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學案 · 人文主義和現代中國

在《美國的人文主義》一文中，Mercier教授指出，白璧德的著作在中國備受關注和推崇。除了認同Mercier的看法，本文還將闡述，一場與由白璧德和莫爾領導的人文主義運動頗為相似的運動是如何在中國展開的。 回首十五年前，白璧德的課程引起了當時正在哈佛鑽研哲學和文學作品的中國學生的注意。此時能意識到白璧德和莫爾及其作品、思想價值的人並不多，中國學生應算是其中之一。他們將兩人與歌德和馬修·阿爾諾德相提並論，認為兩人以同樣無可辯駁的權威指出了「現代社會的病垢」。這些中國學生回國之後，便擔起了向中國讀者推薦並闡釋這兩位批評家及其作品的任務。歐美的人文主義者曾付諸六年的努力，將它以理性與文化相結合的運動形式推上了社會歷史的舞台；它所具有的意義不容忽視。人文主義在中國的傳播也源於類似的過程。 受其特有的各種條件和問題的限制，中國肯定不能全盤照搬美國人文主義運動的模式。因為缺乏創造性等因素，中國的運動甚至沒有自己的名稱和標語；但是就許多基本的思想和原則而言，美國的人文主義運動為它提供了重要的資料和靈感源泉。因此，闡述美國人文主義者對其中國學生的影響，研究中國產生這樣一種運動的導因並簡單評述此次運動的成敗得失，從而對它將來可能有的發展方向提出一兩點建議，凡是對人類文明的未來（不單是西半球或是中國，而是全世界作為一個整體，其文明發展的未來）有濃厚興趣的人，對這些問題的討論也一定會持歡迎的態度的。 中國正經歷著一場史無前例的文化變革。現代中國人，至少其中嚴肅認真的一部分人，也正忍受著一種思想空白和精神領域的尷尬境況所帶來的煎熬。這種煎熬是世界上其他國家的人無法體會與了解的。西方戰後的一代是用「天堂之國」的理念來構築他們的靈魂的，儘管其中也不乏絕望和憂傷。上個世紀下半葉，西方列強給中國帶來了一連串的災難；而國內的領導人又引發了一系列的革命熱潮和革命運動，所有的一切加在一起便導致了人們對文化傳統的質疑，民族自信心也大打折扣。他們鼓吹的社會政策和個人行為的神聖不可侵犯已變得蒼白而空洞，最後甚至連文學和藝術也變得毫無意義。在中國，這種突如其來的人生觀的改變是前所未有的，也具有不同尋常的悲劇色彩：在此之前，中國是一個優秀而保守的國家，它對古人的尊崇，在國家政權和家庭結構里對法定的權威和中心的依賴，已經到了一種近似於宗教的痴迷。這個國家的人民，在面對因陌生的突髮狀況而必須做出的快速變革和調整時，總會因準備不足而顯得茫然不知所措。他們自然而然地就轉向了西方以尋求光明和嚮導，因為是西方人使得他們脫離了祖訓並遭遇突然性的變革。隨處可見政治上的瑕疵，社會動盪不安，知識界的混亂以及精神領域的獨裁；這些都逃不過任何一個、哪怕是來自「落後」國家的細心觀察者的眼睛。所謂的民主和科學、效率和進步，其黃金時代早已在世界大戰的炮火中灰飛煙滅。 中國此次運動的發起者在美國留學時可能就已全面研究了自盧梭以後的現代先知，並認真聆聽了這些人類精神醫師所作出的診斷和建議的藥方。然而，他們卻發現，這些診斷相互矛盾且浮於表面，那些藥方也令人懷疑。這些先覺們要求的不是更好的，而是更多的民主、科學、自由和個人主義。他們的激進主義事實上並不是要激進地與過去兩百年積累下來的現代思想和文化主流相脫離。他們和世界上的其他人一樣，捲入了一個惡性循環當中。同時中國的學者以他們慣有的方式在美國逡巡著，從一所大學到另一所大學，可能也體察並檢閱了各種學術課程的內容；可是他們刻苦的學習帶來的卻只是更多的不安與焦慮。 如果早知道尋得的只是一種虛幻的精神啟蒙，中國的尋寶英雄們或許就會安心地呆在國內了。因此，白璧德和莫爾教授對他們來說便是一筆巨大的財富。他們發現白璧德剛剛出版的三卷作品時欣喜若狂的心情以及他們對白璧德的課程投入的巨大熱情，至今仍在人們的腦海中留有清晰的印象。一天，一位年紀尚輕的中國學生公開承認，十年前，當他覺得所謂的「中國復興」的領袖們引進並鼓吹的許多新思想十分幼稚且不可靠時，當時備受關注的《盧梭和浪漫主義》給他帶來了新的啟示；不過，它也沒能解釋他心中的逆反情緒來源於何處。近十五年來，幾乎所有到哈佛學習文學與哲學的中國學生都要聽一聽白璧德的課；他的中國學生的數量，儘管仍然不是太多，卻已經在穩步增長了。 這位批評家和思想家能緊緊地抓住他的中國學生——也包括美國國內和歐洲的戰後一代人——其秘訣並不難找尋。他的思想是當今西方流行的各種思潮的「解藥」。這些思潮都打著變革和進步的幌子，聲稱要將人類帶到一種更進步、更光明的生活方式中去；然而，與此相矛盾的是，人類被徑直帶入了一個充滿絕望和挫敗的黑暗的深淵裡。如今，挫敗感似乎成了人們精神狀態的顯著特點，而且是其精神困境最真實的寫照。改革與進步的原則本身就在抑制著自己的發展。人們對純粹的新奇充滿了厭惡與膩煩，這種心理已是一個不曾改變也不可改變的事實。如果一個人總要否定他自己的過去而且對自己已取得的成就毫無信心，那麼未來的生活又能帶給他怎樣的意義和目標呢？ 白璧德的理念和價值觀包含著開闊的歷史眼界，能極好地解放人們的思想。它能將你從現代社會狹隘的束縛中解脫出來。它撇開了只注重近代而對西方文化史進行隨意劃分的做法，在他的世界裡，只有幾位零星地分布於各個歷史時期的偉大人物，其中有當代的，也有其他時期的。根據現代人對「進步」這個詞的含義的界定，偉大人物的標準是永恆的，不會隨時間的推移而「進步」。這種觀點無疑有悖於「偉大人物無法穿越時間、地點的限制」這一現代社會學的主張。 此外，另一個使中國人對白璧德的作品感興趣的原因是其中著眼於世界的觀點。白璧德和莫爾應是最早將看似背道而馳的東西方文化看作一個整體的人。白璧德對孔子有著深刻的理解，並將孔子和亞里士多德進行了精闢的比較；這使他成為所有對中國的聖人有所研究的西方學者中首屈一指的人物；而這些，他都是在沒有直接接觸到中國文化的情況下做到的。孔子之後，中國人以其長期積累的個人例證及經驗不斷豐富和活躍儒家的人文主義；我們可以想像，對白璧德來說，所有的了解便來源於他可直接獲得的各個歷史時期中國的文學和哲學作品。 白璧德和莫爾致力於恢復和支持世界範圍內眾多聖賢人士的地位，因而遭到了當代知識界許多持地方主義觀點的人的反對。在西方文化的漫漫長途中，現在這個時代只是其中的一個階段；而在世界文化的浩瀚海洋中，西方文化也只是其中的一個部分；這種觀點應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在那些目光短淺，僅囿限於眼前和西半球的人看來，它卻是無法接受的。為了拓寬現代人的視野，白璧德和莫爾成了真正的激進派，以求徹底改變現代生活的根本原則。他們的目標是對現代派所理解的價值觀進行「重新審視」，並完全推翻現代人一致認同的許多基本觀點和基本原理。他們要求現代人所作出的思想改變既極大地侮辱了其個人的尊嚴，又給已根深蒂固的習慣帶去了莫大的痛苦。這兩位學者的理論引起的現代社會的震撼，絕不亞於當年哥白尼學說對中世紀宇宙觀的顛覆作用。從歷史的觀點來看，莫爾和白璧德可以被稱作是自由保守主義者，因為他們的主要目標是要將當今誤入歧途的人們帶回到過去的聖人們走過的路途之上；用白璧德的話來說，就是要「用歷史的智慧來反對當代的智慧」。在如今這場涉及現代文明所有問題的思想大戰中，他們是打破平靜的造反派；而我們現有的充當著時代代言人的激進派，卻是那些自以為是、以和為貴、身後有著法定權力和廣泛支持的達官貴人們。 這兩位作者在學術界的境遇同樣不勝窘迫；儘管他們的觀點乍一看來頗具學究味，不少出版界的名入卻把他們視為受傳統束縛的大學裡無足輕重的批評家，對之冷嘲熱諷。在這些似乎頗具吸引力的圈子裡，他們的存在多少帶有點欺騙性。大學的文學院系裡，哲學領域已經延伸開去，占據了原本屬於人文研究的位置，並與時下流行的學術圈內圈外的文學激進派產生了聯繫；這種聯繫早已是路人皆知了。這個領域當中的研究往往比文學研究更具科學性和社會性。它對評論性作品並無好感，儘管這類作品要求文學的感性和哲學的深度能水乳交融。它與戰爭時期人們對德國化的行為方式和美國式的學術精神進行攻擊的風氣頗有幾分相似。戰後，要寫文章抨擊這種思潮已變得越來越容易了，而這得歸功於二十年前，歐文·白璧德以《文學和美國的學院》一文打響了第一槍。 對於兩人所具有的諸多品質，恐怕只有他們的中國學生才能給予最高度的評價。中國的青年們都迫不及待地要成為他們的學生。在中國漫長的歷史長河中，有許多文、哲泰斗和偉大的政治家，以其非凡的人格魅力贏得了人們的尊崇和忠誠；而白璧德正是這樣一位與這些人有很多相通之處的導師；他的身上無疑也有著那種神奇的魅力，否則他就無法吸引他的學生。他桀驁不馴，具有王者風範，爭強好勝，無視自己的觀點在塵世中所引起的反響；這些品質對中國人性情之中較為清高的一面來說，顯得十分親切且很具吸引力。他在反對帶有浪漫主義崇拜色彩的情感的過程中，本身也投諸了許多情感。他並不是一個挑剔而敏感的文人，不是學術界中那種態度隨便的人，一方面本能地逃離日常生活中種種的醜陋和粗俗；另一方面又太過於慈悲，明哲保身，不願給任何人以警示。他也不是對某些偏遠問題做研究的專家，作出某個結論，在一潭死水的學術界驚起一點點稍縱即逝的波瀾；更不是那種高高在上，與世隔絕的哲學家，建立一個別致的思想體系，但僅供觀賞，與實實在在的日常生活毫無關聯。相反，他是一位相當實際的學者，極為關注自己的思想理論的直接效應。 歸根到底，衡量—位導師偉大與否的尺度就是他幫助學生找尋自我的能力。白璧德對儒家人文主義的評價從某種角度上來說，向他的中國學生指明了中國文化在世界上的地位，為他們在當今形形色色的文化價值觀和文化主張中指明了正確的道路。在其影響之下，他的學生們在看待本國的文化背景時有了新的視角和方法——這種方法的基礎要比以前更具批判性態度和技巧。這種評論方法並沒有使諸多年輕的中國知識分子更快地背叛自己的文化，反而更堅定了他們的信仰。憑藉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媒介、工具，西方文明取得了了不起的成就；而中國的文明與之相比，則顯得落後許多了。時下這種頗為盛行的觀點在他們看來，也是毫無道理、無關緊要了。這樣的對比有它不可否認的一面，但東西方文明的共通之處更是無法抹殺的；如果從歷史的角度對兩者加以審視的話，更是如此了；在悠長的歷史長河中，它們都產生過許多偉大的精神領袖。現在中國人卻陷入了一種前所未有的深深的窘迫感之中，因為他們發現自己落伍了，被這個充滿活力、發展迅速的現代社會遠遠地甩到了後面；同時他們自己又急切地想打破固有的傳統並改革維新以求與世界同步。他們好像絲毫沒有意識到這樣做會使他們喪失自身文化的特性和獨立性，成為歐美的翻版，從而真正變得低人一等、滑稽可笑。他們為什麼就不能憑藉傳統，保留一些屬於自己的沉穩、超然和自信呢？ 中國只經過了一代人，便從極端的保守變成了極端的激進，的確令人驚嘆。現在，它要算這個世界上除了蘇俄之外，最無傳統可言的國家了。就其本身而言，它顯然既沒有興趣，也沒有能力將所認定的西方文明與自己的過去協調起來；換言之，想要讓人們憑藉其理解力將新舊思想進行理智而周全的綜合併非易事，儘管這種理解力在人們的精神領域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如今在中國的教育、政治和思想領域扮演著主角的知識分子們，他們已經完全西化，對自己的精神家園缺乏起碼的理解和熱愛，因而在國內他們反而成了外國人。十八世紀，特別是十九世紀，在一股豐富有餘但誤入歧途的熱情的推動下，莊嚴的西方現代文明的大廈建立了起來，如今它卻被自己的思想家發現已搖搖欲墜，面臨崩潰。這一代中國人風急火燎地互相傷害，想要的只是建立一座同樣的大廈。用不了幾年時間，中國很可能就會成為西方所有陳舊且令人質疑的思想的傾倒之地，就像現在它已成為其剩餘產品的傾銷地一樣。 總的來說，默許這種新體制的中國人大致可以分為兩種：第一種是思想膚淺類。此類人具有的是動物的本能，要不就幼稚地將生活僅僅看成是一次對自己有利的機會，為的只是好好地利用某些偶然的事件；他們對自己的祖先嗤之以鼻；以民主、科學、效率及進步為其支架，毫無愧疚與疑義地將目前西方的官方哲學當作自己的主要價值觀。隨著新的不斷產生影響的學校和學院畢業生的數量的增加，這一類人的數量也在日益增加；而這些學校中有相當一部分是由美國贊助的教會學校。這群人中有一些更具野心的，為使他們所主張的西方化方式更有威信和權威，為了能擴大其影響範圍，來到了美國的更高等的學府，美國是所有西方國家中最積極支持中國的現代化的。這一部分中國人回國後便儼然以西方化真理的傳播者的身份自居了。他們所謂的西方化真理實際上一無是處，其實質不過是五十年前馬修·阿諾德（Marthew Arnold）就已諷刺過的「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Mr. Nathaniel Peffer在他最近的一篇題為「Harpers」的文章中，描述了這樣一幅場景：一個中國人，把他在西子湖畔的神聖家園推倒，在這座舉世聞名的，無論是歷史意義還是藝術成就都無可匹敵的中國的國家花園裡，建起了「新澤西廠房」。諸如此類的人在工廠、銀行、政府機構及學術界都是無處不有。整個中國的上空都迴響著他們的「發展計劃」。這些人就是當代美國社會中數量眾多、力量強大的工商業巨子、政客，「抉輪國際」成員以及各式各樣的社會事業家們在中國的影子。 第二類人與第一類人的不同之處在於他們有更深層的思考，有能力對中國人生活中發生的劇變進行合理的解釋並時刻與當代東方的幾種思潮保持著一致。這一類人也許可以被看作是中國西化運動的理性之翼。他們不僅全盤接受第一類人的觀點和計劃，而且其目光更為長遠。他們滿腔熱忱地投身到某些社會、政治改革乃至整個文化革命中，在像胡適這樣聰明而新潮的現代派人物的領導下，不棄不餒地推進著中式生活的西方化。不過，他們已走得太遠，已不再是如他們自己宣稱的那樣，進行著「中國的復興」，而是鑄成了「中國的自取滅亡」。 當然，並不能期望所有的中國人都從這樣空洞的理論中汲取到必需的營養。西方的確能夠為建造一個新中國提供各種理性和文化因素；我們對之也應該加以歡迎和吸收，只要它們不會與中國的優良傳統相違背。此類傳統經受住了時間的考驗，構成了中國民族精神的精粹。西方文明自身無疑也經歷過一個緩慢而痛苦的積累過程。它並不能單純地被看作是科學和民主在過去二百年里創造的成果，不管科學和民主曾經創造如何輝煌的成就。即使是現代西方的存在方式，也不是那些忽視、鄙夷其先人成就的價值的中國改革者們真正能夠理解和解釋的。凡是能注重自己文化背景的中國人也一定不會看不到表現得支離破碎、毫無章法可言的現代西方文明和作為一個歷史整體的中國文化之間的不協調、不和諧。只有這些中國人才能感覺到自己的同胞已被騙去了他們最寶貴的文化傳統；這些人多少也受到美國人文主義的影響，但他們同樣面臨著現代中國文化自我毀滅的威脅。 和美國的人文主義者一樣，中國的人文主義運動的支持者也是大學裡的學者。他們的文學機構主要是《學衡》，一本創辦於1922年初的中文月刊。其主編是清華大學的教授吳宓先生。他是中國人文主義運動最熱忱而忠誠的捍衛者。前兩年，他又接管了被公認為中國最好的日報——天津《大公報》的文學增補周刊的編輯工作，從而佐證了他那過人的體力。中國人文運動另一重要出版物是《史地學報》，由著名作家、歷史學家柳詒徵先生主編；他目前正在南京的國立圖書館擔任主管。與這兩位有交情的朋友和他們的學生都是這場運動的推動力。需要指出的是，這當中許多人，像劉先生一樣，都是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完全在中國文化的薰陶之下成長起來的；不過他們也都發現自己與白璧德的嫡系弟子們有著不少大同小異的觀點——這一事實表明，美國批評家的人文主義精神在世界範圍內都頗具吸引力；而且，從其整體性來看，東西方文化本質上也有一致性。 人們可以在任何一本《學衡》的首頁上讀到這群中國人的精神主旨的宣言。現將此宣言的英文版全文抄錄如下：（1）闡釋中國文化的精神，系統組織中國文化的素材；（2）介紹並吸收西方哲學和文學的優秀作品和思想；（3）以合理、明智、批判的態度討論當今中國生活中的各種問題和思潮及教育現狀；（4）創造一種現代中國文風以表達新的思想和情感，同時又保持中文的傳統用法和它固有的風采。整個綱領聽起來溫和而不激進，無可厚非。可是在如今的中國，溫和已不再是美德，只會被視為太過於膽小，或者是墨守成規、極端保守的表現。 我想，《學衡》的創辦者們一定是將捍衛中國的傳統當作了自己的主要目標。現代中國的激進文化運動有兩個突出的特點：只專注於傳統中的瑕疵；鼓吹低劣而不加選擇的「世界主義」，以此為自己的主要內容。要對它進行勇敢的抵制，任何時間都是好時機，包括1922年。這場運動所扮演的「反彈琵琶」的角色大行其道，帶走了僅剩不多的一點點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將現代中國推入了自我詛咒的無邊深海中。《學衡》的作者們並非對自身民族傳統中的問題熟視無睹；而是堅信目前更為緊迫的任務是要對已取得的成就加以重新審視，為現代中國重塑平穩、鎮定的心態。在他們看來，這不僅對真正的文化復興是必要的，而且也是批判性接受西方文化中有益且可吸收的東西必不可少的條件。 《學衡》的特別之處更在於它以各種方式告示國人，建立一個新中國唯一堅實的基礎是民族傳統中的精粹部分；其立場集中表現為哲學、政治和教育上的理想主義及文學中的古典主義。也就是說，其立足點是儒家學說，儘管它並沒有宣布要成為儒家運動。事實上，現在中國所有的文化鬥爭就是對孔夫子持有不同看法的派別之間的鬥爭；兩千五百年來，孔子是幾乎所有理念和精神流派的根源所在，至今他仍然對億萬中國人有著深刻的影響，雖然人們可能並沒有意識到這一點，雖然有不少現代主義者在發表反孔子的作品。 中國人文主義運動的領導者基本上都是文人，而且和美國的人文主義者一樣，十分注重道德基礎和文學的重要性，將之視為一種表達方式、一種生活方式。正因如此，他們成了中國文學古典派的擁護者，反對所謂的「文學革命」者推崇的偏激思想和傾向。在這一點上，白璧德的理論原則又得到了充分的肯定，因為中國的古典主義在許多方面都與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的古典主義有些驚人的相似之處。此流派的創始人韓愈（768—824），是中國的德萊頓（Dryden）和布洛瓦（Boileall），其哲學和文學作品是儒家的經典著作。[它也由此得名，「古文」意即「古代的文學」。法國學者喬治·馬爾顧里（Mr. Georges Margoulies）是西方第一位就中國文學這一重要論題發表著作之人；見其作品《中國的古文》（巴黎，1926年）]它的基本原則和歐洲的古典流派極為相似：格式固定，文風嚴謹；而最重要的是它們的準則都是：「文學的目標是傳達真理。」（在此「真理」意指人類關係的真理）該學派的名家，從韓愈到著名的太平天國運動的鎮壓者曾國藩，都不僅是偉大的作家，而且也是偉大的道德家、政治家和軍事家。而曾國藩，實際上是將這些集於一身——這在現代是無人能及的。此類中國古典主義者可能比其他任何國家的作家都更能體味儒家的名言「君子不器」，換言之，他必須擁有全面的文化素養。 上文所述肯定過於簡單化，不能對中國傳統中涉及的哲學和文學問題作出充分、公正的評估；但我還是希望它能顯示出這些問題的一般本質。在《學衡》中人們看不到任何堅持不懈的嘗試，編者們並沒有像他們承諾的那樣全面、深入地討論這些難題。要研究、精選並闡明中國文化傳統中所有具有重要意義的方面和問題，需要大量的文獻並付諸多年的努力，做到這一點，既有利於現代中國，也有利於整個現代世界。從事此項工作的學者和作家們也就必須比《學衡》的編者們擁有更廣泛的知識層面和更具深度的思想。不過，任何人，只要不像某些現代主義者那樣缺乏遠見，就能夠看到這個文化傳統蘊含的不可估量的價值。恐怕沒有人比《學衡》的編者們更願意承認，中國的文化傳統在經過了長期的與世隔絕之後，已陷入了狹隘的自我滿足、故步自封中，因此在比較和競爭中缺乏優勢。所以，它必須得到豐富、補充；在其退化的情況下，還必須得到修正。目前它與西方文化的接觸肯定是其歷史進程中最具意義的一次經歷；這樣的接觸應該能為它提供一次好機會，擴展及提高自身，但絕不是像它的一些現代派敵人希望的那樣，給它帶來自我的滅頂之災。 這樣的一次運動沒有引起廣泛的注意，得到公平的待遇，在現今的狀況下倒也不足為奇，因為它與中國思想界花了一代人的時間與努力想要建立和接受的東西完全背道而馳。現代主義者是新的達官貴人，有關於變革和革命的信仰已經成為一種新的傳統，這種傳統比以往任何舊傳統都更具自我意識和良好的組織性，不過它也就更無法容忍異己的存在。新聞出版界、教育單位以及政府部門在很大的程度上都受控於這群現代主義者。他們與其他思想流派的聯繫是很不成熟的。他們所宣揚的所謂理性的寬容只是相對於那些與他們觀點相同或服從他們的統治的人而言的。西方思想界在經過了兩個世紀的現代化探索之後最終能夠平心靜氣、高瞻遠矚地看待自己的親近派和反對派了；而中國的思想界卻在現代化探索方面落後了整整兩個世紀。一位中間派觀察家的話在這兒也許值得一引。樓夫來先生對中國的「文學革命」做了中肯恰當的評價，1926 年，他在《北美評論》（North American Review）中寫道： 他們（吳宓等人）辦起了一本名為《學衡》的雜誌，旨在推動中國文化的發展，保留中國知識界的偉大傳統並反對上文描述的新運動，它是一本有其獨到之處的好雜誌，但它與時下流行的趨勢背道而馳，且沒有標語和戰鬥口號以激發大眾的想像力；自然它對普通學生和大眾造成的影響不會太大。不過，它批判了地方主義運動的泛濫及沽名釣譽之人惡行的猖獗，為道德等諸方面的健康發展起到了補充和糾錯的作用。 這場運動是否有可能得到復興及進一步的發展呢？ 這個問題應從以下三個不同的方面加以考慮：運動的本身，中國知識界的現狀及從西方傳來的知識發展的新趨勢。 從一開始，這場運動就沒能提出界定明確的議題。也許它的領導人也沒有將這樣的問題弄清楚，或者只看到了其中極小的一個部分。《學衡》的原則和觀點給普通讀者留下的印象是，它只模糊而狹隘地局限在一些僅供學術界閒時談論的文哲問題上。正如樓先生已指出的，它缺少必要的標語和戰鬥口號；他們必須更加明確清晰地提出問題，並為之提供更加具體的內容和解釋性材料，這樣不論是他們的對手還是普通的大眾都能更好地理解這些問題。 此外，他們還必須拋開那些冰冷的分析過程。各種難題之後蘊藏著的情感和信服力具有強大的驅動力，是改變這個充滿叛逆的世界必不可少的條件。在這個關鍵時刻，中國文化的存亡還是個懸而未決的問題。現代中國人最大的責任就是保存自己的傳統文化並維護它的聲譽，因為這種文化是許許多多優秀人物用他們的才華和情感鑄就而成的；也正是有了這種文化，我們至今仍然可以聽到這些人的聲音。在西方某些大學裡，它也許能受到與巴比倫或者埃及文化相同的待遇。但那純粹只是為了滿足一種知識上的好奇心而已；它也可能會被中國的某些革命者諷刺為「中世紀和封建主義的殘餘物」；可是，對以它的名義發起一場運動的人來說，它應該是一種信仰，一種包含了宗教中所有的痴迷和悲愴的信仰。 或許，這種心理變化的契機很快就會到來。中國人會清醒過來的。他們用了一代人的時間如痴如醉地追逐著政治、經濟和機械進步的影子，結果卻發現這些影子只是在模糊的遠方搖曳著，無法捕捉。他們多少已經厭倦了這種追逐。很快他們也會發現，一個國家好比一個人，如果其本身和它所模仿的東西之間不能達到和諧、一致，那麼這種膚淺的模仿便是毫無益處的。中國人似乎會說，自己並沒有從先人那兒繼承到任何優秀的傳統；倘若如此，他們又怎能學習和吸收別國文化的精華部分呢？ 不要忘了，中國也有兩面：一面是官僚主義、無知、貧窮、骯髒和盜賊；而另一面則是孔子、孟子、杜甫、韓愈、蘇軾及曾國藩等人——在這裡也只是提幾位西方人耳熟能詳的名字而已。即使是對後一種中國人，要在其中宣揚文學復興也非明智之舉。而後一種中國人，如果今天還活著的話，也能成為真正的現代人，因為他們擁有純潔、高尚的品格，他們的觀點明確而合理且迄今基本未變。他們是中國民族精神的最傑出的代表，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只有這一類人才能擔當實現中國現代化的重任，哪怕要通過仿效西方來完成這項任務；只有這一類人才知道該如何模仿西方，因為他們不會讓自己成為沒有民族特色的人，或者至多成為歐美的二流翻版；他們會在本質上保持自己作為中國人的特色，儘管他們都接受過現代化的訓練，都持有現代派的觀點。 今天，他們的希望便是有機會向中國人和西方證明，中國文化真正的創造力在本國的現代化進程中同樣可以大有作為。在這種情形之下，西方在中國就必須重新進行自我闡釋。換句話說，它展示給中國的，不應只是它十九世紀的精神面貌，而應該是它所有的歷史中包含的精神本質。莫爾和白璧德的人文主義之所以能使深受他們影響的中國人的思想混亂得以澄清，原因也在於此。人文主義的思想原則傳遍整個西方世界，在那些已感受到西方的文化崩潰的威脅的人當中，引起了共鳴。這幾位「喜好冒險的人物」的最高使命似乎就是要對那些長期以來一直為西方知識界的聖潔和思想界的穩定而奮鬥的各種力量重新加以肯定和組合。現代西方解決這個問題所採用的明智的方法將給中國文明遇到的類似的問題的解決提供很好的借鑑。當然，沒有人能比白璧德本人更清楚地看到這兩個問題的相互獨立性。十年前，他曾在中國學生的一次大型聚會上作了以下的講話： 「為什麼不為人文主義的國際化而工作呢？ 它不一定就得上升到宗教信仰的高度；但加入其中的紳士們認為，他們至少能在相同的溫和態度、相同的觀念和相同的禮儀方式的基礎上團結起來。我希望，假如在西方發起了這樣一次人文主義運動，它也可以在中國的新儒家運動中得到呼應——這種儒家學說將能夠徹底掙脫幾百年來它背負著的、學究式、形式主義的沉重包袱。」 （莊婷譯） （《梅光迪文錄》，194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