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光迪學案 · 評今人提倡學術之方法

吾國今日，國民性中之弱點，可謂發露無遺，為有史以來所罕睹。投身社會與用世之士，愈能利用其弱點者，則成功愈速。蓋彼志在成功，至所用以成功方法之當否，則不計及也。循此不返，吾恐非政客滑頭之流，不能有所措施於社會，而社會亦為彼等之功利競爭場。其潔身自好溫恭謙讓之君子，惟有遁跡遠颺，終老山林，或杜門不出，齎志以沒，久且以社會之不容，無觀摩繼續之效，潛勢消滅。此等人將絕跡於社會，而吾民族之真精神，亦且隨之而亡。思之寧不悚然。夫不當之方法，用之於他種事業猶有可恕，獨不解夫今之所謂提倡學術者，亦不問其方法之當否，而惟以成功為目的，甘自儕於政客滑頭之流。吾於前期《評提倡新文化者》一篇中，已多及此，今茲再論之，亦欲繼前期未竟之言也。夫今之所謂提倡學術者，其學術之多謬誤，早為識者所洞悉。青年學子，無審擇之能，受害已為不少，若有健者起，辭而辟之，亦蘇格拉底、孟軻之徒也。然其學術之內容，非本篇所可及，故且言其提倡之方法。蓋其學術與其提倡之方法，實有同等之缺憾，欲為補救，二者難分輕重。或曰，惟其學術不滿人意，故其取以提倡之方法，亦多可議之處，然則糾正其方法之失，寧非今日急務乎？ 彼等固言學術思想之自由者也，故於周秦諸子及近世西洋學者，皆知推重，以期破除吾國二千年來學術一尊之陋習，然觀其排斥異己，入主出奴，門戶黨派之見，牢不可破，實有不容他人講學，而欲養成新式學術專制之勢。其於文學也，則斥作文言者為「桐城謬種」、「選學妖孽」，又有「貴族文學」與「平民文學」、「死文學」與「活文學」之分，妄造名詞，橫加罪戾，而與吾國文學史上事實牴牾，則不問也。某大學招考新生，凡試卷用文言者，皆為某白話文家所不錄。夫大學為學術思想自由之地，而白話文又未在該大學著為功令，某君何敢武斷如是。彼等言政治經濟，則獨取俄國與馬克思，言哲學則獨取實驗主義，言西洋文學，則獨取最晚出之短篇小說、獨幕劇及墮落派之著作。而於各派思想藝術發達變遷之歷史，與其比較之得失，則茫無所知。錢斯德頓（G.K.Chesterton），今之英國論文大家也，其評未來派與新思想，有言曰，「可悲者，此等怡然自得不用思力之人，初本有一思想，然此一思想，既入此輩腦中，則永遠盤踞，無人能打破之，亦無人能加入他種思想」。（The tragedy is this：that these happy，thoughtless people did once really have a thought.This one isolated thought has stuck in their heads ever since. Nobody can get it out of their heads；and nobody can get any other thought into their heads.）故彼等對於己之學術，則頑固拘泥，偏激執迷，對於他人學術，則侵略攻伐，仇嫉毀蔑，若假彼等以威權，則焚書坑儒，與夫中世紀殘殺異教徒之慘禍，不難再演。而又曰言學術思想自由，其誰信之。彼等既不能容納他人之學術思想，他人亦可不容納彼等之學術思想，語曰，「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又曰，「天道循環，無往不復」。彼等待人如是，人亦可如是待之耳。 彼等不容納他人，故有上下古今，惟我獨尊之概。其論學也，未嘗平心靜氣，使反對者畢其詞，又不問反對者所持之理由，即肆行謾罵，令人難堪。凡與彼等反對者，則加以「舊」、「死」、「貴族」、「不合世界潮流」等頭銜，欲不待解析辯駁，而使反對者立於失敗地位。近年以來，此等名詞，已成為普通陷人之利器，如帝王時代之「大不敬」、「謀為不軌」，可任用以入人於罪也。往者《新青年》雜誌，以罵人特著於時。其罵人也，或取生吞活剝之法，如非洲南洋群島土人之待其囚虜，或出齷齪不堪入耳之言，如村嫗之角口，此風一昌，言論家務取暴厲粗俗，而溫厚慈祥之氣盡矣。其尤甚者，移學術之攻擊，為個人之攻擊，以學術之不同，而涉及作者本身者，往往而有。歐洲文藝復興時代，士習至為蠻野，其涉及作者本身舉動，非但形之於文字，亦且施之於身體。狹路伏伺，黑夜襲擊，乃習見不鮮之事。自十七八世紀法人提倡社交，以學者與君子合一，scholar and gentleman，歐洲士習，漸趨禮讓，再防之以法律（凡涉及作者本身，作者可向法庭起訴）。故今之歐美學術界，涉及作者本身者固無，即謾罵者亦絕跡也。而今之吾國提倡學術者，方以歐化相號召，奈何不以今之歐美學者與君子合一者為法乎。 拉羅·許茀科爾（La Rochefoucauld），法國十七世紀道德學名家也，其言曰，「真學者與君子，不借一事以自誇」。（The real gentleman and scholar is he who does not pride himself on anything.）愛謀孫（Emerson）美國文學史上第一人也，其文化論中有言曰，「社會之疢疾，乃妄自誇大之人」。The pest of society is egotists.吾國學者，素以自誇為其特權，鄉里學究，咿唔斗室，其自許亦管樂之流也，文人尤然。今試取二千年來之詩文集觀之，其不染睥睨一世好為大言之惡習者，有幾人乎。至於書札贈序，及唱和詩詞，則多牢騷抑鬱，感慨身世之語，而尤反覆於友朋之際。以為世不知我，知我者乃高出一世之人。於是己之身價，乃由友朋而更重。今則標榜之風加盛，出一新書，必序辭累篇，而文字中又好稱「我的朋友」某君云云。夫引證朋友，稱其名已足，何須冠以「我的朋友」數字，蓋其心理，一則欲眩其交遊之眾，聲氣之廣，與其所提倡者勢力之大，一則欲使其朋友有可稱述價值，博魁儒大師之名，而己更藉以自榮。昔之學者，借朋友以自鳴其不得意，今之學者，借朋友以自鳴其得意。前者無病呻吟，有寒酸氣；後者耀威弄勢，如新貴暴富，有庸俗氣。二者皆真學者與君子所不取也。語曰，「君子不稱己」，歐西自盧梭以來，文人所作自傳甚多，（confessions乃供詞之意）識者病之，謂為自登廣告，自開展覽會，有傷於雅。今之吾國學者，於己之交遊瑣事，性情好惡，每喜津津道之，時或登其照像，表其年齡，如政客娼優之所為。夫學術之目的，在求真理，而真理乃超脫私人萬眾公有之物，與求之者本身無關。學者闡發真理，貢獻於世，世之所欲知者，乃其真理，非其人也。後之人追懷前賢，因其學以慕其人，故於其生平事跡遺像，多有起而記載保存之者，此乃社會報恩之意，若由學者自為之，則非但傷雅，亦於義無當矣。 今之學者，自登廣告之法，實足令人失笑。彼以照像示人者，蓋謂我乃風采奕奕之英俊，或雍容爾雅之儒生，可使人望而生愛敬之心，不愧為領袖人物也。彼以年齡示人者，蓋謂我乃如許青年，而成就已若此，乃不世出之才人也。自古帝王及草澤英雄之興，多假借於神鬼，以傾動愚眾，今則科學昌明，神鬼之威權已失，然群眾心理對於特出人才，猶存一種神秘不可思議之觀念，於是以特出人才自命者，仍欲利用此等心理，以神道設教。今之西洋所謂超人天才，不過昔日「龍種」、「妖精降生」之別名耳。浪漫派文學盛行之時，文人皆以超人天才自居，一切求與恆人異，往往行蹤詭秘，服色離奇。法人謂其意欲震駭流俗，Epater le urrgeois，使以超人天才目之。吾國近年以來，所謂「新文化」領袖人物，一切主張，皆以平民主義為準則。惟其欲以神道設教之念，猶牢不可破，其行事與其主張相反，故屢本陳涉、宋江之故智，改易其形式，以求震駭流俗，而獲超人天才之名。有自言一年能著書五六種，以自炫其為文敏妙者，有文後加署「作於某火車中」、「某日黎明脫稿」，以顯其精力過人者。夫著述之價值，視其內容而定，初不關於如何脫稿，曾需幾何時日也。昔人有慘澹經營數十年而成一書者，有非靜室冥坐清晨腦健不能構思者，若果為不刊之作，世人決不究其成書之遲速與起稿時之情形也。彼等又好推翻成案，主持異議，以期出奇制勝，且謂不通西學者，不足與言「整理舊學」，又謂「整理舊學」，須用「科學方法」，其意蓋欲嚇倒多數不識西文未入西洋大學之舊學家，而彼等乃獨懷為學秘術，為他人所不知，可以「大出風頭」。即有疏陋，亦無人敢與之爭。然則彼等所傾倒者，如高郵王氏之流，又豈曾諳西文曾入西洋大學者乎。幸彼等未讀西洋浪漫派文學史也，否則其以神道設教之術，更當層出不窮矣。 彼等以群眾之愚昧易欺也，故一面施其神道設教之術，使其本身發生一種深幻莫測之魔力，一面揣摩群眾心理，投其所好。蓋恩威並用，為權謀家操縱凡民之秘訣。古昔開創帝王，一面假託神聖，一面與士卒同甘苦。近世西國政客，一面居偉人英雄之名，一面取悅平民，醜態百出，於是乃使人顛倒迷惑，墮其術中，而己則為所欲為，玩人於股掌之上矣。今之學者，以神道設教，已如上段所述，其所主張鼓吹，有一不投時好，不迎合多數心理者乎。吾國近年以來，崇拜歐化，智識精神上，已惟歐西之馬首是瞻，甘處於被征服地位。歐化之威權魔力，深印入國人腦中，故凡為「西洋貨」，不問其良窳，即可「暢銷」。然歐化之真髓，以有文字與國情民性之隔膜，實無能知者。於是作偽者乃易售其術矣。國人又經喪權失地之餘，加以改革家之鼓吹，對於本國一切頓生輕忽厭惡之心，故詆毀吾國固有一切，乃最時髦舉動，為弋名邀利之捷徑。吾非言純粹保守之必要也，然對於固有一切，當以至精審之眼光，為最持平之取捨，此乃萬無可易之理。而今則肆行破壞，以投時俗喜新惡舊之習尚，宜其收效易而成功速也。凡真革命家，當有與舉世為敵之決心毅力，故或摧折困辱以死，蘇格拉底、孔、孟、耶穌之徒是也。或為世非笑，久而後成，科學發明及宗教改良家之類是也。即文學革命家如韓愈、華茨華斯（Wordsworth為英國十九世紀初期詩界革命家），亦俟之數十或數百年，始見成功。若今之言文化或文學革命者，乃高據學術界之要津，養尊處優，從容坐論，有何一意孤行，艱苦卓絕之可言乎。此等無骨氣無壯志之懦夫，同流合污之鄉愿，而亦自居於革命家，真名不副實也，蓋彼等之目的，在功利名譽，故其所取之方法，亦以能最易達其目的者為美。彼等之言曰，「順應世界潮流」、「應時勢需要」，其表白心跡，亦可謂直言無諱矣。豪傑之士，每喜逆流而行，與舉世為敵，所謂「順應世界潮流」、「應時勢需要」者，即窺時俯仰，與世浮沉之意。乃懦夫鄉愿成功之秘術，豈豪傑之士所屑道哉。今之「世界潮流」、「時勢需要」，在社會主義、白話文學之類，故彼等皆言社會主義、白話文學，使彼等生數十年前，必且竭力於八股與「黃帝堯舜」之館閣文章，以應當時之潮流與需要矣。夫使舉世皆以「順應」為美德，則服從附和效臣妾奴婢之行，誰能為之領袖，以創造進化之業自任者乎。 彼等既以功利名譽為目的，作其新科舉夢，故假學術為晉身之階。昔日科舉之權，操於帝王，今日科舉之權，操於群眾，昔日之迎合帝王，今日之迎合群眾，其所迎合者不同，其目的則一也。故彼等以群眾運動之法，提倡學術，壟斷輿論，號召黨徒，無所不用其極，而尤借重於團體機關，以推廣其勢力。彼等之學校，則指為最高學府，竭力揄揚，以顯其聲勢之赫奕，根據地之深固重大，甚且利用西洋學者，為之傀儡，以便依附取榮，凌傲於國人之前矣。昔日王公大人，以宏獎風雅，主持學問自任者，名位交遊，傾動一世，而後人有知其名者否，若王船山輩，伏處窮山，與世不相問聞，而身後之成功如何？ 蓋學術之事，所賴於群眾協作聯合聲氣者固多，所賴於個人天才者尤多也。天才屬於少數，群眾碌碌，學術真藏，非其所能窺；故倡學大師，每持冷靜態度，寧守而有待，授其學於少數英俊，而不汲汲於多數庸流之知。蓋一入多數庸流之手，則誤會謬傳，弊端百出，學術之真精神盡失。今日言社會主義及他種時髦學說者，只熟識幾十新名字，即可下筆千言，侃侃而談，然究竟此種學說之真義安在，幾人能言之乎。杜威、羅素，無論其能代表今世西洋最高學術與否，固有研究之價值者也。然一至吾國，利用之徒，以群眾運動之法，使其講學，其學愈以流行而愈晦，杜威、羅素之來吾國，杜威、羅素之不幸也。 今之學者，非但以迎合群眾為能，其欲所取悅者，尤在群眾中幼稚分子，如中小學生之類。吾國現在過渡時代，舊智識階級漸趨消滅，而新智識階級尚未成立。青年學生，為將來之新智識階級，然在目前則否也。而政客式之學術家，正利用其智識淺薄，無鑑別審擇之力，得以傳播偽學，使之先入為主。然青年學生，最不可恃者也，以其智識經驗，無日不在變遷進化之中。現時所信從之學說與人物，數年以後，視如土苴矣。京津滬寧，為全國文化重要地點，其學生亦為全國學生領袖，三四年前，首先附和各種時髦學說者，京津滬寧之學生也，今則智識經驗較深，已不似往年之盲從。且各處學生中，其學級愈高者，其盲從愈少，故彼時髦人物，至今已不得不望諸接觸較遲之內地學生，與夫智識淺薄之中小學生矣。吾料再俟數年，全國智識增高，所謂最新人物，已成明日黃花，無人過問，然則提高其自身之程度，急起猛進，與青年學生以俱進，殆為彼等不容緩之事乎。 彼等固謂人生隨時代而異者，故人生一切事業，皆無久遠價值，只取一時便利而已。舊約中有一語曰：「吾人且及今醉飽，明日將死矣。」（Let us eat and drink；for tomorrow we shall die.）彼等之人生觀，直可以此語括之。故彼等以推翻前人為能，後人亦當以推翻彼等為能。人之所以特立獨行，落落難合者，以有不朽之念存於中耳。今既挾一與草木同腐之人生觀，則惟有與世推移，隨俗富貴耳。又奚必眾醉獨醒，眾濁獨清乎。 夫國人談及官僚軍閥，莫不痛心疾首，以為萬惡所從出，獨對於時髦學術家，無施以正當批評者。然吾以為官僚軍閥，盡人皆知其害，言之甚易動聽，若時髦學術家，高張改革旗幟，以實行敗壞社會之謀，其害為人所難測，即有知之者，或以其冒居清流之名，不忍加以苛責，或以其為眾好所趨，言之取戾，然終不之言，則其貽害日深，且至不可挽救。吾願國人無為懦夫鄉愿，本良知毅力以發言，則此代表國民性中弱點之學術界，庶有改造之望耳。 （《學衡》第2期，1922年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