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學案 · 孔子之風度

凡歷史上偉大人物，其年代愈遠，則其真相愈難明，因之其聲譽亦時升時降。宗教祖師如釋迦、耶穌，學派祖師如老子、孔子、蘇格拉底、柏拉圖，固然，即至各國之民族英雄，及其大文人大藝術家，亦莫不然。蓋以時代風尚有異，個人學識有限，遂生見仁見智之別，及其是非得失，皆須由時代與個人負責，而與偉大人物之本身，固無涉也。 自吾先聖之歿，迄今二千五百餘年，其歿後本身之遭遇，雖迭經波折，然未有今日之甚者。晉人尚老莊，故有以老莊賢於孔子者，南北朝好佛，故有以佛賢於孔子者，然未嘗如今日之乳臭兒，皆挾其一知半解之舶來學說，以揶揄孔子，抨擊孔子者。此非僅孔子一人之厄運，實亦吾民族文化之厄運也。孔子今日之遭逢厄運，其原因甚多，而末學者誤解孔子之風采態度，亦其原因之一。孔子固不似平原君之「翩翩為濁世佳公子」，亦不似王衍之「神姿高澈，如瑤林瓊樹，為風塵外物」。然亦不似後世道學家之矯激拘墟，不近人情。試就《論語》所記孔子飲食起居、待人接物之處，細心領會，則吾人向日眼中道學化之孔子，當可湔除不少，而一藹然可親意味深長之孔子，乃活現於吾人想像中。 《論語》中為今人所詬病者，莫如《鄉黨》一篇，實則此篇所記瑣屑事跡，最能曲曲傳出孔子之品性。如衣食固今人所重視者也，衣食要素有二，一為求其適於衛生，一為求其合於審美觀念，孔子於此二者，固嘗考之極精矣。食之方面，則「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而 。魚餒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矣。「割不正不食」者，以肉質構造有定，割不合法，則其味減。此烹飪家常識。至如「不多食，祭肉不出三日」，亦皆符於衛生原則。衣之方面，則「緇衣羔裘，素衣麑裘，黃衣狐裘」。夫顏色配合適宜，稍知服裝意義者，莫不奉為第一信條。試問今人以衛生與審美觀念自誇者，其能於上舉數點，一一實踐之乎？ 孔子以多藝聞於當時，其於音樂，尤用力勤而興味深。如「在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雖古今中外大音樂家，以音樂為其第二生命者，其沉酣亦不能過是也。其語魯太師樂，及別韶武之高下，非深通其藝者，不能言之。是孔子非但大音樂欣賞家，亦大音樂批評家也。且除欣賞批評之外，又能樂器數種，如擊磬於衛，學琴於師襄，複次則能歌，能射，能御。古代教育，本在養成此種技能，然未必人人能如孔子之精也。後世士人，除「讀死書」外，絕少其他技能。習音樂者鮮，習各種發展體育之技能者尤鮮。今則受西化之指示，樂歌列為初等課程，足球，網球，游泳，亦頗行於時，然大多數仍草率從事。國人體格之孱羸，猶如昔也。其桀黠者，則志在學校或國際競賽，以為弋名沽利之具。運動競賽，乃西人陋習，國人不察，從而效之，陋更甚矣。不又與孔子游於藝之旨，大相徑庭乎。且孔子尚武，尤尚武以御外侮者也。故其言曰：「戰陣無勇，非孝也」，「能執干戈以衛社稷，可無殤也」。又觀於陳人之忘國恥而深惡之曰：「國亡而不知，不智，知而不爭，不忠，忠而不死，不廉。」今之青年，徒以呼口號，貼標語，為收復失地之武器，而於校中軍事訓練，則視若具文，況冀其荷戈遠征，與仇人相見於沙場之上乎？ 惟孔子除有最深之道德修養外，更富於藝術興味，故其發於外者，不為矜嚴跼蹐之道學家，而為雍容大雅之君子。故曰：「子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又曰：「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鄉黨》篇，所記其與諸侯大夫周旋進退之狀，可謂形容盡致，寫生之妙筆矣。驟視之，則孔子似一老於世故面面俱到之中朝大官，細審之，則知其視禮儀為人群之必需品，須內外如一，而後人與人可相安無事，社會之秩序，人生之意味，皆可藉以維持。故曰：「禮者所以情貌也……中心懷而不諭，故疾趨卑拜而明之。實心愛而不知，故好言繁辭以信之。禮者，外節之所以諭內也。」法家如韓非子，亦知禮之真意矣。孔子學說，雖嚴尊卑上下之分，然此為人情全部之組織而言。至其個人交際，固純然超出分位思想，而實行平等主義者也。「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人儺，朝服而立於阼階。」其對於不識不知之「老百姓」，一副真誠和藹氣象，實可為現代少年，以改良社會為名，於「老百姓」之一切生活習慣，動輒加以非笑干涉者之對症藥也。吾國賢士大夫之美德中，最可稱述者，莫如鄉村生活。往往顯赫一時之達官貴人，一旦退休，則與田夫野老把酒而話桑麻，脫盡仕宦習氣，故居鄉之法，著有成書。如不坐轎，不騎馬，每為常守條例。近代曾文正尤深知此意。我國文學，饒于山野氣味，魚樵之徒，與王公大人，其在文學上聲價之相差，何止倍蓰，凡此皆孔子居鄉法之遺澤，而與老莊之超然物外，開隱逸之宗者固無涉也。 自來注《論語》者，於孔子一言一動，大慎重視之，反失去孔子之真面目。實則孔子乃一富於天趣而雅善諧謔之人，特其天趣與諧謔之流露，皆極有節制，如善畫者之輕描淡寫，含蓄不盡，故讀者恆不之覺耳。觀其與門弟子問答周旋，和易悱惻之致，無不在在可見。諸弟子侍坐時，則令其言志，即不令言志，而默察諸人之性情氣象，亦喜形於色。有所訓誡，皆以微婉出之，而意在言外。如「子貢方人，則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是此老亦時喜作冷雋語者。於悃愊無華之子路，則愈加嘲弄，而愈形其親愛之忱。以兄弟諷魯衛之政，引詩句以刺三家之以雍徹，皆妙語解頤。而於遠巷黨人惜己之博學無所成名，則以執御應之，已啟後人客難解嘲之文體，而注者猶雲夫子自謙，真所謂太不解事矣。然究竟此老宅心忠厚，不若孟子之賣弄聰明，詼詭百出，為文中尤物。故孟子之風趣，顯而易見，孔子之風趣，隱而難測也。 孔子多情人也，其高足弟子，皆終身形影相隨，患難相共，非師弟間情感之深，何以至此。子路死，則哭之，顏淵死，則哭之慟，故弟子之報其師也，則墓廬三年，子貢則六年。子路者，聖門第一血性男兒也，使其時猶存，又不知有何等悲哀之舉動矣。孔子之朋好，則有列國名卿，如子產、晏平仲、蘧伯玉者，至其追懷古人，則又流連感喟，情深一往。而於周公，尤奉為圭臬，夢寐系之。有喪者與瞽者，亦普通習見之人，而孔子對之，特表其同情心。隱逸之士，遺世獨立，跡近無情，然孔子遊蹤所至，每與此輩有緣。而此輩責備孔子處，亦常獨具隻眼，語語精到。「知其不可為而為之」，「有心哉擊磬乎」。孔子一生志事，此兩語盡之矣。而楚狂接輿與長沮桀溺兩篇，其情景之淒婉，各人品性之逼肖，允為全部《論語》壓卷文字。本記與無情人問答之辭，而抒情獨多，非孔子感人之深，能使頑石點頭，則安得有此絕世妙文哉。 多情者必多恨，義憤所激，自然爆發。計孔子所恨者，有以下數種人，一則貪官蠹吏也，當時魯之執政，除擅權殘民外，他無所事。故季氏之用八佾，旅泰山，伐顓臾，三家之以雍徹，孔子則痛斥之。季康子問政，則曰：「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其患盜，則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其問殺無道以就有道，則曰：「子為政，焉用殺。」冉有為季氏聚斂，則曰：「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而答季康子之問，尤見其當頭猛擊，鋒芒逼人，毫無優容之可言。一則自命放達，玩世不恭，而實一無所長者也。如原壤者，既無長沮桀溺之智慧情操，又不能履行人生義務，徒能為寄生蟲，偷活人間，後世無學無才之流，襲取名士結習，蓬首垢面，放浪形骸，徒以取憎於人，皆原壤之嫡系也。一則鄉愿也，孔子稱鄉愿為德之賊，孟子推闡其意，而鄉愿之品性，愈以顯然。英儒狄更生（G.L.Dickinson近物故）引申羅斯福之言，分人類為兩種：一則稟性狷潔，專與眾人立於反對之地位，自取失敗，自蹈禍機。一事之來，則左右顧慮，無實行能力，而於實行家之言動，則吹毛求疵，引起其熱烈之反感。自古大宗教家，大革命家，大思想家，大文藝家，皆屬此種。一則和光同塵，隨時俯仰，以成功為其準則。故生於尚武時代，則為軍人，生於宗教時代，則為僧尼，生於拜金之現代美國，則為銀行家，為巨商。狄氏所狀第二種人，非鄉愿而何，吾國數千年社會，即為此種投機分子之大舞台。在昔日則開口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八股試帖，皆其優為，而真學問，真經濟，則無之。故能博普通帝王之歡心，而取其高官厚祿。在今日則開口進化、自由、平等、戀愛、科學、方法，而為新官僚，新名流矣。 綜以上各節，吾人於孔子人品，不難得一新穎之了解，而修正一般人之謬誤觀念。在吾國文化勢力下所產生之人品，自當以孔子為極則矣。吾國人品，約略言之，可分三派，一曰老莊派也。此派任自然，輕禮法，極盛於魏晉六代，而至今流風不息。其淡泊者，則為孤潔寡諧，遁世無悶之隱逸。其多欲者，則放恣自喜，實施其藝術的人生觀，於物質之享受，肉體之愉快，務求儘量而後已。發為文章，則靡麗浮誇，六代之文，溫李之詩，其最著也。施諸事功，則荒淫無度，南朝天子及歷代昏主皆是。而所謂「名士」，以酒色為其第二生命者，亦多屬於此派。二曰道學派也。此派自當以程朱為宗。其上者，志行堅貞，謹守禮教名節之防，宋元以來之講學大師，配享兩廡者，皆是。其下者，則吾人習見習聞之「假道學」也。三曰孔孟派也。此派折中於前兩者之間，有老莊派之超逸，而無其放蕩，有道學派之謹嚴，而無其拘泥。所以為人品極則也。蓋老莊與道學兩派，常立於對抗地位，伊川為崇政殿說書，道學氣味，帝師排場，皆十分充足，為東坡所嗤，二人遂生嫌隙，而蜀洛之黨爭以起。近代江湖名士袁子才，亦喜詆道學。西人亦持道與藝，善與美，永久戰爭之說，尤見人性同然，無分中外也。然兩派皆去孔子甚遠耳。《左傳》稱「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此惟真正孔孟派足以當之，曾子固之稱歐陽公，則曰：「蓄道德，能文章。」梅聖俞亦稱之曰：「不書兒女書，不作風月詩，唯存先王法，好醜無使疑。」歐陽公，北宋之領袖人物也，故吾人與其取南宋之道學，毋寧取北宋之名賢。如範文正、韓忠獻、司馬溫公、王荊公，皆德行、功業、文章三者俱備。前於數公者，有文王，周公，子產，漢之武侯，唐之陸宣公，顏魯公，後於數公者，有近代之曾、胡、左、彭。或謂朱子精深博大，無所不包，文章則卓然大家，施諸事功，安知不與葛、陸、范、韓爭光，然究竟朱子受佛學影響太深，故其哲學趨於玄想，不若孔孟學說之切於尋常日用，如布帛粟菽之不可須臾離也。朱子自是大賢，然竊惜其未盡得孔孟真傳耳。夫人品極則問題，與吾民族文化及其特性，有至深切之關係。非在此短篇中所可詳論，茲殆偶一及之，以期與儕輩商榷云爾。 （《國風》，1932年9月第3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