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批判 · 魯迅先生和雜文 ——紀念魯迅先生逝世二十周年

一 作為「文化新軍的最偉大和最英勇的旗手」、並作為「中國文化革命的主將」的魯迅先生，在我們紀念他的時候，我們往往很自然地想到他所最慣用、也是最善於用的戰鬥武器——雜文。魯迅先生的雜文，就是體現他作為「旗手」和「主將」的豐碑。 魯迅先生是給雜文以新的面貌和新的內容的。成千成萬的青年，由於魯迅先生的雜文的感染，激起了對封建勢力、帝國主義的強烈憤怒，最後走上了革命的道路。魯迅先生不朽，魯迅先生的雜文也不朽。 瞿秋白同志說：「魯迅從進化論到階級論、從紳士階級的逆子貳臣進到無產階級和勞動群眾的真正友人，以至於戰士，他是經歷了辛亥革命以前直到現在的四分之一世紀的戰鬥，從痛苦的經驗和深刻的觀察之中，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這是最概括的也是最深刻的關於魯迅先生的戰鬥道路和戰鬥業績的說明。魯迅在中國人民革命史上的地位就是如此，體現他的「帶著寶貴的革命傳統到新的陣營里來的」功勞的雜文，在中國人民革命史上的地位就是如此。 作為文章體裁看，魯迅先生的雜文還繼承著中國長遠的優秀傳統。遠在中國古代，公元前四世紀到三世紀，也就是戰國時代，已經有著雜文或近於雜文的東西。那時是歷史上的百家爭鳴時代，各家往往採用雜文性質的文章形式，發揮著光輝的、富有獨創性的思想，成為那時燦爛的思想界的一些可愛的花朵。 到了公元三世紀，也就是魏晉時代，那也是一個思想解放的時代，雜文又有著發展。當時有一個傑出的文人，也是魯迅先生一生最喜愛的一個文人，這就是嵇康。他的一部分文字正是雜文性質。例如他寫了一篇《管蔡論》，這是為了駁倒有人認為周公殺了弟弟管叔蔡叔二人，因而認為管叔蔡叔是壞人而發的。嵇康以透闢、犀利的眼光，分析了事情的底蘊，為管叔蔡叔伸了冤，同時也就是向當權派狠狠地刺了一下。嵇康還曾大膽地指出，六經和孔子並不是像封建統治階級所認為的太陽，那也是通過雜文形式向封建統治階級進行戰鬥的。善於繼承中國優秀文化傳統的魯迅先生，正是從這些寶貴的遺產中豐富了自己的表現能力，體現了獨特的民族風格，在自己的時代中盡了最偉大、最英勇的戰士作用的。 二 像魯迅先生善於繼承發揚中國文化優秀傳統遺產一樣，我們也要善於繼承發揚魯迅先生留給我們的寶貴遺產。雜文就是其中重要的學習對象之一。 當我們向魯迅先生學習雜文的時候，恐怕還是要首先學習他的戰鬥精神，對一切不合理的現象作堅持不懈的戰鬥。自然，這決不是說對一切不滿，無的放矢。就是魯迅在當時，一方面對舊社會攻擊，對幫閒、幫凶及其主子進行戰鬥，但另方面還是為了愛護未來，為新社會掃清道路。能愛才能憎，是一點兒也不錯的。雜文也不限於只是攻擊和諷刺，雜文的特色正在其雜，內容和形式都是多樣化的。 如果我們今天學習魯迅先生雜文的精神的話，那就是要對我們社會主義社會更加愛護，對一切妨礙我們前進的東西更加以無情的揭露。我們國內外還有敵人，我們人民內部也還有落後的思想意識，雜文也就是消滅那些敵人並克服這些落後意識的有力武器。 雜文不限於諷刺，但諷刺卻是雜文的重要功能。而「諷刺是永遠需要的」。 由於雜文有如此尖銳的、有如此有力的社會作用，所以敵人也很重視這一個武器。「在延安時期有個反革命分子叫王實味，後來又有個反革命分子胡風，他們都是用『雜文』和別的形式來攻擊黨和人民政權的。」（陸定一：《百花齊放，百家爭鳴》）我們對於這種敵人，也就需要「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用雜文來回敬一下。在和胡風反革命思想作鬥爭的去年，我們就出現了很多很好的雜文。其實對國內外其他敵人也應該這樣做。我們不是在這方面做得太多，而是還不夠。例如在我們現在報刊上的國際短評，就顯得數量太少，而且措詞蒼白無力，缺乏戰術。作為一個讀者，我是不大滿足的。我們需要，迫切需要，在國際評論中，有一桿魯迅那樣鋒利的筆！ 我們學習魯迅先生的諷刺雜文，還要學習魯迅因對象不同而諷刺也兩樣的原則。這就是毛主席根據魯迅先生的雜文總結出來的話：「如果不是對於人民的敵人，而是對於人民自己，那麼，『雜文時代』的魯迅，也不曾嘲笑和攻擊革命人民和革命政黨，雜文的寫法也和對於敵人的完全兩樣。對於人民的缺點是需要批評的，……但必須是真正站在人民的立場上，用保護人民、教育人民的滿腔熱情來說話。如果把同志當作敵人來看待，就是使自己站在敵人的立場上去了。……有幾種諷刺：有對付敵人的，有對付同盟者的，有對付自己隊伍的，態度各有不同。我們並不一般地反對諷刺，但是必須廢除諷刺的亂用。」 我們現在使用於人民內部的諷刺，有時就有這樣的缺點：尖銳有餘，熱情不足。有些小品文，往往讀後覺得冷冷的，對諷刺的人仿佛毫無希望，毫無前途似的，這恐怕是不好的。諷刺要看對象，而根底在於對美好事物的熱情愛護，為了愛護才攻擊一些敵對的東西，這就是學習魯迅先生的雜文、繼承和發揚其中的精神實質的道路。 三 魯迅不僅在諷刺的原則上給我們樹立了寫雜文的榜樣，而且在寫雜文的方法給我們積累了不少寶貴的經驗。這就是： 第一，要寫好雜文的話，須先養成觀察事物的敏感。魯迅先生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一日給楊霽雲的一封信上說： 我常常坐在內山書店裡，看看中國人的買書，覺得可嘆的現象也不少。例如吧，倘有大批的關於日本的書（日本人自己做的）買去了，不久便有「日本研究」之類出版；近來，則常有青年在尋關於法西斯主義的書。製造家來買書的，想尋些記載著秘訣的小冊子，其實那有這樣的東西。畫家呢，凡是資料必須加以研究、融化才可以應用的好書，大抵棄而不顧，他們最喜歡可以生吞活剝的繪畫，或圖案、或廣告畫，以及只有一本什麼「大觀」。一本書，怎麼會「大觀」呢？他們是不想的。其甚者，則翻書一通之後，書並不買，而將其中的幾張彩色畫撕去了。 這說明在反動政權時代一切投機取巧者的苟且和反動政權本身逐漸法西斯化的過程，同時也可以看出，殖民地文化的可憐。魯迅的觀察是多麼精細、深刻！他說「可嘆」，就可見他因為熱愛祖國而覺得痛苦呵。如果寫下來，一定就是一篇好的雜文了。魯迅先生觀察事物的敏銳，我們必須好好學習，這是資本的積蓄，沒有這一條，是不能寫好雜文的。原因是雜文較其他文藝體裁需要更集中、更深入事物的底層、更廣闊地觸及一些社會現實的緣故，否則一定乾巴巴，淺。 第二，要寫好雜文，也需要積蓄詞藻。要像李廣射箭一樣，箭不虛發，發就得讓目標「應弦而倒」。這就要學習魯迅先生詞藻的豐富了；只有豐富了，才能說得準確。例如魯迅先生的《抄靶子》（《准風月談》），這是反對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其中有文言成語「入主中夏」，有滿洲話「阿其那」和「塞思黑」，有歷史上黃巢時代的典故「兩腳羊」，有香港話「搜身」，有上海話「抄靶子」等，這是多麼豐富呢。可是全文也不過一千字。雜文需要這樣子。如果像毛主席所指出的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幾條筋，像癟三一樣，瘦得難看」（《反對黨八股》），這就要不得了。語言的豐富，是任何文章所需要的，而雜文尤其需要。這是因為雜文短，但不能叫人看了「一覽無餘」。這不是一日之功，所以也就需要積蓄。 第三，雜文不但要有戰鬥性，而且要多樣化，看對象而異。戰鬥性是雜文的生命，沒有戰鬥性，也就不成其為雜文。戰鬥性在雜文里還不是一般的戰鬥性，而是極其強烈和尖銳的。戰鬥要講戰術。魯迅先生說過，「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在這裡，嚇人是不中用的。戰術就需要多樣化。魯迅先生的雜文最多，成本的有十幾種以上，但沒有一篇是雷同的。舉例說，魯迅先生的雜文有很沉痛的，像《為了忘卻的記念》，是紀念革命作家柔石的被害的，他用真切動人而曲折淒婉的筆寫出了他的哀思，同時也寫出了那時黑暗的壓力，以及對於未來的希冀等；也有很輕快的，像《犧牲謨》，便是用一個人的獨白，幽默地刻畫了自私的市儈心理；一般地說，魯迅先生的雜文都很從容、都很含蓄，但也有直接寫出憤怒的，像抗議「三一八」慘案的《無花的薔薇之二》就是；魯迅先生最凝鍊的雜文，可舉有感蕭伯納到中國來時遇到誤解的《誰的矛盾》為代表。他的雜文像刺人的匕首、利劍，但也像掃射的機槍；有時是火山爆發式的，有時是沁人心脾清泉似的：這就是多樣化。多樣化也就是創造性，有創造性的雜文才能叫人愛看，叫人愛看才能達到雜文的戰鬥作用。 四 認真學習魯迅先生的雜文，是有助於提高雜文技術的。瞿秋白同志就是一個例子。他成功到可以「亂真」的地步。他寫的《人才易得》就曾經被認為是魯迅先生的文章（即《偽自由書》中的《大觀園的人才》，當時魯迅先生是為了擴大它的影響而收編在自己的集子中的，我從前即曾認為是魯迅先生的著作，並特別推薦過）。瞿秋白同志是學習魯迅先生的好榜樣，因為他學習了魯迅先生的創造性，他的《王道詩話》、《曲的解放》就是範例。其中政治上的飽滿性和諷刺的尖銳性，是特別突出的。我們要學習瞿秋白同志向魯迅學習的精神，並學習他的雜文。其他，像高爾基的雜文，往往是較廣泛的題目，那是因為他的環境是和魯迅先生、瞿秋白同志不同的緣故，主題大都是保衛文化和對市儈的譴責，其中的深刻性和熱情開朗的風格，同樣值得我們仔細鑽研。 魯迅在一篇《做雜文也不易》里說：「不錯，比起高大的天文台來，雜文有時確很像一種小小的顯微鏡的工作，也照穢水，也看膿汁，有時研究淋菌，有時解剖蒼蠅。從高超的學者看來，是渺小、污穢甚而至於可惡的，但在勞作者自己，卻也是一種『嚴肅的工作』。」正因為是一種嚴肅的工作，正因為不易，所以我們要認真地向魯迅學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