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批判 · 五 總結：詩人和戰士的魯迅，魯迅之本質及其批評

一 魯迅在許多機會是被稱為一個思想家了，其實他不夠一個思想家，因為他沒有一個思想家所應有的清晰以及在理論上建設的能力；又有許多機會，魯迅被稱為一個雜感家，但這也仍不能算對的，因為對魯迅並不能以雜感家來概括。 倘若詩人的意義，是指在從事於文藝者之性格上偏於主觀的，情緒的，而離庸常人所應付的實生活相遠的話，則無疑地，魯迅在文藝上乃是一個詩人；至於在思想上，他卻止於是一個戰士。 二 我說魯迅是一個詩人，卻絲毫沒有把他派作是吟風弄月的雅士的意思，因為，他在靈魂的深處，是沒有那麼消閒，沒有那麼優美，也沒有那麼從容；他所有的，乃是一種強烈的情感，和一種粗暴的力。 魯迅徹頭徹尾是在情緒里，R.M.Bartlett在他的《新中國的思想領袖》里說魯迅的作品很像朵斯退益夫斯基和高爾基的文藝，「極富於同情人和熱烈的情緒」（原文載美國的Current History一九二七年十號，由石民譯出，見《當代》一卷一期），錢杏邨在一九三〇年二月《拓荒者》上作的《魯迅》一文里，也說魯迅於《阿Q正傳》中，對舊勢力之一一加以諷笑，是「含」了「淚」，這兩人的看法我認為都是對的。 魯迅的情緒，是濃烈到如此的地步了，甚而使他不能寧帖起來，景宋有批評他的話，說他： 性情太特別，一有所憎，即刻不能耐，坐立不安。 ——《兩地書》，頁一六四 又說他： 對於一些人過於深惡痛絕，簡直不願在一地呼吸，而對有些人又期望太殷。不惜赴湯蹈火，一旦覺得不副所望，便悲哀起來了。 同，頁一六五 因為這樣的緣故，他是不能夠在心情上輕鬆的，所以他才有「目前是這麼離奇，心裡是這末蕪雜」的自白（《朝花夕拾》，小引頁一）。 從這裡，我忽然想到魯迅是一個頗不能鑑賞美的人。——雖然他自己卻可創作出美的文藝，供別人鑑賞的。因為，審美的領域，是在一種綽有餘裕，又不太迫切，貼近的心情下才能存在，然而這卻正是魯迅所缺少的。創作時不同一點，自然，魯迅依然是持有豐盛強烈的情感的，可是因為太豐盛而強烈了，倒似乎在那時可以別著一口氣，反而更有去冷冷地刻畫一番的能力，這樣，在似乎殘忍而且快意的外衣下，那熱烈的同情是含蘊於其中了，於是未始不可以成了審美的對象。逢到他自己去賞鑒，卻是另一回事了。他自己說：「對於自然美，自恨苦無敏感，所以即使恭逢良辰美景，也不甚感動」（《華蓋集續編》，頁二二一），所以，我方才說的，我們不能派他作吟風弄月的雅士者，這意思自然一方面是他不屑，然而在另一方面卻是他也有所不能。 他是枯燥的，他討厭梅蘭芳的戲片子（《兩地書》，頁八九），他不喜歡徐志摩那樣的詩（《集外集》，序言頁三），這都代表他的個性的一個共同點。 他曾說：「只要一叫而人們大抵震悚的怪異的真的惡聲在那裡」（《集外集》，頁四六）。這是他要求的。他曾說：「生命的泥委棄在地面上，不生喬木，只生野草，……野草，根本不深，花葉不美」（《野草》，題辭頁一），這是他自知的。 藝術之中，不錯，他也有所稱讚的，但卻就只限於「力的表現」的木刻；魯迅對於優美的，帶有女性的意味的藝術卻不太熱心的。一如他在思想上之並不圓通一樣，在美的鑑賞上並不能兼容。 強烈的情感，和粗暴的力，才是魯迅所有的。 三 魯迅在性格上是內傾的，他不善於如通常人之處理生活。他寧願孤獨，而不歡喜「群」。 景宋說他「是愛怕羞的」，又告訴我們，「他自以為不會做事」（《魯迅在廣東》，頁五二，五三），我想這是他的真面目。 在一般人所認為極容易的事，在他就不能，也不耐了：他在廈門時的聽差和吃飯問題吧： 關於我所用的聽差的事，說起來話長了。初來時確是好的，現在也許還不壞，但自從伏園要他的朋友給大家包飯之後，他就忙得很，不大見面。後來他的朋友因為有幾個人不大肯付錢（這是據聽差說的），一怒而去，幾個人就算了，而還有幾人卻要他接辦。此事由伏園開端，我也沒法禁止，也無從一一去接洽，勸他們另尋別人。現在這聽差是忙，錢不夠，我的飯錢和他自己的工錢，都已豫支一月以上，又伏園臨走宣言：自己不在時仍付飯錢。然而只是一句話，現在這一筆帳也在向我索取。 ——《兩地書》，頁一四七 結果呢，他說：「我本來不善於管這些瑣事，所以常常弄得頭昏眼花。」之後，菜又不好吃了，伏園自己還可以作一點湯，他卻只會燒白開水，什麼菜也不會做。（《兩地書》，頁一七九） 我們見不少為魯迅作的訪問記都說，他的衣飾是質樸的，並不講究，這一方面當然是根於他的並不愛美的天性，另一方面卻也表現他不善於注意生活上的小節了。在這種地方，我們不難想像倘若是一個精明強幹，長於任事的人，是如何重視著的，於此便也可以見一個好對照。 魯迅自己說：「我一生的失計，即在向來不為自己生活打算。」（《兩地書》，頁一七五）所謂不修邊幅，不講究衣飾，正是這一方面的小小的透露。 他常是對環境加以憤恨，他討厭一般人的「語言無味」，他慨然於天下淺薄者之多（《兩地書》，頁八九），他甚而只願意獨自躲在房裡看書（《兩地書》，頁一一七），他處處有對「群」的惡感。他形容廈門大學： 我新近想到了一句話，可以形容這學校的，是「硬將一排洋房，擺在荒島的海邊上」。然而雖是這樣的地方，人物卻各式俱有，正如一滴水，用顯微鏡看，也是一個大世界，其中有一般「妾婦」們，上面已經說過了。還有希望得愛，以九元一盒的糖果恭送女教員的老外國教授！有和著名的美人結婚，三月復離的青年教授；有以異性為玩藝兒，每年一定和一個人往來，先引之而終拒之的密斯先生；有打聽糖果所在，群往吃之的無恥之徒……。 ——《兩地書》，頁一三一 他的結論是：「世事大概差不多，地的繁華和荒僻，人的多少，都沒有多大關係。」他之極端憎惡態度，是溢於言表了。 他和群愚是立於一種不能相安的地步，所以他說，「我在群集裡面，是向來坐不久的」（《兩地書》，頁一八），所以他說：「離開了那些無聊人，亦不必一同吃飯，聽些無聊話了，這就很舒服」（《兩地書》，頁九六）。在應酬方面，他是寧使其少，而不使其多，甚而加以拒絕。關於這，景宋當然知道得最清楚（《兩地書》，頁一六三），林語堂卻也有同樣的記載，以為：「常常辭謝宴會的邀請」，已是「他的習慣」（見其用英文寫在《中國評論周報》上的《魯迅》一文）。 這種不愛「群」，而愛孤獨，不喜事，而喜馳騁于思索情緒的生活，就是我們所謂「內傾」的。在這裡，可說發現了魯迅第一個不能寫長篇小說的根由了，並且說明了為什麼他只有農村的描寫成功，而寫到都市就失敗的原故。這是因為，寫小說得客觀些，得各樣的社會打進去，又非取一個冷然的觀照的態度不行。長於寫小說的人，往往在社會上是十分活動，十分適應，十分圓通的人，雖然他內心裡須仍有一種倔強的哀感在。魯迅不然，用我們用過的說法，他對於人生，是太迫切，太貼近了，他沒有那麼從容，他一不耐，就憤然而去了，或者躲起來，這都不便利於一個人寫小說，宴會就加以拒絕，群集裡就坐不久，這尤其不是小說家的風度。 然而他寫農村是好的，這是因為那是他早年的印象了，他心情上還沒至於這末厭憎環境。所以他可以有所體驗，而渲染到紙上。此後他的性格，卻慢慢定形了，所以雖生長在都市，卻沒有體會到都市，因而他沒有寫都市人生活的滿意的作品。一旦他的農村的體驗寫完了，他就已經沒有什麼可寫，所以他在一九二五年以後，便幾乎沒有創作了。 在當代的文人中，恐怕再沒有魯迅那樣留心各種報紙的了吧，這是從他的雜感中可以看得出的，倘若我們想到這是不能在實生活里體驗，因而不得不採取的一種的補償時，就可見是多麼自然的事了！ 就在這種意味上，所以我願意確定魯迅是詩人，主觀而抒情的詩人，卻並不是客觀的多方面的小說家。 四 許多人以為魯迅世故，甚而稱之為「世故的老人」，叫我看，魯迅卻是最不世故了；不錯，他是常談世故的，然而這恰恰代表出他之不世故來。因為，世故慣了的人，就以為沒有什麼新奇可說了，而把世故運用巧的人，也就以為世故是不便於說了，所謂「善易者不言易」，魯迅之「言」，卻就證明他還沒「善」。 然而魯迅是常有新的世故的獲得了，而且常常公布出來了，這就都在說明魯迅和世故處於並不廝熟，也還沒運用巧的地步。魯迅之不世故，是隨地可見的，由他自己的回憶： 那是十多年前，我在教育部里做「官僚」，常聽得同事說，某女學校的學生，是可以出來嫖的，連機關的地址門牌，也說得明明白白。有一回我偶然走過這條街，一個人對於壞事情，是記性好一點的，我記起來了，便留心著那門牌，但這一號，卻是一塊小空地，有一口大井，一間很破爛的小屋，是幾個山東人住著賣水的地方，決計做不了他用。待到他們又在談著這事的時候，我便說出我的所見來，而不料大家竟笑容盡斂，不歡而散了，此後不和我談天者兩三月。 ——《南腔北調集》，頁二〇一 他作這文章的時候是一九三三年，他五十二歲了，所謂十多年前，也已經四十歲左右，談天而至於使人「笑容盡斂」，魯迅的世故在那裡呢？ 人們說魯迅世故，就又以為魯迅看事十分的確了，要不，就以為魯迅一定單把事，把人的壞的方面看得過於清了，然而，在我看，倒又相反，魯迅卻是看不的確的，而且也往往忽略了壞的方面；例如在廈門時之對朱山根的觀察： 此地所請的教授，我和兼士之外，還有朱山根。這人是陳源之流，我是早知道的，現在一調查，則他所安排的羽翼，竟有七人之多，先前所謂不問外事，專一看書的輿論，乃是全都為其所騙。 ——《兩地書》，頁一〇二 他世故麼？世故何至於為這人蒙蔽了這末多時候？ 又如他在北京時與人們的來往，也大抵是並沒利用別人，而是為人利用；所以他說： 我在靜夜中，回憶先前的經歷，覺得現在的社會，大抵是可利用時則竭力利用，可打擊時則竭力打擊，只要於他有利。我在北京這麼忙，來客不絕，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釗們的壓迫，有些人立刻來索還原稿，不要我選定、作序了。其甚者還要乘機下石，連我請他吃過飯也是罪狀了，這是我在運動他；請他吃過好茶也是罪狀了，這是我奢侈的證據。 ——《兩地書》，頁一五六 他和這個戰，他和那個戰，結果這裡迫害，那裡迫害。他不知道有多少次，糾合了一些他以為有希望的青年，預備往前進，然而騙他的有，墮落的有，甚而反來攻擊他的也有，結果還是剩下他自己。他那裡有世故呢？他實在太不世故了。 我們一想，應該覺得很自然，魯迅，我說過，是情緒的，內傾的，因此，他不會世故。 五 魯迅在情感方面，是遠勝理智的。他的過度發揮其情感的結果，令人不禁想到他的為人在某一方面頗有病態。 以一個創作家論，病態不能算壞。而且在一種更廣泛、更深切的意義上，一切的創作家，都是病態的。你看，別人感不到的，他感到；別人不以為大事件的，他以為大事件；別人以為平常，他卻以為不平常；別人以為不值一笑，他卻以為大可痛哭；……這不是病態是什麼？但正因為他病態，所以他才比普通人感到的銳利，爆發的也才濃烈，於是給通常人在實生活里以一種警醒、鼓舞、推動和鞭策。這是一般的詩人的真價值，而魯迅正是的。 他因為銳感之故，他聯想的特別快，例如他在說校印《苦悶的象徵》時的事吧，他說到書的開首喜歡留一點空白，但是他想到外國學術文藝書中的閒談或笑話了，他想到中國的譯者往往刪除，像折花者之不留枝葉，單取花朵，失卻花的活氣了，他又想到「器具之輕薄草率，建築之偷工減料，辦事之敷衍一時，不要好看，不想持久」（《華蓋集》，頁八）了，所以掃射式的諷刺，已成了他的雜感的風格，因小見大的本領，是成了他的深刻的諷刺之根源了。 他常常是到了「深文周納」的地步，因為他想的太過了。他每每有這種話： ——但這也許是後來的回憶的感覺，那時其實是還沒有如此分明的。 ——《三閒集》，頁三一 所以，他往往由於情感之故，而加添上些什麼去了，這也就是通常人所以為的「刻毒」。 因為陷在情感里，他的生活的重心是內傾的，是偏向於自我的，於是他不能沒有一種寂寞的哀愁。這種哀愁是太習見於他的作品中了；因為真切，所以這往往是他的作品在藝術上最成功的一點，也是在讀者方面最獲得同情的一點。 也因為陷在情感里吧，他容易把事情看得壞，這形成他一種似乎憂鬱和迫害的心情： 這上面的夜的天空，奇怪而高，我生平沒有見過這樣的奇怪而高的天空。他仿佛要離開人間而去，使人們仰面不再看見。但現在卻非常之藍，閃閃地 著幾十個星星的眼，冷眼。 ——《野草》，頁一 我一再說過，這恐怕是他早年情感上受了損傷的結果，然而一個人因為常常獨動他的情感，也更容易陷於一個圈子中，而不能自拔起來。 但在魯迅動用理智的時候，卻就很意識到自己這一層，他說： 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 ——《兩地書》，頁一一 他又說： 我所說的話，常與所想的不同，至於何以如此，則我已在《吶喊》的序上說過：不願將自己的思想，傳染給別人。何以不願，則因為我的思想太黑暗，而自己終不能確知是否正確之故。 ——《兩地書》，頁五六 別人的反抗，在他認為那是對於未來的光明還有信賴之故。但他的反抗，「卻不過是與黑暗搗亂」。在這種地方，我認為見出魯迅的病態。 魯迅像一般的小資產階級一樣，情感一方面極容易興奮，然而一方面卻又極容易沮喪。他非常脆弱，心情也常起伏： 我才知道在金錢下的人們是這樣的，我決意要走了，……至於到那裡去，一時也難定，總之無論如何，年假中我必到廣州走一遭，即使無啖飯處，廈門也決不住下去的了。 又我近來忽然對於做教員發生厭惡，於學生也不願意親近起來，接見這裡的學生時，自己覺得很不熱心，不誠懇。 ——《兩地書》，頁一六一 這種忽喜忽厭的態度也不是健康的。 魯迅又多疑。他在紀念柔石的文章里說： 他說的並不是空話，真也在從新學起了，其時他曾經帶了一個朋友來訪我，那就是馮鏗女士。談了一些天，我對於她終於很隔膜，我疑心她有點羅曼諦克，急於事功；我又疑心柔石的近來要做大部的小說，是發源於她的主張的。但我又疑心我自己，也許是柔石的先前的斬釘截鐵的回答，正中了我那其實是偷懶的主張的傷疤，所以不自覺地遷怒到她身上去了。 ——《南腔北調集》，頁七八 太銳感就很容易變到多疑上去。這種多疑的性格，魯迅也曾表現在詩里： 很多的夢，趁黃昏起鬨。 前夢才擠卻大前夢時，後夢又趕走了前夢。 去的前夢黑如墨，在的後夢墨一般黑；去的在的仿佛都說，「看我真好顏色。」 而且不知道，說話的是誰？ ——《集外集》，頁一九 要知道「說話的是誰」麼？我是知道的，就是魯迅內心。「顏色許好」，是表面，真正如何，魯迅便在懷疑著。這恰恰是《兩地書》上魯迅所說的：「我的習性不大好，每不肯相信表面上的事情」（頁二五）的註腳。魯迅自己也知道是「太易於猜疑」（《集外集》，頁四二）了。 他的銳感，他的深文周納，他的寂寞的悲哀，他的憂鬱和把事情看得過於壞，以及他的脆弱，多疑，在在都見他情感上是有些過了，所以我認為這都是病態的。 六 魯迅雖然多疑，然而他的心腸是好的，他是一個再良善也沒有的人。於《集外集》里，收有他一篇《記楊樹達君的襲來》，他起初以為來的學生是假裝的，種種惡相和怪樣，曾使他厭憎，他便刻薄地加以挖苦了。然而後來他知道那是真的了，他便說：「卻又覺得這犧牲實在太大，還不如假裝的好」（頁四一）了，並且他說：「很覺得慘然」，還有：「由我造出來的酸酒，當然應該由我自己來喝乾」（頁四二），就見他其實是多麼慈祥的。 我以為孫福熙在《我所見於示眾者》一文里說的魯迅便最與我所認為的相符。他說： 大家看起來，或者連魯迅他自己，都覺得他的文章中有兇狠的態度，然而，知道他的生平的人中，誰能舉出他的兇狠的行為呢？他實在極其和平的，想實行人道主義而不得，因此守己愈嚴是有的，怎肯待人兇狠呢？雖然高聲叫喊要也作一聲不響的捉鼠的貓，而他自己終於是被捉而吱吱的叫的老鼠。 ——載一九二五年五月，《京報》副刊 我覺得這話再對也沒有了，和平，人道主義，這才是魯迅更內在的一方面。 他的為人極真。在文字中表現的尤覺誠實無偽。他常說他不一定把真話告訴給讀者，又說所想到的與所說出的也不能盡同，然而我敢說他並沒隱藏了什麼。容或就一時一地而論，他的話只是表露了一半，但就他整個的作品看，我認為他是赤裸裸地，與讀者相見以誠的。魯迅的虛偽，充其量不過如人們傳說的「此地無銀五百兩」式的虛偽，在魯迅的作品裡，不唯他已暴露了血與肉，連靈魂，我也以為沒有掩飾。 他是左翼，就承認是左翼，他說：「我現在是左翼作家聯盟中之一人」（《南腔北調集》，頁四六）。他以個人主義為出發點，他就不否認他的出發點是個人主義，他說他的譯書是：「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炙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方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臟里去的報復」（《二心集》，頁三〇）。 他對於事情也極其負責，他在廈門，已經不願做下去了，將要離去，他便縮小工作，而希望「在短時日中，可以有點小成績」，為的是「不算來騙別人的錢」（《兩地書》，頁九五）。 與人的相處，他更其不苟，他看見一個人「嘴裡都是油滑話」，又背後語人「誰怎樣不好」，「就看不起他了」（《兩地書》，頁九五），他多麼不容易放過，他有一顆多麼單純而質實的心。 他自己則是勤奮的，在廈門吧，他便說：「我其實是毫不懈怠，一面發牢騷，一面編好《華蓋集續編》，做完《舊事重提》，編好《爭自由的波浪》（董秋芳譯的小說），看完《卷葹》，都分頭寄出去了」（《兩地書》，頁一六八）。他在《三閒集》的後面說：「在我自己的，是我確曾認真譯著，並不如攻擊我的人們所說的取巧，投機」（頁二〇八），我認為這話是十分可以信賴的。 他在情感上病態是病態了，人格上是全然無缺的。 七 以抱有一顆荒涼而枯燥的靈魂的魯迅，不善於實生活，又常陷在病態的情緒中，然而他毅然能夠活下去者，不是件奇異的事麼？ 這就是在他有一種「人得要生活」的單純的生物學的信念故。魯迅是沒有什麼深邃的哲學思想的，倘若說他有一點根本信念的話，則正是在這裡。 魯迅像一個動物一樣，他有一種維持其生命的本能。他的反抗，以不侵害生命的為限，到了這個限度，他就運用其本能的適應環境之方了：一是麻痹，二是忘卻（《而已集》，頁六八）。也就是林語堂所說的蟄伏或裝死。這完全像一個動物。 魯迅勸人的：「須是有不平而不悲觀，常抗戰而自衛」（《兩地書》，頁一二）。可說魯迅自己是首先實行著的。 他既然銳感，當然苦痛是多的，這樣就有礙於生存之道了，但是他也有法子，便是：「傲慢」和「玩世不恭」（《兩地書》，頁六），用以抵擋了眼前的刺戟。 八 魯迅小資產階級的根性很利害。大凡生活上內傾的，很容易走入個人主義。魯迅在許多機會都標明他的個人主義的立場。他說：「還是切己的瑣事，比世界的哀愁關心」（《三閒集》，頁一七），又說：「老實說，這地方在革命，不相識的人們在革命，我是的確有點高興的，然而——沒有法子，索性老實說吧，——如果我的身邊革起命來，或者我所熟識的人去革命，我就沒有這麼高興聽，有人說我應該革命，我自然不敢不以為然，但如叫我靜靜地坐下，調給我一杯罐頭牛奶喝，我往往更感激。」（《三閒集》，頁一九） 自然，魯迅是誠實無偽的，他乃是一個誠實無偽的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畫室在《革命與知識階級》（一九二八）一文里，分析知識階級在革命中是兩型，一是毅然投入新的，二是既承受新的，又反顧舊的，同時又在懷疑自己，——感受性比較銳敏，尊重自己的內心生活也比別人深些，而魯迅乃是後一型。畫室更形容這一型的人說：「他們多是極真實的，敏感的人，批評的工夫多於主張的，所以在這時候，他們是消極的，充滿頹廢的氣氛。」至於對這種人的態度，則畫室以為：「但革命是不會受其障害的，革命與其無益地擊死他們，實不如讓他們儘量地在藝術上表現他們內心生活的衝突痛苦，在歷史上留一個過渡時的兩種思想的交接的藝術的痕跡。」大體上我覺得畫室的話是對的。不過，在事實上，魯迅後來頗變革了自己不少，而且我從來想不到頹廢和魯迅有什麼關連；在評價上，我更不認為魯迅那種小資產階級性沒有價值，倒是正因為他那樣，才作了這一時代里的戰士，完成了這一時代里的使命，——這二點算是我和畫室的意見不同的所在。 魯迅除了在個人主義的立場上，表現其為小資產階級的根性外，再就是我說過的魯迅的「脆弱」，以及一種空洞的偏頗和不馴狀了。倘若文字的表現方式，是在一種極其內在的關係上代表一個人的根性時，則魯迅有兩種慣常的句型，似乎正代表魯迅精神上的姿態。一是：「但也沒有竟」怎麼樣，二是：「由他去罷」。阿Q為報仇起見，很想立刻放下辮子來了，「但也沒有竟放」（《吶喊》，頁一七四）；魯迅因為不贊成以生而失母為不幸，想寫文章了，「但也沒有竟寫」（《偽自由書》前記，頁三），這是前者的例。他從顧頡剛的「暫勿離粵，以俟開審」，想到飛天虎寄亞妙信之「提防劍仔」了，然而馬上覺得這拉扯牽連的近乎刻薄了，然而他下面又說：「——但是，由它去罷」（《三閒集》，頁四一）了；他說自己頗有一種矛盾的心理，就是他常評人文章，勸人冒險，但遇到相識的人，則有所不能，他說終於無法改良，奈何不得，也就依然是「——姑且由他去罷」（《兩地書》，頁三一）了，這是後者的例。 因為他「脆弱」，所以他自己常常想到如此，而竟沒有如此，便「但也沒有竟」如何如何了，又因為自己如此，也特別注意到別人如此，所以這樣的句子就多起來。「由他去吧」，是不管的意思，在裡面有一種自縱自是的意味，偏頗和不馴，是顯然的。這都代表小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的一種型。 九 倘若哭和怒同是富有情感的表現的話，哭的情感是女性的，怒的情感卻是男性的，魯迅的情感則是屬於後者的。 魯迅善怒。為《語絲》的事情，伏園以為和《晨報》的敵對而得著勝利了，於是說：「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但魯迅卻就「耿耿了好幾天」，為的是炸藥是指他而言，「意外的被利用了」（《三閒集》，頁一八五）。《文學》上傅東華說他招待伯納蕭，說他和梅蘭芳同座，說他卻沒去招待休士，他又怒了，於是說： 給我以誣衊和侮辱，是平常的事；我也並不為奇：慣了。但那是小報，是敵人。……而《文學》是掛著冠冕堂皇的招牌的，……莫非缺一個勢利卑劣的老人，也在文學戲台上跳舞一下，以給觀眾開心，且催嘔吐麼？……我看伍實先生其實是化名，他一定也是名流，就是招待休士，非名流也未必能夠入座。不過他如果和上海的所謂文壇上的那些狐鼠有別，則當施行人身攻擊之際，似乎應該略負一點責任，宣布出和他的本身相關聯的姓名，給我看看真實的嘴臉。這無關政局，決無危險，況且我們原曾相識，見面時倒是裝作十分客氣的也說不定的。 ——《南腔北調集》，頁一五三 後來終於由文學社把傅東華的真名供出來。我常覺得能夠堅持與否，就是偉大和渺小的分野。一個敢怒，一個得賠不是，究竟魯迅的怒是偉大些的。 魯迅脾氣之壞，也是無可諱言的，他自己也說因為節制吸菸，而給人大碰釘子，回想起來也覺得不安（《兩地書》，頁一八一）。 十 魯迅在靈魂的深處，儘管粗疏、枯燥、荒涼、黑暗、脆弱、多疑、善怒，然而這一切無礙於他是一個永久的詩人，和一個時代的戰士。 在文藝上，無疑他沒有理論家那樣豐富正確的學識，也沒有理論家那樣分析組織的習性，但他在創作上，卻有驚人的超越的天才。他說：「怎樣寫的問題，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三閒集》，頁一四），這也恰恰是創作家的態度。 單以文字的技巧論，在十七年來（一九一八—一九三五）的新文學的歷史中，實在找不出第二個可以與之比肩的人。天才和常人的分別，是在天才為突進的。像歌德一創造《少年維特》就好似的，魯迅之第一個短篇《狂人日記》已經蒙上了難以磨滅的顏色。在《阿Q正傳》里那種熱烈的同情，和從容、幽默的筆調，敢說它已保證了倘若十七年來的文學作品都次第被將來的時代所淘汰的話，則這部東西即非永存，也必是最後，最頑強，最能夠抵抗淘汰的一個。美好的東西是要克服一切的，時間一長，自有一種真是非。 魯迅文藝創作之出，意義是大而且多的，從此白話文的表現能力，得到一種信賴；從此反封建的奮戰，得到一種號召；從此新文學史上開始了真正的創作，從此中國小說的變遷上開始有了真正的短篇：章回體，「聊齋」體的結構是過去了，才子佳人，黑幕大觀，仙俠鬼怪的內容是結束了，那種寫實的，以代表了近來農村崩潰，都市中生活之苦的寫照，是有了端倪了；而且，那種真正的是中國地方色彩的忠實反映，真正的是中國語言文字的巧為運用，加之以人類所不容易推卻的寂寞的哀感，以及對於弱者與被損傷者的熱烈的撫慰和同情，還有對於偽善者愚妄者甚至人類共同缺陷的諷笑和攻擊，這都在在顯示著是中國新文學的作品加入世界的國際的作品之林里的第一步了。 十一 魯迅在理智上，不像在情感上一樣，卻是健康的。所謂健康的，就是一種長大發揚的，開拓的，前進的意味。在這裡，我不妨說明健康和道德的分別。健康是指個人，或整個的人類在生存上有利的而言，反之則為病態的。道德不然，是撇開這種現實的，功利的立場，而爭一個永久的真理。因此病態不一定不道德，健康也不一定道德。屈原可說是道德的，然而同時是病態的，歌德在理智上，在情感上可說都是健康的，也都是道德的。魯迅則在情感上為病態的，我已說過無礙於他的人格的全然無缺了，在理智上卻是健康的，就道德的意義上說，我依然覺得道德。 魯迅永遠對受壓迫者同情，永遠與強暴者抗戰。他為女人辯（《准風月談》，頁九四），他為弱者辯（《准風月談》，頁七，頁一五七，頁一五六）。他反抗群愚，他反抗奴性。 他攻擊國民性，只有一個目標，就是卑怯，這是從《熱風》，頁一一五；《吶喊》，頁四，頁八，頁一一；《華蓋集》，頁二二，以至《准風月談》，頁四六，頁七〇，所一貫的靠了他的韌性所奮戰著的。為什麼他反對卑怯呢，就因為卑怯是反生存的，這代表著他的健康的思想的中心。 在正面，他對前進者總是寬容的。他在自己，是不悔少作（《集外集》，序言頁一；《墳》，頁二九七；《而已集》，頁五八）；對別人，是勸人不怕幼稚（《熱風》，頁三三；《三閒集》，頁九；《魯迅在廣東》，頁八九）。戰鬥和前進，是他所永遠禮讚著的。 他之反對「導師」之流，就是因為那般人「自以為有正路。有捷徑，而其實卻是勸人不走的人」（《集外集》，頁六八），我覺得魯迅在思想方面的真價值卻即在勸人「走」。 他給人的是鼓勵，是勇氣，是不妥協的反抗的韌性，所以我認為他是健康的。 十二 然而魯迅不是思想家。因為他是沒有深邃的哲學腦筋，他所盤桓於心目中的，並沒有幽遠的問題。他似乎沒有那樣的趣味，以及那樣的能力。 倘若以專門的學究氣的思想論，他根底上，是一個虛無主義者，他常說不能確知道對不對，對於正路如何走，他也有些渺茫。 他的思想是一偏的，他往往只迸發他當前所要攻擊的一方面，所以沒有建設。即如對於國故的見解，便可算是一個例。 他缺少一種組織的能力，這是他不能寫長篇小說的第二個原故，因為長篇小說得有結構，同時也是他在思想上沒有建立的原故，因為大的思想得有體系。系統的論文，是為他所難能的，方便的是雜感。 我們所要求於魯迅的好像不是知識，從來沒有人那麼想，在魯迅自己，也似乎憎惡那把人弄柔弱了的知識，在一種粗暴剽悍之中，他似乎不耐煩那些知識分子，卻往往開開玩笑。 然而所有這一切，在魯迅作一個戰士上，都是毫無窒礙，而且方便著的。因為他不深邃，恰恰可以觸著目前切急的問題；因為他虛無，恰恰可以發揮他那反抗性，而一無顧忌；因為一偏，他往往給時代思想以補充或糾正；因為無組織，對於匆忙的人士，普遍的讀者，倒有一種簡而易曉的效能；至於他憎惡知識，則可以不致落了文縐縐的老套，又被牽入舊圈子裡去。 這樣，他在戰士方面，是成了一個國民性的監督人，青年人的益友，新文化運動的保護者了，這是我們每一思念及我們的時代，所不能忘卻的！ 十三 因為魯迅在情感上的病態，使青年人以為社會、文化、國家過於壞，這當然是壞的，然而使青年人銳敏，從而對社會、世事、人情，格外關切起來，這是他的貢獻。 因為魯迅在理智上的健康，使青年人能夠反抗，能夠前進，能夠不妥協，這是好的。同時，一偏的，不深于思索的習慣之養成，卻不能不說是壞的。 撇開功利不談，詩人的魯迅，是有他的永久價值的，戰士的魯迅，也有他的時代的價值！ 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上午十二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