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一夫人回憶錄 · 第2章 辛辛那提和華盛頓

我們結婚不到一年，一天，我丈夫下班回家，一看他故作漫不經心，我就知道他有什麼事想告訴我。 「內莉，有件事要和你商量。」他很隨意地開口道。 「如果我被委任為高等法院的法官，你覺得怎麼樣？」 我大聲回答道：「噢，別開玩笑了，完全不可能。」 但我丈夫很快向我證明，他說的並非完全不可能。我父親剛剛拒絕大法官的任命，因此，我很難相信這麼重要的職位會給他這樣的年輕人。當時他只有二十九歲。因為法官加德森·哈蒙[1]退休，所以空出了這一職位。加德森·哈蒙一直是我丈夫的上司。 霍德利、約翰斯頓和柯爾斯頓一起在辛辛那提經營一家律師事務所，在當地享有很高的聲望。霍德利先生和約翰斯頓先生受愛德華·勞特巴赫[2]之邀，前往紐約合作，生意做得如日中天。 加德森·哈蒙（1846—1927） 愛德華·勞特巴赫（1844—1923） 他們一走，意味著辛辛那提的公司沒人打理。柯爾斯頓先生邀請了當時還在高等法院工作的加德森·哈蒙法官，繼任霍德利先生的職位。加德森·哈蒙法官決定接受職位變動，但難免有點兒焦慮。突然辭去法官職位意味著這一職位會有很長的閒置期，因為一時半會兒很難找到更好的繼任者。法官必須由選舉產生。按照法律規定，選舉前三十天內空出的職位必須在下一年選舉產生。十四個月的最低任職期限到期後，加德森·哈蒙法官才辭職。由於我父親拒絕，機會落在了我丈夫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貝拉米·斯托勒先生身上。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一直以為，如果不是因為湯姆·坎菲爾的案子，加德森·哈蒙法官不會推薦他，州長約瑟夫·本森·富勒克也不會任命他為法官。因此，在追蹤自己成功之路的時候，我丈夫常喜歡回顧那樁案子。在湯姆·坎菲爾一案中，富勒克先生是反方的法律顧問，但他很欣賞像我丈夫這樣為自己的事業奮鬥的律師。 貝拉米·斯托勒（1847—1922） 約瑟夫·本森·富勒克（1846—1917） 最初的榮耀感過後，我開始思考為什麼我丈夫能得到這個職位。我想，絕非偶然。和他親密共事的人幾乎全都比他大，最少大十五歲，多數比他大更多。突然承擔需要成熟穩重個性的工作，其實這份工作與他的實際年齡有點不匹配。我很害怕看到我丈夫過早在司法界停頓下來，失去與世界進行更廣泛接觸的青春熱情，尤其是失去克服重重困難後取得成功的喜悅和激情。換句話說，當時，我甚至害怕這一職位會使他今後抗拒嘗試多樣化的體驗，而多樣化的體驗能讓他有更廣闊的職業發展。 我丈夫並沒有和我同樣的憂慮，因為高等法院的任命為他提供的職位也正是他想要得到的。十四個月的服務期滿後，他成為候選人，成功當選為期五年的高等法院法官。當選總統前，這是我丈夫唯一經過選舉得到的職位。 那年冬天，我基本在研究房屋和家居的裝飾藝術。我主張房屋的外在必須讓人印象深刻，內在空間必須寬敞舒適。我們的房屋設計成框架結構，木瓦蓋頂，飄窗產生的空間感讓我特別滿意。事實上，因為作為用戶的我們直接參與了設計，所以建築師為了滿足我們的願望，付出了不少努力才達到某種原創效果。不過，原創性是否意味著建築學上的成功恐怕多少有些爭議。在我看來，只要不是失敗，它可以是任何東西。另外，俄亥俄河及其周邊鄉村的景色的確妙不可言。 但我對周遭的滿意感並沒有持續多久。曾經是採石場的一塊地最後作為補償贈給了一個人，因為這個人填平並修整了大片被採石機嚴重破壞的土地。這塊地基已經建起兩棟高樓，恰巧就在我們房子所在的街道對面。這個人立馬著手建起了聯排別墅，看起來像巨大的儲物盒。我感覺聯排別墅完全掩蓋了鄰里其他房屋的風格，而這種風格一直都是我的自信所在，也是我家的房子賦予街道的特色。我猜想房子的主人大概叫傑瑞，住在其中一側，另外一側出租。傑瑞會把衣服掛到前窗外晾曬。聯排別墅唯一的好處在於它的空間尺寸。我們很快發現兩棟建築物的審美品位有明顯差別。估算一下，我們的房子得交四千美金稅額，我丈夫對此深感不安。儘管我多次安慰他，稅收員一定熟悉自己的業務，但他還是請來了稅收調查委員會的工作人員重新評估。工作人員來評估的時候，我特別希望我丈夫不在家，但他特意留在家裡招待他們，並且儘可能給予必要的幫助，甚至來不及等評估結果，直接與其中一個叫萊恩的愛爾蘭工作人員交談。 我丈夫說：「你看看，萊恩先生，我知道傑瑞，也就是我街對面的鄰居，他的房產稅估價五千美金。可是我覺得不公平，我們的房產稅遠不止四千美金，得值六千美金。我現在是高等法院的法官，該付多少是多少，我沒想要少付。」 萊恩先生說：「好吧，尊敬的法官大人，您的態度與您的地位很匹配。待我去了解了解傑瑞的房子，然後再過來重新評估您的房子。」 我觀察工作人員怎樣察看別人的房屋，看著他們在街上走來走去，從各種可能的角度細緻地察看我們的房屋。按我的估計，等他們勘察完畢，一定會公正地告訴我們，我們的房子稅額的確應當瘋漲。 萊恩先生開始發話：「尊敬的法官，我想您不必讓自己陷入不必要的憂慮中。我們是在估計房屋的價值所在，而不是房屋的成本所在。儘管您的房子無疑很適合您的品位，但它的建築款式過於獨特，不會是那種大眾普遍喜歡的建築。所以我確定你們兩家的房子沒有可比性。法官先生，供出租的房子得有時尚現代感。」 1889年9月，我兒子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出生在位於麥克米蘭大街的房子裡。1890年2月，班傑明·哈里森總統委任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為美國司法部副部長，我們平靜的生活意外泛起了令人愉快的漣漪。辭去自己鍾情的法官職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難免有些遺憾。我想這次一定又是班傑明·巴特沃斯少校舉薦的結果。我很開心，主要因為這次機會讓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可以從事我希望他從事的工作。這些工作可以鍛煉和發展他的獨創和原創能力。此外，我的確期待有朝一日可以去華盛頓住一段時間。 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1889—1956）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只身前往華盛頓任職。當時，我的兒子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才六個月大。我決定留在辛辛那提，等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為我們安排好舒適的家後，再前往華盛頓。根據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描述，他抵達華盛頓的第一天相當滑稽。 1890年2月某天的早晨6時，天氣寒冷陰鬱。在骯髒老舊的賓州火車站下車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徘徊在街道上，提著行李想找個搬運工，但滿大街一個搬運工都看不見。他駐足而立，看著面前的國會大廈。國會大廈莊嚴宏偉，令人望而生畏。他突然有種莫名的渺小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來到這裡。他確信，自己為了得到一個好職位而放棄溫馨快樂的家庭，放棄人人都熟知他的圈子無疑是個致命錯誤。這地方誰都不認識他，誰也不想認識他，他也不認識任何人，這裡陌生又可怕。他吃力地拖著行李，等到了古老的艾比特大廈[3]，一個人用早餐難免顯得淒涼孤寂。然後，他去司法部宣誓就職。典禮結束後，他和司法部長握手相見，找到自己的副部長辦公室。結果，他看到了這一天最沮喪的景象。「辦公區域」——四樓某個單間完全超出了他對司法部副部長辦公室的想像，可以說和他的想像沒有任何相似之處。副部長辦公室的一級職員就是速記員，還兼任電報員，任務是給副部長提供服務。總體來看，那地方讓人感到前景黯淡。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坐下來想看看簡報和文件，試著從自己的新工作中找到清晰的思路。這時，有個郵差拿著一張卡片進來。 美國國會大廈 艾比特大廈 卡片上寫著：「威廉·馬克斯韋爾·埃瓦茨先生[4]，紐約。」 當時，威廉·馬克斯韋爾·埃瓦茨先生很有名氣，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很難相信，威廉·馬克斯韋爾·埃瓦茨家族會有人來拜訪自己。威廉·馬克斯韋爾·埃瓦茨先生是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父親的朋友，當時是美國律師行業的領導者，並當選紐約州參議員，在他就職當天來訪實屬不易。 威廉·馬克斯韋爾·埃瓦茨先生走進他的辦公室，邊打招呼邊向我丈夫伸出了熱情的手。「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先生，我和你父親很熟。我是耶魯1837屆畢業生，入校的時候，你父親已經畢業，但他留校做了助教。我非常珍惜和他的友誼。」 隨後來訪者直接進入主題。 「我和夫人打算今晚宴請以前的一位夥伴和他的妻子，約瑟夫·喬特[5]夫婦來舍下用餐。很不幸，現在有一位客人捎信說他來不了。約瑟夫·喬特先生專程來此討論高等法院的有關案件，他只在華盛頓短暫逗留幾天。考慮到我和你父親之間的長期友誼，你可否不那麼在意禮節而代替這位朋友，接受我們的臨時邀請？」 我丈夫欣喜若狂地接受了邀請。上任當天就有客人來訪讓他備感溫暖。他相信，一旦熟悉了，華盛頓一定會像辛辛那提一樣友善。 關於這天，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還特意提到晚宴時發生的事。他剛坐下時，兩側的女士連忙探過身子看了看他的席位牌。但只有「副部長」三個字，沒有姓名，所以她們並不知道這位副部長到底姓甚名誰。恰巧，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也沒想起來要介紹自己。等到他意識到這一點，想禮貌地提醒時已經晚了，只好由著她們稱呼自己「副部長先生」，而她們的名字卻明明白白寫在席位牌上。他暗中記下她們的名字，尊稱她們亨利·卡波·洛奇夫人和約翰·海伊夫人。 我丈夫抵達華盛頓兩周後，我就搬去和他一起生活。我們在杜邦廣場[6]購得一幢小房子。想起那兩年，有時令人發笑，有時令人興奮，但大多數時候都瑣碎平淡。 那時候的華盛頓社交圈比現在簡單很多。大批有錢人前往華盛頓，主要是因為華盛頓有超乎尋常的吸引力，以及作為宜居城市有無數優勢。有錢人將華盛頓打造成世界上最繁華的社交中心。各種大型晚宴、舞會、招待會和音樂會及其他娛樂活動，一年四季，晝夜不停。不僅如此，街道景觀也發生了巨大改變。時尚街區密密麻麻連成一片的小紅磚房屋，甚至黑人棚戶區、廉租公寓等，都被改建成大理石和花崗岩材質的豪華住宅。 19世紀末的華盛頓 1890年的華盛頓社交圈主要由老城的「模範家庭」、外交使團及最高等級的政府官員組成。十二人的晚宴依然被認為是較大的派對，只有少數人一整周晚上都待在家裡，偶爾也會有大型招待會。那時候的日子很簡單，不像現在，生活節奏快得離譜。 1891年，我女兒海倫·塔夫脫·曼寧出生。因此，在華盛頓的第一年，我得照顧兩個孩子。為了能得到更多必要的鍛煉，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買了一匹馬。幸運的是，這是一匹適應力很強的馬。開始我們以為這是匹乘騎馬，但其實它還有更廣泛的用途。司法部長借了一輛他暫時不需要的馬車給我們。馬套在車前，我們稱之為輕型四輪馬車。周日下午，這輛馬車常常載我們一家人去「老兵之家」。這是那時候很流行的出行方式，或者從有渡槽的路前去華盛頓地區最長的石孔橋。我姐姐瑪利亞·赫倫來我家的時候總喜歡對著馬喊「駕」。根據博比[7]的解釋，這是他父親和那些乖巧閒適的牲口打招呼的方式。可憐的老馬！我以馬的感覺揣測，最後意識到，它在馬車前引領著大家，卻最終過著沒有絲毫尊重的雙重生活。因此，早在我們離開華盛頓前，這匹馬就死了。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接觸最多的人應該是高等法院的法官和司法部長。他們的妻子都很友善，也很關心我們，時常邀請我們參加愉快的派對。首席法官富勒審判長夫婦非常好客，給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回憶。法官格雷娶了法官馬修斯先生的女兒馬修斯小姐。至於格雷夫人，早在她結婚前在辛辛那提的時候我們就認識。 海倫·塔夫脫·曼寧（1891—1987）與父親威廉·霍華德·塔夫脫 剛到華盛頓的前幾周，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煞費苦心地多次催促我趕緊去拜訪格雷夫人。第一次拜訪時禮節很重要，因為我們是這屆政府新任官員中來得最晚的人，我必須在他們認識我之前去拜訪我丈夫上司的妻子。儘管如此，拜訪格雷夫人還是拖延到一個月之後，當時我真的有點不安。然而，到格雷夫人家後我才發現，她不僅熱情好客，還非常理解我的處境。尤其聽我說因為安置新家和嬰兒等諸多事宜沒及時來訪後，一點也沒有責怪我的意思，反而安慰我。 格雷夫人說：「的確，親愛的，我知道你們家裡有小嬰兒，意味著你根本很難有自己的閒暇時間。實際上，應該是我忽略禮節到府上去拜訪您一家，歡迎你們來華盛頓。當然，有件事情我沒法原諒，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先生至今也沒拜訪過格雷法官。」 回家後我把這件事告訴我丈夫，他的表情很有趣，難得見到他開心和滿意。 儘管格雷法官和其他人都很友好，但我們真的很少出門。有一次我姐姐瑪利亞·赫倫到華盛頓和我們一起住了幾周。其間，我們到一位女士家參加晚宴。瑪利亞·赫倫和她早在辛辛那提時就很熟悉。這位女士一向認為自己的社交相當成功，這次專門來華盛頓過冬。晚餐期間這位女士一直興致勃勃地聊天，主要介紹她和哪些大人物一起吃過飯。末了，我們要回家的時候，她轉而問我姐姐： 「親愛的瑪利亞·赫倫，想必你也一定去過不少宴會？」 我姐姐說：「哦，當然，我一直都很自得其樂。」 女主人堅持問道：「那麼，親愛的，你都和什麼人一起吃過飯？」 「哦，和很多人吃過飯的，有安德森一家，有德國大使、大法官以及莫里斯一家，還有法國大使。」 我們的女主人明顯對此印象深刻。 她由衷地讚嘆道：「哎呦，你一直都那麼耀眼。難道不是嗎，親愛的？」 等我們上了回家的出租馬車，我姐姐轉而對我丈夫說： 「剛剛我說話的時候一直看著你。我肯定你在控制自己不要戳穿我，因為我只是在同一次晚宴同一次派對上和這些人一起用餐而已，我感覺你只差沒脫口而出了。」 1892年3月，班傑明·哈里森總統委任我丈夫就職於聯邦巡迴法院。因此，我再次見證了他與一群年齡幾乎比他大兩倍的人一起共事。我其實很害怕他會就此安穩無憂地度過一生。我丈夫自己很自豪，三十四歲就有一份體面而又有責任感的工作的確太難得。我想這份工作比他之前干過的任何事都更有意思，所以他才會一干就是八年。 我搬回了辛辛那提市。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在俄亥俄州、肯塔基州、田納西州以及密西根州的一些地方巡迴考察，從盧考特山到馬凱特。從此，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常常離家出差。那些年，我在辛辛那提的生活非常繁忙，生活都被家庭和朋友填滿了。此外，我還對民權運動產生了興趣。 我的主要工作是組織和管理辛辛那提的管弦樂隊協會。我發現，這居然是表達我的愛、運用我的音樂知識最有效的方法。 盧考特山 自從西奧多·托馬斯離開辛辛那提市之後，辛辛那提就再也沒有一家像樣的交響樂團。然而，就我們這裡熱愛音樂的人來看，只需要有人帶頭喚起大家的熱情，並讓這種熱情持續下去。很多人頗有公共精神，其中有些是真正熱愛音樂的德國人。我找不到理由不支持自己熱愛的事業，因此對此充滿信心。起初，大家積極響應且非常慷慨，協會輕易就可以籌集到舉辦演出的資金。除售票的收入，我們還得確保每年有三萬美元的收入。如果不是慷慨的朋友，比如我的哥哥姐姐們、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夫婦、查爾斯·克里本道夫先生、英格爾斯先生、L.A.阿爾特夫婦、查爾斯·弗萊什曼夫人以及施米德拉普先生等人伸出援手，我的項目不可能完成。 第一年，我們有三位不同的負責人，塞德爾夫人、施羅德克先生和范德·斯塔肯先生。他們來辛辛那提後每人負責兩次音樂會。然後我們請范德·斯塔肯先生負責，他果然在樂團幹了十年。 離開樂團是我隨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前往菲律賓時最遺憾的事，但好在有既優秀又受過良好訓練的人接手。C.R.霍姆斯夫人接手我的主席職位，和我嫂子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夫人一樣，她在樂團早期的組織和管理工作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為C.R.霍姆斯夫人的努力，所以樂團得到不斷發展和改善，目前依舊是值得辛辛那提人驕傲和炫耀的一部分。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夫人現在仍擔任主席。因為她投入了巨大的激情和慷慨的捐贈，管弦樂隊也越發正規了。 除了操持樂隊的事，我們的生活平靜如水，也可以說很安逸，既有家務瑣碎的煩惱，也有養育孩子的幸福。1897年，我最小的一個孩子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出生，至此家庭算是圓滿了。 現在，我得前往菲律賓群島。我也要講述我們命運發生轉變的過程和緣由。 我們家對美西戰爭的影響和結果從來都沒什麼特別的興趣。當然，我們也像大部分愛國的美國公民一樣，一旦戰爭取得進展，就會極度興奮，每個不同的階段都是我們討論的話題。我們也會根據不同情形，表達支持或者反對。然而，戰爭和我們並沒有直接聯繫，我們只是美國公民而已，和大多數美國公民一樣，戰爭並沒有直接觸動我們。然而，戰爭逐漸影響到我們的個人生活。我丈夫個人職業生涯的軌跡在戰爭結束後受到極大的影響和改變。 《憲法》要求美國的疆界必須保持在其大陸範圍內，因此，從《憲法》角度看，美國理應反對帝國主義。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並不是從《憲法》意義上反對帝國主義，而是從雙向遠距離控制菲律賓的角度出發看待這個問題。從地理位置上看，菲律賓和美國一東一西，一南一北。由此，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認為接管菲律賓只會使美國產生更多問題，承擔更多責任，無論如何，不可能提高政府的效力和效用。 美西戰爭——美軍進攻西班牙位於古巴島上的堡壘 說來有些奇怪，西班牙戰爭期間，因為湊巧與幾個法官一起用晚餐，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表達了自己的意見和看法。其中有哈蘭法官，雖然他後來成了反帝國主義者，但當時強烈支持占領兩大洋之間的西班牙領土。 當時，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對菲律賓人的了解程度和大多數美國人差不多。他認為菲律賓人遭受西班牙殖民統治長達三百年，因此由衷地支持他們獲得政治獨立。 1900年1月的一天，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滿心歡喜地回到家中，拿了一封電報給我看，並跟我說：「你猜猜這意味著什麼？」 電報上寫著：「我希望幾天內可以在華盛頓和你相見，共同商討一些重要的事情。如果可能，希望周四可以見到你。」後面有威廉·麥金利[8]的署名。 我們不知道而且也無法猜想總統有什麼事情要和我丈夫商談。我開始幻想，會不會是得到了最高法院的任命呢？雖然我確信最高法院的任命絕不會以這樣的方式出現，而且壓根就沒有空職位。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來不及回復總統，我只能在家中耐心等候消息。三天後他回來的時候看起來很沮喪，以至於我以為他攤上了官司。但聽完他的講述後，我倒覺得這是一件值得高興的事。 他以一貫的口吻說道：「總統先生想讓我離開美洲大陸，跳出法院圈子，希望我去菲律賓群島。你想去嗎？」 我毫不猶豫地回答：「當然想去。」雖然我不能馬上確定這對我們來說意味著什麼，但我不想失去這次難得、重要而又奇特的機會。既然有機會去看看新的國家，在困難面前退縮可不是我的性格。此外，我從不後悔冒險。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說：「總統和伊萊休·魯特先生想在菲律賓建立國民政府，他們想讓我以委員會主席的頭銜去完成這件事。我接受了離家萬里之遙的任命後，他們還要求我談談對菲律賓事務的態度。」 在回答總統提出的問題時，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首先表明他對接管菲律賓的態度。其次，他認為自己完全不懂如何建立殖民政府，也沒有任何真正的從政經驗。然而，威廉·麥金利先生最後並沒有接受他提出的異議，而是請來戰爭部長伊萊休·魯特先生，也就是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長官。兩人向我丈夫說明了當時的情形，我丈夫沒法拒絕。真正的問題是，無論是威廉·麥金利先生還是伊萊休·魯特先生，都不認為接管菲律賓是一件很樂觀的事。美國理所當然地認為，拿下菲律賓後，理應成為其統治者，一直到菲律賓人真正學會自我管理。 伊萊休·魯特（1845—1937） 伊萊休·魯特先生說：「菲律賓的工作與利文斯頓[9]、路易斯安那的工作一樣偉大，是一次個人為國家立功，同時又在最有建設性的工作中為自己贏得聲望的絕好機會，是你事業上的又一次運勢。雖然你才四十出頭，但已經在聯邦法官的職位上幹了八年，以及三年州立高級法院法官經驗，兩年副部長。你都做得很好，但這兩個職位毫無犧牲精神可言。這次任務意味著危險和犧牲。你的國家現在面臨著歷史上最嚴重的問題。此外，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先生，現在是國家請你立即到離家七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去，並採取必要的行動幫助國家解決菲律賓問題，是你人生中最關鍵的抉擇時刻。你是願意選擇一條阻力較大的、艱難的路，同時也是服務於國家的機會，還是因為這條路有風險，需要犧牲精神而拒絕為國家服務的機會？選擇一條途中充滿危險卻收穫頗多的路需要更大的勇氣。菲律賓會給你帶來建立和管理政府的經驗，讓你研究如何用法律管理百姓。這一經驗一定會開闊你的眼界，讓你具備更好的判斷力，以便日後回來更好地服務於你的祖國。」 威廉·麥金利（1843—1901） 我丈夫答應，先回家和我以及兄長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商量商量，預備幾天內做出答覆。他不確定我是否願意一起前往菲律賓，但這個問題很快就確定下來了。 我丈夫的確對是否辭去法官一職猶豫不決。但總統認為沒必要辭職，菲律賓的工作只需六個月時間，最長九個月。我丈夫可以先掛職，不承擔具體的職責，這樣的話，大可不必害怕產生什麼不良後果。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調研了當時的局勢後立即意識到威廉·麥金利先生的預期並不準確，在菲律賓建立政府的工作不可能那麼快就完成。伊萊休·魯特先生也沒有意識到這一點。接受任命函之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立即去華盛頓和威廉·麥金利先生、伊萊休·魯特先生討論當時的整個局勢，並確定了另外四位與他一起服務於委員會的同僚。在華盛頓，他認識了第一屆菲律賓委員會成員迪安·C.伍斯特[10]先生，掌握了大量有價值的信息。如果委員會首任主席舒曼教授再次進入委員會成員名單，自然會繼任主席職務，但他並沒有再次入選委員會。於是，主席的職位自然落到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身上。他被任命為美國第一任菲律賓總督，一直到菲律賓國民政府建成。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去華盛頓後，我立即開始為我們新一輪的冒險之旅做準備。我非常開心，也非常樂觀。我不得不說，這次冒險的確誘惑太大，儘管我完全不知道前往一個遙遠而又有趣的國家會發生什麼。我完全沉醉在各種有關菲律賓的介紹中，花了很大力氣找到了一些書。那些書也沒讓我看明白什麼。那些書上面都是些模稜兩可、難以描述的介紹，但讓人感到愉快。這也是當時美國人對菲律賓的普遍感受。甚至到現在，這種感覺還留在我的腦海，一直無法消散。 我騰出了辛辛那提的房屋，家庭財物等一併打包存在那裡，一些必要的東西打包隨船運到東方。我們得立刻出發，幾乎沒多少時間去做太多的事。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很快就回到辛辛那提，我們開始忙於和親朋好友道別。我們熟知的幾乎每一位朋友都想為我們舉辦一個送別晚宴或類似的娛樂活動。小鎮人的熱情讓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意識到自己多麼受人愛戴。以眾人的眼光看，我們像是要去世界盡頭。很多朋友為此而悲傷，似乎他們已經預見到我們將要經歷一場致命的冒險。 晚宴、午宴、招待會和茶點等各種送別活動結束後，所有演講都完成了，所有送別的話都傾訴殆盡。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再次趕到華盛頓，和同事一起確定最後的行程安排。我們見面時已經身處舊金山，離我們啟程時間只有一周。 第一年我邀請姐姐瑪利亞·赫倫和我一同前往菲律賓，她也欣然接受了。因此，1900年4月上旬的一個早晨，我們從火車站出發，難免心情激動，好像新世界正在向我們招手。火車向紐奧良的南太平洋鐵路進發，一路向南，把我們帶到了洛杉磯，最後到了舊金山。 三個孩子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海倫·塔夫脫·曼寧和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也和我們一起踏上征程。大兒子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十歲，女兒海倫·塔夫脫·曼寧八歲，小兒子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只有兩歲。我沒想過帶上他們長途旅行會是一種負擔，也沒想過這場冒險里他們會遇到什麼危險。他們平凡、健康且獨立。但後來我還是很震驚，因為多數人決定把孩子留在家裡，說害怕菲律賓的氣候會影響孩子們的健康。某天我正在舊金山的古宮酒店照看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他在酒店長廊里上躥下跳，我也順便心不在焉地看看書。這時一個長相古怪的老紳士走了過來，停在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身邊，臉上露出和善而有趣的微笑。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是個討人喜歡的小傢伙，我也已經習慣人們停下來注視他。因此我只不過看著而已，並沒有往壞處想。他雙眸又大又黑，有一頭鬆軟的棕色捲髮，還有一對深深的酒窩，總是綻放著迷人的微笑。老紳士站著看了好一會兒，表情漸漸變得凝重起來。我想知道他在想什麼。他好像很快意識到了我的疑惑，不一會兒故意走到我跟前說： 「夫人，我知道你正準備去菲律賓群島，那裡到處都是害蟲。我現在想知道你是否要帶這個出色、大方又可愛的孩子去經歷磨難。」 我趕緊抱著我的孩子離開，沖回了房間。不管怎麼樣，我還是感到安慰，畢竟人人都知道菲律賓惡劣的天氣會對孩子有不良影響。 抵達加州和舊金山後，我們終於發現這一使命的利害所在。如果那裡真有反帝國主義者，我只能說他們太隱蔽。當時，美國東部已經擁擠不堪，然而，西海岸從大量與菲律賓的貿易中獲得了很多利益和利潤，這可能與加州人討人喜歡的態度有關。當然，我們絕不能懷疑他們的愛國熱情，而應該或多或少地認為，也與菲律賓有關。菲律賓人自己早就在那片土地上創造了進步與希望，現在我們卻想對菲律賓採取傲慢的控制態度，企圖控制菲律賓人天性中頑強不息的進取心。 一切有利於新一屆委員會的事都準備就緒後，委員會認為，其成員的權利應當得到謹慎界定，以便避免和正在執管當地事務的軍政府之間產生分歧。我們享有的海軍禮遇和優先權等與全權公使相同。伊萊休·魯特先生還草擬了一份由總統簽署的指令信，裡面詳細準確地概括了委員會的職責。後來，批准在菲律賓成立國民政府時，裡面的內容全部被國會採納和認可。 早期的舊金山 以這種有趣的方式，我們開啟了漫長的行程。當然，無論從哪種角度看，一切都會順利。 註解： [1]　加德森·哈蒙（1846—1927），曾在格羅弗·克利夫蘭總統手下擔任美國司法部長，後來又擔任俄亥俄州第四十五任州長。——譯者注 [2]　愛德華·勞特巴赫（1844—1923），美國著名律師。——譯者注 [3]　一個古老的酒店。——譯者注 [4]　威廉·馬克斯韋爾·埃瓦茨（1818—1901），美國紐約律師、政治家，曾任美國國務卿、司法部長和參議員。——譯者注 [5]　約瑟夫·喬特（1832—1917），參與過美國歷史上許多最著名的訴訟案件，包括《堪薩斯州禁酒案》和《排華法案》。——譯者注 [6]　也譯作杜邦圈或杜邦環島，是華盛頓西北部的交通樞紐所在，集中了公園、居民區，既有時尚氣息，又不乏歷史特徵。——譯者注 [7]　博比是羅伯特·阿爾方索·塔夫脫的暱稱。——譯者注 [8]　威廉·麥金利（1843—1901），美國第二十五任總統，第二任任期內被刺殺身亡。威廉·麥金利任期內，美國獲得美西戰爭勝利。他提高保護性關稅以促進美國工業的發展，並使美國從銀本位走向金本位制度。——譯者注 [9]　利文斯頓，美國新澤西州東北部城鎮。——譯者注 [10]　迪安·C.伍斯特（1866—1924），美國動物學家，曾擔任菲律賓群島內政部長。1887年，他第一次以科學考察的初級成員身份前往菲律賓，並根據自己在菲律賓的經歷，於1899年在美國早期殖民政府中開始了其頗具爭議的職業生涯。他強烈反對菲律賓獨立，堅信殖民使命。——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