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研究 · 八　魯迅的局限性的表現

我們在分析《燈下漫筆》的時候，曾說魯迅把婦女與兒童問題同階級鬥爭混淆了，因之並不能解決問題。而綜觀魯迅所有的寫作都是和他的政治鬥爭分不開的，他是要解決中國的問題，——這是文學家魯迅的最偉大之處，他是一個革命家。因為中國社會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決定中國革命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所以革命家魯迅的路線必然是跟著無產階級走，政治上往前進，他自己的階級的局限性就給突破了，就是從量變到質變。這是魯迅思想發展的規律。然而不認識魯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性是沒有好處的，他的這個局限性就是到晚期也還偶有流露。《三閒集》同《二心集》是同時編的，同時寫了兩篇序言，在《三閒集》序言裡魯迅自己說收在這本集子裡的文章有錯的，這是作者的自我批評精神，我們曾經指出。對他所有的文章，如果取絕對肯定的態度，首先就不合乎魯迅的精神。如早期寫的《娜拉走後怎樣》，就表現了魯迅的局限性，而許多論者把魯迅的這篇文章同易卜生的戲劇作比較，認為魯迅看出了社會的經濟問題，比易卜生深刻，顯然是不恰當的。易卜生的戲劇同魯迅的文章，都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但兩個國家的小資產階級各有其社會力量，反映在作品裡的不同的思想，我們不能像對同一國家同一時代的作家那樣作比較的。若說經濟問題，魯迅和易卜生又都沒有超過小資產階級利益的範圍。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寫在一九二三年，中國共產黨已經登上了中國的政治舞台，中國的娜拉是可以走出家庭參加無產階級革命的。認為娜拉走後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魯迅雖然諷刺這樣說話的態度，但他認為實在沒有第三條路，分明是階級局限性的表現。我們認為這個問題有特別指出來的必要。 魯迅的《娜拉走後怎樣》，是一九二三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的講演，提出中國的女子爭取較為切近的經濟權的問題。若像娜拉的出走，魯迅說，「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倘只有一條像諸君一樣的紫紅的絨繩的圍巾，那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她還須更富有，提包里有準備，直白地說，就是要有錢。」在下文裡又說，「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裡，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下文又說，「一說到經濟的平均分配，或不免面前就遇到敵人，這就當然要有劇烈的戰鬥。」「戰鬥不算好事情，我們也不能責成人人都是戰士，那麼，平和的方法也就可貴了，這就是將來利用了親權來解放自己的子女。中國的親權是無上的，那時候，就可以將財產平勻地分配子女們，使他們平和而沒有衝突地都得到相等的經濟權，此後或者去讀書，或者去生髮，或者為自己去享用，或者為社會去做事，或者去花完，都請便，自己負責任。」這些話就同《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那篇文章里的思想情感是一樣，不過重點是解放自己的女子，話不是向「父親」說而是向「母親」說，魯迅當著小資產階級以上的女性青年面前認為這一點起碼應該做得到。至於「此後去讀書，或者去生髮」云云，當然是幽默的話，表現了他對中國的事情很難有把握的神情。篇末他便說：「可惜中國太難改變了，即使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幾乎也要血；而且即使有了血，也未必一定能搬動，能改裝。不是很大的鞭子打在背上，中國自己是不肯動彈的。我想這鞭子總要來。好壞是別一問題，然而總要打到的。但是從那裡來，怎麼地來，我也是不能確切地知道。」這都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魯迅的老實話。帝國主義是打在中國人民背上的很大的鞭子，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必定是要動彈的。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魯迅當時確是「不能確切地知道」。不過我們要注意，魯迅是一個革命家，他不是什麼改良主義者，他的《娜拉走後怎樣》一方面表現他思想上的局限性，一方面又表現他的苦悶，他要求中國革命而不知道中國革命的道路。他在文章里說，「如果經濟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當然完全是廢話」，這是他的真實的感情，他希望中國的改革，如果他的話是廢話，那中國就有希望了。到了「三一八」時期，他感到他寫的東西是「無聊的文字」，並說著「苟活到現在的我」的話。「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這就完全不是「搬動一張桌子，改裝一個火爐」的問題了。 所以我們認清魯迅早期思想上的局限性，同時就是體會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正確性，中國的民主革命必須由無產階級領導，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革命事業的發展中必然會突破自己的局限性，接受無產階級的領導。 魯迅晚期的文章，如一九三二年寫的《上海的兒童》（《南腔北調集》），還是早期關心婦女、關心兒童的思想的流露，所談的都是本階級的事情，因此表現著局限性。當然，這不屬於魯迅晚期思想的主流，我們只是舉出來讓青年善於區別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