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智慧 · 第十二章 上帝
一、絕對隱私
在個人主義盛行的現代社會所涉及的所有問題中,性和宗教,因為二者在個人信仰與公眾宗教之間的差異,被視為人類信仰中最為私密的事情。如果某人有了一件風流韻事,那屬於他自己的隱私;如果某人用自己的方式解釋他的宗教,那就是他的私事。信仰自由是指:只要你不濫用言論自由的權利讓他人知曉你的個人信仰,你就可以擁有任何形式的信仰。因而,「私密」這個詞的含義就是,性或宗教是你個人的絕對隱私,除非你的這種個人信仰非法侵犯了公眾的本能或傾向於威脅公共的風俗習慣,即教會或婚姻。社會也有本能,一種從根本上來講健全的本能,它能夠自覺意識到對自身有益的事情以及公共秩序的基礎。另一方面,這種帶有明顯保守性的本能,其目的是維持事物的現狀和事物的本來面目,它對於批判性思想的運用有害無益。就宗教而言,對舊有道路的任何偏離都被視為公共威脅,以自己個人的途徑尋求上帝的人會被眾人譏為「無神論者!」這簡直是胡說,因為我發現,思想家中很少有人,確實只有極個別人,不相信上帝的存在。在絕大多數情況下,無神論的意義可以簡單地理解為「反對我所信奉的一神論」(against-my-kind-of-theism),而且每門教派都將自己視為上帝正統觀點的神聖監護人。
例如,愛默生在三十五歲時,曾接到哈佛神學院畢業班的邀請去作一個演講。他接受了邀請,在那兒發表了著名的「神學院演講」,演講的主旨是:「上帝現在存在,並非過去存在;他現在教導世人,並非過去教導世人。」「人們一直在談論他很久以前講過或做過的啟示,好像上帝已經死了一樣。」他鼓勵新牧師「走自己的路」,脫離傳統,通過對人的道德本性的探索去尋求上帝的存在,並且有勇氣說:「我也是個人。」除此之外,愛默生以下的溫情勸誡更是引起了軒然大波,「這一時代已經來臨,所有人都將看到,上帝賜予靈魂的禮物並不是誇張、超強、獨一無二的神聖,而是一種溫馨、自然的美德,像你我擁有的美德一樣,並且與你我所擁有的美德一起存在、發展」。這些言論使整個波士頓陷入恐慌,哈佛當然也陷入了恐慌。神學院院長公開聲明,愛默生不是受神學院院方的邀請,而是受學生的邀請來發表演講的。於是,他的觀點就和一個老婦人,約翰·傑伊·查普曼祖母的鄰居的說法基本上一樣了,波士頓第二教堂的傳教士瘋了。此後的二十七年間,愛默生再也沒有被哈佛邀請作過演講。啊,可愛的哈佛,為什麼它非要離波士頓那麼近呢?正是在這座城市,洛威爾校長後來曾參與了對薩柯和萬澤蒂的譴責事件。我想波士頓並不比其他任何城市更糟糕;同樣的事會在任何山地人的城鎮發生。為什麼哈佛不能掙脫死亡的鐐銬,與任何城市都沒有一絲瓜葛,而只作為一種精神生活在純淨的空氣中,並恢復其精神的自由呢?接下來要說的是,演講風波過後,我在愛默生的《日記》里發現了下述記錄。演講的日期是1838年7月15日;10月19日,愛默生在他自己的日記本里寫道:「很明顯,在爭吵聲中可以斷定,一定在某個地方存在著無神論,可現在唯一的問題是,誰是無神論者呢?」
這就是美國的社會難題,每個人都有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權力,卻又有不將其告知他人的社會責任。正確的做法是,在公共場合可以談論上帝,但如果你有什麼自己的想法,最好別說出來。早在六年前,愛默生就已經辭去了牧師的職務,他認為要想成為一個好牧師就有必要摘掉牧師的頭銜。這只是一個關乎形式的問題。他逐漸意識到,最後的晚餐從不意味著永久的慶祝,經過與自己的良知多次鬥爭後,他感到必須辭職,因為他不能再帶著罪惡去接受聖餐。愛默生已經為自己發現了一個更偉大的真理,即個人的無限性。41他宣稱,在我們中間就存在著神,這是一條如同《聖經》和《奧義書》一樣古老的教義。愛默生的言論不僅震驚了布雷特街和波士頓,還震驚了整個新英格蘭。除了我們是上帝的子民以外,我不知道新約還教了我們什麼。這些言論極大地震驚了他在劍橋和波士頓的同代人,讓他們無法接受。布雷特街和斯忒特街所有的基督徒都在憤怒地高喊:「你是不是想說《聖經》上說的是錯的?你這個異教徒,無神論者!」
自由的教會!我們何時才能擁有?什麼時候美國才能敲碎宗教信條的外殼?什麼時候信仰的花園才能被獨立探索的自由精神之泉灌溉?什麼時候人們再一次懷著追求帶來的越來越強的喜悅感,在聖賢的幫助下,為發現神的真理的新鮮、生動之美而努力?如果神職人員能夠拿出修復他的別克或斯杜德貝克轎車的十分之一的熱情,努力使宗教發展下去並永葆新鮮氣息,那麼,宗教就可以再次充滿生機,當然現在不是這樣,神職人員很清楚這一點。但是這種革新的前景很暗淡。自從班傑明·富蘭克林寫下那篇要求國會通過美國憲法的講話以來,情況就沒有什麼改觀。「因此,隨著年齡的增長,我就越發容易懷疑自己對別人的評價。的確,大部分人,以及大部分宗教派別,都認為他們擁有全部的真理,無論別人持有什麼觀點,只要與他們不一致,肯定就是錯的。新教徒斯替爾在獻詞中告訴教皇,我們兩個教會在有關教義的確定性這一觀點上的唯一區別是,天主教會是不會錯的,英格蘭教會是從來不會錯的。但是,儘管許多人像認為他們自己絕對無錯誤一樣高度認為他們的教義絕對無錯誤,但很少有人像某個法國女士在與她的姐妹爭吵時那樣,如此自然地表露出來,她說:『我只認為我是對的,我永遠是對的。我認為只有我是永遠正確的。』」
於是,信仰自由成了一件滑稽的事情。它幾乎變成了一個定式:我相信我所想的,你也有自由相信你所想的,但是,你不曾讓我知道你所想的,或者我會視你為信仰與共和國的敵人。因此,現代教會的兩難處境必將繼續下去,並將永遠存在。難道還沒有人發現,上帝被過度保護了?
二、我們對上帝卑下的看法
在有關信仰的所有不和諧聲音中,或者說在私人信仰和公共宗教之間的不和諧聲音中,有關上帝的論調是最悲哀的,它給我們的內心帶來了極大的不適感。這就是現代知識分子有時忌妒異教世界的原因,在異教世界裡,人的內在信仰與公眾崇拜的外在形式是一致的。批判性思維是不大可能支持這一論調的。我想這沉默的僵局,即每個人有他自己的個人信仰並尊重別人的信仰,將會持續下去。到底什麼地方錯了?毫無疑問,對加爾文教義的反抗一定是整個事情中最重要的部分。完全墮落的加爾文教義過去和現在均與現代人對身體的尊敬和了解之間存在很大分歧,或者,我們是否可以說,與現代肉慾的過分炫耀有著分歧,並由此產生了外在信仰和內心罪惡的衝突。因此,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奇妙的「單馬車」,這「助祭的傑作」才沒有損壞到分崩離析的地步;在加爾文宏偉的邏輯結構的裝置中,其零件神奇的鳩尾榫是如此完美,每個零件都是一樣的結實,但是在1855年11月的一天,像那首詩告訴我們的那樣,它整個地融化了——被歲月損毀了。沉默中唯一令人感到不適的事情是,人們會認為那幽靈般的單馬車將永遠地走下去,沒有人會公開宣稱它已經消失了,融化了,蒸發了。
星期天的早上,在紐約的公寓裡,我打開收音機,非常想聽一聽空中傳道的節目。收音機中正播放著貝多芬歌頌上帝榮耀的交響樂,從這個台轉開,我聽到一個憤怒、偽善的鼻音,顫抖著,指責著,痛罵著罪惡,像比利·森戴(Billy Sunday)重生。那是加爾文本人在傳道。可是我並不喜歡加爾文,也不喜歡柯立芝的思想,只是自言自語道:「啊,他在反對它。」然後調回到貝多芬的頻道。我想我並不孤單,很多人會和我有同感。在禮拜時存在著太多對罪惡特有的冥想,以至於如某人所說,每個從教堂里出來的人都應該為自己感到羞愧。如果有人對我說:「和我去教堂吧,你會覺得自己是個更優秀的人。」我就會和他去。但如果我知道當我從教堂出來的時候,會感覺比以前更邪惡並因此而鄙視自己,那我就不會去。是的,那種在鄉村集市上出售專利藥品時顫聲叫喊的腔調是不會有用的。今天,你不能靠拿地獄與毀滅嚇唬人而推銷宗教;那需要一種更溫和、客觀的態度。再者,我們的四周已經圍滿了現代心理學家提出的眾多情結,缺少傳道者額外兜售的有罪情結,我們也可以做得很好。毫無疑問,傳道者在無法提供一個簡便易行的治療方法的情形下,肯定不會在你的心裡建立原罪的有罪情結。顯而易見的真理是,你不能恐嚇人們去熱愛憤怒的加爾文上帝。
也許,事情發生的時間比加爾文時代更久遠一些,其根源可以追溯到大約兩千年以前人們所擁有並傳給我們的相當卑下的看法。在我們某些最堅定的公眾信仰里存在著返祖現象。人類繼續發展著,但是年代久遠的信仰仍然未被放棄,還很有生命力。當人類還在吃生肉時,上帝最初也被認為是喜歡鮮血的味道。但是,在人類發現火已經很久以後,上帝還是被認為喜歡茹毛飲血。人們過去認為,現在有時也這樣認為,取悅上帝的最佳方式就是給上帝敬奉某人的鮮血;上帝被想像成吃人的野人,像人類自己一樣。當人類開始產生新的想法,即上帝也許和人一樣也喜歡烤肉時,成百上千年已經過去了。對於類人猿為它們自己創造的眾神,克勞倫斯·戴伊的史前先知再次進行思考。對此,還是超然一點為好。
猿族的眾神42
克勞倫斯·戴伊
想像一下你正在觀看一群猿猴在森林裡玩耍。它們時而十分勇敢、自大自誇,時而又充滿恐懼,是所有智慧種群中情感最脆弱的一群,它們一直努力吸引某種更大動物的注意,只有被注意了它們才會真正高興起來——當你注視著它們並了解到它們的這些習性時,難道你還不明白他們的明顯意圖?它們一定要去發明被稱為神的東西。此時,不要去想是否有眾神的存在,而是想一下這些生命是多麼殷切地要去發明他們。(不是等著去發現他們。)由於自信不足,它們無法忍受單獨面對生活的困境。由於無法自我滿足,它們必須尋求其他形式的支持。正是這些急迫的需要催促著這些靈長類動物,藉助每個能夠用來拼湊它們目的的真理碎片,藉助那些因為形象龐大而影響它們的意象,不斷地建造眾神,以支撐它們的靈魂。
在那個時代,眾神會成為怎樣的群體呢!他們一個個都是臉上長滿鬍鬚的老猿,開始在虛幻的時空中建造宇宙,猶如魔術師從帽子中抓出兔子一樣(正如虛幻的時空,帽子並不存在)。在創造了巨大的恆星和行星,並將最遙遠的天空裝滿星星之後,一個神會轉過身來並渴望享受烤肉的香味,另一個神會召集沙漠部落進行「聖」戰,而第三個神將為離婚或舞蹈而傷心。
任何一群猿曾經想像出來的眾神,從森林裡的小木頭偶像到最強大的精靈,不管他們有多大的不同,都擁有一個共同的特徵:就是時刻準備著暫時放下所有的宇宙事物,將他們的思想集中於遙遠的稱為地球的小球上,對任何個人崇拜者的痛苦或渴望立即表示全部的、永遠的、全神貫注的關切—時刻準備著去關注那個將要睡覺的傢伙。這將為猿的心靈帶來無法形容的慰藉;而疏忽了這一責任的神將不會持續很久,不管他在其他方面是多麼勝任。
但凡事都必須講究回報。因為,宇宙的創造者,當它們注視他時,也需要關注;他喜歡猿們對他的恭順和注意,否則,他自然會變得憤怒起來;如果不發怒的話,他是最寬宏大量的了。從而產生了祈禱和讚美詩,產生了與這個高貴親屬溝通的古怪、茫然的企圖。
渴望與眾神溝通是一個高尚的願望,但是這一渴望卻很難通過不明確的宗教信條實現。與高高在上、沉默寡言的生命狀態交往,猿們試圖將他們設想為物質形式。它們將會產生信仰,比如,它們會對天堂內的室內陳設和居所產生信仰。這是為什麼呢?嗨,在它們自己不是先知的情況下幫助人類擁有宗教觀念——從任何「宗教的」真實意義上來說,這都是一個不可能實施的計劃……
這個種族在建立宗教時會遇到什麼障礙呢?最大的障礙是:它們擁有如此微弱的心靈力量。它們思想的過度活躍會阻礙這種力量的產生,或使這種力量變得遲鈍。某一天,這個種族與自然的接觸將會比它們的狗還少。它們會用羅盤替換它們曾經擁有的先天的方向感。因為,鼓勵對它們頭腦不停的廉價使用,它們將會失去天然直覺、預感和安寧等諸多天賦。
這種心靈力量的缺乏對它們的洞察力與內心安寧會產生負面影響;因為,處於活躍狀態的頭腦不易接受新思想,很少能夠或永遠無法獲得內心的溫情與安寧。
然而,這些永不停息的思想會有一個用途:它們最終會通過自己發明的宗教去觀察世界。
可是,歲月將在這一過程的重複中逝去。
猿的信條不是那麼難以看破。當創建宗教的時候,它們會非常忙亂,以至於對它們聖人產生的幻象無法從容地進行嚴格的測試。而且,它們自己的想像力相當貧乏,以至於任何一種幻象都會使它們感到敬畏;因此,自然而然,它們會認為任何幻象都是有效的。於是,它們迅捷而豐富的創造力將開始發揮作用,從它們曾經夢想出來的幻象里杜撰出最原始的信條。
接下來,它們會期望每個人都去相信少數人看到的任何事物,其脆弱的根據就是,如果你只是試著相信一件事情,你就會覺得它是真實的。這些宗教是代理性的;只有它們的先知自己可以看見上帝,其他人則應當由先知們引見給上帝。這些「信仰者」將缺乏任何屬於自己的見解。
現在,一名間接的信仰者隔著一段距離被神靈的氣息激起一股熱情—如果有一點熱情的話—他想要了解他所接受信仰的精確定義。沒有任何幻象去遵循,他需要清楚的戒律。他會一直努力使信條具體化,而這很明顯是致命的。因為,隨著時間的推移,真理新的、更深遠的層面會被發現,而它們很少會或從不會適合不變的信條。
一次又一次,這將成為一個程序:一個神聖的重要人物將會誕生;他將會發現新的真理;然後被殺死。他的新真理不僅不會適合死板的信條,而且會堅決否定其中任何錯誤的結論。於是,這位先知將被殺死。
然而,他的真理具有強大的力量,也會扼殺掉刻板的信條。
於是,人們所能信仰的唯有那死去的先知。
於是,他會被幾代人通情達理地膜拜。但是,他的祭司會覺得這還不夠;他必須被不加評判地膜拜:不加入任何評判,來自他的無論什麼啟示,都是全部的真理。對於他的某些啟示,人們自己將會斷章取義;從最樂觀的角度看,他的啟示不是最終結論;然而它還是會被當做固定的信條並被賦予他的名字。但凡真理總會被賦予他的名字。從此之後,所有尋求真理的人所發現的必定只會是他名下的真理,否則將不會成為他的「追隨者」。(作為他的共同探求者也不行。)祭司將永遠仇視任何在探求真理的道路上走得更遠的新先知。他們的看法是,他們的先知發現了真理,因而便終結了發現真理的過程。相信他說的就行了,事情就此結束,不需要再尋找更多的真理了。
相信對宇宙的探索已經有了完美的結局,這真是一件令人欣慰的事情。
於是,這一探索真理的模式將會越來越穩定。因而,新的真理一旦產生,就只能將其打破。然後,人們會感到困惑與幻滅,而文明將會隨之傾覆。
如此這般,每個循環周而復始。只要人們將謬誤與每個先知產生的幻象混雜在一起,二者就將消亡,而任何建立其上的文明必將隨之消亡。
[《人猿世界》(第16、17章)]
三、關於黑色的隨筆
不言而喻,一個很清楚的事實就是,現代基督教經常被描繪成某種黑色(邪惡)的東西,而現代人並不喜歡黑色。在你向人們宣傳認罪的意識之前,是不能先向人們說教救贖的,好比要推銷你的藥,必須使人們承認身患疾病。完全出於本能,傳教士一直在非洲、亞洲和南太平洋群島做著這樣的事情;對赤裸的意識越強,印花棉布的銷路就越好,於是塔希提島的裙子越來越長,而紐約的裙子卻越來越短。隨之,罪惡的意識在紐約變得越來越弱,而在塔希提島越來越強烈,如果傳教士沒有錯,塔希提島終有一天會成為宗教的堡壘。我不會像經濟歷史學家走得那樣遠,將其解釋為印花棉布的自然運動。然而,「比基尼」泳裝還是以迅猛之勢回到了紐約。
我們滿腦子裝的全是現代意識的難題。這裡,我指的是普通人對宗教或教會的態度問題。這正是神職人員必須探討的問題,假如他具有一點實驗精神的話。就教義的條文等方面,對人們的個人信仰進行一項蓋洛普民意調查,我們就可以從他們的信件和日記中研究過去的男人和女人們信仰的是什麼。因而,對我來說,搞清楚愛默生太太的想法比了解她丈夫的想法顯得尤為重要;也就是說,私下裡她對她的丈夫就她的家庭私事隨便而又坦率地說了什麼。此時此地的利迪安·愛默生並不僅僅是利迪安·愛默生;我認為,她是一個普通的女人,有著本能的宗教感,願意去信仰,但很困惑。愛默生在他的《日記》里曾寫下短短的一行文字,也許會讓所有的神職人員膽戰心驚,「利迪安說,星期天去教堂是邪惡的」。43如果利迪安說的只是她自己的感覺,那倒沒有什麼關係;如果她說的是其他許多婦女當時或現在的感受,那就意義重大了。如果真的意義重大,那麼問題是,是什麼使得利迪安·愛默生和其他許多人用她的方式去感受?這種一致性似乎只有一種解釋——某種黑色(邪惡)的東西。根據風趣詼諧的班傑明·富蘭克林所說,那正是一個白人教堂中的布道留給一個印第安人的印象,那個印第安人偶然進入正在做禮拜的教堂,根本聽不懂用英語進行的布道。那個印第安人看到的只是,一個「穿著黑衣的人」開始「非常生氣」地向人們講話。我們還是讓富蘭克林講這個故事吧,它選自富蘭克林最好的諷刺作品之一。康拉德·威斯(Conrad Weiser),一個印第安翻譯,向富蘭克林講述了這樣一個故事:他是怎麼和卡那薩提哥談的,卡那薩提哥絲毫弄不明白聽到的星期天布道,只是猜測布道的目的是要在河狸皮的價格上矇騙他。
卡那薩提哥對白人布道的印象
班傑明·富蘭克林
康拉德回答了他所有的問題;當講道聲開始變弱時,那個印第安人接著問:「康拉德,你和白人一起生活了很久,了解他們的風俗習慣;我有時也會到奧爾巴尼待上一段時間,並注意到,每過七天,他們就關了他們的商店,然後聚集在大房子裡;告訴我這是為什麼?他們在那裡幹什麼呢?」「他們只是聚在一起,」康拉德說,「聆聽和學習好的東西。」「我不懷疑,」印第安人說,「他們就是這麼告訴你的;他們告訴過我同樣的事情;可是我懷疑他們說的是不是真的,我會告訴你我的理由。最近,我去奧爾巴尼賣毛皮,同時購買毛毯、刀、火藥、羅姆酒等。你知道,一般我都會和漢斯·漢森交易;這次我想試試其他的商人。但是,我最先找的還是漢斯,問他河狸皮毛是怎麼個價兒。他說他不會給我超過四先令一磅;『但是,』他說,『我現在不能談生意;今天是我們聚在一起學習好東西的日子,我要去參加這次聚會。』於是,我自言自語:『既然今天我們什麼生意也做不成,我也可以去參加那個聚會。』然後我就和他一起去了。那裡站著一個一身黑衣的人,開始非常生氣地對人們講話。我聽不懂他講的是什麼;但是,我感覺到他老看我和漢森,我猜他一定不高興看到我在那裡;於是我就出去了,在房子旁邊坐著,打著火,點燃我的菸斗,等著聚會結束。我想,那個人在講話時提到了河狸皮毛的事,而且我懷疑這可能就是他們聚會的主題。於是,當他們出來的時候,我走向我的商人。『那麼,漢斯,』我說,『我希望你已經同意給我超過每磅四先令的價錢。』『不,』他說,『我不能給你那麼多;我最多給你三先令六便士。』我於是去問其他幾個經銷商,可他們都以一個腔調說話——三先令六便士——三先令六便士。對我來說,這再清楚不過了,我的懷疑是對的;而且,不管他們裝成什麼,說什麼聚會是學好東西,他們的真實目的是商量如何在河狸皮毛價格上欺騙印第安人。只要稍微想一下,康拉德,你就一定會同意我的觀點。如果他們如此經常聚集起來學習好東西,他們當然在這次之前就已經學了一些。可他們還是這麼愚昧無知。你知道我們的做法。如果一個白人從我們鄉下經過,來到我們的屋裡,我們都像我對待你一樣對待他;如果他身上濕了,我們會給他弄乾,如果他覺得冷,我們會給他溫暖,我們給他肉吃給他水喝,這樣可以緩解他的饑渴;然後,我們會鋪上柔軟的皮毛讓他休息、睡覺;我們不要求任何回報。但是,如果我在奧爾巴尼進入一個白人的家,向他們要吃的喝的,他們會說:『錢呢?』如果我沒有錢,他們就說:『滾出去,你這條印第安狗。』你瞧,他們連一點好東西都沒有學到,我們不需要聚會讓別人講課,因為我們的母親在我們還是小孩子的時候就教育我們;所以,他們的聚會不可能像他們所宣揚的那樣,是為了那個目的,也不會有那樣的效果;他們只是在琢磨著怎樣在河狸皮毛的價格上欺騙印第安人。」
[《有關北美原始人的評論》]
富蘭克林的這篇作品出版於1784年,我聽收音機布道是在1947年,這麼多年來,儘管文字表達方面有了很大的改變,好像講道風格上的黑色基調並沒有什麼根本性的變化。我的觀點是,如果在你連一個字都弄不懂的情形下,一次布道聽起來很糟糕,那麼,即使你聽懂了,對這次布道的感覺也不會有什麼好轉。
為什麼它顯得那麼悲觀,我指的是本應「快樂的消息」?梭羅也在《日記》里記錄了很小的時候「在學校禮堂里對神膜拜」的經歷:「在陰暗的地方或地牢里,那些話也許可能生根並生長,但在光天化日裡講,他們的喊叫聲明顯地變得嘶啞了。通過這個窗口,我可以將書面表達與布道用詞進行一下比較:靈魂深處,在哭泣,嗚咽,咬牙切齒;而表面上,莊稼地和蚱蜢,直接揭露了那些謊言。」44
這段話透露出明顯的「邪惡」思想。它一定會給人一種同樣的封閉感覺,一種溫室與人工栽培的感覺,因此,奧利弗·溫德爾·霍姆斯解釋說:「我不是教會的人——我不相信在花盆裡可以種出橡樹來……你可以隨便講,講多少都行——一個人的成長主要是受到宗教的影響。」45聽聽林肯夫人怎麼說的吧。在有信仰和去教堂之間暗含的差別是微弱的。瑪麗·托德自己也去教堂,她的社會本能是強烈的。她這樣談論她的丈夫:「林肯先生沒有普通字義上的信仰和希望。他從不參加教會;但我仍然相信,他天生是一個宗教信仰者。他初次思考這個問題大概是在我們的兒子威利去世的時候,他去葛底斯堡那段時間裡他思考的更多;但那只是他本性里的某種詩意的東西,他從來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基督徒。」46如今,似乎再也不可能通過去數教堂里的人頭來確定今天這個時代到底是有宗教信仰的還是無宗教信仰的。對我來說,通過數去教堂的人數來確定這是個無宗教信仰的時代說明不了任何問題;我星期天不去教堂,我的許多信教的朋友,不管是男人還是女人,他們抱著對生活、上帝和同胞的虔敬的態度真實地活著,而他們也不去教堂。
但是從藝術角度來看,教堂地位的最佳圖畫是由戴維·格雷森在《友誼之路》中描繪的。我之所以說從藝術角度來看,是因為那個身披黑斗篷、戴著黑帽子、繫著黑領結、穿著黑褲子黑鞋、拿著黑色的書的幽靈,以那麼強烈的衝擊力,在如此美麗、無與倫比、歡欣鼓舞的春光中出現。同時,它也是一幅畫和一種寫照,我將它擺放在這裡,是因為它反映出格雷森典型的、充滿魅力的世界。
春日裡的星期天
戴維·格雷森
遠足中最主要的快樂之一就是,沒有哪兩天存在哪怕一丁點的相同之處——甚至每兩小時都不一樣;有時,一天以平靜的方式開始,在結束時卻充滿最激動人心的事件。
那確實是一個完美的春日裡的星期天,我告別了我的朋友,威德爾夫婦,再次走向開闊的田野。它像我生命中任何一個安息日的早晨那樣平靜地開始了,可它又是怎樣結束的呀!那天的路上,在不經意間,我有了一次豐富的探險經歷,我迅速地把它記錄了下來;那是我行走上千英里的路程才可能碰到的一次經歷。
它為什麼會是這樣的呢?我實在給不出什麼合適的理由,但是,春日裡星期天的早晨——至少在我們這裡的鄉下——好似穿上了安息日的服裝,有一種神聖的安詳的氣氛。溫暖、輕柔、清澈,特別是,那無限的寧靜。
這就是那個星期天的早晨;我剛一走出門來,馬上就折服於那醉人心脾的氛圍。通常,我走起路來步履匆匆,我喜歡快速運動的感覺以及快速運動給我的身體和思想帶來的刺激;可那個早上,我發現自己在懶散地閒逛,向四周瞭望著,欣賞著大自然中不重要的、靜悄悄的景致。這是一片樹林密布的鄉野,在那裡我發現了自我,我很快走向踩踏出來的小路,走向森林和田地。那裡的地面上幾乎長滿了唐松草,像山坡上綠色的影子,雖沒有長籽,但已繁茂成蔭。在草場上生長的高高的綠草中,顯露著黃色的七瓣蓮,菖蒲沿著池塘濕軟的岸邊開放著。紫羅蘭花已經凋謝了,但野天竺葵花和成排的野豌豆花則相繼綻放……
在這個星期天的午前時分,我在田野和樹林裡閒逛了很久,絲毫也沒有察覺到,我身邊已然出現了許多意想不到的事,而且還有更大的事情即將發生。我當然知道,必須去找一個過夜的地方了,這在星期天也許是很困難的事,我已經花了整個午前的時間,恰似一個人花掉他不朽的青春——帶著對未來極度的漠視。
午後時分——太陽升得很高,天氣變得更溫暖了——我離開小路,爬上一座迷人的小山,我選了一片被蘋果樹樹蔭籠罩的草地,躺在那裡看著上面枝丫斑駁的影子。柔和的風兒吹在我的臉上;草叢裡野花中傳出蜜蜂的嗡嗡聲,稍稍轉一下頭,就可以看見朵朵白雲,高高地、緩慢地飄過纖塵不染的藍天。還有那春天田野的氣味!——已經體驗過它的人,哪怕只有一次,確實可以死而無憾了。
人類用各種不同的方式崇拜上帝:在安息日的中午,當我靜靜地躺在溫暖的日光里,我覺得自己真正在崇拜著上帝。那個星期天的上午,說不清為什麼,我周圍的所有事物好像都成了奇蹟——一種只有在上帝露面時才能令人感激地接受和理解的奇蹟。那個上午,我還有另一個奇妙、深刻的感覺,這種感覺在我生命中其他幾次寶貴的體驗中曾經有過——當我試圖記錄下人類心靈中那深深、深深的東西時,我總是猶豫不決——一種無限真實的感覺,那就是,如果我很快地轉一下頭,我會真的看見那個無所不在的上帝……
我所認識的少數幾種鳥中,有一種鳥兒叫綠鵑,在那個長長的中午,它不停地歌唱。安靜的樹林裡,只有綠鵑的歌聲在迴蕩。你看不到它;你發現不了它;可你知道它就在那裡。它的歌聲充滿野性,又有些害羞和神秘。不時地,它縈繞著你,宛若一些往昔歡樂的回憶。那一天,我聽到了綠鵑的歌唱……
我不知道在樹下的草地上躺了多久,但不久我聽到,從不太遠的地方傳來教堂的鐘聲。這是為這一帶的農夫做下午的禮拜敲響的鐘聲;在夏天,禮拜經常在下午舉行,替代早上和晚上的禮拜。
「我覺得我會去看看。」我說。我承認,我首先想到的是那些可能在那裡遇到的有趣的人。
但是,當我坐起來向四下看時,那種渴望又消退了。我從袋子裡翻出了我的錫質哨子,馬上就開始練習吹奏一首叫做《甜蜜的阿夫頓》的曲子,那是我在小時候學的;當我吹奏時,我的情緒發生了迅速的變化,我開始嘲笑自己是一個可悲的嚴肅的人,並且開始思考合適的話語去描述我吹哨子的可惡企圖。我應該找個人陪我逗逗樂,解解悶。
很久以前,我說過一句箴言,是關於男孩的:無論在什麼地方,尋找一個男孩為伴。當你搖一棵櫻桃樹時,如果有一個小男孩掉下來,千萬不要吃驚;當你一個人靜心沉思時,如果發現有個男孩正從柵欄的角落看著你,千萬不要感到不安。
我已經很長時間沒有吹口哨了,這時,我看到兩個男孩正從路邊的灌木叢里看我;一會兒,又有兩個男孩出現了。
很快,我奏起了《向喬治亞進軍》,並且開始用最生動的方式點著頭,敲打著腳趾。不一會兒,一個男孩爬上了柵欄,然後是另一個,然後是第三個。我繼續演奏。第四個男孩,是個小傢伙,冒險爬上了柵欄。
這些少年都有著天真爛漫的面容,長著亞麻色的頭髮,都穿著星期天做禮拜的衣服。
「真是不幸,」我將哨子從嘴唇上拿開說,「這麼暖和的星期天還得穿著鞋和長襪子。」
「你敢打賭是這樣嗎!」膽大的頭兒說。
「既然這樣,」我說,「我就奏一首《揚基歌》吧。」
我演奏著。所有的少年,包括那個小傢伙都圍了上來,其中的兩個十分熟練地坐到草地上。我從來沒有過如此專心的聽眾。我不知道接著會發生什麼有意思的事情,因為那個坐得最近的膽大的頭兒,開始連珠炮似的問起了問題,這是一個危險的信號——如果不被穿著黑衣的幽靈打斷的話,我真不知道接著會發生什麼。當我們正在演奏《揚基歌》的時候,它出現在我們的面前,出現在下午明媚的陽光下。最初,我看到黑帽子的圓頂從小丘的邊緣升起。接著,很快是黑色的領結,然後是長長的黑外衣、黑褲子,最後是黑色的鞋子。我承認我確實感到震驚,但是作為一個有著鋼鐵般神經的人,面對這種情形,我繼續演奏《揚基歌》。儘管由於這種反吸引力的出現,所有四個孩子都向它投去不安的一瞥,我還是抓住了我的聽眾。那個黑色的幽靈,胳膊下夾著一本黑色的書,走得更近了。我仍然繼續演奏著,點著頭,敲打著腳趾。我覺得像一名現代的花衣魔笛手將孩子們從這些現代的山中吹走——將他們從不了解他們的大人身邊吹走。
在幽靈的臉上,我可以看出責備的表情。我不清楚我為何記得這種表情;而且,我剛一開口就為我的輕率而感到歉意。然而,那個在如此無與倫比而又歡欣鼓舞的春日裡穿著陰鬱服裝的人,以一種古怪強烈的急躁情緒影響著我。什麼人有權力在這個單純、快樂的日子和場合如此憂鬱地張望呢?於是,我從嘴唇上拿開哨子,問道:
「上帝死了嗎?」
我將永遠無法忘記掠過這個年輕人臉龐的那種無法形容的恐怖、驚愕的表情。
「你什麼意思,先生?」他用一種嚴厲的、權威的口吻問道,這使我有些吃驚。他此刻的叫喊聲將他的位置提升到超過他本人的高度:那是教會在說話。
我馬上站了起來,對我給他帶來的痛苦表示遺憾;可是,既然我無意中講了不該講的話,我應當向他坦誠地說出心裡的想法,而且此時看來值得這樣做。這樣做有時會救人於危難。
「我沒有要冒犯您的意思,先生,」我說,「我為我剛才的胡言亂語向您表示道歉;但是,當我看到您爬上山的時候,看到您在這麼明媚的日子裡,顯得如此鬱鬱不樂,好像您不贊成上帝的世界似的,那個問題就不知不覺地溜出來了。」
我的話顯然觸及他內心深處不安的感受,因為他問道——他的話好像也是未加思索就說了出來:
「我給你這種印象嗎?」
我發覺我對他產生了極強的同情心。我自言自語道:「這是一個有煩惱的人。」
我長久地注視著他。他是一個還很年輕的人,儘管顯得很老——很憂鬱,我現在看他,倒不如說是憂愁——他長著敏感的嘴唇和脫俗的面容,像人們有時看到的聖人的臉。他的黑色外衣非常整潔,可那破舊的紐扣蓋邊和閃亮的翻領有力地訴說著滄桑歲月里發生的故事。啊,我似乎對他非常熟悉,就好像他生命中的每一個細節都明顯地寫在他高高的、蒼白的前額上!我已經在鄰近的鄉下生活了很久,我認識他——這個鄉下教堂里可憐的苦修者——我知道他是怎樣地呻吟在社區的罪惡下,這片社區太想舒舒服服地將它所有的重負都拋給主,或拋給主所委派的地方代表。我還推斷他來自一個普通的大家庭,掙著很低的薪水(甚至可悲地拿不到任何薪水),並且頻繁地從一地遷到另一地。
那個年輕人下意識地嘆了一口氣,輕輕轉了轉身,以一種低沉、溫和的口氣對我說:
「你把我的孩子們從教堂引到這裡來了。」
「非常抱歉,」我說,「我不會再留他們在這裡了。」我將哨子放到一邊,拿起我的袋子和他們一起向山下走去。
「事實上,」我說,「當我聽到您敲響鐘聲的時候,我自己本來想去教堂的。」
「真的?」他急切地問,「真的嗎?」
顯然,我要去教堂的提議馬上影響了他的情緒。於是,他突然猶豫起來,斜視著我的袋子和我破舊的衣裳。我可以清楚地看出閃過他大腦的想法。
「不,」我微笑著說,好像在回答一個口頭的問題,「我確實不是您所謂的流浪漢。」
他臉紅了。
「我不是那個意思——我希望你來。教堂就是幹這個的。假如我想——」
但是他沒有告訴我他想什麼;儘管他在我的身旁安靜地走著,很明顯他有著深深的困擾。我甚至隱隱感覺到使他氣餒的原因,並且在那一刻,我覺得在我的一生里,我對此人的歉意超過了對任何人的歉意。談談罪人的痛苦!我真想知道,如果把這些痛苦與聖人們的考驗相比,會怎樣呢?
就這樣,我們走進那座白色的小教堂,我敢肯定,我們的到來引起了巨大的轟動。只有在這樣一個固定的機構——教堂里,非同尋常的不速之客才會引起如此的騷動。
我將袋子放在前庭,我確信它是一個引人好奇、可疑得必須予以監視的物品。我在一張合適的教堂長椅上坐下。這是一座小教堂,有一種古怪的家庭氣氛;令人悲哀的是,在聽眾中,老年婦女和兒童所占的比例相當大。作為一個面色紅潤、充滿活力、喜愛野外活動的人,身上帶著生命的風塵,我覺得和這裡明顯地格格不入。
我可以很容易地辨認出助祭、帶來花束的老婦人、婦女縫紉小組的主席,尤其是那個坐在高高座位上的法利賽人首領。那個法利賽人首領——我聽說他的名字是納什,J.H.納什先生(當時,我還不知道我會很快認識他)——那個法利賽人首領是個看起來冷酷無情的傢伙,是一個中年人,長著硬硬的白色的鬍鬚,又小又圓的敏銳的眼睛和一個好鬥的下巴。
「那個人,」我對自己說,「統治著這座教堂。」很快,我發現我把他看成某種煩惱的化身,這種煩惱我曾在牧師的眼睛裡看到過。
我不想詳細描述那次禮拜的情形。顫抖的歌聲里傳出一種令人泄氣的消沉意味,那個傳過募捐盤的神色憂傷的助祭好像已經習慣了失意的感覺。祈禱文里有一種絕望的口氣,聽起來仿佛一隻冰涼的手垂放在一個人鮮活的靈魂之上。它給人這樣一種毀滅,而且這個悲慘的世界裡充滿了同樣悲慘的、心碎的、罪惡的、病態的人們。
布道稍微好一些,因為在這個神色黯然的年輕人身體的某個部位隱藏著神聖之火的火花,但是它被教堂的氣氛極大地減弱了,永遠無法跳出暗淡的光線範圍。·
我發現在整個禮拜過程中有一種無法形容的壓抑。我產生了某種衝動的念頭,想站起身叫喊——喊什麼都行,只要能使這些人受到震驚,讓他們能睜開眼睛看一看真實的生活。真的,儘管我很猶豫要不要將這種衝動記錄下來,但有段時間心中還是充滿了對下面這個既莊嚴又詼諧的風險計劃最生動的想像:
我將走上教堂的走廊,在法利賽人首領的前面就座,用我的手指在他的鼻子下面擺動,並告訴他一兩件關於教堂狀況的事情。
「這裡唯一活著的東西,」我將告訴他,「是那個神色黯然的牧師靈魂深處的火花;而你盡你所能窒息了它。」
並且,我完全下了決心,當他用他的法利賽首領的方式回答我時,我會禮貌地但堅定地把他從座位上挪開,用力地搖他兩三下(只要搖動幾下,人類的靈魂往往就會得救!),將他平放在走廊里,並且——是的——當我向聽眾詳盡地解釋這個情況的時候,就站在他的身上。當我將這個逗笑有趣的計劃只限定在幽默的想像範圍時,我還是確信此類想法可以大大有助於清除這裡的宗教和道德氣氛。
最後,我走出教堂,再次步入下午清澈的陽光里,這時,我有一種奇妙的解脫的感覺。我向微笑的綠色山巒、安靜的曠野和誠實的樹林投去振奮的一瞥,感覺到友好的路就在前方歡迎著我。
[《友誼之路》(四)]
最後,教堂活動結束後,年輕的牧師叫他出來並邀請他去家裡做客。在牧師的家裡,他見到了牧師的妻子,她是一個面容憔悴的女人,而以前她一定有著清秀姣好的容貌,她正站在台階上等著她的丈夫,懷裡抱著個胖乎乎的漂亮嬰兒——那是她的第五個孩子。在那裡,格雷森,在牧師夫人的幫助與支持下,發動了一場偉大的戰鬥,戰鬥中基督徒遇到了亞坡倫,即牧師遇到並擊敗了法利賽人。他的做法是,告訴妻子把廚房裡的姜罐拿來,那裡面裝著她積攢的用來買縫紉機的錢。他數了一下那些硬幣——一共是二十四塊一毛六——又從兜里拿出一塊八毛四,加在一起一共二十六塊,通通交給了納什先生,作為在過去的一年他對教會的捐獻。牧師很實際地告訴他去一個屬於法利賽人的地方度過餘生。他將用他自己的方式管理教會!「噢,我充分了解到他在宗教信仰上出了什麼問題,他是在教會的壓力下,不得不去講道的!那是一種陳腐的、苟延殘喘的、否定並牴觸一切的宗教形式。那是一種將信仰者分化,並使他相信在黑暗力量偽裝下的整個宇宙聯合起來反對他的宗教形式。他需要的是一種振奮人心的新信仰,它肯定並接受外來事物,它充滿喜悅,它能夠感覺到身後歡欣鼓舞的宇宙。」
四、三個偉大的宗教人物
我一直在研究美國一些偉大人物的私人宗教信仰,以及他們如何保持這些信仰,並樂此不疲。我查閱的偉人中,有著名的「第二次就職演說」——那也許是美國政治史上最虔誠的宗教文件——的作者;《獨立宣言》的作者;以及它的更正者,一個迷戀閃電和女人的人。我查閱的幾位偉人當然是林肯、傑弗遜和富蘭克林。在對教會的態度上,他們和瑪麗·托德·林肯不同,但是我認為,他們與利迪安·愛默生、我們普通的男人和女人並沒有什麼不同。
我認為,在美國文學的宗教作品和非宗教作品中,林肯的「第二次就職演講」堪稱最美麗、最動人的花朵,它表達出最真摯、最溫馨的基督教情感。即便是第十遍閱讀下面的幾行文字,又有誰能不被感動呢:「勿以怨恨對待任何人;請將博愛給予所有的人;既然上帝賜予我們光明來洞察正義,就讓我們帶著正義的堅定信念,努力奮鬥,以便更好地完成正在進行的工作;包紮好民族的傷口;關心負擔戰鬥重任的人,關心他的遺孀和他的孤兒——去做在我們之間、在所有民族之間可以實現並珍視公正、持久的和平的所有事情。」小查爾斯·弗朗西斯·亞當斯,亨利·亞當斯的兄弟,曾經在寫給父親的一封信中談及這次演說。他在信中寫道:「您如何評價這次就職演說?那個劈木頭的律師簡直是這個時代的奇人……就職演說以它非凡的樸實與直率震撼著我,我覺得它可以成為這場戰爭的永遠的歷史基調;就職演說里,一個民族似乎在用『粗魯時代』卓越而簡約的言語講話。歐洲人會如何看待這個『粗魯的』統治者的言語呢?對他,他們一直懷有極其傲慢的蔑視情緒。在整個歐洲,沒有一個親王或大臣可以在那種場合歡呼平等。」在人類對上帝的信仰中,這種反映「粗魯時代」的卓越而簡單的情感表達必定有其強壯的根基。有人可能會說:「嘿,那就是最佳的基督教信仰——相信天命和謙遜的美德,並有著對人類缺陷的知覺,以及對正義與同情心的堅定信念。」然而,去分析這一情感是徒勞無益的;全部此類情感必然來自林肯這個人。與之相比,耶利米書和以賽亞書似乎都顯得蒼白無力;只有一些最好的讚美詩才能配得上它那令人艷羨的精神之美,而且還沒有它悲劇般的壯麗。「我們深情地期望——我們熱烈地祈禱——這場給人們帶來巨大痛苦的戰爭可以很快結束。但是,假如上帝要讓戰爭繼續下去,直到二百五十年來奴隸無償勞動所積聚的財富化為烏有,直到被鞭笞所流的每一滴血被刀劍下所流的每一滴血償還完為止,那麼,正如三千年前人們所說的那樣,現在我也一定可以說:『主的裁判是完全正確和公道的。』」
亞伯拉罕·林肯並不是我們所謂的知識分子。他不懂外語;他的律師事務所的合伙人,威廉·H.赫恩登曾訂閱《威斯敏斯特》和《愛丁堡導報》,並將它們放在辦公桌上,但他很少能成功地說服林肯閱讀這兩份報紙。還有斯賓塞和達爾文的作品,以及其他英國科學家的著作。「偶爾,他會突然拿起其中的一本書來,仔細地讀上一會兒,但是,很快他就把書扔下,並說,這本書對一個普通人來說太難以理解了。」47
關於林肯宗教信仰的各項事實是非常奇特的,它們表明了信仰和教條的條文是如何深刻地衝擊著他的那種宗教本性,並對其產生影響卻沒有毀滅它,於是一個默契的君子協定就此達成。關於林肯也有太多相反的證據,使得任何公正的讀者都有可能認為他是一個正統的,或者像林肯夫人講的那樣,「嚴格法律意義上的基督徒」。至少在新塞勒姆的那些日子裡,在充滿活力的青年時代,他總喜歡以他的無神論讓人感到吃驚。他受到湯姆·佩恩《理性的時代》的巨大影響(我必須說明,湯姆·佩恩受到了美國人的冷落,美國人欠他太多)。林肯善於獨立思考;他將信仰寄託於神之天佑、上帝之父性、人類的手足之情和某種不朽的生命之中,但是,他卻捨棄了信仰中的人類原罪、救贖、成文啟示的絕對正確性、奇蹟和未來的賞與罰等內容,正如J.W.費爾所說(林肯首次向他講述了此傳記的細節),這些內容無疑會將他置於「基督教的範圍之外」。「可是,」費爾接著說,「在我看來,這不是正確的定位,因為,他的原則、做法和他全部生命的精神都符合我們普遍認可的基督教教義。」根據赫恩登的記載——我想我們必須相信他的說法——在新塞勒姆的日子裡,林肯曾經寫了一篇長長的隨筆,努力證明《聖經》並不是人類靈感的結晶,耶穌基督也不是上帝的兒子;他將文章帶到店裡,讓大家傳閱並自由討論,還想把它發表。那是在1834年的時候。「當時,他的朋友兼店主,塞繆爾·希爾,也是一名聽眾,他嚴肅地質疑這個不得人心的想法的合理性,而它竟出自像林肯這樣有出息的年輕人,於是,他從林肯手中奪過手稿,塞進了爐膛里。手稿燃燒起來,林肯的政治前途得到了保障。」48我們必須回顧一下克勞倫斯·戴伊就珍稀的精神幻象、無可規避的教義外殼,以及眾多的「間接信仰者」所發表的言論。在人類宗教的全部歷史中,無論什麼時候,只要有人認識到一個神聖的真理,眾猿首先會在肉體上殺死他,然後再在他的周圍培育一種精神上的外殼。林肯是一個十分優秀的劈木工人,他在他的個人信仰和公眾信仰之間作了休戰的安排;他保持了自己的信仰,容忍了其他人的信仰,並且就我所知,在總統競選中,沒有人將無神論者的綽號扔給他。那是因為,當上帝讓他誠實地尋求光明時,他就非常誠實地去尋求光明;他知道上帝與他同在。必須永遠休戰;個人信仰的神聖不可侵犯與擁有那些信仰的權力是建立殖民地的新教徒以及新教本身的原動力。因此,越發讓人捉摸不透的事情是,當愛默生宣稱上帝在人們的內心建造了他的神殿的時候,他卻被一個所謂的新教國家嚴重地誤解,或者說他根本無法得到理解。然而,當林肯晚年對宗教問題保持沉默時,並沒有證據表明他已經修正了自己的觀點並接受了教義。我必須努力證實這樣一種觀點,即「第二次就職演說」的完稿並未得益於宗教教義、而它本身卻離基督教精神的核心內容如此之近。林肯的宗教立場總體上和一神論者西奧多·帕克很接近。他的信仰更加直接。「當我做善事時,我感覺良好;當我做惡事時,我的感覺也就很惡劣,這就是我的宗教。」49林肯認為足夠好的事情,我也認為如此。
班傑明·富蘭克林和托馬斯·傑弗遜生活在18世紀,我們也許可以把他們稱為典型的「自然宗教」的信仰者。那是一個信仰理智的年代;啟蒙運動時期的人們十分相信並希望理智會使一切恢復正常;現代人也信仰理智,但對它可以使一切恢復正常不抱希望。他們是視野開闊的思想家,視野非常開闊的思想家,二人都是如此。富蘭克林更多的算做一位自然科學家,然而,他已經讀過從12世紀到18世紀很多大師的著作,如洛克、沙夫茨伯里、科頓·馬瑟和安東尼·科林斯(他曾對神甫的獨裁主義宣戰),這是現在的許多青年人無法做到的事情。兩個人都是發明家。富蘭克林認識了閃電(他兩次險些觸電而死),發明了避雷針和富蘭克林取暖爐,還發現了墨西哥灣流。他在非常年輕的時候,就創立了費城消防隊、郵政服務和美國哲學學會,甚至還考慮在倫敦開設游泳學校。托馬斯·傑弗遜,他在巴黎時的年輕助手,是一個比富蘭克林更典型的正統學者;他會希臘語、拉丁語、法語、義大利語、西班牙語,不僅創建了弗吉尼亞大學,而且還自己規劃了課程。他喜歡愛比克泰德,但是對柏拉圖卻不能容忍。在尼姆,他站在卡利神殿前,長時間地沉醉於對古典建築的仰慕中,以至於街上的路人認為他是瘋子。可他卻是無花果和橄欖、酒與奶酪以及希臘建築的鑑賞家,他開辦了一家鐵釘廠和一所大學。他是學者、植物學家、動物學家、建築師、自己任命的全權代理人類事務的總觀察員,同時他發明了為富蘭克林的風標配套的轉椅。他是門羅主義的創始人和「小升降機」的發明者。50除了不是一名天生的作家,他幾乎無所不能,包括做一位紳士。他還首先提出了信仰普通人的理念;他沒有起草《獨立宣言》,沒有,他只是為美國人記錄下來他們的所想、所感。他畢其一生追求自由,追求思想、政治和宗教的自由。他編纂了傑弗遜聖經,清除了所有的奇蹟和有爭議的問題,像富蘭克林修改了主禱文一樣。他們是多麼偉大的思想家啊!倘若生活中沒有了《紐約時報》、摩托車和收音機,人們又將作何感想!
我們的設想可以從富蘭克林開始。他大膽地修改主禱文,是為了證明18世紀的理智在起作用。富蘭克林確實沒有對耶穌實際說過什麼提出不同意見,而是對老版本用語的恰當性持有異議,於是他將老版本與「B.F.」(班傑明·富蘭克林)版本進行了對比。舉個例子。老版本中有一句話是,「免除我們的債務,如同我們免除我們債務人(Debtors)的債務」。他注意到,我們的祈禱文使用的既不是《馬太福音》的「Debtors」(債務人),也不是《路加福音》的「indebted-ness」(債務),而是以「那些侵害我們的人」取而代之。富蘭克林冷冰冰地評論說:「也許編纂人認為,在一個貿易國度里,將免除債務人(Debtors)的債務視為基督徒的一種責任是不適宜的想法。」而B.F.版本完全不贊同那句話本身的表述。它「具有某種將我們自己假定為美德的榜樣讓上帝去效仿的感覺。我們希望你能像我們一樣善良;你瞧,我們互相都免了債務,因此我們企求你也能免了我們的債務」51。富蘭克林批判性的思想快樂地、充滿希望地、平靜地發揮著作用。相對於傑弗遜來說,富蘭克林是一位更優秀的作家;他天生就是一位作家,平淡的筆觸、對幽默表達的溫和運用以及偶爾閃現的「惡毒」用語證明了這一點。但是,他特有的清醒頭腦是他那安詳、明澈、愉悅、溫馨的內心世界的唯一反映。富蘭克林總是自得其樂;我認為,他從未因為一些政治、思想或宗教的事情而分神;當他的見解與別人不同時,他會告訴那些英國人並教他們一些「大帝國可能縮小成小帝國的規則」等,並藉此適當地發泄內心的怒氣。在他適當地發泄完怒氣並寫下一篇諷刺作品或與之相似的作品之後,他就又恢復了他的富蘭克林式的平和心態。他的頭腦最突出的品質就是良好的感覺。
情況就是這樣。富蘭克林十分重視現實生活中的道德品行而不是理論上的種種教條,並獨自懷著對偉大上帝的熱烈崇拜以及對人之渺小的良好意識。這就是在《財富之路》和他的整個理論體系中我們所了解的富蘭克林。從童年時期開始,他就受到科頓·馬瑟所著《卜尼法修斯》的很大影響,以至於他的前期作品使用的筆名就是「默默為善」。那時,人們擁有樸實的信仰,即上帝希望我們快樂,並且其中存在著一種相當穩定的倫理道德觀念;因為沒有高尚的道德就沒有快樂,所以上帝也樂於看到我們道德高尚。52沒有什麼比這更費解的了。上帝很高興看到人類生活幸福、美滿。多麼快樂、舒心的哲學呀!至於其他方面,富蘭克林與他那個年代的科學家的看法一致,相信眾多的宇宙中存在著眾多的神,相信由於完美程度的不同存在著不同的「生命等級」,相信我們的上帝創造了我們的太陽系,並總體上照顧我們的幸福生活,相信通過歌唱和讚美詩的方式讚美和崇拜他是正確無誤的,那是我們可以做得很好的事情,諸如對這份生命的禮物和這個壯麗的宇宙表達感激之情,但是在上帝的眼裡我們真是太渺小了,以至於我們「只能這樣想,他,全能的父,並不期望或不要求我們的崇拜和讚美,甚至對此極為不屑」53。事實上,富蘭克林,和今天的克勞倫斯·戴伊一樣,都懷疑上帝會像人們想像的那樣,照顧我們的洗衣店。我曾經聽說一個洗衣店女店主讚美上帝,理由是上帝讓太陽在星期一照耀,那是她的洗衣日——那是對上帝多麼可怕的侮蔑啊!對於全能的上帝,那是怎樣的一種無理性的蠢行,多麼惡劣的異教徒的態度,多麼的無理與放肆呀!由於具有一種良好的意識,富蘭克林達到一種令人愉快的平衡心態。1768年,英國軍隊被派遣到波士頓,富蘭克林在寫給他的英國朋友尊敬的喬治·懷特菲爾德的一封信中說道:「我和你都看到,這裡地上的統治者沒有管理好我們的事務;希望我和你都能相信,那些天上的統治者能夠處理好它們;從某些情況來看,我頗為懷疑,儘管整個宇宙的宏觀管理得到了很好的貫徹執行,我們特有的小事情也許沒有得到充分的關注,只能冒險由著人類自己或是審慎或是魯莽地處理了,而這兩種做法都可能會取得成功。但是,這是一種令人不愉快的想法,我還是丟掉它吧。」
儘管如此,富蘭克林還是一個不願意「干涉別人宗教信仰」的人。在他八十四歲的時候,耶魯大學校長埃茲拉·斯蒂爾斯向富蘭克林索要一幅肖像,想把它和耶魯校董的肖像掛在同一房間裡,並向他詢問他的宗教信仰。在給斯蒂爾斯的旁徵博引的回信中,他用一頁紙簡要地說明了他的宗教信念:他只信仰一個上帝(這是否說明,他的立場與前文所談到的相比發生了改變,從上下文裡看不清楚),信仰天命,信仰另一個生命的不朽和正義,相信「我們對他最令他滿意的侍奉是善待他其他的兒女」。富蘭克林認為,這些內容是所有宗教的基礎。至於拿撒勒城的耶穌,富蘭克林「同大多數英國現代新教徒一樣懷疑他的神性」,然而,他仍然認為信仰耶穌是有益無害的,「假如這一信仰產生很好的結果的話」(幾乎是一種實用主義的措辭)。信的最後是一句意味深長的附言:他不想引起任何輿論的質疑,他的晚年生活需要安寧。「我相信,你不會將我和你交流的任何內容出版,從而讓我暴露在批評和公開譴責之下的。我總是讓別人盡情享受他們自己的宗教情感,而不去評論他們那些對我來說不能容忍,甚至是荒謬的事情。這裡的所有教派——我們有很多種類的教派——都曾經體驗過我的良好意願,我常常通過捐獻的方式幫助他們建造拜神的新場所;並且,因為我從未反對過他們的任何教義,我希望把它們全部帶在身邊,和平地離開這個世界。」
傑弗遜比富蘭克林顯露出更多的他那個年代的理性主義傾向。他的侄子叫彼得·卡爾,也是他的門徒,他負責對他的教育,後來彼得成了他的秘書;他寫給彼得的信最好地體現出這種有特色的傾向,即完全信仰人類的理性天賦,信仰他質疑一切的絕對權力的傾向。總的來說,此意見與現代的自由學者就宗教問題可能給他兒子的忠告沒有什麼太大的不同。只要他不要求彼得·卡爾得出這樣或那樣的結論,就可以認為他採取的是一種實驗的態度,但是,他確實讓他「放棄所有的偏見,並且,不要因為其他任何人或各色人等曾經拒絕或相信過一件事情而去拒絕或相信它」。
你自己的理性是上天賜給你的唯一神諭。
——托馬斯·傑弗遜
親愛的彼得:
……你的理性現在足夠成熟了,你可以審視這個目標了。首先,放棄你所有的偏見而選擇新穎奇特的觀點。在宗教問題上,不要抱有任何形式的偏見。這太重要了,一旦出現錯誤,後果可能會相當嚴重。另一方面,擺脫所有的恐懼與卑下的成見;如果受制於此,脆弱的頭腦只有卑躬屈膝的份兒。讓理性堅守她的位置,讓她裁決每一個事實、每一個觀點。勇敢地質疑一切,甚至是上帝的存在;因為,如果有上帝,他一定更讚許對理性的尊崇,而不是盲目的恐懼……
不要因為擔心其後果而放棄這樣的質詢。如果質詢的結果是相信沒有上帝,你會發現對高尚道德的激勵,這種激勵存在於進行質詢時你所感覺到的舒適和愉快,存在於質詢為你帶來的對其他人的愛。如果你發現有理由相信上帝是存在的,你會感覺到你的一切行動均在他的視線之內,你會意識到他讚許你,這將是一種額外的巨大激勵;如果質詢尚未有結果,對於未來快樂狀態的希冀增強了實現它的欲望;如果那個耶穌也是神,你會因為相信他的幫助和愛心而感到寬慰。為了更好地使你記住,我重複一遍,你必須放棄所有的偏見,並且,不要因為其他任何人或各色人等曾經拒絕或相信過一件事情而去拒絕或相信它。你自己的理性是上天賜給你的唯一神諭,你要負責的並非你的決定是否正確,而是你是否誠實地作出了自己的決定。
托馬斯·傑弗遜給彼得·卡爾的信
巴黎,1787年8月10日
傑弗遜是一個有神論者,也就是說,他是上帝的信仰者,自然世界足以證明這一點,不需要什麼特別的啟示。這在他1823年寫給約翰·亞當斯的信中說得很清楚。(當二人都從政治舞台上退休之後,他倆再次和好,並開始了長期的通信聯繫。54)他闡述了為什麼他相信造物主先存在,而不是無神論者主張的沒有造物主的「世界先存在」,他向亞當斯概括了自然宗教信仰者的普遍觀點,即我們看到「有必要加強監管力度的證據」。因而,他拒絕接受19世紀和20世紀許多唯物主義者的信仰,即世界只是從它自身演化而來,並在「看不見的規律」下運轉。當談及加爾文主義時,他理智的性格顯露無遺。「我永遠也不會同加爾文一起去向他的上帝獻殷勤。的確,他是一位無神論者,而我卻從不會成為他那樣的無神論者;或者準確地說,他的宗教就是魔鬼信仰。如果有誰崇拜的是假上帝,那就是他。在他的五個觀點中描述的神,不是你和我認可和崇拜的上帝,即世界的創造者和仁慈的主宰;而是一個有著邪惡靈魂的惡魔。即使一點也不信仰上帝,也比用加爾文的惡劣品行褻瀆上帝更可以得到原諒。我的確認為,每個基督教的教派,它們的普通教義都給了無神論者把柄,那就是,沒有神的啟示,就沒有足夠的證據證明上帝的存在。如今,只有六分之一的人類屬於基督徒;而其他的六分之五不相信猶太教和基督教的啟示,因而對上帝的存在一無所知。」55
上面的最後一行文字表明,傑弗遜是最寬容的宗教自由主義者。在《自傳》里,他說得很清楚,建立宗教自由的法案應該涉及所有宗教,而不僅是基督教。「我完全是在理性和公正的範圍內起草了建立宗教自由的法案,其原則以前曾經在某種程度上制定了出來。但它還是遭到了反對;然而,在對導言部分進行了一些刪改之後,這項法案最終獲得了通過;而且,一個不尋常的提案證明,它對言論的保護是普遍性的。在導言部分,有一句這樣的宣言:強制與我們宗教的神聖創造者的計劃是背道而馳的;有人就此提出了一個修正案,要求在其中加入『耶穌基督』一詞,把上句話改為,『強制與耶穌基督——我們宗教的神聖創造者的計劃是背道而馳的』;這個加入『耶穌基督』的提議被大多數人拒絕了,理由是,在法案的保護傘下,他們想要將猶太教信徒、非伊斯蘭教徒、基督教徒、伊斯蘭教徒、印度教徒以及各個教派的異教徒通通包括進來。」
對於非基督徒,譬如中國人,傑弗遜聖經往往是對耶穌教導的最佳介紹。自從在總統任上退休之後,他已經為此工作了許多年。在前言裡,他說他已經剔除了所有「有爭議的問題」;他剔除的內容包括所有的奇蹟和耶穌神奇的降生,以便讀者在前幾頁了解完他的童年經歷之後,直接進入他的道德言論介紹。在那個難熬的選舉年,無神論者的綽號自然而然地落在了他的頭上。他贏了;他贏得了普通人的尊敬和信任。
然而,像富蘭克林在他的晚年一樣,傑弗遜也需要「安寧」。在寫給俄亥俄州的神學作家詹姆斯·史密斯的信中——詹姆斯·史密斯曾經給他寄過上帝一位論的小冊子——他表示了對上帝一位論的認同。他認同的是一個上帝的教義,而不是三個上帝的教義。「那至高無上的神的統一性,不是被理性的力量,而是被狂熱的亞大納西意願所操控的文官政府的利劍從基督教教義中剝奪掉的……事實上,亞大納西教義所主張的一就是三、三隻是一的自相矛盾的觀點,普通人太難理解了,一個人即使再清醒也不敢說他對此知曉一二,那麼,他怎麼會信仰一個不知所云的事物呢?如果他認為他相信,那他只是在欺騙自己。」於是休戰協定達成了。「我可以自如地寫出自己的觀點,因為,當我本著自己的理性要求信仰一個上帝的權力時,我也同樣自由地給予別人信仰三個上帝的權利。我發現,兩個派別的宗教都造就誠實的人,而這是社會有權期待的唯一目標。儘管相互的自由會產生相互的遷就,可我還是希望,不要因為這個或其他任何問題,我本人在公眾面前引起任何爭論,並且我祈求你考慮到我是以如此的信任寫的這封信。我不想參與任何宗教或政治上的爭論。在八十歲的年紀,安寧是生命中最大的好處,並且最強烈地渴望能夠在全人類的美好意願中死去。我向你保證,對一位論者和三位一體論者,對輝格黨和托利黨,我都懷著良好的意願,那麼也請相信我並接受我對您的全部敬意。」
我已經講述了三個美國偉人的故事,三個在智慧、思想和性格上最偉大的人物,並揭示了教會所處的困境。也許,應該讓此困境繼續下去;我不知道。激烈的爭論不可能產生任何滿意的結果。另一方面,根據將人類從動物生活的骯髒泥土中升華出來的思想,個人信仰與公眾宗教之間的衝突,抑或強制的沉默,總會讓人產生一種內心不適的感覺;並且,至少對我來說,保持信仰的絆腳石,比如相信「肉體的復活」(不是精神的復活),似乎沒有太大的益處;「肉體的復活」是基於聖保羅時期那代人的信仰,即當基督第二次到來的時候,他們的身體將從墳墓中升起,在公元70年到90年間,這是人們普遍期望的事情。現代宗教意識與既有傳統宗教之間的對立已然形成,並必定會成為一種削弱教會控制的力量。
我們的期望太高了。因為小亞細亞的婦女在兩千年以前是自慚形穢的,她們相信,穿上一種特別的服裝,在拜神時戴上面紗,就可以取悅上帝。所以,我們猜想,紐約和俄亥俄的現代婦女也是這麼想的,並非出於寬容,而是出於犯罪感。聖保羅在割禮問題上回歸常識,並藉此來反抗法律與先知的權威,但是,當他創立起另一種類型的儀式時,沒有人認為應當就有關純粹是地方服裝這樣的話題去違抗他。於是,傳統的宗教不可避免地集聚了大量與宗教無關的障礙,並將我們都變成了皈依者。
五、質詢的精神
我反對的並非任何具體的教義,而是一種更加根本性的邪惡,即教條主義精神本身。幾乎所有的教會都認為,教義是宗教的基礎,沒有教義的教會最好不要存在。如果這樣的說法有一定的道理,其道理就是,教會憎恨並反對自由質詢的精神,它神聖地認為真理都在那裡,被整齊地打包、遞送,沒有必要被個別的靈魂再次探索。假如神學家同意用同樣的方法和同樣的精神,像科學教授傳授他們的課程那樣,去傳授宗教,也就是說,要求作出個人觀察並得出個人結論,而不是接受教授事先給出的假定結論,那麼,其結果一定是一場大爆炸,也許會弄髒某些神職人員的臉,但是濃煙散後,人們會看到上帝端坐在寶座上,神態安詳,毫髮無損而又高不可即。但是目前,教會固守著它的教條和教條主義。它寧肯與教條一起毀滅,也不願拋棄它們尋求興旺。所以我們要求休戰。我有一種感覺,有些東西被過度保護了,被防腐處理了。
關於科學和宗教的話題,人們曾經展開過很多討論,參與者是當代一些偉大的科學家和哲學家,如朱利安·赫胥黎,阿爾弗萊德·諾斯·懷特海德,約翰·杜威,羅伯特·安德魯斯·密立根和阿爾伯特·愛因斯坦。我拜讀了他們的作品,並因為他們在結論上甚至在用詞上的相似性而感到震撼:(1)科學與宗教之間不必要的衝突是由於宗教的固執與自信(我將其稱為教條主義),(2)這種固執將過去的非宗教因素「裝」在了有組織的宗教身上,(3)科學不斷地修正自己,而宗教不是這樣,(4)宗教應該這樣做,以使它永葆新鮮氣息和勃勃生機。也許,我們應該將懷特海德教授視為美國人,我也不太清楚。無論如何,是他闡明了問題的關鍵。他提醒我們,變化才是科學思想進步的本質。他指出,科學不斷地修正自己而沒有丟任何的臉面。「從事科學研究的人沒有誰會毫無保留地贊同伽利略或牛頓的信仰,抑或他自己十年以前的信仰。」
只有具備與科學發展一樣的精神來面對變化,宗教才能恢復它原有的生命力。56
——阿爾弗萊德·諾斯·懷特海德
歐洲人目前的宗教態勢印證了我一直在闡述的觀點。各種現象混雜在一起。起起伏伏,周而復始。但總體上來說,經歷了一代又一代,宗教在歐洲文明中的影響在逐漸衰落。每次的復甦都達不到前一次的高度,每個階段的衰退都會達到更低的水平。宗教的平均曲線持續地下降。某些國家的宗教興趣高於其他國家。但是,在那些宗教興趣相對較高的國家,這條曲線也在一代一代地下降。宗教正在逐漸墮落成為美化舒適生活的體面的準則……
……細想一下下面的對比:當達爾文或愛因斯坦宣布改變我們思想的理論時,這是科學的勝利。我們不會因為摒棄了科學的舊思想而就此認為,科學經歷了又一次失敗。我們知道,科學發展新的一步已經邁出了。
只有具備與科學發展一樣的精神來面對變化,宗教才能恢復它原有的生命力。宗教原則也許是永恆的,但這些原則的表現形式卻需要不斷的發展。大體上來講,宗教的這種演變是宗教固有思想與外來觀念的分離,這些外來觀念藉助宗教固有思想的表現形式悄悄地在宗教內部產生,而這種表現形式依據的是存留在先前歲月中人們大腦里的關於那個世界的充滿想像力的圖畫。將宗教從並不完善的科學的禁錮中解放出來,是非常有益的。這種解放強化了其本身的真正含義。需要牢記的偉大觀點是,通常,科學的進展表明,對各種宗教信仰的相關表述需要進行某種程度的修改。也許,它們需要更加詳細的說明或解釋,或者的確需要全部地重新闡述。如果宗教是對真理的正確表達,這種修改將只會更加充分地證實這一真正重要的觀點。修改的過程是收穫的過程。因此,只要任何宗教形式與物質客觀事實有任何形式的接觸,人們就會期望,那些客觀事實的觀點必須隨著科學知識的進展而不斷地被修改。這樣,這些客觀事實對宗教思想的確切意義將變得越來越清楚。科學的進步必然導致對宗教思想不斷地整理,這對宗教來說有著極大的好處。
[《科學與現代世界》]
懷特海德教授的意思已經非常清楚:宗教,為了成為有活力的宗教,需要不斷地修正,即使修正的理由只是數百年來概念的不斷變化以及語言本身面臨的發展機遇。只要宗教仍然保持對上帝高度的知覺和對有知覺生命的尊敬,它就是永恆的;一旦它與客觀事實接觸,那些客觀事實和有關客觀事實的概念就可能會被改變。精神的概念是永恆的,客觀事實的概念卻是暫時的。例如,這些客觀事實的概念是指那隱藏在罪與罰、憐憫與正義等教義背後的事實,那些有關性別平等、地方服飾、地球的形狀、身體與肉體(它們的主要罪孽)、生育的過程(產後的母親是否需要滌罪的儀式)、天堂和地獄的實際地點和真正意義等的事實。我覺得,古代的人之所以喜歡讓未來生命主宰正義,是因為那個年代的司法制度極其糟糕;現代人更樂於仰仗FBI(聯邦調查局)迅速追查出假幣的製造者並使他們受到懲罰。隨著FBI工作效率的提高,地獄的重要性自然就降低了。甚至,當我們因為上帝不停地憤怒、渴望報復以及喜愛烤肉而改變想法的時候,對上帝本身的觀念也隨之改變。只要聖保羅談及自然人和宗教人,他就擁有充分的理由。當他借用獻祭的羔羊的概念時,他是在努力使他正義的思想與他那個時代的思想保持一致,斷定此事的依據是,甚至像食人生番本人也去飲血一樣,野蠻的上帝嗜看流血,嗜好飲血。說上帝造人永遠是一個有效的宗教概念;說上帝用泥土造人,直接就將「外來的」因素加入宗教之中,那是因為早期人類沒有能力利用進化的觀點構想出具有無限吸引力的創造過程。基要主義者會將它稱為字面意義上的、基要主義的泥土,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這些就是懷特海德教授所謂的外來因素,一兩千年以前闡述的宗教因此而頓然生色。
約翰·杜威對固定性表達了同樣的觀點,並得出了相同的結論。「在科學和工業中,不斷變化的事實被人們普遍接受。而道德信仰、宗教信念和清晰有力的哲學信條則是建立在固定的觀點之上的。」57「可以想像,目前宗教的蕭條是與這樣一個事實緊密相連的,那就是,因為它們沉重的歷史負擔,宗教現在阻止著宗教經驗的品質達到自覺的高度。」他在那本重要的著作《普通信仰》中說道:「我指出,宗教中充滿了各種信仰、實踐和組織模式,它們促成並豐富了經驗中的宗教因素,並體現出一種宗教賴以發展的文化形態。」58
密立根是健在的最虔誠的宗教人士之一。他認為有必要信仰有組織的宗教,並且是聯合教會和公理會教會的成員。他同時區分宗教的基本要素及其贅生物。在討論科學與宗教不必要的衝突時,他說:「那麼,科學與宗教不能相容的怪念頭——我們經常在一般的討論中聽到——是從哪裡產生出來的呢?我再次認為,答案是明明白白的。我曾經明確解釋過,在科學和宗教的基本要素之間顯然不存在不相容性。但是,各種宗教,或宗教的各個分支,往往包含比這些基本要素更多的內容——比如耶穌的教導。」「……如我所想,在宗教的基本要素上滋生了又一個贅生物,它將我們引入所謂的科學與宗教衝突的核心……但是,在過去的兩千年里,他(耶穌)的追隨者,和他不同,在很多情況下將教義的說明賦予他的宗教的各個分支,這些說明充滿了他們自己可悲的人性弱點。相比之下,兩者之間存在巨大的差別,耶穌的教義說明才是真正神聖的。為何產生了這些人造的教義呢?不可否認,它們是由某些人或不同群體的人寫成的,這些人為此目的聚集到一起——他們太沒有創見,以至於他們之中很少有人能給人們留下對他們的持久記憶。現在,還有多少人知道和他們中的任何人曾經有聯繫的任何名字呢?在他們的教義中,經常會詳細地反映出他們這些人關於宇宙或是上帝的了解程度或是無知程度——不管你更喜歡哪個措辭——二者均帶有它們的時代特點。」59
愛因斯坦用兩段話總結了他的宗教信仰。這兩段話如同我讀過的任何文字一樣,非常接近於真正的宗教情感,一種完全虔敬的情感。
「我們可以經歷的最美麗的事情就是神秘。它是所有真正藝術與科學的源泉。對這種情感很陌生的人,不再能停下來並懷著敬畏的心情對一切事物感到好奇和痴迷的人,實際上等同於死人:他的眼睛是閉上的。這種對生命奧秘的深刻見解,儘管帶有一種令人毛骨悚然的感覺,卻導致了宗教的興起。了解到對我們來說深奧難懂的事物確實存在,並表現出最高的智慧和最光輝燦爛的美麗,而我們愚鈍的天賦只能理解它們最簡單的形式——這種了解,這種感覺,是真正虔敬的典型標誌。在此意義上,只是在此意義上,我屬於虔誠的宗教信仰人士之列。
「我無法想像出一個獎賞和懲罰自己創造的事物的上帝,他完全效仿我們自己的生活目的——簡言之,一個只是反射人類弱點的上帝。我也無法相信,這個上帝肉體死去之後還能活著,儘管身體孱弱的人們懷著恐懼或荒謬的自負擁有這樣的想法。能思索一下長存於永恆之中的有意識生命的奧秘,能反思一下我們只能模糊感知的奇特的宇宙結構,並且能謙卑地領會大自然顯現的靈性中哪怕極微不足道的部分,對我來說這就足夠了。」60
在對神聖真理的信仰與對真實世界法則的信仰之間存在的困惑產生出這樣一種情況,按照懷特海德的說法,宗教「正在逐漸墮落成為美化舒適生活的體面的準則」,而不是人類的精神實現其最高目標的巨大力量源泉。今天,虔誠的人們支持教會,並不是因為他們相信或者充分思考過它的教義,而是因為他們容忍這些教義並情願任其發展。克勞倫斯·戴伊是這樣做的,而他的父親也是這樣做的,這就更意義重大了。戴伊的父親為他的家人在教堂的專座付給教會五千美元,並情願不去打擾那些教義,假如教會不來打擾他的話。不信教者對教會不會帶來任何害處;帶來害處的反而是那些所謂的「信仰者」,這是今日教會的窘境。
科學代表謙遜,代表虛心,代表質詢精神;而今天的教會卻代表對立,代表頑固和盲信,代表教條主義和對所有真理的占有,無論是世俗事物的真理還是神聖事物的真理。科學讓人們質詢,而教會讓人們停止質詢。但是,如果我們沒有質詢的自由,信仰自由的價值又會體現在哪裡呢?無論在世俗王國還是在宗教王國,任何拒絕和反對質詢精神的事物都將滅亡。
我希望用羅伯特·密立根的美妙語言作為結束語:「我本人相信,基本的宗教信仰是世界上最崇高的需求之一,並且我相信,美國能夠或者願意為世界進步所作的最大的貢獻之一——比起我們為政府科學已經作的,或者能夠作的任何貢獻要大得多的貢獻——將體現於為世界提供這樣一個範本:一個國家的宗教生活如何能夠睿智地、鼓舞人心地、虔敬地演化,完全脫離所有的非理性、迷信以及危害身心健康的感情主義。」61如果約翰·杜威的哲學能夠成功並生根,如果美國人對現在的經驗的信仰,對質詢的實驗方法的信仰,本身是真實的,也許,這種信仰真的會從現在起流傳幾個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