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研究 · 紀念魯迅

今年是黨號召「百家爭鳴」之年，魯迅逝世二十周年紀念也恰好在今年，我趁此偉大的紀念日作一家之鳴，用以紀念魯迅。 我提出一個問題，就是，魯迅的第一篇創作《狂人日記》是不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寫的？許多在大學裡講中國現代文學史的老師們都說是的，魯迅的《狂人日記》是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寫的。我的意見相反，認為不是的。我還認為這個問題本不成一個問題，事實上問題既已存在，就應該提出來解決罷了。 毛主席在《論人民民主專政》裡面告訴我們說：「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十月革命幫助了全世界的也幫助了中國的先進分子，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中國的先進分子，是以毛主席為首的中國共產黨人，首先在中國接受了無產階級的宇宙觀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魯迅不屬於這一種人，他是小資產階級革命知識分子；孫中山也不屬於這一種人，他代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孫中山、魯迅都是因為中國共產黨人的幫助而歡迎十月革命，而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毛主席說得很明白，「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我們要注意這裡的「重新」兩個字，就是「打破了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而重新用另一個方法考慮問題。這個迷夢，中國共產黨人打破得最早，是因為十月革命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魯迅的重新考慮，那就比較地晚了，的確如他自己一九三二年在《二心集》序言裡說的：「後來又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卻是的確的。」若他寫《狂人日記》的時候是一九一八年四月（四月寫成五月發表），那不是「後來」，那是太早，連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都還沒有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問題」哩。魯迅是偉大的，在寫《狂人日記》的時候，他是「先進的中國人」。其所以為「先進的中國人」，是馬克思列寧主義還沒有送到中國來，而在辛亥革命之後，在五四運動之前，他以革命的熱情高呼封建歷史是吃人的歷史，當時的進步知識分子，包括最早的共產黨人在內，誰都讀了《狂人日記》，誰都受了影響。所以魯迅是中國反封建運動的啟蒙者，是空前的民族英雄。而馬克思列寧主義一送到中國來，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中國共產黨成立與勞動運動真正開始，魯迅的《狂人日記》的思想馬上退到舞台後面去了，往下的問題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魯迅自己的思想改造問題哩。這隻表示中國的事情變化得快，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力量大，中國共產黨的使命大，而魯迅，同孫中山一樣，是偉大的「先進的中國人」。這些事情，本來屬於常識範圍，而好心的朋友們，生怕減低了魯迅的價值，把魯迅一開始寫小說（剛好在十月革命後幾個月）就同十月革命聯繫起來，其實從這裡不能發生任何教育作用，相反地只好形成教條主義。 好心的朋友們認為《狂人日記》是在十月革命影響之下寫的唯一的旁證材料，是《熱風》里的一篇雜感《聖武》。其實《聖武》這篇文章，內容不用說，就連字面上與十月革命也絲毫沒有關係，關係在於《聖武》是緊跟著另一篇雜感《來了》寫的，是《來了》的續篇，在《來了》裡面明明提到「過激主義來了」，那麼《聖武》裡面雖然沒有「過激主義來了」，也就等於「過激主義來了」，有「過激主義來了」就可見魯迅的文章是在十月革命影響之下寫的，內容如何在所不問。這兩篇雜感都是一九一九年五月發表的，而《狂人日記》只不過早一年，《狂人日記》裡面雖然沒有「過激主義來了」，也等於有「過激主義來了」，所以《狂人日記》是魯迅在十月革命影響之下寫的，內容如何在所不問。所謂證據就是如此。其實在魯迅寫《來了》、寫《聖武》的時候，共產黨人李大釗同志，倒已經在中國歌頌十月革命，宣傳馬克思主義——而魯迅不與焉。而提前一年魯迅寫《狂人日記》的時候十月革命的炮聲是不是傳到了中國？最好是說沒有。因為最早的中國共產黨人還沒有響應。到了中國共產黨人大聲疾呼歌頌起十月革命來，魯迅「卻並未留心他的文章」，有魯迅的《〈守常全集〉題記》為證。正在這個時候魯迅寫的雜感，雖說上面有「過激主義來了」，那是他說他「近來時常聽得人說」，聽得人說這一句話，因而引起了他的感想。他的感想主要寫在《聖武》裡面。 《聖武》的主題思想是希望中國人看見「新世紀的曙光」，「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魯迅這種思想，在他那時寫的《我之節烈觀》里也有表現，都是對當時中國的事情發生嘆惜。《我之節烈觀》裡面說，「時候已是二十世紀了；人類眼前，早已閃出曙光。」而在中國當時，「將時代和事實，對照起來，怎能不叫人寒心而且害怕？」所以我們說他是嘆惜。在他更早寫的《文化偏至論》里更充分地表現他的「新世紀的曙光」的思想，他認為二十世紀不同於十九世紀，他概括為二事，「日〔曰〕非物質，日〔曰〕重個人。」所以在《聖武》里也有「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的話。總之他認為新世紀的曙光是個人求得解放。好心的朋友們，一看見魯迅的「新世紀的曙光」的字面，便指為十月革命的光輝所照，不然就不能算是魯迅似的。魯迅倒真是魯迅，他要求個人解放，以這個思想為基礎，乃在辛亥革命之後，五四運動之前，為中國人民寫了聲討封建文化的檄文《狂人日記》。 一九一九年中國發生了五四運動，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魯迅由「吶喊」而轉為「彷徨」。到了一九二七年，大革命之後，他自己首先說現在倘再發《狂人日記》似的議論「連我自己聽去，也得覺〔覺得〕空空洞洞了。」往下魯迅在自我改造上所用的功夫真值得我們學習！往下魯迅對反抗反革命的文化「圍剿」所樹立的偉大功勳真值得我們紀念！我們去讀從《二心集》起一連八個雜文集，我們想一想毛主席說的「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這句話！ 魯迅的學習理論與自我改造決不是簡單容易的事。他自己動手翻譯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的書，他喻為「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又說他翻譯的情形：「打著我的傷處了的時候我就忍疼，卻決不肯有所增減」。這就是說學習理論同時自己作思想改造，是痛苦的事，同時是痛快的事，決心要做。他在《〈守常全集〉題記》里說：「在《新青年》時代，我雖以他為站在同一戰線上的夥伴，卻並未留心他的文章，譬如騎馬不必注意於造橋，炮兵無須分神於馭馬，那時自以為尚非錯誤。」可後來以為是不對的。在《我們要批評家》里他說：「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惟有益於別方面，即對於文藝，也可以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這些話對我們有極大的教育意義，等於魯迅的自我批評，他早期的個人解放思想就是因為不趨向社會科學，離開階級鬥爭而求個人解放。 如果說魯迅在一九一八年開始創作就是因為在十月革命的影響之下，則魯迅的價值我們完全認識不清，教條主義是把人愈弄愈糊塗的。偉大的魯迅，你是五四前夕反封建運動的第一個旗手！你是中國人民反文化「圍剿」的唯一的功臣！我們學習你學習理論！我們學習你自我改造！你永遠是我們的榜樣！ 魯迅先生給我的教育 魯迅先生給我的教育，不是魯迅先生生前給我的，是魯迅先生死後，是中國已經解放了，有一天我感得我受了魯迅先生很大的教育。說起來是我的痛苦的經驗，我想告訴愛好文學的青年同志們。 學習文學的人，如果不熱心政治，那是沒有什麼前途的，簡直是一個危險的道路，我的痛苦的經驗告訴我是如此。在「五四」後，我對文學發生興趣，想把畢生的精力放在文學事業上面。起初我並不脫離政治，對政治是熱心的，我最早寫的一篇小說就是寫自己同北京大學的同學們向那時的北洋政府請願挨打的事情。不久就一天一天地逃避現實了，自己以為自己的小說越寫越好，其實是受了歐洲資產階級文學觀點的影響，把中國的寶貴的現實主義傳統一下子給扔了。那時魯迅先生的《彷徨》正出版，我對它就不如《吶喊》初出版時那麼熱心，《吶喊》我是預約買的，如飢如渴地盼望它出版，一出版就去取書，拿在手上就看那一篇《自序》，非常受其吸引地讀下去。《彷徨》也買了一本，翻開一看，沒有著者自序之類的東西，只在卷頭引了屈原《離騷》裡面的幾個句子，「朝發軔於蒼梧兮，夕余至乎縣圃；欲少留此靈瑣兮，日忽忽其將暮。吾令羲和弭節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我看了之後就很不懂了，也沒有求懂的興趣，扔了。這一扔，不但扔了魯迅，也扔了屈原，也扔了司馬遷等等。我自己的文學活動也繼續了幾年罷，幾年之後就停止了，因為走進死胡同裡面去了。直到解放後，我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教課，因為受了時事的教育，受了中國共產黨的教育，有一天我體會到現實主義的意義，很自然地我記起《彷徨》的題辭，我當時真要流淚，我受的教育太大了！從此我對魯迅，對屈原，有所懂得，愛他們。我過去，因為經過自己的勞動的緣故，對祖國的語言是真愛好，可是到現在才懂得什麼叫做「形象思維」。不說別的，魯迅用了「彷徨」兩個字做了他的小說集的名字，這就表示魯迅的「思維」，而做了魯迅小說的題辭的屈原的詩句又是多麼美麗的愛國者的形象呵！我過去以為我懂得中國文學，其實很不懂得，不懂得屈原，不懂得魯迅，怎麼配說懂得中國文學呢？要懂得屈原，懂得魯迅，就必須有高度的政治熱情，政治與業務不是分離的。我現在對中國文學研究的興趣非常大，感得前途無限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