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批判 · 魯迅創作中表現之人生觀 ——魯迅批判之五

一 倘若我們試一留神的話，將見魯迅的小說的結局差不多有一個共同點，這個共同點就是往往關於死。阿Q不用說了，是在「耳朵里嗡的一聲」里，「團圓」了；孔乙己是「我到現在終於沒有見——大約孔乙己的確死了」；《藥》里瑜兒死了，雖然墳上憑空有了花圈；小栓吃了人血饅頭，也終於死；《明天》里單四嫂子的寶兒「也的確不能再見了」，結局竟是那麼寂靜而且悽厲，「只有那暗夜為想變成明天，卻仍在這寂靜里奔波；另有幾條狗，也躲在暗地裡嗚嗚的叫」；《白光》里縣考失敗的陳士誠，金子似乎沒掘到，也終於在萬流湖裡成了浮屍，「十個指甲里滿嵌著河底泥」，因為他曾在水底里掙命；《祝福》里祥林嫂先是阿毛被狼吃了，結局她在全魯鎮祝福的空氣中，卻也在奚落和辱笑里死掉了；《示眾》當然是一個囚徒的被殺；《孤獨者》里的魏連殳，也是「以送殮始，以送殮終」；《傷逝》里子君，不用說，又是「你那，什麼呢，你的朋友罷，子君，你可知道，她死了」；就是在兩篇只是散文的東西里，也依然是弱小生命的夭亡，《兔和貓》，死的是小兔，《鴨的喜劇》，死的是些小蝌蚪；——所有這一切不是偶然的，乃是代表著魯迅一個思想的中心，在他幾經轉變中的一個不變的所在，或者更可以說，是他自我發展中的背後的唯一動力，這是什麼呢？以我看就是他的生物學的人生觀：人得要生存。 二 他的一切奮鬥，一切抗戰，一切同情，都似乎出發自這個思想中心。 他攻擊舊禮教，他攻擊封建的傳統文化，為是「吃人」。換言之，就是為它反生存。以和舊的毒害的搏鬥論，他確乎是戰士。用文藝的形式，而開始其戰績的，似乎就是現在弁首於《吶喊》這集子的《狂人日記》，他明明白白地是站在生物學的觀點來說教！ 我只有幾句話，可是說不出來。大哥，大約當初野蠻的人，都吃過一點人。後來因為心思不同，有的不吃人了，一味要好，便變了人，變了真的人。有的卻還吃，——也同蟲子一樣，有的變了魚鳥猴子，一直變到人。有的不要好，至今還是蟲子。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慚愧。怕比蟲子的慚愧猴子，還差得很遠很遠。（《吶喊》，頁一五） 我偏要對這夥人說，「你們可以改了，從真心改起，要曉得將來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你們要不改，自己也會吃盡。即使生得多，也會給真的人除滅了，同獵人打完狼子一樣！——同蟲子一樣！」（《吶喊》，頁一七） 這骨子是進化論。以這為出發，他的戰法就采一種掃射的了，在吃人的社會中，歷史是吃人的紀錄，道德是吃人的藉口，醫藥和政治，不過是吃人的護符和圈套。 這時他開始攻擊這養育於吃人的社會中的國民性：殘忍，卑怯，模糊，以及那掩過飾非的狡猾的世故。「他們這群人，又想吃人，又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接下手」，這是他頂咒恨的。「獅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此後便成了魯迅慣常的用語了。 在積久的重壓之下，志士的憤慨，大概誰也可以想像得出的。然而倘如我們攻擊的是刀槍，倒也罷了，因為無論如何，勝負總有個分曉。甚而倘若我們攻擊的是水，是火，縱然失敗，也還壯烈。獨獨倘若我們的敵人有而若無，是棉花，是皮球，是腐土，並不和你對陣，不過有的是彈力或韌性，這就使你最為沮喪了： 「對麼？」 「這等事問他什麼。你真會……說笑話。……今天天氣很好。」 天氣是好，月色也很亮了。可是我要問你，「對麼？」 他不以為然了，含含胡胡的答道，「不……」 「不對？他們何以竟吃？！」 「沒有的事……」 「沒有的事？狼子村現吃；還有書上都寫著，通紅斬新！」 他便變了臉，鐵一般青。睜著眼說，「有許有的，這是從來如此……」 「從來如此，便對麼？」 「我不同你講這些道理；總之你不該說，你說便是你錯！」 我直跳起來，張開眼，這人便不見了。（《吶喊》，頁一三） 就這一端，能不令人感到寂寞麼？先不用說夥伴們的單薄。「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悲哀，是智者的悲哀呢，還是仁者的悲哀？我想恐怕倒是後者的。 魯迅以他的極大的同情，而領略著這些可詛咒的殘忍，卑怯，模糊，狡猾者的靈魂的深處。 三 然而，《狂人日記》是作於一九一八年的四月的，過了七年，就是一九二五年的三月，他創作了《長明燈》，愚妄的人們對於改革者的迫害卻並沒有兩樣。 這時，不用說，魯迅在憐憫與咒恨的交織之中，是更陷於悲觀了。然而這卻是無可責難的，因為文藝要求真，無病呻吟固然要不得，有病而不呻吟，也是無需的。 反而，在真的文藝之中，我們可以給改革者以勇氣和安慰，雖然這不一定是一篇文藝在執筆時所企求的。 愚妄的人們對改革者是玩弄的，他們不惜用種種方法，擋了改革者的眼，以維持舊局。《長明燈》無疑是有種象徵的意味在，這就是中國的精神文明，為魯迅所久已攻擊著的。改革者要吹熄它，愚妄的人們的辦法，卻先是把明燈用厚棉被一圍，圍得漆黑了，再領他去看，看不是吹熄了麼！這樣就似乎彼此相安下去，直到現在對中國古文明所要以被圍之的恐怕也還數不在少。因此我們知道要維持舊局，走上死路的人，頭腦倒不是簡單的，然而總用之於阻遏改革的方面。同時，也頗勇猛，例如闊亭說：「去年，連各莊就打死一個！這種子孫。大家一口咬定，就是同時同刻，大家一齊動手，分不出打第一下的是誰，後來什麼事也沒有。」自然，這種勇猛是專施向弱者的，而且終有所怕，所以我們終不能不仍稱之為殘忍中的卑怯。 《長明燈》的改革者到底因為祖父捏過印把子，所以沒受到這種待遇，卻是被關起來，又因為誰對於地方也是不肯借用的，結果就關在廟裡。這就真真正正沒有事了，這便只有改革者的口號被孩子編入兒歌里，唱耍去了。 這裡是改革者的迫害和稚小者的可憐：七年前的狂人，現在還是被人稱為瘋子，受的待遇也還是幽囚，七年前所要救救的孩子，現在卻還是沒救得著。 魯迅在七年前的感慨：「假如一間鐵屋子，是絕無窗戶而萬難破毀的，裡面有許多熟睡的人們，不久都要悶死了，然而是昏睡入死滅，並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現在你大嚷起來，驚起了較為清醒的幾個人，使這不幸的少數者來受無可挽救的臨終的苦處，你倒以為對得起他們麼？」現在依然是可用於作《長明燈》時的心情的。魯迅的中心思想是生存，所以他為大多數的就死而焦灼。他的心太切了，他又很銳敏地看到和事實相去之遠，他能不感到寂寞麼？ 在寂寞里一種不忘求生的呼求和嘆息，這就是他的文藝製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