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批判 · 魯迅對文藝批評的期待

像魯迅經常關心文藝創作的成長一樣，魯迅也經常關心文藝批評。他曾尖銳地指出中國當時批評界的一些缺點，但就在魯迅不斷尖銳地指出當時的中國批評界的缺點的同時，卻也常常表示了對好的批評的出現之熱情期待。他所期望的批評，大致是這樣子： 批評是要進行艱苦、認真的工作的，包括像他所說：「剜爛蘋果」那樣的耐心，剜掉壞的，指出好的，而不是粗暴的一下扔掉。 批評要重在積極性的工作，特別在培養青年作家方面是有重大責任的。這也就是魯迅所說不止在「除惡草」，而且更在「灌溉佳花——佳花的苗」。 批評要靠鞏固可靠的知識，也就是魯迅所一再強調的「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我們要批評家》，《二心集》頁五六至五七），他說這種批評家是「有不食，『爽快』，耐苦來研究這些理論的義務的」（《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二心集》頁三四至三五），否則便會「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了。這種批評家也就是魯迅所說「能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的人（《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二心集》頁五三）。 批評家的知識不只包括要知己，而且還要知敵。魯迅在一九二三年「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的同時就說「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文學的階級性》，《三閒集》頁一二八），他在一九三一年也說：「這位青年批評家（指《列寧青年》上的一位作者——長之注）對於愈認為敵人的，就愈是無話可說，也就是愈沒有細看。自然，我們看書，倘看反對的東西，總不如看同派的東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個戰鬥者，我以為，在了解革命和敵人上，倒是必須更多的去解剖當面的敵人的」（《上海文藝之一瞥》，《二心集》頁一〇一）。在我們要對資產階級唯心論思想進行批判的今天，不也是正苦於知道資產階級唯心論太少麼？魯迅所提倡的知敵，可見在今天也還是很有現實意義的。批評家的知識就必須包括知己知敵兩方面，而且都要「堅實」，「明白」，「真正懂得」才行。魯迅對於學術工作是一向重視的，他說：「中國要作家，要文豪，但也要真正的學究」（《我們怎樣教育兒童的》，《准風月談》頁七五），他不滿意那些「薄薄的小本子」，他說「小小的一本『什麼A B C』里，……決不能包羅一切學術文藝的」（《由聾而啞》，《准風月談》頁九八）。批評家一定要同時是一個「真正的學究」，一定不能專乞靈於「薄薄的小本子」呵。 批評要專業化。這就是魯迅所說的「批評的專批評」（《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二心集》頁五二）。 批評家的態度要正確嚴肅。他在《五論「文人相輕」》里說：「假使有誰能起顛撲不滅的諢名的罷，那麼，他如作評論，一定也是嚴肅正確的批評家」（《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一六五）。過去的諢名，他只贊成「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洋場惡少」、「革命小販」，因為貼切。諢名的中肯，正也是批評。但我們在這裡注意的，卻不是他論諢名，而是注意他在批評家上的四個形容字：正確嚴肅。 批評一定要注意大處。「專做小題，與並非真正之敵尋釁」固然不對，就是對一大作家，也不能只看見小節。他說：「高手如太史公司馬遷，倘將他的文章推敲起來，無論從文字、文法、修詞的任何一種立場去看，都可以發見『不通』的處所」（《不通兩種》，《偽自由書》頁二四）。難道因此而貶抑司馬遷麼？顯然是不可能的。 批評也可以有流派，這就是魯迅所謂「批評家的圈子」。他說：「我們曾經在文藝批評史上見過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麼？都有的，或者是美的圈，或者是真實的圈，或者是前進的圈。沒有一定的圈子的批評家，那才是怪漢子呢。……我們不能責備他有圈子，我們只能批評他這個圈子對不對」（《批評家的批評》，《花邊文學》頁一七至一八）。這正是現在「百家爭鳴」、自由討論的精神。批評可以有流派，對這流派也可以批評。倒是「毫無定見」，要不得。 批評家要戰鬥。既是戰鬥，就要敵我分明，不能模稜；既是戰鬥，就要勇猛，不能怯懦。魯迅最反對「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市儈主義，他說：「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好惡。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輕』這一個模模糊糊的惡名所嚇昏，對於充風流的富兒，裝古雅的惡少，銷淫書的癟三，無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說或不屑說，那麼，這是怎樣的批評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輕』不可的」（「文人相輕」，《且介亭雜文二集》頁八五）。既戰鬥，就要戰鬥到底，非至敵人繳械不能罷休。魯迅一生正是這樣實踐著的。他說：「至於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七論「文人相輕」》，《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一八六），這是指一九三五年說的。正是靠了魯迅那「熱烈的憎」的戰鬥的筆，才沉重地打擊了那時的形形色色的敵人。自然，魯迅是辯證地看問題的，不同的時間、空間、條件，批評家的戰鬥任務也就不同。我們必須理解到魯迅所說的精神實質，才能領會到其中的正確性。然而批評之戰鬥的任務，卻是無時不在的。 因為批評是和現實鬥爭結合著的，所以魯迅心目中的批評有時不以對創作的批評為限。他在一九二五年就說過，「中國現今文壇（？）的狀況，實在不佳，但究竟做詩及小說者尚有人。最缺少的是『文明批評』和『社會批評』，我之以《莽原》起鬨，大半也就為了想由此引些新的這一種批評者來」（《兩地書》頁六九），他在這裡所謂批評者實在等於他所常說的思想界的戰士。批評家正是應該關心社會廣闊的現實，而且參加到鬥爭中的。魯迅也很重視對翻譯的批評，他說：「翻譯的不行，大半的責任固然該在翻譯家，但讀書界和出版界，尤其是批評家，也應該分負若干的責任。要救治這頹運，必須有正確的批評，指出壞的，獎勵好的，倘沒有，則較好的也可以」（《為翻譯辯護》，《准風月談》頁七七）；他更說：「對於創作，批評家是總算時時開口的，一到翻譯，則前幾年還偶有專指誤譯的文章，近來就極其少見；對於重譯的更其少。但在工作上，批評翻譯卻比批評創作難，不但看原文須有譯者以上的工力，對作品也須有譯者以上的理解。……我以為翻譯的路要放寬，批評的工作要著重」（《再論重譯》，《花邊文學》頁九三），這都是切實的話。但直到現在，對翻譯的批評還是薄弱的，這對讀者說實在是不應該的。 批評家要批評別人，也要嚴格批評自己。魯迅是深知自我批評的重要的。他說：「我們的自己的批評的勇敢，常常可以解除敵人的武裝」（《關於翻譯的通訊》，《二心集》頁一七六）；他說：「我們要有勇敢的自己批評的精神」（同上，頁一七九）；也就因此，他反對那「將辯護當作『清算』」的批評家（《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二心集》頁三一）。他自己也做出了榜樣，常常嚴格要求自己，批評自己。他說：「我時時說些自己的事情，怎樣地在『碰壁』，怎樣地做蝸牛，好像全世界的苦惱，萃於一身，在替大眾受罪似的，也正是中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壞脾氣」（《二心集》序言），甚而就是對自己的文章，他也曾說：「自己呢，又做慣了晦澀的文章，一時改不過來，下筆時立意要顯豁，而後來往往以晦澀結尾，實在可氣之至。」（《兩地書》頁八六）這種勇於自我批評的精神真是值得我們效法的。 關於批評的文章風格，魯迅也有指示，那就是要精密，而不要像胡適式的文章那麼「粗淺、籠統」（《玩笑只當它玩笑》，《花邊文學》頁一〇七）；同時，「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戰鬥的作者應該注重於『論爭』」（《南腔北調集》頁四〇），這也是直到不久以前我們才注意到的問題。 魯迅對於批評的期待，大體上就是如此。細味他的遺言，我們有很多工作沒有做，有的做了，也沒有做得很好，我們今後只有用切實的工作來紀念這位關懷文藝批評的成長並且做出了批評家的榜樣的文化巨人吧。 一九五六年十月三日寫 作者附記：這是我寫的《魯迅和文藝批評》的一文的第四部分，前三部分是：魯迅對文藝批評的重視，魯迅論批評的積極作用，魯迅對當時中國文藝批評的批評——淺和狹，最後也就是第五部分：魯迅在文藝批評工作上的實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