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批判 · 《熱風》以前之魯迅 ——魯迅批判之七

一 一九一八年，是魯迅在思想鬥爭上最重要的一年，從這一年為始，他的雜感《熱風》起了頭，他的文藝創作《吶喊》以《狂人日記》作了一發而不可遏的開端；他之使用白話文字，自此始；他之獻身於新文化運動，作一個最忠實最勇猛的戰士，也自此始。這時他三十七歲了，一直到現在他已有了十七年的奮鬥生活，在此中當然頗有許多起伏，變化，進取和退縮可說的，可是這是次一章的文字的內容了，現在要說的卻不是這。 現在卻是要看一看在一九一八年以前的魯迅的思想之輪廓，為的是使我們好知道他此後的態度並不是偶然的，乃是有一個一貫的線索。 二 就我們現在所有的材料論，實在很不充分。 在一九二七年，魯迅個人印行了一本《墳》，其中收存了四篇在一九一八年以前的作品。今年（一九三五年）別人為魯迅編了一本《集外集》，其中只有兩篇文字是在一九一八年以前的，而且一篇是科學的譯文，所以有用的就只有一篇了。 在《集外集》中餘下的一篇是《斯巴達之魂》，看光景也是譯文，文字是拙劣的，時候是一九〇三年，大概是魯迅在仙台醫學專門學校的時代所譯的，不過倘若這篇多少有點意義的話，則是代表了魯迅早期的一點愛國熱，不然不會選了這種東西來譯。 《墳》中的四篇，是《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都作於一九〇七年，這時魯迅二十六歲了，我卻認為乃是較可以代表魯迅青年時代的思想之面目的。 我在不少的地方說過，魯迅的思想的中心是生物學的人生觀，這點歷久不變的人生觀，在這時也已經形成。《人之歷史》一文，是詮釋德國生物學家黑克耳（E.Haeckel）的一元哲學的，不用說是代表了他的嚮往了，即在這時其他的文章中，也屢屢流露： 吾中國愛智之士，獨不與西方同，心神所注，遼遠在於唐虞，或逕入古初，游於人獸雜居之世；謂其時萬禍不作，人安其天，不如斯世之惡濁阽危，無以生活。其說照之人類進化史實，事正背馳。蓋古民曼衍播遷，其為爭抗劬勞，縱不厲於今，而視今必無所減；特歷時既永，史乘無存，汗跡血腥，泥滅都盡，則追而思之，似其時為至足樂耳。儻使置身當時，與古民同其憂患，則頹唐㤞傺，復遠念盤古未生，斧鑿未經之世，又事之所必有者已。故作此念者，為無希望，為無上征，為無努力，較以西方思理，猶水火然；非自殺以從古人，將終其身更無可希冀經營，致人我於所儀之主的，束手浩嘆，神質同隳焉而已。（《墳》，頁六一） 生物學的進化論的人生觀，給他以立論的基礎。我們可以看出資本主義的文化的前鋒，已經在中國的思想界，表演了序幕了，魯迅，像其他這時代的知識分子梁任公，嚴幾道似的，是作了這序幕中不可缺的一員了。 同時，魯迅所崇拜的人物便是尼采，和擺倫。他在文學中屢屢提起尼采，他對尼采之反抗十九世紀的物質文明，也極為稱讚： ……明者微睇，察逾眾凡，大士哲人，乃蚤識其弊而生憤嘆，此十九世紀末葉思潮之所以變矣。德人尼佉（F.Nietzsche）氏，則假察羅圖斯德羅（Zarathustra）之言曰，吾行太遠，孑然失其侶，返而觀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國矣，斑斕之社會矣。特其為社會也，無確固之崇信；眾庶之於知識也，無作始之性質。邦國如是，奚能淹留？吾見放於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獨苗裔耳。此其深思遐矚，見近世文明之偽與偏，又無望於今之人，不得已而念來葉者也。（頁四一） 關於擺倫，他尤其傾倒： 吾今為案其為作思維，索詩人一生之內閟，則所遇常抗，所向必動，貴力而尚強，尊己而好戰，……故其平生，如狂濤，如厲風，舉一切偽飾陋習，悉與蕩滌，瞻顧前後，素所不知，精神鬱勃，莫可制抑，力戰而斃，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敵，戰則不止。而復率真行誠，無所諱掩，謂世之毀譽褒貶是非善惡，皆緣習俗而非誠，因悉措而不理也。……裴倫善抗，性又率真，夫自不可以默矣，故托凱因而言曰，惡魔者，說真理者也。遂不恤與人群敵。世之貴道德者，又即以此交非之。遏克曼亦嘗問瞿提以裴倫之文，有無教訓。瞿提對曰：裴倫之剛毅雄大，教訓即函其中，苟能知之，斯獲教訓。若夫純潔之雲，吾人何問焉。蓋知偉人者，亦唯偉人焉而已。裴倫亦嘗評朋思（R.Burns）曰，斯人也，心情反張，柔而剛，疏而密，精神而質，高尚而卑，有神聖者焉，有不淨者焉，互和合也。裴倫亦然，自尊而憐人之為奴，制人而援人之獨立，無懼於狂濤而大儆於乘馬，好戰崇力，遇敵無所寬假，而於纍囚之苦，有同情焉。意者摩羅為性，有如此乎？且此亦不獨摩羅為然，凡為偉人，大率如是。（頁八三，八四） 這種思想是中國人至今不能理解或熟悉的，這是西洋人的思想的特色。歌德在《浮士德》里謂人有兩種力，一向上，一向下，托爾斯泰在《復活》里說明人可以犯罪，但同時可以懺悔，這都是了解的真真正正的人類的話。也唯獨天才能充分作一個這樣具體的代表者！拜倫就恰是如此而已。魯迅也正仿佛似之。所有魯迅那種反抗的精神，不惜與群愚戰，與虛偽的社會戰，與古老的文明戰，正恰恰像這裡形容了的擺倫。 生物學，尼采，擺倫，是魯迅思想的淵源。魯迅此後奮戰的動力和規模，是在這裡立下了端倪了。 三 他這時候的思想，可以說是一種濃重的浪漫思想。他並不重堅甲利兵，他卻是抑物質而重精神，他也並不提倡民權，或者讚揚大眾，他卻推崇個人。「五四」運動時的賽先生（科學）和德先生（民主）正是他所攻擊的，不過他之攻擊二者並不是代表封建文化的保守，恰恰相反，他之攻擊，乃是代表了養育於資本主義下的文化的別一面目。這時他所主張的，不唯不是落伍，反而是太新了，太早了，他這時作《文化偏至論》，是介紹歐洲正流行著的最新思潮的，他的認識是： 然則十九世紀末思想之為變也，其原安在，其實若何，其力之及於將來也又奚若？曰言其本質，即以矯十九世紀文明而起者耳。蓋五十年來，人智彌進，漸乃反觀前此，得其通弊，察其黯暗，於是浡焉興作，會為大潮，以反動破壞充其精神，以獲新生為其希望，專向舊有之文明，而加之掊擊掃蕩焉。（頁四一） 這時他對於國內的文化界，認為： 夫方賤古尊新，而所得既非新，又至偏而至偽，且復橫決，浩乎難收，則一國之悲哀亦大矣。（頁四二） 所以他作這篇文章： 今為此篇，非雲已盡西方最近思想之全，亦不為中國將來立則，唯疾其已甚，施之抨彈，猶神思新宗之意焉耳。故所述止於二事，曰非物質，曰重個人。（頁四二） 他攻擊物質文明的話有： 遞夫十九世紀後葉，而其弊果益昭，諸凡事物，無不質化，靈明日以虧蝕，旨趣流於平庸，人唯客觀之物質世界是趨，而主觀之內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內，取其質，遺其神，林林眾生，物慾來蔽，社會憔悴，進步以停，於是一切詐偽罪惡，蔑弗乘之而萌，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十九世紀文明一面之通弊，蓋如此矣。（頁四七） 重要理由，可說在於：「使性靈之光，愈益就於黯淡」。他重個人的論調，則一轉而崇拜天才，他先介紹叔本華： 至叔本華，則自既以兀傲剛愎有名，言行奇觝，為世希有；又見夫盲瞽鄙倍之眾，充塞兩間，乃視之與至劣之動物等，愈益主我揚己而尊天才也。（頁四四） 這是他最同情的。因此，他最致慨於天才的受壓迫： 窘戮天才，殆人群恆狀，滔滔皆是，寧止英倫。中國漢晉以來，凡負文名者，多受謗毀，劉彥和為之辯曰，「人稟五才，修短殊用，自非上哲，難以求備，然將相以位隆特達，文士以職卑多誚，此江河所以勝涌，涓流所以寸析者。」東方惡習，盡此數言。（頁七五） 重個人，崇天才，其必然的結論，是反對民治。魯迅在這時也是的： 是非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果不誠；政事不可公於眾，公之則治不郅。唯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則在英哲。嗟夫，彼持無政府主義者，其顛覆滿盈，剷除階級，亦已至矣，則建說創業諸雄，大都以導師自命。夫一導眾從，智愚之別即在斯。（頁四六） 他的總判斷是： 今敢問號稱志士者曰：將以富有為文明歟？則猶太遺黎，性長居積，歐人之善賈者，莫與倫比，然其民之遭遇何如矣？將以路礦為文明歟？則五十年來美澳二洲，莫不興鐵路礦事，顧此二洲土著之文化何如矣。將以眾治為文明歟？則西班牙葡萄牙二國，立憲且久，顧其國之情狀又何如矣？若曰唯物質為文化之基也，則列機括，陳糧食，遂足以雄長天下歟？曰唯多數得是非之正也，則以一人與眾處，其亦將木居而茅食歟？此雖婦豎，必否之矣。然歐美之強，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則其根柢在人，而此特現象之末，本原深而難見，榮華昭而易識也。（頁五二） 我在《宏保耳特逝世百年紀念》一文中說過，浪漫主義的特色是重在人的，重在情志的（也就是精神的），並且重在個性的。現在魯迅一則說「其根柢在人」，再則說「非物質」，三則說「重個人」，所以我說他是帶一種濃重的浪漫思想。推崇天才，不信任群愚，這也恰恰是浪漫思想下的見地。我在《論人類命運之二重性和文藝思潮上兩大巨流之考察》一文里說過。 在人們生活好的時候，思想，文藝是浪漫的，生活壞的時候，人們的思想，文藝，就表現為寫實的。我們看，「五四」以後的文藝，無論創作或理論，大部分是寫實的了，其中的魯迅也沒作了例外，原故很簡單，然因為中國所受的壓迫漸漸增大起來，一般人的生活，是愈益陷於艱苦了，生存還不一定保得住，哪裡有理想？哪裡有情志的，精神的活動？哪裡有個性的尊重？哪裡有人的價值的肯定和提高？所以不容有浪漫思想。在一九〇七年，情勢沒有這麼顯，魯迅個人，也在青年時代，所以有浪漫的傾向，倒是當然的。 倘若照了我的意見，我以為人總是在生活好了的時候，所有的態度是健康的，對的。所以我不以為重人，重精神，重個性是錯的，換言之，我覺得浪漫主義是正常的。譬如吃飯，在有了飯吃的人，當然要吃好飯，沒有飯吃的人，卻只好急不暇擇。自然，我們不能責難那急不暇擇者之不道德，然而，恐怕只有要「吃好飯」，這才是人類真正的味覺。人們的幸福，也只有在這點「求好」的理想上，才可以增進。因此，我是寧贊成浪漫主義的。即在我們以表現寫實主義為必然現象的時代，我認為對於浪漫主義的價值的認識也是在所急需。 不過，養育於資本主義社會下的浪漫主義並不是全然無缺的。倘若因為重在人的緣故，而棄置了對於大自然的利用，這無疑是墮落，倘若因為重在人的情志，精神的緣故，而忽略了理智的發展，這無疑是頹廢，倘若因為重在個性的緣故，而只允許了一部分的人的自由，同時卻把多數人的自由給剝奪，這無疑是暴橫，所有這些，統統可說是弊端。魯迅這時的思想，卻是很容易走入這一途的。 殊不知重在人的價值，並不一定放棄了大自然，反而更應該善利用之；重在情志，精神，也並不一定不顧理智，反倒是更應該以理智為導引，把情志，精神發揮到效能更大的目標上去；重個性，尤其不應當把人類劃分了尊卑，卻是當認定那些才智沒得到健全的發育的人們為不幸，而思予以方便，予以機會，而解放之，培養之，一定可以因此更光明起來。這種浪漫主義沒有毛病！話說到魯迅，他那時是未必知道蒙了浪漫主義的色彩的，所以也更不會分辨到這地步。 四 從看重精神出發，魯迅看重了文藝的價值。他說： 蓋使舉世唯知識之崇，人生必大歸於枯寂，如是既久，則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謂科學，亦同趣於無有矣。故人群所當希冀要求者，不唯牛頓已也，亦希詩人如莎士比亞；不唯波以耳，亦希畫師如拉菲爾；既有康德，亦必有樂人斐多汶，既有達爾文，亦必有文人如喀萊耳。凡此皆所以致人性於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見今日之文明者也。嗟夫，彼人文史實之所垂示，固如是已。（頁三一） 這是見之於《科學史教篇》一文的，所以說「史實之所垂示」，這論調恰恰像十八世紀德意志的浪漫主義者的論調：重人們審美上的訓練和教養。文藝的功用不是直接的，他這時也深為了解： 嚴冬永留，春氣不至，生其軀殼，死其精魂，其人雖生，而人生之道失。文章不用之用，其在斯乎？（頁六八） 他對於文藝的價值和作用，可說認識極為清楚。據他的《自敘傳略》，在日俄戰爭時，他偶然在電影上看見一個中國人因做偵探而將被斬，因此又覺得在中國還應該先提倡新文藝。查日俄之戰起於一九〇三，他這幾篇文章，又作於一九〇七，所以正恰恰是提倡新文藝的時候了。 他這時一心要作精神界的戰士： 夫中國之立於亞洲也，文明先進，四鄰莫之與倫，蹇視高步，因益為特別之發達；及彫今日雖肜苓，而猶與西歐對立，此其幸也。顧使往昔以來，不事閉關，能與世界大勢相接，思想為作，日趣於新，則今日方卓立宇內，無所愧遜於他邦，榮光儼然，可無蒼黃變革之事，又從可知爾。故一為相度其位置，稽考其邂逅，則震旦為國，得失滋不雲微。得者以文化不受影響於異邦，自具特異之光彩，近雖中衰，亦世希有。失者則以孤立自是，不遇校讎，終至墮落而乏實利，為時既久，精神淪亡，逮蒙新力一擊，即砉然冰泮，莫有起而與之抗。加以舊染既深，輒以習慣之目光，觀察一切，凡所然否，謬解為多，此所以呼維新既二十年，而新聲迄不起於中國也。夫如是，則精神界之戰士貴矣。（頁一〇九—一一〇） 後來魯迅所大聲疾呼的思想革命，正是這時就已要求了的精神界之戰士的職守。他這時也已經和時代潮流相抵了： 故震他國之強大，栗然自危，興業振兵之說，日騰於口者，外狀固若或然覺矣，按其實則僅眩於當前之物，而未得其真諦。（頁二八） 夫中國在昔，本尚物質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澤，日以殄絕，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輇才小慧之徒，則又號招張皇，重殺之以物質而囿之以多數，個人之性，剝奪無餘。往者為本體自發之偏枯，今則獲以交通傳來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國之沉淪遂以益速矣。烏乎，眷念方來，亦已焉哉。（頁五三） 用「烏乎」，用「亦已焉哉」，戰法當然和後來不同了，然而這已經明確在「戰」。他又攻擊國民的一般弱點： 故推而論之，敗拿破崙者，不為國家，不為皇帝，不為兵刃，國民而已。國民皆詩，亦皆詩人之具，而德卒以不亡。此豈篤守功利，擯斥詩歌，或抱異域之朽兵敗甲，冀自衛其衣食室家者，意料之所能至哉？ 這種借文藝為武器，要獻身於思想革命的宿願，後來可說是完全見之實際了。作一個「精神界之戰士」，是《熱風》以前的魯迅所準備著，又曾躍躍欲試著的。 二十四年七月十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