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一夫人回憶錄 · 第6章 陌生的環境和習俗

曾經去過遠東地區的人定會明白，當地人對「堅持不懈」有另外一種理解，那就是毫無用處。日本人也一樣，只要聳聳肩，將杯中酒一飲而盡，仿佛就可以輕鬆地打發掉大大小小的各種煩惱。「馬士基」[1]在中國沿海地區有相同的意義，但更多意味著「那又怎麼樣？」菲律賓人認為其含義不外乎是迴避不了、卻又無法抗拒的事，幾乎可以被看作這個國家的風俗習慣和思維定勢，任何改革系統都休想撼動它。 如果只是一種人們都遵循的習俗，那麼也沒什麼好說了。美國人最受不了菲律賓人凡事拖到明天的習慣，這樣會給做其他事積累很多壓力。還有一種習俗是不斷增加的親屬數量讓人難以面對。譬如，他們會給任何沾親帶故但沒地方住的人提供住所。我想這或許是舊式父權家長制社會約定俗成的做法，人人都可以通過古老模糊的方式主張他是誰的家眷，然後聚集在主人門下，把那裡當宿營地和避難所謀生。 我想我是在一次大型派對中第一次接觸到這種陌生情形的，那次派對沒有任何偏見和歧視，地點在我車夫的家庭住所。來的客人包括老爺爺、老奶奶、年輕的女士、男士，還有孩子們，甚至有抱在懷裡的嬰兒。我們家裡只有中國僕人，但馬廄由菲律賓人打理，很快我就發現派對完全是為馬夫的親戚們舉辦的。 我有一對小馬駒和一個馬廄，我給馬廄取了個名字——維多利亞。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有兩匹小型棕色馬，還有一匹供不時之需。二輪敞篷小馬車專門給孩子們玩。家裡擁有這麼龐大的馬匹陣容很有必要，主要是我們發現一匹馬一天最多載人出門兩次，有時候甚至只能一次，依據當天太陽的強弱而定。我的馬駒通常只在一大早或者晚上出門。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經常一早騎馬出門上班，然後下班乘馬回來，也算是一天兩次。他上班路途遙遠，沒有可以搭乘的有軌電車。 這樣的運輸條件造成馬夫需求量很大。所有馬夫和他們的親戚都住在與馬廄相連的街道上，家庭結構龐大，包括父親、母親、姐妹、兄弟、叔伯、堂表兄妹等，無論近親、遠親還是妻子、孩子、孫子孫女、摯友等，都算是他們家的脈絡和旁系。除了三個車夫、馬夫，還有一個園丁和他們的親戚。因此，第一次到樓下去檢查他們的住所時，我有點納悶，以為他們正在舉行家庭宴會。就算我在馬尼拉住上二十年，也搞不清這些僕人的親戚關係，更搞不清誰有權力誰沒權力在這裡謀生和居住。我想表達的意思可以以最簡潔的方式陳述，即既然這是習俗，我就必須接受。 菲律賓僕人從來不住主人家，也不想住主人家的房子。他們希望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自由，通常這些房子都建在花園或院落的某個角落。我相信美國人現在明白了菲律賓人結識親屬的習俗，他們會根據自己家庭人口的最大數量確定房間空間。但老宅子房屋空間很大，住在裡面的人喜歡族人相聚，也很享受膨脹的家長式感覺。 我的馬給我帶來了巨大的驕傲。這是一對漂亮的小種馬，黝黑髮亮，很受歡迎。它們好像一直用某種會讓體型縮小的肥皂洗澡，所以才會長成除了個子小點，其他一切都完美無瑕的樣子。菲律賓小馬駒毫無疑問屬於阿拉伯馬種，最初由西班牙人帶到菲律賓。由於氣候原因，加上食物以及環境的差異等，這種馬的體型不斷縮小，但身體曲線依然很美，遺傳了馬的大部分特徵。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通過本尼托·勒格達[2]先生從巴坦加斯[3]給我買了那對小馬駒。巴坦加斯位於菲律賓呂宋島西南岸，菲律賓最優良的馬匹基本產於此。好心腸的本尼托·勒格達先生深具美國人普遍具備的忠誠特徵。巴坦加斯是個非常獨特的港口城市，現在日益蕭條。因為運回這些馬得經過叛軍的地盤，所以本尼托·勒格達先生得付給叛軍一筆費用，然後把這些馬運到離馬尼拉很近的地方——卡蘭巴[4]。儘管他並不清楚馬匹的確切來源，然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說，如果他知道一切來龍去脈，反而會被起訴。有些地方認為這是間接支持叛軍的革命主張，但他只是想要得到馬而已。 本尼托·勒格達（1853—1915） 我給小馬配的維多利亞馬車車廂美得像畫，的確與俊美的馬兒很相配。可是，幾個在馬廄工作的菲律賓人把亂七八糟的女傭襯衫套在凌亂不堪的白褲子上晾曬，完全毀掉了我勞神費力創造的美景。我給車夫、馬夫、男僕統一做了白綠色制服，穿上制服後，他們的身材的美感、顏面上的尊嚴都有所增加。 我和瑪利亞·赫倫第一次乘馬車到盧內塔時幾乎看到了所有我們認識的人，所以備感歡喜，當然還有很多陌生人。這次出行好像註定要發生什麼事，讓我的虛榮心受到了強烈打擊。 我們興高采烈地一路駕車前行，但突然不知從哪裡飄下來幾張紙片，恰好落在右邊小黑馬的眼罩上。馬兒揚起馬蹄在空中一躍，旁邊與它並排的馬憤怒地咬了它一口，於是打鬥開始了。我和瑪利亞·赫倫趕緊跳下馬車。從低矮的維多利亞馬車廂跳下來毫無困難可言，但我們發現所有的華美都毀於一旦。因為兩匹馬不停地做出蹬來蹬去、踢來踢去、互相嘶咬等各種野蠻行為，附近的路燈完全被毀掉了。兩匹馬並沒有傷到對方，只是被馬鞭狠狠地教訓了一通。我得說其實這兩匹馬真的很有趣，就像長得聰明漂亮但調皮的孩子。它們的所作所為真的讓人遺憾，但它們的個性已經定型，很難改變，以後還會這樣打鬧。我們從來都沒什麼信心駕馭好兩個小傢伙，這個任務只能交給馬車夫，他是唯一駕馭得了它們的人。馬車夫在很多方面都不盡如人意。譬如，駕車去晚宴派對接我們回家的時候，經常喝得醉醺醺的。但看到在馬廄工作的每個人都對他敬畏有加，我們又不敢解僱他。他也很喜歡時不時地與馬兒進行一場驚人的角力。 菲律賓人性格溫和，很少喝醉。但馬車夫完全不同，他們必須讓自己喝酒，藉助酒的亢奮獲得駕車狂飆的勇氣，這樣難免常常行事不周全。公共運輸的馬車夫以獨有的方式愛著自己的小馬駒。跑得快、長得俊的小馬駒常令他們自豪。然而，原則上，馬車夫對小馬駒很嚴苛，超載、超速，無論出現什麼情況，都會不停地揮舞著鞭子抽打小馬駒。 菲律賓馬車夫不喜歡和別的馬車夫擦身而過，一旦擦身而過，會造成打鬥和競跑不斷上演的結果。他們不分青紅皂白，可以在任何一條街上、任何情形下競跑，從不介意馬兒會怎麼樣。 有天晚上，我的孩子們和家庭教師一起乘馬車前往盧內塔。這時候正好有兩輛馬車在他們後面打起了架，不僅馬匹互相打鬥，車夫也互相詛咒，並不關心即將出現的災難。結果發生了劇烈碰撞，兩匹馬繼續打鬥，我們的車夫也沒有停下來去看看它們到底做了什麼——菲律賓人很有個性——但孩子們幾乎差點無法從這起嚴重的突發事故中逃生。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被拋出了馬車，掉到一輛二輪敞篷小馬車下面，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和海倫·塔夫脫·曼寧兩人都稱車輪從他身上軋過去的時候，馬車劇烈搖晃。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也發誓說小馬車從他脖子的位置軋過去了。但仔細檢查後我們發現除了表皮淤青，孩子們並沒有受到嚴重的創傷。但此後，我很害怕孩子們獨自出門。 園丁有兩個男孩，喬斯和卡皮托。他們比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大幾歲，但個頭看起來差不多。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很喜歡和他們一起玩。兩個孩子穿著簡單，薄薄的紗布衣，腰以下緊身的襯衫。我懷疑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其實很羨慕他們可以穿著隨意。他曾經用西班牙語、塔加洛語和英語三種混合語言命令這兩個孩子，他之前只說英文，所以讓我感到驚喜。當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意識到自己對這兩個孩子擁有絕對的支配權後，就一直沉浸在指揮這兩個孩子的歡樂中。 我和瑪利亞·赫倫很快適應了當地人的生活習慣，一早駕車前往伊斯科塔購物。在伊斯科塔，你會發現各種有趣的商店，但裡面很少有適合美國女性需求的東西。一些讓人感到輕鬆愉快的印度集貿市場和中國人的集市，大多出售花哨的面料、稀奇古怪的東方物品。雖然西班牙人的商店很受歡迎，而且所有的店名很歐式，譬如巴黎-馬尼拉、太陽門遺址，但很大程度上是為了迎合菲律賓人的口味。 當時，伊斯科塔到處都是酒吧，主要是為軍隊男兵服務。街道狹窄、老舊，搖晃的木製建築物張著口，啤酒味瀰漫在整個街道上，著實有點驚悚。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決定留著這條女人們愛去逛的商業街，但酒吧得移到別處去。委員會的提議遭到了反對，有人要求他們提供依據。當然，反對的聲音主要來自其他人群，所幸提議得到委員會內部成員支持。此後，伊斯科塔再無酒吧。的確，由於管理制度符合民意，城裡居然沒有任何曾經有過酒吧的痕跡。 美國剛剛占領馬尼拉的那幾年，我一度不知道如何描繪馬尼拉的社會圖景。的確，過去很長時間裡，西班牙人建立了富足、美麗的混合社會，但後來幾乎所有西班牙人都離開了菲律賓群島，這個混合社會一時間沒法決定自己到底要依賴哪一種生存模式。我可以說，大多數受過教育，地位高的菲律賓人都是文化和生物兩方面的混血兒。有西班牙血統和中國血統，內在性格有強烈的血緣特徵。 除了西班牙-中國-菲律賓混血，還有一部分英國混血，他們都很有趣。譬如萊加德先生、首席大法官卡耶塔諾·奧雷拉諾·朗松先生和帕爾多·德·塔維拉醫生。派駐美國國會的代表奎松先生是菲律賓-西班牙混血。菲律賓財政部長和司法部長和議會發言人阿拉內塔是中國人。當時，許多能力很強的律師和成功商人都是中國人的後裔。混血人種實際上掌控了菲律賓幾乎所有的財富，他們接受的教育、才智和社會地位毋庸置疑。這也是我知道的唯一一個人們普遍認為混血人群比當地人更聰明、更高貴的國家，當然也是東方唯一一個有這種特殊理念的國家。 追溯到西班牙統治時代，那時候外國社區的組成除了領事、專家和銀行經理人，還有英國、歐洲大型貿易公司經理及其家庭成員。當時，瓊斯夫婦是大英帝國殖民地的領頭人。瓊斯先生時任香港和上海滙豐銀行在馬尼拉地區的分行經理。瓊斯夫人很美麗，魅力十足。我們剛到的那個冬天，她舉辦了好幾場精緻豪華的派對。在馬尼拉任職的經理通常住在專門為他們修建的銀行大樓。大樓算是那裡很美麗的建築物，位於帕西格河上游，風景如畫，很適合舉辦舞會和大型招待會。當時，有幾個德國家庭也同樣喜歡舉辦奢華派對，我記得其中有個奧地利的流亡者，我可能永遠忘不了他，因為我丈夫在嘗試讀他的名字巴洛克·巴什時，真的會讓我們捧腹。 這也是我們初到馬尼拉時受到的最熱情的款待。軍隊軍官大多必須服從統帥的命令，多少讓人覺得冷漠。我在家舉辦了幾次不同類型的派對，至少每周一次晚宴，來的客人都是一些很有趣的夥伴，頗有五湖四海的個性特徵。我們研究了所有令人愉悅的待客方式，無論菲律賓人還是歐洲人都很期待參加明顯有政府特徵的慶典，但又不會給人留下「質樸的民主作風」的印象。你會堅信有關羅馬和羅馬人的諺語：「我們只做我們做得了的事情——盡人事。」除了絢爛花園入口處穿戴整齊的哨兵，晚宴時我們會派車夫或其他馬廄夥計扮作僕人站在門兩邊迎接客人，引導客人到更衣室、接待室等處。 我們家很適合舉辦十二人的晚宴，因此，我總是極力讓晚宴人數控制在十二人之內。我們還會請一個樂隊。馬尼拉樂隊很多，幾乎每個當地人都會演奏一種樂器。音樂增加了節日氣氛，也強化了某種東方氛圍。周圍有很多日本燈籠和巨大的盆栽植物，當然，還有客人，他們都是大人物。窗幔、天然蕨類植物和蘭花等通常由菲律賓人從森林移植過來放在集市上出售，為宴會增添了獨特的東方色彩。 人們公認下面這句話出自我丈夫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之口：「我們的棕色小兄弟」——可能的確是他說的吧。但軍隊不會支持他的意見。士兵們曾經滿懷熱忱地唱了一首這樣的歌，結尾尤其傷感：「棕色小兄弟可能是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先生的兄弟，但不是我的兄弟。」 對菲律賓人，我們堅持族裔平等的完整性。從一開始，我們的訪客和賓客中就有很多菲律賓人。儘管兩國人的習俗毫無相似之處，但他們很有禮貌，當作典範一點也不為過。無論何時何地，他們都極其希望自己看起來讓人舒服——調整自己——同時能表現出極大的友善。 我可能永遠都不會忘記第一個來我家拜訪的菲律賓家庭。一家六口——先生、太太和四位小姐，傍晚6時來我們家。我先接待他們，莊嚴、禮貌地逐一握手，之後逐一介紹給我丈夫，又由我丈夫親切地介紹給我姐姐瑪利亞·赫倫。我們一直站在廊道上，等僕人們擺好椅子，大家就勢坐下。擺放成半圓形的座位很適合聊天。我先生大聲地清了幾次嗓子，女士們安靜地坐著，纖纖玉手交叉擱在腿上，顯得極其優雅。看起來，她們並不想參與我們的談話。 我丈夫用西班牙語解釋，說他們是我們的近鄰，來府上拜訪的目的主要是表達尊敬之情。自從離開美國，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一直都在學西班牙語，勤奮之至，但顯然，他並不具備語言學家的天賦。他還沒有意識到——他總是想向人們表達，他其實期待自己可能真的是西班牙後裔。他抑制不住的笑和真摯熱忱對菲律賓人有種難言的魅力。當然，偶爾他也能很成功地應對類似情形，許多時候的確如此。我們一致點頭微笑著：「先生，太太。」雖然我們渴望知道客人說什麼，但其實我們並不怎麼懂。於是，我和瑪利亞·赫倫就開始誇讚女士衣服上美麗的刺繡，談話融洽了很多。他們竭力讚許眼前能看見的一切東西，但憑我們那點西班牙語，加上肢體語言和面部表情，我們並不太懂他們說了些什麼。他們起身在四周逛著，看看我從日本買來的織錦和刺繡，一看見金色屏風、古畫和古董就禁不住發出羨慕的讚嘆，表達他們的驚喜之情。他們看起來很像受到款待的賓客，等孩子們進來了，又重新喋喋不休地夸一番。當我確信他們稱讚我的孩子時，並沒有表示贊同。總體上，第一次跨文化社交經驗讓我感覺相當不錯。 但接下來的一小時，我感到非常緊張和不安，因為我不知道他們六個人站起來說要回家的時候，下一步我該做什麼。等他們的確這樣做的時候，我內心終於放鬆下來了，然後打算送他們到樓梯口。這時候，我丈夫熱情地喊了起來： 「這就要走？快別！」然後他們就都坐下了。 我當時真的為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那點西班牙語感到難過，儘管他並不期待這家人明白他的禮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對菲律賓人的禮節很無知，他並不知道他們期待得到可以離開的暗示後才會告辭。但如果他提出挽留，而他們又堅持要走，這看起來相當不禮貌。他繼續進行這種勇敢、辛苦而又無助的談話，時間突然變得很慢。晚餐時間到了，因為擔心他留客人吃飯，我不斷給他使眼色。最後半個小時，他臉上終於表現出了緊張尷尬。8時15分，我們的棕色小兄弟再次暗示他們該回家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再也不反對他們告辭。那天之後，我們幾乎每天都接待菲律賓人的來訪，但我們再也不客套地讓他們重新考慮是不是過會兒再走。 菲律賓人的禮貌和風俗習慣常常讓我們困惑不解，但同樣會讓人捧腹，這也就決定了菲律賓人給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回饋完全不一樣。我們離開菲律賓群島的時候，終於逐漸習慣了這些習俗，也漸漸期待菲律賓人在某個星期的任何一天隨時來訪。但起初這的確令人尷尬不安。 我們抵達後不久的某天，有個忠實的親美派在街上被暴亂分子暗殺，當時正值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任職後的和平時期。這個被暗殺的人的遺孀帶著孩子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來馬尼拉領取發放給她丈夫的撫恤金，但案子一直沒有頭緒。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非常同情他們的遭遇，於是以個人名義給了他的遺孀一大筆錢，足夠他們生活。第二天，他們全家人，從天真無邪的小男孩到還抱在媽媽懷裡的嬰兒都來了，感謝恩人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他們提著一籃子禮物，除了雞蛋，還有一些奇怪的菲律賓水果和貝殼。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被深深地打動了，但還是告訴他們錢應該用來給她和孩子們買食物，而不是給他買禮物，所以表示拒絕。我知道，在底層菲律賓人眼裡這是一件沒面子的事。 與送禮物相關的事總是讓人啼笑皆非。一次我們邀請了一位很有名望的菲律賓人托馬索·德爾·羅薩里奧一起用午餐。托馬索·德爾·羅薩里奧先生在當地既有財富又有名望，受過良好的西班牙教育，穿得也很體面，領子硬挺的襯衫，漆皮皮鞋，上好的亞麻布料縫製成的西班牙式服裝。作為一個語言學家，他很自信，和我們在一起玩得很開心，可以用多種不同的語言和人打交道。他似乎對瑪利亞·赫倫很感興趣。第二天，瑪利亞·赫倫收到了托馬索·德爾·羅薩里奧先生送來的東西，不僅有花，還有滿滿一籃子堅果、一聽李子布丁、幾聽巧克力和果脯。原本收到他的禮物也沒覺得有多麼招搖，但好笑的是他給愛麗絲·伍斯特也送了同樣一份禮物，那孩子才五歲。 總體來看，雖然我們生活在極其不同的複雜環境裡，但也充滿了樂趣。我們在菲律賓經歷的每一件事都讓人感到我們的到來對菲律賓群島意義非凡。從開始到結束，委員會工作的每一刻都是最偉大的。我們的日常也充滿了各種矛盾和問題。正確的解決方式意味著如何重現偉大的國家原本應該擁有的和平與繁榮。因此，對我們來說，迎風飄揚的美國國旗意義更加深遠。飄揚的美國國旗也意味著美國在菲律賓的使命。在這塊陌生的土地上，以往從不曾有過的愛國熱情被召喚了出來。我想，凡是知道真相的人都會相信美國精神具有的最高抽象含義，而這種抽象含義只有通過幫助菲律賓群島發展才能更好地呈現出來。根據我的記錄，那一時期，工作對委員會來說意味著代表美國長期致力於幫助菲律賓建設與發展。 委員會初期遭遇的問題可謂層出不窮，想要解決這些問題，調查研究是不可或缺的步驟。委員會成員將各自調查研究的發現提交例會討論，充分加以論證。 除了一些至關重要的問題，如建立稅收、公務員服務系統、州和地方組織、貨幣財政、治安、港務部門、公路和鐵路、海關、郵政、教育、健康、公共土地和公正公平的司法、法律修正體系等，委員會還有一個潛在的使命，那就是必須立刻在全島建立穩定的秩序和人民的自信心。 要澄清菲律賓的形勢，就要了解並能夠解釋天主教堂及其代表——修士的社會地位，這是菲律賓社會不安定的主要原因所在。在調和民眾和教會矛盾的同時，美國政府發現自己第一次陷入了某種難以走出的困境。 因為教會完全獨立於政府，所以我們完全不知道教會的政策，很難想像教會如何為某個地區選出可靠的修士。梵蒂岡派出的修士非常特殊，目的可能出於政治需要，讓他們到當地承擔一定的責任和義務，也可能像政府公務人員一樣，負責向梵蒂岡報告當地社情。委員會給華盛頓的第一份報告強調了修士問題的複雜性和重要性。 以往西班牙政府不過是根據教廷的一套辦法管理菲律賓。用奧古斯丁修士會修士狹隘的話說，修士就是西班牙國家主權的基石，一旦移除，國家主權將徹底坍塌。菲律賓人在西班牙統治時期加入羅馬教廷，1898年登記在錄的教會成員總數為六百五十五萬九千九百九十八人，其他還有屬於伊斯蘭教穆罕默德·摩洛和非基督教部落的人員。地方行政區和布道所無一例外都由西班牙多米尼加修士、奧古斯丁教士及方濟各會管理制度組成。正是這種管理模式導致了1896年和1898年兩次暴亂。第二次暴亂因為我們對整個菲律賓群島的絕對控制權才平息下來。 1896年菲律賓群島有一千一百二十四名奧古斯丁、多米尼加和方濟各僧侶，他們有一種派對活動——里科雷托斯派對。這是按照聖奧古斯丁管理規章派生出來的聚會，其間，所有人都得赤腳。除了這些人，還有耶穌會信徒、天主教信徒、本篤會信徒和保祿會信徒。他們主要從事傳教和教育工作，因此，菲律賓人並不會將仇恨和憤怒強加於這些人。菲律賓人沒有進入任何教會管理層，但他們可能做修士助理，或者在一些小地方當牧師。 一旦西班牙牧師助理在某個行政區安頓下來，就意味著他得一直在那裡生活，直到老了干不動為止。他的工作是建立和維持宗教的絕對權威，我很難用幾個字解釋清楚。他在那個教區說一不二，通常是當地唯一受過教育，懂西班牙語和當地語言的人，也是很多地區唯一的西班牙政府代表。起初，西班牙牧師助理作為人民的精神導師，充當解決教區百姓和世界其他地區百姓之間世俗問題的中間人。從法律意義上看，最終他扮演了執行法律民事功能的多重角色，並對人們的所作所為提供指導、改正和決定。 西班牙牧師助理是小學的教育督導人，健康委員會和慈善機構委員會、城市稅收委員會主席、稅收視察員、公共事物委員會主席、省議會成員、分割王室土地委員會成員、市政財政監察員，他的權力還包括監察當地戲劇表演，確定用方言表演的喜劇或戲劇是否有害於公共和平和道德等。一句話，他是這個地區的政府管理者，也可以說是當地的神。他必須每年將年滿二十歲的青年男子的姓名登記在案，然後把名字放進某個容器，又一個個隨機取出，有五分之一的人會應徵入伍。強制服兵役招致菲律賓年輕人的極大仇恨，很多人跑進山里躲起來變成了不法分子。但國民衛隊會去追捕他們，一旦被抓，就會被投入監獄，直到被判死刑。 修道士必須遵守的相關規定都由強大的教堂組織制訂完成，教堂組織的領導者積極參與政府官方行政管理。大主教和主教在馬尼拉組成官方委員會，制訂地方規章制度，隸屬於州或省政府，類似西班牙或法國的政府行政管理委員會，處理緊急事務和突發危機。修士、牧師和主教共同組成一個固定的、永久的、組織良好的政治勢力，制定出孤立保守的政策。島上的民眾、軍官雖然對管理制度有不同意見，企圖有所改變，使其更明智，但最終難免受阻。每一條管理制度都代表馬德里，無需任何權力機構干涉，西班牙法院可以輕易達到自己的目的。 關於修士的道德倫理問題，在此我只能略談一二。有些人可以組成家庭，有兒有女不在話下，但違反了當初禁慾的誓言。從這一點看，菲律賓人的道德準則並不那麼嚴苛。婦女常常認為和修士生養的孩子會比一般菲律賓人更聰明，相貌更美，未來事業也會更成功。事實上，隨著菲律賓人越來越受到美國政府的影響，相比西班牙統治時期，這種行為日益受到指責，並且一次次被民眾提及。西班牙統治時期，菲律賓神職人員的道德標準問題也曾經受到質疑，似乎原告認為指控的重要性遠比由此帶來的影響更重要。 三大著名修道會——聖弗蘭西斯修道會、聖奧古斯丁修道會和聖道明修道會在菲律賓群島不同地區擁有四十多萬英畝最優質的農田。修道會將這些土地化整為零租給百姓，由此得到的收入十分不菲，任何一個地主無論怎麼精打細算、充滿活力都不可企及。他們不交稅，而菲律賓人幾乎事事處處都得交稅。只甲米地一處，修士的固定資產就多達十三萬一千七百四十七畝之多。這還只是馬尼拉灣的一個省。因此，馬尼拉發生的兩次暴亂，與其說是反對西班牙統治，毋寧說是反對修士統治。 我們抵達馬尼拉的時候，一千一百二十四個修士中，已經有四百七十二個修士被殺或逃離菲律賓。每一次暴亂都會有修士喪命，還有許多人被投入監獄。事實上，最後修士被釋放得益於美軍在遭遇暴亂分子時的迅速取勝。叛亂分子不得不放棄不重要的抵抗，留在馬尼拉的所有修士都被帶到馬尼拉避難所。 說起來很奇怪，對修士的仇恨並沒有影響菲律賓人對教堂的熱愛。多半是出於菲律賓人對宗教的真情實感。羅馬教堂華美的結構也起到了很大作用，神秘又瑰麗的建築物對他們的心靈有很強的吸引力。面對奮起反抗的人，社會的評價著實令人吃驚。他們反對的正是他們深深熱愛和敬仰的神職人員，教會儀式都由神職人員主持。 無一例外，所有的西班牙修士都被趕出了他們的領地。在所有最有爭議的政治問題中，委員會遇見並且不得不著手解決的問題是，美國政府是否允許被驅逐修士重返他們的領地。菲律賓人可能會難以理解美國政府和西班牙政府的不同。即便這些修士回到他們的領地，美國政府的管理模式也使他們不可能對世俗世界起到任何作用。諺語「烈火永生」想起來就讓人後怕，很難有合適的理由讓人心甘情願地放棄已有的社會地位，特別是當他從社會最高層降到最底層之後，幾乎不可能平和又理性地談論社會地位變遷的話題。關鍵問題是，菲律賓人團結起來的目的是不想讓修士有重返其領地的機會。 普遍的憤怒、不安、恐懼、仇恨、對謬誤的記憶等，都那麼深刻，以至於新仇舊恨一起湧來，必將讓人付出巨大代價。這些原因導致委員會最終必須採取某種立場。修士問題主要集中在他們的地產、頭銜等是如何得到的，人們從未公開質疑過這一點。政府必須決定教士離開菲律賓群島的條件，最後一致通過，島上新政府保證出錢購買修士擁有的龐大地產。總而言之，就是要讓田地房宅重新回到人民手中，讓最窮的人也能買得起房子。 通過雙方協商，如果這樁生意能成功，政府需花費七千萬美元。第二年，我丈夫以美國政府駐梵蒂岡大使的身份前往羅馬，那時候正值教皇利奧十三世時期。這次旅程也非常有趣，我會在另一個章節講述。 委員會到馬尼拉的第一件事是承諾解決教會與人民之間的爭端，同時得到管理聖何塞[5]醫學院的權力。他們處理這件案子的方式在菲律賓群島聞所未聞，絕對公平公正，產生了巨大影響。 教皇利奧十三世（1811—1903） 這件案子被稱為「帕爾多·德·塔維拉與其他教士之間的矛盾；教士群體之間與菲律賓群島原住民之間的矛盾；原住民與聖托馬斯大學校長、多米尼加僧侶、神聖羅馬使徒天主教堂及大主教、羅馬教皇派駐馬尼拉大主教、紐奧良大主教及羅馬教皇派駐的宗座代表之間的矛盾」。就當時的情形看，我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形勢非常緊張。 聖何塞醫學院是菲律賓群島最古老的大學之一，1601年由西班牙總督菲格羅阿捐建。他認為這所學校應該由島上的耶穌會會士管理。建校目的原本是解決島上西班牙男孩的教育問題，但歷經演化和變遷，包括1766年耶穌會被排擠出島，其功能和宗旨發生了很大改變，最後成為培養醫師和藥劑師的學校，合併到聖托馬斯大學，校長是聖道明修士。多年來，只有一個菲律賓人被學校授予皇家特許證。近百年間，西班牙王室一直保有掌控這個學校的權力。所以，當美國政府接管菲律賓群島所有公共財產時，總督埃爾韋爾·史蒂芬·奧蒂斯關閉了聖何塞醫學院，但他並沒有從管理技術上簽署關閉學校的命令。教堂請求委員會為他們解決爭端，恢復教堂對學校應有的財產權。 菲律賓群島原住民 委員會採取聽證會的形式，以最大可能公開他們的檢查工作，讓人們全面了解整個平等公正的系統如何運轉。菲律賓人第一次可以觀看高層神職人員如何在公開的法庭上為他們宣稱的事實辯解。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認為第一次聽證會成為深具歷史意義的場景。 他寫道：「有兩位身著主教長袍的大主教，系紫色腰帶和金色十字架。他們的隨同，聖道明會秘書身著白色長袍。站在他對面的是菲律賓律師費利佩·卡爾德龍先生，最初他也在聖托馬斯大學接受過教育。支持他的有多位年輕的菲律賓學生以及其他醫學學會的人，聖何塞醫學院與聖托馬斯大學之間的糾纏顯然引起了這些人的極大興趣。馬尼拉大主教首先發表演說，強調他難以控制自己內心極度痛苦的感覺，因為教堂的權力居然在一個天主教國家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戰，他的表現非常優雅。」 第二次聽證會內容如下： 我們儘量使聽證會顯得更正規，像是在美國國內那樣的庭審法院，兩位大主教都在場，這次安排他們坐在桌子對面，為觀眾留了更多座位。 費利佩·卡爾德龍先生代表菲律賓人民作開場白，講話有列印稿，照著念。他同時還給了我們翻譯稿，所以大家基本能明白他要說什麼。他的論點鏗鏘有力，思維嚴謹而專業。很可惜，因為他對道明會的批評顯得有點惡意，所以這種恢弘的氣勢反而被削弱了。馬尼拉大主教有一兩次非常憤怒，想站起來表示反對，但都被查佩爾大主教制止了。論證結束後，查佩爾大主教要求休庭十天，以備回應。我們給他半個月時間準備，這將是我在菲律賓期間最有趣的一段經歷。 委員會並沒有解決這個問題，幾經思考和聽證，他們把財產留在聖道明會手中，但委託一個委員會準備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訴，其間需要花費五千美金上訴費。 查佩爾大主教（右）（1842—1905） 查佩爾大主教很不滿意這個決定，特意去電國務卿伊萊休·魯特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然後要求委員會修改有關法律條款，以便給他一個機會，防止最高法院的最後裁決會為了迎合美國議會而故意與教會對抗。委員會認為，之所以這樣做並不是沒有充分根據，因此，他們拒絕了大主教的請求。於是查佩爾大主教又給總統先生去電，表明最後決定將會阻礙和平的到來。可笑的是，儘管他一直強烈反對軍政府，但這次在給總統的電報中不失時機地稱讚「阿瑟·麥克阿瑟總督做得非常棒」。 雖然查佩爾大主教很不滿意委員會的所作所為，但菲律賓媒體樂觀其成，有關讚美的頌詞可以說堆積成山。《馬尼拉日報》[6]第二天完全不知道如何表達，於是就用了幾句不著調的話：「自始至終，聽證會都以強調主權和法律為最高原則，最後的決定讓每個人都很滿意。同時，它也產生了一個問題，那就是我們做出這個決定時的挑戰。就像踩在滾燙的熱沙子上，清除所有雜質時，我們自己也可能受拖累。」菲律賓和西班牙編輯習慣用誇張的表達，不然就好像什麼也沒說。 我們抵達馬尼拉之後最大的焦慮是沒法送孩子上學。那時候，我的三個孩子，一個八歲，一個十歲，正當學齡期。耶穌會在禁城開辦了童子學校，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考慮再三，想把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送去童子學校，在那裡他至少可以學到西班牙語。然而，這也可能會給一直強烈反對修士的百姓某種暗示，委員會主席在重大問題上會有意傾向於教堂。如我之前所說，他們不能從任何角度以合理的眼光看待這個問題。 我們最終把海倫·塔夫脫·曼寧安排在一所修道院，她在那裡學習西班牙語，非常用功。我們轉而把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交給了迪安·C.伍斯特先生秘書的妻子羅伊夫人。她畢業於芝加哥大學，是位很出色的老師。 羅伊夫婦去菲律賓的時候剛剛結婚。他們是同學，同年畢業，來馬尼拉算是初入世時的探險。他們是我們這個小小的開拓者圈子中很寶貴的一分子。兩年後，我們聽到了一個非常令人傷感的消息，羅伊先生患上了肺結核，有可能在美國就被感染了，也有可能在馬尼拉接觸了這種病，美國那時候的肺結核病非常普遍。他繼續做迪安·C.伍斯特先生的秘書，直到有一天意識到自己原本應該去另外一個氣候更適合疾病痊癒的地方。他意識到死神正在臨近，於是決定離開菲律賓群島。因為他的傑出和優秀，我丈夫為他在墨西哥杜蘭戈[7]大使館海伊先生那裡謀到一個職位。羅伊先生選擇接受這個職位主要是因為杜蘭戈在乾燥的山區，肺結核對人的毀滅性打擊已經得到控制。 羅伊先生見多識廣，工作踏實努力，又是天生的語言學家。他說學習西班牙語很容易，很快他就學會了塔加路族語[8]。和這些人在一起，他很快可以明白他們的談話重點。他對記錄島上的歷史很感興趣，一直很想去西班牙塞維爾和其他地方查閱西班牙-菲律賓檔案，可惜始終未能如願。 最後一段日子，羅伊先生離開了杜蘭戈，前往新墨西哥。那段日子裡，他不得不面對死亡的挑戰。其間，他寫了一本書，有點像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寫的書，其中也有些是留給妻子的話。雖然這本書還沒有完成他就去世了，但據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說，這本書十分準確、綜合而又有趣地再現了菲律賓群島的歷史，內容從初始至今，包括喬治·杜威上將的勝利、馬尼拉的殖民史以及第一屆委員會的工作等。羅伊先生還打算詳細講述第二屆委員會的工作情形，也就是他親歷過的工作，可是還沒等他完成這部作品就撒手人寰。他寫的歷史書以及他的故事最近才刊登出來為世人所知。 羅伊夫人後來去了華盛頓，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給她分派了一個不受公務員法律限制的辦事員職位。她是國土管理局唯一一個由議會賦予權力，可以代總統在土地所有權證書上簽署總統名字的人。 1900年整個秋天，暴亂斷斷續續，時有發生。任何一個預料不到的灌木叢背後，都有可能發現一個潛藏著的「愛國者」。民主記者每天都會寫出不少未經審核的報道，大肆宣傳菲律賓人的勇敢立場，為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先生在美國國內提出反對擴張事業提供幫助。 暴亂者被世界上觀看他們暴行的眼睛刺激得狂妄自大起來。有人告訴他們，他們正在贏得永生不滅的整個文明世界。他們相信這種傳言，貪婪地閱讀所有反帝國主義的報紙。這些報紙逐漸遍及全島。暴亂者被報道的讚美之辭所欺騙，當真以為自己的所作所為得到了誠實公正的評價。此外，宣傳暴亂的人還翻譯和摘錄其他語言中有關暴亂的報道，誇大讚美之詞，暴亂者當然非常享受。 被駐菲美軍打死的暴亂分子 我們明白阿奎那多正在嘗試大選時暫時把注意力放在引人注目的重大行動上，以增加民主黨的勝算。這樣做也會讓反對黨警覺起來。菲律賓人其實是天生的政治家，甚至比島上的美國人更了解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和威廉·麥金利之間的競選意圖。 事實勝於雄辯，譬如這件事吧。查佩爾大主教告訴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阿奎那多已經通過諾扎萊達大主教提出面見他的請求。查佩爾大主教找到阿瑟·麥克阿瑟總督，要求允許阿奎那多進入馬尼拉。總督準備同意他的請求，並準備在家款待這個革命的獨裁者。阿奎那多以軍方期待的形式接受了總督的禮貌邀請，甚至連到達馬尼拉的時間也已經確定。阿奎那多明確暗示他很沮喪，並通過查佩爾大主教請求離開菲律賓群島。但就在這時，威廉·詹寧斯·布萊恩呼籲國會舉行一場專門會議再次商討菲律賓獨立問題。消息傳到菲律賓，這位暴亂將領傳話說他決定不來馬尼拉了。沒有任何美國人知道他的去向，但很有可能他和我同時看到報紙，或得到電報，知道了一切。 我記得1900年11月6日這天局勢非常緊張，國內發來了各方報道。我們離美國太遠，信件和報紙都得一個月後才能到我們手裡，電報卻大不相同。我們的每一根頭髮絲都興奮難耐。最糟糕的莫過於華盛頓和馬尼拉之間有十三個小時的時差。白天我們在萬般煎熬中等待美國從夜晚的睡眠中醒來，然後我們陷入沉睡中等待美國投票結果統計。第二天我們不停地收到來自各方的質疑電報，而這時美國則湮沒在夜幕之中，點票正在進行。等到我們吃午飯的時候，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又收到一份從亨利·克拉克·科爾賓將軍[9]那裡發來的急電，上面寫著：「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馬尼拉，威廉·麥金利，亨利·克拉克·科爾賓。」電報是在大選時間晚上11時發送，傳送時間四十五分鐘。這也是華盛頓和馬尼拉之間具有紀念意義的時刻，急件經過了無數中續節點，最終到了馬尼拉。 亨利·克拉克·科爾賓（1842—1909） 註解： [1]　一種水果釀的酒。——譯者注 [2]　本尼托·勒格達（1853—1915），菲律賓議員，美國殖民政府菲律賓委員會成員，後來成為菲律賓群島駐美國國會專員。——譯者注 [3]　巴坦加斯是菲律賓的一個省，位於呂宋島的卡拉巴松地區。——譯者注 [4]　卡蘭巴是菲律賓繁榮的內湖省。——譯者注 [5]　聖何塞是菲律賓呂宋島中部布拉干省的城市。——譯者注 [6]　《馬尼拉日報》是在菲律賓出版的西班牙語報紙，創辦於1848年10月11日，後來因為殖民當局發現有抗議組織利用其機器設備印刷革命材料，於1898年2月19日被官方強令關閉。——譯者注 [7]　墨西哥杜蘭戈省首府。——譯者注 [8]　菲律賓土著方言。——譯者注 [9]　亨利·克拉克·科爾賓（1842—1909），美國陸軍軍官，1904年被派往菲律賓。——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