦處理妥帖，我們就準備返回菲律賓。在菲律賓群島，從來都沒有人會企圖偷懶而放下手中的活，人人都相信那裡的工作真的令人鼓舞。因此，沒有人會把自己身上的責任和擔子壓到他人肩上，撂挑子這種事情好比臨陣換將。 我丈夫在華盛頓的時候，向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和國務卿伊萊休·魯特全面、清晰地陳述了菲律賓事務。可貴的是，這些訊息永遠不可能用電報傳送。最難的是要針對某些以往根本無解的問題提出解決方案。菲律賓諸多事務中，並不是所有事情都能像修士征地事件那樣找到某種確定的解決方案。四大托缽修士會，包括方濟各會、聖道明會、奧古斯丁會[1]和重整奧斯丁會，占有菲律賓群島四千英畝最肥沃的農田。當地菲律賓人一直對此心懷仇恨。這種情形之下，希望重返教區的四大托缽修士根本無法帶來永久和平。數以百計的修士生活在現實的牢獄中，當地人不允許他們重返教堂。無論政府怎麼勸解菲律賓人，他們都不改變自己的唯一立場，只想要回自己的土地，而神職人員又拒絕政府的決定——讓他們撤離菲律賓。雙方僵持不下之際，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他在菲律賓政府工作的同事們提出由美國政府買下雲遊修士們的土地，然後轉為公用。 西奧多·羅斯福總統也認識到當時最重要、最迫切的是以最直接的方式解決糾紛，於是決定立即派人前往羅馬，與梵蒂岡開誠布公地談判。經過深思熟慮，總統選定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完成這一複雜的使命。總統覺得沒有比他更合適的人選。 受新奇經歷的誘惑，我很快又開始滿心盼望這次羅馬之行能讓我重新認識它。羅馬之行結束後，我們從蘇伊士運河，紅海和印度洋重返東方世界。這次旅程頗有幾分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詩歌描繪的景象：「乘著微笑，如此溫暖，又如此明亮，盛開的、藍色的浪花。」因為要去熱帶地區長期居住，我也不再猶豫，加緊準備著有三個孩子同行的長途旅行。 蘇伊士運河 約瑟夫·魯德亞德·吉卜林（1865—1936） 為了幫助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順利完成與梵蒂岡的談判，我們成立了一個出色的委員會，其中有南達科他州的奧·戈爾曼大主教和詹姆斯·F.史密斯上將，兩人都得到總統親自任命。詹姆斯·F.史密斯上將當時只是菲律賓司法機構成員之一，後來先後擔任菲律賓行政委員會執行長官和總督等要職。最初，他只是個律師，到法院後逐漸聞名，並被授予「菲律賓和平軍將軍」頭銜。但我們通常喊他法官，所謂上將，不過是自願為政府工作的公務人員而已。他是個愛爾蘭天主教民主黨，看問題很理性，能力出眾。約翰·比德爾·波特少校[2]被任命為委員會口譯秘書長。同行的還有菲律賓聖公會的布蘭特大主教，他決定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一同前往馬尼拉，這樣就得等到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在羅馬辦完差事後一同前往菲律賓。這段時間開啟了我們與布蘭特大主教之間的友誼。後來在菲律賓，如果沒有他，真的很難想像怎麼活下去，怎麼才能了解菲律賓群島的生活。如果我們不理解他一直以來堅持虔誠地為菲律賓人祈福，我們就永遠不知道他到底給政府工作帶來了多大裨益。 1902年5月中旬，我們乘坐「旅行者」號從紐約啟程，前往直布羅陀。行程即將結束時，一路同行的很多人陸陸續續登岸離開。道別的時候，大家對未來充滿信心，完全不知道噩運正在來臨。我兒子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好像故意在這種緊急關頭生病，他突然感染猩紅熱，讓我們所有人猝不及防，原計劃的行程根本無法按部就班地繼續下去。我無奈地接受匆忙間的安排，隨丈夫前去參加為歡迎新抵達船隻舉辦的派對。 幸運的是，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感染猩紅熱的時候恰好沒有和其他孩子在一起，而是在另外一個地方做客。我立即安排他轉到大撒瑪利亞醫院。然後我也開始安頓下來照顧他。因此，好歹也算幸運。 直布羅陀 我丈夫的母親住在米爾伯里[3]，儘管所有一切正在好轉，他依然給他母親打去長途電話，告訴她孩子的病情如何。 阿方索·塔夫脫太太問：「內莉不能和你一起去？」 「不，我只能很抱歉地說，她去不了了。」 「但你們現在有多餘的房間了，我可以過去那邊住的。」 「是的，媽媽。」 阿方索·塔夫脫太太說：「那太好了，我想你現在的身體還沒有完全康復，一個人遠行不合適，我和你一起去內莉那兒吧。」 她說到做到，還真的就這樣陪著我丈夫來了。這個勇敢的老太太已經七十四歲，打理好她的行囊，安心在紐約待命，為未來二十四個小時的旅程做準備。我丈夫給我寫信介紹他母親的情況，說她是個充滿活力和進取心的老太太，真讓他欣喜又自豪。無論是在汽船上，還是後來在羅馬的徹納爾酒店，長達一個多月的時間裡，她一直優雅從容，悉心款待了許多政要：殖民地總督、一名最高法院法官、一位羅馬主教、一位英國聖公會主教和一位美國陸軍軍官。 我婆婆的勇敢精神讓我們全家人，甚至朋友都大為驚訝。很少有像她這樣年齡的女性還能獨自去各地旅行。她說什麼都要堅持每年跨大陸到太平洋看望自己的女兒和弟妹們。我們習慣驅車去馬尼拉郊區遊玩，只要有她出現，必然會笑聲不斷。 事實上，我婆婆總是很嚴肅地考慮來馬尼拉這事。我很高興她願意和我丈夫一起來羅馬，因為她真的能給大家帶來安慰和幫助，而不是給人添負擔。 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的病整整三周時間才開始恢復，遠非我們所預料。之後我才能明確計劃什麼時候啟程前往羅馬探望我丈夫。我妹妹和安德森小姐打算去巴黎，我也藉此機會於1902年6月4日和她一起啟程前往巴黎，然後轉乘火車去羅馬。一路上有她們相伴，旅途也就愉快多了。 總體看，我們的霉運很快就過去了。在橫跨太平洋的路上，我兒子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咳嗽得厲害，到了羅馬之後，海倫·塔夫脫·曼寧也傳染了他的咳嗽。海倫·塔夫脫·曼寧平生第一次以消極悲傷之情質疑父親，這也是她平生第一次這麼消極：「爸爸，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去個不用生病的地方呢？」 和平是我們一直努力想要收穫的果實。因此，為了和平，即便冒險也值得。 我在當地最大的徹納爾酒店舉行的派對相當不錯。酒店的布置和服務正式、周到、舒適。派對占用酒店一整層樓，在我看來，非常引人注目。因為是仲夏，前往羅馬的遊人很少，好像整座賓館都屬於客人們。羅馬城看起來也空蕩蕩的，城裡的居民都蜂擁到位於山區的居住地，或前往北部度假區。那些沒地位沒身份的人，即便是酷暑也只能待在城裡。尤其梵蒂岡方面，也盡一切所能讓我們在羅馬的生活舒適愜意，以便能留下美好的記憶。在我到達羅馬之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已經和當地大主教、王子、伯爵、侯爵以及尊貴的英國人、美國人都熟悉起來了。他們互相拜訪，一起喝茶用餐，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在書信中多有提及。真是榮幸之至，他又可以開始做些有意義的事了。 當然，也要去拜見教皇利奧十三世[4]，和他的談判可以說錯綜複雜，充滿了不確定性，這讓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深感憂慮。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甚至還沒去拜見義大利國王。雖然他有強烈的願望前去會面，但即便美國大使安排了一切，禮節上也得等到他與梵蒂岡之間的事宜辦完之後才比較合適。 我丈夫的職位很微妙。就美國的制度化特點看，無論出現什麼狀況，原本都不可能向梵蒂岡派出外交特使。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派往羅馬的專門委員會，目的並不是在任期內正式承認梵蒂岡，就當時美國國內情形而言，這樣做不可能不引起國人的抗議和反對。對此，國務卿伊萊休·魯特給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建議非常明確。 多方評估美國政府即將採取的行動之後，我們向參眾兩院的菲律賓委員會提交了關於談判建議的報告。這份報告為我們的後續工作提供了許多便利，第一段主要涉及相關的指導和建議： 美國政府原則上與教會、州省相互獨立，各方有完全的自由不受他方控制和干涉。這一原則適用於任何美國所轄區域範圍內，不容討論、改變或無視。 報告後面的數段文字，特別是第九段，主要是關於解決修士困難處境的暫時方案： 這次你們的差事或任務本質上並非外交事務，而是一個純粹的商務談判，目的在於幫助菲律賓總督從財產所有者（修士）手中購買房產及土地權，並以此最大程度地為全島人民謀福利。 然而，接受這些指導遠不如實施困難，因為梵蒂岡方面從談判最初起，就盡一切努力將這一行動與外交使命緊密地聯繫起來。不僅如此，他們還為談判注入了極大的莊嚴感。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不僅時刻提醒自己，還得完全清醒地意識到，以他的職位誤解談判目的，默許梵蒂岡方面的態度和立場，將會導致怎樣的危險。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姿態必須讓美國天主教舒服，而清教徒又不會震驚。就是要把以往大家認可的某樣東西推倒碾碎，展現一種里程碑式的結果。好在蘭波拉紅衣主教很滿意委員會的商業思維，特此為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安排了與利奧十三世教皇的會晤，專門討論菲律賓政府議題的主要框架。 但我丈夫記憶中並不覺得這一使命與商業有多大關係，詹姆斯·F.史密斯法官對此印象深刻。我們向他詢問了訪問菲律賓時的相關事宜。他給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信很有趣。他所有的旅行備忘錄，包括信、期刊和紀念品，都毀於舊金山的一場大火，但他寫道： 我們抵達梵蒂岡後，經過漫長的等待，聖父[5]才為我們安排見面時間，最後確定下來的時間是正午。一聽到消息，大家馬上換上晚裝，帶上禮帽前往梵蒂岡。我們登上長長的階梯，一路上看到的瑞士衛隊，一個個地，直通到議會大廳。我們還見到了宮廷大臣等其他公務人員。我們從一個大廳到另一個大廳，最後終於到了教皇利奧十三世所在的地方，每位來客都向他陳述即將進入談判進程的具體議題。 這些談話曾經由奧·戈爾曼大主教翻譯成法語，不知讀者是否還記得。約翰·比德爾·波特上校並不完全贊同奧·戈爾曼大主教用法語表達。如何對此做出公斷，怎麼選詞，我並不那麼關心。我唯一知道的是，這事差點毀了善良的主教和老上校之間的友好關係。 記憶中，聖父的臉像羊皮紙一樣透明可見，眼睛像年輕人一樣澄明，思維快速、敏捷。當然，歲月多少讓這份敏捷放慢了腳步。 誰也不會忘記蘭波拉紅衣主教，他身材修長，筆直，充滿朝氣與活力。但他也時常讓人看不懂，性格冷靜到甚至可以冷漠旁觀命運的不期而至。作為梵蒂岡的外交家，他顯然是個智者，完全可以解決任何問題。 蘭波拉紅衣主教（1843—1913） 我可能還要提一提當時我丈夫的講話。根據我保存的手稿，他的講話還包括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給教皇的致辭。西奧多·羅斯福先生贈送給教皇一套自己寫的著作，呈送禮物時，我們轉達了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的致辭和心意。 正式會見結束後，教皇從御用座位上下來，和委員會成員聊天。雖然這十五到二十分鐘時間只是非正式談話，但他很投入。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在給其兄長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的信中詳細描繪了兩人之間特有的幽默感：「他和我握手不過是為了得到快樂而已，我們之間有某種默契，這讓我感到很榮幸。」教皇還笑話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太有輕重緩急感，連病痛都那麼配合。他說，在他看來，有這麼多工作等著他，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沒理由病得那麼重。隨後，他又與奧·戈爾曼大主教玩笑起來，向約翰·比德爾·波特上校和詹姆斯·F.史密斯法官親切詢問自己不懂的問題。最後他和大家一起走到門口，鞠躬，目送人們離開。我相信，我們之前從未受過這樣高規格的禮遇。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認為「教皇是個很有執行力的人」，「聲音比我預想的更洪亮。以往他在我心裡只是個抽象的人，見了面才發現，他很風趣，體態充滿活力。我演講的時候，他頻頻點頭表示讚許」。 詹姆斯·F.史密斯法官說道： 我們去參觀地下墓地，聖保羅的墓地在頂裡面。我們還發現，古羅馬時的廊柱現在一直受基督教徒朝拜。此外，波勒斯別墅的藝術展及其他藝術畫廊的展覽都給我們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還有一些古老的宮殿也很有趣，最矚目的是可能會塌陷掉到台伯河的宮殿，宮殿天花板上有幅愛神丘比特和他的塞姬的畫像，這幅壁畫很有名。 我們第一次作為甘迺迪主教的客人在美利堅大學外等待一起用晚餐，那次你（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演講很成功。穿著紅袍子的學生熱烈鼓掌，每個人都非常開心。晚餐後，我們去奧里斯尼別墅參觀了一個公館，從山上俯瞰羅馬城四周的平原，景色美極了，公館最近賣給了學校作避暑之地。 …… 你們一定會記得，我們曾經邀請馬蒂內利紅衣主教和他的老朋友薩托利紅衣主教一起晚餐。薩托利紅衣主教一向認為自家釀的葡萄酒很不錯，順便提一下，其實有些專業葡萄酒莊園給了他很大幫助。最有趣的是我們和主教院長內文博士的晚餐。他做的主菜俄式牛舌堪稱一道藝術品，讓我們大開眼界。 當年的朋友一定不會忘記令羅馬社交圈吃驚的兩件事：一是奧·戈爾曼大主教和我都參與了這次節慶委員會；二是教皇利奧十三世，他也一樣令人吃驚。他居然完全理解美國的規章制度，認為同樣的事，如果是美國天主教徒乾的，人們會認為再合適不過，可是如果擱在羅馬人身上一定會招致很多誤解。主教院長還是個很棒的獵手，有趣的旅行者，攢了很多奇聞異事。作為主人，他很風趣。 我們給梵蒂岡的正式提議早已經由委員會的大主教轉交給梵蒂岡。然而，熱鬧的社交派對其實讓人沒有耐心慢慢等待梵蒂岡的回覆。公開場合他們看起來閒適淡定，泰然自若，但私下裡一致認為梵蒂岡是故意拖延。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急於在1902年7月10日出發前往馬尼拉，他已經訂好乘「科尼格阿爾貝」號返回的行程。但就目前與梵蒂岡談判的速度來看，他似乎不得不在羅馬度過餘下的夏天。 雖然他知道這事對菲律賓群島的未來很重要，但他還是沒有充分的自信完成使命，事實也是如此。如果不是離開羅馬後他還繼續致力於這件事，就不可能取得最終的成功。無論哪位主教，都安慰他說，梵蒂岡方面與他們的提議完全一致，教皇也希望儘早給出一個滿意的結果。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依然認為必須看到雙方簽訂協議才會相信結果。梵蒂岡不僅派別林立，非常講究政治性，這一點實在無法理解。談判必須遵從各種神聖不可動搖的保守制度，最終是否按照估價出售修士們占有的土地，必須由一個五人董事會決定。其中兩人代表教堂方，兩人代表美國政府，另外一人從第三方國家中選出。但幾乎沒人同意我們提出的解決辦法，即出賣菲律賓群島上屬於修士們的土地，並撤出菲律賓。我們的購買提議在各個重要部門不斷滾動，教堂方指定的人及大主教選定的人都得參與談判，事無巨細地考量美國政府提出的解決方案，所謂純粹的買賣讓他們費解。 馬蒂內利紅衣主教（1848—1918） 薩托利紅衣主教（1839—1910） 雖然談判的確耽誤了我們前往馬尼拉的行程，但並沒有給我帶來特別的煩惱。羅馬是個很有趣的地方，我丈夫也一天天恢復健康，重新獲得強壯的體魄應對馬尼拉毫無止境的炎熱和困難。無論哪個時代，耀眼的共和黨領導人總是喜歡公開宣稱：「到菲律賓去很大程度就是去送死。」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認為這種說法很無聊。他在給兄弟的信中寫道：「我討厭那些人為了標榜自己，大倒苦水，假裝自己為了國家利益不得不去某個荒蠻的地方。我並不想表明自己正在為國家做出某種犧牲，我也希望得到某種回報。我想，其實我已經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機會，剩下的就是看我有沒有可能把它做得盡善盡美。我討厭任何同情，討厭情感支持。」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很容易對某件事情感到憤懣，但如果你仔細觀察又會發現，他很快就恢復了奮鬥的活力和毅力。 我婆婆在羅馬如魚得水，她住在徹納爾酒店我們隔壁的房間，很享受各種派對。前來參加派對的人，穿什麼衣裝，是什麼身份，她都清清楚楚。無論客人穿的是教士制服、軍裝還是普通人的服裝，她都很感興趣。她像我們這些工作人員一樣到處走，到處看。如果和阿方索·塔夫脫法官出外訪問遇見以往的老朋友，她就會沉醉在回憶往事的快樂之中。等我到了羅馬，她更有活力，我也開始不停地去參觀、遊覽、購物。她在給另一個兒媳婦賀拉斯·塔夫脫夫人的信中寫道：「內莉根本不知道什麼是害羞和膽怯，有她說法語，我們可以去任何我們想去的地方。」 很快我就明白了，儘管官方和個人的聲明與我們這些看起來很重要的人物意見相左，但精緻的招待宴會讓我們在羅馬的生活無時無刻不陷入忙碌之中。他們的待客之道就是，即便一切就緒，也要精心打理。茶歇、午宴、晚宴和招待會等，一一列出詳細的功能描述。期間我們會遇見一些不同凡響的名人，當然，他們也都是很有趣的人，有些是當地羅馬人，有些是外國人。譬如倫敦《泰晤士報》的記者斯特德先生後來在「泰坦尼克」號上失蹤；紐約《太陽報》老闆拉凡先生；布魯克林的希利斯博士和他兒子也在羅馬。還有一位頗有魅力的人，即羅斯皮廖西[6]女士，一位義大利貴族的妻子，一家人住著一幢令人心醉的屋子。她有個非常美麗的女兒，那時候，她正醉心於和人們爭論我們的提議是否通過，應該由羅馬天主教徒投票決定。她用超乎尋常的方式給予我們很大支持——直接把這樣的訴求帶給羅馬教皇，並堅持認為天主教會沒有優先採用投票的方式是極大的錯誤。她還認為，只有投票才能保證他們被賦予的政治權利。雖然她的提議很打動教皇，但教皇認為改革的時機不成熟。教皇很興奮地對她說：「我善良的女兒，你們都追我追得太緊了。」我毫不懷疑年輕的公主這時候會支持婦女應該具有選舉權的鬥爭。 讓我們特別開心的還有麥克納特先生，他曾經在馬德里和康斯坦丁堡加入過我們的外交使團。有段時間，他受聘作為埃及總督郝迪夫兒子的導師，也是羅馬教皇的管家之一，後來與紐約一位富有的女子奧格登女士喜結連理。 麥克納特先生家的豪宅是我見過的最精緻的宮殿，他在義大利美第奇家族和波吉亞家族風景如畫的所在地研究社會習俗。歷史上，帕姆菲利別墅曾經是愛好奢華的王公、主教和紅衣主教的夏季行宮。麥克納特先生租下後，我們曾經前往參加過一次招待晚宴，的確目睹了當年的盛況。晚宴後，我們一起玩撲克牌。 當時，我覺得自己像是著盛裝出演中世紀歷史劇的演員。服裝很難做，幾乎無法按期到達。紅衣主教們穿著華麗的紅袍子，手裡拿著金色的鼻煙盒，在看起來冷靜嚴肅的主教、大主教以及穿著制服的大使中間顯得格外搶眼。然後是王子和公主，還有羅馬的一些貴族們。男人們戴著鮮艷的緞帶，女士們的服裝尤其精緻講究，看起來都像是舞台布景，讓我們從現代社會回到歷史上富麗堂皇的宮殿。為了完整地重現以往的社會生活習俗，主人讓穿制服的侍從打著火把為紅衣大主教上下馬車照明。 我抵達羅馬之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他的幕僚們就已經去過教皇議事廳了。議事廳會議通常由教皇主持，並召集樞機院的大主教共同議事。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一行算是教皇的貴客，教皇專程在外交廳接待他們。可惜我錯過了這次不同尋常的殊榮。但其實從聖彼得教堂到聖約翰拉特蘭宮，我們已經得到很多見識各種重大宗教事務和節慶的機會。我自己曾經接受過嚴格的長老會教育，而我丈夫的母親是個一神論者，並不接受有關上帝的三位一體學說。無論後天的教育，還是先天的直覺，她都是個純粹的清教徒。無論如何，在這個陌生的環境中，我們身不由己地被推到了社會的最頂端，但我們的宗教信仰並沒有改變。對此，我們很感激儀式的真實性給我們帶來的美好感覺。我們也知道，那些不同尋常的殊榮不會再來。 就在我們即將結束羅馬行程之際，我們一家人，我婆婆阿方索·塔夫脫夫人、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海倫·塔夫脫·曼寧和我又獲得了與教皇正式見面的機會。我婆婆一如既往地戴上孀婦面紗，我穿上有黑頭紗的午後黑禮服。但事實上，海倫·塔夫脫·曼寧喜歡我穿白色，這次她自己戴了白色蕾絲花邊面紗。奧·戈爾曼大主教一直在梵蒂岡聖彼得教堂門口右邊的柱廊等候，陪同我們前去拜見教皇。一路上有很多著裝古怪的瑞士哨兵，駐守在長廊兩邊。兩邊有很多房間，等我們進到一個小休息室，每個人都抽空理了理裝束。不一會兒，休息室一邊的門開了，有人很禮貌地引我們去見利奧十三世教皇。教皇坐在低矮的椅子上，遠遠地坐在另一間屋子頂裡面，頭上有個儉樸的華蓋。我們一進屋，他就起身問候，我們躬身請安時他也逐一握手送上他的祝福。 聖彼得教堂 教皇用法語和我們交談，發現我會說法語，足足和我聊了半個多小時，期間他態度優雅而迷人。他還提到西奧多·羅斯福總統，表示真心希望自己懂英文，這樣就可以閱讀他送的那些書了。他認為西奧多·羅斯福總統是個很善於聊天的總統，就像他拉丁風格的名字一樣。他還說，自己年輕時候為了夢想也追尋過，他很喜歡讀西奧多·羅斯福總統寫的《艱辛人生》。 後來，教皇還讓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到他身邊去，給了他特別的祝福。他希望孩子將來能夠跟隨威廉·麥金利和西奧多·羅斯福的腳步前行。他問羅伯特長大後想幹什麼，孩子很自信地回答，他希望以後能當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我一直以為他只是聽見他父親談論這些事所以才有這樣的志向，後來才知道這是他唯一的抱負，也是社會為一個有自尊的公民提供的最有價值的志向。 當我們起身離開時，教皇陛下送我們到門口，鞠躬微笑，看著我們離開。他友好澄明的微笑讓我永遠難以忘懷。 天氣越來越熱，我丈夫勸我帶孩子們離開這裡，不久我們就離開了羅馬。他答應啟程去馬尼拉之前，和我們一起去山區待一個月。這也意味著我還得在歐洲再待上一個月左右。我選擇了最有利於恢復體力的地方。首先我們去佛羅倫薩一周，然後去位於瓦隆布羅薩[7]的阿拉貝拉的阿爾貝托卡斯特洛酒店。酒店的名聲足以提醒我們這裡消費不菲，但我不想遭遇任何不愉快。 那兒離佛羅倫薩火車站十五英里，非常美麗。彌爾頓在此完成了《失樂園》的部分內容。酒店由一個古堡改造而成，我們幾乎是酒店僅有的客人。侍應生的服務很好，一個又一個輪流為我們服務，禮貌而周到，讓我們感到自己很了不起。這段時間我們很閒適，甚至有些懶散。有時我們在茂密的松林中駕車登頂，從那裡俯瞰上千英尺遠的地方，有許多繁星似的城鎮點綴在阿莫山谷。 1902年7月20日，我丈夫終於離開羅馬，上山和我們一起度假。儘管梵蒂岡的回覆讓他很失望，但讓他找到了解決問題的方案。當然，毫無疑問，他還得付出更多努力，才能圓滿解決問題。梵蒂岡成立了一個使徒代表團前往馬尼拉繼續有關談判。教皇安慰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如果美國方面需要，他可以提供如何調停此事的一系列方案。教皇的承諾最終得以實現，為此，他不顧反對意見，一直堅持他作為教皇的權威。 文後的注釋部分由紅衣主教蘭波拉主筆，他十分誠摯地表達了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敬意，認為解決這一敏感問題的確需要極大的克制和超強的能力。最後，他認為，各方滿意的結果很大程度上源於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極高的個人魅力。 我很希望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能有一周左右的時間和我們一起待在瓦隆布羅薩，然後再啟程前往菲律賓。但計劃完全被羅馬事務耽擱了，以至於等他來的時候，和我們在一起的時間只剩下二十四小時。與教皇的最後一次會晤安排在這之後的周一，期間許多細節還有待安排。他打算周四從那不勒斯乘「和平女神」號起航。但這之前，他必須先從柯尼格阿爾伯特轉到那不勒斯。 最後一次與教皇會晤的主要目的是互相致謝，其中最有趣的環節是教皇專門給客人贈送小禮物或紀念品等。教皇親手為大家挑選了禮物，之前他有通過奧·戈爾曼大主教徵詢委員會是否願意接受獎章，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回答道沒有議會同意，美國《憲法》禁止他們接受這樣的榮耀，因此，教皇就沒再提及此事。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也收到了一份禮物，一個很不錯的禧年獎章。上面刻有教皇陛下的肖像，教皇的胳膊上還有一隻大羽毛形狀的金筆。教皇送給我的禮物是一塊古老的德國琺瑯，上面刻有聖烏蘇拉[8]和她的少女們，鑲有精美的金銀邊。委員會其他成員也都獲贈一枚同樣的琺瑯，只是尺寸小點。西奧多·羅斯福總統獲贈一幅鑲嵌有羅馬風景的畫像，教皇與三四位紅衣主教端坐在梵蒂岡花園一角。這份禮物，外加教皇陛下和紅衣主教蘭波拉給總統和國務卿約翰·海伊先生的信，一併由奧·戈爾曼大主教帶往美國。 1902年7月24日，重返菲律賓之前，我們夫妻兩人帶著三個孩子，還有法國家庭女教師，從那不勒斯起航，途經威尼斯和維也納抵達瑞典山區，逗留幾周後啟程前往菲律賓。這當口又盛傳菲律賓霍亂病流行。想到要帶著三個孩子去流行病區，我感到前景非常可怕，但我也知道這正是檢驗我們是否敢於英勇奮鬥的時刻。對此，我充滿了信心，最差他們也能在我們到達之前控制住霍亂的惡性流傳。因此，我預訂了德國「漢堡」號蒸汽船，並於1902年9月3日再次前往東方熱帶地區。 註解： [1]　以奧古斯丁（354—430）的名字命名的奧古斯丁會也屬於四大托缽修士會之一。最早可追溯到第一個千年，但正式創建於13世紀。——譯者注 [2]　約翰·比德爾·波特（1859—1936），美西戰爭爆發時，約翰·比德爾·波特曾經先後在波多黎各、古巴和菲律賓服務。——譯者注 [3]　米爾伯里是美國俄亥俄州伍德縣的一個村莊。——譯者注 [4]　利奧十三世（1811—1903），天主教會領袖，年齡最長的教皇（執政到九十三歲）。——譯者注 [5]　天主教徒尊稱教皇為聖父，基督教的聖父則指上帝。——譯者注 [6]　屬於一個生活在皮斯托亞的古老的義大利貴族家族。——譯者注 [7]　義大利托斯卡納地區佛羅倫薩省的避暑勝地。——譯者注 [8]　據說與聖烏蘇拉相伴的一萬一千名少女被葬在聖烏蘇拉聖殿。——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