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一浮先生語錄類編 · 史學篇
教人以史，終覺無益。習之既久，其所以自為計、為人計者，幾於無往而非利害計較之私，斯則心術之害也已。
迦萊爾文字典重，所為《法國革命史》，讀之頗有《漢書》意味。
浙大史學系學生問應讀何書，答云：治史當先治經，從治經入，眼光自較高遠。《尚書》暫不易讀，可先看《春秋》，讀《公羊》。《左氏》長於事，《公羊》則長於義也。《春秋繁露》亦當讀，而文字頗深，又有錯簡。清人治史學者有二顧，而祖禹不及亭林之大。可讀《日知錄》，看亭林讀史留心處，自己是否亦曾注意及之。
有客來談，歷史祗是戰爭，將來如無戰爭，人類恐亦將歸於澌滅。答云：自有載籍以來不過五千年，此在無始無終期間，所占時期本屬甚暫。本此經驗以斷定人類之將來，恐不必然。經驗即自習氣中來也。
新史學多害義理，往往以今人侵伐掠奪之心理擬之聖賢。舉世風靡，義理祗可不談，恐聖哲血脈從此遂絕。
史傳之作，不必如西人之細大不捐，動成巨帙。但期扼要，亦可為覽者示塗徑而省日力。《史記》列傳勝於《漢書》，班書諸志亦非《史記》所及。其中以《食貨》為上，《刑法》次之，《禮》《樂》又次之，皆網羅一代，言簡意賅，讀者自能瞭若指掌。史部向病繁蕪，馬遷立傳已嫌其多。然四史文字俱佳，《晉書》亦好，《南齊書》可作小品文讀。卒讀廿四史者，吾尚未遇其人。
學者讀《通鑑》，先生云：《通鑑》非讀不可，但宜以時瀏覽，不作正課，書固有要於此者。六經之外，子則《老》《莊》，《荀子》意味便不及《孟子》（《墨子》吾向不喜）。佛書則《楞嚴》《圓覺》《起信》《維摩》《肇論》《中論》。皆不厭百讀之書，是應反覆玩味者也。
《宋史•道學傳》，暇時當一翻閱，觀昔賢治事如何精勤。如黃勉齋當金人入寇時，智修安慶城，指揮若定，旬月而畢。至今八百年，屹然在望，謂非精神之所寄而能如是耶！世每譏儒者不能治事，不知文人或如此，為義理之學者決無不能治事之理。理事不二，初不必學。大抵昔賢用處，皆其得力處，是當著眼者也。
今世自名為史學者，每以亂世夷狄之俗妄測古事，淆亂是非，不唯厚誣古人，亦深為心術之害。如以周公佐武王伐殷，擬於侵略，謂周人待殷人至慘酷，周人為統治者，殷人則為被征服者，如此瞽說，不如不讀古書之為愈。
史不限於一國，作史者應本《春秋》廣魯於天下之義。是非不謬於聖人，方足以備後來之損益，此豈今人所及哉！
《漢志》於九家稱其所長，亦及其所短，最為平允。今欲盡簡諸書得失，題目太大，下語難精。不如且專治經注，理會得一事是一事，較有實際。
太史公以顏淵早喪、盜跖老壽為不可知，實則一則正命，一則非正命而遭命耳。《列子•力命篇》所論，亦遭命而非正命也。
「名教」二字出於樂廣。廣為玄言家。所謂名，乃指名理玄言。後人不察，以為禮教，沿襲之誤久矣。
晚近學術影響之大，莫如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章太炎、胡適之皆其支流。然而太炎之後，一變而為疑古學派，此則太炎所不及料者也。
論《史記》云：五帝三王紀及各國世家皆非佳作，而漢初人物世家、列傳皆好。馬遷近質，每傳一人，短長互見，使人展卷如對其人。
先生以《朱子年譜》辨浙學一節示學者，因談：史學亦不可廢，但不可如後人之毛舉細數，如開賬簿。後世人多事繁，人人為之作傳，實覺不勝紀載，故傳記體在所當廢。編年須簡，略法《春秋》經文，紀事本末則本傳文法度，如朱子《通鑑綱目》。綱法經，目法傳，則善矣。古者左史記事，右史記言，取其善可為法，惡可垂誡。太史公尚知此意，自敘《史記》，附於《春秋》。八書未能完成，半出後人所補。班史各志如《禮樂》《食貨》《溝洫》諸篇，皆有精彩，是應全讀。班氏經術雖不深，然其論禮樂，猶粗知其意，非後之史家所能及也。《晉書》題唐玄宗御撰，實則當時大臣依據成本加以編纂。前此為晉書者凡三十家之多，書成於唐，文字多出晉人，故饒文采。《南齊書》多記玄言名理，兼及佛法，亦可喜。《新唐書》論贊不盡佳，大抵出於歐陽公之手者為勝，二宋所為則有遜色矣。鄭漁仲為《通志》二十略綜古今，具見史識，惟傳記一略可省，其餘金石、文字、蟲魚之類，亦有博物之意。今日西人所為專門史書，如經濟史、哲學史之流，頗與鄭之一略相當。總之，作史貴簡，尤貴不陋。
自阮芸台刻《學海堂經解》，而治經學者思想為之錮蔽；自魏默深編《經世文編》，而言政治者盡蹈富強窠臼。張南皮督學四川，刻《書目答問》《輶軒語》，當時學者家有其書。吾二十歲前亦嘗奉為圭臬，久而無所得，乃知其所舉入門各書，多於學者無益。《皇清經解》不足資以通經，《經義考》亦祇是目錄之學，書賈能為之。而講論義理如《通志堂經解》者，反為所黜。又如《四庫提要》，張氏以為治群書之門逕，吾嘗卒讀之，而知其立說之偏。當時戴東原多任編撰之事，對宋儒每加指責，程朱雖功令所尊，亦有微詞。又如《宋學淵源記》，張氏以為治宋學之門徑，而不知江藩之於義理固無所解也。
論友人某先生云：可與論史，難與說經；可與料事，難與入理。以其觀變之深，利害計較太熟故也。又云：吾前與一書，亦是對治。學者於史事太疏，卻不得以此為說。
史家多以諸子為出於王官，如是則官各有守，孔子之刪詩書，定禮樂，豈非侵權？其教人豈非越俎？今既祖述孔子，則諸子自以出於六藝為是。
論史學流失云：老子之失深，左氏之失淺，東萊之失粗。如今人開口便言「生存競爭」，其失不止於陋，直是謬矣。
談尊經，云：何鍵提議讀經，三中全會付之束閣。實則縱使行之學校，亦祇視為史料，如所謂「追念過去光榮」云云，與經義固了不相干，微論一般人，章太炎之尊經，即以經為史，而其原本實出於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真可謂流毒天下，誤盡蒼生。此其人未嘗知有身心性命之理，故有此說。實則《春秋》如以史書觀之，真所謂「斷爛朝報」者矣。《尚書蔡傳》序文稱為「史外傳心」之典，可謂卓識。
尊經之說，微論何鍵，即如章太炎非不尊經，而原本章實齋「六經皆史」之論，實乃尊史。《春秋》不可作史讀，作史讀則真「斷爛朝報」矣。《尚書》雖亦當時詔令，而《蔡傳》序文所謂「史外傳心」者，最是中肯之語。是故經可雲術，其義廣；不可雲學，其義小。《論語》言「學而時習」、「學而不思」云云，「學」字之上，皆不容別貫一字。今人每言「漢學」、「宋學」、「經學」、「史學」，以及冠以地名人名，標舉學派，皆未為當。即如「佛學」之名亦不如「佛法」為妥。讀經須知非是向外求知識，乃能有益。
章太炎提倡讀經，而以經為史，意味完全不同。余游紹興，謁禹陵，見太炎所為碑文，稱禹學於西王母之國，當今之敘里亞，得其勾股之術，歸而治水。不知其何所本，縱有依據，未必可靠。然以此稱禹，異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