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的民族性格與信念 · 第四章 喬賽亞·羅伊斯
邪惡就像錯誤，是動物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這在一個擁擠混亂的世界裡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世界中一種自然的傾向有可能會妨礙另一種傾向，而所有的傾向都可能遇上行不通的情況。只要生命在延續，這種困難就會反覆出現，每種生物的活力越大、性格越完善，越會努力消除或擊敗感覺到的邪惡。
與此同時哲學權威的光環也落在在哈佛大學的一位教授頭上。年輕的喬賽亞·羅伊斯是加利福尼亞人，他從德國歸來時便以智慧超群著稱。即使你不知道他已經發現上帝存在的最新證據，僅僅看到他就會覺得他是一位哲學家：他的頭很大，對於他那瘦小的身體來說似乎顯得過於沉重，那奇特的粗重眉毛和濃密的紅頭髮似乎壓迫著臉的下部。威廉·詹姆斯曾評價說：「羅伊斯的前額的確不怎麼好看。」他有點像善良的醜八怪或老小孩，在奇異的面具下隱藏著一種超自然的敏銳洞察力。給他一點暗示，甚至不給暗示，他都能對任何話題旁徵博引地發表見解，讓人從中找不到一點紕漏。他熟知課本和百科全書中的知識；如果他的話讓你感到迷惑，除了因為博學之外，還有一部分原因是他認為一切事物都和一些未知的事物聯繫在一起。他拐彎抹角地分析事情，在離題很遠的地方開始，可能會用美國式的前言先講一個有趣的故事，到了關鍵之處，他會立刻收斂，並用哲學的深奧術語把那關鍵之處重新掩蓋起來。他思想的閘門一旦開啟，就會妙語泉涌，有條理地演講起來，根據需要或時機可以講上一個小時、兩個小時甚至三個小時。他的聲音粗啞刺耳。你會感到這台超負荷的標準的學術機器，在職責或習慣的召喚下咯吱作響，他不想住口也沒想到讓別人停下來休息。然而這個正在講演的靈魂背後有一個活潑的靈魂仿佛在監視並嘲笑這個過程。有時他那細小的雙目中閃爍出歡樂的光芒，固執的嘴角會流露出羞澀的笑容。整個論證中有一種似乎矛盾的、諷刺的、不確定的東西會時而竄躍出來，像浪端的白色浪花在波濤洶湧的海面上四處迸濺。
哈佛校長埃利奧特
化學家埃利奧特（Charles William Eliot）自1869年到1909年擔任哈佛大學校長，他任職40年，把哈佛大學建設成了一座規模宏大的現代化大學，使一些老學院獲得了新的活力。儘管如此，哈佛的哲學教育在桑塔亞那看來仍是不讓人樂觀的。
他的研究方式是首先搜集並消化科學或「魔鬼」的觀點。顯然他在品味難題時會獲得一種詭秘的快樂；對他來說不論是《聖經》批評、生存鬥爭，還是最新的德國的性失常理論，都不是什麼可畏的論題；這些都是值得研究的問題，軟弱的、美麗的或虛幻的事物都應拿到「磨房」里經受一番研磨！他似乎在說：如果我不是亞歷山大大帝而是第歐根尼斯，那該多麼令人高興啊，如果我不需要為一個理論辯護，那麼我會多麼輕鬆地告訴你真理啊。但是當懷疑論者在大地上四處遊蕩，預言家就會登上講壇眺望真理。他會證實雖然有令人恐懼的事和矛盾，或許正是因為有了它們，宇宙才是絕對完美的。在他那冷嘲熱諷的靈魂背後卻有著另外一個虔誠英勇的靈魂。羅伊斯是卡爾文傳統的繼承者：他認為虔誠存在於相信上帝的旨意和公正，同時強調個人的墮落和上帝導致災難的神聖是最令人恐懼的真相。因此他在自己的主要作品中致力於展示這樣一種思想，即所有生活都屬於一種神聖的生活，在這種生活里一切問題都會得到解決，所有的邪惡都會被寬恕。
羅伊斯在證明崇高的事物（比如上帝的存在）時，有自己的特點，他的前提是有悲哀與困難存在，也就是有錯誤存在。他告訴我們雖然事實並非是不可置疑的，雖然純粹的神秘主義者和感覺主義者否認錯誤，但是錯誤是存在的，常識也承認這一點。羅伊斯繼續說道，但是如果錯誤存在，它一定會和某個真理髮生分歧；真理的存在（根據唯心主義原理，只有人知道的事物才是存在的）暗示著有人知道這個真理；但是要徹底地了解真理並且對所有可能的錯誤進行糾正，就需要無所不知，我們已經證明了全知的頭腦和包羅萬象的思想的存在；這幾乎等同於上帝的存在。
羅伊斯的真誠和激情的雄辯彌補了他論證的弱點和論據的不足。因為他辯論時的辯證、無畏以及喜歡詼諧的深入淺出，所以被看作是一位傑出的邏輯學家；他熱愛象棋、音樂和數學；但是所有這些與邏輯有關的興趣的表現都只是他心靈的屏障，他的內心其實一片混沌。他的推理既不是純粹的邏輯也不是純粹的觀察；那推理總是隱藏著激情或怨恨，其結論往往是預先想好的。比如，沒有哪個不帶偏見的思想家，更不用說純粹的邏輯學家，會想到使用錯誤的存在來證明真理的存在。錯誤像生物界的偶然現象，可能在某一天就會消亡，比如人類終有滅絕的那一天；然而真理或事實的存在，在任何情況下都是永不消亡的，不論過去、現在還是將來；每件事本身都會揭示它所代表的命題是正確的還是錯誤的。除非有人已經發現或設想了許多真理，否則沒有人能把一件事臆斷為錯誤或者懷疑它的存在；除非真理一定真實，否則任何事物都不會是真正的錯誤。羅伊斯當然承認這些，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他想要堅持和證明的核心；但這並不需要證明，也無需堅稱。需要證明的是別的事，是在哲學上沒那麼重要但更加浪漫有趣的事，也就是真理在我們頭頂盤旋將要降落到我們心裡；羅伊斯有意把這點與真理的存在相混淆，以便把它引入邏輯論證的範圍。他痛苦地懷疑自己可能身陷錯誤的羅網，並竭力想要逃脫。在他看來，錯誤絕不是正常而且無害的有限事件；它和有限都是罪惡。當你首先就假定或認定道德區別和道德經驗是世界的實質而不只是小事時，你就會認為它是邪惡問題的一部分，是一個嚴重的迫切的問題。邏輯學家所需要的就是真理的存在，而真理的存在並不能在這種較量中幫他拯救自己；他敏銳地感到並常說真理就像星辰總是在嘲笑我們。只有擁有真理才能幫助他，然而這很難辦到。他渴望相信自己所有的困難和疑問在某天某處會得到解決；即使不是自己想通的，他也希望那解決者將在某種程度上是自己的知音。世界上不應只有冷漠的或者擬人化的冷漠真理，還應有完備的關於真理的知識，像陽光那樣突破錯誤的陰雲大放光芒。他論證中的勇氣是完全不合邏輯的；那勇氣像是宗教經驗的懺悔，其中對錯誤痛苦的認識導致了頑固的幻想，即相信真理最終會被發現。
哲理的真理指的是關於萬物的總的真理；當然，有趣的是如果能對這個結論舉出任何似乎有理的證據，我們將註定變得無所不知，或者已經莫名其妙地無所不知了。然而所有的宗教人士並不這樣認為。亞里士多德告訴我們有許多事情還是不知道比較好；他卓越的神性就是愉快地忽略人類的錯誤和存在；柏拉圖和印度人更偉大的神性在於他們更明顯地表現出這種忽略。我們的宗教把全知歸功於作為心靈尋覓者和行為判決者的上帝，因為全知具有道德功能而非邏輯功能；上帝的全知使我們不能隱藏罪惡，而美德會得到應有的讚賞；並不是由於罪惡或美德確實存在上帝才必須全知的。無神論者承認這些事實，但是他們滿足於無人注意這些罪惡和美德或許還會對此感到欣慰。在這個問題上羅伊斯再一次浪漫地含糊其辭，嚴格的邏輯學家是不會容忍這種含糊其辭的。對真理的認識是一種傳承性的心理學財富，這種認識竟然成了已知真理的替代品，而為此付出的代價則是極大的思想混亂。誠實的觀念追求的是真理本身，是處於實際關係中的事實，而不是另一種觀念或認識的狀況；如果你夢想溫暖的同情和公眾的證實並且把你的財富儲存在了某種認識的例證中，而不是天堂里，那麼時間和懷疑就可能會毀滅這些例證。年輕的羅伊斯在試圖證明真理的存在時荒謬地將其視為可疑的，這就為實用主義樹立了一個壞典型；他試圖給真理加上心理學的內容，把它變為可疑的知識例證，不明智地剝奪了真理所有的權威和高貴。將真理擬人化就不太關心真理本身，而是更關注化身為人類的真理可能給我們的觀念帶來的證明和同情。這樣做就是樹立另一個為我們辯護的思想家，而這另一個思想家即是擴大後的我們自己；而沒有考慮到這第二位思想家會像我們一樣閉口不談自己的看法，也盼著別人對真理髮表看法。
儘管羅伊斯用許多方式重新發現和重複回答了關於邪惡的古老問題，他也只能給出一個古老的回答，因為這是他整個理論的核心。他說，從根本上看，善即是與惡的鬥爭和取得的勝利；因此如果惡不存在，善也不會存在。我認為這個回答不會讓他高枕無憂；他會情不自禁地感到不是所有的善都符合英勇善戰的描述，也不是所有的惡都會進行有力的反擊或者被打敗；然而對邪惡問題最貌似有理的解決辦法卻是將之束之高閣，不去解決，這在某種意義上是恰當的；因為如果問題真的被解決了，尋找解決辦法的鬥爭和必定有個解決辦法的信念也就將終止了；然而或許這種信念和鬥爭本身即是至善的。因此我們大家都會接受的真正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就是「永遠找不到任何辦法」。
在這裡舉一個例子說明真理的存在與所有的問題最終都得到解決之間的區別。肯定存在一條關於邪惡的真理，在這裡它不是一條未知的真理；然而它並不能解決將不屈不撓的羅伊斯送上拷問台的那個「問題」。如果弟弟問為什麼他沒有比哥哥生得早，這個問題或許能代表他感情的清晰狀態；但是這個問題沒法回答，因為這是一個幼稚的問題。因此世上為什麼會有邪惡這個問題本身就是悖謬的，是根據錯誤的假設提出的。對於一個頭腦簡單的人來說邪惡的存在提出了一項任務，而不是一個問題。邪惡就像錯誤，是動物生活中的一件小事，這在一個擁擠混亂的世界裡是不可避免的，在這樣的世界中一種自然的傾向有可能會妨礙另一種傾向，而所有的傾向都可能遇上行不通的情況。只要生命在延續，這種困難就會反覆出現，每種生物的活力越大、性格越完善，越會努力消除或擊敗感覺到的邪惡。當事態緊急，而他又無能為力時，他就會大聲呼喊尋求神靈的幫助；（如果他沒有首先死去）他很快會得到幫助，環境會有所改變，從而使他的處境變得可以忍受。積極的宗教對事物抱著一種自然主義的觀點。它與科學自然主義的分歧僅在於它接受直覺的主宰或在決定某些問題時接受上天的啟示，比如永生或奇蹟之類的問題。它只是奮起戰勝邪惡，而並不探尋邪惡為什麼存在。有什麼能比耶和華的神性更容易理解嗎？生活在自然世界的巨人本應該勇敢面對對手、敵人和叛逆的孩子。有什麼能比物體的慣性，或純粹的機會，或是某個相反的目的更容易理解嗎？它們肯定會摧毀在全世界產生巨大影響的柏拉圖式的不切實際的思想。道德的任務對於希臘人和猶太人來說是一樣的：利用近便的一切物質力量和精神力量去竭力征服自然，讓其為人類所用；當面對無法避免的邪惡時，要能夠心如鐵石、冷酷無情，同時對一切可能來自於天堂的善良影響敞開心扉。積極的宗教從不與強詞奪理的樂觀糾纏不清。它從不認為最終的審判和勝利會為已被消滅的邪惡辯護。威廉·詹姆斯曾生動地講道，如果在世界末日所有生靈都在大聲歡呼、感謝上帝，一隻蟑螂的愛卻沒有得到應有的回報，那麼宇宙的和諧就會被打破；他從真理和頭腦冷靜的哲學家的角度認為和諧會被打破，但是激動的聖人可能不這樣認為。詹姆斯考慮的主要是現在和未來，但是這種謹慎的寬厚也可以用於過去。消除邪惡並不是要消除邪惡曾經存在過的事實。即使有一隻充滿悔恨的手把流出的眼淚擦乾了，淚水也還是痛苦的。即使輕輕拍打一個孩子的後背安慰他，再給他吃一個蜜餞，也不能消除他受過的委屈。如果我們期望用各種截然不同的愚蠢和冷酷的樂趣，或用極大的解脫帶來的感情麻木來建立天堂，情況還會更糟。這種天堂是一個謊言，就像是卡爾文和黑格爾帶有諷刺意味的天堂。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存在的任何邪惡都一定會破壞整個樂觀主義。
然而哲學家一直都有一條獲得滿足的皇家大道。他們最看重的最純粹的快樂就是理解之樂。就像劇作家和小說家了解的那樣，如果知識分子除了聰明以外，還具有粗俗與諷刺的秉性，或者有貶低他自己所不具備的別人的優點的欲望，那麼事實上他更加願意而且更適合了解邪惡。有時，哲學家起初是一個道德家，在成為一個虔誠的自然主義者後，儘管擺脫了一切卑劣，也不願再做一個道德家；即使事物像一條巨大的瀑布奔流而下，他也會覺得沒有必要苛刻地把它們分為正確的和錯誤的。他甚至可能會走得更遠。在宇宙面前充滿敬畏和謙虛，他可能會無意識地把對宇宙的理解和崇敬轉變為另一種認識，即邪惡的存在並不邪惡，宇宙的秩序絕對是必要的與完美的，所以單是提及邪惡這個詞也是盲目的、瀆神的。
這種觀點和其他被稱為泛神論的觀點一樣，經常被偽裝成天賜靈感，時而有人宣傳；但是像斯賓諾莎那樣理智地考慮它時，其含義就相當於：善與惡的親緣關係就是事物與受它們影響的生物的關係。事物本身不可能不是好的就是壞的（整個複雜的宇宙更是如此但是從宇宙養育與娛樂生命的角度來說，它給人的印象總是好的。如果我們把智力定義為認清事物本來面目的能力，那麼很明顯只要哲學家是一個純粹的知識分子，宇宙對他而言就是純粹的好東西；宇宙萬物都會任他表達孤傲的激情。因此智慧勸我們要當哲學家，要儘可能以純知識的角度關注生活，這樣我們就有可能被知識帶上和平的道路。宇宙的本質不會因此就被證明是好的（雖然在知識方面極為自負的哲學家有時會不由自主地這樣說），但是它會變得對我們有益，會使我們幸福自由地生活在其中。因為人的頭腦已經適應了那些像美麗或習慣等可以被理解的事物，所以會感到那不過是社會中的尋常現象。
這是一個古老的、睿智的、難以推翻的觀點。我認為如果羅伊斯能一直堅持它，就會避免妄想出來的邪惡之謎傷害他虔誠信仰中最健康的部分，那將是來自真理的愉悅，還帶有一點對人類幻想的幽默和嘲笑。他身上有溫順服從的一面；就像小孩子喜歡看事物運作一樣，他喜歡看一排排事實諷刺地列隊前進，不管我們對這種愛好作何評價。他認為這是上帝的力量。他起初著迷於斯賓諾莎，後來又專注於數學邏輯。他一生對「絕對」的忠誠和那種古老的觀點是相通的。
然而那種世界觀很複雜，他用先驗主義的知識理論置換了其中的一半內容。這種理論把包括宇宙在內的所有客體都視為思想家根據自己的意願確定的詞語，其意願則有那思想家固有的思維定式。為了讓自己的思維應和某個具體客體，他必須先主動地選擇並創造出一個；否則不論他的觀念構成了怎樣的情景，只要沒對準其知識範圍的某一個具體對象，那觀念就談不上正確還是錯誤。當我們不想談論外部世界時，它是什麼樣子都與我們的論述無關。比方說，如果真正的羅伊斯不是我思想（或者說內心）的產物，我也就不可能對他有錯誤的看法。在先驗主義者看來，我們的判斷對這種最初關聯的需要把所有可能的客體都帶入了隱秘的思想中，因此他有兩個頭腦，一個搜尋事實另一個則已經擁有或者更確切地說在保管甚至創造它們。
當這種關於知識的新哲學被採納後，泛神論起初似乎失去了基礎。不再有可以頂禮膜拜的外部宇宙；在作出巨大的犧牲後，我們在無盡的世界裡已經找不到一個小小的角落可供我們建起一個安全的窩。我們曾經屈尊以就的知識失去了它的崇高地位；它不再被稱為認識事物本來面目的能力。它變成了像威廉·詹姆斯這樣的理智主義心理批評家通過它所推出的東西，即人類對抽象、解釋、信念和推理的嗜好，這種嗜好把虛構的東西和真理放在了為生活服務的位置上。因此，它和熱情、音樂、美學品位處於同樣的地位，它是一種精神的複雜產物，也許有助於研究一些與其有先天聯繫的其他心理現象，但是它並沒有實在的意義和令人滿意的卓越之處，也沒有確證或認知功能。因此這種知識不能理解任何事情：它是幻想世界中一種鬧哄哄的勞動機器，莫名其妙地幫助我們生活下去。
起初，先驗主義給浪漫主義者帶來的好處是使知識分子名聲掃地，是拋開了外在現實或真理的沉重負擔。雖然起初解脫的感覺（例如對於費希特的學說）是極為暢快的，但是人們很快就發現獲得的自由是虛幻的：令人厭惡的「絕對」已經移植到了自我之中。你是自己全能的主人；但是你對待自己的態度就像以前你對待卡爾文或斯賓諾莎的神的態度一樣，都是陰暗、敵對、毫不寬容的。因為這個虛幻世界的每一個細節都是你內心的傑作，你其實比自己意識到的更精明、更邪惡。和從前相比，你感到大自然的雙臂、你自己乖戾性格的羅網把你束縛得更緊，讓你喘不過氣來，而這就決定了你的命運。羅伊斯從不會在謬論和嚴酷的事實面前退縮；他過去常說當一隻老鼠被貓折磨撕碎後，它潛意識中的願望就實現了，因為它下意識地選擇了在一個有貓的世界中當一隻老鼠。所以老鼠在心底非常願意被貓威脅、捉住並且吃掉。表面上羅伊斯是一個理性主義者，對迷信和文明的宗教毫不留情；但是我們又發現他其實內心裡相信所有迷信的原始準則：尊敬任何會給我們帶來痛苦的東西。他曾對自己說過從上帝就是魔鬼這種觀點來看（日常經驗和黑格爾的邏輯證明它基本正確），崇拜魔鬼就是真正的宗教。
然而，他的思想也在反對這種學說。青年時受到的深刻影響令他支持道德意義——支持斯多葛學派和康德的觀點，認為美德是唯一美好的東西。但是如果按照他們的方式把美德視為意志的英勇高尚的態度（在世界中幾乎找不到這樣的例子），那麼整個生命輪迴怎麼也會是美好的呢？儘管泛神論和樂觀主義把道德主義抱在懷中，不滿意這個邪惡世界的道德主義怎麼會容忍和接受泛神論和樂觀主義呢？根據有獨創性的甚至是聳人聽聞的觀點，我們應該熱情地擁抱美德，而美德就是（羅伊斯常說）緊緊扼住邪惡的咽喉；所以世界是美好的，因為它是一個可以被遏止的好世界，只要我們能成功地遏制它，它越是更應該受到遏制，它就越是一個更好的世界。但是這件赫拉克勒斯式的循環往復的壯舉不可能一次完成，從此一勞永逸；赫拉克勒斯所付出不會是十二次而是無限的辛勞，因為他的美德就是不斷付出辛苦，如果他停下休息，或被接納進入奧林匹斯山，他就丟棄了美德——這唯一美好的東西。世界的邪惡不是我們可以放棄美德的理由；相反我們深入美德之中並且經歷了它的各個階段；美德是嚴厲的但並非吹毛求疵。它需要無盡的辛勞、旺盛的生命力以及衝動和激情。因此道德主義和為邪惡的辯解能夠取得一致並融入對悲劇經歷的歌頌中。
這種觀點是黑格爾生活哲學的主題，羅伊斯欣賞並接納了它。黑格爾和其支持者們似乎喜歡想像自己進入了一場悲劇。但是是否因為古希臘人的埃斯庫羅斯和索福克勒斯都是偉大的悲劇詩人，生活如果不像他們寓言所描述的那樣，就會變得可鄙呢？悲劇英雄的生活並不美好；它是被誤導的，不必要的，荒謬的。但那正是浪漫主義哲學常譴責我們之處；我們必須大步前進、大聲咆哮。我們必須支持那些自詡為英雄卻污衊對手為邪惡的個人和國家，支持他們偏激的狂熱；但是這種狂熱是一種德國式的故作姿態，能在短時間從一個目標轉移到另一個目標，因為重要的不是達到表象的目標（黑格爾輕蔑地稱其為理想），而是我們要一貫地甚至越來越頑強地在一個光輝的邪惡世界中艱難地生存下去，並且總在試圖改造它，卻又得過且過地認定永遠不可能成功。我的意思是在我們不會成功地使改革變得不重要或生活變得更幸福；但是我們的某些具體改革當然也許會事倍功半，這就種下了新的、更加邪惡的種子，我們也就有必要使美德之劍保持鋒利。事實上，我們，或者說我們身上的「絕對」是無往不勝的；於是表演會一直繼續下去，而表演本身才是重要的。
黑格爾
黑格爾（1770—1831），德國哲學家。19世紀末年，在美國和英國，一流的學院哲學家大多都是黑格爾派，包括喬賽亞·羅伊斯，他十分欣賞並接納了黑格爾生活哲學中的某些主題。
羅伊斯原本應該僅在這種清教徒式的和德國式的直覺知識範疇內遊刃有餘；在他看來一種更純粹的存在會逃避道德的經驗。雖然他在加利福尼亞出生，卻不習慣那裡的陽光，也從未品嘗過和平的滋味。他具有勇於奮鬥的精神。他那羞怯的天性使他顯得格外溫柔，但是他認為愛和忠誠是神聖的執著，本來就不應該受到理性的束縛；他從捨不得扔掉破舊的布娃娃並不喜新厭舊的小孩身上看到了這種感情的本質。他遵循哲學的正統的傳統，堅持追究事物起止的緣由，可結果卻無法理解任何事物的起源和結果。他注視事件的動態仿佛那些事件是神秘的音樂，他不去分析原因和可能的結果，反而試圖猜測其動機。他分析評價時事時非常老練、精明。只不過忽略了什麼才是最好的這個簡單問題。作為回報，他成了一大批誠懇而憂慮的人的先知，那些人拋棄了教條的宗教，當他們覺得生活內容似乎毫無價值時，仍然希望生活得有意義；羅伊斯讓他們相信緊張的毫無樂趣的生存狀態並非是自己命運多舛或冥頑不靈的結果，而是所有的好人和天使的命運。羅伊斯自己以及周圍的人們一直過著一種需要探索的、有壓力的、不夠好的生活；他發現善惡交織的命運總在暗中捉弄我們。他所處的年代和國家裡，生活的一切是由變化、準備、匆忙、物質收穫構成的；沒有一種財富是可以長期保有、能滿足需要的；在任何地方，特別是社會歷史背景中，完全沒有悠閒、簡單、安全或和諧。這個世界充斥著陰謀和只是實用的或僅夠亡羊補牢的美德。像戰爭和強迫勞動這樣最惡劣的陰謀不但預示著邪惡、造成巨大的破壞，而且會取代可能出現的善良。連像勇氣和勤勞這樣最不可或缺的美德也會被取代。但是在羅伊斯的世界中這些似乎是唯一可敬的東西，他把它們當作所有陰謀和美德的典型代表，這可是一個巨大的錯誤。然而，在物慾橫流的世界裡確實沒有什麼具體的事物是完全善良或邪惡的；而且只要我們粗陋的陰謀和美德產生的結果利大於弊，我們就對它們加以頌揚，比如稱之為無私、愛國或者信仰；而且本能地實踐它們還可以作為受過良好教育的標誌。但是對這種不自然的陰謀和不純淨的美德的絕對熱愛本身就是邪惡的；它可能是野蠻的、空洞的或盲信的。它誤解了一些細節——用美德的標準來衡量，某種習慣或情感可能在某些方面是好的，或者在某種情況下並沒有那麼壞。但是善與惡就像光和影，都是非物質的；所有的事物、事件、人物和約定俗成的道德本身其實毫無價值，除非它們的本質幸運地相遇時，無形的和諧（思想是其表現形式）有時湊近了它們，才會給它們平添上一些幸福或美好的色彩。這種無形的和諧可能會越來越完美；人類、社會或宇宙本質中妨礙完美的困難是實際的困難而不是邏輯上的困難。對原始美德的崇拜是最黑暗的保守主義；它關閉了天堂之門，使「存在」屈從於永恆的愚昧和罪惡。道德主義本身就是迷信。其抽象形式是道德的，甚至過於道德了；它敬仰傳統的良知，那或許是一種病態的良知。道德的浪漫形式是原始的，甚至是不道德的；它固執地渴望行動，它為了自己的利益強調大量的經驗和好壞兼容的生活方式。
羅伊斯有時會勉強承認有一些純粹美好的東西，比如音樂或數學；但是不純粹的合乎道德的善更好，因此不能去除。然而如果這種讓步是認真的，就會破壞他的整個道德哲學。浪漫主義者一定會堅持只有痛苦的才是高尚的，只有可怕的才是光明的。一旦當人們發現並愛上完美的東西，對混亂和矛盾價值的喜愛很快就會顯得荒謬。拋棄那些抬高了世界悲劇價值的深重罪惡和苦難不是更好的事嗎？但是如果是這樣，我們為什麼要在把它們完全消滅之前就停下來呢？野蠻的悲劇作者曾認為激烈的情緒有助於使觀眾保持清醒，但是現在我們應該一想到那樣的狂熱就不寒而慄；同時，無數和諧之音曾被浪漫主義的喧囂所掩蓋，現在我們的耳朵應該變得對它們很敏感了。浪漫主義者認為自己依靠迷惘和痛苦生活，然而事實上痛苦和迷惘是他死亡的前兆，只有他的某些才能達成的那點和諧使他得以維持生命。亞里士多德教導我們，純粹的和諧就是最熱情的生活。宇宙可能會奏響幸福永恆的樂章，至少上帝有可能感到喜悅。
然而羅伊斯有時不是從這個方面放棄黑格爾的道德標準，他是從道德教條主義和絕對真誠的角度這樣做的。他天性善良，有堅定的責任心以及民主的、美國式的服務精神。他不會仿效黑格爾或尼采，裝腔作勢地採納一種道德偏見。對那些冷酷的專業哲學家來說，任何角色都可以接受，那角色的權力越大越好；但是善良的羅伊斯就像一個敏感的業餘哲學家，不論壞人的角色在戲裡有多重要、多搶眼，他都會拒絕扮演。因為對自己洞察力的妄自菲薄，或者因為順從角色的要求而暫時忘記了堅持己見，他會在角色中迷失自己，並且認為只扮演道德高尚的角色才是非常重要的。他自相矛盾地保留了猶太人對上帝的忠誠，實質上是相信上帝只維護眾多鬥士中的一個，而那個人有時並不是勝利者；他不能容忍幸運的無恥之徒，而對這樣的無恥之徒，德國人、卡萊爾以及勃朗寧卻常予以誇讚。他生命中最後一項值得稱道的行動，就是發表著名的對德國潛水艇擊沉盧西塔尼亞號豪華客輪的公開譴責，這一行動也表明了他堅持正義的立場。正統的黑格爾信徒可能會說這件事清楚地表明，如果僅僅從有限的道德角度上看，邪惡可以催生更高尚的善良，這是一件很幸運的事——反其道而行之的是德國人的驕橫和美國人的驕橫，他們這種德行形成於戰爭勝利的具體好處，或者也許形成於更幸運的戰敗的益處。純粹的道德觀干擾了世界發展的高尚概念的說法難道不是最缺乏哲理、最武斷的說法嗎？「世界精神」為了通過自我憎恨、自我鬥爭和自我征服獲得自我意識，不是被迫分裂為德國精神和美國精神了嗎？當然美國就應當憤怒，而德國則應當殘忍。這種看法想看到雙方像鬥雞一樣爭鬥不休，因為這就是它培養它們的目的。就像黑格爾在描述希臘悲劇時指出的那樣，反面角色和正面角色一樣都自認為是對的；他們不過是較低級文化層次上的正面角色。美國和英國仍停留在個人主義階段；德國已經升上了更高級的組織階段。也許註定會有這樣一場戰爭，通過德國表面上的戰敗，把美國和英國提升到德國的水平。當然確實是如此，不過在這種情況下，羅伊斯不知為什麼沒進行深刻的思考，一定是畢生的習慣使他隨口說出了這些看法。蘇格拉底的魔鬼會在他耳邊低語，讓他不要說、不要說；如果這樣的事沒發生就好了。殺死成千的旅客不是湊巧的行為，它是對外發動戰爭的必要的前奏。但它也是應該受到眾人共同詛咒的罪行。如果將一塊石磨掛在黑格爾的脖子上（而非那些小嘍囉的身上）並將他沉入海底，那才是對他（或別的應對此事負責的人）的更好的懲罰。在地球這塊多戰爭的地方，羅伊斯願意接受痛苦，但是拒絕恥辱。戰場上的另一方是邪惡的化身。
盧西塔尼亞號沉沒的瞬間
1915年5月12日，英國盧西塔尼亞號客輪被擊沉，至少有124名美國人喪生，威爾遜總統為此向德國政府提出強烈抗議。喬賽亞·羅伊斯雖然對德國哲學痴迷不已，但也對德國這一行為進行了公開譴責。
當他遇到罪孽時，他的邏輯總會出現簡單的偏差，他認為罪孽是令人恐懼的現實。他的良心擾亂了其理論中泛神論的平靜；更嚴重的是（因為他完全清楚這種矛盾）這給他艱苦的生活增加了深重的懊悔不安。他認為錯誤事物的存在是正常的，可是又認為不爭取改正它們同樣確實是錯誤的，這樣怎麼可能保持平靜呢？他有一次指出科學和宗教之間沒有衝突，真正的衝突存在於宗教和道德之間。在他的思想中信仰和科學可能真的沒有衝突，因為他的信仰起源於接受所有事實和科學的可能，以便認真地正視它們。但是他所理解的宗教與道德之間卻有著無法克服的矛盾，因為道德會偏袒某一方，認為一種動機和一種結果比另一種更好，而在他看來宗教為了滿足上帝的意志而為一切事物的存在感到欣喜，其中甚至包括邪惡。當然美德的作用也包括在內；它和邪惡一樣在整個世界的格局中是必不可少的；但是雖然道德的努力是必須的，可道德的審判卻是荒謬的。我覺得我們可以認為一個持這種見解的人的思想是分裂的，雖然他像年輕的巨人一樣和這些最深奧的問題拚命搏鬥，但是他沒有取勝。我是指他未能理解事物本質的任何一種可能，只是認真、高尚、可憐地糾纏於比自己強大的矛盾傳統中。在人數眾多的哲學家隊伍中，他成了一位英勇的烈士。
在對待形上學方面的問題上和他對待道德一樣，羅伊斯始終不辭辛苦地論證著同樣的一些觀點，然而它們始終都不清晰；他的唯心論不能理清那些觀點所涵蓋事實的自然複雜性。他的思想上有一種極大的困惑；一些清晰的原理和最終的可能也摻在其中，一會兒表現出這一面，一會兒又表現出另一面，就像是湍急的水流中漂浮的碎木片一樣；但是力量最強大的卻是水面下的暗流，它的流動很難追蹤。他從黑格爾那裡借用了一種創建哲學體系的方法，當然其中也有他自己的思想，但是那種方法卻無意闡明哲學體系中的具體問題。他沒有想過去糾正哲學觀點中缺乏條理的地方，只是把那觀點作為一種可能性保存下來，等待事實使我們能夠決定它正確與否。然而他堅持那些無條理的東西，仿佛那就是這種觀點的核心，迫不得已時才完全轉變觀點，因此儘管他好像在思考、批評每一種觀點，只保留了其中的一部分內容（不論最初選擇的觀點多麼不恰當，可爭論總是在同樣的方向上持續著），但卻從來沒有達到公允；那些觀點沒有得到闡明，仍然自相矛盾，可還是並無根據地被接受或拒絕了。因此就出現了一種令人困惑的錯誤觀點，即哲學產生於哲學本身，而不是人類面對事物思考出來的。繼而又試圖通過詭辯說明所有的事物都是自相矛盾的，還令人不安地認為每件事既是對的又是錯的，仿佛世界上沒有可以被闡明的大量絕對可靠的理論體系。
例如他有一個最令人迷惑的主要論點，即所有思想都是一種核心思想的組成部分。根據思想這個詞的含義，我們很容易使這種觀點變得清晰且正確，或清晰但錯誤，或清晰但可疑（因為觸及了未知因素），或徹底的荒唐可笑。很明顯所有思想都是一種經歷變化或經歷體系的組成部分，正像所有物體都是一種物體系統的組成部分一樣。此外，如果思想等同於它的思考對象，並且當人們在思考同一件事時他們就被稱為「屬於同一種思想」，那麼許多想法肯定會有相同的地方，它們會在不同程度上與一種全知的思想相同，這種思想能理解它們各自的經歷。如果統一的思想指的是類型的統一，這個問題就會變得難以確定；我們的信息和可能的猜測不能確切地告訴我們存在著多少種經驗，或者它們的發展（當它們發展時）在多大程度上遵循同樣的原則。我們需要考慮動物、其他星球和無限深邃的時間。即使對於人類有限的若干種想像力來說，德國唯心論所提供的範疇也顯然太狹隘了。最後，當這種思想指的是某種具體的思想（比如美國的存在消失了或被否定了）可以成為另一種（堅持認為美國存在）思想的一部分時，這種思想就變得荒唐可笑了。但是這種對待事物的方法（我們可以把觀察到的任何東西添加到複雜的人性中）會忽略掉那種能激怒羅伊斯並且使他的讀者感到迷惑的問題。他希望所有思想都一致，也就是說在某種程度上符合邏輯和道德的要求，而他又總是覺得這種一致是不可能符合道德和邏輯的。
純粹的先驗主義是羅伊斯的技術方法，在這方面完全沒有問題出現。先驗主義是一種態度或觀點，而非理論體系。凡是思維可以效勞之處，先驗主義的「絕對」就會做「絕對」的思考。想法可以彼此獨立的觀點被排除，因為空間、時間和數字都屬於受思想安排的想像世界而不是屬於思考的功能；個人是想像構建出的虛幻的東西，就跟物質性的客體是想像構建出的東西一樣。道德存在的壓力無論落在何處都是一樣的，思想家彼此之間的自我和關係是無限的；也不存在單獨的無限自我，因為根據這條原則，「絕對」不是一種存在，不是心理上的怪物，而是一種身份或職責；自我的核心是一項任務。因此真正的思考從來不是「絕對」的一部分，而是「絕對」本身。思想家，不論有限還是無限，就是存在的人或大量的情感；它們都只是夢裡才有的東西。任何等待承認的存在體系、任何真理或事實都與先驗主義的觀點相矛盾，使它變得愚蠢可笑。無所不包的思想即是我認為的自己的思想，是正在發揮作用的思想，哲學不可能超出這種認識。
然而雖然羅伊斯經常從這條原理出發進行推理，卻總是超越這種認識，或總是忘記這種原則。他不禁相信有構造力的幻想不但冒充個人和思想，而且存在於它們之中。比如「絕對」一定不止是抽象的主題或是先驗主義的自我（雖然它也是自我），而是一種綜合的普遍思想，是亞里士多德的上帝和基督教神學。作為一個真誠的人和威廉·詹姆斯的朋友，羅伊斯很容易成為一個社會存在主義者；我指的是不承認有許多平行的人類思想，它們彼此有短暫的存在關係，並且互相影響，而絕不是相互取代也不是相互包含。有限經驗不僅是無限經驗的一個部分；它本身就是一個悲劇性的整體。我並不是眼望著自己的上帝，我是尋找上帝的自己。然而這種態度是與先驗主義原則根本矛盾的；它即便沒把哲學變成對文學心理學的沉溺，也是把哲學變成了對科學的簡單推測。那麼知識就只是確信能通過一些物質的影響或親密關係的暗示，越過共生的分歧，猜測我們周圍事物的存在和本質。這種自然主義所暗示的輕信和結局都和羅伊斯所懷疑的神秘的直覺相矛盾，讓他感到不快。有什麼折中的辦法嗎？
劇院裡的觀眾和戲劇中的事件、人物是一種先驗主義的關係。表演可能在今天舉行，持續一小時，而故事可以把我們帶到某個英雄時代或某個不曾存在的時代，而且在虛構的時間中跨越數天甚至數年。正是這樣，永恆的沒有在人們之間散播開的先驗主義的思考，就可能審視無限的時間，排演無數角色的感情和思想。不論思想是多麼虛偽、多麼理想化，畢竟它還是需要對象的；如果沒有思考對象，就不可能思考。這個由現象組成的必不可少的世界比客觀實在更加有趣；現象的特點和分類使純思考的單調功能多樣化、具體化。如果區分具體觀點和具體思想的東西只是其主題，而不是它們所處的時代和地點，那麼它們可能就會被徑直引入一個先驗主義的體系。先驗主義的思想就像個純粹的詩人，不深入世俗生活，只生活在其作品中，生活在故事的人物和時代里。羅伊斯始終堅定地持有這種可以稱為絕對唯心主義的觀點，並且願意把它放入自己的理論中。但是他又竭力想把它同社會現實主義融合到一起，可這兩種觀點卻是根本矛盾的。在絕對唯心主義看來，具體思想和整個時間過程只是想法；它們接受思考和審視，不會自己思考或消失。因此真正的唯心主義者可以口若懸河地談論一個國家或一個時代的思想。對他們來說這和個人思想的真實與否是一致的；在個人範圍內，他們可以尋找貫穿並超越個人的統一，因此這個人和其他人相同的那部分就形成了和他一樣存在的個體的特點；這是一個主題編成的網，不是存在的集合。這就是唯心主義的實質和精華，也就是說知識不是對世界的認識，而是世界本身，相互交織的會說話的個體才是唯一的存在的個人。你可以叫他們人，因為「人」意味著面具；但是你不能稱他們為心靈的化身。他們是歷史之網上的結。他們是所處環境的語言，他們唯一的靈魂是他們所具有的對我而言的意識。
然而羅伊斯在談論這些的同時，卻希望不要談論它，他那上下兩卷厚厚的著作《世界與個人》把主題藏在晦澀之中。在把書寫完時他意識到了這點，就極具個性地又寫了長達一百頁印刷更精美的「補充論文」，以說明要點。他說，讓我們想像有一幅十分詳盡的英國地圖鋪在英國的大地上。這幅地圖是英國的一部分，它複製出英國的所有特徵，同時這也就是它自己的特徵；因此地圖可以縮小無數倍後成為小地圖，就像一面鏡子裡映出的另一面鏡子。用同樣的辦法，我們也可以成為較大個人中的較小個人，而且和較大的個人一樣真實完整。這樣問題就解決了嗎？如果我們接受這種例證，就仍然只有一個個體存在，那就是有形的英國，所有的地圖都是它唯一表面的一部分；但英國絕不可能和地圖相同，因為它受到海水的沖刷和鄰國的包圍，它也不會像拼接的地圖一樣被英國的其他部分包圍起來。相反，如果我們把拼接的地圖的各部分都延長，讓每塊地圖的地位都相等，那麼就看不出英國了，只會有英國凌亂的地圖。只會有不包括自己的絕對思想，「絕對」是作為整體的一系列事物，它與組成自己的任何一個部分都不相同。當它們是地圖時，它就是相關聯的一個系列，它們是思想時，它就是真理；如果「絕對」從一開始就只被當作真理，在它之下個人的存在就不會有任何困難。此外，推斷的目的是為整體和有限組成部分的相同實在辯護，如果所有的個人都絕對相像，那麼他們的相同之處不就使這種推斷的整個目的落空了嗎？如果我們每一個人都度過無限的時間，獲得和別人完全相同的經歷，這種無意義的重複又有什麼意義呢？這個貪得無厭的世界活一次難道還不夠嗎？為什麼不承認唯我論並且堅持先驗主義方法呢？是因為良心和判斷力強嗎？但是再多的地圖都是沒有用的，英國就是她自己，展現在我們面前的是無數補充的論文。
羅伊斯有時覺得自己所搞的不是哲學而是別的東西。他曾經寫過一本小說，但是結果卻令他失望。也許他本來可以成為一位偉大的音樂家。複雜、重複、盲目、沒完沒了的操練都不是寫作或思考所需要的優點，但是在音樂中它們可能逐漸升華為真正的卓越，更何況他很有耐心，記憶力很強，而且喜愛技術裝置。但是他畢竟不是音樂家（他沒有藝術細胞），他更像高尚的常受到神秘啟示的中世紀農民，僧侶們本該收他為徒，讓他在清燈下研究佛經；或者他也許更像鄧斯·司各脫的信徒，決不放過一個錯誤，缺少輕盈的心靈去鄙視複雜的詭辯，一心想親自找出詭辯的秘密，並且憑藉自己內心的光明前行。他是一個中世紀式的學院派人物，試圖發現並解決難題，在系統著作中頌揚上帝，像珊瑚蟲或蜘蛛那樣不懈地工作，最終建立出架構，這種架構以其樸實、複雜、豐富的風格俘獲並感動人心，這張架構之網十分巨大，其中充滿了神秘和嚮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