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研究 · 十一 「阿Q正傳」
1
作者的「國民性」的思想
在《偽自由書》里有一篇《再談保留》，在這篇文章里魯迅曾說道：「十二年前，魯迅作的一篇《阿Q正傳》，大約是想暴露國民的弱點的，雖然沒有說明自己是否也包含在裡面。」這「國民的弱點」的另一個名詞是「國民性」，也是魯迅自己用的。所以我們應該說魯迅寫《阿Q正傳》的思想正是他早期的一個中心思想，即「國民性」的思想。
魯迅把他所謂的「國民性」在《阿Q正傳》里概括為精神勝利法，雖然還有別的東西，然而精神勝利法是最主要的。在魯迅的雜文里本來有許多就是講精神勝利法，他認為是關係國家民族命運的大事，如在《論睜了眼看》里他說：「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在事實上，亡國一次，即添加幾個殉難的忠臣，後來每不想光復舊物，而只去讚美那幾個忠臣；遭劫一次，即造成一群不辱的烈女，事過之後，也每每不思懲凶，自衛，卻只顧歌詠那一群烈女。仿佛亡國遭劫的事，反而給中國人發揮『兩間正氣』的機會，增高價值，即在此一舉，應該一任其至，不足憂悲似的。自然，此上也無可為，因為我們已經藉死人獲得最上的光榮了。」這裡面說到「亡國」，說到「光復舊物」，很顯然是指中國屢遭異民族的侵略的歷史說的。同時，如我們在講魯迅雜文時已經指出，魯迅所謂「國民性」，按其實質是指統治階級的階級性，這裡說的「怯弱」、「懶惰」、「巧滑」、「滿足」、「墮落」就都是的，是對統治階級專用的形容詞，絲毫沒有疑問。魯迅因為當時還沒有階級觀點，他把他所憎惡的階級性認為是「國民性」，而且他是從愛國主義的感情出發，我們是很可以理解的。《阿Q正傳》在兩章「優勝記略」之後總結阿Q的勝利（其實是失敗的反語）便寫道：「他是永遠得意的：這或者也是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一個證據了。」「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思想就是「國粹」的思想，「國粹」的思想就是亡國的思想，這是魯迅在《熱風》的集子裡大聲疾呼的。
「精神勝利法」，我們只要稍為思索一下，與勞苦大眾顯然是不相干的。魯迅當時以及後來對此有過深刻的反省，他反省到自己，他不敢說他自己是否也包含在他所暴露的「國民的弱點」裡面，如我們所引的《再談保留》的話。他又要求一般讀者反省，如《答〈戲〉周刊編者信》裡面說：「果戈里作《巡按使》，使演員直接對看客道：『你們笑自己！』（奇怪的是中國的譯本，卻將這極要緊的一句刪去了。）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魯迅這話的意思也就是要求本階級的知識分子反省。我們認為指出這一點很重要，魯迅所謂「國民性」，不但按其實質是指統治階級的階級性，在魯迅自己再作思考之下，反省之下，不是想到自己，就是想到作為讀者的一般知識分子，決不是想到工農大眾身上去。實生活當中的阿Q其人，魯迅當然是想到的，如《〈阿Q正傳〉的成因》里說，「阿Q的形象，在我心目中似乎確已有了好幾年」，但在《阿Q正傳》里魯迅告訴我們阿Q「沒有固定的職業」，在《〈出關〉的「關」》的雜文里他又明說「殊不知阿Q的模特兒，卻在別的小城市中，而他也實在正在給人家搗米。」作者以小城市中這樣的阿Q作為模特兒來說明他的意思，即「國民性」（我們認為是統治階級的階級性）的思想，是可以的。若工人階級，農民階級，則與「國民性」，精神勝利法，決不能說有相干之處。當然魯迅當時沒有階級觀點，然而魯迅的思想是經得起分析的，我們分析魯迅所有的文章，他所說的「國民性」按其實質是統治階級的階級性。
2
「阿Q正傳」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
因為是半殖民地，所以要反對帝國主義。因為是半封建社會，所以要反對封建主義。而本國的封建主義是同外國帝國主義勾結的，本國的封建主義是外國帝國主義在這個國家裡面的基礎，所以反封建主義又同反帝國主義分不開。這在我們已經成了常識。這個道理在最初卻是極不容易發現，在中國只有當中國共產黨人用無產階級的宇宙觀作為觀察國家命運的工具時才發（現）了這個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的真理。在中國共產黨出世以前，中國的愛國主義者，都要在中國人民的敵人——外國帝國主義和中國封建主義，要在兩個敵人的面前受考驗。偉大的愛國主義者魯迅是最經得起考驗的，他痛恨精神勝利法，就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的表現。只是他最早不能懂得階級分析方法，他把像中國這樣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統治階級的怯弱、懶惰、巧滑、滿足、墮落的劣根性叫做「國民性」，他揭露它，無非是希望中國發憤圖強。就在一九二五年他寫的《忽然想到》的題目里還有一條「還是一無所有」，我們在講魯迅的雜文時曾抄引過，現在把這一條再抄一遍：
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諱言這「一無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鋪排得好聽一點，還可以寒天烘火爐一樣，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兒。但那報應是永遠無藥可醫，一切犧牲全都白費，因為在大家打著盹兒的時候，狐鬼反將犧牲吃盡，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向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這還是魯迅認為精神勝利的危險。這正是五卅時寫的。所以我們說魯迅寫《阿Q正傳》，是從滿清以來半殖民地中國遭受帝國主義侵略，而中國的統治階級，既墮落，又滿足，表現了一種阿Q主義，故魯迅用一個小說人物的形象暴露之，這應該是合乎魯迅思想的實際的。
《阿Q正傳》的故事卻寫的是辛亥革命時代中國社會的階級鬥爭史。魯迅雖然因為世界觀的局限性沒有寫出新興的工人階級來，主觀上他不知道中國的希望到底在哪裡，但他對於地主階級表示他的真正的憎惡，客觀上就是揭示，中國的問題不是「國民性」的問題，是推翻封建主義的問題，是階級鬥爭的問題。在中國，反對帝國主義與反對封建主義，是同時的。《阿Q正傳》反映魯迅思想的特點，它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產物。
3
阿Q不是農民的典型
就研究魯迅的思想說，與問題的本質無關而屬於一個表現性的問題，就是阿Q是否是農民的典型的問題。為什麼說這個問題屬於表面性的問題呢？我們認為這個問題僅僅是從字面上來的，因為在《阿Q正傳》里，未莊是「鄉下」，阿Q不是城裡人，他在未莊給人做短工，那麼從字面上聯繫起來，阿Q當然是農村中的僱工了。這就是表面性的問題。其實魯迅筆下的「鄉下」，每每是從廣義說的，在《一件小事》里他就說「我從鄉下跑到京城裡」，這個「鄉下」就指紹興城。表面性的問題應該沒有多加討論的必要。現在這個問題在我們研究魯迅的過程中卻成了一個重要的問題，許多論者都認為阿Q是農民的典型，而且認為魯迅就是要寫一個具有精神勝利法的落後的農民的典型，因為精神勝利法是各階級所共有，寫農民阿Q就是鞭策農民。有的論者又認為魯迅當時已提出了農民問題，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這樣，問題就太大了，確實應該分析清楚。我們先總地提一個意見，如果說精神勝利法是各階級所共有，那麼工人階級有沒有呢？魯迅寫農民阿Q，為什麼不寫一個工人阿Q呢？鞭策農民阿Q，就不鞭策工人阿Q嗎？而且，說著各階級共有，那麼魯迅已經運用了階級分析方法了，不然怎麼叫做「各階級共有」呢？這樣的「階級分析方法」不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不是毛主席諄諄教導我們的階級分析方法！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階級分析方法，毛主席諄諄教導我們的階級分析方法，最重要之點是貧苦的勞動人民是革命的！
下面我們用兩個題目來研究這個問題。
一
魯迅當時的思想不可能提出農民問題
毛主席在《新民主主義論》里引史達林的話指示過我們：「所謂民族問題，實質上就是農民問題。」毛主席又說：「因此農民問題，就成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農民的力量，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力量。」很明白，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魯迅在早期他的思想里不可能有這個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即農民問題。就拿小說《故鄉》來說，魯迅是這樣總結農民閏土的景況的：「多子，饑荒，苛稅，兵，匪，官，紳，都苦得他像一個木偶人了。」這說明農民問題的不容易認識，因為農民的主要問題是土地問題，農民與地主階級的根本矛盾是地租，魯迅沒有指明出來。魯迅早期反封建是反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他不能從封建剝削上提出農民問題，他倒是從資產階級的個性解放出發提出婦女與兒童問題。在《燈下漫筆》里，引了《左傳》的「人有十等」，他認為被奴役的「台」同統治階級一樣地是男子當權，「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他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其〔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非〔分〕！」魯迅本來是一個叛徒，是「不安分」，就是說他的立場總是光明的，但因為缺乏階級觀點，言論就有不得要領的地方，離無產階級提出的中國革命的農民問題，還要經過質變，我們對此必須分析清楚。決不能說魯迅早期思想里有農民問題。他的小說《祝福》也正是他思想里沒有農民問題的證明。他有的只是婦女問題。如果他思想里有農民問題，他就不寫《祝福》這樣的小說，寫而故事也一定有所不同，因為我們分析《彷徨》里的《祝福》，祥林嫂前後兩次的夫家都是農民，最後一次「大伯來收屋，又趕她」，是當時農村里可能有的事情，但這不屬於中國社會的本質方面，寫了來反而顯得祥林嫂的死由與她的夫家更有直接關係，也就是與勞動人民有直接關係。總之農民問題只有無產階級提得出來，魯迅在寫《阿Q正傳》的時候是望不見的了。在《阿Q正傳》里，魯迅對阿Q的革命是取著諷刺態度，借靜修庵老尼姑的口說了出來。那天下午阿Q到靜修庵。「那還是上午的事。趙秀才消息靈，一知道革命黨已在夜間進城，便將辮子盤在頂上，一早去拜訪那歷來也不相能的錢洋鬼子。這是『咸與維新』的時候了，所以他們便談得很投機，立刻成了情投意合的同志，也相約去革命。他們想而又想，才想出靜修庵里有一塊『皇帝萬歲萬歲萬萬歲』的龍牌，是應該趕緊革掉的，於是又立刻同到庵里去革命。因為老尼姑來阻當〔擋〕，說了三句話，他們便將伊當作滿政府，在頭上很給了不少的棍子和栗鑿。尼姑待他們走後，定了神來檢點，龍牌固然已經碎在地上了，而且又不見了觀音娘娘座前的一個宣德爐。」這是諷刺秀才和假洋鬼子「革命」。阿Q下午來靜修庵，「庵和春天時節一樣靜，白的牆壁和漆黑的門。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門，一隻狗在裡面叫。他急急拾了幾塊斷磚，再上去較為用力的打，打到黑門上生出許多麻點的時候，才聽得有人來開門。
阿Q連忙捏好磚頭，擺開馬步，準備和黑狗來開戰。但庵門只開了一條縫，並無黑狗從中衝出，望進去只有一個老尼姑。
『你又來什麼事？』伊大吃一驚的說。
『革命了……你知道？……』阿Q說得很含胡。
『革命革命，革過一革的，……你們要革得我們怎麼樣呢？』老尼姑兩眼通紅的說。
『什麼？……』阿Q詫異了。
『你不知道，他們已經來革過了！』
『誰？……』阿Q更其詫異了。
『那秀才和洋鬼子！』」老尼姑第一句問阿Q「你又來什麼事？」在阿Q當然以為是她記得他春天來了，其實她不是的，她是「兩眼通紅」，她以為「革命革命，革過一革的」，所以「你又來什麼事」，所以「你們要革得我們怎麼樣呢」，在這裡「你們」這個代名詞分明是包括秀才和假洋鬼子和阿Q。魯迅當時的思想里如果有農民問題，在小說里他怎麼會諷刺農民（許多論者認為阿Q是的）要革命呢？魯迅是小資產階級的思想，他諷刺投機的革命家，他認為阿Q也是的，所以當時有人認為像阿Q那樣的一個人終於要做起革命黨來，人格上似乎是兩個，魯迅答覆這個問題道：「據我的意思，中國倘不革命，阿Q便不做，既然革命，就會做的。我的阿Q的運命，也只能如此，人格也恐怕並不是兩個。民國元年已經過去，無可追蹤了，但此後倘再有改革，我相信還會有阿Q似的革命黨出現。我也很願意如人們所說，我只寫出了現在以前的或一時期，但我還恐怕我所看見的並非現代的前身，而是其後，或者竟是二三十年之後。其實這也不算辱沒了革命黨，阿Q究竟已經用竹筷盤上他的辮子了；此後十五年，長虹『走到出版界』，不也就成為（一個）中國的『綏惠略夫』了麼？」（《〈阿Q正傳〉的成因》）他明明地沒有把阿Q當作農民階級的農民看待，因為他的思想里本沒有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即農民問題。
二
阿Q的形象不是農民
我們從阿Q的整個形象看，阿Q是不是真的貧僱農？不是，完全不是的。魯迅以「他有這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貫穿阿Q的整個形象，開始是這樣：
阿Q「先前闊」，見識高，而且「真能做」，本來幾乎是一個「完人」了，但可惜他體質上還有一些缺點。最惱人的是在他頭皮上，頗有幾處不知起於何時的癩瘡疤。這雖然也在他身上，而看阿Q的意思，倒也似乎以為不足貴的，因為他諱說「癩」以及一切近於「賴」的音，後來推而廣之，「光」也諱，「亮」也諱，再後來，連「燈」「燭」都諱了。一犯諱，不問有心與無心，阿Q便全疤通紅的發起怒來，估量了對手，口訥的他便罵，氣力小的他便打；然而不知怎麼一回事，總還是阿Q吃虧的時候多。於是他漸漸的變換了方針，大抵改為怒目而視了。
誰知道阿Q採用怒目主義之後，未莊的閒人們便愈喜歡玩笑他。一見面，他們便假作吃驚的說：
「噲，亮起來了。」
阿Q照例的發了怒，他怒目而視了。
「原來有保險燈在這裡！」他們並不怕。
阿Q沒有法，只得另外想出報復的話來。
「你還不配……」這時候，只仿佛在他頭上的是一種高尚的光榮的癩頭瘡，並非平常的癩頭瘡了；但上文說過，阿Q是有見識的，他立刻知道和「犯忌」有點牴觸，便不再往底下說。
閒人還不完，只撩他，於是終而至於打。阿Q在形式上打敗了，被人揪住黃辮子，在壁上碰了四五個響頭，閒人這才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阿Q站了一刻，心裡想，「我總算被兒子打了，現在的世界真不像樣……」於是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
魯迅在諷刺阿Q的同時也諷刺「未莊的閒人們」，因為兩方面都是「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但這個未莊偏有這麼多的「閒人」，其中茶館酒肆的空氣很重，不像什麼農村。一定要說阿Q是農民，是落後的農民的話，那麼魯迅為什麼存心要這樣寫農民？豈不是怪事！接著是：
阿Q想在心裡的，後來每每說出口來，所以凡有和阿Q玩笑的人們，幾乎全知道他有這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此後每逢揪住他黃辮子的時候，人就先一著對他說：
「阿Q，這不是兒子打老子，是人打畜生。自己說：人打畜生！」
阿Q兩隻手都捏住了自己的辮根，歪著頭，說道：
「打蟲豸，好不好？我是蟲豸——還不放麼？」
但雖然是蟲豸，閒人也並不放，仍舊在就近什麼地方給他碰了五六個響頭，這才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以為阿Q這回可遭了瘟。然而不到十秒鐘，阿Q也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走了，他覺得他是第一個能夠自輕自賤的人，除了「自輕自賤」不算外，餘下的就是「第一個」。狀元不也是「第一個」麼？「你算是什麼東西」呢！？
又是「閒人」的事。而且作者連到「狀元」頭上去了。在魯迅小說的空氣之下，把阿Q第一和狀元第一相關聯，是很有風趣的，小說的傾向性也是很強的，魯迅諷刺阿Q也諷刺狀元，原因是魯迅寫阿Q並不是寫一個農民。如果一定說魯迅是寫一個農民，那我們認為小說的一切都失敗了，這樣寫農民有什麼意義呢？而且也寫得太不真實，首先沒有作為農民階級的農民的共性，當然也不能談阿Q這個農民的個性。未莊也不像什麼農村，一見面相互都是「閒人」。
接著寫賭攤，寫阿Q押牌寶，我們抄「阿Q不幸而贏了一回，他倒幾乎失敗了」的一回：
這是未莊賽神的晚上。這晚上照例有一台戲，戲台左近也照例有許多的賭攤。做戲的鑼鼓，在阿Q的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聽得樁家的歌唱了。他贏而又贏，銅錢變成角洋，角洋變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他興高彩烈得非常：
「天們〔門〕兩塊！」
他不知道誰和誰為什麼打起架來了。罵聲打聲腳步聲，昏頭昏腦的一大陣，他才爬起來，賭攤不見了，人們也不見了，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幾拳幾腳似的，幾個人詫異的對他看。他如有所失的走進土谷祠，定一定神，知道他的一堆洋錢不見了。趕賽會的賭攤多不是本村人，還到那裡去尋根柢呢？
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而且是他的——現在不見了！說是算被兒子拿去了罷，總還是忽忽不樂；說自己是蟲豸罷，也還是忽忽不樂；他這回才有些感到失敗的苦痛了。
但他立刻轉敗為勝了。他擎起右手，用力的在自己臉上連打了兩個嘴巴，熱剌剌的有些痛；打完了之後，便心平氣和起來，似乎打的是自己，被打的是別一個自己，不久也就仿佛是自己打了別個一般，——雖然還有些熱剌剌，——心滿意足的得勝的躺下了。
他睡著了。
在這裡，阿Q當然是「本村人」，而「趕賽會的賭攤多不是本村人」，這豈不是說未莊只有阿Q一個人在這裡押牌寶？其實作者是故意彌縫這一句，實際未莊並不是農村，(阿Q也不是農民，「殊不知阿Q的模特兒，卻在別的小城市中」，如《〈出關〉的「關」》所說。然而「有這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的形象的阿Q寫得極其真實，只要讀者不拘泥他為農民的話。把這個形象當作農民，這個形象反而不真實了，首先他不能表現農民的共性，當然也就不能談有農民阿Q的個性，個性必須在共性的基礎之上。
接著寫阿Q和王胡打罵，我們完全抄下來：
有一年的春天，他醉醺醺的在街上走，在牆根的日光下，看見王胡在那裡赤著膊捉虱子，他忽然覺得身上也癢起來了。這王胡，又癩又胡，別人都叫他王癩胡，阿Q卻刪去了一個癩字，然而非常渺視他。阿Q的意思，以為癩是不足為奇的，只有這一部絡腮鬍子，實在太新奇，令人看不上眼。他於是並排坐下去了。倘是別的閒人們，阿Q本不敢大意坐下去。但這王胡旁邊，他有什麼怕呢？老實說：他肯坐下去，簡直還是抬舉他。
阿Q也脫下破夾襖來，翻檢了一回，不知道因為新洗呢還是因為粗心，許多工夫，只捉到三四個。他看那王胡，卻是一個又一個，兩個又三個，只放在嘴裡畢畢剝剝的響。
阿Q最初是失望，後來卻不平了：看不上眼的王胡尚且那麼多，自己倒反這樣少，這是怎樣的大失體統的事呵！他很想尋一兩個大的，然而竟沒有，好容易才捉到一個中的，恨恨的塞在厚嘴唇里，很命一咬，劈的一聲，又不及王胡響。
他癩瘡疤塊塊通紅了，將衣服摔在地上，吐一口唾沫，說：
「這毛蟲！」
「癩皮狗，你罵誰？」王胡輕蔑的抬起眼來說。
魯迅的小說，每每是在一番敘述之後，就插進人物說話，而「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這裡阿Q和王胡的一人一句就是好例子。對於說話時的動作也真是描寫得無以復加。我們再抄下面的話：
「誰認便罵誰！」他站起來，兩手叉在腰間說。
「你的骨頭癢了麼？」王胡也站起來，披上衣服說。
阿Q以為他要逃了，搶進去就是一拳。這拳頭還未達到身上，已經被他抓住了，只一拉，阿Q蹌蹌踉踉的跌進去，立刻又被王胡扭住了辮子，要拉到牆上照例去碰頭。
「君子動口不動手！」阿Q歪著頭說。
這句話是孔乙己式的話，說出來合乎魯迅所塑造的阿Q的人格，但要不拘泥他是農民的形象。
接著寫阿Q挨假洋鬼子的打，我們讀：
這「假洋鬼子」近來了。
「禿兒。驢……」阿Q歷來本只在肚子裡罵，沒有出過聲，這回因為正氣忿，因為要報仇，便不由的輕輕的說出來了。
不料這禿兒卻拿著一支黃漆的棍子——就是阿Q所謂哭喪棒——大踏步走了過來。阿Q在這剎那，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果然，拍的一聲，似乎確鑿打在自己頭上了。
「我說他！」阿Q指著近旁的一個孩子，分辯說。
拍！拍拍！
在阿Q的記憶上，這大約要算是生平第二件的屈辱。幸而拍拍的響了之後，於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覺得輕鬆些，而且「忘卻」這一件祖傳的寶貝也發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將到酒店門口，早已有些高興了。
魯迅在這裡深刻地諷刺「忘卻」，而且他認為這是「一件祖傳的寶貝」，這顯然與貧僱農無關，拿來寫貧僱農就太不真實了。然而魯迅所寫的阿Q的形象極真實，我們誰讀著都感得他的人物是從實生活來的，他的方法用他自己的話「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問題本來是非常明白的。
魯迅刻劃阿Q精神還表現在阿Q畫花押和臨刑唱戲上面，都是魯迅的最沉痛的文章。我們讀：
於是一個長衫人物拿了一張紙，並一支筆送到阿Q的面前，要將筆塞在他手裡。阿Q這時很吃驚，幾乎「魂飛魄散」了：因為他的手和筆相關，這回是初次。他正不知怎樣拿；那人卻又指著一處地方教他畫花押。
「我……我……不認得字。」阿Q一把抓住了筆，惶恐而且慚愧的說。
「那麼，便宜你，畫一個圓圈！」
阿Q要畫圓圈了，那手捏著筆卻只是抖。於是那人替他將紙鋪在地上，阿Q伏下去，使盡了平生的力畫圓圈。他生怕被人笑話，立志要畫得圓，但這可惡的筆不但很沉重，並且不聽話，剛剛一抖一抖的幾乎要合縫，卻又向外一聳，畫成瓜子模樣了。
阿Q正羞愧自己畫得不圓，那人卻不計較，早已掣了紙筆去，許多人又將他第二次抓進柵欄門。
他第二次進了柵欄，倒也並不十分懊惱。他以為人生天地之間，大約本來有時要抓進抓出，有時要在紙上畫圓圈的，惟有圈而不圓，卻是他「行狀」上的一個污點。但不多時也就釋然了，他想：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於是他睡著了。
這依然是精神勝利！在「優勝記略」章的最後一句是：「他睡著了。」現在也是「於是他睡著了。」這裡的形象決不是農民的形象！如果真是寫農民，寫農民在大堂上畫花押，那就只需要這樣的句子：「他的手和筆相關，這回是初次。」這就悲憤極了。又好比被剝削了文化權不認得字的農民，在他被處死刑以前給他一張紙，一枝筆，他說著：「我……我……不認得字。」那就是最沉痛的文章，不需要更多的句子。然而魯迅寫阿Q的畫花押也是極沉痛的，因為阿Q有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他想：孫子才畫得很圓的圓圈呢。」這個形象又極真實，魯迅刻劃出來「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
再讀阿Q臨刑唱戲：
他省悟了，這是繞到法場去的路，這一定是「嚓」的去殺頭。他惘惘的向左右看，全跟著馬蟻似的人，而在無意中，卻在路旁的人叢中發見了一個吳媽。很久違，伊原來在城裡做工了。阿Q忽然很羞愧自己沒志氣：竟沒有唱幾句戲。他的思想仿佛旋風似的在腦里一迴旋：《小孤孀上墳》欠堂皇，《龍虎鬥》里的「悔不該……」也太乏，還是「手執鋼鞭將你打」罷。他同時想將手一揚，才記得這兩手原來都捆著，於是「手執鋼鞭」也不唱了。
「過了二十年又是一個……」阿Q在百忙中，「無師自通」的說出半句從來不說的話。
這不還是精神勝利法嗎？我們讀著感得魯迅寫得太沉痛了。他當時沒有階級觀點，他是從愛國主義的立場出發，他認為中國人（這三個字是魯迅常用的名詞，這裡面沒有排斥作者自己）不應該這樣，他認為一切所謂「國粹」都是這樣！當然，我們只要稍一思索，沒有貧僱農是像阿Q的，魯迅在這裡本不是寫農民。若說寫農民，魯迅是會寫的，如寫《故鄉》的閏土：「他只是搖頭；臉上雖然刻著許多皺紋，卻全然不動，仿佛石像一般。他大約只是覺得苦，卻又形容不出，沉默了片時，便拿起煙管來默默的吸菸了。」就在《阿Q正傳》里也給我們寫了兩個關在監獄裡的農民的形象：「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一個不知道為了什麼事。」魯迅把這兩個農民的形象刻畫得多麼深刻呵！阿Q的形象當然是深刻的，但他不是農民的形象。
阿Q的形象是小市民的形象。事情本來是如此。未莊不是真正的農村，同魯鎮一樣，是魯迅所熟悉的紹興的代替詞，所以在它裡面我們沒有看見一個農民，都是些「閒人」。阿Q正是城市裡的流浪僱工，農民耕田的事對他並不相干，雖然他是受剝削受壓迫的，所以當他奔赴靜修庵時，魯迅曾〔是〕這樣寫：「村外多是水田，滿眼是新秧的嫩綠，夾著幾個圓形的活動的黑點，便是耕田（的）農夫。阿Q並不賞鑒這田家樂，卻只是走，……」這裡的「村外」顯然是城外的描寫，阿Q不是農夫當中的數了。我們讀《阿Q正傳》，感覺到阿Q、王胡、小D之間有著共性，就是小市民的共性，當然，阿Q又有阿Q的個性，他不是王胡，不是小D，這一點也是非常顯然的。魯迅寫的阿Q是市民當中的數。
4
「阿Q正傳」反映了辛亥革命和批判辛亥革命
列寧在論托爾斯泰的時候曾說：「如果站在我們面前的是一位真正的偉大藝術家，那麼他至少應當在自己的作品裡反映出革命的某些本質的方面來。」（《列夫·托爾斯泰是俄國革命的鏡子》）是的，魯迅的《阿Q正傳》把辛亥革命的本質方面反映出來了，我們現在就來研究這件事。
農民運動是中國革命的本質問題。辛亥革命農民沒有參加，結果辛亥革命失敗了。那麼我們真不能不佩服《阿Q正傳》的偉大的記載，魯迅這時並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而藝術乃超過當時的任何歷史，中國當時的歷史家寫不出來的東西，魯迅的小說里有了。《阿Q正傳》里記載，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城裡舉人老爺把箱子運來未莊趙太爺家寄存，因為革命黨要進城。而革命党進了城，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官。而趙家遭搶。而四天之後阿Q在半夜裡忽被抓進縣城裡去了。魯迅還另外描寫了兩個鄉下人，在監獄裡。我們讀：
到進城，已經是正午，阿Q見自己被攙進一所破衙門，轉了五六個彎，便推在一間小屋裡。他剛剛一蹌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柵欄門便跟著他的腳跟闔上了，其餘的三面都是牆壁，仔細看時，屋角上還有兩個人。
阿Q雖然有些忐忑，卻並不很苦悶，因為他那土谷祠里的臥室，也並沒有比這間屋子更高明。那兩個也仿佛是鄉下人，漸漸和他兜搭起來了，一個說是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一個不知道為了什麼事。他們問阿Q，阿Q爽利的答道，「因為我想造反。」
魯迅在這裡顯然不是諷刺阿Q，阿Q的答話是寫得極其生動自然的。魯迅簡直是鼓動阿Q造反似的。革命了，而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官，而一個鄉下人因舉人老爺要追他祖父欠下來的陳租而入獄，這便是階級鬥爭。辛亥革命時代，中國社會，在農村里，在政權集中的縣衙門，壓迫與被壓迫，剝削與被剝削，是地主與農民兩個階級，所以《阿Q正傳》裡面的監獄是如此。所以中國革命還要等待中國共產黨起來領導中國農民運動。魯迅小說的偉大成就，不是作者觀點的絕對正確，是作者立場的勝利，每逢寫到兩個階級的衝突的時候，作者的立場總是站在被壓迫被剝削者方面，而在描寫階級鬥爭最尖銳的場合，好比辛亥革命的縣衙門的監獄裡，把革命的本質方面寫出來了。
魯迅當時的觀點以為革命有真革命黨有假革命黨，象「城裡的一個早已『嚓』的殺掉了」，那大約是《藥》里的夏瑜之類是真革命黨，象趙秀才、假洋鬼子便是投機分子，是假革命黨，小說里給以批判。「阿Q似的革命黨」，——魯迅也分明是諷刺的。他不能從革命的階級這一偉大的觀點出發去考慮問題。《阿Q正傳》是現實主義的傑作，從阿Q的形象看起來，在未莊裡，獨有這個流浪的僱工是歡迎革命的，他對革命的態度，足以代表被壓迫被剝削階級對革命的態度。儘管作者沒有意思把他來代表農民，但阿Q是受地主階級的壓迫和剝削則毫無疑問。我們分析一下阿Q對革命的態度，從而看出辛亥革命之下被壓迫被剝削者有怎樣的反映，地主階級又是怎樣的反映，革命乃是兩個階級的鬥爭，那就如恩格斯所說的，「我所指的現實主義，甚至不管作者的觀點怎樣，也會顯露出來的。」（《給哈克納斯的信》）下面我們就本著這個意思分析。
當城裡的舉人老爺害怕革命党進城，把箱子運到未莊趙家寄存，阿Q有這樣的反映：
阿Q的耳朵里，本來早聽到過革命黨這一句話，今年又親眼見過殺掉革命黨。但他有一種不知從那裡來的意見，以為革命黨便是造反，造反便是與他為難，所以一向是「深惡而痛絕之」的。殊不料這卻使百里聞名的舉人老爺有這樣怕，於是他未免也有些「神往」了，況且未莊的一群鳥男女的慌張的神情，也使阿Q更快意。
「革命也好罷，」阿Q想，「革這伙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
魯迅在這裡把阿Q寫得太可愛，太真實，沒有一句話不能代表阿Q的性格，代表被壓迫被剝削者的心理，他好容易說出「革這伙媽媽的命，太可惡！太可恨！」可惜在辛亥革命時代這種聲音都淹沒了，這種聲音在地主階級壓迫之下真是親切。阿Q說，「便是我，也要投降革命黨了。」這裡的「投降」二字一點沒有諷刺，只顯得阿Q可愛，顯得他真實，他沒有法子表達他對革命的嚮往，（其實「嚮往」也是作家的詞彙！）只好說「投降」了。他不知道象他這樣對革命的認識是階級覺悟。他是很荒唐的人，當然談不上什麼叫做警惕性，所以，「不知怎麼一來，忽而似乎革命黨便是自己，未莊人卻都是他的俘虜了。他得意之餘，禁不住大聲的嚷道：
『造反了！造反了！』
未莊人都用了驚懼的眼光對他看。這一種可憐的眼光，是阿Q從來沒有見過的，一見之下，又使他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我們推想，這「一群鳥男女」，「這一種可憐的眼光」，不但使阿Q舒服得如六月里喝了雪水，便是作者魯迅也是的，中國的地主階級確是太可惡，太可恨。阿Q在革命的高潮之下沒有警惕，嚷「造反了！造反了！」然而在革命完了之後他是有感覺的，他可能因此很有危險，所以「趙家遭搶之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如果他沒有危險的預感，他為什麼「而且恐慌」呢？所以魯迅的小說反映的辛亥革命，表示地主階級繼續壓迫人民。
阿Q嚷著「造反了！造反了！」他走過趙家的門口，「趙府上的兩位男人和兩個真本家，也正在大門口論革命。阿Q沒有見，昂了頭直唱過去。
『得得，……』
『老Q，』趙太爺怯怯的迎著低聲的叫。
『鏘鏘，』阿Q料不到他的名字會和『老』字聯結起來，以為是一句別的話，與己無干，只是唱。『得，鏘，鏘令鏘，鏘！』
『老Q。』
『悔不該……』
『阿Q！』秀才只得直呼其名了。
阿Q這才站住，歪著頭問道，『什麼？』」阿Q臨著革命的激昂的感情，（他的感情代表被壓迫被剝削的階級！）地主階級臨著革命的恐懼的感情，在當時社會裡是真正地有，魯迅的小說也真正地寫得出。不管作者是有意的無意的，總之把真實反映出來了。
及至「未莊的人心日見其安靜了。據傳來的消息，知道革命黨雖然進了城，倒還沒有什麼大異樣。知縣大老爺還是原官，不過改稱了什麼，而且舉人老爺也做了什麼——這些名目，未莊人都說不明白——官，帶兵的也還是先前的老把總。」「這幾日裡，進城去的只有一個假洋鬼子。趙秀才本也想靠著寄存箱子的淵源，親身去拜訪舉人老爺的，但因為有剪辮的危險，所以也就中止了。他寫了一封『黃傘格』的信，托假洋鬼子帶上城，而且托他給自己紹介紹介，去進自由黨。假洋鬼子回來時，向秀才討還了四塊洋錢；秀才便有一塊銀桃子掛在大襟上了；未莊人都驚服，說這是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洋翰林，趙太爺因此也驟然大闊，遠過於他兒子初進秀才的時候，所以目空一切，見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裡了。」魯迅在這裡通過未莊人的意見把辛亥革命的情狀極其扼要地繪畫出來了，秀才通過假洋鬼子以四塊洋錢買得「柿油黨的頂子，抵得一個洋翰林，」——這就是魯迅批判辛亥革命。前面我們已經指出了趙太爺——地主階級臨著革命的恐懼，現在他的兒子進了「自由黨」，因此他「驟然大闊，遠過於他兒子初進秀才的時候」，這是他心裡一塊石頭已經落了地，天下太平了，革命是假的。原來他害怕革命，他害怕革命就是害怕阿Q這樣的人嚷造反，他簡直怕阿Q在街上走路，——這表現著革命是階級鬥爭。魯迅現在寫他「目空一切，見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裡了」，這是多麼真實地表現了社會面貌！所以此後趙家遭搶，阿Q快意——而且恐慌！四天之後阿Q被抓進縣城裡去了。
《阿Q正傳》寫出了阿Q真正地遭受壓迫，首先是趙家的壓迫，他的精神確是一個受傷的人。辛亥革命使得他高興，辛亥革命的結果又使得他害怕，在「戀愛的悲劇」里他吃飯發生問題，在革命的悲劇里他性命發生問題。魯迅把他的阿Q的人格發展得極其真實，這一點魯迅自己也是肯定的，所以他說阿Q的人格前後並不是兩個。通過阿Q，到後來，即是在辛亥革命當中，他的精神狀態有些不正常，然而也足以把辛亥革命的本質方面表現出來了。被壓迫被剝削者要求革命，表現了革命的階級的力量。當阿Q自認為他「投降革命黨」之後——就是他承認革命，「第二天他起得很遲，走出街上看時，樣樣都照舊。他也仍然肚餓，他想著，想不起什麼來；……」這就表示他對革命的認識，革命了不應該「樣樣都照舊」，他不應該「仍然肚餓」。他是正確的。既然「樣樣都照舊」，既然「他也仍然肚餓」，他想著想著就沒有主意，「但他忽而似乎有了主意了，慢慢的跨開步，有意無意的走到靜修庵。」這就是說沒有辦法只好同今年春天一樣到靜修庵去弄點什麼充充飢。但春天是從後園進，「阿Q遲疑了一會，四面一看，並沒有人。他便爬上這矮牆去，……阿Q的腳也索索的抖；終於攀著桑樹枝，跳到裡面了。」現在是，「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門，一隻狗在裡面叫。他急急拾了幾塊斷磚，再上去較為用力的打，……」這表示他懂得無視舊秩序了。我們認為他也是正確的。魯迅當時當然不同我們今天分析他的《阿Q正傳》一樣分析阿Q，但他是真實地反映現實總是的確的。到了地主階級趙太爺「目空一切，見了阿Q，也就很有些不放在眼裡了」，往下阿Q的形象表現著精神失常，他投奔假洋鬼子，他在大堂上公然說「假洋鬼子不准我！」「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等等，我們讀著不顯得滑稽，只覺得真實逼人，雖然精神失常，表現他的被壓迫被剝削的思想感情。他認為革命應該是代表他的利益的。倘若不准他「投降革命黨」，他知道在這個太可惡、太可恨的社會裡他就活不下去。我們讀：
阿Q正在不平，又時時刻刻感著冷落，一聽得這銀桃子的傳說，他立即悟出自己之所以冷落的原因了：要革命，單說投降，是不行的；盤上辮子，也不行的；第一著仍然要和革命黨去結識。他生平所知道的革命黨只有兩個，城裡的一個早已「嚓」的殺掉了，現在只剩了一個假洋鬼子。他除卻趕緊去和假洋鬼子商量之外，再沒有別的道路了。
錢府的大門正開著，阿Q便怯怯的躄進去。他一到裡面，很吃了驚，只見假洋鬼子正站在院子的中央，一身烏黑的大約是洋衣，身上也掛著一塊銀桃子，手裡是阿Q曾經領教過的棍子，已經留到一尺多長的辮子都拆開了披在肩背上，蓬頭散發的象一個劉海仙。對面挺直的站著趙白眼和三個閒人，正在必恭必敬的聽說話。
……
聽著說話的四個人都吃驚的回顧他。洋先生也才看見：
「什麼？」
「我……」
「出去！」
「我要投……」
「滾出去！」洋先生揚起哭喪棒來了。
趙白眼和閒人們便都吆喝道：「先生叫你滾出去，你還不聽麼？」
阿Q將手向頭上一遮，不自覺的逃出門外；洋先生倒也沒有追。他快跑了六十多步，這才慢慢的走，於是心裡便湧起了憂愁；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再沒有別的路；從此決不能望有白盔白甲的人來叫他，他所有的抱負，志向，希望，前程，全被一筆勾銷了。至於閒人們傳揚開去，給小D王胡等輩笑話，倒是還在其次的事。
這裡說阿Q「心裡便湧起了憂愁」，是非常深刻的。阿Q的精神已經有些失常，但精神失常的原因是鐵一般的社會存在反映在他的腦里迫之使然，他嚷過造反，連趙太爺都怕他，而現在洋先生不准他革命，他還有路可走嗎？接著趙家遭搶，於是阿Q只有死路一條了。
在衙門裡，在大堂上，在官和衙役要他「招罷！」的聲勢之下，他說著「我本來要……來投……」的胡塗話。「那麼，為什麼不來的呢？」「假洋鬼子不准我！」「胡說！此刻說，也遲了。現在你的同黨在哪裡！」「什麼？……」「那一晚打劫趙家的一伙人。」「他們沒有來叫我。他們自己搬走了。」魯迅還寫了一句「阿Q提起來便憤憤。」這是這個精神失常的人不能滿足於精神勝利法！這是魯迅給我們寫的被壓迫被剝削者的悲劇。這是辛亥革命時代中國社會的階級鬥爭史。
5
作家世界觀與創作方法
我們關於《阿Q正傳》的話，不是辭費，是不能不說的。關係作家世界觀，關係創作方法。
魯迅的創作方法是由魯迅的世界觀決定的。
什麼是魯迅的創作方法呢？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裡面魯迅說：「所寫的事跡，大抵有一點見過或聽到過的緣由，但決不全用這事實，只是採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髮開去，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人物的模特兒也一樣，沒有專用一個人，往往嘴在浙江，臉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個拼湊起來的腳色。」在《答〈戲〉周刊編者信》裡面他又特別指出《阿Q正傳》的創作方法來說：「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這兩番話的意思是一樣，就是魯迅小說的人物不是經過階級分析來的。因為不是經過階析〔級〕分析來的，所以魯迅認為作為讀者都可以通過這個小說人物聯繫到自己，因而教育自己。魯迅小說人物雖然不是經過階級分析來的，然而仍然是從生活中來的，在生活中見過或聽到過，「這是因為作家生長在舊社會裡，熟悉了舊社會的情形，看慣了舊社會的人物的緣故，所以他能夠體察」，「所以要寫偷，他不必親自去做賊，要寫通姦，他不必親自去私通」。（《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的阿Q便是這樣寫出來的，而且寫得得心應手，「到足以幾乎完全發表我的意思為止」。他的「意思」便是他認為實生活當中的阿Q有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而這個毛病正是他常用的名詞「中國人」所共有的，所以他以阿Q作為典型，「暴露國民的弱點」，作者自己也包含在內。而且他認為這是「一件祖傳的寶貝」。這就說到魯迅的世界觀上面來了。
魯迅早期的世界觀可以《〈草鞋腳〉小引》裡面的一句話來說明白：「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們以為只要掃蕩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便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於是就遇到保守家們的迫壓和陷害。」這說明這種世界觀在當時還有它的進步作用，所以「遇到保守家們的迫壓和陷害」。這又說明這種世界觀的局限性，其所謂「人性」（很明白，它與修正主義的「人性論」絕不是一個東西！）就是「國民性」，是「舊的成法」所造成的，所以阿Q精神是「祖傳的寶貝」，人類社會之異於生物界，只因為有「祖傳」的東西罷了，這就是生物進化論的世界觀，在人類社會裡排除了階級意識。
魯迅本著生物進化論的世界觀創造小說人物，當然也就不知道有階級分析方法，他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而且從魯迅的許多別的話聯繫起來，他所謂「讀者」僅限於知識分子。從問題的實質說來，魯迅的這一點倒是正確的，因為如我們所分析，他所謂「國民性」是統治階級的階級性，與工農大眾本不相干。
以上的問題，後來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魯迅當然一一都作了解決。首先是糾正了「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他說的「轉而求醫於根本的，切實的社會科學，自然，是一個正當的前進」，是切切實實地聯繫了自己的實際的話。「但我也久沒有做短篇小說了。現在的人民更加困苦，我的意思也和以前有些不同，又看見了新的文學的潮流，在這景況中，寫新的不能，寫舊的又不願。中國的古書里有一個比喻，說：邯鄲的步法是天下聞名的，有人去學，竟沒有學好，但又已經忘卻了自己原先的步法，於是只好爬回去了。」「我正爬著。但我想再學下去，站起來。」（《英譯本〈短篇小說選集〉自序》）這說明魯迅認識了有新的方法。他雖沒有說明新的方法是什麼，我們只要聯繫到這樣的話：「對於和他向來沒有關係的無產階級的情形，他就會無能，或者弄成錯誤的描寫了。」（《上海文藝之一瞥》）這就是要重新研究，更重要的是深入生活，就是魯迅開始注意於階級的分析。我們認為魯迅對阿Q的描寫是沒有錯誤的，就因為他本沒有把阿Q當作農民階級的農民來寫，阿Q是一個市民。如果真是當作農民來寫，那絕大的篇幅都是「不必要的滑稽」，如魯迅在《〈阿Q正傳〉的成因》里說那第一章的話，——對農民的「不必要的滑稽」就是錯誤的描寫！到現在，我們讀《阿Q正傳》，有一點「滑稽」空氣嗎？沒有，讀起來只是感到作者的沉痛的感情。魯迅後來對「讀者」的觀念也有變化了，「讀者」是有階級性的，如他說：「別階級的文藝作品，大抵和正在戰鬥的無產者不相干。小資產階級如果其實並非與無產階級一氣，則其憎惡或諷刺同階級，從無產者看來，恰如較有聰明才力的公子憎恨家裡的沒出息子弟一樣，是一家子裡面的事，無須管得，更說不到損益。」（《二心集》：《關於小說題材的通信》）這話的意思是說小資產階級的作家其實是為本階級的讀者寫作的，魯迅的寫作《阿Q正傳》正合乎這個規律。
無產階級的作家以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作為創作的指導思想，在塑造人物的時候如果不用階級分析方法，那是不可想像的。階級分析方法是要指出革命的力量來，如毛主席《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所做的那樣。作家就「應當根據實際生活創造出各種各樣的人物來，幫助群眾推動歷史的前進。」（主席《講話》）因此，作為「讀者」的對象就是人民群眾，具體地說就是工農兵及其幹部。所有這些，都與魯迅創造《阿Q正傳》的情況有根本的歧異，即資產階級世界觀與無產階級世界觀的歧異。如果我們判定魯迅寫阿Q是寫農民階級的農民，魯迅在《阿Q正傳》里提出了中國革命的農民問題，那就等於否認世界觀的決定作用了，而這是不可能的，作家的世界觀正是作家的階級烙印。經過我們對《阿Q正傳》的分析，問題明若觀火，魯迅是舊的世界觀，舊的創作方法。
然而我們認為《阿Q正傳》是現實主義的傑作。《阿Q正傳》之為現實主義的傑作，我們仍然是用階級分析方法來分析的。魯迅是小資產階級作家。中國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魯迅從歐洲資本主義文化吸取民主主義，因而他在中國反對封建主義；中國在歷史上屢遭異民族入侵，近百年來更抵抗不住西方強國的侵略勢力，因之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在魯迅又極重。魯迅的反對「國粹」的思想，正是從他的愛國主義的思想感情來的。還是毛主席在《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裡面說的話：「一切半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是我們最接近的朋友。」小資產階級作家魯迅就是無產階級最接近的朋友。他的《阿Q正傳》，到今天還是經得起我們分析的，他的要求中國革命的熱情，他對「國民性」的揭露正是他所憎惡的本階級的階級性的揭露，他的立場總是站在被壓迫被剝削者方面。
6
兩種諷刺
魯迅早期反封建是用歐洲資本主義文化的觀點反對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他不能辨別統治階級的思想是統治的思想，因而把勞動人民和統治階級混在一起，這個情況反映在魯迅小說和早期雜文里。這是一。
魯迅的立場總是站在被壓迫被剝削者的立場上面，表現他的鮮明的反抗壓迫和剝削的思想感情，我們讀魯迅小說和雜文，都是如此。這是二。
因為上述兩種情況，在《阿Q正傳》里乃有兩種諷刺。我們拿《阿Q正傳》同《風波》作比較。在《風波》里只有一種諷刺，就是從上述一的情況來的。《風波》里的人物有兩種，一種是七斤、七斤嫂、九斤老太、八一嫂、六斤，是農民的一面；一種是有遺老臭味的趙七爺，雖然同《阿Q正傳》的趙太爺的身份有些不同，但代表鄉紳一流的人物。而魯迅對兩種人物的諷刺是一視同仁，通過張勳復辟幾天之內的「風波」。《阿Q正傳》對靜修庵「革命」一段的描寫同《風波》是一樣，魯迅對趙秀才、假洋鬼子同對阿Q的諷刺其性質是相同的，只是程度上有些差異。《風波》寫辮子而已，沒有展開到階級鬥爭上去。《阿Q正傳》在客觀上寫的是階級鬥爭史，於是有鞭策阿Q的諷刺，作者完全站在被壓迫被剝削的阿Q的立場上，同諷刺地主階級就顯然不是一回事了。如寫阿Q挨假洋鬼子的打：「阿Q在這剎那，便知道大約要打了，趕緊抽緊筋骨，聳了肩膀等候著，果然，拍的一聲，似乎確鑿打在自己頭上了。」這就諷刺得利害。這就是告訴阿Q：「這是打在你的頭上！」而阿Q「幸而拍拍的響了之後，於他倒似乎完結了一件事，反而覺得輕鬆些，而且『忘卻』這一件祖傳的寶貝也發生了效力，他慢慢的走，將到酒店門口，早已有些高興了。」這就諷刺得利害。這就是告訴阿Q不應該「忘卻」！《華蓋集》裡面有一篇《忽然想到》，在那裡魯迅寫道：「康聖人主張跪拜，以為『否則要此膝何用。』走時的腿的動作，固然不易於看得分明，但忘記了坐在椅上時候的膝的曲直，則不可謂非聖人之疏于格物也。」這就是魯迅諷刺本階級，對被諷刺者不存什麼希望。
我們再看魯迅諷刺阿Q的「求食」。「他在路上走著要『求食』，看見熟識的酒店，看見熟識的饅頭，但他都走過了，不但沒有暫停，而且並不想要。他所求的不是這類東西了；他求的是什麼東西，他自己不知道。」魯迅明明是告訴阿Q應該求什麼東西。
7
魯迅自己關於《阿Q正傳》的話的分析
魯迅在一九三三年的《再談保留》和一九三四年的《答〈戲〉周刊編者信》兩篇文章里關於寫《阿Q正傳》的目的的話是一致的，他是把他早期常用的名詞——「中國人」的毛病揭露給中國的讀者，他認為誰都應該反省，他自己也在內。從魯迅的思想來分析，以及根據他當時用的「讀者」這個名詞的內容，在「中國人」這個名詞內，雖然他不可能說明白不包括工人和農民，按其實質是不包括工人和農民的。像阿Q、王胡、小D等城市裡的市民，魯迅當然不排斥在內，所以《阿Q正傳》的阿Q就有那麼些毛病。重要的是一點，魯迅寫阿Q不是為諷刺阿Q而諷刺阿Q，是教育作者本階級的讀者。
好像有一個矛盾。在俄文譯本《阿Q正傳》的序里，魯迅把「百姓」和「聖人之徒」分開了，他明明是把阿Q當作一個百姓來寫，寫出他的沉默的靈魂來。《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裡面他又說：「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療救的注意。」這話應用到《阿Q正傳》上，豈不十分恰當，阿Q正是一個不幸的人。我們認為這僅僅是詞句上的矛盾，分析魯迅的思想感情，這個表面上的矛盾只能說明一個一致。分析魯迅的思想感情，百姓和聖人之徒，他總是分開的，所以在《阿Q正傳》里，阿Q和趙太爺他分開了，表現在作者對他的小說人物愛憎分明。然而在詞句上有些地方他又不能分開，比如《阿Q正傳》里他寫「所以他那思想，其實是樣樣合於聖經賢傳的，只可惜後來有些『不能收其放心』了。」我們能因此說《阿Q正傳》同俄文譯本《阿Q正傳》的序有矛盾嗎？不能。沒有比這句話更能反映魯迅寫作《阿Q正傳》的複雜思想感情的：「現在我們（所能）聽到的不過是幾個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為了他們自己；至於百姓，卻就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像壓在大石底下的草一樣，已經有四千年！」「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同「國粹」、「中國精神文明」等指的是一個東西，明明是封建統治階級「為了他們自己」製造出來的。百姓「默默的生長，萎黃，枯死了」，就是思想上也受了統治階級的統治。魯迅要替百姓寫出來！他寫了一個阿Q。詞句上有矛盾的地方，在《阿Q正傳》里作者寫著阿Q那思想「樣樣合於聖經賢傳」，這種表面上的矛盾只能說明一個一致，就是魯迅的人民的立場是在任何時候堅定不受動搖的，又因為觀點上缺乏階級分析，分不出統治階級的思想是統治的思想，有時又分出來了。魯迅不可能寫一個「聖人之徒」作為他對「精神上的勝利法」的諷刺的對象，因為諷刺他就是鞭策他，就是同他站在一個立場上。然而魯迅的《阿Q正傳》，明明是因為中國從滿清以來處在半殖民地地位，魯迅從愛國主義的立場出發，諷刺「聖人之徒的意見和道理」，首先是諷刺「中國精神文明冠於全球」的荒謬。而他的小說人物只能是阿Q，一個被壓迫被剝削者。因此，在俄譯本《阿Q正傳》的序里，對著「毫無『我們的傳統思想』的俄國讀者」說話，他把「聖人和聖人之徒」作為他所反對的，他以阿Q代表中國的百姓。當然，還是缺乏階級觀點，所以他說他「只得依了自己的覺察，孤寂地姑且將這些寫出，作為在我的眼裡所經過的中國的人生」，以阿Q的傳記概括「中國的人生」，顯然就不是對中國社會作階級的分析。
對於《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裡面的話我們必須注意一點，就是魯迅所謂「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是指著城市的市民說的，如《藥》里的華老栓，《明天》里的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阿Q也正是的。若工人和農民，是社會發展的主人，魯迅當時雖沒有這個偉大的觀點，但在他的思想範圍里決沒有把勞動人民作為「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的傾向。就是《風波》里的七斤，魯迅也是這樣寫的：「七斤雖然住在農村，卻早有些飛黃騰達的意思，從他的祖父到他，三代不捏鋤頭柄了」。像《阿Q正傳》所寫的監獄裡的兩個鄉下人才是真正的農民，這兩個人的形象就不是「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的形象；是被剝削被壓迫的勞動人民的健康的形象。阿Q確乎屬於「病態社會的不幸（的）人們」之類，他有「一種精神上的勝利法」，但如果說魯迅是為療救這個不幸的阿Q而寫《阿Q正傳》，顯然不合這篇小說的主題思想了。這篇小說的主題思想是魯迅自己說的：「我的方法是在使讀者摸不著在寫自己以外的誰，一下子就推諉掉，變成旁觀者，而疑心到像是寫自己，又像是寫一切人，由此開出反省的道路。」
8
「阿Q正傳」的語言和小說技巧
無論小說和雜文，魯迅的表現方法一概是白描。然而在魯迅雜文的語言裡常常夾些成語進去，如他諷刺當時自以為識路的「導師」，他寫著：「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這裡面用了「而立」這個成語代替「三十」。又如他不屑於作某些事情的研究，他寫著：「但這都聽憑學者們去干去，我不想來加入這一類高尚事業了，怕的是毫無結果之前，已經『壽終正寢』。」這裡面用了「壽終正寢」代替「死」。很顯明，這種用法加強了他的雜文的諷刺作用和戰鬥作用。小說的語言主要是表現形象，表現形象就完全以白描為能事，不需要象雜文那樣說反話，所以魯迅小說的語言是道地的規範化的白話，簡直同雜文相反，以不夾用成語為原則。獨有《阿Q正傳》是例外。《阿Q正傳》里寫未莊人對阿Q做偷兒，先是「敬而遠之」，後來是「斯亦不足畏也矣」，寫阿Q的年齡也是「他將到『而立』之年」。這是從雜文帶來的空氣。因為《阿Q正傳》最初是為報紙的「開心話」欄寫的，作者不是真正地在那裡寫小說。連忙乃把它當作小說來寫。我們現在論《阿Q正傳》的語言，是從小說語言的角度來看，其同雜文夾用成語一事，先在這裡把它指明一下。
我們認為《阿Q正傳》的小說語言有三件事我們應該學習，一是形象寫得生動正確，二是詞彙用得親切自然，三是充分發揮了漢語的長處。現在把這三件事分別說明之。
首先看魯迅筆下的形象。如寫阿Q賭錢輸了，「他終於只好擠出堆外，站在後面看，替別人著急，一直到散場，然後戀戀的回到土谷祠，第二天，腫著眼睛去工作。」又如戲台底下他贏了又給人搶去了，這樣寫：「他贏而又贏，銅錢變成角洋，角洋變成大洋，大洋又成了迭。他興高彩烈得非常：
『天門兩塊！』
他不知道誰和誰為什麼打起架來了。罵聲打聲腳步聲，昏頭昏腦的一大陣，他才爬起來，賭攤不見了，人們也不見了，身上有幾處很似乎有些痛，似乎也挨了幾拳幾腳似的，幾個人詫異的對他看。」這種形象就叫做生動，就叫做正確。生動不容易，生動而正確就真不容易。生動尚容易誇大，生動而正確就是不誇大。
又如阿Q向吳媽下跪說著「我和你睏覺，我和你睏覺！」之後，他找不著工作做了，肚子餓了，只好到老主顧的家裡去探問，這家裡「一定走出一個男人來，現了十分煩厭的相貌，象回復乞丐一般的搖手道——
『沒有沒有！你出去！』」這是在「生計問題」章里。在戀愛的悲劇之後，在生計問題之下，阿Q真是狼狽不堪，魯迅小說所描繪的這個形象再好沒有了，就是生動，就是正確。到了阿Q從城裡回來，「中興」以後，「這阿Q的大名忽又傳遍了未莊的閨中」，「於是伊們都眼巴巴的想見阿Q，缺綢裙的想問他買綢裙，要洋紗衫的想問他買洋紗衫，不但見了不逃避，有時阿Q已經走過了，也還要走上去叫住他，問道：
『阿Q，你還有綢裙麼？沒有？紗衫也要的，有罷？』」這個形象比起前面男人十分煩厭的相貌來，不能算第一，也算第二了。
又如寫阿Q和小D互相拔辮子，「阿Q進三步，小D便退三步，都站著；小D進三步，阿Q便退三步，又都站著。大約半點鐘，——未莊少有自鳴鐘，所以很難說，或者二十分，——他們的頭髮里便都冒煙，額上便都流汗，阿Q的手放鬆了，在同一瞬間，小D的手也正放鬆了，同時直起，同時退開，都擠出人叢去。
『記著罷，媽媽的……』阿Q回過頭去說。
『媽媽的，記著罷……』小D也回過頭去說。」是生動正確的描寫。在「同時直起，同時退開」的形象之後連忙接一句「都擠出人叢去」，把許多人圍著看的情形都寫出來了，同在賭攤挨打爬起來連忙接一句「幾個人詫異的對他看」一樣地不容易寫，然而魯迅寫得極容易。還有，阿Q，小D擠出人叢彼此回頭說了一句話，同阿Q罵王胡，王胡回罵阿Q一樣地是魯迅會寫對話，即是在一番敘述之後再由人物的極簡單的對話把形象表現得生動，如聞其語，如見其人。
又如寫阿Q逾牆走進靜修庵的菜園，發現一畦老蘿蔔，「他於是蹲下便拔，而門口突然伸出一個很圓的頭來，這分明是小尼姑。」把不久前受了阿Q的欺侮的小尼姑的形象該寫得多麼好！小尼姑不敢近前，老尼姑出來了，責備阿Q不該偷蘿蔔，阿Q胡亂回答她，「阿Q沒有說完話，拔步便跑；追來的是一匹很肥大的黑狗。這本來在前門的，不知怎的到後園來了。」魯迅的語言不多，而來得極快，黑狗的神速如在紙上！「黑狗哼而且追，已經要咬著阿Q的腿，幸而從衣兜里落下一個蘿蔔來，那狗給一嚇，略略一停，阿Q已經爬上桑樹，跨到土牆，連人和蘿蔔都滾出牆外面了。只剩著黑狗還在對著桑樹嗥，老尼姑念著佛。」多麼生動而正確的形象！
在第二次，即在革命的消息傳到未莊的時候，阿Q再到靜修庵去，「庵和春天時節一樣靜，白的牆壁和漆黑的門。他想了一想，前去打門，一隻狗在裡面叫。他急急拾幾塊斷磚，再上去較為用力的打，打到黑門上生出許多麻點的時候，才聽得有人來開門。」這種描寫，把裡面的人，把外面的人，把廟，都寫出來了。裡面的老尼姑，知道她的廟門再不能打，就出來了。接著一段又真寫得好，出乎阿Q的意外，也出乎讀者的意外，也就是作者「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話，就是形象真實。「阿Q連忙捏好磚頭，擺開馬步，準備和黑狗來開戰。但庵門只開了一條縫，並無黑狗從中衝出，望進去只有一個老尼姑。」當老尼姑從門縫裡告訴阿Q趙秀才和錢洋鬼子已經來「革過一革的」之後，「阿Q很出意外，不由的一錯愕；老尼姑見他失了銳氣，便飛速的關了門，阿Q再推時，牢不可開，再打時，沒有回答了。」從這些地方，我們可以看出語言的表達作用，什麼都能表達，只怕作者自己的腦子裡沒有生動的東西要表達。阿Q這時關在靜修庵的大門外，該寫得多麼好！
我們再看阿Q關在監獄裡的形象。「到進城，已經是正午，阿Q見自己被攙進一所破衙門，轉了五六個彎，便推在一間小屋裡。他剛剛一蹌踉，那用整株的木料做成的柵欄門便跟著他的腳跟闔上了，其餘的三面都是牆壁，仔細看時，屋角上還有兩個人。」根據阿Q自己之所見，他「被攙」，他被「推」，他「蹌踉」，那間屋子小，柵欄門是整株樹的編織品，他的身子剛推進去，這個門就闔上了，所以跟著他的腳跟！屋裡面沒有窗戶，一面是柵欄，三面是牆，乍進去眼前是黑的，「仔細看時，屋角上還有兩個人。」我們讀了這種文章，真感得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這種藝術能夠無微不入什麼東西都寫得下來！
二是魯迅用的詞彙親切自然。如寫阿Q在戲台底下一心賭錢，這樣寫：「做戲的鑼鼓在阿Q的耳朵里仿佛在十里之外；他只聽得舂〔樁〕家的歌唱了。」這裡「在耳朵里」與「在十里之外」讀起來多麼妥貼，真令人感得語言之可愛。又如在「生計問題」章里，「他早想在路上拾得一注錢，但至今還沒有見；他想在自己的破屋裡忽然尋到一注錢，慌張的四顧，但屋內是空虛而且瞭然。」這裡面的「拾得」，「沒有見」，「尋到」，「四顧」，「空虛而且瞭然」，真把意思都包括盡了，乾淨極了，親切極了。又如寫阿Q在那監獄的屋裡了，「阿Q雖然有些忐忑，卻並不很苦悶，因為他那土谷祠里的臥室，也並沒有比這間屋子更高明。」這裡面的「忐忑」，「不很苦悶」的「苦悶」，以及「比這間屋子更高明」的「高明」，都是經過很好的選擇的形容詞。又如寫阿Q畫花押，「於是一個長衫人物拿了一張紙，並一枝筆送到阿Q的面前，要將筆塞在他手裡。阿Q這時很吃驚，幾乎『魂飛魄散』了；因為他的手和筆相關，這回是初次。」這裡面的「送到」面前，「塞」在手裡，以及阿Q「吃驚」，「魂飛魄散」，寫起來極容易，語言的力量有千鈞之重！還有，「他的手和筆相關」的「相關」，用得多麼自然，在意義上真是親切。
寫趙家遭搶之夜，遭搶之後，「這一夜沒有月，未莊在黑暗裡很寂靜，寂靜到象羲皇時候一般太平。」這裡把寂靜真寫得有趣。這裡的「象羲皇時候一般太平」，以及筆在手裡阿Q「魂飛魄散」，真顯得魯迅會利用成語，沒有比這更好的詞彙了，親切而自然。
魯迅對狀詞的運用極有分寸，也值得我們注意。他每每通過狀詞把某一種環境同人物的心理都刻劃出來了。好比阿Q欺負得小尼姑哭，阿Q就「哈哈哈！」在這個「哈哈哈」之下魯迅寫著：「阿Q十分得意的笑。」酒店裡的賞鑒家們也「哈哈哈！」在這個「哈哈哈」之下魯迅寫著：「酒店裡的人也九分得意的笑。」後者的笑為什麼要少一分呢？應該要少一分的，這一分表示他們賞識阿Q去了，他們也就是「十分得意的笑」。總之這兩個「哈哈哈」不雷同。又如在「戀愛的悲劇」里，「大竹槓又向他劈下來了。阿Q兩手去抱頭，拍的正打在指節上，這可很有一些痛。他衝出廚房門，仿佛背上又著了一下似的。」這裡面指節很有一些痛的「很」字，仿佛背上又著了一下的「仿佛」，都用得極真實，阿Q因為是衝著要出去，而背上之痛又確不如指節之痛不可當，故仿佛背上又著了一下了。又如「趙家遭搶之後，未莊人大抵很快意而且恐慌，阿Q也很快意而且恐慌。」這裡兩個「快意而且恐慌」，其程度與性質並不同，作者都給我們表現出來了，只是因為分別用了兩個狀詞，一個「大抵」，一個「也」字。
第三件事我們說魯迅的語言充分發揮了漢語的長處。這本應該是不成問題的事，豈有漢語作家而不發揮漢語的長處的？實際上這個問題確實存在，一般作品上的語言，因為表面上講「語法」的原故，讀起來乃不順口，——不順口就是不合乎漢語的習慣，也就是我們還沒有真正地建立起漢語語法來。回頭我們讀魯迅的文章，乃發現魯迅的語言，如他自己說的，「一定要它讀得順口」！（《我怎麼做起小說來》）《阿Q正傳》就是令我們讀得順口，也就是魯迅充分發揮了漢語的長處。我們舉幾個顯著的例子。魯迅是很考慮到語法的，好比他寫有這一句：「他不知道誰和誰為什麼打起架來了。」就照歐化語法講起來，這句話是完完全全地有規則的句子，同時魯迅的這句文章讀起來最順口，也就是合乎漢語語法，也就是魯迅造句要發揮漢語的長處。到了這樣的句子：「庵和春天時節一樣靜，白的牆壁和漆黑的門。」我們讀著就有些感慨了，魯迅的這種好語言，也就是漢語的好處，我們現在的作家的作品裡日見其少了。大家一見認為合乎語法的句子我們不舉例，我們舉幾句讀起來最順口的句子，最生動的句子，如：「很白很亮的一堆洋錢！而且是他的——現在不見了！」這裡面因為加標點符號的原故，好象是新式句子，其實是道地的漢語。又如：「他看那王胡，卻是一個又一個，兩個又三個，只放在嘴裡畢畢剝剝的響。」這是寫王胡捉虱，在舊小說里可能不說「兩個又三個」，而說「兩個又一雙」，總之都是好語言。又如趙家遭搶，阿Q可能是聽得槍聲，魯迅這樣寫：「他忽而聽得一種異樣的聲音，又不是爆竹。」這表現漢語的長處。我們再舉下面的一段：
他下半天便又被抓出柵欄門去了，到得大堂，上面坐著一個滿頭剃得精光的老頭子。阿Q疑心他是和尚，但看見下面站著一排兵，兩旁又站著十幾個長衫人物，也有滿頭剃得精光象這老頭子的，也有將一尺來長的頭髮披在背後象那假洋鬼子的，都是一臉橫肉，怒目而視的看他；他便知道這人一定有些來歷，膝關節立刻自然而然的寬鬆，便跪了下去了。
象這樣的敘述的語言，生動不用說，也不會有意義不明白的顧慮——意義是非常明白的！簡單地說是讀起來順口，讀起來順口就是聽起來入耳，聽起來入耳就是合乎漢語的規律。象這一段話裡面，是有許多漢語的規律可尋的，我們不能多說。我們只想指出一點，在現在作家的作品裡，反而少有魯迅這樣順口的語言，原因仿佛是受了歐化語法家之累！
以上是關於《阿Q正傳》的語言我們要說的話。其次，我們從《阿Q正傳》來看看魯迅寫小說的技巧。我們想提出兩件事，一是刻劃人物，一是結構。
關於刻劃人物，我們只談次要的人物，主要的阿Q我們就用不著再談。把這些次要人物刻劃的方法指明出來，魯迅寫人物的本領我們就差不多懂得了。先看吳媽。我們讀「戀愛的悲劇」章里下面的四段：
「我們的少奶奶……」吳媽還嘮叨說。
「我和你睏覺，我和你睏覺！」阿Q忽然搶上去對伊跪下了。
一剎時中很寂然。
「阿呀！」吳媽楞了一息，突然發抖，大叫著往外跑，（且跑且嚷，）似乎後來帶哭了。
這裡面的「一剎時中很寂然」，該多麼地傳神，吳媽聽了萬萬聽不到的話，簡直在那裡思索其意義！突然「阿呀！」，突然發抖，突然往外跑，後來聽得哭了。後來又由阿Q眼中寫出：
少奶奶正拖著吳媽走出下房來，一面說：
「你到外面來，……不要躲在自己房裡想……」
「誰不知道你正經，……短見是萬萬尋不得的。」鄒七嫂也從旁說。
吳媽只是哭，夾些話，卻不甚聽得分明。
這裡把少奶奶也刻劃出來了，她怕吳媽在房裡尋短見，那麼就連累了她趙家。把專門替趙家辦事的隔壁的鄒七嫂也刻劃出來了。而對吳媽更有補充，她哭不用說，其中「夾些話，卻不甚聽得分明」，是真會刻劃，可憐的她是要替自己辯白，針對著鄒七嫂的「誰不知道你正經」的話。
關於鄒七嫂後面還有補充，就是，「未莊的女人們忽然都怕了羞，伊們一見阿Q走來，便個個躲進門裡去。甚而至於將近五十歲的鄒七嫂，也跟著別人亂鑽，而且將十一歲的女兒都叫進去了。」
關於少奶奶即秀才娘子後面也有補充。阿Q從城裡回來以後，趙太爺要向他買便宜東西，「『阿Q，你以後有什麼東西的時候，你儘先送來給我們看，……』
『價錢決不會比別家出得少！』秀才說。秀才娘子忙一瞥阿Q的臉，看他感動了沒有。
『我要一件皮背心。』趙太太說。」這裡當然刻劃了好幾個人物，我們提請注意的是少奶奶即秀才娘子。能夠有幾許的文字？人物太清楚了。魯迅刻劃人物的方法，都是少少的敘述，再加上人物的聲口，如他自己說的，「對話也決不說到一大篇」。
關於吳媽，最後還有，就是阿Q在槍斃以前，在遊街示眾的車上，「而在無意中，卻在路旁的人叢中發現了一個吳媽。很久違，伊原來在城裡做工了。」「車子不住的前行，阿Q在喝采聲中，輪轉眼睛去看吳媽，似乎伊一向並沒有見他，卻只是出神的看著兵們背上的洋炮。」少少的敘述把在城裡作工的鄉下的吳媽完全刻劃出來了。
關於靜修庵的小尼姑和老尼姑，也都是用同樣的刻劃方法，少少的敘述，短短的插話。如阿Q望見小尼姑來了，「他迎上去，大聲的吐一口唾沫：
『咳，呸！』
小尼姑全不睬，低了頭只是走。」這真是小尼姑，一句話把她就寫出來了。及至阿Q走近去，摩她，笑她，魯迅又用他的慣用的刻劃方法「『你怎麼動手動腳……』尼姑滿臉通紅的說，一面趕快走。」阿Q又擰她的臉，旁邊酒店的人又大笑，「『這斷子絕孫的阿Q！』遠遠地聽得小尼姑的帶哭的聲音。」這真是鄉下小尼姑的話（她們恭維人的時候是「多子多孫！」恨人的時候是「斷子絕孫！」），受了欺侮只有遠遠地哭著說。前面的話是「滿臉通紅的說」，「趕快走」。老尼姑則是老於世故，當阿Q爬進她的菜園的時候，小尼姑不敢出來，「然而老尼姑已經出來了。」一句話就刻劃了老尼姑的出來。「阿彌陀佛，阿Q，你怎麼跳進園裡來偷蘿蔔。……阿呀，罪過呵，阿唷，阿彌陀佛！……」就是老尼姑出來的話。當秋天阿Q來革命的時候，「『革命革命，革過一革的，……你們要革得我們怎麼樣呢？』老尼姑兩眼通紅的說。」這話「兩眼通紅的說」，真是老尼姑，她已經挨了趙秀才和假洋鬼子的栗鑿，她的觀音娘娘座前的宣德爐已經拿去了，所以她兩眼通紅。所以魯迅的敘述，魯迅小說人物的說話，合起來是魯迅刻劃人物。
魯迅筆下的小D，分明同王胡是兩樣的性格，小D一出場就給我們認識了，然而只有極少的敘述，極簡單的插話。阿Q正憤慨於小D奪去了他的飯 ，「幾天後，他竟在錢府的照壁前遇見了小D。『仇人相見分外眼明』，阿Q便迎上去，小D也站住了。
『畜生！』阿Q怒目而視的說，嘴角上飛出唾沫來。
『我是蟲豸，好麼？……』小D說。」阿Q我們當然都是熟悉的，然而我們實在是佩服小D的神氣，即是說魯迅把他刻劃得好。
便是地保，魯迅也把他刻劃出來了，首先他來得快，當阿Q正在感覺得赤膊冷，布衫留在趙家，「然而地保進來了。」「阿Q，你的媽媽的！你連趙家的用人都調戲起來，簡直是造反。害得我晚上沒有睡覺，你的媽媽的！……」他能夠使得阿Q沒有話說，要送他加倍的酒錢。
便是不留姓名的酒店裡的掌柜也刻劃出來了，「掌柜既先之以點頭，又繼之以談話：
『嚄，阿Q，你回來了！』
『回來了。』
『發財發財，你是——在……』
『上城去了！』」阿Q在這裡固然是善於回答，其所以善於回答是因為掌柜的妙問。所以魯迅善於刻劃掌柜。「掌柜既先之以點頭，又繼之以談話」，多麼合乎掌柜的敘述。
其他如趙司晨、趙白眼等，都是以極少極少的文字刻劃出不同的人物來。
再說小說的結構。結構最難的是自然，因為既然是結構，總不免有些做作，做作的東西就令讀者感到不自然。《阿Q正傳》的結構卻是自然，讀者知道某些地方是作者在那裡結構，然而這結構的本身給人以藝術的欣賞了。大凡寫故事總要把這故事所發生的時間和地點指明出來，《阿Q正傳》的故事發生於未莊和縣城，這兩個地方的聯繫取得非常之巧妙，不令讀者感到讀到未莊又跳到縣城去了，這是結構自然之一；就時間說，故事發生在宣統三年，特於第七章標明「宣統三年九月十四日——即阿Q將搭連賣給趙白眼的這一天——三更四點」，這一標明就不枯燥，即是說辛亥革命了，而第七章以前的故事就從這一年的春天寫起，在第三章第五段標明了，「有一年的春天」，即是宣統三年的春天。而在宣統三年的春天以前倒也有了不少的故事，在第三章第四段作了一個總結，說是阿Q「得意了許多年」。所以故事的頭緒是很清楚的，從未莊到城裡，從春天到秋天，讀者讀著忘記作者的結構了，就是結構自然。
我們舉出幾個特別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關於結構。如第五章「生計問題」寫阿Q在未莊生存不下去，要到城裡去，寫得多麼有趣：
阿Q怕尼姑又放出黑狗來，拾起蘿蔔便走，沿路又檢了幾塊小石頭，但黑狗卻並不再出現。阿Q於是拋了石塊，一面走一面吃，而且想道，這裡也沒有什麼東西尋，不如進城去……
待三個蘿蔔吃完時，他已經打定了進城的主意了。
這哪裡是「結構」？這是刻劃人物！（多麼地象阿Q！）然而作者明明是為得故事作一轉折，是結構作用。總之在大家的筆下，不為結構而結構，總要寫得有趣。
第五章的末尾已經說明阿Q要進城了，而在第六章的開始又來一枝奇兵，阿Q忽然從城裡回來了，這真是出乎讀者的不意，而讀者讀起來非常之滿意：「在未莊再看見阿Q出現的時候，是剛過了這年的中秋。人們都驚異，說是阿Q回來了，於是又回上去想道，他先前那裡去了呢？阿Q前幾回的上城，大抵早就興高采烈的對人說，但這一回卻並不，所以也沒有一個人留心到。……」這是魯迅的結構，這叫做「語不驚人死不休！」
寫阿Q的「進城」就是為得寫趙家的遭搶，寫趙家的遭搶就是為得寫阿Q的被抓進城，這些都是結構的自然。而在故事中敘出趙家的遭搶來又是多麼寫得自然，「有一天，他照例的混到夜深，待酒店要關門，才踱回土谷祠去。
拍，吧～～～！
他忽而聽得一種異樣的聲音，……他正聽，猛然間一個人從對面逃來了。……看那人便是小D。
『什麼？』阿Q不平起來了。
『趙……趙家遭搶了！』小D氣喘吁吁的說。
阿Q的心怦怦的跳了。……」這些地方都表示魯迅不是為結構而結構，本來是小說的結構作用，而寫起來是刻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