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學案 · 評《白璧德：人和師》

第一次聽說歐文·白璧德是1914、1915年間，在我所就讀的西北大學，一次偶然的機會，聽到R.S.克萊恩教授的一篇報告。「這本書能讓你們思考」，他指著《現代法國評論大家》，說道。當時，我和許多同齡人一樣，正陷於托爾斯泰式的人文主義的框框之中，同時又渴望在現代西方文學當中找尋到更具陽剛之氣，更為冷靜、理智的因素，能與古老的儒家傳統輝映成趣。我幾乎是帶著一種頂禮膜拜的熱忱一遍又一遍地讀著當時已面市的白璧德的三本著作。對我來說，那是一個全新的世界；或者說，是個被賦予了全新意義的舊世界。第一次，我意識到中國也必須在相同的精神的引導下做些事情；過去二十年，我們對自己的文化基礎不分青紅皂白地進行無情的批判，造成新舊文化間的差距愈拉愈大。現在，我們要在一個前所未有的非常時期，憑藉日益積累的資源財富，跨越這種鴻溝；要在中國人的思想中牢固樹立起歷史繼承感並使之不斷加強。也許我於1915年秋來到劍橋的主要目的就是為了能夠聆聽這位新的聖哲的教誨。 行年方逾知命的白璧德，在我看來，正好達到完全的成熟；這種成熟也造就了他最終的風格。他看起來身體很好，雖然不是特彆強壯；日漸脫落的灰色的頭髮，皮膚白皙；佝僂著的背隨著年歲的增長也漸漸顯露出來；他步伐輕快，以至在往返於課堂的路上，他幾乎是一路奔跑。他那無可挑剔的優雅與自信是獨屬於哲學家和學者的，而凡夫俗子們是難以望其項背的。第一次見面，你就能感覺到這是一位才華橫溢，練達睿智之人：他能讓你想起舊時會關注全人類命運的哲學家，而不是現代學術界中多如牛毛、分門別類的專家們。 白璧德在學術界中的重要地位已為人們公認，但它並不是由其在傳統意義上的學術成就確立起來的，儘管他廣博且多樣化的學識在當代無人能及；他的貢獻在於他以驕人的天賦組織並闡釋了文藝復興以後成為西方文明的根基的基本思想。他把全部精力投諸這些基本思想的分析之中，將它既當作一位教師的日常工作，又當作是一位作者更為緊要的任務；對純粹的唯美主義及文學方面歷史和文本上的各種問題他都忽略不計，認為相對來說這兩者與批判生活無甚關聯。不過他自己對文風卻有著相當細膩的感覺，對事實的精確也有嚴格的要求。因此，他的每一次講座實質上都是各種思想的一次鬥爭；也是他大力倡導、受到普遍歡迎的革命開始之後，對西方人的命運所作的宣言。這些講座結構鬆散（如果它們有結構可言的話），旁徵博引，充滿了來自整個文學世界的絕妙的引語——這些引用也因了卓有見識的評論而熠熠生輝；不管是否能贏得共鳴，它們都是用來為一個中心思想服務的。要將白璧德的課程及內容一一分清並不容易，因為所有的內容都相互交錯以服務於同一個目的並倡導相同的基本原則，只不過其重點和細節有所不同罷了。你可以選擇他的主要課程中的任何一門以掌握其思想的主要趨勢並憑此對其他課程的內容略做了解。他習慣於在所有的課程中重複一些他最為鍾愛的引言，你對他的思想的領悟也能因此變得輕鬆。這些引語就像路標一樣，對你跟隨他的思想歷程是大有幫助的。這並不是說他缺乏新鮮素材而被迫求助於乏味的重複。相反，就其材料的豐富和多樣性而言，在當時的學術界恐怕是無人能與之媲美的。不過他意識到，只有不斷地重複一些警句妙言方能使他所傳達的信息在普通人薄弱的記憶中留下較為深刻的印象——這是他頗為贊同的心理科學，倒是與高明的廣告商和宣傳人員有幾分相似。此外，他堅持重複相同的東西還有更深一層的原因：這樣他可以讓自己的整個思想體系顯得統一而連貫，他的聽眾也不至於懷疑他對任何所提及的重要問題的看法和立場了。 在進行講座時，他一直都坐在椅子上。整個講演本身就是一種簡潔與明了。他的聲音很清晰，音調抑揚頓挫，但很少加強語氣。為了顯示強調，他會伸出右手，畫出一個半圓，仿佛要將自己的思想更進一步地推向聽眾。時不時地，他也會飛快地瞥一眼觀眾，很友好、很急切，但又總是帶有一點羞澀；然後問出一個問題，同時身體向前傾，頭略向左歪，右臂指向前以示期待清楚的回答。有些膽大的（通常都坐在前排）會做出一些回答，但課堂上一般不會有爭論。陡然出現的諷刺妙語或一句精闢的引語，最好還是具有破壞性的那種，會使聽眾哄堂大笑，安靜的課堂頓時沸騰起來。 對於那些與他持相同觀點的人來說——我相信他後來的大部分學生都是——一次講座就是一次非凡的表演。他走進教室的一剎那，你就會感覺到那是一位大師的出現。很快他就能在課堂上創造出一種莊諧相映的學術氣氛。你知道，關於一個論題，無論他說什麼，一定是與眾不同的；他會以一種自信、權威的語氣闡述問題，帶給其追隨者以勇氣，並挑戰那些對無條件的信服或一場思想鬥爭的終結的可能性持懷疑態度的人。他先是引用某些知名作家的話，接著便宣布：「我完全不同意他的看法。」儘管有著絕好的性情和高尚的人格，他也會像普通人一樣，從對現代思想界最高統治者的否定當中獲得一些內心的滿足。盧梭成了他的主要目標之後也難得能夠偷閒片刻自在地沉浸於自己的迷夢之中。現代西方人對那些被視為神聖之師的人素來懷有敬畏之情；在這種傳統的薰陶之下，許多美國青年也許會因白璧德對傳統的無情的批判而在私下裡感到痛苦不安。不過對於東方人來說，那卻是令人愉悅的經歷。他們對西方幾代人的內心世界裡真正發生的變化一無所知——這種無知也可算是一種幸福——正因為如此，他們才能有中立、開闊的思想，不會受到個人固有的或是繼承而來的要對某種思想保持忠誠的束縛，白璧德早年的一些學生，大概就是因為其個人的執拗和忠誠，才會在脫離了他的管轄後，終得機會為他們自己及其前輩們辯護以抗衡這位最為嚴肅的批評家時，成為惡毒地對他進行攻擊的敵人。白璧德，至少據我所知，在其晚年，在課堂內建立了一個由無可置疑的權威和滿意構成的王國：這裡很少聽到不同的意見，激烈的爭論也是少有的。他的學生是為他的人格和學識所折服還是真心實意要轉投其門下（其中可能有相當一部分屬於後者），沒有人需要對此作出判斷。無論怎樣，他授課的學生數量在持續增長；甚至有一門課要移到十一教室進行，這個教室能容納三四百人，通常都是給一些必修課程和一些很受歡迎的課程使用的。白璧德常對我說：「我的學生多得我都無法控制了。」言語中透出振奮與欣慰。 白璧德絕非其對手所說的，是武斷專橫的說教者和道德家。敏捷的思維和強烈的幽默感使他和孟子、約翰遜及卡萊爾等人一樣，首先是一位文人，儘管也肩負著更高的使命，即喚醒人類的精神世界。如今，想像力與幽默在隨意的談話中能比在正式的研討中得到更好的展示，因而這些文人也是偉大的談話者，甚至算得上這個世界上最偉大的談話者[眾所周知，孟子的部分著作是大師與他的弟子及其他同時期的人的談話錄，不過這些對話還不能與柏拉圖的相比（後者要更為詳盡），而應與約翰遜的談話錄相提並論。那些談話都相當尖銳，這使他們得以擊敗自己的對手，並贏得普遍的讚譽。當然這種比較的合理與嚴密還有待商榷]。同樣地，白璧德作為一名談話者，在正式的課堂之外，也應該享有很高的地位；這是所有有幸與他有過交談的人都可以見證的。 毫無疑問，他曾在其同齡的朋友們那兒遭遇反對與否決，但我一直懷疑其追隨者中是否有人膽敢反對他的那些首要原則，他擁護這些原則的態度是堅決而不容置疑的，且輔之以其自身不同凡響的魄力和光彩四溢的才華。不管怎樣，心甘情願地做一名默默的聽眾是更令人愉悅的；這樣在與他一起沿著the Charles做晚間散步之後，你也能更好地休息和放鬆。這些談話帶有一種自然而然的動人光彩，充分展示了他的思想和觀點，其力度絕不亞於他那令人生畏的口舌之戰。 在我的記憶中，白璧德的談話常常會有出人意表而又令人愉悅的妙語和看法，其中的隨意性和自由的魅力無處不在；不過它也從不偏離人文主義的基本原則。他是一位人文主義者，又有如此的性情，因而對所有人類特有的行為都有濃厚的興趣，而且急切地想就大多數問題發表自己的見解：從人們的內心生活到印度、中國及日本等國家的時事。他的話語宛如一條舒緩流淌的河流；你所要做的，便是像河中的一粒小石子，靜靜地呆著；或者像它流過的某個轉彎或者缺口，偶爾地打破它的舒暢與寧靜。在談話中倘若遇到一點小小的挑釁或一段時間過長的沉默，他就會猛地盯著你，眼光極具穿透力，半認真半戲謔地，看你是否弄懂了他的意思。如果對方要求他予以辯駁，他的回答會是敏捷而果斷的，而且能讓你忍俊不禁。 「生活於理性之人是一部喜劇，而於感性之人則是一部悲劇」，這是他很愛引用的一句話。在他所有的作品和談話中，你能清晰地感覺到一種深沉的熱切之情，並能推斷，對人類生存本質上的悲劇，他的內心深處也曾有過絕望和畏懼。但是他富於積極向上的精神，再加上對生活的領悟是如此全面與高尚，足以使他以一種超然冷靜的態度面對一切。對那些以譁眾取寵求發達的現代預言家們，白璧德是絕不苟同的；但他也絕不是耶利米，特別是在社交場合，倘若有好機會，他便會盡情地發揮想像並進行善意的嘲諷。他喜歡揭露人類的內心世界，喜歡暴露人類掩蓋在自負的表面之下小小的虛榮和狡猾；也正是這種虛榮和狡猾使人類得以在這個星球生存下去。他自稱是一位道德現實主義者。一位道德現實主義者最主要的特徵是「拒絕被欺騙」，他如是說道。 他認為，不論是個人還是集體，自身利益是其行為的主導力量。比如說誠實，人們只有在為了某些個人的切身利益時（不論是物質的還是精神的）才會誠實；這種誠實是不可能無私的。他毫不相信國際聯盟鼓吹的國際協議或利他主義原則。儘管承認英國托利黨的外交政策具有合理的現實主義精神，但對他們引以為豪的帝國主義行徑，他卻是持否認態度的；而且他對於威爾遜之流的國際政治才能深表懷疑。他覺得每個國家都應有足夠的武器進行自我防衛；然後大家應該各管其事。 把事物牽強地拼湊到一起，強加給毫無警覺的人們，這種行徑，不論是偶然的還是蓄意的，都逃脫不了這位道德現實主義者銳利的雙眼。一個春光明媚的下午，我們一起沿著査爾斯河散步；他停了下來，看著新落成的哈佛商學院的大樓，讚嘆它的對稱美及它給人的震撼；我說這樣的建築或許更適合更具人性的院系如哲學和古典文學，他輕聲笑道：「你是位烏托邦者。」他尤其對政治領域裡的油腔滑調、花言巧語深惡痛絕。現代社會的巫醫們言語中包含的幼稚和純粹的虛偽，都會遭到白璧德最尖銳的嘲諷。他曾聽過一位中國教育家自鳴得意地對國際和平和兄弟情義進行歌頌；在聽這半小時的演講時，他表現出了明顯的厭煩情緒。過後，他稱這位講演者是「一位誇誇其談者」，「在這個國家頂多做一個三流學校的校長」。 有時，完全的「不偏不倚」其本身就是一種不和諧，他之所以牢牢地抓住這種「中立」思想不放只是為了滿足自己對快樂不可抑制的喜好；至於這牽涉到的是他自己還是別人則無關緊要了。他曾多次帶著歡快的神情向我們講述這樣一件事：一位來自東京的、對他充滿仰慕之情的日本學者說，在日本，普通讀者常常會把歐文·白璧德和喬治·F.白璧德混為一談。斯圖亞特·P.謝爾曼自抵制不了誘惑加入百老匯後，便成了眾矢之的；白璧德則打趣地將他的處境比作是試圖將歐文·白璧德和喬治·F.白璧德合為一體。他常常毫無顧忌地在嚴肅的討論中插科打諢——即使這是以你為籌碼的。在美國，中國的洗衣店隨處可見，許多中國人都對此十分敏感；或許這種敏感並無甚必要，這一行業的確幾乎被中國人所壟斷。一次，在和他的客人們談論墨索里尼及其黑衫黨時，白璧德突然插進一句話，還以詭秘且嘲諷的目光看了一眼將要被他攻擊的對象，「對了，黑色襯衫不需要洗衣房」。所有在場的人頓時哄然大笑。 很自然地，我們的談話涉及中國的各方各面，各種新、舊問題。我並不知道白璧德何時開始對我的祖國產生了極大的興趣。我們首次相遇時，他已對儒家及早期道家的思想有了全面的了解，儘管當時他還沒有在其出版物上談及這些。對儒家學說中純粹的人文主義大加讚賞，看到早期的道家學者和現代西方自然主義者之間的相似之處，由此建立了兩種截然不同的人生觀點；這兩種人生觀代表並區分了兩種較為普遍的思維方式；在西方能成就於此的學者白璧德要算第一人。儒家思想可能是除了佛教之外，對白璧德品性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的一大因素。他相信人類擁有某些神聖而不可言傳的東西；從這個意義上講，他是極具宗教信仰的，但他稱自己的宗教是「一種偉人的宗教」。它不需要感恩禱告，也不需要中介慈善機構。以儒家的觀點來看，這種宗教是一個具有高尚的道德準則的實體；每個時代，這些準則都鮮活地，而非機械地，由幾位突出的人物來加以體現；每個人都可以通過自身的經歷和體驗對這些準則進行測定。白璧德和真正的儒家學者都認為，憑藉自己的創造與力量，在這個世界上建立至高無上的精神王國之人應該在人類歷史中占據重要地位。在道家「理智的消極處世」中，他看到的完全是精神領域的相互模仿和自我毀滅。不過他也不否認道家學說中包含的審美和娛樂價值，特別是當這些價值在中國風景畫中得以完美體現時。在一次以「惰性的浪漫主義崇拜」為題的講座中，為了闡明議題，他複製了一幅宋代的繪畫，上面是一位道家哲人酒醉之後，睡在一條小船上，在湖的中央漂蕩著，周圍是霧靄沉沉的遠山。在他去世大約一年前，我曾告訴他說我對他沒能掌握中國的語言而深感遺憾；若非如此，他就可以研究地道的中國文化，這樣它也不至於被某些學者粉飾得像陳列在博物館裡的埃及木乃伊；或者全憑他們自由地發揮想像，被隨意地塗改——這些學者，既不具有「科學嚴密性」，也沒有「印象主義」特徵。他們沒有哲學上的遠見卓識，沒有從事寫作的天賦，也沒有紮實的學問功底，而其中任何一項都是一位學者不可或缺、必備的素質。我問他，假如再年輕二十歲，他是否會學習中文，他一本正經地回答道：「我會的，如果我再年輕三十歲的話。」 對一些胸無點墨的莽撞之徒（不管是中國的還是外國的）所大肆宣揚的新中國，白璧德是不抱任何幻想的。事實上，對在中國這塊以保守而聞名的儒家弟子的土地上發生的五花八門、步入歧途的變革，他一直都進行著敏銳的觀察；當然，對中國傳統文化當中許多歷史性的弱點，他也並非熟視無睹。他密切地留意著真正意義上的儒家學說的復興運動，這種運動支持歷史繼承性和中國國民生活的自主性，其中也融合了一定的現代西方的因素以進行合理的調整。然而，最終他還是因近年來中國領導人的失敗而失望了。二十年代中期，共產主義在莫斯科方面強而有力的領導之下似乎有占據政治優勢的趨向；對此，白璧德說道：「倘若中國走共產主義道路，對他們我將無話可說。」早在義大利法西斯主義猖獗的前幾年，他就從1911年後中國連續不斷的無政府狀態中預見到了中國將會出現「禁錮一切」的「騎在馬背上的人」。同樣地，他還不斷警告人們要注意來自日本的擴張主義的威脅，認為這也會是對其內部混亂的一種懲罰。他希望能看到中國發展潛艇，建成有效的海岸防禦；而不是全面地發展海軍，在目前這種條件之下，中國已沒有時間來等待了。他認為，過去中國可以自由地沉湎於他稱之為「奢侈的內戰」之中是因為當時日益沒落的腐敗的統治者還不著急挑選繼承人並授之於新的權力。可是來自國外的，特別是日本的壓力卻使得中國人再沒有時間享受改朝換代的政治空隙。有時候他會就目前政治形勢中的種種蠢行向你提出詳盡的忠告，好像你就是那些要對戰爭負責的不知名的軍閥中的一員一樣。最近中國所發生的事件證明了白璧德的預言是如何準確，這自不必我再贅言了。 第一次與他見面時，他表現得相當客套；可能他認為對待一個從十分注重禮節的國家來的東方人理應如此。比如說：過一道門時他總會堅持讓我先走，這倒令我這位晚輩受寵若驚。後來他才漸漸放掉了這些禮節。不過，在與中國的學生或客人交往時，他還是會更加刻意地運用他的禮貌藝術；而不是依照他的習慣或者以其性情之自然本色行事。總的來說，他對社交生活中矯揉造作卻毫無意義的東西並無太大的熱情。在世界大戰結束後不久，一次，他應一位歐洲國王之邀拜訪一所大學；這位國王曾英勇地保衛自己的小王國並因此成為蜚聲世界的英雄。該大學的領導們要求他衣著正式地接受這位不同凡響的領袖的接見；白璧德卻置之不理，自己一個人漫不經心地來到了這個國家。對大學裡的各種典禮、儀式，他都是避之不及的。當要以父親的身份參加兒子的畢業典禮時，他大笑道：「這是多年來我參加的第一個典禮。」 種種跡象表明，包括他自己偶爾也會承認，在學術大廈擁擠的人群中，白璧德是獨行者。他是宇宙中的一位漫遊者，不從屬於任何星系。與生俱來的隨意與任性註定了他將終生處於一個不能讓他充分發揮其獨有的天賦，使它開花、結果的環境之中。事實也是如此。人類的歷史（包括東方和西方）是由一些人被砍的頭顱和被燒焦的身軀填滿的；而從長遠來看，這些人卻是全人類都應對之感恩戴德的人。屠刀和火刑柱已經看不存在了，至少在安德魯—薩克森國家裡是這樣；但對那些並不馴服的人的詛咒，含蓄卻不失效用的詛咒並沒有消失。「這個世界並不反對免罪」，保爾·埃爾默·莫爾（Paul Elmer More）寫道，「但凡是要反對這個世界已認同的信仰的人必須具備一個人可能擁有的所有堅毅和力量」；然後他進一步闡述了「在知識界的孤立無援以及和宗教法庭的罪罰一樣可怕的侮辱」。這些話來自其切身體會，發自肺腑，因而擲地有聲，不可顛破。同樣地，它也合適於白璧德所處的境況。白璧德和莫爾是同一類型的作家，他們都依照自己的本性和意願行事，傲然地無視當代人對其作品的評價，並認為將個人所處的逆境在情惑上加以利用的做法是浪漫主義才有的弊病——不過，我卻相信這是一切文學作品都十分鐘愛的一種追求。在現今這個沒有英雄的時代，白璧德或許是會頌揚殉難者的最後一人了。他經常對自己早年所做的鬥爭進行自我解嘲；每一次他的新書出來，便會遭到「一群年輕的雄獅」不約而同的攻擊。假如有人小心翼翼地問他為什麼長期以來，哲學界的前輩們都對他全盤否定，他會大度地笑道：「你要削弱某些人的影響，還指望他們提拔你，這豈不是對人的本性要求過高了嗎？」大戰結束後的幾年時間裡，許多激進的學者歡欣鼓舞，迫不及待地要在各地掀起政治、社會變革的巨浪；對此，白璧德曾經以他慣有的幽默說，這些想將「人情味」灑滿全世界的年輕的改革者們「如果上台執政的話，首先就會把我燒死在火刑柱上」。事實上，一個人無論是為人們所喜愛還是咒罵，他若有一種與眾不同的觀點，便不會輕易放棄，不會輕易妥協。相反，他會將平常的謹慎的原則拋諸腦後，顯示出他對這個世界的敵對性情緒。最具獨創性的思想家們缺乏社會交際的手段和技巧，這早已是眾所周知的了。詆毀他們的人將此歸結於其自高自大和持有偏見；然而實際上，他們看似令人討厭的以自我為中心和自以為是並非出自其本意。他們只是擁有較平常人更為敏銳的眼力和對價值的更為細緻的辨別力；為了在精神上自我保護，他們就只能依照自己的意願行事。正面而直接地攻擊王公貴族們腐朽的思想，使他們像個悔錯的孩子那樣順從；對當時還只是平民的孔子和孟子來說，這麼做完全不是為了一己之利。據說韓愈（768—824）這位中國文學史上的約翰遜，在對待與他同時代的人時，儼如一位嚴厲的法官在對罪人進行宣判。白璧德的確指出過約翰遜對其同胞們的態度是何等高傲——他曾稱約翰遜為「自孔明後最睿智的人」——但同時他又對上帝表現出了最為深沉的順從和敬仰。白璧德自己就是一位相當文雅的人，他的理想就是成為法國式的「有教養的人」以及儒家的彬彬有禮的學者——「既入世又出世之人」。對於他想取悅的人來說，其人格魅力是不可阻擋的。但他絕不是個會做讓步的人，在與人交換意見時也不會為了禮貌而給出任何讚美之辭。他會不斷地勸導你要到那些雖死猶生的人們中間去尋找「更高層次的朋友」，這樣你才不會陷入當代人已無可救藥的相互欺騙之中；當代人不能使你在品德和智慧上受益，你為此而深感遺憾，但他們喋喋不休的話語和興致勃勃的勁頭卻像一塊磁鐵一樣將你吸引，儘管這有悖於你自己的意願。 歸根到底，白璧德是一位傳統型的激進派。這一類的激進派現在最關注的是優秀人物在社會中所起的特殊作用；因此，他們也毫無顧忌地宣揚這個世界應該由德才兼備之人統治。他相信，人總是很輕易地就接受了事物的表面現象；而且，由於天生崇尚自由主義，要不就是為了個人的行事之便，人們也總是儘量地避免直言不諱。他認為人們總是將事物表面的世俗價值緊緊地抓在手中而將現實情況拋在一邊置之不理。所以，不屈不撓地追求真實往往會給一個人帶來災難和禍害。封建貴族們常常對孔子表示不滿，認為他是一個目空一切的好事之徒，因而他不僅烏紗難保，有時甚至自身難保。後來許多追隨於他的人都因正直、誠實以及政治上的不妥協而遭到了放逐、監禁乃至死刑。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蘇格拉底被賜毒而死，因為他追求的是事物的確切含義，其中的真理之光對他的同胞們來說，太過於炫目了；這些人與其他任何時代的大多數人一樣，更喜歡捉摸不定的人與物。少數人和多數人之間的矛盾是永恆不變的。白璧德最大的不幸就是生在了這樣一個時代，「激進派」的含義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成了為大眾事業奮鬥且能得到大多數人的積極響應的人的代名詞——這一類領袖很難被人們賦予英雄主義色彩。 白璧德本人從不願承認自己曾為了一項公認的不受歡迎的事業作出犧牲。在人類文明的歷史長河中，有許多事關重大的比賽與角逐，而白璧德是一位真正地投身於其中的健將。儘管他已離去，他的話卻將作為一種宣言和戰略，為人類價值王國里那場已陷入絕境的戰鬥服務；他的追隨者們要做的，就是確定其使命的重要性以及其人格當中最基本的英雄主義。其人其作使深受他鼓舞的人更具卓越的勇氣，從而敢於挑戰所處的時代，說出心中的真理，並且相信它最終將為人們所接受。愛默生說，「一位大師的成功在於二十年後人們能為其觀點所吸引」，就是典型的愛默生的樂觀主義精神；不過中國人並不願附和美國人追求速度的熱情，因此在這一點上他們也可以得到諒解。為了確認一下當代人的煩躁程度，讓我們來聽聽十一世紀中國一位偉大的作家所說的關於我們的精神家園的最終命運的話。這些話可以讓我們有些許的安慰。歐陽修（1007—1072）是一位儒家學說和中國古典文學的偉大復興者，他在文學史上同樣占有重要地位並為重塑韓愈的地位作出巨大的貢獻。他曾在對韓愈的一部舊作所做的著名的評論中，熱情洋溢而信心十足地寫道： 道固有行於遠而止於近，有忽於往而貴於今者，非惟世俗好惡之使然，亦其理有當然者。而孔孟惶惶於一時，而師法千千萬世。韓氏之文，沒而不見者二百年，而後大施於今，此又非特好惡之所上下，蓋其久而愈明，不可磨滅，雖蔽於暫而終耀於無窮者。（歐陽修：《記舊本韓文後》） 現在韓愈和歐陽修都以他們在文學和道德領域的卓越成就被視為儒家文人；許久以前，他們就已深受人們的尊崇，躋身於中華民族最獨特的孔夫子廟當中。我們也許會設想著歐文·白璧德也能得到同樣的榮譽，他會成為儒家理想另一位舉足輕重的代言人，假如他出生在十七世紀前的中國——這是已面臨末路的中國最後一個君主王朝為儒家文人定下的時間界限。中國人常說「教書者易尋，育人者難覓」，歐文·白璧德則是一位真正的育人之師。 （《白璧德：人和師》，Friderick Manchester和Odell Shepard編，紐約G. P. Putnam's Sons出版） （莊婷譯） （《梅光迪文錄》，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