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學案 · 西方在覺醒嗎？

過去二十年時間裡，許多外國人和一些受過外國教育的中國人一直在高呼著「中國在覺醒」。他們試圖將中國真正具有重要性的歷史起點歸為一百年前洋人的入侵，並將義和拳運動後，得到洋人積極支持的改革運動看作是一個新時期開始的標誌。儘管這是一種典型的自以為是的洋人才有的看法，我們卻不得不承認，它也不是全無道理。中國的確實要從她的迷夢中驚醒了：她的黃金時代已經過去，她也不再是一個靜止不變的世界中不容置疑的中心，周圍是長城與四海之外總得臣服於她的野蠻人。然而，這種勢在必行的甦醒卻讓她付出了沉重的代價：不僅是國權和名譽，而且還有民族精神。如今給予青年一代薰陶的，不是儒家的經典，也不是近代本國的文學和哲學，而是西方的現代報紙及各種各樣的「新思想」。於是，他們變得易怒而任性，越來越不沉穩，失掉了其傳統文化中最具特色的穩重與寧靜。 目前，人們對洋人抵抗情緒的激烈程度是前所未有的。由於長期遭受外國的侵略，中國人相信洋人就是惡魔，因而在過去一百年中，他們對洋人不由分說地便懷有一種仇恨。至於外國人的性情、思想、道德規範、歷史與政府以及在藝術和科學領域的成就，一般的中國知識分子都是不屑一顧的。所以，當碰巧周公有機會與那些外來的野蠻人打交道時，他就會做出一些不恰當的手勢，說一些不合時宜的話；他自己反而成了那些不速之客眼中的小丑和笑柄。半個世紀之後，特別是近二十年以來，成千上萬的青年出外留學，中國才開始對外國人有所了解，或者說，發現了外國人的雙重性，原來他們也是好人，也並不缺乏東方人所理解和珍視的人類品質；只不過當Dr. Jekyu在他自己的國家裡高舉著文明的火把的同時，海德（Mr. Hyde）卻在別國文明的腳下大肆地掠奪、屠殺和蹂躪。於是，中國人一方面呼籲著要抵抗外國帝國主義及其一切罪惡，另一方面又熱情地讚美著他認為可以吸收的外國的東西。 現在，中國已經意識到了長期以來西方對她的所作所為意味著什麼。西方只是想對她說：「我是個壞蛋，是個惡霸。儘可能地還擊吧，那樣我才會覺得是自取其辱，才會有所改變。」在西方的脅迫下，中國只得以自己的方式來對抗它。如果西方能睜開雙眼看到現實，不再沉迷於空夢之中，這種還擊實際上便是不必要的。就這一方面而言，中國的西方化並不能與她的優秀傳統相提並論；它只不過是一種無法避免的邪惡而已。因此，恰當的問法不應是「中國在覺醒嗎」，而是「西方在覺醒嗎」。 首先，西方想要通過帝國主義手段將自己的威信（即它的優越性）強加給中國，這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個夢想。如今，洋人們在中國的地位可能已有所改變，於是他們叫囂著，惶恐著自己失掉了威信，仿佛他們在中國曾有過威信似的。舉一個大家都熟悉的例子吧。你拿一把槍指著一個人的鼻子，逼他交出所有的現金和珍寶；如果這個人足夠謹慎，他一定會毫無怨言地立刻照辦。在此過程中，你獲得了很高的威望；這也是洋人們想像著他們在中國憑藉自己的炮艦和刺刀可以享有的威望。孟子曾經說過：「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贍也。」（《孟子·公孫丑上》）或許，中國人對武力本身的鄙夷程度以及對理性和道德勸說的崇尚是無人能及的。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有一些妄自尊大的人相信「強權即公理」，結果都是自取滅亡。這樣深刻的教訓比比皆是。反抗暴力一直都是中國人神聖的權利。有人大膽地提出了這樣一個似是而非的論斷：Tuchuns之所以會陷於目前這種懸而不決的紛亂之中，不是因為他們相信武力，恰恰是因為他們並不相信武力，而且如此地迷戀於理性和道德勸說。古賢先哲們教導他們說，進行鬥爭是因為相信他們中任何一個想通過武力來獲取高威望的人都必須被反對、被打倒；他們要一直鬥爭下去，直到一個能獲得大家的認可，能領導他們的精神和個性的人出現。 洋人們還試圖通過拙劣地模仿中國人來樹立其威望。他們對中國生活的最早的了解是在戰爭及條約談判中從中國的官員們那兒得來的。很快他們就模仿起中國的達官貴人們的風格來，大概是希望能由此在這個受他壓迫和剝削的民族面前成為一名貴族。他的身邊圍滿了為他效勞的走狗和苦力；他的身上還有著一種中國的官員才有的浮躁和造作——他想方設法使這一切成為可能。然而，事與願違。中國的官員大多受過很好的教育；有的還是知名的學者或藝術家。身居官職，他只是在按部就班地，遵照傳統的生活方式生活或者是為了不辜負家庭對他的期望。他很高雅，因而不屑於為這類小事煩心；他也很漠然，甚至不願意對此進行反抗。他掛記在心的是自己的職責、書以及藝術。只有在文人、學者或是藝術家——這才是他真實的自己——的領域中，他才希望自己可以為人們所了解並記住。而且，官方的生活方式對風雅之人有一個明顯的好處：穿著華麗的官服，被隨從們擁戴著坐在馬車裡的中國官員們，通常都能深居簡出，無須整日在眾目睽睽之下行事；這樣他們便可以一個人靜靜地評論他所鍾愛的作者，或者構思他自己的作品。而洋人十之八九都是商人，並沒有第二個自我空間得以發揮。在中國，「外國」幾乎變成了諸如「野蠻」和「虛偽」此類詞語的同義詞。一般說來，上文所述的中國官員在出了衙門之後是不願與外國人打交道的。 洋人是商人，因而在中國知識分子眼裡，他們便不是那麼討人喜愛了。眾所周知，以社會地位進行排序，中國人可被劃分為：學者、農民、工匠、商人。儘管西方的生活現在施加影響，這種關於人類價值的歷史性的等級劃分卻從未有過任何改變，因為它早已深深地紮根於中國人的思想當中。被中國人稱為「大腹便便的商人們」，曾經是，現在也仍然是人們譏諷和取樂的對象。今天中國學生會對外國資本主義宣戰，從更深一層的意義上來說，並非因為他們是布爾什維克主義者，而是因為他們是學者，他們長久以來擁有的權利正由於「大腹便便的商人」日益擴展的統治而受到威脅。 所以，一切關於深入在中國的威望的論調都是無稽之談。它純粹是旅居中國的外國人為了獲得其國內的支持而杜撰出來的；這樣當中國人民的反抗太過於猛烈，以致他們招架不住了，他們就可以隨時獲得其政府派出的炮船的援助。一位歐洲或美國人要想讓中國人對自己懷有崇敬之情，只有一個方法，那就是成為中國傳統意義上的學者並以這種身份來到中國。伯特蘭·羅素、杜威教授以及一些更不出名的學者，他們來中國講學，身邊並沒有錫克警察的重重防衛，也不曾到當地的官員那兒叫囂自己根據條約擁有的種種特權；他們只是在一些中國朋友的陪伴下，「冒險」走進了被認為是很危險的中國內陸和腹地。這些不同一般的客人所到之處，無不受到真誠的接待以及自發而深沉的讚賞；中國人以其獨有的方式款待著偉大的學者。這種崇高的威望是其他外國人不曾達到也不能奢望可以達到的。 西方還有另一個夢想——夢想統治世界，夢想通過商人來傳播並擴展它的文明。這樣的任務任何人都可以去完成。剝削工業落後的國家，在那兒建立起自己的大財閥政權，並將各種機械運用到日常生活中；這些行徑只會使它在國內無法解決的問題又產生在其他地方。上海和漢口正漸漸地變成醜陋而粗野的波茲堡和利物浦。這些已經西化的城市在文化上的地位是不值一提的。提起它們，中國人的腦海里浮現的只是買辦階層和他們的洋人同伴及「大腹便便的商人」——北京和南京等歷史名城中的知識分子階層則喜歡冠之以「集市中的無賴」及其他一些不可恭維的名稱。著名學者辜鴻銘1910年曾就「中國的牛津運動」（該運動旨在反對李鴻章的洋務派）作出以下的評論： 為了推廣這個運動，李鴻章在他身邊羅致了一圈靠對外貿易發家的富人，中層里的下等階級和買辦，而這些人普遍認同採用外國的方式方法是謀求本國發展之道。不過，這個粗陋的「採納夷技夷法」之道，卻誠如馬修·阿諾德在談及英國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時所說的，包含著所有的粗鄙和醜陋，自然，這種粗鄙和醜陋幾乎休克了翰林院——中國牛津——里的那些知識分子貴族的發展。因此牛津運動變得極端仇外。這種仇外，不是因為這些學者厭惡洋人，而是因為他們親眼看到李鴻章和他的幕僚們的夷技夷法是多麼傖俗粗鄙且傷風敗俗。此謂真正中國文人反夷精神的道德基礎。 西洋化城市的情況自李鴻章時期以來也是一日不如一日，四處瀰漫的煙霧和噪音、大煞風景的廣告、擁擠的人群；童工和無產階級的出現，忽然占據了統治地位的有錢階級正試圖將其粗俗的品位和思想強加給整個社會，而在此之前這個社會裡學者和藝術家是占有主導地位的。翰林院已不再發揮作用，取而代之的是現代派學院和大學，但年輕的中國人卻並沒有完全割斷自己與老一輩學者文人的思想和品位的聯繫。 有一些人，足跡遍布世界的每一個角落，將鋼鐵產品、汽油、香菸及其他許多他們認為「落後」國家急需的東西兜售出去；而這些人，實際上恰恰是最應該呆在自己的家鄉、呆在小城鎮裡的。雖然他們可能曾多次週遊世界，也曾見過各種各樣具有不同地方風俗的人，但是他們的思想境界卻不比他們的錢袋寬廣多少。G.路易斯·迪金森（G. Lowes Dikinson）曾這樣描述在中國的英國人： 他住在這個國家，卻對它的宗教、政治、生活方式及傳統習俗一無所知，絲毫不在意，除非與他有切身的關係，如果可以的話，他將永遠不會離開租界，他本人總是往返於家、辦公室、俱樂部和賽馬場之間；而他的思想則只專注於他的生意和體育。關於所有的、很一般的話題，他的觀點都是拐彎抹角得來的。這些觀點無不帶有英國人的陳腐的偏見，要不就是他們不假思索地從國外的英國人那兒套來的。它們被不斷地傳送著，從一個人到另一個人，直到人盡皆知。你只需花上一個小時的時間，就能把目前一個大洲里外國人所有的想法一覽無遺。 這裡對英國人的描述用在其他任何在中國的外國人身上同樣恰如其分。 即使西方認為自己能否理智地研究和評價東方，謀求兩種文化的和諧與合作無關緊要；西方各國間也應該達成共識以保存他們共同的文化，這一點非常重要。要達成這一目標，唯一的方法是逐漸地把這些國家的人民團結到一起；不過到目前為止，有會面良機的人卻恰恰是最不應該會面的人。「集市中的無賴」並不適合走出他們生長的村莊。幾年前他們狂熱的嫉妒心及其陰謀幾乎使得西方文明毀於一旦；如今，他們正陷入比以往更加狂熱的嫉妒心和陰謀策劃當中。難道只是為了充分地滿足幾個粗俗的百萬富翁的卑賤的貪慾，西方就要將自己的文明給毀滅？ 要想根除商人的統治地位及隨之而來的種種罪惡，並不能依靠無產階級革命（我們不難推測，倘若無產階級處在今天的百萬富翁的位置上，他們也會有相同的行為）；而必須對中國古代關於社會結構的思想重新予以肯定，即將學者置於社會的頂層而將商人置於底層。商業競爭引起了連綿不斷的戰爭，高度商業化的西方社會或者因了這些戰爭走上了一條毀滅的不歸之路；或者深陷於死氣沉沉和粗俗不堪的泥沼之中。這樣的生活容不下任何優秀的東西。中國、印度和日本的有思想見解的人們都已對現代西方文明的發展趨勢失去了信心，轉而致力於抵制重商主義的流傳。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純粹的商人從不曾獲得任何的威望，哪怕他們腰纏萬貫。西方倘若想要在中國真正獲得尊重，首先就必須改變其社會發展的趨勢，重新替重商主義者定位；然後將其屬性中較為精粹的那一部分與東方共享。簡言之，它追逐的應該是現實而非夢想。西方在覺醒嗎？ （莊婷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