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研究 · 三 魯迅期待炬火和自己不以導師自居
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里說：「新文化運動的領袖，大家都不免要想做青年的新的導師；而誠實的願意做一個『革命軍馬前卒』的，卻是魯迅。……他沒有自己造一座寶塔，把自己高高供在裡面，他卻砌了一座『墳』，埋葬他的過去，熱烈的希望著這可詛咒的時代——這過渡的時代也快些過去。」這話是很能說出魯迅的精神的。我們對魯迅的這個精神必須加以研究。
瞿秋白所說的「新文化運動的領袖」，指的是五四當時統一戰線中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是當時的右翼）。根據中國新民主主義文化的特點，它是反帝反封建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如果他們最初是「領袖」的話，後來就與敵妥協，站在反動方面。他們的面孔又正以「領袖」在青年學生當中出現，與無產階級爭奪青年。歷史事實證明是如此。魯迅早期的進化論思想，如我們在前面所指明的，它在中國是起了反封建的作用，是啟蒙作用，雖然這種思想屬於資產階級思想範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魯迅並沒有想從自己的言論中得到什麼個人的利益。他只是一個回合一個回合地對敵作戰。瞿秋白說他「誠實的願做一個『革命軍馬前卒』」，他自己說他是「吶喊」。這裡面反映一個什麼問題呢？就是中國的革命有它的必由之路，必須是無產階級領導，魯迅由於階級出身的限制在開始時對真理不能夠望得見，他又切切實實地追求真理。換句話說，魯迅最初不能認識中國人民的力量，只是他個人總對著中國人民的敵人瞄準。歐洲的資產階級思想對他起了進步作用，他用來促進中國的反對封建文化，但他從來就蔑視他所認識的中國資產階級。瞿秋白《魯迅雜感選集序言》里又有這樣的話：「辛亥革命之前，譬如一九〇七年的時候，除去富國強兵和立憲民治之外，還有什麼理想呢？不是偉大的天才，有敏銳的感覺和真正的世界的眼光，就不能夠跳過『時代的限制』；就算只是容納和接受外國的學說，也要有些容納和接受的能力。而魯迅在一九〇七年說：
輇才小慧之徒，於是競言武事……謂鉤爪鋸牙，為國家首事，又以文明之語，用以自文。……雖兜牟深隱其面，威武若不可陵，而干祿之色，固灼然現於外矣！計其次者，乃復有製造商估立憲國會之說。前二者素見重中國青年間，縱不主張，治之者亦將不可縷數。蓋國若一日存，固足以假力圖富強之名，博志士之譽；即有不幸，宗社為墟，而廣有金資，大能溫飽……若夫後二，可無論已……將事權言議，悉歸奔走干進之徒，或至愚屯之富人，否亦善壟斷之市儈……嗚呼，古之臨民者，一獨夫也；由今之道，且頓變千萬無賴之尤，民不堪命矣，於興國何與焉。（《墳》：《文化偏至論》）
這在現在看來，幾乎全是預言！中國的資產階級，經過了短期間的革命，而現在，那些一九〇七年時候的青年，熱心於提倡而實行『製造商估』的青年，正在一面做『志士』，一面預備亡國，而且更進一步，積極的巧妙的賣國了。至於千萬無賴之尤的假民權，也正在粉刷著新的立憲招牌。」這是說魯迅在辛亥革命以前就不相信中國的資產階級。這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無力與世界已經進到帝國主義時代這一客觀歷史事實在魯迅思想的反映。那麼歐洲的資產階級思想，雖說魯迅用來在反對封建文化方面起了作用，究竟它能上陣打幾個回合呢？所以魯迅對自己的不敢自信，起先他只說他是「吶喊」，後來在歸入集體主義以前又苦於「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並不是偶然的，表現他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社會裡不依靠資產階級的高貴的品質。
在介紹《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的文章時，我們已經注意了魯迅的話：「我自己知道，不特並非創造者，並且也不是真理的發見者。凡有所說所寫，只是就平日見聞的事理裡面，取了一點心以為然的道理；至於終極究竟的事，卻不能知。便是對於數年以後的學說的進步和變遷，也說不出會到如何地步，單相信比現在總該還有進步還有變遷罷了。」現在我們讀《熱風》里的《隨感錄》四十一，這篇文章開始兩段是：
從一封匿名信里看見一句話，是「數麻石片」（原注江蘇方言），大約是沒有本領便不必提倡改革，不如去數石片的好的意思。因此又記起了本志通信欄內所載四川方言的「洗煤炭」。想來別省方言中，相類的話還多；守著這專勸人自暴自棄的格言的人，也怕並不少。
凡中國人說一句話，做一件事，倘與傳來的積習有苦幹牴觸，須一個斤斗便告成功，才有立足的處所；而且被恭維得烙鐵一般熱。否則免不了標新立異的罪名，不許說話；或者竟成了大逆不道，為天地所不容。這一種人，從前本可以夷到九族，連累鄰居；現在卻不過是幾封匿名信罷了。但意志略略薄弱的人便不免因此萎縮，不知不覺的也入了「數麻石片」黨。
我們由此可以看出中國當時社會的思想狀況是如何的冷，魯迅吹的真是「熱風」。這篇《隨感錄》後面就這樣說：
所以我時常害怕，願中國青年都擺脫冷氣，不必聽自暴自棄者流的話。能做事的做事，能發聲的發聲。有一分熱，發一分光，就令螢火一般，也可以在黑暗裡發一點光，不必等候炬火。
此後如竟沒有炬火：我便是唯一的光。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不但毫無不平，而且還要隨喜讚美這炬火或太陽；因為他照了人類，連我都在內。
魯迅說他在當時是「時常害怕」，同時他認為中國雖是「黑暗」，前面總應該有炬火，太陽總會出來，這個感情該是多麼的真實！他從辛亥革命以來積累了許多的經驗，他從歐洲資本主義文化里又受到了許多的鼓舞，而結果個人的思想感情是不敢「自暴自棄」，這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忠實的自我寫照。魯迅絲毫沒有那般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乘機做「領袖」的野心。他始終是愛祖國，祖國就是不容易望見出路。「倘若有了炬火，出了太陽，我們自然心悅誠服的消失」，這確乎是經歷了辛亥革命失敗的痛苦的愛國者說的話。所以魯迅後來歸入無產階級陣營，是他的真實的思想感情的出路，祖國給他照見了光明的前途。
《華蓋集》里有一篇《導師》，值得我們注意，它的全文是：
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
要前進的青年們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麼？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了「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於還在做導師。說佛法的和尚，賣仙藥的道士，將來都與白骨是「一邱之貉」，人們現在卻向他聽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傳，豈不可笑！
但是我並非敢將這些人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說話的也不過能說話，弄筆的也不過能弄筆；別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則是自己錯。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時，別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
有些青年似乎也覺悟了，我記得《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時，曾有一位發過牢騷，終於說：只有自己可靠！我現在還想斗膽轉一句，雖然有些殺風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
我們都不大有記性。這也無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是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但我們究竟還有一點記憶，回想起來，怎樣的「今是昨非」呵，怎樣的「口是心非」呵，怎樣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呵。我們還沒有正在餓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飯，正在窮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錢，正在性慾旺盛時遇見異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話不宜講得太早，否則，倘有記性，將來想到時會臉紅。
或者還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較為可靠罷。
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深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塗的老路，尋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這篇文章是一九二五年寫的，中國共產黨已經產生了四年，魯迅這時還真是「不識路」，不知道前進的路是跟著共產黨走。但我們研究這一篇《導師》，它反映的現實問題就是，中國前進的道路是無產階級領導的。這篇文章真是表現著魯迅的緊急的呼籲，他告訴青年們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都不可靠，青年知識分子「自己也未必可靠的」！這真不愧為魯迅的一首抒情詩，是他「有記性」、積了「厚重的苦痛」而寫的。
我們讀了這一篇《導師》，連忙就應該記起另外的一篇文章，那就是毛主席在五四運動二十年後寫的《五四運動》。主席指示我們：「在中國的民主革命運動中，知識分子是首先覺悟的成份。辛亥革命和五四運動都明顯地表現了這一點，而五四運動時期的知識分子則比辛亥革命時期的知識分子更廣大和更覺悟。然而知識分子如果不和工農民眾相結合，則將一事無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識分子的最後的分界，看其是否願意並且實行和工農民眾相結合。」歷史是真理的真實的見證，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魯迅難道不是現身說法走著革命的道路嗎？我們不是應該由個人主義走向集體主義，由知識分子走向知識分子工農化嗎？在過程之中，魯迅總保持著警惕，他確實認為自己也未必可靠，但在黑暗裡有一分熱，發一分光，一直到出了太陽。這樣的革命的知識分子，才真正是我們的導師。偉大的毛澤東思想，是我們的太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