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學案 · 斥偽教育
近日報載天津偽組織，在敵寇指揮之下，設立所謂「教科書修正委員會」，於中小學教科書，凡有涉及「不平等條約」，「三民主義」，「九一八」等等，以為有礙「中日親善」，皆刪去之，而以經書與日本語為主要教材。日本語由日人自授之，經書則由本地冬烘先生授之。經書教材為「四書註解」之類，故坊間所有經書，皆銷售一空云云。日本語不值一談，茲且談經書與偽教育，以斥寇賊之荒鄙無識焉。
往者蠻夷之猾夏者，何嘗不尊孔尊經，用以收拾人心。然彼以漢法治漢，且自慚荒野，亟欲同化漢人。故吾國曆值外禍，雖創巨痛深，而幸以吾國文化之優越，武力征服我者，皆為我文化之被征服者，不久其武力亦隨之而盡。蓋往者吾國文化為大一統文化，為至高無上文化，任何外族，從未有取而代之妄念也。今則列國環峙，為多數個別文化與對等文化時代。故國家競爭，兼含有文化競爭，滅其國家者，必滅其文化。此乃近代式最殘暴之天經地義，來自歐西，吾東方人未之前聞者也。倭日近數十年，受歐化洗禮，非但忘其中國文化本源，不甘為中國文化之附庸，且似負東亞與世界文化使命自詡。其矜浮頑悍，尤甚於歐戰前之德皇威廉與其左右武人也。至其利用吾國經書，固非以漢法治漢，欲同化於我。實妄以孔孟根本學說，在尊君親上，富於服從性，欲漢人處其統治之下者，咸變為「大日本」順民，而永無抗戰抗外思想之發生也。抑彼尤所懼者，乃「左」傾思想，謂思想「左」傾者，即欲抗戰抗外。妄以吾國聖哲，只知屈於威力，視亡國破家為當然。吾國民族必待赤化，而後知有人格，知獨立自存之可貴也。此不僅厚誣吾國經籍與聖哲，而強作解人，弄巧成拙，其愚更不可及矣。
吾國聖哲精神，與武力侵略者之行為，恰如水火之不相容。若釋以現代語，尊君親上者，愛國與擁護政府也。服從意義更廣，孔子稱「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聖人之言」。畏天命者，宗教心也。畏大人者，謹守社會秩序，盡公民之責也。畏聖人之言者，以聖人為準則，而完成個人之學問人格也。而吾國聖哲所注重者，尤在個人，個人人格，實有無上尊嚴。故歷來之聖哲賢豪，一言一行，莫不顯出獨往獨來，昂首天外氣象。孔子、孟子、荀子之對於當時君卿，以及後儒之涉世規範，立朝風節，皆曾文正所謂「寸衷之所執，萬夫非之而不可動。三光晦，五嶽震而不可奪」者。故進則「殺身成仁」，退則「處士橫議」，安有所謂「順民」哉。唯吾國先哲精神中，最富有堅強成分，故吾人最所稱為美德者，曰「特立獨行」，曰「負氣忤俗」，曰「奡亢不群」，曰「孤懷自賞」。發之於個人，則為忠烈，為隱逸。忠烈隱逸者，其方式不同，而其不妥協不苟且之精神則同也。發之於民族，則其不妥協不苟且之精神，更有言者矣。
吾國民族對外，向有三大原則。一曰，攘夷。二曰，復仇。三曰，主戰。凡皆吾民族精神中堅強成分之所表現，而因以維持吾民族數千年之悠久生命與其優越地位者也。春秋第一大義，為尊周攘夷，內諸夏而外夷狄。諸夏者中國也。周者，中國之政府也。夏夷之別，本於文野之別，春秋時夷狄雜居中國，其劣根性之印入於當時中國之心理者，至多且深，故夏夷之防，毫不放鬆一步。《左傳》所載，如「狄無恥」，「戎狄無親而貪」，「戎禽獸也」，皆所以警當時人，使知夷狄萬不能比於中國，而尤惡其與中國爭衡，成為吾族文化之厄也。故孔子深美管仲，孟子許用夏變夷，不許用夷變夏。歷代政府，於外族之通朝貢者，皆置諸四夷之列，史家及私人記載，亦不稍假借。蓋吾族對於本族文化，自信為大一統文化，為至高無上文化，不容有第二種文化與之並存也。在多數個別與對等文化之今日，夏夷兩字，已似毫無意義。然吾人所急需申明者，則凡侵占我領土，危害我主權者，我仍當以夷狄視之，斥為「無恥」，為「禽獸」。蓋領土與主權之完整，為國家神聖的條件，斷不容其有絲毫損失。況損失之者，為向來同文同種，在我文化薰沐下數千年之鄰邦，而其作戰方法，又為至殘忍至險毒者乎。
《春秋》有「大復仇」，《禮記》稱「父之仇，不與共戴天，兄弟之仇，不反兵」。孟子亦稱湯征葛「為匹夫匹婦復仇也」。今倭賊所濫殺者，皆我父兄子弟，而受害之非戰鬥人民，動輒數百數千，皆手無寸鐵，不能抵抗者，正如葛伯所殺之童子，所謂「匹夫匹婦」也。甲午以還，為時不及九世，而削於藩屬，奪我東四省，索我數萬萬兩，侵我路礦工商諸權，以及平日之種種侮辱險惡，更難指數。此次無端開釁，更欲滅我全國，奴隸我整個民族。三月戰禍，成焦土者，已有數省，無辜人民慘遭非命者，不知幾十萬，蕩產破家，流離失所者，不知幾百萬，而其禍方興未艾，靡所底止。故吾人對倭之深恨積怨，為吾民族永遠所不能忘，況九世乎。
吾國素以和平稱於世界，春秋晉楚之弭兵運動，孟子、墨子之非戰，以及窮兵黷武之為深戒，亦為人所樂道。豈知對外抗戰，早已成為神聖信條。詩稱「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孟子引申其義。《春秋》美城濮之戰，《通鑑》美淝水之戰。宋徽欽以後，文臣如李綱、宗澤、虞允文、陳康伯、陳俊卿、吳潛、文天祥、陸秀夫，武臣如岳飛、韓世忠、吳玠，學者如楊時、胡銓、胡寅、尹焞、朱熹、陳亮，學生如陳東、歐陽激、高登、王炎午，換言之，凡當時與後世所號為正人君子無一不主戰者。明末抗外，尤為壯烈，除孫承宗、盧象昇、周遇吉、史可法、瞿式耜，身任衝要，以殉死國者不計外，江陰以一城之小，閻應元以典史之微，抗數十萬精銳滿兵，而死守孤城者，八十餘日。弘光繼統以至敗死之後，東南書生，憤而起義者，何止數千百人。浙之錢肅樂、黃太沖昆仲以及張煌言，蘇之陳子龍、侯峒曾、黃淳耀，皖之金聲、江天一、吳應箕、麻三衡皆前仆後繼，使清不得安枕者，二十餘年。中國人對外抗戰之堅決持久，任何他國人，有可與比擬者乎？
吾國數千年立國根本，在先哲言行之見諸記載者，而經籍尤要。近四五十年，吾國思想上起劇烈變化，經籍多束高閣。然大多數人於不知不覺中，仍深受經籍之影響。倭之施行奴化教育，取材於經籍，貌為以漢法治漢，實則厚誣經籍，吾民族最高精神，可謂之不妥協不苟且之精神。而此種精神之養成，皆吾聖哲賢豪數千年薰陶涵育之功，經籍則其教材也。倭如真有聰明，則當焚毀我經籍，以及後代圖書百分之九十九，而惟留廿四史中之奸臣佞幸叛逆等傳。且重定孔廟祀典，罷黜孟軻、諸葛亮、韓愈、李綱、朱熹、文天祥、陸秀夫、方孝孺、劉宗周、黃道周、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而進馮道、張邦昌、劉豫、秦檜、吳三桂、洪承疇、錢謙益。蓋孟子以至王夫之，在其各人當時統治者眼光中，皆可稱為「搗亂分子」。而馮道以至錢謙益，乃其所謂「順民」。倭欲在今日偽滿及平津製造多量「順民」，非將吾國歷來相傳之人格價值重新估計不可也。或謂倭本不知以漢法治漢，倭在本國之尊孔尊經，已千年於茲。其萬世一統帝室，至今猶存，從未有劉邦、劉秀、朱元璋其人，崛起田間，以取而代之者。至於偉大人物如孟子以至王夫之者，更不能在其歷史上指出一人矣。今則已千萬人民，俯伏於少數軍人積威之下，對於此次戰爭，真確消息且不知，況於批評、反抗乎？ 是倭之尊孔尊經於其民族天然之奴性，固毫無補也。故謂倭在平津，以倭法治漢則可，以漢法治漢則不可。吾人只笑其頭腦冬烘，且不度德不量力，於吾國立國根本，與吾民族最高精神，所謂「蚍蜉撼大樹」，又何傷乎？
（《國命》，1937年11月第4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