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第一夫人回憶錄 · 第1章 「王后城」和我的家人

19世紀60年代，我出生在辛辛那提。在兒時的記憶中，辛辛那提充滿污垢、喧鬧，一切看起來都毫無吸引力。然而，它亦有某種特點，足以配得上西部「王后城」的美譽和驕傲。 那就是它的繁榮。辛辛那提的繁榮連芝加哥都無法超越，克利夫蘭更無法與之匹敵。辛辛那提之所以成為紐約以西、密西西比河以東最重要的城市，有很多原因。 首先，得益於其早期發展過程中得天獨厚的位置優勢。王后城地處貫通東西的核心要道，從東部的巴爾的摩和華盛頓可以抵達西部門戶坎伯蘭；越過阿利根尼山脈可至匹茨堡，從匹茨堡過俄亥俄河可至聖路易斯；往南可至紐奧良，辛辛那提吸引了紐奧良以北廣大地區的大量貿易。然而，無論你說什麼，即便是最愛王后城的公民，恐怕也不會認為這個城市真的美麗。城市裡的建築物一點也不可愛，街道設計糟糕，衛生狀況極差。整個城市籠罩在一層薄薄的煤煙中。烏黑的煤煙給城市的一切都打下了烙印，即便是生活在其中的居民也不例外。 儘管很醜，但辛辛那提依然是個令人自豪、與眾不同的地方。19世紀上半葉，由於快速發展的前景，東部和南部地區很多家境良好又有能力的年輕人都喜歡移居於此，其中多數來自新澤西、新英格蘭、弗吉尼亞和肯塔基。當時炫耀個人身份、地位和資本並不能體現家庭財富和文化水平，家裡的體面整潔及家庭的樂善好施才是人們重視的精神品質。郊區的鄉村景色秀麗迷人，東沃爾納特山[1]、北邊和東邊的奧本山高地、克利夫頓等，都是聞名遐邇的地方。 辛辛那提 克利夫蘭 此外，還有大量德國上流人士定居在辛辛那提市，其中多數人接受過大學教育，1848年德國革命後移居於此。其中的佼佼者有弗雷德里克·哈索爾克，奧古斯特·威利將軍[2]和約翰·伯恩哈德·斯塔洛法官[3]等，卡爾·舒茲[4]最近搬到聖·路易斯去了。 德國人對社區的貢獻和改變尤其顯著，譬如教堂禮拜日越來越自由，公立學校開始學習德語。他們還提高了整個社區對上流音樂的品位。的確，在我少女時期，辛辛那提的音樂堪稱全美一流，僅次於紐約和波士頓。當時音樂學校的校長西奧多·托馬斯[5]組織了一個交響樂團並擔任指揮，直到1890年他搬到芝加哥後才卸任。 彼時的辛辛那提，其教養、財富和公共精神在文化和品位上遠超密西西比峽谷中的任何一座城市。當時，人們對各種學術派別和智思活動抱有極大興趣，回想1848年成立辛辛那提文學俱樂部的那些人，除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先生的父親和我父親，還有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斯坦利·馬修斯[6]、曼寧·F.福斯[7]、斯塔福德先生。斯塔福德先生後來擔任國會圖書館館長。這家文學俱樂部一直是我很珍視的公共組織，其文學趣味和思想追尋構成了我少女時期生活中最重要的一部分。 我父親約翰·威廉姆森·赫倫[8]和班傑明·哈里森[9]是校友，同畢業於俄亥俄州邁阿密大學牛津分校[10]。後來，父親得到機會，擔任學校董事長達五十年之久，一直為學校的利益奮鬥。 班傑明·哈里森（1833—1901） 我丈夫的父親、大法官阿方索·塔夫脫[11]是耶魯大學1833屆學生，長期擔任耶魯董事會成員。他的五個兒子都畢業於耶魯大學。另外還有我母親的哥哥，法官伊薩克·柯林頓·柯林斯[12]和我的一個哥哥也畢業於耶魯大學，我另外一個哥哥畢業於哈佛大學。可見，我和我丈夫的成長環境裡，大學傳統非常濃郁。 書寫童年非常不易，很多記憶一涌而上。儘管童年記憶親切而又美好，然而一旦進行篩選，卻會發現它們又太過普通，幾乎不值得一寫。我的記憶並沒有那麼「早」，我的意思是，我並沒有在很小的時候就有某種極有價值又有特色的記憶。坐在門廊的台階上看人行道上人來人往，反倒成為最久遠而又模糊的記憶，也是我最初的記憶。但街上來往的行人其實是士兵，當時我還太小，並不知道我所見證的正是美國內戰結束時的和平慶典。 阿方索·塔夫脫（1810—1891） 我父親四十歲左右時，我們一家搬到了俄亥俄州。父親靠做律師養活我們，後來先後任州議員和總統班傑明·哈里森政府時期的聯邦代理律師。但因為要養活一大家，所以父親兩次拒絕接受主審法官的任命。全家一共有十一個孩子，八個女孩，三個男孩，我排行老四。可惜，我記事之前，夭折了一個男孩和兩個女孩。 派克大街位於辛辛那提市最東邊，我家就在那裡。附近成片的灰磚房算是當時很時尚的居所。派克大街一直延伸到陡峭的斜坡上。後來這條路鋪上了鵝卵石，四輪馬車從河邊上岸趕路時會發出沉重的踢踏聲。永不停歇的得得聲和叮噹聲簡直毀了我兒時的記憶。 我們家的房屋與周邊房屋很相像，並沒有什麼與眾不同之處，我在這裡度過了自己成長過程中最快樂的時光。但派克大街對面有兩棟房屋與周邊房屋風格迥異，看起來壯觀得多。正對面有一棟高大華麗的紅磚房，方方正正，看起來很威嚴，那是拉茲·安德森先生的家。拉茲·安德森家有十個男孩，都比我大許多，早在我成年前，他們大多已經去別處了。由於拉茲·安德森家的男孩查爾斯·安德森與我姐姐詹妮·赫倫的婚姻，我一直記得這個幸福的家庭。尤其在我少女時期的最後幾年，兩家關係明顯親密起來。 緊挨著拉茲·安德森先生家北邊有個鄰居，據說姓辛頓。他家的房屋結構與其他人家完全不同，採用殖民時期低矮的建築樣式，四周綠草如茵，園子裡的灌木長得很好。顯然，辛頓家的房子也是目前辛辛那提最美，甚至是全美國最美的住宅建築。你一看見它，就會想起白宮。事實上兩棟房子也的確出於同一位設計師——愛爾蘭人詹姆斯·霍本[13]之手。辛頓家的房子輪廓與白宮一樣經典，因為只有一層和地下室，看起來比白宮低矮許多。但歷經歲月滄桑，這棟房子形成了自己獨有的特點。 這棟房子約在1800年左右由馬丁·鮑姆先生[14]建成。19世紀初，房子第一次轉手賣給了尼古拉·朗沃思先生，後來，尼古拉·朗沃思家幾代人一直生活於此。在我記事前，俄亥俄州最成功的商人之一——大衛·辛頓[15]先生買下了這棟房子。在我看來，這棟房子一直屬於辛頓家。我十二歲的時候，大衛·辛頓先生的女兒安妮·辛頓嫁給了我丈夫的哥哥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16]。他們一直住在這座老房子裡。1901年，大衛·辛頓先生去世後，這兒就被看作是「塔夫脫的家」。 詹姆斯·霍本（1755—1831） 我丈夫的父親去世後，家裡的房屋很快轉手給了他人。因此，辛頓家的房子的確是塔夫脫家族在辛辛那提唯一的住處，我一生中的很多重大事件都與之相關。我丈夫在那裡接到了總統任命書，並在門前發表接受任命的演講。1908年12月6日，收到總統任命書的當晚，也是在這裡，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召集了一幫好朋友共同慶祝選舉獲勝。每次回辛辛那提我們必定會在那裡歇腳，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夫婦也必定會給予我們最慷慨的招待和禮遇。 少年時期的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1843—1929） 我在諾斯女士的學校度過了少女時代最平靜的一段日子，這所學校是辛辛那提廣為人知的「託兒所」。赫倫家的姑娘們和塔夫脫家唯一的女孩范尼·塔夫脫都在這裡接受過教育。諾斯女士是緬因人，接受過全面的新英格蘭教育，完全用新英格蘭的方式傳授知識，堅持文學和語言教育。完成常規學業任務後，大部分時間我都在學習音樂。我每天都會在家裡的鋼琴上奮力彈奏音節練習。有時我真的很奇怪，周邊鄰居居然沒有抗議。那些年，音樂是我的生活中最有趣的一件事，也給我的夢想和人生目標插上了翅膀。 我們家的房子有點小，並不夠全家人生活在一起。好在我們兄弟姐妹之間年齡相差很大，譬如我最小的妹妹還在襁褓中，大姐就已經結婚了。那時候出去上大學的男孩很少待在家裡，因此，家庭成員並不經常在一起。大家庭雖然住房擁擠，收入一般，但全家人在一起的日子顯得無憂無慮。 我母親哈里特·柯林斯十七歲就隨其祖母從紐約的勞維爾市搬到了辛辛那提，與其哥哥伊薩克·柯林頓·柯林斯法官一起生活。伊薩克·柯林頓·柯林斯是我父親的法律夥伴，後來和我父親一起工作五十餘年。我母親的父親，也就是我外公伊萊·柯林斯，曾經任紐約勞維爾地區參議員。我母親不僅外貌光彩照人，其他各方面也都很優秀。她在很多場合充分表現出了才思敏捷、機智幽默的個性。要知道，因為要養育很多孩子，她原本沒什麼時間享受家庭以外的娛樂。但我母親在當地社交圈中很受歡迎，即便最忙碌的日子，她也會擠出時間參加社交活動。我母親有某種能讓人興奮起來的性格魅力，我當然知道她這樣做是為了讓家庭氛圍充滿歡樂與趣味。 少女時期，我有一次非同尋常的經歷，居然應邀作為總統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和海斯夫人的客人造訪白宮。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先生曾經是我父親律師事務所的合作夥伴，他們多年來一直保持著親密聯繫，彼此熱情關懷，堪稱終身摯友。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先生剛當選總統不久，我最小的妹妹恰巧出生。我父母給妹妹取名露西·海斯·赫倫，名字隨海斯夫人叫露西，並在白宮接受洗禮。我母親幾次到訪白宮。我姐姐詹妮·赫倫結婚後，也曾經應海斯夫人的邀約，與查爾斯·安德森先生一起在白宮逗留了一周時間。令我興奮的是，我姐姐希望我能陪同她一起前往。那年我十七歲，之前從未去過華盛頓，因此，這次旅行對我來說是件大事。但事實上，我並沒有多少興趣出門玩耍，因為原本以為白宮會有太多豪華派對，會見到各種各樣不同風度、不同魅力的人。然而，讓我慶幸的是，總統閣下一家人生活得很恬靜，因此，對我這樣性格安靜的人來說再適合不過，並不需要像個遊客那樣一直忙於參觀華盛頓的各個景點。 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1822—1893） 海斯夫人（1831—1889） 我十八歲才認識我丈夫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我們不僅在同一個城市出生，也在同一個城市長大。我們的父輩友情深厚，曾經在同一座監獄擔任執行律師，共事四十餘年。其間，兩家母親和兒女間也互有往來。我姐姐瑪利亞·赫倫和范尼·塔夫脫同在諾斯女子學校，兩人親密無間。但因為塔夫脫一家住在辛辛那提市郊奧本山地區，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從伍德沃德中學畢業後又直接去耶魯大學接受四年教育，因此，之前我們沒有機會認識也不足為奇。 阿方索·塔夫脫法官曾經先後擔任尤利斯·辛普森·格蘭特總統時期的內閣戰爭部長和司法部長。當時，威廉·霍華德·塔夫脫還在念大學。就在他畢業前夕，一家人又回到了辛辛那提。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畢業後直接回到家鄉，很快在辛辛那提法律學校進修法律課程。雖然他當時還只是個學生，但已經在辛辛那提市的《商業報》做法律記者。我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相識於一個冬日的夜晚，至今還記憶猶新。有個專門為年輕人舉辦的奧本山滑行派對，其中就有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兄弟倆。我們選擇從奧本山一個陡峭但很適合滑行的山丘開始滑行，其間，有朋友向我介紹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然後，我們一起乘長雪橇滑下了山坡。那以後我們就經常見面，而且越來越頻繁。 尤利斯·辛普森·格蘭特（1822—1885） 我們有個全都是戲劇愛好者的小圈子，大家都對戲劇充滿熱情。我們在同伴家發起了頗具歷史意義的事業，首先排演戲劇《委曲求全》，之後又在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夫人的客廳排演《一封碎信》。當時我們鬥志昂揚，居然專門到紐約請了一位很專業的舞台編劇幫助我們排演。排演時間非常緊張，訓練強度有點超出我們的負荷。差錯接二連三，一直到關鍵時刻，就在男主角以為被撕碎了的那封信就在槍管里時，卻在最後時刻找不到槍了。但整個故事情節很依賴那封信，男主角一下子就傻了。另一位同伴，毫無疑問，也因為過度緊張而神情恍惚，把槍帶下去了卻完全不知曉。當男主角因此而陷入悲劇而不是喜劇情境的時候，造成大錯的人又小心翼翼地爬回去，想把槍放回原處。他這樣做的時候，對觀眾乃至整個世界都全然不顧，好像誰也看不見。 我們的熱情並沒有因這次失敗退卻。記得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曾經專門為派克戲院的慈善活動寫了一部滑稽戲。這部戲用法律文體寫成，改寫自《睡美人》，最後團結俱樂部決定採用他的版本。團結俱樂部一直受一神教會[17]的尊敬，可想而知，演出取得了巨大成功。我丈夫在戲裡出演睡美人，而他身高1.92米的哥哥賀拉斯·塔夫脫出演迷人的夜鶯。 那時我們也會在鄉村舉行派對。當時有很多朋友置辦了自己的鄉村住宅，東沃爾納特山的麥迪遜路和格蘭丁路算是不錯的選擇。其中有兩位最親密的朋友同住在一座大宅子裡，從中可以俯瞰像褐色緞帶一樣莊嚴的俄亥俄河。蜿蜒的河岸起點處有一座圓形露天劇場，劇場內部有商業區。劇場比較遠，並不在東沃爾納特山人們居住的地方。那會兒我還是個姑娘，每次非得乘又笨又舊的公共汽車才能到那裡。因為道路沒有鋪石子、水泥之類的路面，車子行駛的速度很慢，每小時只能走三英里。不過相比劇場豐富多彩的歌舞雜耍和猜字遊戲，這點不便算不了什麼。而且我們自己也有足夠的「才情」奉獻一場別開生面的表演，引來眾人的目光。 儘管快樂時光耗費了我們很多精力，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事業依然取得了令人滿意的進步。他對公共福祉問題越來越感興趣，而且可以作為記者激烈批評某些與辛辛那提政治相關的事務。當時有個案件涉及湯姆·坎菲爾[18]。湯姆·坎菲爾是個很出色的刑事案件律師，但同時涉嫌針對證人和評審團行賄受賄，並被指控在鎮上成功設計和製造了一架完全遵從於他的政治機器。 湯姆·坎菲爾因為霍夫曼一案為人所知。作為辯護律師，他涉嫌嚴重干預陪審團。報道中，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費了很多周折從細節上呈現了湯姆·坎菲爾作為律師的性格特徵以及湯姆·坎菲爾辦案的方式方法，告訴人們自己看見的真相。 這次出眾的表現讓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有機會進入到檢察官米勒·歐卡特先生的團隊。米勒·歐卡特先生在霍夫曼案件中代表州的利益，競選為檢察長後，又主動提出讓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做他的助手。當時，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從事律師行業還不足七個月。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做了米勒·歐卡特先生十四個月的助手，負責庭審前的總體準備工作，包括犯人審訊和案件審訊的準備工作、審查證人、庭上辯論及向陪審團總結和陳述等。 青年時期的威廉·霍華德·塔夫脫（1857—1930） 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來說，這份工作非常有價值。後來，他之所以能夠勝任出庭律師，很大程度是因為之前的經驗積累。十四個月後，這份差事因為意外事件提前結束。當時班傑明·巴特沃斯[19]少校是切斯特·艾倫·阿瑟[20]總統政府時期的辛辛那提地區眾議員。總統期待能給美國國稅局增加新生力量，於是要求少校舉薦一人。由於少校已經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建立了較長時間的友誼，考慮到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良好的家庭背景，而且年紀尚輕，政界尚無敵人，於是向總統推薦了他，並寫信敦促他儘快接受總統的任命。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接受了這個職位，幹了一年，很快證明從政經歷有礙於他的律師生涯，於是辭去了這份工作，開始和H.P.勞埃德少校一起工作。H.P.勞埃德少校去越南之前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父親有著長時間的工作夥伴關係。 1883年夏，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去維也納探望他父親及母親。也就是這幾年，我們的日子過得最悠閒自在。同時，我們也變得更加成熟，決定找一份穩定的工作，而不僅僅滿足於跳舞和業餘水平的戲劇表演。於是，我找到一份教書的工作，起初在弗雷丁夫人的學校——後來又任教於沃爾納特山下的兩所私立學校——懷特和賽克斯。工作了兩年，我又打算和我的兩個閨蜜舉辦沙龍。辦沙龍可以和一幫願意參與的朋友就某個極其熱門的知識和經濟問題展開討論。我們的沙龍只歡迎受邀而來的客人，其中包括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賀拉斯·塔夫脫兄弟二人，還有其他我們共同的朋友。 班傑明·巴特沃斯（1837—1898） 切斯特·艾倫·阿瑟（1829—1886） 後來，有兩個人因為我們舉辦的沙龍結為夫婦。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建議，找對象談戀愛也可以是參加沙龍不言自明的目的，但沙龍並不對此真正負責。我們的主要目的在於創造一個融洽的氛圍，使之足以「提升我們的思想和心靈」。討論過程中，如果話題涉及個人既得利益，我們也會暫時停下選定的抽象話題，轉而討論整個社區關注的問題。 多虧湯姆·坎菲爾及其下屬的積極參與，某個品行惡劣的人造成的辛辛那提的政治失序及時得到了糾正。我們的小圈子因為以壓倒一切之勢關注當地人的福祉，發展公民精神而顯得格外突出和深具活力。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與改革運動關係密切，除了參與運動，我們還在沙龍聚會上熱忱討論改革運動。總而言之，無論結果是好還是壞，是得意還是失望，那段歷史都已經融入我們的生命之中。 接下來是著名的「伯納案」。1884年，伯納犯下令人震驚的搶劫和蓄意謀殺案，而且事後依然非常張狂。案件進展受到當地社區的普遍關注。雖然多方意見一致認為伯納必須被處以絞刑，但伯納的辯護律師湯姆·坎菲爾以過失殺人罪助他逃脫了法網。沒人看得懂誠實的陪審員原本會給出一個怎樣的裁定和結論，整個城市都處於極度憤怒中。民眾集會譴責湯姆·坎菲爾賄賂陪審團，背信棄義。 譴責湯姆·坎菲爾的集會的當晚，我們也召集了一次沙龍集會。整個討論集中預測了聲名狼藉的伯納審判會何去何從。我們對此情緒高漲。我記得那天晚上很特別，因為發生了一些恐怖事件，街上發生了嚴重騷亂，我們前去查看到底發生了什麼。 大眾集會在音樂廳舉行，由肯珀博士主持。肯珀博士是個很有影響力的演講者。眾人極度憤怒，很快就通過了如何譴責湯姆·坎菲爾的方案。但如果憤怒和仇恨的火藥沒有遇到火柴，原本一切都可以平靜地得到解決。集會在人們憤怒的喊聲中結束：「咱們一起衝到監獄去，把伯納揪出來。」 憤怒的人群被激起了聚眾滋事的快感，他們大聲喊叫，向監獄奔去，一切都變得不可控制。他們襲擊了法院後面的監獄。因為軍隊的介入，人群才散去。之後，發怒的公眾又繞道法院前門，放火焚燒法院。憤怒的人群在街上散布開來，火勢幾乎無法控制，房屋被完全燒毀。 軍隊加劇了暴民的憤怒，有人提議搶劫售賣槍支的商店，立即得到了其他人的響應。其中靠近第四街和主街的鮑威爾的槍支店受到襲擊，但店主的應對看起來有條不紊。我想，要麼有人提前預警，要麼他很有預見性。首先鮑威爾儘可能地將店門口燃得火光沖天，然後和兩三個專業射擊手一起躲在路障後。暴民一進來，尤其是頭目闖進來的時候，掩體後的人立即射擊，暴民人還沒進門就被擊斃。四五個人橫七豎八地倒在地上，後面的人完全沒有預料到這一幕，立即恢復了理智。這件事發生在1884年。 辛辛那提的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司法不公 毫無疑問，這類突發事件給辛辛那提打上了恥辱的印記，而且將湯姆·坎菲爾推到了風口浪尖。辛辛那提因此成立了十人監獄委員會，其中包括我父親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主要目的是幫助社區擺脫由此造成的惡名。委員會全面調查湯姆·坎菲爾的品行和記錄，並準備指控湯姆·坎菲爾。1884年6月，我父親作為委員會主席走訪了三所地區法院，如果指控成立，就會針對取消湯姆·坎菲爾的律師資格裁決舉行聽證會。 湯姆·坎菲爾被控企圖賄賂伯納案件的陪審團成員。負責這起案子的公訴人魯弗斯·史密斯先生是我們的密友兼同事。1883年，他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一起去過歐洲。雖然證據明顯不利於被告，但陪審團以八比四的票數讓案件懸而未決，結果再次燃起眾人仇恨的怒火。當然，我們的小沙龍肯定不是辛辛那提唯一熱烈討論湯姆·坎菲爾重審案的地方。富勒克[21]先生當時是湯姆·坎菲爾的辯護律師，不久被任命為俄亥俄州州長。 同年，即1884年11月，舉行了取消湯姆·坎菲爾律師資格的聽證會。中間有六個月時間聽取非常駐證人的證詞。監獄首席辯護律師基特里奇先生和拉姆西先生依然是委員會的主要公訴人。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和我們的摯友，霍姆斯先生是初級顧問，負責整理證據。為了收集證據，兩人在全國各地奔走。我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時不時地保持聯繫。委員會全體成員滿心期待這次困難重重的調查取證工作可以讓委員會在業內樹立良好的名望。委員會認為湯姆·坎菲爾一定會毫不猶豫地採取一切可能的手段損害他們的名聲。無論如何，委員會決定義無反顧地向前。 《哈珀周刊》關於「伯納案」的漫畫：一個兇手及時得救 審判日即將到來時，高級顧問拉姆西先生身染重病，不得不臥床休息。這次意外給了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一次開庭陳詞的機會。年輕的他抓住機會，在庭上表現出色，讓人大吃一驚。當時，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只有四年法庭工作的經驗，但因為從開始就一直在為收集證據做準備，因此很熟悉這起案子。法庭陳述持續了四個半小時，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認為對他來說是個極好的提升機會。我必須承認，這次機會在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職業生涯中起到了很特殊的作用。 湯姆·坎菲爾案起初頗令人失望，因為關於取消湯姆·坎菲爾律師資格證的聽證會發現被告的犯罪情節很輕微，投票結果以二比一裁定不予採納取消湯姆·坎菲爾的律師資格的請求。但公眾並不支持法院，道義上的譴責讓湯姆·坎菲爾不得不離開辛辛那提和俄亥俄州。這也達到了律師協會的目的。 對湯姆·坎菲爾的審判於1884年12月結束。1885年1月，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得到魯弗斯·史密斯先生的助手一職。魯弗斯·史密斯是我們的故交，當時正在郡律師事務所任職。這份工作的明顯優勢在於每年有二千五百美元的收入。此外，他還可以和老搭檔陸軍少校H.P.勞埃德一起繼續司法實踐工作。 1885年5月，我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訂婚，1886年6月結婚。 1885年夏，我想可能是受到童年的懷舊情緒驅使，母親決定帶我們幾個還在她身邊的孩子去勞維爾的阿迪郎沃克露營。因為兩位長姐早已結婚，所以家裡就只有我們六人。雖然我們都個性鮮明，多少會惹些麻煩，但母親對我們一視同仁。出發那天，我們裝了滿滿一車日常用品。木條鋪成的路很難走，抵達的時候恰好夜幕降臨。我們住在湖畔的鄉村小別墅里。湖畔風光很美，附近山丘上滿是松樹，景色宜人。可惜小別墅有點小，全家住一起的確太擠。當晚我們在寄宿家庭芬東家用餐，唯一上得了菜單的食物只有新鮮牛排。我們大家都很喜歡「這裡原始而又粗糙的一切」，但戶外生活產生的好胃口需要豐盛的食物才能滿足，顯然，這裡的生活無法滿足這一點。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則選擇整個夏天都留在辛辛那提，因為可以攢下不小的一筆錢。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決定有點斯巴達式，但我們都很贊同。對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來說，可能只是因為從派克街到勞維爾路程太長的緣故，畢竟他還要上班。我相信母親為了重溫青春記憶做了很多準備，可隨著時間的流逝，新鮮牛排對我們也不再具有誘惑力了。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其實很想加入我們的露營活動中，但沒什麼好藉口收回自己之前留在辛辛那提的決定。我曾經給他去信講述這裡的食譜問題，這是唯一比較好的藉口，他就可以給我們挑些吃食然後親自送來勞維爾，這樣就不會被大家看作是缺乏毅力。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去比伯雜貨店買了個大型旅行箱，裝上他想得到的各種美食，有些是我向他提起過的吃食，然後帶上箱子來到勞維爾。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到的時候，太陽已經下山。我們一起泛舟湖上，奮力劃了一陣後，很快到達了湖中央。他突然扔下手中的船槳，從口袋裡掏出一封信，笑著把信遞給了我，然後什麼也沒說，拿起槳繼續往前劃。展開一看我才知道他父親阿方索·塔夫脫法官已經從維也納調到聖彼得堡任公使。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去信告知他父親我們訂婚的事，以及他打算整個夏天留在鎮上工作，一心撲在事業上，儘可能多攢錢的計劃。我手裡拿著的正是他父親的回信。 阿方索·塔夫脫法官在信中對我多有溢美之詞，並向我表達了最熱烈的祝賀和祝願。信的結尾則對兒子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暑期留在辛辛那提的決定稱讚有加，並認為「自己能照顧自己是一件再好不過的事，而且暑期不僅可以獲得寧靜，還可以因為待在家裡而攢下一大筆錢，我也很高興你越來越堅強能幹了」。自從威廉·霍華德·塔夫脫來了勞維爾，我們在芬東家度過的夏天就變得愉快起來。 父親送了塊極好的地給我。這塊地靠近麥克米蘭頂頭的採石場，風景很好，從這裡可以將俄亥俄河及其周邊鄉村的美景盡收眼底。我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決定在這裡建棟自己的房子，蜜月旅行回來後就能入住。因此，婚禮前的冬天我們一直忙於和建築師討論圖紙，討論承包商的評估和所有其他令人著迷的房屋設計的細節。我想我們最後敲定的房屋設計方案既滿足了高雅品位又不乏現代化和舒適。 我們選擇出國蜜月旅行，這也是我夢寐以求的異域之行。我們乘坐的「切斯特之城」號遊輪是因曼公司最老的船。之所以做此選擇，是因為「切斯特之城」號是因曼公司最便宜的遊輪，很適合我們當時的經濟狀況。但令人吃驚的是，我們幾乎是唯一自願選擇這艘遊輪的遊客，其他人可能是因為某種不幸事件而不得不乘坐這艘船。有一個人因為必須騰出時間看牙醫錯過了「日耳曼」號。還有一個乘客正準備乘「大不列顛」號出發時，收到法院傳票。這兩艘船都是當時大西洋上最有名的航船，比「切斯特之城」號受歡迎得多。特別荒謬的是，兩位乘客覺得乘「切斯特之城」號有失顏面，因此得羅織些理由。我們不覺得有什麼羞恥，絕不會因為過於挑剔舒適而放棄快樂。此外，我們很高興地意識到，這樣可以省下不少錢，等到了國外再花豈不更好？ 俄亥俄河 整個旅程充滿樂趣。我們在英格蘭遊玩了大半個夏天，參觀了倫敦和許多天主教小鎮。從荷蘭到巴黎是我們前往歐洲大陸的唯一旅程。我記得我在阿姆斯特丹買了些古舊的代爾夫特陶瓷盤子，因為體積太大，沒法放進隨身的旅行箱，於是又買了個柳條籃專門裝盤子。之後這些盤子成了我們手提行李的一部分。這件事讓我和丈夫對什麼是旅行的真正目的產生了一些分歧。旅途中我丈夫不停地嘮叨：「提著這該死的玩意逛遍歐洲，別等到了辛辛那提又全成了碎片。」一語成讖，歐洲旅行期間，他一直提著籃子，等到了紐約，我們委託一家公司將籃子託運回辛辛那提。結果可想而知，我們在辛辛那提打開籃子後看見的只是成套的碎片，只有專業人員才能拼接好。這些碎片居然成了紀念品，我丈夫認為它記錄了我們之間第一次不愉快的經歷。 從辛辛那提出發到返程，整整一百天的旅程，花費了一千美元，每人每天五美元。我可以打賭，如今不可能做到了，哪怕像我們這樣精明的人也做不到。 兩年後的出國旅行完全不同，我們完全沉迷於音樂。先去拜羅伊特參加瓦格納音樂節，欣賞華麗的歌劇表演《帕西法爾》[22]和《名歌手》，隨後又去了慕尼黑欣賞歌劇和音樂會。威廉·霍華德·塔夫脫忍無可忍，最後提出抗議，我才就此罷休。 巴黎 阿姆斯特丹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說他聽了太多音樂，一點也不亞於大人物。可是旅行所獲得的東西遠比日夜不停地聽交響樂和歌劇多。 因此，我們又去了義大利。具有貝德克風格的羅馬和佛羅倫薩就在我們眼前。抵達羅馬時，我們翻看旅遊指南後發現，人們說羅馬不利於健康簡直是無稽之談。相反，一年四季，除了八月的前兩周不宜參觀羅馬，其他時間都很好。我們恰巧就是在這個時候去羅馬旅行的。 蜜月結束到家時，我們的房屋依然沒有完工。不得已，我們只能和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父母一起在奧本山山腳下的老房子裡住了一個月。老房子很不錯，面積大約有三英畝，但房子處在附近工廠煙囪的下風處，周圍空氣里滿是煤煙。奧本山像個岬角一樣矗立在城市一角，煤煙正好和房子齊平，空氣能把很遠的煤煙帶到房子四周。 羅馬鬥獸場 阿方索·塔夫脫夫婦從歐洲抽身，專程回來參加我們的婚禮。因為阿方索·塔夫脫法官在聖彼得堡生病，一家人憂心忡忡。好在經過一段時間的靜養後，他又重返工作崗位。 我丈夫的父親非常溫和，他的溫和超過我認識的任何人。但同時，他也很堅定，是個做事一定要成功，而且又不失為可愛的人。他豁達大度，慈悲善良，對誰都報以超越常人的同情和理解，結交了很多朋友，他的朋友們也很了解他的性格。 威廉·霍華德·塔夫脫的母親雖然很講究，但為人善良。因此，我做新娘子的那段時光很快樂。阿方索·塔夫脫夫婦創造的家庭氛圍尤其可貴，孩子們沐浴在一種理想而崇高的氛圍中，由此激發孩子們在道德和智思上不斷努力，與家庭設置的準則相一致。阿方索·塔夫脫夫婦帶領下的家庭氛圍很安寧。他們對孩子們的未來充滿信心，這種自信也極大地影響著孩子們對自己未來的判斷。可以說他們內心堅定，知識廣博，善良得體。 我們在一起生活後的一天，我丈夫突然來找我，一臉嚴肅，完全不是以徵求意見的方式對我說： 「內莉[23]，父親不小心惹麻煩了。我希望你能幫他擺脫，別讓他太為難了，你知道怎樣讓他感覺舒服些。事情是這樣的，父親曾經有個信使在華盛頓美軍戰爭部。這人是個很聰明的黑人，當然，他對父親很忠誠。剛才這人在商業街區自己的私家車裡與父親會面。父親還說，他曾經是個很不錯的門房。父親得和他談談，他們之間的確有很多事情得談。這人還說想見見母親，而父親也正好準備回家吃午餐，於是當時就馬上邀請他來家。你知道，對於這種事父親不會考慮太多。他現在在樓下，說突然意識到這事有點麻煩，感覺很抱歉。父親還說如果我能讓你別介意，他就能說服母親。」 我倒是為這種長篇大論又非常細緻的解釋感到開心。我在樓上待了幾分鐘，控制住自己的喜悅之情，然後下樓用餐。我和阿方索·塔夫脫太太都不介意，反倒是因為我的嚴肅莊重，黑人管家傑克遜的表情有些誇張。客人禮節周全，午餐並沒有出現什麼意外。 搬進新宅子之前，我又回派克大街的娘家小住了一段時間。1887年來臨之際，我們住進了自己的房子。儘管房子是依靠分期付款建成的，但非常令人滿意。 註解： [1]　這裡的社區始建於1867年，最初只是個獨立的小村莊，種族和經濟上都很多元化。後來逐漸形成一個時尚社區，許多辛辛那提的名人都居住於此。——譯者注 [2]　奧古斯特·威利（1810—1878），德國早期共產主義運動的主要支持者。1847年，他放棄了貴族頭銜，移民美國，在美國內戰期間成為聯邦軍隊的將軍。——譯者注 [3]　約翰·伯恩哈德·斯塔洛（1823—1900），德裔美國學者、法學家、哲學家和大使。——譯者注 [4]　卡爾·舒茲（1829—1906），美國政治家、記者和改革家。——譯者注 [5]　西奧多·托馬斯（1835—1905），生於德國，美國第一個著名管弦樂指揮家，也是芝加哥交響樂團的創始人和第一個音樂總監。——譯者注 [6]　斯坦利·馬修斯（1824—1889），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譯者注 [7]　曼寧·F.福斯（1824—1899），俄亥俄州律師、法官和軍人。美國內戰期間因英勇作戰而獲得陸軍榮譽勳章。——譯者注 [8]　約翰·威廉姆森·赫倫法官是班傑明·哈里森的大學同學，也是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的律師合伙人。——譯者注 [9]　班傑明·哈里森（1833—1901），美國政治家、律師，1889年至1893年擔任美國第二十三任總統。——譯者注 [10]　一所公立研究型大學。——譯者注 [11]　阿方索·塔夫脫（1810—1891），美國法學家、外交家、政治家、總檢察長，尤里西斯·辛普森·格蘭特總統時期的戰爭部長。——譯者注 [12]　伊薩克·柯林頓·柯林斯（1824—1879），美國法官、政治家。——譯者注 [13]　詹姆斯·霍本（1755—1831），愛爾蘭建築師，以設計白宮而聞名。——譯者注 [14]　馬丁·鮑姆（1765—1831），美國商人和政治家。——譯者注 [15]　大衛·辛頓（1808—1900），生鐵實業家，美國早期最富有的企業家之一。——譯者注 [16]　查爾斯·菲爾普斯·塔夫脫（1843—1929），美國律師、政治家，曾任《辛辛那提時代星報》編輯。——譯者注 [17]　相比三位一體教派，一神教會只相信上帝。——譯者注 [18]　湯姆·坎菲爾（1845—1904），美國律師、共和黨政治領袖。——譯者注 [19]　班傑明·巴特沃斯（1837—1898），美國律師、政治家。——譯者注 [20]　切斯特·艾倫·阿瑟（1829—1886），美國第二十一任總統。——譯者注 [21]　約瑟夫·本森·富勒克（1846—1917），俄亥俄州第三十七任州長，1897年至1909年任美國共和黨參議員。——譯者注 [22]　三幕歌劇，1882年首次公演。——原注 [23]　本書作者海倫·赫倫的暱稱。——譯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