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學案 · 九年後之回憶

一、留學時代 民二癸丑之夏，余自威斯康新大學轉入西北大學，其時暑假留校者，有滇南董君雨蒼及江右鄒胡二君。每夕陽西下，相與徘徊密西根湖畔，則董君等時稱劉君伯明。董君本與伯明同學日本東京，故知之甚深。秋涼學校始業，伯明歸來，乃得相識。蓋伯明之力學，本逾尋常，是時方在撰其博士論文，故暑假中亦力學不輟。茲次暑假，蓋往附近芝加哥大學修梵文。在西北四年，每值暑假，則往他校受課，習以為常。其必往他校者，一以西北暑校，向稱簡陋。一以終年局守一隅，可乘暑假遷地，藉新耳目。夫暑假遷地，在中國留學界，為普通風尚，不過他人遷地，或純為遊覽，或就其舊好，以享群居笑謔之樂，或覓其卿卿我我與竟虛無縹緲之異性伴侶。即有掛籍暑校，以讀事為職志者，亦少數耳。隔年暑假，余訪伯明於芝加哥大學，則蟄居斗室，終日習德意志文。酷暑之中，使人心緒煩懣，坐立不寧，少年尤然，余見伯明之靜坐讀書，意態蕭然，猶一服清涼散也。 其後襄陽馬君伯援亦至，馬君固亦伯明東京同學生。自此伯明與董馬二君，即同居學校附近人家，余則下榻學校宿舍，相距稍遠，然每值休假，則過三君談笑縱橫為樂，或同步湖濱，一片汪洋，空碧無際，羈旅之愁頓消。而余等四人者，雅不喜一般美國青年學生習氣，於一切交際娛樂之事，所謂「大學生活」（college life）者，寧作門外漢，所與過從者，惟少數書痴一類之彼邦學生，及二三相知之教授而已。當時國人留學西北者，除吾等外，尚有醫商法各學院中數人。而此數院址，散在芝加哥城，與吾等文理學院之在「艾文斯頓」者，相去且六七英里。又全校中無一中國學生會之組織，故彼此過從極稀。吾等四人，伏處小城，甘其清幽落寞之生涯。本校之同國人，且聲氣少通，況於全美之留學界，分處數千百里之外者乎。故留學生總會及青年會之活動人物，自命為留學界領袖，而除洋話外無學問，應酬外無技能者，既不來擾，即所謂夏季留學生總會年會，以及男女青年會之各種集合，名為「交換智識，聯絡感情」，實則仍為少數傖荒領袖所包辦，以出其無謂之風頭者，吾等更可藉詞道遠，不往參加。是則又避地之人，差堪自慰者也。 伯明在西北，得獎學金者三年，計每年免去學費外，尚有補助金數百元。其處境雖不如清華及他官費生之充裕，然寒素生活，亦勉能維持。日常衣服兩三套，絕少新制，他費用更省，惟書籍一項，則不過事吝惜。室中哲學書籍，幾奪去其桌椅床榻之地，除上課外，終日枯坐一室。在普通輕浮好動之美國人視之，似一東亞病夫之現身。抑知乃西北研究院中之第一高材生乎？ 時有哲學教授勞衛爾（Horace S. Longwell），曾留德習哲學（三四十年前，美國人之欲習高深學問者，多往德國，故至目前美國大學之年老教授，及學術界聞人，多留德出身），其人思想之正健，治學方法之縝密，為尋常美國學者所罕及。而孤懷卓識，不急時譽，方之吾國往日學者，無少讓焉。（勞氏習中世紀哲學。此種不切實用不合時代潮流之物，在功利薰心之美國，早成絕學，近十數年來，始有復興之象。勞氏亦其先河之一。即此一端，亦可見其奡抗不群之風俗矣）西北教授中之知伯明者，以勞氏為最深。亦以兩人之學術品性絕相似也。伯明碩士論文題為《華人心志論》，博士論文題為《老子哲學研究》，皆在勞氏指導之下以成者。平日師生往還極密，有如家人父子。以吾所見留學界人與其美國教師相得之厚，未有如伯明與勞氏者也。聞有一中國留學某君，在西北習教育學，欲得碩士，論文收受後，須經口試，屆時與其學科有關係之教授齊集，以次詰難，而某君英語，實欠純熟，乃商之諸教授，令某君以漢語作答，再由伯明以英語轉譯，諸教授竟應之，而某君碩士頭銜，乃隨手以得。此種例外通融，在美國大學中可稱空前創舉，非伯明在西北教授中聲譽之隆，信任之篤，焉得有此。 西北為美國中部大學中之佼佼者，然較之東部之哈佛、耶魯、柏林斯頓、哥倫比亞則瞠乎後矣。伯明尤喜與余談哈佛之哲學泰斗，如詹姆斯（William Jamce），羅怡斯（Josiah Royce），聖塔亞納（George Sartayana）。（其時詹姆斯已死。聖塔亞納去職歸英倫。惟羅怡斯僅存耳）嘗謂余曰：「人稱哈佛七大哲學家為七美，Seven Beauties，當其同時在校，令人何等羨煞也。」伯明於諸家著述中，尤好魯恰斯之《忠之哲學》，The Philosophy of Loyalty，謂為德國理想派之名著。及聖塔亞納之書，謂為近代希臘學派之代表。於英國文家中，尤好卡萊爾（Carlyle）。夫卡萊爾與羅怡斯，皆出自德國之理想派，宗教與道德，尤為其思想之中心，故可謂為希伯來精神之代表。聖塔亞納崇理智，尚美感，故可謂為希臘精神之代表。伯明瓣香所在，乃此兩派。可知其於西洋文化之根本，早有窺見，而於為學之途徑，亦毫無差謬也。然伯明以窘於資，竟不能轉學哈佛，即柏林斯頓，亦無力前往焉。民四之夏，在西北得博士，攜其新夫人而歸。余亦轉往哈佛，董、馬、鄒、胡諸君，皆或去或歸，無一在西北者矣。後勞氏以受同事某時髦哲學家之傾軋，亦憤而辭職，為柏林斯頓延之以去。民八之秋，余往游柏林斯頓，晤之於某文宗座上，猶囑余轉告伯明，速將其博士論文發刊。豈知伯明卒後，勞氏亦旋卒，年不滿五十。勞氏治學謹嚴，不輕著述，故在美國學術界，未及享盛名。師生兩人，志同道同，著述事業未成而早世亦同，余傷伯明，亦以傷勞氏矣。 二、東大時代 余於民九之夏，以伯明之招來京。其時學校猶稱高等師範，旋改稱東南大學，伯明規劃之力居多。而其在校之權威亦日起，以文理科主任而兼校長辦公處副主任。校長辦公處副主任，滑稽之名稱也，日惟局守辦公室，校中日常事務，萃於一身，而略關重要者，則須仰承逍遙滬濱某校長之意旨，而不敢自主。故任勞任怨，心力交瘁，有副校長之勤苦，而副校長之名與實，皆未嘗居。迨學校局面擴大，思想複雜，而內部之暗爭以起。民十一年，《學衡》雜誌出世，主其事者，為校中少數倔強不馴之分子，而伯明為之魁。自是對內對外，皆難應付如意，而其處境益苦矣。 所謂內部之暗爭者，可分為二：一為教育主張之爭，一為辦事方法之爭。吾國大學，貌為取法美國分科之制，如文理法醫農工商是。實則美國大學，多文理同科，而為學校全部之中心。歷史悠久學術發揚之校，如哈佛、耶魯尤然。文理科一面注重基本學程，全校學生，無論後習何科，皆須先受文理科之訓練。一面注重人文及純粹科學，所謂為學問而學問，不求急切實用。蓋與法醫農工商各科，在造成專門職業人才者，其精神大有區別也。在歐洲則農工商諸科多歸專門學校，而不直隸於大學本部，以其太近於實用也。吾國取法外製，然往往將其根本意義失去。當時東大教授中，有解此意義者，亦有不解者，故兩派之爭論時起。一派主張大學前兩年不分科，或分科亦須多修文理科基本學程，一派主張第一年即分科，文理科之基本學程，愈少愈好，此教育主張之爭也。吾國普通人，最喜立法，而最不喜守法，又視法為具文。重要事件，先定於有利害關係者密室談話之時。法定會中之通過與否，純一掩飾耳目之手續，決不欲公開詳細討論也。當年東大率之評議會，為校中最高議事機關，教授中之悃愊無華辦事認真者，每當討論一事，則據其此事本身之是非，引古證今，往復辯難，抑知其事已由當局與其親信者，在密室中先定。任爾書呆有廣長之舌，徒增彼等之背後竊笑耳，此辦事方法之爭也。伯明身當其沖，故時覺左右為難。於教育主張之爭也，本人為文理科主任，而又真解文理科之意義者，然處於校長辦公處副主任地位，各科皆須同樣看待，以避偏袒本科之嫌，於辦事方法之爭也，則亦以此副主任地位，難免引入彀中。關於種種違法玩法之舉，又安得在大眾前公然表示反抗乎？ 《學衡》雜誌者，以「闡揚舊學，灌輸新知」為職志，對於一切流行偏激之主張，時施針砭，故大觸當時學術界權威之忌。其主持者之於校務，亦是非好惡，不肯同於眾人。伯明為《學衡》創辦人之一，其他作者，亦多其所引致之教授，與其私交甚密者。而以其所處地位，一面須顧及內部之團結，一面又不欲開罪外界之學閥，故其在《學衡》上發表之文字，遠不如他人之放言無忌，亦不如其私人談話之激揚也。 然究竟伯明，君子人也，其待人接物，無處不以真面目相示。故在全校中，可謂無一與之有惡感者。即有時不能自踐其言，人亦信其無他，或諒其有所掣肘，無完全自主之權。當時東大教授中，雖有思想衝突情誼淡薄之處，而暗中傾軋之事則絕少。學生方面，則除勤苦讀書外無他事，學風之良，為全國第一。故伯明之在校也，偃居一室，人人想望其風采，不事奔走，不尚標榜，而海內識與不識，莫不許為青年模範。謂其大有異於一般政客化市儈化之教育家也。故稱之謂純粹君子，又豈餘一人之私言乎？ 三、回憶之意義 夫「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況伯明卒後已九年乎。然吾人今日操筆，稍抒紀念之情，每及其言論行事，聲音笑貌，猶淚承於睫，則以其能感人者至深也。計伯明之為人，美點實極多，即其惡點，亦其美點之過度所造成。如寬大為懷，是其美點也，然因之喜作調和，時遭模稜兩可、優柔寡斷之譏，而嫉惡不深，受人利用，尤其「吃虧」之大者。如篤於友誼，是其美點也，然因之事多遷就，即其良心之所不許，亦不能毅然決絕，俾得還我個人之獨立自由。吾人於此種美點過度所造成之惡點，只得痛之惜之，又何忍多費筆墨乎。夫享年三十有七，不可謂壽，供職教育界，僅及八年，不可謂久，又無偉大著述，以留貽後人，而吾人腦海中，於其學術人格，終覺有一深刻之印象者，此何故歟？ 吾再三尋繹之，蓋得兩大解釋焉：一曰，以其學術與事功合一也。伯明始終為一學者，在游美時，終日坐對書本，一切世務，皆不聞知。嫟好者固早以名山之業期之矣，初不料其歸來之後，身任劇要，談笑指揮，條理井然。無不見之客，無不復之函，而讀書著文，猶如昔日，毫未失其書生本色也。二曰，以其實行人格化教育也。伯明之於學生，亦無若何特殊之德育訓練，而其靜穆和易之貌，真摯悱惻之言，自使人潛移於無形之中。當時東大，儼然自成風氣，為社會所公許，由今思之，彼真黃金時代矣。凡此皆伯明之偉大成功，而使吾人追懷不忘欲從末由者也。惜其天性中，柔仁有餘，剛毅不足，否則不幾為一最高理想教育家，而與吾國歷史上人物，學術事功，兩者並茂，最能代表吾國文代之特性者媲美乎？ 嗚呼伯明，享壽不及四十，用世不及十年，而成功之偉大如是，其亦可謂不死矣。 （《國風》，1932年11月第9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