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學案 · 論今日吾國學術界之需要
吾國現在實無學術之可言，然猶曰學術界者，自慰之語也。往者舊學，以有數千年之研討經驗，與夫師承傳授，固亦常臻敻絕之境，通人大師，相望而起，學術之標準，亦操諸其手，享有特殊威權，於是門外漢及浮滑妄庸之徒，無所施其假冒嘗試之技，冀以僥倖成功於一時。自歐化東漸，一切智識思想，多國人所未嘗聞，又以語言文字之阻隔，而專門名家，遠在數萬里外，故今人為學之苦，求師之難，蓋百倍於往昔。所謂學術界者，遂呈幼稚紛亂之象。標準未立，威權未著，不見通人大師，只見門外漢及浮滑妄庸之徒而已。而社會一般之人，更迷惶失措，如墮五里霧中，任彼等之作福作威而無可如何。長此不改，恐吾國文化，將退返於原人草昧時代，吾民族之厄，曷有逾於此者，故今日第一需要，在真正學者，此乃盡人所公認，不待明哲而知之者也。
真正學者，為一國學術思想之領袖，文化之前驅，屬於少數優秀分子，非多數凡民所能為也。故欲為真正學者，除特異天才外，又須有嚴密之訓練，高潔之精神，而後能名副其實。天才定於降生之時，無討論之餘地，若其訓練與精神，則有可言者。訓練之道多端，而其要者有二，曰有師承，曰有專長。至其精神方面，亦有二者最足以概之，曰嚴格標準，曰惟真是求。請得依次討論，使吾人對於真正學者，得一確當之觀念可乎。
為學須有師承，中西學者皆然。往者吾國一學之倡，皆有人為之大師，授徒講學，故有所謂「家法」、「心傳」者，否則為「野狐禪」，不與於通人之列。近世西洋學術思想自由，往往一學之中，派別雜出，初學迷惑，莫知所宗，某書某家之優劣，與其發生之前因後果，非有名師指解，則事倍功半，難期深造。或誤入歧途，終身莫救，世固有以私淑成學，或法已往古人，奮起於千載之後者。然此或因並世無師，或有之而無親炙之緣，其艱苦自不待言，非一般學者所樂為也。吾國最初以西洋學術思想號於眾者，大抵速成之留東學生，與夫亡命之徒。前者急不能待，後者奔走於立憲或革命運動，無暇入彼邦高等以上學校，執弟子禮於名師之門，故於學術中各家之原原本本長短得失，皆憑其未受訓練之眼光以為觀察，而又以喚醒國人，刻不容緩，加之國人程度低下，無須高深，故彼等一知半解之學，亦聊勝於無。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近年以來，留學歐美者漸多歸國，其中雖皆曾受大學教育，而為時太促，尚未能於學術界上有重大之貢獻，而少數捷足之徒，急於用世，不惜忘其學者本來面目，以迎合程度幼稚之社會，而「老不長進」，十餘年前之舊式改革家，亦多從而和之。故今日所謂學術，不操於歐美歸國之士，而操於學無師承之群少年。若有言真正西洋學術者起，其困難又當倍加。蓋須先打破彼等之「野狐禪」及其「謬種流傳」，而後真正西洋學術，乃可言也。
凡治一學，必須有徹底研究，於其發達之歷史，各派之比較得失，皆當悉其原委，以極上下古今融會貫通之功，而後能不依傍他人，自具心得，為獨立之鑑別批評。其關於此學所表示之意見，亦足取信於儕輩，及社會一般之人，此之謂學有專長。今日吾國所謂學者，徒以剽襲販賣為能，略涉外國時行書報，於其一學之名著及各派之實在價值，皆未之深究，即為枝枝節節偏隘不全之介紹。甚或道聽途說，毫無主張，如無舵之舟，一任風濤之飄蕩然。故一學說之來，不問其是非真偽，只問其趨時與否，所謂「順應世界潮流」者，正彼等自認在學術上不敢自信，徒居被動地位，為他人之應聲蟲之宣言也。昔之冬烘，開口仁義禮智，堯舜周孔，而實則一無所知。今人亦開口社會主義，及各種之時髦學說，亦實一無所知，非新式之冬烘而何，京滬各地，無聊文人，盈千累萬，所出之叢書雜誌，以包辦其所謂新文化者，無慮數十種。而究其內容，無非陳陳相因，為新式之老生常談，以彼等而言提倡新文化，豈非羊蒙虎皮乎！
學術為少數之事，故西洋又稱智識階級為智識貴族。人類天才不齊，益以教育修養之差，故學術上無所謂平等。平民主義之真諦，在提高多數之程度，使其同享高尚文化，及人生中一切稀有可貴之產物，如哲理文藝科學等，非降低少數學者之程度，以求合於多數也。吾國昔日學者，常孤介絕俗，不屑屑於眾人之知。西洋學者亦然。故其為學也，辨析至當，而後發為定論。積年累月，而後著為成書。其刻苦謹嚴之功，非常人之因事敷衍者所能夢見。夫文化之進，端在少數聰明特出不辭勞瘁之士，為人類犧牲，若一聽諸庸惰之眾人，安有所謂進乎。學術者，又萬世之業也。故學者之令名，積久而後彰，其所恃者，在少數氣味相投，不輕許可，而永久繼續之智識階級。若一時眾人之毀譽，則所不計也。今日吾國所謂學者，妄以平民主義，施之於天然不可平等之學術界。雅俗無分，賢愚夷視，以期打破智識階級。故彼等叢書雜誌之多而且易，如地菌野草。青年學子，西文字義未解，亦貿然操翻譯之業，訛誤繚亂，盡失作者原意。又獨取流行作品，遺真正名著於不顧，至於摭拾抄襲，互為模擬，尤其取巧慣習。西洋學術之厄運，未有甚於在今日中國者。夫彼等之所以如此，亦取其成功一時，以遂其名譽金錢之欲望耳。近世西洋文家，漸多趨於營業一派，以迎合眾好，著述風行者為能。如威爾斯（H.G.Wells）、薛伯納（Bernard Shaw）之徒，皆已成書五六十種。每歲收入，比之大資本家，而其思想之卑謬，文章之淺陋，為識音所深惡痛絕。乃今日吾國少年，亦盛稱之，「委蛇蒲服」於其前之不暇，蓋慕其「位高金多」也。故彼等以倡言「平民文學」，而利市十倍者，往往有之。昔彌兒頓（Milton）以十年而成《天國之喪失》（Paradise Lost），僅售十英鎊，其他中西作者，亦多盡畢生精力，只成詩文數種，且窮愁挫折以死，較之威爾斯、薛伯納及現時國中「平民文學」家，盡不可同日語矣。新約中有一語曰：「爾不能並事上帝與財神。」（You cannot serve God and Mammon.）其意謂上帝與財神絕不相容，無同時並事之理也。高格之文人學者，遺世獨立，雖遭困辱而不悔，而身後享不朽之名，千載下得其學說著述者，奉為金科玉律。時髦之徒，善伺眾意，顯赫一時，而死則與草木同腐，無人過問。兩派之實在價值不同，故其所得報施，亦正相反耳。夫無嚴格標準，而以學術為多數及一時之事，其流弊蓋有不可勝言者矣。
近世西洋學者，本所謂科學方法以求真，而首倡之者，實為培根（Francis Bacon）。其自道生平，有言曰：「喜於研究，忍於懷疑，樂於深思，緩於論斷，勤於複議，慎於著作。」（Desire to seek，patience to doubt，fondness to meditate，slowness to assert，readiness to reconsider，carefulness to dispose and set in order.）細玩其意，蓋謂求真之法，在審慎與客觀二者。審慎則考察事物，務統觀其全體，是非利害之真象，皆折中至當，而後發為定論。非潦草塞責，魯莽滅裂者，所能為役也。客觀則不參成見，不任感情，而以冷靜之頭腦，公平之眼光，以推測事理。See things as they are.培根謂人之愛妄說，乃其天性。西洋學者，謂恆人觀世，如戴顏色眼鏡者然。又謂，人生哲學，多倡之者假託以飾一己之短，而徇私取巧，以消其苟且安逸之數十年生涯，乃世人通病，則客觀之難可知矣。今之國中時髦學者，亦盛言科學方法，然實未嘗知科學方法為何物。特借之以震駭非學校出身之老儒耳。故其為學也，毫無審慎與客觀之態度，先有成見，而後援引相合之事實以證之，專橫武斷，削趾就履。彼之所謂思想，非真思想，乃詭辯也。彼之所謂創造，非真創造，乃捏造也。又以深通名學，自誇於眾。然其用歸納法，則取不完備之證據，用演繹法，則取乖謬之前提，雖兩者所得結論，皆合於名學原理，而其結論之失當，無可免也。牛門（Cardinal Newman，英國十九世紀宗教家及散文家）有言曰：「名學家喜其結論之合法，逾於正當之結論。」（Logicians are more set upon concluding rightly than on right conclusion.）約翰·亞當斯（John Adams，美國大政治家及第二任總統）亦曰：「人乃運思之動物，非運思合當之動物也。」（Man is a reasoning animal，but not a reasonable animal.）故彼等挾其名學，凡宇宙一切事理，苟為彼等所欲證明者，皆可證明之，以自圓其說。而倡其根據成見不合真理之偽學，如用演繹法，可得一三段論法之公式如下：
文言文學為死文學，
古文與選體皆為文言，
故皆為死文學。
惟吾人所當究者，非其結論果依名學方法而得與否，乃其假定之大前提，Major Premise，所謂文言文學為死文學者，果為正當與否也。彼等又託庇於實驗主義，其所奉之大信條，則為真理無定，隨時地而變遷。夫真理之不能絕對有定，萬世無異，固盡人所當認，然其中所含之永遠性質，亦不可完全忽略，視之無足輕重。而凡一真理之價值，尤以其中所含永遠性質之多寡為比例，否則對於一己之議論思想，可任意矛盾，不求一致，朝三暮四，出爾反爾，毫無標準及責任心之可言，實蘇張派之縱橫家也。而彼等乃曰：此正吾人進化之證也。夫藉口進化之論，而窺時俯仰，以順應「世界潮流」與「社會需要」，無論何時何地，終可矜稱時髦，攫得「新」之頭銜，「識時務之俊傑」，無過於此者，然如智識貞操，學問良知之責備何。
夫真正學者之訓練與其精神，既如以上所述，而吾國今日所學者，乃適與之相反，故不得謂之真正學者，實門外漢及浮滑妄庸之徒而已。或曰：「彼等為時代之產物，一般國人程度如此，故有如此之學者。」應之曰：「所貴乎學者，正以其能超越時代，為之領袖。十餘年前之改革家，以今日眼光視之，固覺其淺薄可笑，然在當年，實能為時代之領袖。其智識學力，有高出尋常者。若今日所謂改革家，僅能迎合幼稚與流俗之人，而少數曾受高等教育，有智識階級之資格者，莫不鄙夷之而不屑道。特此智識階級，為國中極少之數，又未嘗有所團結，協力以負學術之責任，對於彼等門外漢及浮滑妄庸之徒，施以正當之批評監督，而出版界又為彼等以政黨手段、金錢魔力所襲斷耳。故以今日所謂改革家，與其前輩較，實一代不如一代也。」或又曰：「今日吾國學術界之最大需要為真正學者，既已聞命矣，其所以應此需要之法維何。」曰：「為目前計，宜喚起國中已有學者之責任心，使其不僅長吁短嘆，發其牢騷於靜室冥坐、私人閒話之際，必須振起其犧牲願力，與其耿耿之義憤，以拯國家，以殉真理，則日月出而爝火將無光也。若為久遠計，則當建立真正之大學數處，薈集學者，自由講習，以開拓少年之心胸，使知世界學術，廣博無涯，不能囿於一說，迷信偶像。同時，又多延西洋名師，而派別不同者，來華講學，待以學者之禮，使其享幽間高潔之生涯，不可再以群眾運動之法，視為傀儡而利用之，到處演說歡迎，萬眾若狂，如西國政客之選舉競爭然。夫如是，乃能使真正學者輩出，以養成深閎切實之學術界，而建設燦爛偉大之新文化也。」
（《學衡》，1922年4月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