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研究 · 四　魯迅的政治路線和文藝實踐

中國近百年來是受帝國主義的侵略的，中國的社會屬於半殖民地的性質，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最兇狠的敵人。所以中國共產黨在它一登上政治舞台的時候就提出反對帝國主義的口號。黨教育了全中國的人民。魯迅在一九三四年《答國際文學社問》裡面也就這樣說：「我在中國，看不見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我單知道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在中國正在用力學和化學的方法，還有電氣機械，以拷問革命者，並且用飛機和炸彈以屠殺革命群眾。」這說明魯迅把帝國主義的猙獰面目認得清清楚楚了，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時代，它的「文化」就是進步人類的死敵，它在落後的國家裡比「借刀殺人」要利害得多多。然而在最早期魯迅確曾為歐洲資本主義文化所鼓動。而又因為中國社會有半封建的性質，資本主義文化在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能夠對反對封建文化起進步作用的還是有用。中國共產黨的統一戰線政策在中國革命的各個方面都發生了巨大的作用。歷史事實證明，從五四統一戰線中分裂後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右翼在中國走帝國主義的道路。不跟著無產階級領導的戰線走就一定倒到帝國主義的懷抱里去，沒有另外一條路。這個路線問題又是中國社會的半殖民地性質所決定的。有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然而小資產階級沒有獨立的政治路線。在反對封建主義時不用說，在兩條路線的鬥爭的尖銳時刻，經得起考驗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然站在無產階級這一面。經得起考驗的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也必然逐漸戰勝了自己，最後認識在中國無所謂「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只有「他們和他們的奴才們」狼狽為奸企圖扼殺中國人民革命。魯迅就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最偉大的代表。毛主席說：「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這話是多麼意義深長呵！ 研究魯迅思想的發展，我們從而可以畫出一根紅線，魯迅的思想是跟著無產階級的政治路線往前走的，同時他的文學活動就是頑強的政治鬥爭。我們在這個題目之下分作下面的三個節目來說明問題。 1 魯迅全集第一次出現「帝國主義」 「帝國主義」這個名詞第一次出現在魯迅的筆下是在五卅時期他同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鬥爭一口氣說出來的。我們讀《華蓋集》里《這回是「多數」的把戲》這一篇文章，在這篇文章里魯迅第一次說著「俄國的多數主義現在也還叫做過激黨，為大英、大日本和咱們中國的紳士們所深惡而痛絕之」對中國的紳士們深惡而痛絕之的話。接著就嘲笑反動知識分子說：「『要是』帝國主義搶去了中國的大部分，只剩了一二省，我們便怎樣？」這就是《魯迅全集》里第一次出現「帝國主義」的名詞。我們把《這回是「多數」的把戲》這篇文章仔細讀起來，從表面邏輯看，「多數主義」、「帝國主義」都沒有在文章里出現的必然性，然而其中有一種極其實際的邏輯，就是在階級鬥爭中敵我分清了，魯迅同中國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戰，自己所靠攏的是無產階級陣營，這真是魯迅的偉大的思想感情的爆發！ 我們再讀《華蓋集續篇〔編〕》里的《無花的薔薇》的這一節文章： 法國羅曼羅蘭先生今年滿六十歲了。晨報社為此徵文，徐志摩先生於介紹之餘，發感慨道：「……但如其有人拿一些時行的口號，什麼打倒帝國主義等等，或是分裂與猜忌的現象，去報告羅蘭先生說這是新中國，我再也不能預料他的感想了。」 他住得遠，我們一時無從質證，莫非從「詩哲」的眼光看來，羅蘭先生的意思，是以為新中國應該歡迎帝國主義的麼？ 「詩哲」又到西湖看梅花去了，一時也無從質證。不知孤山的古梅，著花也未，可也在那裡反對中國人「打倒帝國主義」？ 這樣把魯迅的在中國的神聖的國土裡不容許帝國主義存在的感情明明白白地表現出來，在魯迅的集子裡也是第一次。這決不是偶然的，這是規律的反映，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帝國主義的路，「魯迅是在文化戰線上，代表全民族的大多數，向著敵人衝鋒陷陣的最正確、最勇敢、最堅定、最忠實、最熱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 但我們必須注意，魯迅，甚至在五卅時期，他也並沒有完全打破「中國人學西方的迷夢」。這證明認識帝國主義是非常的不容易，也就是告訴我們階級覺悟的重要，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當一九二五年五卅運動起來後，魯迅很寫了一些雜感（收在《華蓋集》里），研究這些雜感，我們可以了解魯迅當時思想里的矛盾。正是在這個時期，他的思想發展了，他開始感到「我們目下委實並沒有認誰作敵。近來的文字中，雖然偶有『認清敵人』這些話，那是行文過火的毛病。」（《華蓋集》90頁）這只能是魯迅自己思想感情的反映，目下決不能不「認清敵人」，而到今天為止「委實並沒有認誰作敵」。其實中國人民的主要的敵人是帝國主義，中國共產黨已經給中國人民指出來了的。就是魯迅說著「沒有認誰作敵」的這一篇雜感，開頭他也是這樣寫的： 我們的市民被上海租界的英國巡捕擊殺了，我們並不還擊，卻先來趕緊洗刷犧牲者的罪名。說道我們並非「赤化」，因為沒有受別國的煽動；說道我們並非「暴徒」，因為都是空手，沒有兵器的。我不解為什麼中國人如果真使中國赤化，真在中國暴動，就得聽英捕來處死刑？記得新希臘人也曾用兵器對付過國內的土耳其人，卻並不被稱為暴徒；俄國確已赤化多年了，也沒有得到別國開槍的懲罰。而獨有中國人，則市民被殺之後，還要皇皇然辯誣，張著含冤的眼睛，向世界搜求公道。 其實，這原由是很容易瞭然的，就因為我們並非暴徒，並未赤化的緣故。 因此我們就覺得含冤，大叫著偽文明的破產。可是文明是向來如此的，並非到現在才將假面具揭下來。…… 這番話，同一九三四年《答國際文學社問》裡面的話，實質是一樣的，把「文明」的假面具揭下來，沒有什麼資本主義各國之所謂「文化」。很明白，帝國主義的「文明」就是對落後國家的侵略，帝國主義是中國人民的敵人，然而魯迅在同一題目的文章里最後還有一小節，我們把它抄下來： 中國的精神文明，早被槍炮打敗了，經過了許多經驗，已經要證明所有的還是一無所有。諱言這「一無所有」，自然可以聊以自慰；倘更鋪排得好聽一點，還可以寒天烘火爐一樣，使人舒服得要打盹兒。但那報應是永遠無藥可醫，一切犧牲全都白費，因為在大家打著盹兒的時候，狐鬼反將犧牲吃盡，更加肥胖了。 大概，人必須從此有記性，觀四向而聽八方，將先前一切自欺欺人的希望之談全都掃除，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假面全都撕掉，將無論是誰的自欺欺人的手段全都排斥，總而言之，就是將華夏傳統的所有小巧的玩藝兒全都放掉，倒去屈尊學學槍擊我們的洋鬼子，這才可望有新的希望的萌芽。 我們認為這還是魯迅早期學西方的思想。這是魯迅思想里的矛盾還沒有完全解決。中國的先進分子馬克思主義者已經作了結論，在中國必須走俄國人的路，西方是帝國主義，是我們的敵人。魯迅早期學西方的思想是很明白的，他在《狂人日記》里借狂人的口說了這樣的話： 「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 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 這所謂「真的人」，是指西方人，魯迅最初「委實沒有認誰作敵」，從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說不可能。他倒是受了歐洲資本主義文化的鼓舞認識封建道德的「吃人」。從他認識帝國主義和反抗帝國主義這一思想發展的事實，就充分表現所有魯迅的寫作就是他的政治路線的實踐，他的政治路線是跟著無產階級走的。 2 魯迅同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鬥爭因而認識人民的力量 中國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必然是認帝國主義作主子，魯迅在同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鬥爭時因而認清了帝國主義，如我們在上節所述的。同樣，魯迅認識中國人民的力量，也是通過同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鬥爭的過程，我們現在就研究這個事實。讀《華蓋集》《並非閒話》（二）的這一節： 據說，張歆海先生看見兩個美國兵打了中國的車夫和巡警，於是三四十個人，後來就有百餘人，都跟在他們後面喊「打！打！」，美國兵卻終於安然的走到東交民巷口了，還回頭「笑著嚷道：『來呀！來呀！』說也奇怪，這喊打的百餘人不到兩分鐘便居然沒有影蹤了！」 西瀅先生於是在「閒話」中斥之曰：「打！打！宣戰！宣戰！這樣的中國人，呸！」 這樣的中國人真應該受「呸！」他們為什麼不打的呢，雖然打了也許又有人來說是「拳匪」。但人們那裡顧忌得許多，終於不打，「怯」是無疑的。他們所有的不是拳頭麼？ 但不知道他們可曾等候美國兵走進了東交民巷之後，遠遠地吐了唾沫？《現代評論》上沒有記載，或者雖然「怯」，還不至於「卑劣」到那樣罷。 然而美國兵終於走進東交民巷口了，毫無損傷，還笑嚷著「來呀來呀」哩！你們還不怕麼？你們還敢說「打！打！宣戰！宣戰！」麼？這百餘人，就證明著中國人該被打而不作聲！ 「這樣的中國人，呸！呸！！！」 這就是毛主席說的「魯迅的骨頭是最硬的，他沒有絲毫的奴顏和媚骨，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寶貴的性格。」我們今天讀了這一節文章，魯迅就像在我們面前一樣，我們非常之感動於他的性格。這是一件事。我們還應該研究這節文章里的這兩句話：「他們為什麼不打的呢，雖然打了也許又有人來說是『拳匪』。」其實從魯迅這時的觀點上說，他還沒有認識義和團反帝的性質，在他自己的文章里敘述義和團的事情也還是用「拳匪事件」字樣（後期的文章里就改用「義和拳變」），然而碰到實際鬥爭，好比這次同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鬥爭，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發反人民的言論，魯迅就挺身而出站在人民的立場上，他同情於義和團了。這是多麼顯明的階級鬥爭，一方面是反動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代表中國資產階級的反動性，代表帝國主義，一方面是魯迅，代表中國人民。《並非閒話》（二）的這一節文章，最能說明問題，故我們首先引了來。魯迅思想的這個轉變，開始認識帝國主義而且同時認識人民的力量，是在一九二五年，我們抄《華蓋集》題記的首兩段： 在一年的盡頭的深夜中，整理了這一年所寫的雜感，竟比收在《熱風》里的整四年中所寫的還要多。意見大部分還是那樣，而態度卻沒有那麼質直了，措辭也時常彎彎曲曲，議論也往往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很足以貽笑於大方之家。然而那又有什麼法子呢。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 我知道偉大的人物能洞見三世，觀照一切，歷大苦惱，嘗大歡喜，發大慈悲。但我又知道這必須深入山林，坐古樹下，靜思默想，得天眼通，離人間愈遠遙，而知人間也愈深，愈廣；於是凡有言說，也愈高，愈大；於是而為天人師。我幼時雖曾夢想飛空，但至今還在地上，救小創傷尚且來不及，那有餘暇使心開意豁，立論都公允妥洽，平正通達，像「正人君子」一般；正如沾水小蜂，只在泥土上爬來爬去，萬不敢比附洋樓中的通人，但也自有悲苦憤激，決非洋樓中的通人所能領會。 他一方面說他在一九二五年這一年所寫的《華蓋集》裡面的文章比《熱風》收的四年的文章還要多，一方面卻幽默地說「我今年偏遇到這些小事情，而偏有執滯於小事情的脾氣」，顯然，這裡不是魯迅個人的「脾氣」的關係，是中國社會實際的部分的反映。《熱風》的文章（以及《墳》的一部分）是魯迅的反封建的思想在五四初期儘量表現出來，更具體地說魯迅是本著歐洲資本主義文化來反對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所以它在知識分子當中起了反封建的作用。《華蓋集》則是魯迅猛烈地反抗殖民主義的奴化的具體表現，並不是「執滯在幾件小事情上」。又因為魯迅早期的反封建是反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並不是他認識了中國社會的封建的經濟基礎的問題，他總不免把封建統治思想代表了「中國」，因而不認識中國人民的力量，到了《華蓋集》時期，遇到勢必劃清敵我的階級鬥爭的具體事件，就是魯迅自己所說的「幾件小事情上」，魯迅就認清了敵我，在認識帝國主義的同時認識了中國人民的力量。 問題就是如此擺得清楚。 《墳》裡面的《春末閒談》，也是一九二五年寫的，我們抄它的兩節： 三年前，我遇見神經過敏的俄國的E君，有一天他忽然發愁道，不知道將來的科學家，是否不至於發明一種奇妙的藥品，將這注射在誰的身上，則這人即甘心永遠去做服役和戰爭的機器了？那時我也就皺眉嘆息，裝著一齊發愁的模樣，以示「所見略同」之至意，殊不知我國的聖君、賢臣、聖賢之徒，卻早已有過這一種黃金世界的理想了。不是「唯闢作福，唯闢作威，唯辟玉食」麼？不是「君子勞心，小人勞力」麼？不是「治於人者食（去聲）人，治人者食於人」麼？可惜理論雖已卓然，而終於沒有發明十全的好方法。要服從作威就須不活，要貢獻玉食就須不死；要被治就須不活，要供養治人者又須不死。人類升為萬物之靈，自然是可賀的，但沒有了細腰蜂的毒針，卻很使聖君、賢臣、聖賢、聖賢之徒，以至現在的闊人、學者、教育家覺得棘手。將來未可知，若已往，則治人者雖然盡力施行過各種麻痹術，也還不能十分奏效，與果蠃並驅爭先。即以皇帝一倫而言，便難免時常改姓易代，終沒有「萬年有道之長」；「二十四史」而多至二十四，就是可悲的鐵證。現在又似乎有些別開生面了，世上挺生了一種所謂「特殊智識階級」的留學生，在研究室中研究之結果，說醫學不發達是有益於人種改良的，中國婦女的境遇是極其平等的，一切道路都已不錯，一切狀態都已夠好。E君的發愁，或者也不為無因罷，然而俄國是不要緊的，因為他們不像我們中國，所謂「特別國情」，還有所謂「特殊智識階級」。 但這種工作，也怕終於像古人那樣，不能十分奏效的罷，因為這實在比細腰蜂所做的要難得多。她於青蟲，只須不動，所以僅在運動神經球上一螫，即告成功。而我們的工作，卻求其能運動，無知覺，該在知覺神經中樞，加以完全的麻醉的。但知覺一失，運動也就隨之失卻主宰，不能貢獻玉食，恭請上自「極峰」下至「特殊智識階級」的賞收享用了。就現在而言，竊以為除了遺老的聖經賢傳法，學者的進研究室主義，文學家和茶攤老闆的莫談國事律，教育家的勿視勿聽勿言勿動論之外，委實還沒有更好，更完全，更無流弊的方法。便是留學生的特別發見，其實也並未軼出了前賢的範圍。 這就是瞿秋白在《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里所說的「猛烈的攻擊階級統治的火焰」，這種火焰在《熱風》里是沒有的。我們注意魯迅一再說的「特殊智識階級」，以及「上自『極峰』下至『特殊智識階級』」的話，用我們今天的話來說，就是認帝國主義作主子的中國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同帝國主義一樣勾結封建殘餘，這時（一九二五年）是在北京勾結北洋軍閥。二年之後就到南京投奔蔣介石了。魯迅的政治路線到這時就可以用一句話來說明白，在具體的階級鬥爭的事件之中他就代表人民同反動的資產階級作鬥爭。 我們再讀一九二六年的《學界的三魂》（《華蓋集續篇〔編〕》），把魯迅的這一篇文章同《熱風》里的雜感比較起來研究，就看出魯迅到這時確已認識了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意義，以及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到底是怎麼一回事，換句話說魯迅開始有了階級分析的觀點。同時很顯然，魯迅思想的這一躍進，是他同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作戰的巨大的勝利。下面是《學界的三魂》的一段文章： 但這也足見去年學界之糟了，竟破天荒的有了學匪。以大點的國事來比罷，太平盛世，是沒有匪的；待到群盜如毛時，看舊史，一定是外戚、宦官、奸臣、小人當國，即使大打一通官話，那結果也還是「嗚呼哀哉」。當這「嗚呼哀哉」之前，小民便大抵相率而為盜，所以我相信源增先生的話：「表面上看只是些土匪與強盜，其實是些農民革命軍。」那麼，社會不是改進了麼？並不，我雖然也是被諡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源增先生又道：「任三五熱心家乘勢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但這時候，匪便被稱為帝，除遺老外，文人學者卻都來恭維，又稱反對他的為匪了。 這樣對中國封建社會歷史的正確的分析，在一九二六年出自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口中不是易事，尤其是同《熱風》時期魯迅自己的思想比較起來。我們研究魯迅思想的變化感得有意義的是這樣的話：「我雖然也是被諡為『土匪』之一，卻並不想為老前輩們飾非掩過。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魯迅的感情完全不像說一樁歷史事件，像說自己今天切身的一件事，這表明魯迅是多麼地置身於今天的階級鬥爭之中，從自己的「被諡為『土匪』」而認識歷史上的農民起義，字裡行間就以「農民是不來奪取政權的」為痛苦。下文接著就說：「所以中國的國魂里大概總有兩種魂：官魂和匪魂。」這意思就是替歷史上的封建社會劃階級，即地主階級和農民。下面魯迅就發表他對中國當時社會的意見了，因為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勾結封建勢力而引起的：「所謂學界，是一種發生較新的階級，本該可以有將舊魂靈略加湔洗之望了，但聽到『學官』的官話，和『學匪』的新名，則似乎還走著舊道路。那末，當然也得打倒的。這來打倒他的是『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先前不很發揚，所以一鬧之後，終不自取政權，而只『任三五熱心家將皇帝推倒，自己過皇帝癮去』了。」接著又說：「惟有民魂是值得寶貴的，惟有他發揚起來，中國才有進步。」這些話真值得我們研究，在魯迅思想發展的過程中有其重要意義。他當時不是馬克思主義者，只是在鬥爭當中有深刻的感性認識，他說的「學界」，用科學的話說就是知識分子，他所謂「還走著舊道路」，就是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勾結封建勢力。他所說的「『民魂』，是國魂的第三種」，其實質只能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中國農民運動。 我們再讀一九二六年他寫的《寫在〈墳〉後面》裡面的這樣的話：「去年我主張青年少讀，或者簡直不讀中國書，乃是用許多苦痛換來的真話，決不是聊且快意，或什麼玩笑，憤激之辭。古人說，不讀書便成愚人，那自然也不錯的。然而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這些話，在我們今天看來，好像有些憤激，因為對待文化遺產的正確態度是批判的接受。然而我們體會魯迅當時說話的感情是非常的迫切，而且表現他的思想的巨大的發展，他能夠認識「世界卻正由愚人造成」，他的這個思想又是與「聰明人決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國的聰明人」對立起來的。他所說的「中國的聰明人」是指什麼人呢？就是《墳》的題記里所說的「我的敵人」，就是中國的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總之一句話，置身於具體的階級鬥爭之中，魯迅的思想進步了，他認識了人民的力量。 為得說明問題起見，最後我們舉出《熱風》里的一篇《聖武》來稍加分析，看它與《華蓋集》以後的魯迅的思想有怎樣的不同。《聖武》的全文是： 我前回已經說過「什麼主義都與中國無干」的話了；今天忽然又有些意見，便再寫在下面： 我想，我們中國本不是發生新主義的地方，也沒有容納新主義的處所，即使偶然有些外來思想，也立刻變了顏色，而且許多論者反要以此自豪。我們只要留心譯本上的序跋，以及各樣對於外國事情的批評議論，便能發見我們和別人的思想中間，的確還隔著幾重鐵壁。他們是說家庭問題的，我們卻以為他鼓吹打仗；他們是寫社會缺點的，我們卻說他講笑話；他們以為好的，我們說來卻是壞的。若再留心看看別國的國民性格，國民文學，再翻一本文人的評傳，便更能明白別國著作里寫出的性情，作者的思想，幾乎全不是中國所有。所以不會了解，不會同情，不會感應，甚至彼我間的是非愛憎，也免不了得到一個相反的結果。 新主義宣傳者是放火人麼，也須別人有精神的燃料才會著火；是彈琴人麼，別人的心上也須有弦索才會出聲；是發聲器麼，別人也必須是發聲器，才會共鳴。中國人都有些不很像，所以不會相干。 幾位讀者怕要生氣，說，「中國時常有將性命去殉他主義的人，中華民國以來，也因為主義上死了多少烈士，你何以一筆抹殺？嚇！」這話也是真的。我們從舊的外來思想說罷，六朝的確有許多焚身的和尚，唐朝也有過砍下臂膊布施無賴的和尚；從新的說罷，自然也有過幾個人的。然而與中國歷史，仍不相干。因為歷史的結帳，不能像數學一般精密，寫下許多小數，卻只能學粗人算帳的四捨五入法門，記一筆整數。 中國歷史的整數裡面，實在沒有什麼思想主義在內。這整數只是兩種物質，——是刀與火，「來了」便是他的總名。 火從北來便逃向南，刀從前來便退向後，一大堆流水帳簿，只有這一個模型。倘嫌「來了」的名稱不很莊嚴，「刀與火」也觸目，我們也可以別想花樣，奉獻一個諡法，稱作「聖武」，便好看了。 古時候，秦始皇帝很闊氣，劉邦和項羽都看見了；邦說，「嗟乎！大丈夫當如此也！」羽說，「彼可取而代也！」羽要「取」什麼呢？便是取邦所說的「如此」。「如此」的程度，雖有不同，可是誰也想取；被取的是「彼」，取的是「丈夫」。所有「彼」與「丈夫」的心中，便都是這「聖武」的產生所，受納所。 何謂「如此」？說起來話長，現在簡單地說，便只是人類中的純粹獸性方面的欲望的滿足——威福、子女、玉帛，——罷了。然而在一切大小丈夫，卻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大丈夫「如此」之後，欲望沒有衰，身體卻疲敝了；而且覺得暗中有一個黑影——死——到了身邊了。於是無法，只好求神仙。這在中國，也要算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求了一通神仙，終於沒有見，忽然有些疑惑了。於是要造墳，來保存死屍，想用自己的屍體，永遠占據著一塊地面。這在中國，也要算一種沒奈何的最高理想了。我怕現在的人，也還被這理想支配著。 現在的外來思想，無論如何，總不免有些自由平等的氣息，互助共存的氣息，在我們這單有「我」，單想「取彼」，單要由我喝盡了一切空間時間的酒的思想界上，實沒有插足的餘地。 因此，只須防那「來了」便夠了。看看別國，抗拒這「來了」的便是有主義的人民。他們因為所信的主義，犧牲了別的一切，用骨肉碰鈍了鋒刃，血液澆滅了煙焰。在刀光火色衰微中，看出一種薄明的天色，便是新世紀的曙光。 曙光在頭上，不抬起頭，便永遠只能看見物質的閃光。 從這篇文章，我們可以看出魯迅早期的反封建是以歐洲資本主義文化來反對中國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他不能像中國共產黨人一樣從一開始就指出了中國人民的敵人之一是作為經濟基礎的封建主義，在中國的歷史上存在著農民和地主兩個階級。他說著「也有過幾個人的」，實際這就是歐洲資本主義文化的個人主義思想在魯迅思想里的表現。他說著「中國的歷史的整數裡面，實在沒有什麼思想主義在內」，實際就是說歷史上中國只有封建思想。歷史上中國只有封建思想，這是不錯的，因為是封建社會。但中國封建社會的歷史充滿了階級鬥爭，即農民與地主階級的鬥爭，它是歷史發展的真正動力，魯迅在《熱風》時期是沒有認識的。應該說，他所謂「刀與火」，所謂「來了」，就是歷史上階級鬥爭最激烈的時候。而他與「聖武」混淆起來（「聖武」是皇帝的另一個詞兒）。劉邦，項羽，做了皇帝想成仙，死了要造墳，都是地主階級的人物和地主階級的事情，不能代表「中國歷史的整數」。總之魯迅在《熱風》時期以封建統治思想代表了中國歷史，又以歐洲資本主義文化來反對中國的封建統治思想，到了《華蓋集》時期他的思想進步了，他開始認識了中國的農民。 附說一事，《聖武》篇末「新世紀的曙光」有些論者認為魯迅指的是十月革命，這是斷章取義。魯迅在《我之節烈觀》裡面也說：「時候已是二十世紀了；人類眼前，早已閃出曙光。」他還是《文化偏至論》裡面的論點，他認為二十世紀不同於十九世紀，所以不同，他概括為二事，「曰非物質，曰重個人」，這就是他的「新世紀的曙光」的含義。《聖武》的主題思想正是「非物質，重個人」。魯迅在《熱風》時期並沒有認識到二十世紀是十月革命的世紀，人類進入了集體主義的世紀。 3 魯迅在文化「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我們在前面兩個節目裡說明魯迅的政治路線和文藝實踐反映小資產階級沒有獨立的政治路線，魯迅在前進的道路上是跟著無產階級一邊倒，他認識了中國人民的力量。魯迅因而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從魯迅思想的發展，從魯迅接受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就充分表明黨的統一戰線的科學價值。小資產階級有革命性，黨領導它，而且改造它，正是這個規律，所以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後來是馬克思主義者的魯迅在文化「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 魯迅對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轉變概括地說了一些話。他是承認突變的，「但我們知道，所謂突變者，是說A要變B，幾個條件已經完備，而獨缺其一的時候，這一個條件一出現，於是就變成了B。譬如水的結冰，溫度須到零點，同時又須有空氣的振動，倘沒有這，則即便到了零點，也還是不結冰，這時空氣一振動，這才突變而為冰了。所以外面雖然好像突變，其實是並非突然的事。」（《二心集》：《上海文藝之一瞥》）魯迅自己的轉變就是他的這些話的現身說法。我們在前面兩個節目裡所說明的問題，也就是研究魯迅轉變「幾個條件已經完備」。從黨的統一戰線說，是客觀規律發揮作用，從轉變者的主觀方面來研究，要說明其詳細的過程，這是我們對一個問題從兩個角度的說話，所說的不是兩件事情。就魯迅的轉變說，究竟什麼是「這一個條件一出現」的「這一個條件」呢？我們看他在同一個時間的兩次的話，就是一九三二年四月寫的《三閒集》的序言和《二心集》的序言。在《二心集》序言裡說「由於事實的教訓，以為惟新興的無產者才有將來」，在《三閒集》序言裡則提到「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而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二心集》序言所謂「事實的教訓」，在《三閒集》序言裡也說了的：「我一向是相信進化論的，總以為將來必勝於過去；青年必勝於老人，對於青年，我敬重之不暇，往往給我十刀，我只還他一箭。然而後來我明白我倒是錯了。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我在廣東，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兩大陣營，或則投書告密，或則助官捕人的事實！我的思路因此轟毀，……」這就是「事實」的教訓。所以我們應該把這兩篇「序言」一齊看，先是他的舊的思路的轟毀，就是破，接著是馬克思主義理論的立。從《三閒集》的序言看，還有一個因素，我們認為也是重要的，就是革命文藝的作品的「蠱惑」作用，魯迅指的是《鐵流》和《毀滅》兩部著作。他用著「蠱惑」兩個字，顯然是反話，他確實受了這兩部著作的鼓舞，從這兩部著作他相信人類的「新人」，也就是無產階級的典型。他說著「這並非唯物史觀的理論或革命文藝的作品蠱惑我的」，就正因為他在廣東目睹了殘酷的階級鬥爭的事實因而有了階級覺悟，接著就是「唯物史觀的理論」和「革命文藝的作品」推動他起了轉變的作用。這樣就有了三件事，一是事實的教訓，一是社會科學的理論，一是革命文藝的作品，其中社會科學的理論又貫穿了一切，這一個條件一出現，魯迅就從進化論走到階級論了。在《〈草鞋腳〉小引》里也就說得很明白：「最初，文學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們以為只要掃蕩了舊的成法，剩下來的便是原來的人，好的社會了，於是就遇到保守家們的迫壓和陷害。大約十年之後，階級意識覺醒了起來，前進的作家，就都成了革命文學者」。這說明中心問題是階級意識的覺醒。 《三閒集》序言裡魯迅用了「感謝」兩個字，這好像不重要，其實重要，「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事實是黨教育群眾的方法也適用於魯迅，群眾教育群眾，群眾又自己覺悟。不久魯迅就接受黨的領導，他在上海領導左翼作家聯盟的工作。 從一九三〇年起魯迅最後七年所寫的八個雜文集，《二心集》到《且介亭雜文》（三集），其戰績之輝煌，充分表現魯迅對敵作戰的勇氣與對人民的信心，不是「吶喊」，不是「彷徨」，是魯迅自覺地為無產階級革命服務，是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革命的詩史。在一九三五年寫的《且介亭雜文》序言裡魯迅自己這樣說：「這一本集子和《花邊文學》，是我在去年一年中，在官民的明明暗暗，軟軟硬硬的圍剿『雜文』的筆和刀下的結集，凡是寫下來的，全在這裡面。當然不敢說是詩史，其中有著時代的眉目，也決不是英雄們的八寶箱，一朝打開，便見光輝燦爛。」謙遜的話，然而自信，是詩史，光輝燦爛，應該包括八個雜文集。 這一時期，中國的歷史，在反革命方面，「是在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專制主義。」這一時期，「有兩種反革命的『圍剿』：軍事『圍剿』和文化『圍剿』」。「反革命『圍剿』的消極的結果，則是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而共產主義者的魯迅，卻正在這一『圍剿』中成了中國文化革命的偉人。」如大家所熟知，這裡引的都是《新民主主義論》裡面的話，我們以之為綱來研究魯迅的雜文，就可以看出它如何是詩史。 帝國主義指揮下的地主、資產階級聯盟的專制主義，通過反動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現出來了，這是合乎規律的，在魯迅的《偽自由書》里就給我們留下了兩篇富有形象性的文章，刻劃了一個典型。這兩篇文章是《王道詩話》和《「光明所到……」》。我們附說一事，兩篇里的《王道詩話》是瞿秋白寫的，當作魯迅寫的發表出來，所以又可以說是他們兩人集體寫的。魯迅當時署名干。我們讀《王道詩話》： 「人權論」是從鸚鵡開頭的。據說古時候有一隻高飛遠走的鸚哥兒，偶然又經過自己的山林，看見那裡大火，它就用翅膀蘸著些水灑在這山上；人家說它那麼一點水怎麼救得熄這樣的大火，它說：「我總算在這裡住過的，現在不得不盡點兒心。」（事出《櫟園書影》，見《胡適人權論集》序所引。）鸚鵡會救火，人權可以粉飾一下反動的統治。這是不會沒有報酬的。胡博士到長沙去演講一次，何將軍就送了五千元程儀。價錢不算小，這「叫做」實驗主義。 但是，這火怎麼救，在「人權論」時期（一九二九—三〇年），還不十分明白，五千元一次的零賣價格做出來之後，就不同了。最近（今年二月二十一日）《字林西報》登載胡博士的談話說： 「任何一個政府都應當有保護自己而鎮壓那些危害自己的運動的權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樣，應當得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審判……」 這就清楚得多了！這不是在說「政府權」了麼？自然，博士的頭腦並不簡單，他不至於只說：「一隻手拿著寶劍，一隻手拿著經典！」如什麼主義之類。他是說還應當拿著法律。 （下略） 這記的是一九三三年的事情。何將軍是湖南軍閥何健。《字林西報》是英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報紙。胡適嘴裡的「政府」、「鎮壓」，就是帝國主義通過他替蔣介石法西斯統治幫凶，欺騙中國人民，事情就是如此明白。 《「光明所到……」》同《王道詩話》是針對著同一具體事件在十天以內（一九三三年三月五—一五日）寫的，發表在同一個刊物上。這兩篇文章真是照妖鏡，帝國主義和帝國主義的奴才的嘴臉都照出來了。這兩篇文章又充分表現了「雜文」這個文學形式的藝術價值和時代特徵，它同一切的藝術一樣富有概括性，寫出來的是社會的典型，所不同的是它取材於時事，絲毫不能有虛構的成分，它在當時的政治效果極大，是巷戰的匕首，致敵以死命，而讀起來，用魯迅自己的話，給人「愉快和休息」，就是有生聚教訓的功用。「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南腔北調集》：《小品文的危機》）總之魯迅的雜文永垂不朽。我們還是讀他這一篇的原文： 中國監獄裡的拷打，是公然的秘密。上月里，民權保障同盟曾經提起了這問題。 但外國人辦的《字林西報》就揭載了二月十五日的《北京通信》，詳述胡適博士曾經親自看過幾個監獄，「很親愛的」告訴這位記者，說「據他的慎重調查，實在不能得最輕微的證據，……他們很容易和犯人談話，有一次胡適博士還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監獄的情形，他（胡適博士——干注）說，是不能滿意的，但是，雖然他們很自由的（哦，很自由的——干注）訴說待遇的惡劣侮辱，然而關於嚴刑拷打，他們卻連一點兒暗示也沒有。」…… 我雖然沒有隨從這回的「慎重調查」的光榮，但在十年以前，是參觀過北京的模範監獄的。雖是模範監獄，而訪問犯人，談話卻很不「自由」，中隔一窗，彼此相距約三尺，旁邊站一獄卒，時間既有限制，談話也不准用暗號，更何況外國話。 而這回胡適博士卻「能夠用英國話和他們會談」，真是特別之極了。莫非中國的監獄竟已經改良到這地步，「自由」到這地步；還是獄卒給「英國話」嚇倒了，以為胡適博士是李頓爵士的同鄉，很有來歷的緣故呢？ 幸而我這回看見了「招商局三大案」上的胡適博士的題辭： 「公開檢舉，是打倒黑暗政治的唯一武器，光明所到，黑暗自消。」（原無新式標點，這是我僭加的——干注。） 我於是大澈大悟。監獄裡是不准用外國話和犯人會談的，但胡適博士一到，就開了特例，因為他能夠「公開檢舉」，他能夠和外國人「很親愛的」談話，他就是「光明」，所以「光明」所到，「黑暗」就「自消」了。他於是向外國人「公開檢舉」了民權保障同盟，「黑暗」倒在這一面。 （下略） 「民權保障同盟」是當時民主人士的一種組織。魯迅這篇文章就是揭露帝國主義的奴才胡適向主子獻媚，《字林西報》把胡適的話揭載出來，就等於欺騙中國人民說「民權保障同盟」錯了，所以實質上是胡適代表帝國主義替專制主義說話。 《二心集》里的一篇《「友邦驚詫」論》，我們完全抄下來： 只要略有知覺的人就都知道：這回學生的請願，是因為日本占據了遼吉，南京政府束手無策，單會去哀求國聯，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夥。讀書呀，讀書呀，不錯，學生是應該讀書的，但一面也要大人老爺們不至於葬送土地，這才能夠安心讀書。報上不是說過，東北大學逃散，馮庸大學逃散，日本兵看見學生模樣的就槍斃嗎？放下書包來請願，真是已經可憐之至。不道國民黨政府卻在十二月十八日通電各地軍政當局文里，又加上他們「搗毀機關，阻斷交通，毆傷中委，攔劫汽車，攢擊路人及公務人員，私逮刑訊，社會秩序，悉被破壞」的罪名，而且指出結果，說是「友邦人士，莫名驚詫，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 好個「友邦人士」！日本帝國主義的兵隊強占了遼吉，炮轟機關，他們不驚詫；阻斷鐵路，追炸客車，捕禁官吏，槍斃人民，他們不驚詫。中國國民黨治下的連年內戰，空前水災，賣兒救窮，砍頭示眾，秘密殺戮，電刑逼供，他們也不驚詫。在學生的請願中有一點紛擾，他們就驚詫了！ 好個國民黨政府的「友邦人士」！是些什麼東西！ 即使所舉的罪狀是真的罷，但這些事情，是無論那一個「友邦」也都有的，他們的維持他們的「秩序」的監獄，就撕掉了他們的「文明」的面具。擺什麼「驚詫」的臭臉孔呢？ 可是「友邦人士」一驚詫，我們的國府就怕了，「長此以往，國將不國」了，好像失了東三省，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誰也不響，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失了東三省只有幾個學生上幾篇「呈文」，黨國倒愈像一個國，可以博得「友邦人士」的誇獎，永遠「國」下去一樣。 幾句電文，說得明白極了：怎樣的黨國，怎樣的「友邦」。「友邦」要我們人民身受宰割，寂然無聲，略有「越軌」，便加屠戮；黨國是要我們遵從這「友邦人士」的希望，否則，他就要「通電各地軍政當局」，「即予緊急處置，不得於事後藉口無法勸阻，敷衍塞責」了！ 因為「友邦人士」是知道的：日兵「無法勸阻」，學生們怎會「無法勸阻」？每月一千八百萬的軍費四百萬的政費，作什麼用的呀，「軍政當局」呀？ 寫此文後剛一天，就見二十一日《申報》登載南京專電云： 「考試院部員張以寬，盛傳前日為學生架去重傷。茲據張自述，當時因車夫誤會，為群眾引至中大，旋出校回寓，並無受傷之事。至行政院某秘書被拉到中大，亦當時出來，更無失蹤之事。」而「教育消息」欄內，又記本埠一小部分學校赴南京請願學生死傷的確數，則云：「中公死二人，傷三十人，復旦傷二人，復旦附中傷十人，東亞失蹤一人（系女性），上中失蹤一人，傷三人，文生氏死一人，傷五人……」可見學生並未如國府通電所說，將「社會秩序，破壞無餘」，而國府則不但依然能夠鎮壓，而且依然能夠誣陷，殺戮。「友邦人士」，從此可以不必「驚詫莫名」，只請放心來瓜分就是了。 這是中國新民主主義革命時代記載反革命方面的難得的史料，是一篇詩史。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而國聯卻正和日本是一夥」，中國的反革命政府則向帝國主義獻媚鎮壓、誣陷、殺戮愛國學生。 關於反革命的「圍剿」和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來了，我們再讀《偽自由書》裡面《天上地下》和《「有名無實」的反駁》兩篇，以及《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之九裡面的一段寶貴的記載。我們學習魯迅，首先要學習魯迅是以政治為靈魂，我們讀他的文章若不能從這方面得到教育，是可惜的！《天上地下》寫著： 中國現在有兩種炸，一種是炸進去，一種是炸進來。 炸進去之一例曰：「日內除飛機往匪區轟炸外，無戰事，三四兩隊，七日晨迄申，更番成隊飛宜黃以西崇仁以南擲百二十磅彈兩三百枚，凡匪足資屏蔽處炸毀幾平，使匪無從休養。……」（五月十日《申報》南昌專電） 炸進來之一例曰：「今晨六時，敵機炸薊縣，死民十餘，又密雲今遭敵轟四次，每次二架，投彈盈百，損害正在詳查中。……」（同日《大晚報》北平電） 應了這運會而生的，是上海小學生的買飛機，和北平小學生的挖地洞。 這也是對於「非安內無以攘外」或「安內急於攘外」的題目，做出來的兩股好文章。 （下略） 這記的是一九三三年的事情。今天的青年們恐怕不能完全體會魯迅「兩股好文章」的話說得如何的沉痛，中國的統治階級歷來就是這樣亡國的，在半殖民地時代的國民黨統治尤其如此。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 《「有名無實」的反駁》最能反映轉變後魯迅思想的光輝，我們把它完全抄下來： 新近的《戰區見聞記》有這麼一段記載： 「記者適遇一排長，甫由前線調防於此，彼雲，我軍前在石門寨，海陽鎮，秦皇島，牛頭關，柳江等處所做陣地及掩蔽部……化洋三四十萬元，木材重價尚不在內……艱難締造，原期死守，不期冷口失陷，一令傳出，即行後退，血汗金錢所合併成立之陣地，多未重用，棄若敝屣，至堪痛心；不抵抗將軍下台，上峰易人，我士兵莫不額手相慶……結果心與願背。不幸生為中國人！尤不幸生為有名無實之抗日軍人！」（五月十七日《申報》特約通信。） 這排長的天真，正好證明未經「教訓」的愚劣人民，不足與言政治。第一，他以為不抵抗將軍下台，「不抵抗」就一定跟著下台了。這是不懂邏輯：將軍是一個人，而不抵抗是一種主義，人可以下台，主義卻可以仍舊留在台上的。第二，他以為化了三四十萬大洋建築了防禦工程，就一定要死守的了（總算還好，他沒有想到進攻）。這是不懂策略：防禦工程原是建築給老百姓看看的，並不是教你死守的陣地，真正的策略卻是「誘敵深入」。第三，他雖然奉令後退，卻敢於「痛心」。這是不懂哲學：他的心非得治一治不可！第四，他「額手稱慶」，實在高興得太快了。這是不懂命理：中國人生成是苦命的。如此痴呆的排長，難怪他連叫兩個「不幸」，居然自己承認「是有名無實的抗日軍人」。其實究竟是誰「有名無實」，他是始終沒有懂得的。 至於比排長更下等的小兵，那不用說，他們只會「打開天窗說亮話，咱們弟兄，處於今日局勢，若非對外，鮮有不譁變者」（同上通信）。這還成話麼？古人說，「無敵國外患者，國恆亡」。以前我總不大懂得這是什麼意思：既然連敵國都沒有了，我們的國還會亡給誰呢？現在照這兵士的話就明白了，國是可以亡給「譁變者」的。 結論：要不亡國，必須多找些「敵國外患」來，更必須多多「教訓」那些痛心的愚劣人民，使他們變成「有名有實」。 這就是魯迅認識了人民，中國人民要抗日。怎麼叫做「使他們變成『有名有實』」呢？這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全民抗戰，以工人農民為根本的力量。 再讀《且介亭雜文二集》《「題未定」草》之九裡面如下的話：「剛剛接到本日的《大美晚報》，有『北平特約通訊』，記學生遊行，被警察水龍噴射，棍擊刀砍，一部分則被閉於城外，使受凍餒，『此時燕冀中學、師大附中及附近居民紛紛組織慰勞隊，送水燒餅饅頭等食物，學生略解飢腸……』誰說中國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誆騙壓迫到現在，還明白如此。」這記的是「一二九」時的事情。這說明魯迅重視人民，把人民跟統治者分別開來。 在反革命文化「圍剿」中，魯迅領導左翼作家聯盟，捍衛無產階級革命文學陣地，其結果是敵人潰不成軍。我們必須注意，這方面的文章，不完全是用筆來寫的，「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魯迅自己也隨時準備用自己的血來寫，當時的鬥爭是殘酷的。我們誰都記得《二心集》里《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前驅的血》，魯迅在這篇文章的開頭第一句話就是：「中國的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在今天和明天之交發生，在誣衊和壓迫之中滋長，終於在最黑暗裡，用我們的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大凡血寫的文章，有兩個特點，首先要從它替人民所立下的功勳來讀，其次看烈士留給同志們的記憶。關於它的功勳，魯迅寫道： ……我們的同志的血，已經證明了無產階級革命文學和革命的勞苦大眾是在受一樣的壓迫，一樣的殘殺，作一樣的戰鬥，有一樣的運命，是革命的勞苦大眾的文學。 現在，軍閥的報告，已說雖是六十歲老婦，也為「邪說」所中，租界的巡捕，雖對於小學兒童，也時時加以檢查；他們除從帝國主義得來的槍炮和幾條走狗之外，已將一無所有了，所有的只是老老小小——青年不必說——的敵人。而他們的這些敵人，便都在我們的這一面。 我們現在以十分的哀悼和銘記，紀念我們的戰死者，也就是要牢記中國無產階級革命文學的歷史的第一頁，是同志的鮮血所記錄，永遠在顯示敵人的卑劣的凶暴和啟示我們的不斷的鬥爭。 當時被蔣介石匪幫暗殺的有柔石、胡也頻、白莽（殷夫）、馮鏗、李偉森等五個作家。魯迅的這篇文章，同他所有的文章不同，因為筆不能代替血，所以它顯得沒有文辭，它表示悲憤化為力量，魯迅已經同革命的勞苦大眾站在一起。 同革命的勞苦大眾站在一起，這個力量該有多麼大，這是魯迅在晚年勇氣和信心倍加的來源。在反革命方面，作為「剿滅革命文學」的「武器」，在魯迅看來，直等於鬼魅，那是當然的。他揭穿當時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和「第三種人」反動階級的本相，寫了許多有力的文章，我們只從《中國文壇上的鬼魅》（《且介亭雜文》）這一篇里抄一些直截了當的話：「最先用的是極普通的手段：禁止書報，壓迫作者，終於是殺戮作者，五個左翼青年作家就做了這示威的犧牲。然而這事件又並沒有公表，他們很知道，這事是可以做，卻不可以說的。古人也早經說過，『以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所以要剿滅革命文學，還得用文學的武器。 作為這武器而出現的，是所謂『民族文學』。他們研究了世界上各人種的臉色，決定了臉色一致的人種，就得取同一的行為，所以黃色的無產階級，不該和黃色的有產階級鬥爭，卻該和白色的無產階級鬥爭。他們還想到了成吉思汗，作為理想的標本，描寫他的孫子拔都汗，怎樣率領了許多黃色的民族，侵入斡羅斯，將他們的文化摧殘，貴族和平民都做了奴隸。 中國人跟了蒙古的可汗去打仗，其實是不能算中國民族的光榮的，但為了撲滅斡羅斯，他們不能不這樣做，因為我們的權力者，現在已經明白了古之斡羅斯，即今之蘇聯，他們的主義，是決不能增加自己的權力，財富和姨太太的了。然而，現在的拔都汗是誰呢？ 一九三一年九月，日本占據了東三省，這確是中國人將要跟著別人去毀壞蘇聯的序曲，民族主義文學家們可以滿足的了。但一般的民眾卻以為目前的失去東三省，比將來（的）毀壞蘇聯還緊要，他們激昂了起來。於是民族主義文學家也只好順風轉舵，改為對於這事件的啼哭，叫喊了。許多熱心的青年們往南京去請願，要求出兵；然而這須經過極辛苦的試驗，火車不准坐，露宿了幾日，才給他們坐到南京，有許多是只好用自己的腳走。到得南京，卻不料就遇到一大隊曾經訓練過的『民眾』，手裡是棍子，皮鞭，手槍，迎頭一頓打，使他們只好臉上或身上腫起幾塊，當作結果，垂頭喪氣的回家，有些人還從此找不到，有的是在水裡淹死了，據報上說，那是他們自己掉下去的。 民族主義文學家們的啼哭也從此收了場，他們的影子也看不見了，他們已經完成了送喪的任務。這正和上海的葬式行列是一樣的，出去的時候，有雜亂的樂隊，有唱歌似的哭聲，但那目的是在將悲哀埋掉，不再記憶起來；目的一達，大家走散，再也不會成什麼行列的了。」以上是一個鬼魅，所謂「民族主義文學」。 魯迅接著寫道：「但是，革命文學是沒有動搖的，還發達起來，讀者們也更加相信了。 於是別一方面，就出現了所謂『第三種人』，是當然決非左翼，但又不是右翼，超然於左右之外的人物。他們以為文學是永久的，政治的現象是暫時的，所以文學不能和政治相關，一相關，就失去它的永久性，中國將從此沒有偉大的作品。不過他們，忠實於文學的『第三種人』，也寫不出偉大的作品為什麼呢？是因為左翼批評家不懂得文學，為邪說所迷，對於他們的好作品，都加以嚴酷而不正確的批評，打擊得他們寫不出來了。所以左翼批評家，是中國文學的劊子手。 至於對於政府的禁止刊物，殺戮作家呢，他們不談，因為這是屬於政治的，一談，就失去他們的作品的永久性了；況且禁壓，或殺戮『中國文學的劊子手』之流，倒正是『第三種人』的永久的文學，偉大的作品的保護者。 這一種微弱的假惺惺的哭訴，雖然也是一種武器，但那力量自然是很小的，革命文學並不為它所擊退。」後來國民黨反動政府在上海設立「書籍雜誌檢查處」，「第三種人」就「坐上了檢查官的椅子。」這都叫做「中國文壇上的鬼魅」。所以魯迅說：「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唯一的文藝運動。」向前看，在這個運動十二年之後就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個運動，一九三一年用五個青年同志的鮮血寫了第一篇文章，是中國無產階級革命總的事業的一部分，其功勳永垂不朽。 再說血寫的文章留給同志們的記憶，首先是留給魯迅的記憶，魯迅寫了一篇《為了忘卻的記念》。這一篇有名的文章，中國的青年都讀過了，它的意思卻實在是不容易體會。魯迅自己也說：「年青時讀向子期《思舊賦》，很怪他為什麼只有寥寥的幾行，剛開頭卻又煞了尾。然而，現在我懂得了。」可見有許多文章，是不容易懂。「只因為兩年以來，悲憤總時時來襲擊我的心，至今沒有停止，我很想藉此算是竦身一搖，將悲哀擺脫，給自己輕鬆一下，照直說，就是我倒要將他們忘卻了。」「忘卻」就是再不要總是記住同志們的血痕，重要的是我們要繼續戰鬥。「將來總會有記起他們，再說他們的時候的。」 青年們很怪魯迅「為了忘卻的記念」這個題目，記念為什麼「為了忘卻」？這種文章，不只是一個作家在寫作品，魯迅寫時有毛主席說的精神，「他們從地下爬起來，揩乾淨身上的血跡，掩埋好同伴的屍首，他們又繼續戰鬥了。」 我們在這一個節目裡最後還要舉兩篇文章，從而看出魯迅對敵作戰的狠和准，同時他愛祖國愛無產階級的感情就是一張潔白的紙，寫出來的天真無瑕的文字把敵人打得寸骨寸傷，我們讀了又好像走進了春日的花園，怡情悅目，足以培養我們的堅強的黨性。這是文學史上的奇事，包括古今中外。這兩篇文章是《「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和《「題未定」草》（一至三）。《「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篇幅不長，我們完全抄下來： 梁實秋先生為了《拓荒者》上稱他為「資本家的走狗」，一篇自雲《我不生氣》的文章。先據《拓荒者》第二期第六七二頁上的定義，「覺得我自己便有點像是無產階級里的一個」之後，再下「走狗」的定義，為「大凡做走狗的都是想討主子的歡心因而得到一點恩惠」，於是又因而發生疑問道—— 「《拓荒者》說我是資本家的走狗，是那一個資本家，還是所有的資本家？我還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誰，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帶著幾分雜誌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還許得到幾個金鎊或盧布的賞賚呢。……我只知道不斷的勞動下去，便可以賺到錢來維持生計，至於如何可以到資本家的帳房去領金鎊，如何可以到××黨去領盧布，這一套本領，我可怎麼能知道呢？……」 這正是「資本家的走狗」的活寫真。凡走狗，雖或為一個資本家所豢養，其實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所以牠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不知道誰是牠的主子，正是牠遇見所有闊人都馴良的原因，也就是屬於所有的資本家的證據。即使無人豢養，餓的精瘦，變成野狗了，但還是遇見所有的闊人都馴良，遇見所有的窮人都狂吠的，不過這時牠就愈不明白誰是主子了。 梁先生既然自敘他怎樣辛苦，好像「無產階級」（即梁先生先前之所謂「劣敗者」），又不知道「主子是誰」，那是屬於後一類的了，為確當計，還得添個字稱為「喪家的」「資本家的走狗」。 然而這名目還有些缺點。梁先生究竟是有智識的教授，所以和平常的不同。他終於不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在《答魯迅先生》那一篇里，很巧妙地插進電杆上寫「武裝保護蘇聯」，敲碎報館玻璃那些句子去，在上文所引的一段里又寫出「到××黨去領盧布」字樣來，那故意暗藏的兩個×，是令人立刻可以悟出的「共產」這兩字，指示著凡主張「文學有階級性」，得罪了梁先生的人，都是在做「擁護蘇聯」，或「去領盧布」的勾當，和段祺瑞的衛兵槍殺學生，《晨報》卻道學生為了幾個盧布送命，自由大同盟上有我的名字，《革命日報》的通信上便說為「金光燦爛的盧布所買收」，都是同一手段。在梁先生，也許以為給主子嗅出匪類（「學匪」），也就是一種「批評」，然而這職業，比起「劊子手」來，也就更加下賤了。 我還記得，「國共合作」時代，通信和演說，稱讚蘇聯，是極時髦的，現在可不同了，報章所載，則電杆上寫字和「××黨」，捕房正在捉得非常起勁，那麼，為將自己的論敵指為「擁護蘇聯」或「××黨」，自然也就髦得合時，或者還許會得到主子的「一點恩惠」了。但倘說梁先生意在要得「恩惠」或「金鎊」，是冤枉的，決沒有這回事，不過想藉此助一臂之力，以濟其「文藝批評」之窮罷了。所以從「文藝批評」方面看來，就還得在「走狗」之上，加上一個形容字：「乏」。 這篇文章，是集體主義的作戰，響應同志們攻打資本家的走狗，從此這乏狗再也吠不出聲來。這就叫做勝利。原來他是掛「文藝批評」的招牌的，寫過《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所以是「有智識的教授」。然而他終於不講「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了，他用了他的政治標準，也就是比起劊子手來更加下賤的伎倆，指自己的論敵為「到××黨去領盧布」，那他的文章的階級性還用問嗎？所以他是資產階級文學的代表。把他做一個典型，就是魯迅的這個題目：「『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魯迅的這篇文章，雖然不是小說，形象性非常之大，用了這麼小的篇幅。 《「題未定」草》（一至三）是揭露西崽相，也是一個典型。這篇文章寫得長，是魯迅的傑作之一，我們簡單地談一談它的特點。魯迅的長文章都是抒寫他的悲憤的，我們說它像「黃河之水天上來」，一點也不誇張，他的筆就是掉得動，掉到面前來又像跟你彈琴似的，令你愛聽。早期寫的如《說鬍鬚》，看它頭一段：「今年夏天遊了一回長安，一個多月之後，胡裡胡塗的回來了。知道的朋友便問我：『你以為那邊怎樣？』我這才慄然地回想長安，記得看見很多的白楊，很大的石榴樹，道中喝了不少的黃河水。……」這是一個壯士的聲調，誰也沒有想到下面是要談他的鬍鬚的故事。因為他的經驗多，他的知識豐富，愛國情切，遇事關心，在任何時候都表示他的堅強的態度，魯迅的《說鬍鬚》自有他的「離騷」空氣，我們愛他的「發出連 不斷的感慨來」，愛他的長文章，愛他的信筆揮寫一氣呵成。到了晚年就更不同了，他沒有感慨，他是一個無產階級的戰士，他辛勤地工作，他不放鬆任何階級敵人，《「題未定」草》就是這樣寫出來的。本來只不過要給「『圓通自在』，所以也自得其樂，除非你掃了他的興頭」的西崽相掃一掃興頭，而一提筆，我們的巨人的各個方面表現得可敬可愛，主要的是他的為人民服務的精神，他的愛祖國的感情，相形之下奴才在天地之間算得一個什麼呢？「還是翻譯《死魂靈》的事情。躲在書房裡，是只有這類事情的。」這是魯迅說他本來是躲在書房裡翻譯《死魂靈》。他又說他工作時「冷汗不離身」。我們要學習他的辛勤工作。「到得煩厭，疲倦了的時候，就隨便拉本新出的雜誌來翻翻，算是休息。這是我的老脾氣，休息之中，也略含幸災樂禍之意，其意若曰：這回是輪到我舒舒服服的來看你們在鬧什麼花樣了。」所以《「題未定」草》就是魯迅翻譯《死魂靈》的休息時寫的，他的氣魄該有多麼大，他的精力該有多麼飽滿，他的思慮是上下古今無所不至，好像孫悟空縱身雲端，視察妖怪一樣。妖怪現出原形，林語堂自鳴得意地說：「今人一味仿效西洋，自稱摩登，甚至不問中國文法，必欲仿效英文，分『歷史地』為形容詞，『歷史地的』為狀詞，以模仿英文之historic-al-ly，拖一西洋辮子」。巨人輕輕一句，其實是當頭一棒：「其實（是）『地』字之類的採用，並非一定從高等華人所擅長的英文而來的。『英文』『英文』，一笑一笑。」在奴才的意識形態里，天下只有英文。林語堂搖頭擺尾地說：「其在文學，今日紹介波蘭詩人，明日紹介捷克文豪，而對於已經聞名之英、美、法、德文人，反厭為陳腐，不欲深察，求一究竟。此與婦女新裝求入時一樣，總是媚字一字不是，自嘆女兒身，事人以顏色，其苦不堪言。」巨人當頭棒喝之：「誠然，『英、美、法、德』在中國有宣教師，在中國現有或曾有租界，幾處有駐軍，幾處有軍艦，商人多，用西崽也多，至於使一般人僅知有『大英』，『花旗』，『法蘭西』和『茄門』而不知世界上還有波蘭和捷克。但世界文學史，是用了文學的眼睛看，而不用勢利眼睛看的，所以文學無須用金錢和槍炮作掩護，波蘭、捷克，雖然未曾加入八國聯軍來打過北京，那文學卻在，不過有一些人，並未『已經聞名』而已。」「所以一樣的沒有打過中國的國度的文學，如希臘的史詩，印度的寓言，亞剌伯的《天方夜談》，西班牙的《堂·吉訶德》，縱使在別國『已經聞名』，不下於『英、美、法、德文人』的作品，在中國卻被忘記了，他們或則國度已滅，或則無能，再也用不著『媚』字。」所以「英文」「英文」，是奴才的「媚」。從此我們可以看出，魯迅在任何時候是擁護正義、愛祖國、憎惡奴才的。什麼樣的奴才就給以什麼樣的打擊。 我們從魯迅所開闢的戰場可以得到一個規律，就是，勝負之數無須到戰場上去決定，決定於敵我的階級力量的對比，梁實秋、林語堂、「民族主義文學」、「第三種人」，經得起革命文學的一擊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