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研究 · 十三　「傷逝」

我們把《彷徨》里的《祝福》和《吶喊》里的《故鄉》作了比較。現在更從《彷徨》里舉出兩篇小說來，即《祝福》和《傷逝》，我們認為這兩篇小說又很有比較研究的必要。 《彷徨》同《吶喊》比較起來，魯迅好像表現了悲觀的感情，因為他又孤獨起來了，《新青年》時期的戰友不見了。實際的情況是，中國社會的革命運動前進了一大步，在知識分子當中起了分化，魯迅思想的發展決定他在現實面前有一段「碰壁」的過程，因此有《彷徨》的思想的表現。《彷徨》的思想充分表現在《祝福》里，《祝福》的祥林嫂實在無路可走，只有死。《傷逝》的子君也是死。但子君的死同祥林嫂的死，大不相同。《祝福》只能說是魯迅的主觀的產物，《傷逝》則反映了客觀；祥林嫂的死表示魯迅對禮教的詛咒，因為他無可奈何，子君的死則是魯迅集中力量指出一條死路來，也就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作家向中國社會尋求出路。在寫《傷逝》的時候，魯迅自己的生活已起了變動，他非有行動不可，所以《傷逝》所表現的行動氣息就太重，同《祝福》是在個人長期的安定生活狀況下抒寫詩情，完全是兩回事了。 確實應該指出魯迅寫《傷逝》的時候他長期安定的生活起了變動的事。魯迅從一九一二年來到北京，個人的職業上沒有問題，他在北京教育部做僉事（教員是兼做的，不是他主要的職業），用《燈下漫筆》的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在個人的這種生活下，他寫了《吶喊》，寫了《熱風》，寫了《墳》里的大部分文章，《華蓋集》里的大部分文章，《野草》除了末五篇外也都是在這時期寫的，還寫了《彷徨》的前七篇小說。一九二五年八月，章士釗做北洋軍閥段祺瑞政府的教育部長，將魯迅免了職，魯迅就算是在北京失了業。《彷徨》從第八篇《孤獨者》起是魯迅失業後寫的。《傷逝》是第九篇。我們認為魯迅的失業對《傷逝》有決定的影響。本來魯迅直接參加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學生反壓迫的鬥爭就促進了他的生活的將要改變，如《「碰壁」之後》里他說：「我為什麼要做教員，連自己也侮蔑自己起來。」到了三一八事變，他紀念他的學生，他說：「她不是『苟活到現在的我』的學生，是為了中國而死的中國的青年。」這不是魯迅感覺到「奴隸」不能長做下去嗎？到了寫《傷逝》，當然不能說作者是在寫自己，但通過作者對小說主人公的抒寫，很可以看出魯迅當時是對自己有作出行動的要求的，雖然他不知道怎樣才算是行動。如涓生在接到「奉局長諭史涓生著毋庸到局辦事」的通知後，作為「涓生的手記」的《傷逝》有這一段：「外來的打擊其實倒是振作了我們的新精神。局裡的生活，原如鳥販子手裡的禽鳥一般，僅有一點小米維繫殘生，決不會肥胖；日子一久，只落得麻痹了翅子，即使放出籠外，早已不能奮飛。現在總算脫出這牢籠了，我從此要在新的開闊的天空中翱翔，趁我還未忘卻了我的翅子的扇動。」其餘關於「新的生路」的話還很多很多，我們讀著，真是「豫感到〔得〕這新生面便要來到了」。所以《傷逝》同《祝福》決不是一樣，《祝福》只表示魯迅對舊時代的詛咒，《傷逝》則是誓辭，確切地表示魯迅到這時要開始「新的生路」，這一篇小說值得我們研究。 擺在面前的路本來是很明白的，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中國革命的路。知識分子因為出身的階級的限制，總是處於一種狹隘的境地，路在眼前視而不見。然而像魯迅這樣的人，有一天能如他的小說的主人公所說：「說做，就做罷！來開一條新的路！」這話的本身就是真正的路的開始，因為真正地開了腳步。不是主觀地要開腳步，是社會已經逼得他要離開原有的位置，必須走一條新的路，這就是現實的路。當然，在《傷逝》里，魯迅並沒有離開小資產階級思想範圍的一步。我們對這篇小說的研究，就是要分析小資產階級作家魯迅所指出的死路是什麼？客觀上又是不是反映了中國社會的新生的路？換句話說這篇小說如何地反映現實？ 我們已經說過，《傷逝》並不是作者在寫自己，我們不能把主人公涓生的思想作為作者魯迅的思想，沒有這個必要。但我們分析這篇小說卻可以得出魯迅的思想是什麼。同時，涓生的思想如果從小說里得不到批判，我們當然也有理由說涓生的思想就是作者魯迅的思想。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里寫道：「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麼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於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這裡的意思是真誠地說女子走出家庭，並沒有出路。真正算得上讀者的人誰讀〔都〕不會譏笑娜拉，說她走後會墮落或回來，或餓死了。《傷逝》里的子君，魯迅則替她布置了一個死的結局，同時阿隨這匹狗（阿隨的「隨」字不能看出作者的用意嗎？這一個字與舊社會裡婦女的地位沒有關係嗎？）是回來了。魯迅寫得非常之動感情，寫得近情近理。所以魯迅創作《傷逝》的思想，同《娜拉走後怎樣》的思想一樣，婦女應該「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否則與阿隨處的是同一的地位，如果不是「死」的話。這一點我們認為是首先應該指出來的。其次，《傷逝》與《娜拉走後怎樣》又不同，因為這篇小說是寫男女的愛的生活的，《娜拉走後怎樣》寫一般的婦女問題。我們如果把兩篇合起來，就是，女子應該「在經濟方面得到自由」，應該知道「人的生活的第一著是求生，向著這求生的道路是必須攜手同行，或奮身孤往的了，倘使只知道捶著一個人的衣角，那便是雖戰士也難於戰鬥，只得一同滅亡。」在男子方面也是一樣，不要「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第一，便是生活。人必〈須〉生活著，愛〈情〉才有所附麗。」所引《傷逝》主人公涓生的話，我們認為也不妨說是作者魯迅的思想。因此我們得出結論：魯迅的《傷逝》是要說明「愛」不能等於「生活」，不能有「盲目的愛」，尤其是女子，那是一條死路，必須揭穿它。我們認為是這樣的。 我們再分析魯迅的這個思想。如果說「愛」是盲目的，那麼所說的「生活」，不一樣是盲目的嗎？「人的生活的第一著是求生」，這話實在比盲目的愛還要盲目。從涓生自己的「求生」就證明它的盲目。我們就查一查涓生的「求生」。當他同子君在一起過家庭生活還沒有被局長撤職的時候，是這樣：「我的路也鑄定了，每星期中的六天，是由家到局，又由局到家。在局裡便坐在辦公桌前鈔，鈔，鈔寫公文和信件；在家裡是和她相對或幫她生白爐子，煮飯，蒸饅頭。」這自然是「求生」。我們更讀這一段： 我所豫期的打擊果然到來。雙十節的前一晚，我呆坐著，她在洗碗，聽到打門聲，我去開門時，是局裡的信差，交給我一張油印的紙條。我就有些料到了，到燈下去一看，果然，印著的就是—— 奉 局長諭史涓生著毋庸到局辦事 秘書處啟　十月九號 這就是生活。「其實這在我不能算是一個打擊，因為我早就決定，可以給別人去鈔寫，或者教讀，或者雖然費力，也還可以譯點書，況且《自由之友》的總編輯便是見過幾次的熟人，兩月前還通過信。」那麼這是早就決定了「新的生路」。「終於決定將現有的錢竭力節省，一面登『小廣告』去尋求鈔寫和教讀，一面寫信《自由之友》的總編輯，說明我目下的遭遇，請他收用我的譯本，給我幫一點艱辛時候的忙。」「許久之後，信也寫成了，是一封頗長的信；很覺得疲勞，仿佛近來自己也較為怯弱了。於是我們決定，廣告和發信，就在明日一同實行。大家不約而同地伸直了腰肢，在無言中，似乎又都感到彼此的堅忍的崛強的精神，還看見從新萌芽起來的將來的希望。」這可見子君對「求生」也是積極的，雖然登「小廣告」和寫「一封頗長的信」都是涓生的事，——如果子君也來一個登小廣告去尋求鈔寫和教讀，也寫信給總編輯，比涓生的小廣告和信就能得到「新的生路」嗎？ 接著記著：「小廣告是一時自然不會發生效力的」。「不久就共譯了五萬言，只要潤色一回，便可以和做好的兩篇小品，一同寄給《自由之友》去。（手記後面又記著有：『在那裡看見《自由之友》，我的小品文都登出了。這使我一驚，仿佛得了一點生氣。我想，生活的路還很多，——但是，現在這樣也還是不行的。』又記著：『寫給《自由之友》的總編輯已經有三封信，這才得到回信，信封里只有兩張書券：兩角的和三角的。我卻單是催，就用了九分的郵票，一天的飢餓，又都白挨給於己一無所得的空虛了。』）只是吃飯卻依然給我苦惱。菜冷，是無妨的，然而竟不夠；有時連飯也不夠，雖然我因為終日坐在家裡用腦，飯量已經比先前要減少得多。這是先去餵了阿隨了，有時還並那近來連自己也輕易不吃的羊肉。她說，阿隨實在瘦得太可憐，房東太太還因此嗤笑我們了，她受不住這樣的奚落。」阿隨留不住了。「它的食量，在我們其實早是一個極易覺得的很重的負擔」，「終於是用包袱蒙著頭，由我帶到西郊去放掉了，還要追上來，便推在一個並不很深的土坑裡。」 涓生還要這樣記著：「其實，我一個人，是容易生活的，雖然因為驕傲，向來不與世交來往，遷居以後，也疏遠了所有舊識的人，然而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現在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苦痛，大半倒是為她，便是放掉阿隨，也何嘗不如此。」這裡說了兩個問題，一是生計，一是愛人。現在成問題的是生計。生計之所以成問題，是因為自由戀愛的不見容。歸根到底是生計沒有保障，對她固然沒有保障，對他也沒有保障。所以涓生的這些話是經不起分析的，「只要能遠走高飛，生路還寬（廣）得很」，如果「生路還寬廣得很」，正無須乎「遠走高飛」！ 「天氣的冷和神情的冷，逼迫我不能在家庭中安身。但是往那裡去呢？大道上，公園裡，雖然沒有冰冷的神情，冷風究竟也刺得人皮膚欲裂。我終於在通俗圖書館裡覓得了我的天堂。 那裡無須買票；閱書室里又裝著兩個鐵火爐。縱使不過是燒著不死不活的煤的火爐，但單是看見裝著它，精神上也就總覺得有些溫暖。書卻無可看：舊的陳腐，新的是幾乎沒有的。 好在我到那裡去也並非為看書。另外時常還有幾個人，多則十餘人，都是單薄衣裳，正如我，各人看各人的書，作為取暖的口實。……」這「幾個人，多則十餘人」，難道是同涓生一樣，「大半年來，只為了愛，——盲目的愛，——而將別的人生的要義全盤疏忽了」嗎？他們或者正是「求生」而沒有生活的路哩！所以涓生在很大的程度上是不自覺地替不合理的社會辯解。從他的手記看來，他倒是「求生」，並不是只為了「盲目的愛」，子君也是「求生」，並不是只為了「盲目的愛」，因為「求生」而沒有生活的路，加上自主的愛情遭受封建觀念的壓迫，於是把自主的愛情排斥於生活的路之外罷了。在合理的社會裡，自主的愛情本來是合理的，是許可的。涓生的問題主要地還是盲目地「求生」，在手記里他自己就寫著：「我看見怒濤中的漁夫，戰壕中的兵士，摩托車中的貴人，洋場上的投機家，深山密林中的豪傑，講台上的教授，昏夜的運動者和深夜的偷兒……。」涓生就是沒有看見無產階級革命的戰士，如果看見了，他就知道他此刻是在那裡盲目地「求生」。因為是盲目地「求生」，不能知道在這個社會裡本來就沒有生活的路，於是就幻想：「生活的路還很多，我也還沒有忘卻翅子的扇動，我想。——我突然想到她的死，然而立刻自責，懺悔了。」這樣的想法，確乎如涓生自己說的，「是一個卑怯者，應該被擯於強有力的人們」。所以卑怯的原故，強有力的人們所以強有力的原故，又是涓生所不能知道的，卑怯是階級的軟弱的表現，強有力也要階級的強有力。 「在通俗圖書館裡往往瞥見一閃的光明，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她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我便輕如行雲，漂浮空際，上有蔚藍的天，下是深山大海、廣廈高樓、戰場、摩托車、洋場、公館、晴明的鬧市、黑暗的夜……。」這只能說明涓生不能「勇猛地覺悟」，不能「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因而幻想子君「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很分明，局限在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圈子裡，就很難有「覺悟」，也很難有「新的生路橫在前面」。「新的生路橫在前面」，必須有階級的覺悟。那樣，子君「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倒不是必須的，正是「必須攜手同行」！ 然而涓生只能幻想著：「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他努力把自己的「意見和主張」告訴給子君。他還怕她有顧慮，「臨末，我用了十分的決心，加上這幾句話： 『……況且你已經可以無須顧慮，勇往直前了。你要我老實說；是的，人是不該虛偽的。我老實說罷：因為，我已經不愛你了！但這於你倒好得多，因為你更可以毫無掛念地做事……。』」這樣，他以為子君可以「勇猛地覺悟了，毅然走出這冰冷的家，而且，——毫無怨恨的神色。」及至子君給她父親接回去，人告訴他，他在手記里記著：「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魯迅在這裡是批判涓生，因為子君給父親接回去，是魯迅寫的。及至人告訴他：「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他又認為子君是「無愛」而死。他這樣記著：「她的命運，已經決定她在我所給與的真實——無愛的人間死滅了。」很顯然，這是幻想。子君的命運，是找不到新的生路的小資產階級的死滅。我們只讀涓生對子君走後的記載：「我轉念尋信或她留下的字跡，也沒有；只是鹽和干辣椒、麵粉、半株白菜，卻聚集在一處了，旁邊還有幾十枚銅元。這是我們兩人生活材料的全副，現在她就鄭重地將這留給我一個人，在不言中，教我藉此去維持較久的生活。」這說明子君雖然同涓生分離，並不是「無愛」，更不是「盲目的愛」，她是「求生」，並教給涓生「求生」，鄭重地留以「生活材料的全副」。所以子君的死是找不到新的生路的小資產階級的死滅，不是「無愛」的死滅。涓生對子君，當然不是「我已經不愛你了」，他怕的是一同滅亡。他認定：「第一，便是生活。人必生活著，愛才有所附麗。」如果在他的話里不用「生活」二字，用「革命」，那他的話才是正確的。涓生自己的生活否定了他的話。我們且看子君走後涓生的生活。「心地有些輕鬆，舒展了」，這只能暴露他遭了生活的壓迫。「想到旅費，並且噓一口氣。」「一切請託和書信，都是一無反響；我不得已，只好訪問一個久不問候的世交去了。他是我伯父的幼年的同窗，以正經出名的拔貢，寓京很久，交遊也寬〔廣〕闊的。 大概因為衣服的破舊罷，一登門便遭門房的白眼。好容易才相見，也還相識，但是很冷落。我們的往事，他全都知道了。」這同子君的回到父親家去，不是同樣的「生活的路」嗎？而子君給父親接回去了，涓生還以為「這似乎又不是意料中的事，我便如腦後受了一擊」。所以我們說涓生是盲目地「求生」，是正確的。「我還期待著新的東西的到來，無名的，意外的。但一天一天，無非是死的寂靜。」結束這故事的是阿隨。「那是阿隨。它回來了。」於是涓生也不能不離開這冰冷的家，「也不單是為了房主人們和他家女工的冷眼，大半就為著這阿隨。但是，『那裡去呢？』新的生路自然還很多，我約略知道，也間或依稀看見，覺得就在我面前，然而我還沒有知道跨進那裡去的第一步的方法。」是的，從涓生的手記看，他是沒有知道跨進新的生路的第一步的方法。 魯迅把這一篇故事題著「傷逝」。我們認為這個題目應該幫助我們思考。經過分析，《傷逝》所反映的主人公涓生的思想是容易明白的；通過小說，作者魯迅的思想也是容易明白的。涓生的思想認為子君應該離開家，應該「求生」，作者魯迅的思想添了子君的死和「那是阿隨。它回來了。」那麼，子君豈不是沒有生活的路嗎？是的，豈獨子君，即涓生，他又何嘗有生活的路呢？《傷逝》的故事做了證明。這是客觀上魯迅小說的價值，它反映了中國的現實，小資產階級是沒有什麼叫做「新的生路」的，在中國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路。主觀上魯迅是極力把死路給讀者指出來，同時，「世界上並非沒有為了奮鬥者而開的活路」，——當然，這才叫做「戰士」（「戰士」這兩個字出在涓生的手記中）！只是「活路」是什麼？他同他的小說的主人公一樣，還是不知道的，因為出身的階級局限著。這篇小說的最大的價值在於它反映了作者魯迅確信有跨進新的生路的「第一步的方法」，如果我們考慮到這篇故事的題目——「傷逝」，如果我們聯繫到魯迅自己當時以及後來的生活。不但涓生應該有跨進新的生路的「第一步的方法」，同樣子君也有的，根據「她當時的勇敢和無畏」。在故事裡，子君給父親接回去，接回去死了，那是魯迅刻意的暴露，給女子指出死路來。問題是小資產階級的局限性，問題不是有男與女子之分。 總結上面的話，盲目的愛是沒有出路的，是死路，盲目的「求生」同樣沒有出路，是死路。魯迅的《傷逝》不是為寫小說而寫小說，是生活的實踐，於是客觀上他指出了兩條死路，於盲目的愛之外更指出了盲目的「求生」這一條，這一條其實還是主要的。雖然是盲目的「求生」，然而「我豫感到〔得〕這新生面便要來到了」，「我要向著新的生路跨進第一步去」，這是行動的氣息非常之重，我們應該說魯迅的《傷逝》等於他的雜文集《墳》是用來埋葬過去，迎接新生，如瞿秋白曾經指出的。 最後我們談一個問題，即易卜生的娜拉和魯迅的子君這兩個典型的問題。根據恩（格）斯關於易卜生的研究的指示，以及我們對魯迅的《傷逝》的分析，問題在於不同時代不同國家的階級的差異。恩格斯是把挪威的小資產者同德國的小市民作比較，「比起德國的可憐的小市民來，他們是真正的人。同樣地，挪威的小資產階級婦女，比起德國的小市民婦女來，也要高出不知多少。不管易卜生的戲劇有著怎樣的缺點，它們卻反映了一個世界，一個雖然是屬於中小資產階級的，然而比起德國的來，卻要高出不知道多少的世界；在這個世界裡的人物，還有著自己的性格，有著開創的能力，能夠獨立地行動，雖然從外國人的觀點看來不免有點兒奇怪。」（《給愛因斯特的信》）這是說，同樣是小資產階級，易卜生所反映其國家的小資產階級是能夠獨立行動的，所以易卜生戲劇的典型人物，如挪〔娜〕拉，能夠獨立行動，這個獨立行動者給易卜生寫得太真實。這是一層。其次，如恩格斯所指示我們的，「挪威的小農和小資產階級，混雜著一部分中等資產階級——十七世紀英國和法國的情形大概就是如此——乃是幾百年來社會的正常正〔狀〕態。」恩格斯更說，「只是到最近，這個國家裡才零散地出現了一些大規模工業」。恩格斯這話的意思同普列漢諾夫所說「那地方沒有革命的無產階級」是一樣的。這樣，娜拉這個藝術形象產生的根據及其價值，是很明白的了。作家創造人物，當然並不需要真人真事，但人物的生命從哪裡來？又從何而有其價值？那就全在乎這個人物的社會根據。魯迅所創造的子君，是中國社會的產物，她有她的生命，她有她的價值，她的生命表現在她的反抗封建的勇氣，她的價值在於她反映了真實的階級性，在中國小資產階級決不能獨立行動，子君的命運在當時不但應該教育小資產階級的婦女，而且應該教育整個的小資產階級。中國只有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的路是唯一的，否則就是滅亡。「我是我自己的，他們誰也沒有干涉我的權利。」當戀愛之初子君這話說得極其自然，就是涓生所欣賞的「大無畏」。這確乎是中國的娜拉。及至後來，涓生認為「新的希望就只在我們的分離，她應該決然捨去」，而且和她閒談，「稱揚娜拉的果決」，但娜拉豈由自己的情人指使著做，所以涓生在話出口之後，「時時疑心有一個隱形的孩子，在背後惡意地刻毒地學舌」。「她還是點頭答應著傾聽，後來沉默了。」這是真實的形象。 十四　學習魯迅和研究魯迅的方法 我們要學習魯迅實踐真理。根據我們的研究，魯迅認識因而接受馬克思主義並不算是早的，他一認識他就接受了，跟著青年同志們一道，要以身殉之。長期相信進化論的人接受馬克思主義，確非易事，比如魯迅在一九二七年寫的《答有恆先生》里還有這樣的話：「還有，我先前的攻擊社會，其實也是無聊的。社會沒有知道我在攻擊，倘一知道，我早已死無葬身之所了。試一攻擊社會的一分子的陳源之類，看如何？而況四萬萬也哉？我之得以偷生者，因為他們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並且我的話也無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否則，幾條雜感，就可以送命的。」這只能說是一顆赤子之心說的話。他早期所做的都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的工作，中國人民永遠紀念他的功勞，而他認為四萬萬大多數不識字，不知道，因而他不至於「死無葬身之所」。這最能說明魯迅在接受馬克思主義以前他的思想的特點，他攻擊革命的敵人，而他又不認識革命的群眾。把《答有恆先生》里的話同一九三一年寫的《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一比較，對我們的教育就真大，因為我們清楚地看見魯迅受了教育，最後他認識到而且相信他正是「屬於革命的廣大勞苦群眾的」。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我們的同志的血，已經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魯迅也並不是否認過去的成績，他知道自己這方面的力量，所以他說「我們的幾個遇害的同志的年齡、勇氣，尤其是平日的作品的成績，已足使全隊走狗不敢狂吠」，但問題的核心表示在這樣的話：「然而我們的這幾個同志已被暗殺了，這自然是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若干的損失，我們的很大的悲痛。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卻仍然滋長，因為這是屬於革命的廣大勞苦群眾的，大眾存在一日，壯大一日，無產階級革命文學也就滋長一日。」這就是魯迅晚年的生命，這就是馬克思主義給魯迅以力量。我們必須懂得魯迅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艱苦過程，然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馬克思主義給我們自己以力量。 我們要學習魯迅以政治為靈魂。所有魯迅的文章，都是為革命的事業寫的，為政治鬥爭寫的，為中國的青年寫的，為要中國的青年懂得政治寫的。他沒有為自己個人寫的東西。他的文章永遠放光芒，在當時是政治的光芒，主要是揭露敵人；到今天就是教育的光芒，他為我們樹立了文學為政治服務的榜樣。為政治服務是魯迅著作的靈魂。我們的研究工作，也就是要幫助青年接觸這一顆以政治為靈魂的偉大的靈魂。 研究魯迅的方法就是毛主席教導我們的階級分析的方法。根據我們的體會，階級分析的方法才真正是革命的方法。我們簡直應該有運用這個方法的嗜好，然後我們對主席不斷革命論和革命階段論的指示如呼吸於空氣之中，活動於陽光之下，因而獲得我們自己無窮無盡的生命力。研究魯迅是一塊試驗田。魯迅早期的思想屬於民主主義的範疇，在中國是有其革命性質的，因為有反封建的作用，他本人又從不站在資產階級一邊，他充分表現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寶貴性格。他的《狂人日記》本來同十月革命沒有關係，而這一篇反封建的檄文促進了當時所有的進步知識分子，包括最早的共產黨人。像一陣子的及時雨一樣，魯迅的《狂人日記》，風一吹就過去了。中國共產黨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形勢登上了政治舞台。馬克思主義普遍真理同中國革命具體實踐相結合，於是而中國有新民主主義革命。其主要之點是無產階級領導。在魯迅早期的著作里，如《狂人日記》，就是沒有反映「新興的無產者」，因為他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中國的小資產階級又是革命的，中國社會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所以魯迅早期的著作就是徹底地反封建，同時表現他是最堅決的愛國主義者。近百年來中國的愛國主義首先是反對帝國主義（當然，明確地指出帝國主義的目標來要等待中國共產黨的出世）。所以魯迅後來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國民黨反動派。他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他早期的「黨同伐異」的偉大精神（從實際鬥爭中學來的）發展而為光輝的黨性，最頑強地最有效地反抗反革命的文化「圍剿」。從辛亥革命以前一直到辛亥革命以後，魯迅同資產階級沒有聯繫。而他早期的思想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範疇。這說明他的思想是受歐洲資本主義文化的影響，用來批判中國的封建文化，而帝國主義時代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則本不是獨立地創造文化的階級。當他因為小資產階級的局限性看不見「新興的無產者」的時候，他不免於失望，因為找不到革命的力量。他晚期全心全意地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服務，表現了他的樂觀主義，就是相信群眾的力量。我們通過對魯迅這個具體人的研究，就可以證明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科學價值和創造意義，所以然是經過階級分析的方法來的，魯迅就代表了小資產階級，代表了資產階級文化在中國發生的革命的作用，而中國的資產階級魯迅從來沒有依靠它，在中國「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這是革命階段論，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即新民主主義革命，所有魯迅的雜文和小說都作了反映。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的偉大代表人之轉入社會主義文化、共產主義文化，那更是不成問題的，我們只要從魯迅的勇於自我改造便可知道，在當時他深以「左翼作家中，還沒有農工出身的作家」為可惜，這說明不斷革命論。指導我們的自始至終是階級分析的方法，魯迅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前，處處表現他屬於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國的小資產階級。魯迅的方向說明黨領導的中華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這個方向，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是人民大眾反帝反封建的文化，發展到今天是知識分子勞動化、工農群眾知識化。 在研究魯迅的過程中，我們深深地感到一件事，中國的知識分子有其最大的幸福，因為有黨的領導。在十月革命以前，俄國的知識分子，如赫爾岑，正是沒有這個幸福。我們讀列寧論赫爾岑的懷疑論和悲觀論的話：「赫爾岑的精神悲劇，是資產階級民主派的革命性已在消亡（在歐洲）而社會主義無產階級的革命性尚未成熟的那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時代的產物和反映。」（《紀念赫爾岑》）魯迅的思想不也曾表現悲觀失望的情況嗎？他經歷了辛亥革命的失敗，經歷了五四後知識分子隊伍的分化，而其時中國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事業日趨於成熟，魯迅終於成為共產主義者。這說明作家與時代的關係，黨的領導與作家的進步的關係。魯迅沒有列寧所說的赫爾岑的「不幸」，他有中國人民共有的幸福。還有，魯迅同車爾尼雪夫斯基也不一樣，他早期並沒有農民革命的思想，最正確的說法應該說他早先是愛國主義者，民主主義者，最後是共產主義者。列寧說車爾尼雪夫斯基是空想社會主義者，「他同時還是一個革命的民主主義者，他善於用革命的精神去影響他那個時代的全部政治事件，通過書報檢查機關的重重障礙宣傳農民革命的思想，宣傳推翻一切舊權力的群眾鬥爭的思想。」（《「農民改革」和無產階級農民革命》）因此，我們不同意有些論者把魯迅也稱為革命民主主義者，這個名稱不符合魯迅思想的實際，也不符合魯迅所處的時代的實際。魯迅的時代是無產階級革命的時代，中國的農民革命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