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批判 · 魯迅在文藝批評工作上的啟示 ——十月二十日在中法大學講演稿

諸位先生！今天是我第一次在中法大學和大家談話，正逢著魯迅先生逝世十二周年紀念，這在我是很榮幸的。關於魯迅先生和我們一般人的關係，我已經在昨天的師大魯迅紀念會上講過一個題目叫「魯迅和我們」，現在我想找一個較窄的題目來談一談，這就是：「魯迅在文藝批評工作上的啟示」。 在去年，我曾在北大講「文學批評的課題」時，說過：「只有魯迅那樣的人才配做批評家」，理由呢，因為批評家是一個戰鬥的思想家的緣故。可是當時只是這麼一個感覺而已，最近因為要紀念魯迅逝世十二周年，重新讀讀魯迅先生的著作，才越覺得我那一句話是非常可以成立了。我今天所講的，就是作為一個批評工作的學徒，看看魯迅先生在批評上都是有什麼指示。現在只是一個初步的探討，等以後再修正補充。 以下我將要分六項來說明，一是魯迅先生所指出的批評的重要性，二是魯迅先生對當時批評界的批評，三是魯迅先生所認為的理想的批評應該怎麼樣，四是魯迅先生所指出的批評方法，五是魯迅先生本人在批評上的實踐，六是魯迅先生的批評精神。 一 批評的重要性 就魯迅的整個著作看，魯迅所認為的批評的重要性大半是為了創作。 首先是，批評可以鼓勵創作。魯迅先生在《我們要批評家》一文里說：「這回的讀書界的趨向社會科學，是一個好的，正當的轉機，不唯有益於別方面，即對於文藝，也可催促它向正確、前進的路。但在出品的雜亂和旁觀者的冷笑中，是極容易凋謝的，所以現在所首先需要的，也還是——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二心集》五七頁）批評的目的是讓創作健康起來、成長起來，並不是抹殺。它的骨子是對創作的一種熱情、一種愛護。出品雜亂，自然是創作界的幼稚情形，而「旁觀者的冷笑」，也的確可怕。這需要批評家來扶持、灌溉。就是有所挑剔，也為的是妨礙生長，而大作用仍在鼓勵作家在正確的路上日益茁壯上。 批評不但鼓勵創作，而且指導創作。在指導創作上，魯迅所指出的有這些方面：一則在取材，魯迅認為即使作家所熟悉的材料，「卻未必便是正確，取其有意義之點，指示出來，使那意義格外分明、擴大，那是正確的批評家的任務」（《關於小說題材的通訊》，見《二心集》一七〇頁）。二則在指示創作途徑，所以批評文字不但對被批評的這一個作家有益，而且其他作家也可以因此有所省悟，就以魯迅自己論，他說：「我常看外國的批評文章，因為它於我沒有恩怨嫉恨，雖然所評的是別人的作品，卻很有可以借鏡之處。」（《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見《南腔北調集》一〇二頁）三則在介紹國外的創作時，必須加上批評，才能豐富本國作家的精神營養，這就是魯迅所希望的：「多人合力的更來介紹，至少在後三年內，有關於內戰時代和建設時代（指蘇聯——長之注）的紀念碑的文學書八種至十種，此外更譯幾種雖然往往被稱為無產者文學，然而還不免含有小資產階級的偏見（如巴比塞）和基督教社會主義的偏見（如辛克萊）的代表作，加上了分析和嚴正的批評，好在那裡，壞在那裡，以備對比參照之用，那麼，不但讀者的見解，可以一天一天的分明起來，就是新的創作家，也得了正確的師範了。」（《關於翻譯的通訊》，見《二心集》一九三至一九四頁）四則對新舊形式的去取，批評家也是有著助益的。魯迅先生說：「自然，舊形式的採取，或者必須說新形式的探求，都必須藝術學徒的努力的實踐，但理論家或批評家是同有指導、評論、商量的責任的。」（《論舊形式的採用》，見《且介亭雜文》頁二四）這裡說的是木刻，其實可以應用到所有藝術部門。從這四項看，批評家對於創作的指導，真是多方面的。他對於創作的幫助太大了！ 如果再往大處看，批評的重要性還不止在使個別的創作家受益而已，乃是對整個文學進展的前途有著推動的作用。魯迅先生把這一點提示得最明確的，是這樣的話：「唯有明白舊的，看到新的，了解過去，推斷將來，我們的文學的發展才有希望。」（《上海文藝之一瞥》，見《二心集》頁一〇一）這個使命就更重大了。魯迅先生的重視批評工作，渴望優良的批評家的出現，也就躍然紙上。 二 當時的批評界是怎樣的 魯迅先生對批評的重視和期待，是這樣殷切，可是在魯迅的生前，中國批評界的狀況卻不免使他十分失望。自然，這不是一二人的過失，這是時間還沒允許我們培養出良好的批評家來，今後只有在魯迅先生的指示之下，加倍努力，切實克服這些弱點而已。 這些弱點是什麼呢？大概一是淺，二是狹，三是沒有分寸。淺和狹是魯迅先生曾經具體地歸納出來的，他曾說：「以過去的經驗，我們的批評常流於標準太狹窄，看法太膚淺。」（《論現在我們的文學運動》，見《且介亭雜文末編》頁一三〇）他說這話的時候是在一九三六年的六月，也就是在他逝世的那一年，離死去的日子不過三四個月。這實在可以代表他對於中國批評界長期觀察的結果，也是最後的結論。他在這以前的對於中國批評界的診斷，大概都可歸到這兩個病根。 例如魯迅所謂「速斷的無產文學批評者」（《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見《二心集》頁三四），為什麼速斷呢？那就是因為淺，又如那但將辯護當作「清算」的批評家，「請文學坐在階級鬥爭的掩護之下，於是文學自己倒不必著力，因而於文學和鬥爭兩方面都少關係了」（同上，見《二心集》頁三一），這也是因為淺。淺就是了解得不透徹，把事情又看得太簡單。 再如「盡職於宣傳本團體的光榮和功績的批評家」，那就是由於狹。因為狹的結果，所以雖是志在改革的，可是在中途，「就在舊的堡壘之下紛紛自己扭打起來，扭得大家乏力了，這才放了手，因為不過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創是沒有的，僅僅喘著氣。一面喘著氣，一面各自以為勝利，唱著凱歌。舊堡壘上簡直無須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這些新的敵人自己所唱的喜劇就夠。他無聲，但他勝利了」（《我們要批評家》，見《二心集》頁五六）。行幫意識的作怪，放鬆了敵人，減弱了自己。狹之病，也不次於淺。 淺和狹之外，另一個毛病是沒有分寸。魯迅先生說：「我每當寫作，一律抹殺各種的批評。因為那時中國的創作界固然幼稚，批評界更幼稚，不是舉之上天，就是按之入地，倘將這些放在眼裡，就要自命不凡，或覺得非自殺不足以謝天下的。」（《我怎麼做起小說來》，《南腔北調集》頁一〇二）批評需要真，過褒過貶，都將失去真相。批評要和天秤一樣，好和壞，須恰如其分。捧殺和罵殺，都不足以談批評。 現在距魯迅先生說這些話的時候，自然又有了一些進步了，但淺、狹、沒有分寸，也還沒有完全削除。凡想到這些地方的時候，魯迅先生的話就依然是一個有益的針砭了。 三 我們要什麼樣的批評 魯迅先生對於當時的批評界的不滿，是到了這樣的地步，在他《答北斗雜誌社問》，關於創作要怎樣才會好的問題上，他將自己所經驗的瑣事一一臚列了時，竟有這樣一條：「不相信中國的所謂批評家的話。」可是他馬上接著說：「而看看可靠的外國批評家的評論。」（見《二心集》頁一六六）這正如魯迅在其他方面的立論一樣，他並非一味否定，卻也有他的積極的理想在。他輕視當時的中國批評家，同時卻也希望有好的批評之出現。我們現在就要進一步，看看他所希望的批評是什麼樣子呢？ 第一，批評是件工作，不是空論。就工作而論，批評的工作乃在針對作家的為人和思想，似乎藝術技巧在其次。這是我們從他那篇《我怎麼做起小說來》，說到介紹外國作品時，「也看文學史和批評，這是因為想知道作者的為人和思想，以便決定應否介紹給中國」（《南腔北調集》頁九八至九九），而可推知的。同時，我們看他又說：「批評必須壞處說壞，好處說好，才於作者有益」（同書，頁一〇二），那就是要有分寸，斤兩悉稱。 第二，批評家應該專業化，這就是他所謂「批評的專批評」（《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見《二心集》頁五二）。批評家是專家。專家應該有專家的本領。這種專家的本領應該像有著一舉刀便中腠理的解剖刀一樣，也像好的射擊手，子彈所擊，須是致命傷（參看《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二心集》頁三三）。怎樣才能有這樣的本領呢？那就是社會科學的知識。所以魯迅一再強調，我們需要「幾個堅實的、明白的、真懂得社會科學及其文藝理論的批評家」！ 第三，批評又不只是一種知識問題，而且關係態度。魯迅先生曾明確地指出，批評家的態度就是正確嚴肅。他在《五論「文人相輕」》中說：「假使有誰能起顛撲不滅的諢名的吧，那麼，他如作評論，一定也是嚴肅正確的批評家。」（《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一六五）過去的諢名，他只贊成「桐城謬種」「選學妖孽」「洋場惡少」「革命小販」，他說起得好，因為切帖。我們不要認為他是在開玩笑，諢名的中肯和分寸，確是批評精神的一種發揮。但我們在這裡注意的，並不在他論起諢名，而是注意那批評家上的四個字的形容：嚴肅正確。我們試拿這個標準看往日的批評工作，毛病實在都在不夠嚴肅正確上。例如成仿吾和錢杏邨，失之於不正確處少，失之於不嚴肅處多。嬉皮笑臉，固然不夠嚴肅，躁矜之氣也對嚴肅有損。恐怕今日之成仿吾，錢杏邨，再檢討自己的少作時，倘若躁平矜釋，也會自己不滿意了吧。反之，像梁實秋的論調，就是失之不嚴肅處少（我相信他當時也是很認真的），可是失之不正確處多，因為他沒有接受社會科學的解剖刀。嚴肅正確，的確是批評家的座右銘！ 第四，批評的精神在戰鬥。魯迅先生也十分承認批評的戰鬥性，而且強調著。既是戰鬥，就要敵友分明，不能模稜；既是戰鬥，就要勇猛，不能怯懦。魯迅先生是不贊成「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的市儈主義，他說：「一定得有明確的是非，有熱烈的好惡。假使被今年新出的『文人相輕』這一個模模糊糊的惡名所嚇昏，對於充風流的富兒，裝古雅的惡少，銷淫書的癟三，無不『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一律拱手低眉，不敢說或不屑說，那麼，這是怎樣的批評家或文人呢？——他先就非被『輕』不可的！」（《「文人相輕」》，見《且介亭雜文二集》頁八五）所謂超然派，所謂第三種人，實在就因為缺乏這種明辨是非的戰鬥性，所以為魯迅先生所痛惡。幫閒即幫凶的秘密也在這兒。戰鬥性的萎縮，就是投降，就是幫凶。魏金枝先生說了這樣的話，「倘然要講是非，也該去怪追奔逐北的好漢，我等小民，不任其咎」，也為魯迅先生所不滿，說：「明明是加入論戰中的了，卻又立刻肩出一面小民旗來，推得乾乾淨淨，連肋骨在那裡也找不到了。」（《三論「文人相輕」》，見《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一五四）這也是因為在戰鬥上有了退意的原故。既戰鬥，就一定戰鬥到底，非至敵人繳械不能罷休。再則為表現戰鬥，憎惡比愛好更重要，所以魯迅先生主張熱烈的憎。他說：「至於文人，則不但要以熱烈的憎，向『異己』者進攻，還得以熱烈的憎，向『死的說教者』抗戰。在現在這可憐的時代，能殺才能生，能憎才能愛，能生與愛，才能文。」（《七論「文人相輕」》，見《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一八六）這是魯迅先生對於現階段的文藝工作者的任務的指示，而批評家尤其應該接受這種指示。當然，我們要注意，魯迅先生不是一個形式邏輯的論客，他是純熟地在使用著辯證唯物論的觀點的，所以批評家的戰鬥任務，要依時間空間不同而變更他的內容和強度，如果不認清這一點，就不易領會他的正確性，而反陷入迷途了。然而批評之戰鬥的精神，卻是始終在著的！ 我們從以上整理的片斷中，不難見出魯迅先生心目中的批評的輪廓。我們不能不驚訝地感到，魯迅先生所提示的，不但正確，而且十分概括，也十分完全了。 四 批評的方法論 在批評方法上，魯迅先生也有不少可貴的提示。大概在根據上，要「能操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見《二心集》頁五三）。這是根本。在注意之點上，是「風氣和環境，加上作者的出身和生活」（《雜談小品文》，見《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一九七）。這比法國泰恩所提出的環境、氣候、種族的公式，以及德國舍洛所提出的遺傳、教育、體驗的三原則，還要切實。因為出身就是階層，風氣就是時代精神，在把握一個作家時是更應該注意的。 至於批評標準，魯迅先生的標準大抵是功利主義的，然而不是迂腐的市儈的人心道德之類。他這功利主義的內涵大概一是現實性，要叫人看了「血脈相通」，二是大眾性，所以他曾說「入俗之不易」（均見《全國木刻聯合展覽會專輯序》，《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一二一），雖論木刻，文藝亦然。既是血脈相通，也就是戰鬥的，為人民的。既是入俗，也就是和大眾不能脫節，要為大眾所理解，並化為大眾的生活之一部分。 以現實性和大眾性為標準，以一個作者的出身、生活、風氣、環境為分析的參考，而主要的是馬克思主義批評的槍法，這就是魯迅先生所提出的批評方法論的體系。 可是除此之外，我們卻又在魯迅先生的批評工作的實踐上，見出常有兩種方法在用。一是比較，一是看整個。魯迅先生常說：「比較是最好的事情」（《關於新文字》，見《且介亭雜文》頁一五五），「比較是醫治受騙的好法子」（《隨便翻翻》，見《且介亭雜文》頁一三三），魯迅自己就是常用比較法的。他用比較法，發現同是一首淮南王歌，在《前漢紀》上的是「一尺布，暖童童；一斗粟，飽蓬蓬。兄弟二人不相容」。比《漢書》上的「一尺布，尚可縫；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就更近於本來面目（《門外文談》，見《且介亭雜文》頁九〇）。我們藉此才知道古書上的白話實在要打折扣。可是不用比較，我們就很容易以為古代的民歌就恰如《漢書》上的記載了。他又用比較法，見出同是一部洪邁的《容齋隨筆》，影宋刊本和明活字本，就和清刻本十分不同。看了那些不同，才知道「清朝不唯自掩其兇殘，還要替金人來掩飾他們的兇殘」（《病後雜談之餘》，見《且介亭雜文》頁一八〇）。就是魯迅自己的雜文，倘若我們把那官方所刪改的和原文一對照比較，也就立刻明白支配階級是怎樣的面目，比空洞的社會科學理論給人領悟處多多了。比較確是一個好法子！ 魯迅又常用的一個法子是看整個。他曾說：「倘要論文，最好是顧及全篇，並且顧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處的社會狀態，這才較為確鑿。」（《題未定草》，見《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二一一）魯迅對於中國過去的作家的論斷，常能十分深刻，就是從整個看。例如那篇有名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關於阮籍嵇康就得了和一般人單單從詩集中所見到的兩人的行徑十分不同，他的結論有這樣的話：「批評一個人的言行實在難，社會上對兒子不像父親，稱為不肖，以為是壞事，殊不知世上正有不願意他的兒子像自己的父親哩。試看阮籍嵇康就是如此。這是因為他們生於亂世，不得已，才有這樣的行為，並非他們的本態。但又於此可見魏晉的破壞禮教者，實在是相信禮教到固執之極的。」（《而已集》頁一二〇）因為從整個看，他又見出蔡邕是一個有血性的人（《題未定草》，《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二〇〇），那是根據蔡邕的《述行賦》，而不是只看那些碑文而云然；他見出小品文作家張岱也未嘗只是標榜超然，而依然有「詞嚴義正」的論調（同上書，頁二一六）；就是袁中郎，魯迅卻也發見他「正是一個關心世道，佩服方巾氣人物的人，贊《金瓶梅》，作小品文，並不是他的全部」（《招貼即扯》，《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一八）了。從整個看，才能公平，才能立見底蘊。 魯迅先生所指出的這些方法以及示範的例子，都讓我們受惠無窮！ 五 批評工作的實踐 我始終認為批評是種工作，而不是空論。世界上決沒有不作批評工作而可稱為批評家的。作為批評家的魯迅先生，有他在批評上的實踐。 以整理中國的文學遺產論，他的《漢文學史綱要》，《中國小說史略》，其中都有精到的批評見解。 以中國現代的新文藝論，他的《〈中國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序》《上海文藝之一瞥》《對於左翼作家聯盟的意見》等文，都是重要的批評文獻。他所寫的幾個青年作家的集子的序文，也都是好的批評文字。 以介紹和編訂論，他所譯的《藝術論》《文藝與批評》《文藝政策》《苦悶的象徵》《壁下譯叢》，他所編的《海上述林》上卷，這都是開拓中國批評家的眼界的重要食糧。 這些業績，都不能算小！ 現在只提出他對於中國整個文學史的一點評論作為代表吧。他的眼光可算把中國文學史穿透了，他說「幫閒的盛世是幫忙，到末代就只剩了扯淡」，他甚而說《離騷》，卻也「只是不得幫忙的不平」（《從幫忙到扯淡》，《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一二七），他真不為一般的成見所囿！他是敢於下解剖刀，又中著要害的！可是他也並非單從消極立論，他說「自己放出眼光看過較多的作品，就知道歷來的偉大的作者，是沒有一個渾身是靜穆的」（《題未定草》，《且介亭雜文二集》頁二一一），這可以說是一個鐵則。像這樣的發現，才是有血色的批評，而不是蒼白的形式主義！ 六 戰鬥的批評精神 批評家之所以為批評家，在他的批評精神，批評精神的核心是戰鬥，魯迅先生夠這個資格！ 魯迅先生一生的業績都可證明這一點。 魯迅先生最不妥協，他說，「只有明明暗暗，吸血吃肉的兇手或其幫閒們，這才贈人以『犯而勿校』或『勿念舊惡』的格言，——我到今年，也愈加看透了這些人面東西的秘密」（《女吊》，《且介亭雜文末編》頁一六四）。 在魯迅最後要結束自己的生命時，戰鬥精神並沒有衰歇，他曾說：「歐洲人臨死時，往往有一種儀式，是請人寬恕，自己也寬恕了別人。我的怨敵可謂多矣，倘有新式的人問起我來，怎麼回答呢？我想了一想，決定的是：讓他們怨恨去，我也一個都不寬恕。」（《死》，《且介亭雜文末編》頁一五六）戰鬥到底！ 他戰鬥，而是現實性的戰鬥。所以他最反對「逸氣」！ 三十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初稿寫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