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研究 · 五　魯迅早期思想里的矛盾和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現實在魯迅作品的反映

1 讀魯迅早期的作品，對今天的青年說，需要有一枚鑰匙，才能好好地打開庫藏。我們現在在這個題目之下就試著做這件事，從魯迅早期的作品裡找出普遍存在的東西來。 我們歸納為下面的三點。 一、如《「草鞋腳」小引》裡面所說，「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大約十年之後，階級意識覺醒了起來」，這就是魯迅自己的思想的線索。「人性的解放」是資產階級思想的範疇，而中國社會是半殖民地性質，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期，過了時的歐洲資產階級思想在中國只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在外國帝國主義的奴化思想和中國封建主義的復古思想的反動同盟勢力之下，它是顯得非常空洞的。我們讀《華蓋集》里的《忽然想到》（六）： 現在，外國的考古學者們便聯翩而至了。 他們活有餘力，則以考古，但考古尚可，幫同保古就更可怕了。有些外人，很希望中國永是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這雖然可惡，卻還不奇，因為他們究竟是外人。而中國竟也有自己還不夠，並且要率領了少年、赤子，共成一個大古董以供他們的賞鑒者，則真不知是生著怎樣的心肝。 中國廢止讀經了，教會學校不是還請腐儒做先生，教學生讀「四書」麼？民國廢去跪拜了，猶太學校不是偏請遺老做先生，要學生磕頭拜壽麼？外國人辦給中國人看的報紙，不是最反對五四以來的小改革麼？而外國總主筆治下的中國小主筆，則倒是崇拜道學，保存國粹的！ 這是魯迅早期作品的第一個特點：民主主義思想，而反映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現實。 二、魯迅早期反封建是反封建主義的上層建築。因為他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他不能了解上層建築與經濟基礎的關係以及在階級社會裡統治階級的思想就是統治思想這一規律，所以在他反封建的範圍里也包括中國的農民。如《狂人日記》借狂人的口說：「前幾天，狼子村的佃戶來告荒，對我大哥說，他們村裡的一個大惡人，給大家打死了；幾個人便挖出他的心肝來，用油煎炒了吃，可以壯壯膽子。我插了一句嘴，佃戶和大哥便都看我幾眼。」大哥是地主階級，當然是代表禮教吃人的，而魯迅把佃戶同地主階級相提並論。這是觀點上的問題，缺乏分析。但我們最要注意，魯迅的文章在寫出兩個階級對立的時候，總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如狂人對大哥——也就是魯迅站在佃戶的立場上對地主階級說的話：「……說是不能！大哥，我相（信）你能說，前天佃戶要減租，你說過不能。」這說明魯迅早期作品的又一個特點：他在觀點上缺乏階級分析，而他的立場總是同人民站在一個立場上。 三、魯迅自己是小資產階級，因此他常常是代表小資產階級的利益說話。他筆下的「國民」、「百姓」，每每是指小資產階級和一般的市民。他有「國民性」的觀念，但他所謂「國民性」，按其實質主要地是指中國統治階級的階級性，也包括小資產階級及一般的市民。他不曾具體地考慮到占絕對大多數人口的中國農民，更不用說他當時沒有想到現代中國還有「新興的無產者」。我們讀《華蓋集》裡面的一篇《通訊》，他說：「我現在住在一條小胡同里，這裡有所謂土車者，每月收幾吊錢，將煤灰之類搬出去。搬出去怎麼辦呢？就堆在街道上，這街就每日增高。有幾所老房子，只有一半露出在街上的，就正在豫告著別的房屋的將來。我不知道什麼緣故，見了這些人家，就像看見了中國人的歷史。 姓名我忘記了，總之是一個明末的遺民，他曾將自己的書齋題作『活埋庵』。誰料現在的北京的人家，都在建造『活埋庵』，還要自己拿出建造費。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強聒不舍』，也許是一個藥方罷，但據我所見，則有些人們——甚至於竟是青年——的論調，簡直和『戊戌政變』時候的反對改革者的論調一模一樣。你想，二十七年了，還是這樣，豈不可怕。大約國民如此，是決不會有好的政府的；好的政府，或者反而容易倒。也不會有好議員的；現在常有人罵議員，說他們收賄，無持操，趨炎附勢，自私自利，但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這類的議員，其實確是國民的代表。」這裡是都市居民對每月出幾吊錢搬運煤灰的事引起的感慨。所謂「大多數的國民，豈非正是如此的麼？」顯然不是大多數的國民，是魯迅他自己這一階層的人。就在這《通訊》前面的一篇《忽然想到》（四）里，有「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的話，其下文所引的「國民性」的具體事例是： 其實這些人是一類，都是伶俐人，也都明白，中國雖完，自己的精神是不會苦的，——因為都能變出合式的態度來。倘有不信，請看清朝的漢人所做的頌揚武功的文章去，開口「大兵」，閉口「我軍」，你能料得到被這「大兵」、「我軍」所敗的就是漢人的麼？你將以為漢人帶了兵將別的一種什麼野蠻腐敗民族殲滅了。 然而這一流人是永遠勝利的，大約也將永久存在。在中國，惟他們最適於生存，而他們生存著的時候，中國便永遠免不掉反覆著先前的運命。 「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用了這許多好材料，難道竟不過老是演一出輪迴把戲而已麼？ 這所說的是做頌揚清朝武功的文章的漢奸的階級性，不是「國民性」，與「地大物博，人口眾多」並沒有關係。魯迅筆下的「國民性」，都要作階級性看，這是我們讀魯迅早期作品必須注意的第三點。 2 我們分析《燈下漫筆》，作為怎樣讀魯迅早期的雜文舉例。 燈下漫筆 一 有一時，就是民國二三年時候，北京的幾個國家銀行的鈔票，信用日見其好了，真所謂蒸蒸日上。聽說連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也知道這既便當，又可靠，很樂意收受，行使了。至於稍明事理的人，則不必是「特殊知識階級」，也早不將沉重累墜的銀元裝在懷中，來自討無謂的苦吃。想來，除了多少對於銀子有特別嗜好和愛情的人物之外，所有的怕大都是鈔票了罷，而且多是本國的。但可惜後來忽然受了一個不小的打擊。 就是袁世凱想做皇帝的那一年，蔡松坡先生溜出北京，到雲南去起義。這邊所受的影響之一，是中國和交通銀行的停止兌現。雖然停止兌現，政府勒令商民照舊行用的威力卻還有的；商民也自有商民的老本領，不說不要，卻道找不出零錢。假如拿幾十幾百的鈔票去買東西，我不知道怎樣，但倘使只要買一枝筆，一盒菸捲呢，難道就付給一元鈔票麼？不但不甘心，也沒有這許多票。那麼，換銅元，少換幾個罷，又都說沒有銅元。那麼，到親戚朋友那裡借現錢去罷，怎麼會有？於是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但外國銀行的鈔票這時就等於現銀，他如果借給你這鈔票，也就借給你真的銀元了。 我還記得那時我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俄國革命以後的藏著紙盧布的富翁的心情，恐怕也就這樣的罷；至多，不過更深更大罷了。我只得探聽，鈔票可能折價換到現銀呢？說是沒有行市。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倘在平時，錢鋪子如果少給我一個銅元，我是決不答應的。 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 以上是在一九二五年北洋軍閥時代一個「懷中（還）有三四十元的中交票，可是忽而變了一個窮人，幾乎要絕食，很有些恐慌」的人發的感慨，換句話說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魯迅從他自己的階級的利益發的感慨。魯迅特別憎惡反動的資產階級右翼知識分子，所以任何時候都要諷刺他們一下，就是所謂「特殊智識階級」，這篇文章里也就有這個名詞。魯迅所說的「鄉下人」，也是「一向執迷於現銀的鄉下人」，他們也樂意收受銀行的鈔票，行使鈔票，這些人當然不是貧僱農，這一點也是我們要注意的。因為北洋政府的中、交銀行鈔票停止兌現，於是人們「降格以求，不講愛國了，要外國銀行的鈔票」，在當時中國有英美等外國銀行，這反映中國的半殖民地地位。當中、交鈔票「幸而終於，暗暗地有了行市了：六折幾。我非常高興，趕緊去賣了一半。後來又漲到七折了，我更非常高興，全去換了現銀，沉墊墊地墜在懷中，似乎這就是我的性命的斤兩。……」「但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墊墊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這就是《寫在〈墳〉後面》裡面說的「我的確時時解剖別人，然而更多的是更無情（面）的〔地〕解剖我自己」的實例。這種解剖，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自我批評。 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與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麼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 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藝。但在新近編纂的所謂「歷史教科書」一流東西里，卻不大看得明白了，只仿佛說：咱們向來就很好的。 但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戰時連自己也不知道屬於那一面，但又屬於無論那一面。強盜來了，就屬於官，當然該被殺掠；官兵既到，該是自家人了罷，但仍然要被殺掠，仿佛又屬於強盜似的。這時候，百姓就希望有一個一定的主子，拿他們去做百姓，——不敢，是拿他們去做牛馬，情願自己尋草吃，只求他決定他們怎樣跑。 假使真有誰能夠替他們決定，定下什麼奴隸規則來，自然就「皇恩浩蕩」了。可惜的是往往暫時沒有誰能定。舉其大者，則如五胡十六國的時候，黃巢的時候，五代時候，宋末元末時候，除了老例的服役納糧以外，都還要受意外的災殃。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時候，百姓就希望來一個另外的主子，較為顧及他們的奴隸規則的，無論仍舊，或者新頒，總之是有一種規則，使他們可上奴隸的軌道。 「時日曷喪，余及汝偕亡！」憤言而已，決心實行的不多見。實際上大概是群盜如麻，紛亂至極之後，就有一個較強，或較聰明，或較狡滑，或是外族的人物出來，較有秩序地收拾了天下。厘定規則：怎樣服役，怎樣納糧，怎樣磕頭，怎樣頌聖。而且這規則是不像現在那樣朝三暮四的。於是便「萬姓臚歡」了；用成語來說，就叫作「天下太平」。 任憑你愛排場的學者們怎樣鋪張，修史時候設些什麼「漢族發祥時代」、「漢族發達時代」、「漢族中興時代」的好題目，好意誠然是可感的，但措辭太繞灣子了。有更其直捷了當的說法在這裡—— 一、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 二、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 這一種循環，也就是「先儒」之所謂「一治一亂」；那些作亂人物，從後日的「臣民」看來，是給「主子」清道辟路的，所以說：「為聖天子驅除云爾。」 以上是魯迅概括過去中國的歷史。用科學的話來說，魯迅所概括的歷史情況是階級鬥爭史。魯迅的這篇文章是一九二五年寫的，魯迅的思想里還沒有一九二六年寫的《學界的三魂》里所表現出的「農民革命軍」的思想，也就是說在《燈下漫筆》里魯迅還沒有很好地認識階級鬥爭。雖沒有很好地認識階級鬥爭，但魯迅最反對復古派以及「特殊智識階級」一齊鼓吹的中國的「精神文明」——封建文化，所以在這文章里也就說了「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的諷刺的話。總之魯迅沒有明確的階級鬥爭的觀點，而他所反映的是階級鬥爭的事實。魯迅自己是小資產階級，所以他認為在歷史上「中國的百姓是中立的」，不屬於「強盜」，也不屬於「官」。因之他對於黃巢、張獻忠的論述就不能不有偏見。他說：「張獻忠的脾氣更古怪了，不服役納糧的要殺，服役納糧的也要殺，敵他的要殺，降他的也要殺：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這些話就表現魯迅缺乏階級分析，至少我們要分析「敵他的」是什麼人？分明是地主階級。「降他的」是不是就是先前「敵他的」呢？也可以說是很分明的。「將奴隸規則毀得粉碎」，魯迅當然不是擁護「奴隸規則」的，是主張粉碎的，但魯迅在這裡的態度還是「中立的」。(「想做奴隸而不得的時代」，正是農民起義的時代；「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就是農民革命中和革命後被地主和貴族利用了去改朝換代的時代。魯迅的劃分時代的語氣也還缺乏積極樂觀的精神，也就是不完全符合科學的分析。科學的分析是：「中國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的規模之大，是世界歷史所僅見的。在中國封建社會裡，只有這種農民的階級鬥爭、農民的起義和農民的戰爭，才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五九五頁）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瞭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里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但我們也就都像古人一樣，永久滿足於「古已有之」的時代麼？都像復古家一樣，不滿於現在，就神往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麼？ 自然，也不滿於現在的，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而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魯迅說他也不瞭然「現在入了那一時代」，不完全是反話，他是不瞭然。「但是，無須反顧，因為前面還有道路在」，應該創造「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這種感情，在魯迅的筆下常有，《故鄉》里「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的話也就是的。我們現在受了黨的教育，知道社會發展規律就是道路。毛主席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普遍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中國革命走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道路。中國近百年史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時代。這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現實在魯迅的這段文章里就反映了：「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里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莫名其妙的戰爭」指當時的軍閥混戰，是外國帝國主義勾結中國封建軍人在中國搞勢力範圍因而打起來的。內戰而「租界」和「教堂」比較的「穩」，這就因為中國是半殖民地。很顯然，現代的「奴隸（的）時代」如果「做穩」了，那就不是什麼「暫時」不「暫時」的話，也不是什麼「三百年前的太平盛世」，而是中國由半殖民地變為殖民地。所以中國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時候，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創造這中國歷史上未曾有過的第三樣時代」。魯迅在寫《燈下漫筆》時，還不是馬克思主義者，朦朧地把希望寄託於「現在的青年」，到了《二心集》時便完全覺悟了，「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我們在這裡又應該注意魯迅筆下的「百姓」指的是什麼人，「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里去了」，很顯然，這「百姓」是小資產階級以上的人。 二 但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人們多起來了，加之以外國人。我常常想，凡有來到中國的，倘能疾首蹙額而憎惡中國，我敢誠意地捧獻我的感謝，因為他一定是不願意吃中國人的肉的！ 鶴見祐輔氏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 「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麼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颳風。 「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著對於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裡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麼什麼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與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徵服者的大宴。中國人的耐勞，中國人的多子，都就是辦酒的材料，到現在還為我們的愛國者所自詡的。西洋人初入中國時，被稱為蠻夷，自不免個個蹙額，但是，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的時候了。出則汽車，行則保護：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古人曾以女人作苟安的城堡，美其名以自欺曰「和親」，今人還用子女玉帛為作奴的贄敬，又美其名曰「同化」。所以倘有外國的誰，到了已有赴宴的資格的現在，而還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者，這才是真有良心的真可佩服的人！ 以上就是半殖民地中國現實的反映。「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的時候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西洋人「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中國的軍閥混戰從住在中國的白人看來當然等於看把戲，所以「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當時的軍閥同皇帝一樣出門要清道，不許行人通過，而洋人地位在封建勢力之上，所以「雖遇清道，然而通行自由的」。「雖或被劫，然而必得賠償的；孫美瑤擄去他們站在軍前，還使官兵不敢開火。」這是洋人在中國也不怕綁票，綁票的孫美瑤還借他們的光。雖然他們受了虛驚，他們在中國的土匪手下，其地位是如泰山之安的。「何況在華屋中享用盛宴呢？」殖民主義者怎麼會「替我們詛咒中國的現狀」呢？只有中國共產黨領導中國人民翻了身，中國人民站起來了，帝國主義從中國滾出去了，到了一九五八年人民公社像初升的太陽一樣，在亞洲東部的廣大的地平線上出現了，杜勒斯之流就死不甘心地詛咒新中國。所以杜勒斯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 但我們自己是早已布置妥帖了，有貴賤，有大小，有上下。自己被人凌虐，但也可以凌虐別人；自己被人吃，但也可以吃別人。一級一級的制馭著，不能動彈，也不想動彈了。因為倘一動彈，雖或有利，然而也有弊。我們且看古人的良法美意罷—— 「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仆臣台。」（《左傳》昭公七年。） 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如此連環，各得其所，有敢非議者，其罪名曰不安分！ 雖然那是古事，昭公七年離現在也太遼遠了，但「復古家」盡可不必悲觀的。太平的景象還在：常有兵燹，常有水旱，可有誰聽到大叫喚麼？打的打，革的革，可有處士來橫議麼？對國民如何專橫，向外人如何柔媚，不猶是差等的遺風麼？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只有滿人已經退席，和先前稍不同。 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傍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見《現代評論》二十一期）。所謂中國的文明者，其實不過是安排給闊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謂中國者，其實不過是安排這人肉的筵宴的廚房。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否則，此輩當得永遠的詛咒！ 外國人中，不知道而讚頌者，是可恕的；占了高位，養尊處優，因此受了蠱惑，昧卻靈性而讚嘆者，也還可恕的。可是還有兩種，其一是以中國人為劣種，只配悉照原來模樣，因而故意稱讚中國的舊物。其一是願世間人各不相同以增自己旅行的興趣，到中國看辮子，到日本看木屐，到高麗看笠子，倘若服飾一樣，便索然無味了，因而來反對亞洲的歐化。這些都可憎惡。至於羅素在西湖見轎夫含笑，便讚美中國人，則也許別有意思罷。但是，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 這文明，不但使外國人陶醉，也早使中國一切人們無不陶醉而且至於含笑。因為古代傳來而至今還在的許多差別，使人們各各分離，遂不能再感到別人的痛苦；並且因為自己各有奴使別人，吃掉別人的希望，便也就忘卻自己同有被奴使被吃掉的將來。於是大小無數的人肉的筵宴，即從有文明以來一直排到現在，人們就在這會場中吃人，被吃，以凶人的愚妄的歡呼，將悲慘的弱者的呼號遮掩，更不消說女人和小兒。 這人肉的筵宴現在還排著，有許多人還想一直排下去。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是這筵席，毀壞這廚房，則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 這些話就十分明顯地表現了魯迅的立場和他的觀點。魯迅總是站在人民的立場上說話，這是決定魯迅最後成為馬克思主義者的主要因素。「轎夫如果（能）對坐轎的人不含笑，中國也早不是現在似的中國了」，這就是魯迅的根本精神，他站在轎夫的立場反抗坐轎的人，這是最明顯不過的。但魯迅的觀點還擺脫不了舊民主主義的思想，「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實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他不是否認「共和」二字，是說「共和」在中國沒有實現。「中國固有的精神文明」是封建主義，封建主義「並未為共和二字所埋沒」，是舊民主主義在中國行不通，中國革命必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否則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的中國狀況就不能改變，這是魯迅思想所不能及的。然而魯迅是清醒的現實主義者，他給我們反映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現實，即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因此我們在目前還可以親見各式各樣的筵宴，有燒烤，有翅席，（有便飯，）有西餐。但茅檐下也有淡飯，路旁也有殘羹，野上也有餓莩；有吃燒烤的身價不資的闊人，也有餓得垂死的每斤八文的孩子。」還有我們在上文所引的「現在則時機已至，到了我們將曾經獻於北魏、獻於金、獻於元、獻於清的盛宴，來獻給他們（西洋人）的時候了」等等。魯迅的清醒的現實主義是從他的偉大的立場來的，所以魯迅從未表現過改良主義的氣氛，他要「掃蕩這些食人者，掀掉這筵席，毀壞這廚房」，當初他認為這是「現在的青年的使命」，後來他覺悟了，就是階級覺悟，「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 我們分析魯迅早期的思想，又必須注意魯迅早期常常把人性解放的要求同階級鬥爭混淆起來，這也正是他的民主思想的表現。如他在這裡引了《左傳》「人有十等」的話，誠如瞿秋白所說的，「他漸漸的了解到封建的等級制度和中國社會的層層壓榨」，但說到最下一層「仆臣台」的「台」魯迅並不休止，他更說：「但是『台』沒有臣，不是太苦了麼？無須擔心的，有比他更卑的妻，更弱的子在。而且其子也很有希望，他日長大，升而為『台』，便又有更卑更弱的妻子，供他驅使了。」這也是很自然的，因為思想上偏於要求人性的解放，就對婦女與兒童問題注意得多，在明明是講階級鬥爭的時候，把問題分散了，因之不能解決問題。這是魯迅的局限性。 上面的分析，我們認為很明白地擺出了魯迅早期思想里的矛盾，這個矛盾，就是民主主義與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社會現實的矛盾在魯迅思想里的反映，而魯迅的作品正反映了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社會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