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研究 · 二 魯迅是最早對寫普通話最有貢獻的人
今天黨和政府提出漢語規範化，寫普通話是其主要內容之一，青年們對於這個幸福可能是得來全不費工夫，實在這是黨和政府對祖國語文歷史所作的科學的總結，給我們中國人民指出一條作文的康莊大道，叫做「寫普通話」。魯迅是對寫普通話最早的最有貢獻的人。
中國的做文章，做到五四文學革命以前，是一個什麼局面呢？我們可以拿當時文學革命者喊出的八個字來概括，叫做「選學妖孽，桐城謬種」。這是大快人心的八個字。今天的青年要懂得這八個字的禍害，恐怕不容易，因為他們沒有吃過那個苦。這就叫做幸福。懂得這八個字又實在很有必要，對於發揚祖國語言文學有不迷失方向的指導作用。「選學妖孽」是指做文章的一派，他們捧著《文選》這部書大講其「選學」，寫起文章來烏煙瘴氣，就憑不通的典故、難認的字。「桐城謬種」是指當時的古文家，好比「意表之外」，「烏托之邦」，都出在他們的筆下，因為他們做文章完全靠腔調，缺乏意義，一味的哼唱，就沒有想到「意表」就是「意外」而哼出「意表之外」四個字的聲音來；「烏托邦」本來是一個外國名詞的音譯，三個字念起來不夠腔調，就哼出「烏托之邦」四個字來。這些現象都給當時的新文學家揭發出來了。這決不是偶然的事情。古文的腔調作用為害極大，就如韓愈的《原道》：「博愛之謂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於外之謂德」。只能說是憑腔調哼出來的。又如《送孟東野序》的句子：「草木之無聲，風撓之鳴。水之無聲，風盪之鳴。」在這裡面，「草木之無聲」、「水之無聲」的「之」字有何語法根據嗎？只是憑腔調作用。古文的流弊到了八股，就完全是腔調。到了五四時代，文章之道當然非革命不可。《熱風》里有一篇《估學衡》，是魯迅當時對新時代里所做的不通的文章作的一點具體的分析。到了一九三〇年，魯迅還寫了一篇《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一九三三年還寫了一篇《作文秘訣》，是一個老醫生對「選學妖孽」和「桐城謬種」所作的正確的診斷，今天的青年最好是把這兩篇「秘訣」拿來參考一番。
我們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的這兩段：
從前教我們作文的先生，並不傳授什麼《馬氏文通》、《文章作法》之流，一天到晚，只是讀，做，讀，做；做得不好，又讀，又做。他卻決不說壞處在那裡，作文要怎樣。一條暗胡同，一任你自己去摸索，走得通與否，大家聽天由命。但偶然之間，也會不知怎麼一來——真是「偶然之間」而且「不知怎麼一來」，——卷子上的文章，居然被塗改的少下去，留下的，而且有密圈的處所多起來了。於是學生滿心歡喜，就照這樣——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不過是「照這樣」——做下去，年深月久之後，先生就不再刪改你的文章了，只在篇末批些「有書有筆，不蔓不枝」之類，到這時候，即可以算作「通」。……
這一類文章，立意當然要清楚的，什麼意見，倒在其次。譬如說，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論」罷，從正面說，發揮「其器不利，則工事不善」固可，即從反面說，偏以為「工以技為先，技不純，則器雖利，而事亦不善」也無不可。就是關於皇帝的事，說「天皇聖明，臣罪當誅」固可，即說皇帝不好，一刀殺掉也無不可的，因為我們的孟夫子有言在先，「聞誅獨夫紂矣，未聞弒君也」，現在我們聖人之徒，也正是這一個意思兒。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弄得明明白白，還是天皇聖明呢，還是一刀殺掉，或者如果都不贊成，那也可以臨末聲明：「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已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這樣的做法，大概先生也未必不以為然，因為「中庸」也是我們古聖賢的教訓。
這裡魯迅所揭露的是唐宋八大家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國初年做古文的真實情況，到了「雖窮淫虐之威，而究有君臣之分，君子不為已甚，竊以為放諸四裔可矣」的做法，就已經是八股了。古文這個東西，表面看起來好像是恢復了《左傳》、《史記》一類的白描寫法，其實不是的。《左傳》、《史記》的好處是有什麼寫什麼，事情多少就寫多少，其中所有的句子都經得起漢語語法的分析。古文則如魯迅所說的，「真是自己也莫名其妙」，它專門來一套正面說說，反面說說，並非為得反覆講道理，它就是這麼個習慣，這麼個調子。好比韓愈的《祭十二郎文》，向來很有名，我們倒應該問他為什麼要這樣寫：「孰謂少者歿而長者存，強者夭而病者全乎？嗚呼！其信然邪？其夢邪？其傳之非其真邪？信也，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乎？汝之純明而不克蒙其澤乎？少者強者而夭歿，長者衰者而存全乎？未可以為信也！夢也，傳之非其真也，東野之書、耿蘭之報，何為而在吾側也？嗚呼！其信然矣！吾兄之盛德而夭其嗣矣！汝之純明宜業其家者，不克蒙其澤矣！所謂天者誠難測，而神者誠難明矣！所謂理者不可推，而壽者不可知矣！」這就是魯迅說的「但總之，要從頭到底，一層一層說下去。」魯迅在他的《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後面還有一個後記，後記里更說：「所以做了一大通，還是等於沒有做，而批評者則謂之好文章或好人。」做古文的情況是如此。
魯迅的《作文秘訣》，又揭穿了「選學妖孽」的底子。他說，「至於修辭，也有一點秘訣：一要朦朧，二要難懂。那方法，是：縮短句子，多用難字。譬如罷，作文論秦朝事，寫一句『秦始皇乃始燒書』，是不算好文章的，必須翻譯一下，使它不容易一目了然才好。這時就用得著《爾雅》、《文選》了，其實是只要不給別人知道查查《康熙字典》也不妨的。動手來改，成為『始皇始焚書』，就有些『古』起來，到得改成『政俶燔典』，那就簡直有了班、馬氣，雖然跟著也令人不大看得懂。但是這樣的做成一篇以至一部，是可以被稱為『學者』的，我想了半天，只做得一句，所以只配在雜誌上投稿。」接著是下面的三段，我們應該完全抄下來：
我們的古之文學大師，就常常玩著這一手。班固先生的「紫色 聲，余分閏位」，就將四句長句，縮成八字的；楊雄先生的「蠢迪檢柙」，就將「動由規矩」這四個平常字，翻成難字的。《綠野仙蹤》記塾師詠「花」，有句云：「媳釵俏矣兒書廢，哥罐聞焉嫂棒傷」。自說意思，是兒婦折花為釵，雖然俏麗，但恐兒子因而廢讀；下聯較費解，是他的哥哥折了花來，沒有花瓶，就插在瓦罐里，以嗅花香，他嫂嫂為防微杜漸起見，竟用棒子連花和罐一起打壞了。這算是對於冬烘先生的嘲笑。然而他的作法，其實是和楊、班並無不合的，錯只在他不用古典而用新典。這一個所謂「錯」，就使《文選》之類在遺老遺少們的心眼裡保住了威靈。
做得朦朧，這便是所謂「好」麼？答曰：也不盡然，其實是不過掩了丑。但是，「知恥近乎勇」，掩了丑，也就仿佛近乎好了。摩登女郎披下頭髮，中年婦人罩上面紗，就都是朦朧術。人類學家解釋衣服的起源有三說：一說是因為男女知道了性的羞恥心，用這來遮羞；一說卻以為倒是用這來刺激；還有一種是說因為老弱男女，身體衰瘦，露著不好看，蓋上一些東西，藉此掩掩丑的。從修辭學的立場上看起來，我贊成後一說。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輓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牠外面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呵！？
不懂當然也好的。好在那裡呢？即好在「不懂」中。但所慮的是好到令人不能說好醜，所以還不如做得牠「難懂」：有一點懂，而下一番苦功之後，所懂的也比較的多起來。我們是向來很有崇拜「難」的脾氣的，每餐吃三碗飯，誰也不以為奇，有人每餐要吃十八碗，就鄭重其事的寫在筆記上；用手穿針沒有人看，用腳穿針就可以搭帳篷賣錢；一幅畫片，平淡無奇，裝在匣子裡，挖一個洞，化為西洋鏡，人們就張著嘴熱心的要看了。況且同是一事，費了苦功而達到的，也比並不費力而達到的的可貴。譬如到什麼廟裡去燒香罷，到山上的，比到平地上的可貴；三步一拜才到廟裡的廟，和坐了轎子一徑抬到的廟，即使同是這廟，在到達者的心裡的可貴的程度是大有高下的。作文之貴乎難懂，就是要使讀者三步一拜，這才能夠達到一點目的的妙法。
以上說的就是「選學妖孽」。
五四當時反對舊文學提倡新文學之所以大快人心，就是切切實實地把「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打倒了，在前進的新時代里再也不能容忍這種障礙。魯迅在《做古文和做好人的秘訣》的後記里提起它來還是憎惡極了，「社會上的一切，什麼也沒有進步的病根就在此。」在打倒「選學妖孽、桐城謬種」的同時，新文學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好文章，魯迅的小說和雜感是最顯著的，把中國的有希望的青年知識分子都叫醒了，吸引住了。魯迅當時的文章，就是寫普通話。我們作文，必須是寫普通話，魯迅是中國文章開始寫普通話的大師。
「寫普通話」的內容到底是什麼呢？在《花邊文學》里有一篇《做文章》，魯迅在這篇文章里說道：「高爾基說，大眾語是毛胚，加了工的是文學，這該是很中肯的指示了。」「寫普通話」就是大眾語的加工。我們所謂大眾語，指的是北方的方言。魯迅寫的文章就是北方方言的加工。
為得說明問題起見，我們舉出我們今天的一篇標準的「寫普通話」的文章來，看「寫普通話」的文章有哪些特點。我們舉的是《人民日報》編輯部《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這一篇。這一篇約二萬字的長文章，內容不用說，單就文章看也是中國歷代文章所萬萬不能有的，它集中了五四以來新的文章的長處，同時證明了語言繼承性方面的許多事情。五四以來新的文章有哪些長處呢？首先是它改進了舊日的文體，它用了提行分段的體裁。這是中國文章的歐化。從歐化來的這樣的體裁，完全沒有移動漢語原來的結構，只是文體變了。這個文體變化，關係非常之大，以便於我們寫文章能夠發大議論，反映複雜的生活。舊日的文章一篇就只有一段，好比《古文觀止》的第一篇是《左傳》「鄭伯克段於鄢」，它起首是「初，鄭武公娶於申，……」末句是「遂為母子如初。」講文章作法的人就批它是「『初』字起，『初』字結。」所以《左傳》這一篇文章實在就是這個形式：「初——初。」它像一根繩子。它所牽扯的事情並不少。向來的人佩服《左傳》的文章，是應該佩服的，首先它的一條繩子的牽扯工夫很大。古人本來是一條繩子，你如把它分起段來，就斬斷它的作用了，好比《紅樓夢》第一句「此開卷第一回也」，照我們今天寫文章的習慣，這一句應該就是一段，冒起全篇，然而曹雪芹不是，它是一根線牽下去，令我們割它不斷。《水滸》里遇到不同時間的事情就插一句「一宿無話」，遇到不同地點的事情就插一句「一路無話」，無非是在一條繩子之中打一個結，接得很巧妙罷了。我們的《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如果照舊日的文體，寫起來恐怕很困難，哪怕它是一條龍，首尾也難得照顧，節節難得照顧。現在它揮寫得非常之自由，用了長短不等的二十八段（中間插了引的尼赫魯的三段話），比起古代的《左傳》、《史記》以及一切有名的長篇巨製來，這完全是一個新的陣式。在這個新的陣式里，不怕內容多，它能夠多多益善，秩序井然。這是五四文學革命對中國文章所起的一個大作用，就是把文體變了。
其次是用新式標點符號。這也是一件大事，不可等閒視之。我們且看引號。引號的用處很大，有了它容易知道哪些話是誰說的，或者作者引用了誰說的話。有了它我們還容易講清是非，令讀者心悅誠服，而且拍手稱快，如《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裡面的這一句文章：
請問世界上一切大吵大鬧的所謂西藏人民的同情者：你們同情的「西藏人民」是誰呢？
這一句極明白、極有力量的文章在舊日的文章里就不能寫，因為舊日文章里沒有加引號的辦法。加了引號的「西藏人民」四個字，讀者很容易知道它的意義。
再看新式標點的括號，它有時也是很必要的，有了它文章就能明白，能簡潔，能周密。如《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裡面的這一句：
尼赫魯總理在4月27日講話中提及五項原則的時候，只說到「互相尊重」（這無疑是必要的），而沒有說「互相尊重領土完整和主權」（這是五項原則的原話，而且是任何互相尊重的前提）。
這句文章在舊日的文章里就不能寫，因為沒有新式標點符號。這裡面的括號該有多麼有用！
五四以來的新的文章里，因為採用了標點符號的原故，它的句法也可以同舊日文章的句法不同，而能接近平常口語當中的語氣，這一來新的文章的邏輯性也加強了。如《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裡面的這一句：
尼赫魯先生希望我們「爭取他們友好合作」，這無疑是一個好的主意，雖然尼赫魯先生的意思是為了間接地指責我們過去和現在沒有這樣作。
這一句裡面有一個「雖然」分句，放在後面，很有必要。因為有了句號的原故，讀起來自然知道它從屬於誰。在舊的文章里就沒有這樣的句法，舊日文章里的「雖然」分句總是在前面的。把「雖然」分句放在後面，在口語裡倒是有這種語氣的。
根據以上的簡單的分析，我們就知道標點符號的功勞，它是五四文學革命的產物。
我們必須明白一個重要的事實，就是，五四文學革命雖然把用漢語言寫的文章的文體變化了，句法也變化了，但對漢語的語法沒有變，也不可能變。一個民族的語言，它的語法是有穩固性的。這是史達林在他的《馬克思主義與語言學問題》裡面所作的重要的指示。我們看「雖然尼赫魯先生的意思是為了間接地指責我們過去和現在沒有這樣作」這個分句，無論它放在句子的前面或者放在句子的後面，它自己本身的構造是一樣，也就是從語法說這個分句沒有變化。古今漢語的語法基本上是一個，「文言」和「白話」沒有兩樣的語法。尤其是漢語的特點，「文言」和「白話」是同一個漢語的特點常常在那裡起著作用。我們且談一件事。漢語裡，在意義不發生混淆的時候，主語就不說出來，古代漢語孔夫子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悅乎」是如此，現代漢語《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裡面的有些好句子之所以好也是如此。我們讀這兩句：
作為印度的朋友，作為尼赫魯所討論的問題的當事人，我們認為，指出這個錯誤是必要的。如果同意尼赫魯的邏輯，那麼，不但西藏的革命是不能允許的，整個中國的革命也是不能允許的。
這兩句話該說得多麼嚴峻，同時又是多麼委婉！其妙用何在呢？就在於兩個「作為」、一個「指出」和一個「同意」的主語「我們」都不說出來。所以句中的主語不說出來是漢語語法特點之一，古今漢語是一樣。我們必須明白這一類的事情，對我們今天寫文章很有指導作用。
因為古今漢語基本上是一個語法的原故，所以有些文言當中的詞彙一般謂之「虛字」者，在今天並不是「死」的，而是活的，而且非常有生氣。好比「現在歷史已經作出結論：正確的是我們而不是他們。」這一句當中的「而」字就非常之活，它並不是在文言中發生作用而今天「寫普通話」的時候則歧視它。其他「之」字、「其」字都是「寫普通話」有時必不可少的詞彙，都有它的妙用。好比這一句：「究竟有什麼必要象現在這樣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採取某種妨礙友好的干涉行為，這是我們所百思而不得其解的。」這裡面的「百思而不得其解」固然是文言當中的成語，但今天「寫普通話」里確有其必要，這裡面的「其」字很有用。漢語「其」這個代名詞每每是跟著它緊前的一個東西來，它確切地有所指，「百思而不得其解」的「其」就指「象現在這樣地迫不及待，甚至不惜採取某種妨礙友好的干涉行為」。這一個字，讀起來多麼好聽，多麼能說明問題！「只要印度方面停止干涉西藏的言行，目前的爭論就會隨之結束。」這裡面「隨之結束」的「之」字是同前面所講的「其」是發生同樣功用的代名詞，非常具體，非常靈活，在今天「寫普通話」都有其特殊的地位。語言是長期歷史形成的，是全民創造的，在黑暗的舊時代，人民沒有當家作主，對自己的語言沒有充分利用的機會，形成了魯迅所謂「無聲的中國」。今天我們偉大祖國的聲音要向全世界傳播，一切有用的詞彙必是脫穎而出，可以說是語言還家了，所以昔日的有些「虛字」，到今天才真正顯出功能，逼得我們要講出它們的語法作用來。在我們的「寫普通話」的詞典里必須有它們。
在我們讀《西藏的革命和尼赫魯的哲學》時，特別有一個讀好文章的快樂，也就是語言的美感。好比這一句話：
對於這類「冷戰的語言」，我們在一個相當長的時間內一忍再忍，作了最大限度的克制，我們的報紙幾乎守口如瓶。
這裡的「守口如瓶」四個字把我們人民報紙的高貴品質完全刻劃出來了，同時感得我們漢語的形象性真是大。我們又從而懂得寫普通話時有大量的成語取之不盡用之不竭。
如這一句：
每個明白事理的人稍微想一想，都會懂得這個道理，而決不會去理睬什麼兩三發炮彈打向宮殿、落入池塘的童話。
這裡面的「童話」是一個外來語，我們讀了感得非常之愜意，喜於我們今天寫普通話的詞彙是茂盛得很。
上面的話是幫助我們明白「寫普通話」到底具有怎樣的內容，簡單地說，它是大眾語的加工。比起魯迅在一九三三年所說的：「現在還常有駢四儷六，典麗堂皇的祭文、輓聯、宣言、通電，我們倘去查字典，翻類書，剝去它外面的裝飾，翻成白話文，試看那剩下的是怎樣的東西呵！？」我們今天的寫普通話的文章就值得中國人民驕傲。
魯迅對「寫普通話」是最早的最有貢獻的人。他就是以「寫普通話」逼得當時的「選學妖孽、桐城謬種」在中國文壇上再也無立足之餘地，徹底地垮台了。
魯迅的《狂人日記》是新文學的第一篇小說，它就為「寫普通話」奠定了基礎。它的形式就是提行分段，在必要的時候它以一句而成一段。它用了新式標點符號，因為這種新的幫助書面語言的工具，在口語裡本來有而舊日文章決不能有的語氣，魯迅的小說里有了。如：
他們——也有給知縣打枷過的，也有給紳士掌過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債主逼死的；他們那時候的臉色全沒有昨天這麼怕，也沒有這麼凶。
這一句文章非常有力量，表示魯迅同被壓迫被剝削的人站在一個立場上，然而魯迅是質問他們為什麼不怕紳士、衙役，不怕債主，而怕腳踹封建的狂人呢？這一句的語氣，在口語裡是極其自然的，前無所承，突然來一個「他們」，一說出這兩個字的聲音以後，就停頓一下，在書寫上就用一個破折號，這一來，舊日文章所不能表達的東西，在新文學裡都表達得出來了，只是採用了新式標點符號。
我們抄《孔乙己》的三段文章：
中秋過後，秋風是一天涼比一天，看看將近初冬；我整天的靠著火，也須穿上棉襖了。一天的下半天，沒有一個顧客，我正合了眼坐著。忽然間聽得一個聲音，「溫一碗酒。」這聲音雖然極低，卻很耳熟。看時又全沒有人。站起來向外一望。那孔乙己便在櫃檯下對了門檻坐著。他臉上黑而且瘦，已經不成樣子；穿一件破夾襖，盤著兩腿，下面墊一個蒲包，用草繩在肩上掛住；見了我，又說道，「溫一碗酒。」掌柜也伸出頭去，一面說，「孔乙己麼？你還欠十九個錢呢！」孔乙己很頹唐的仰面答道，「這……下回還清罷。這一回是現錢，酒要好。」掌柜仍然同平常一樣，笑著對他說，「孔乙己，你又偷了東西了！」但他這回卻不十分分辯，單說了一句「不要取笑！」「取笑？要是不偷，怎麼會打斷腿？」孔乙己低聲說道，「跌斷，跌，跌……」他的眼色，很像懇求掌柜，不要再提。此時已經聚集了幾個人，便和掌柜都笑了。我溫了酒，端出去，放在門檻上。他從破衣袋裡摸出四文大錢，放在我手裡，見他滿手是泥，原來他便用這手走來的。不一會，他喝完酒，便又在旁人的說笑聲中，坐著用這手慢慢走去了。
自此以後，又長久沒有看見孔乙己。到了年關，掌柜取下粉板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第二年的端午，又說「孔乙己還欠十九個錢呢！」到中秋可是沒有說，再到年關也沒有看見他。
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
這就是「寫普通話」的文章。在這種新的文章里，什麼東西都可以寫，這種新的文章比舊的白話小說的文章進步多了。不知這種文章之美者，是無目者也。所以當時的反動派的攻擊文學革命，等於犬之吠日。
我們抄《熱風》里《隨感錄》四十七：
有人做了一塊象牙片，半寸方，看去也沒有什麼；用顯微鏡一照，卻看見刻著一篇行書的《蘭亭序》。我想：顯微鏡的所以製造，本為看那些極細微的自然物的；現在既用人工，何妨便刻在一塊半尺方的象牙板上，一目了然，省卻用顯微鏡的工夫呢？
張三、李四是同時人。張三記了古典來做古文；李四又記了古典，去讀張三做的古文。我想：古典是古人的時事，要曉得那時的事，所以免不了翻著古典；現在兩位既然同時，何妨老實說出，一目了然，省卻你也記古典，我也記古典的工夫呢？
內行的人說：什麼話！這是本領，是學問！
我想，幸而中國人中，有這一類本領學問的人還不多。倘若誰也弄這玄虛：農夫送來了一粒粉，用顯微鏡照了，卻是一碗飯；水夫挑來用水濕過的土，想喝茶的又須擠出濕土裡的水：那可真要支撐不住了。
這種文章，真不愧為新式的武器，「選學妖孽、桐城謬種」抵當得住麼？魯迅的新式武器就是「寫普通話」。
魯迅對我們今天「寫普通話」的貢獻甚多，總的說來，魯迅的文章都是讀來順口，一般人只注意他會用成語，用歐化句法（「雖然」分句放在後面就是魯迅開始的），其實魯迅的語言是最合漢語的語法的，同時充分利用了漢語的特點。讀來順口就因為合乎漢語語法，充分利用漢語的特點就能夠推陳出新，這兩點就是文學革命導師對我們今天寫普通話的示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