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批判 · 二 魯迅之生活及其精神進展上的幾個階段

一 在高爾基六十歲生辰的時候，曾有一位德國的文人，紀念他說：高爾基是由生活到作品，又由作品到生活的。這話是對的，但我想這倒不限於高爾基，恐怕任何作家都不曾例外；並且，打算了解一個作家的話，也只有順了這條路子走。我們現在，即以魯迅的生活，和他的作品，取作一個例證。 魯迅，誰都知道是周樹人先生的筆名，據他的《自敘傳略》，是一八八一年（光緒七年辛巳）生，到現在（一九三五），恰恰是五十四歲了。依了他的精神進展（Geistesentwicklung），我認為可以劃分六個時期，每一時期，外在的環境都有一種非常的變更。他自己的生活上也都有一種特殊的意義和顯然的影響。這是： 自一八八一至一九一七，就是他從一歲到三十六歲的時間，這是一個成長和準備的時期。這一個時期包括的大事件是不少的，有甲午之戰（一八九四），有戊戌變法（一八九八），有庚子事件（一九〇〇），終至於還有似乎總結這一切事情的辛亥革命（一九一二），國外則有日俄的戰爭（一九〇三）。魯迅在這期間，熟悉了農村的生活，受到了科學的洗禮，拿定了以文藝改造國民性的志願。這時期是他精神進展上的第一個階段。 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他從三十七歲到四十三歲，是他實踐了作「精神界戰士」，開始向封建文化攻擊的時期。這時期的開始，是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狂人日記》，以及《熱風》裡頭一部分雜感的時候。他的攻擊，在這時還比較空洞，敵對的東西也多半不在身旁。但他已經抓住了國民性，不過終於比較後來是籠統的，不大具體。這時的大事件，國外是歐戰，國內就是「五四」運動。這時期是他精神進展上的第二個階段。 自一九二五至一九二六的八月底，到他四十五歲，時代背景是「五卅」，「三一八」，北方的軍閥段祺瑞在北京還支持著殘局，廣州國民政府已經成立，魯迅於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離開北京，把攻擊「現代評論派」的工作，告一段落。這時期的開始，是女師大的校長事件。人情世故，作了魯迅鬥爭的目標。所以這回是較為具體了，而且更切身些了。這是他精神進展上的第三個階段。 自一九二六的九月至一九二七的九月，是他生活上感受了異常不安定與壓迫的時期，他赴廈門，又赴廣東，這種變動使他對人生的體驗更深刻了；雖然使他沉默，然而在他是一個次一階段的潛伏期，醞釀期。時代背景就是寧漢分裂，國民黨黨內實行一種清黨運動。魯迅在感情上當然異常激動，可是這時他的「愛的問題」也得到解決，所以他已是在有人撫愛之中，而慢慢度入他的次一個階段的進展了。而這短短的一年乃是他精神進展上的第四個階段。 自一九二七的九月至一九三一，他從四十六歲到五十歲，這是他精神進展上達於頂點的一個時期。他在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回到上海，在「革命文學家」的笑罵和奚落中，他先以同樣的態度回敬，終於慢慢地吸收了那種新的方向的理論，從理解和同情，他作了最忠實的一員。這一個時期，是表現他最健康，最有生氣的時代。這時的大事，就是一九三〇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聯盟的成立。這是魯迅精神進展上的第五個階段。 自一九三一年到現在，魯迅的精神進展，入了第六個階段。他重又攻擊國民性了，但是比前此所了解的更深刻些了，這是他從新的理論里而加以應用的時期，同時，他的反封建文化的使命，已更明顯地表現為反帝國主義的抗爭了，不過，他在有些地方已顯出了睏乏，現在卻不知道這是一個衰歇的結束呢，還是一個更新的醞釀。這時的大事件，不用說，就是「九一八」和「一·二八」。國家之感激他，這時時見於他這期的作品中。 在下面，我們將對於他每一個階段，再試作一個詳細的考察。 二 在魯迅的早年，是中國外患甚深，而維新的空氣頗濃的時代。他的家是在紹興城裡。據他的《自敘傳略》，母親姓魯，是鄉下人。在他小說中屢屢提及的魯鎮，恐怕就是他外祖家的地方，這是《社戲》一篇散文里已經告訴我們的。這個地方一定給魯迅印象十分深，他說他每年跟了他的母親住在外祖母的家裡。看他自己的敘述： 那地方叫平橋村，是一個離海邊不遠，極偏僻的，臨河的小村莊；住戶不滿三十家，是種田，打魚，只有一家很小的雜貨店。……他們合村都同姓，是本家。 ——《吶喊》，頁二四〇 他既然常去，所以他從小對於農村就很熟悉了。他母親雖是鄉下人，卻「以自修得到能夠看書的能力」（《自敘傳略》）。父親，不用說，更是讀書的。 到了一八九四，是甲午之戰的那一年。也是興中會起來的那一年。他家中起了一個很大的變故，這時他十三歲。他一無所有了，寄居在一個親戚家，有時被人稱為一個乞食者。他在《吶喊》序里所謂：「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就是指的這個。我以為他後來在文字中時時流露的常像被奚落和排斥之感，就是這早年在情感上受了損傷的結果。 他決意不要寄居了，而回家，同時，他的父親也患了重病。病了三年多（據《自敘傳略》），就死了，這時他應該是十六七歲。這期間，照了《吶喊》的序文： 曾經常常，——幾乎是每天，出入於質鋪和藥店裡，年紀可是忘卻了，總之是藥店的櫃檯正和我一樣高，質鋪的是比我高一倍，我從一倍高的櫃檯外送上衣服或首飾去，在侮蔑里接了錢，再到一樣高的櫃檯上給我久病的父親去買藥。 這裡所謂「年紀可是忘卻了」，並不是真的忘卻，這由他的《自敘傳略》可證，只是太傷心了，不願意去回憶吧。他之痛恨中國舊的醫藥自此始。因為： 回家之後，又須忙別的事了，因為開方的醫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藥引也奇特：冬天的蘆根，經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對的，結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辦到的東西。然而我的父親終於日重一日的亡故了。 所以，他此後「漸漸悟得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的或無意的騙子」。這是他後來學西醫的一個根由。此際正是康梁活動的時代。魯迅十四歲的時候（一八九五），康有為上書，次年梁啓超創《時務報》，又次年，康有為請變法。一八九八年，魯迅十七歲，就是有名的戊戌政變的那一年，同時，京師學堂也成立了，並且我們知道，在一八八七，是魯迅六歲的那一年，國家已經加算學一科取士了，所以這時是科學與維新的空氣正在鼓盪的時代。 魯迅十八歲，即一八九九，到了南京。這時他沒有入學的錢，只好入無需學費的學校去。幕友或商人，他又不肯做，雖然這倒是他們地方「衰落了的讀書人家子弟所常走的兩條路」。他的母親沒有法，為他籌了八元的川資，說是由他的自便吧，然而她就哭了。魯迅到南京，先入的水師學堂，分在機關科。在《朝花夕拾》里，他有一篇《瑣記》，說到第一個進去的學校，在光復後，似乎有一時稱為雷電學堂，他說「可愛的是桅杆」，卻又說把名字忘掉了，但從後文看來，他說「爬了幾次桅，不消說不配作半個水兵」，可見就是在《自敘傳略》里的水師學堂的。之後是考入路礦學堂，在水師學堂不過半年。路礦學堂的功課不同一點，不復是英文了，而是德文，中文則除了《左傳》，還加上《小學集注》。在這校里，他接觸了科學。即當時所謂「格致」，這時他的學校已經有了新黨，《時務報》和《譯學匯編》也已經在流行。魯迅這時，還買了一本《天演論》。精神上有了新的糧食了，庚子這一年（一九〇〇），他十九歲，大概正在路礦學堂讀書。 路礦學堂畢業後，魯迅是校中被派留日的五人之一。先在東京的預備學校，因為同情於被中醫所騙的病人，又知道新的醫學是日本維新的一個助力，於是入了鄉間的仙台醫學專門。在這裡學了兩年，給他印象甚深的，有解剖學教授藤野嚴九郎先生，是非常認真教學而不修邊幅的人物，他後來在《朝花夕拾》里還有專文紀念他。一九〇三年，日俄戰起，魯迅這時二十二歲，我們有他這時寄往《浙江潮》發表的文字兩篇，一是《斯巴達之魂》，一是《說鈤》，分別載於《浙江潮》第五，八，九期上。現在收入《集外集》中。這是我們見的魯迅最早的文字，看光景是翻譯，他自認受了嚴又陵的影響。他之決意從事文藝運動，卻是因為這期間用電影來說明微生物學時夾了些日俄戰爭的畫片，其中竟「忽然會見我久違的許多中國人了」，那是： 一個綁在中間，許多站在左右，一樣是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精神。據解說，則綁的是替俄國做了軍事上的偵探，正要被日本軍砍下頭顱來示眾，而圍著的便是來鑑賞這示眾的盛舉的人們。 ——《吶喊》，序 這一年，他就棄了學籍，跑回東京了，覺得醫藥並不急切，要著還在改變國民的精神，因此他要提倡文藝運動。糾合了三五個同志，要出雜誌，定名為《新生》，但也竟沒有成功。想往德國去，也失敗了。 他說是二十九歲回的國，那麼，是在一九一〇年。在此前，於一九〇七年作的文言論文，現在收到《墳》里的，還有四篇，便是：《人之歷史》，《科學史教篇》，《文化偏至論》，和《摩羅詩力說》，這時他二十六歲。一九〇九年印行的《域外小說集》，其中有魯迅的譯文，是三篇，這時他二十八歲。他在國外，對於文學的涉獵，是注意被壓迫的民族中的作者，興趣在短篇。他在《我怎麼做起小說來》一文里說： 因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勢必至於傾向於東歐，因此所看以俄國、波蘭，以及巴爾幹諸小國作家的東西就特別多。也曾熱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記得當時最愛看的作者，是俄國的果戈理（N.Gogol）和波蘭的顯克微支（H.Sienkiewitz）。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鷗外。 ——《南腔北調集》，頁一一〇 回國以後，辦學校，先是在浙江杭州的兩級師範學堂做化學和生理學教員。在孫福熙作的《我所見於「示眾」者》文中，說：「魯迅先生是一個人道主義者，他想儘量的愛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為愛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愛人，不給人以輕氣瓶中混入空氣燃燒時就要爆烈的知識，他不至於炸破手。」隨後有一個注，說這是在兩級師範學堂時的故事： 他在教室試驗輕氣的燒燃，因為忘記攜帶火柴了，故於出去時告學生勿動收好了的輕氣瓶，以免混入空氣，在燃燒時炸烈。但是取火柴回來一點火，居然爆發了；等到手裡的血濺滿了白的西裝硬袖和點名簿時，他發見前兩行只留著空位；這裡的學生，想來是趁他出去時放進空氣之後移下去的，都避在後面了。 ——一九二五年五月，《京報》副刊 這真是一個好對照。魯迅的忠厚，卻往往換來了人們的卑劣。 次年，他改就紹興中學堂的教務長。一年又離開，沒地方可去，便想在一家書店做編譯員，但也被拒絕了。這時革命就起了，紹興光復後，他做了師範學堂的校長，南京革命政府成立，他被教育部長招呼了去，作了部員。這時他三十一歲了。在《兩地書》里，他說： 說起民元的事來，那時確是光明得多，當時我在南京教育部，覺得中國將來很有希望。（頁一九） 可以代表他那時的觀感。 政府移入北京，他也還在教育部。此後就是他在會館裡住著，抄古碑的時期。他這時恐怕在異常的寂寞和無聊，他的古碑，抄是抄，但卻明知道是「沒有什麼用」，也「沒有什麼意思」。這便是林語堂所謂的他的第一回蟄伏的時期，一直到他的老朋友錢玄同來催促他開手寫小說。這就到了一九一八年的事了，他已經三十七歲。 在他這精神進展的第一個階段里，因為他熟悉農村，所以後來才有那許多以魯鎮、咸亨酒店為背景的小說；因為他恨中國的醫藥，所以後來才擴大了而向那以舊醫藥為代表的封建文化猛烈攻擊；他接受了科學，所以他確定了人得求生存的人生觀；他被刺戟於國家之感，所以他願意獻身文藝以改造中國的國民性；他早年所受的奚落、侮蔑，是使他永遠銳感著，而同情於被迫害的弱者了；他在日本電影裡看到的被示眾和鑑賞示眾的同胞，是使他永遠不能忘卻那些模糊而殘忍的群愚了，這裡已經有了阿Q及其周圍的人物的影子；他在會館的寂寞和無聊，就又使他有一種似乎驅除不淨的哀感，表現為類似《傷逝》之類的創作。所有這一切，在這時卻只是感受、儲蓄，並沒有表現出來，所以我認為這是一個成長和準備期。 三 一九一八年的四月，魯迅創作了《狂人日記》，發表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十五號出版的四卷五期的《新青年》上，是魯迅生活上極為重要的一個關鍵。他之作白話文字，自此始，他之用「魯迅」作筆名，也自此始。仿佛源泉開了閘，此後乃是他一發而不可遏的創作時代了。從此，新文化運動便有了最猛勇的戰士，最妥實的保護人，中國國民也有了最嚴厲的監督，青年則有了不妥協，不退縮的榜樣，而新文藝上開了初期的最光彩的花。這重要不止在魯迅，而且在中國！ 開始慫恿他寫文章的是錢玄同，這在他的《自敘傳略》里已經提明。但在《吶喊》的序上，卻標為金心異，據玉狼的《魯迅的〈吶喊〉》一文（載一九二四年十月《時事新報》的《學燈》），則是襲用了林琴南的《蠡叟叢談》的，大概這時他還不願意以自己的真名和朋友的真名為世所知吧。 《新青年》的創辦是在一九一五年，九月十五號出版了第一卷第一期。到魯迅為他們寫文章，已是四年了。《新青年》的編輯者是陳獨秀，我們知道，是那時一位銳不可當的急進思想家，他之辦《新青年》，表示著他最大的熱誠和責任心。所以魯迅說「他是催促我做小說最著力的一個」（《南腔北調集》，頁一一一）。 如魯迅自己所說，他之開始寫小說，是抱著一種「啟蒙主義」，以為必需「為人生」。然而我們看他寫出來的東西，卻仍是抒情的成分很大，似乎是當時由於他的寂寞之感作用他吧，使他沒墮入淺薄的說教的典型里。 他不只寫小說，還寫詩，在發表《狂人日記》的同期《新青年》里就有他的三首新詩，這是《夢》，《愛之神》，和《桃花》。以後又作了些，卻終於不多。 也是一九一八年開始，他在《新青年》上發表了一些諷刺的短評，卻就是我們現在予一個統一的名稱的雜感。現在是十餘冊了，超過了他寫的其他任何體裁的文章的數量。這開首寫的那些雜感，就收入在大家所熟悉的《熱風》里。 一九一八年的次一年，是偉大的「五四」運動的一年。那情景，在魯迅一九二五所作的《熱風》的題記里，還有一點小小的痕跡： 現在有誰經過西長安街一帶的，總可看見幾個衣履破碎的窮苦孩子叫賣報紙。記得三四年前，在他們身上偶而還剩有制服模樣的殘餘；再早，就更體面，簡直是童子軍的擬態。 那是中華民國八年，即西曆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北京學生對於山東問題的示威運動以後，因為當時散傳單的是童子軍，不知怎的竟惹了投機家的注意，童子軍式的賣報孩子就出現了。 由投機家的仿擬，可見當時的聲勢是很大的。從這小小的記載里，還可以令人想像當時示威運動的情況的仿佛。 魯迅的雜感，一如這時其他學者的言論，是這個運動的助成者。 示威，不是什麼大不了的事，而且實際上也並沒因此制止了敵人。然而，在文化上的意義，卻是重大的。一種對於舊制度舊文明的棄絕之念是成熟了，同時一種空洞的新文化的嚮往的熱狂燃燒起來。魯迅，就是這一時期里一個最煊赫的代表者。 他在雜感里，向舊的攻擊；他在小說里，也向舊的攻擊。《狂人日記》，可說是向封建文化聲討的一個最有力量的檄文。同時，他夾雜了自己的寂寞的情感，便專作一些舊社會的暴露的文章了，這就是他收在《吶喊》里的大部分的小說。《吶喊》包括自一九一八至一九二二的短篇小說，是印行於一九二三年，同年他印行了俄國愛羅先珂作的童話劇《桃色的雲》的譯本，以及《中國小說史略》的上卷，這一年的前一年，則印述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劇曲《一個青年的夢》的翻譯，和《愛羅先珂童話集》的譯本。一九二一，他出版了翻譯的俄國阿爾志跋綏夫的中篇小說《工人綏惠略夫》，據他自己訂的譯著書目看，似乎是他出版的第一部書（見《三閒集》，頁一九五）。出版《吶喊》之後，一九二四年，他印行了日本廚川白村作的論文《苦悶的象徵》的譯本，以及《中國小說史略》下卷，包括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四的雜感集《熱風》，則出版於一九二五。這結束了他精神進展的第二個階段。 四 他精神進展的第三個階段，是始於一九二五年的春天女師大的風潮，而終於一九二六的八月二十六日他的離開北京。 這時南北的空氣已經很不同，在一九二四年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已經議決容共了，思想是那麼新，北方卻入了段祺瑞的「臨時執政」的手掌。一九二五，孫中山先生逝世，不久廣東就立了國民政府。這一年的大事件，是上海的「五卅」慘案。不過我們很看得出來，似乎這些變動還沒到能夠使北方的民眾特別興奮的地步。反映在魯迅的雜感中的，也就似乎淡淡的，遠不如「三一八」給他的感印之大和深切。 這時觸動他的，卻是女師大的學潮，即由於校長楊蔭榆而起的事件。據《兩地書》里三月二十六日景宋給魯迅的信，說：「到開學以後，目睹擁楊的和楊本身的行徑，實在不得不教人怒髮衝冠，施以總攻擊」（頁一六），在四月十日景宋再給魯迅的信，又說：「風潮鬧了數月」（頁二八），可見這一年之開始，學潮就已經發生了。魯迅之出來說話，就收在《華蓋集》里的雜感看，最早的乃是五月二十一日寫的《碰壁之後》。由女師大學潮而牽涉到陳西瀅身上了，自此，他便費了不少的精力，用以攻擊「現代評論派」的「正人君子」。 這時，他在教育部的僉事，為章士釗革了職。他便只剩下作北大、師大、女師大等校的國文系講師的事情了。這一年的三月，他開始與景宋通信。景宋，名許廣平，是女師大跟魯迅上課的一個學生，從通信集看，是一個像男性的女子，她自己說是「剛率十二萬分的人」（《兩地書》，頁四），「無日不被人斥為驕傲與玩世不恭」（頁九），「生來倔強，難與人同」（頁十二），並且，「加以先人稟性豪直」，所以她「亦不免粗獷」（頁十九），這樣的女性與魯迅來往，倒是再適合也沒有的。他們同是反抗性很強的人，也同樣關心社會的事物，柔弱和纏綿，是彼此所無的。他們也似乎都不醉心於纖巧的美。景宋是廣東人，口才，筆力，和作事的本領，可說都有些。是魯迅的一個好助手。 北京的出版界在此際也十分興旺。刊物已有《猛進》，《現代評論》，和《語絲》，但魯迅當時對這些刊物的批評並不好： 北京的印刷品現在雖然比先前多，但好的卻少。《猛進》很勇，而論一時的政象的文字太多。《現代評論》的作者固然多是名人，看去卻很顯得灰色，《語絲》雖然想有反抗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 ——《兩地書》，頁二一 所以，他不久，就主編《莽原》。為的是「希望中國的青年站出來，對於中國的社會，文明，都毫無忌憚地加以批評。」（《華蓋集》題記）不過「來說話的竟很少」。在報紙方面，有《晨報》副刊，有《京報》副刊，都是大家發表言論之地。《京報》副刊第一號，出版於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五日，第三號（十二月七日）便開始有了魯迅的譯文，即是《出了象牙之塔》的片斷。《京報》副刊的編輯者是孫伏園，原先他是編《晨報》副刊的，後來被現代評論派的人擠掉了，《晨報》副刊的編者就換了徐志摩，《語絲》的創立即是對《晨報》副刊而起的。這時的對立越發明顯了：一方面有《語絲》和《京報》副刊，一方面卻是《晨報》副刊和《現代評論》。北新書局和未名社，也先後成立了。所以這時北京的出版界，不能不說是一個升騰活躍的時代。這都給魯迅以方便，使魯迅放送了他那些對於「人情世故」的攻擊。 像在雜感方面，魯迅此際的對象更具體些，更切近些，也就是《華蓋集》題記里所謂「偏遇到」的「幾件小事情」了，他在創作方面，也同樣表現出更取材於現實的資料了，這是我們試一比較《吶喊》和《彷徨》的題目就可以十分瞭然的。在《吶喊》里，幾乎只有《端午節》是寫的都市的知識分子的生活，在《彷徨》里卻就差不多除了《祝福》，《長明燈》，《離婚》之外，全都是都市生活的記錄了。而且，實生活的壓迫之苦，也特別出現於他的筆端了，《在酒樓上》的呂緯甫，是被實生活打擊得「敷敷衍衍，模模胡胡」（頁四二）了，《幸福的家庭》里的主人公也為經濟壓迫而文章的構思被破壞了（頁六五），《孤獨者》里的魏連殳則是明顯地被記著生計十分不堪，「窘相時時顯露」（頁一六〇），《傷逝》的涓生就直然說「忍受著這生活壓迫的痛苦」（頁一九六），這都不像《吶喊》里那些創作只是回憶之海里的渣滓，仿佛與現實可以無關的了。以藝術論，他這些寫現實生活的作品大抵沒有寫回憶中的農村的成功，不過他的取材之由遠及近的趨向，卻是顯然的。這乃是他精神進展上的第三個階段里的特色。 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事件，警醒了魯迅對於私人的攻擊，他漸漸放棄了這種較小的目標，他的情感強烈地惹動起來，他覺得更可痛恨的是另有所在了。他已沒有作從容，幽默的雜感的餘地，卻只是「血債必須用同物償還。拖欠得愈久，就要付更大的利息」（《華蓋集續編》，頁八八）！寥寥的幾個字，多末濃烈的標語！這樣，他結束了第三個階段的精神進展了，於八月二十六日離開了可咒詛的北京。在一九二六年，國民黨開了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三一八」之後，張吳合作，段祺瑞下野，而蔣介石先生在廣東誓師北伐。魯迅此際所印行的書籍，是在《彷徨》，《華蓋集》，《華蓋集續編》之外，還有附錄的《小說舊聞鈔》，以及選譯的日本廚川白村的《出了象牙之塔》。 五 離開了十五年來所未曾離開的北京，這不能不說是魯迅生活上很大的一個變遷。從一九二六年的八月二十六日，到次年的九月底，魯迅幾乎處於一種莫明其妙的困難之境，自然，是使他頗為懊惱的，然而這回不像在寫《狂人日記》以前的時候所感到的寂寞和無聊了，倘若說上回是使他悲哀，這回乃是使他憤怒，上回的環境是空虛和寂靜的壓迫，這回乃是動亂與駁雜的戟刺了。 他離開北京以前，政府要通緝那所謂五十位過激教授，其中當然有魯迅，許多人都離開了，魯迅答覆林語堂問的應付辦法時，卻是「裝死」，因此林語堂認為這是魯迅的第二回蟄伏的時期。不過並沒有完全做到。他南下了，應了廈門大學的聘。 他大概和景宋一塊從北京出發的吧，不過到上海後，魯迅赴廈門，景宋便到了廣東。魯迅到廈門的日子是九月四號。到廈門以後，種種不隨心的事都來了，首先是看到人物的不耐： 在國學院裡的，朱小根是胡適之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好像都是朱薦的，和他大同小異而更淺薄，一到這裡，孫伏園便要算可以談談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淺薄者之多。他們面目倒漂亮的，而語言無味，夜間還要玩留聲機，什麼梅蘭芳之類。 ——《兩地書》，頁八九 我在這裡不大高興的原因，首先是在周圍多是語言無味的人物，令我覺得無聊。他們倘肯讓我獨自躲在房裡看書，倒也罷了，偏又常常尋上門來，給我小刺戟。 ——《兩地書》，頁一一七 學校里則是一種擠軋的局面： 我看這是的確的，這學校，就如一部《三國志演義》，你槍我劍，好看煞人。北京的學界在都市中擠軋，這裡是在小島擠軋，地點雖異，擠軋則同。 ——《兩地書》，頁一二九 加之，他討厭的「現代」派，還在眼前活動： 你看「現代派」的小卒就這樣陰鷙，無孔不入，真是可怕可厭。不過我想這實在難對付，譬如要我去和此輩周旋，就必須將別的事情放下，另用一番心機，本業拋荒，所得的成績就很有限了。「現代派」學者之無不淺薄，即因為分心於此等下流事情之故也。 ——《兩地書》，頁一四六 同時，又有高長虹的攻擊，要推倒《莽原》，廣銷《狂飆》。這時他的感憤為何如！他開始對青年失望了，所以他說： 我想，我先前的種種不客氣，大抵施之於同年輩或地位相同者，而對於青年則必推讓，或默然甘受損失。不料他們竟以為可欺，或糾纏，或奴役，或責罵誣衊，得步進步，鬧個不完。我常嘆中國無「好事之徒」，所以什麼事也沒有人管，現在看來，做「好事之徒」實在也大不容易，我略管閒事，就弄得這麼麻煩。現在是方針要改變了，地方也不尋，叢書也不編，文稿也不看，也不燒，回信也不寫，關門大吉，自己看書、吸菸、睡覺。 ——《兩地書》，頁一九八 後來他就對青年也攻擊起來。這在他一定是十分痛心的事！他本來是想在廈門致力於學問的，可是學校只是省錢，並不能痛痛快快地為他印書，環境又那麼不隨心，在心情則這麼不平靜，所以他只有幻滅之感了。不錯，在廈門也得到一部分青年的信仰，希望他辦刊物，「和社會鬧一通」（《兩地書》，頁一二〇）。而且，他之到廈門，就有為他而轉學去的，他一走，便又有二十多個學生也走（《兩地書》，頁二一二），不過，他終於不耐了，他說： 我前回辭國學院研究教授而又中止者，因怕兼士與玉堂覺得為難也，現在看來，總非堅決辭去不可，人亦何苦因為別人計，而自輕自賤致此哉！ ——《兩地書》，頁一一四 無怪景宋也說：「我看你在那裡實在勉強」了（《兩地書》，頁一三五）。然而也就在這種情況之下，他和景宋的愛情，有了長足的進展，這是自然的，因為兩人不在一起了，所以彼此越發繫念起來。我們從他們的通信集裡看，第一部分包括以一九二五年七月為止的，比較平淡的多。第二部分即是魯迅在廈門，與景宋在廣東的通信，就完全露出一對愛侶的關懷來，景宋在第一部分里討論學潮文章的熱心是為魯迅之飲食起居的掛念所代替了，魯迅此際的激忿、怨尤、不安、與焦急，卻就恰恰有景宋為之解慰。 ……不要太認真。況且你敢說天下就沒有一個人是你的永久的同道麼？有了一個人，你就可以自慰了，可以由一個人而推及二三以至於無窮了，那你又何必悲哀呢？如果一個人也「出乎意表之外」……也許是真的麼？總之，現在是還有一個人在勸你，希望你容納這意思的。（頁一六六） 所以我認為只有在這個階段之中，是有人在撫愛著，而使他慢慢地度入次一個階段的精神進展里去。 在廈門的時候，他十分嚮往於南方的國民革命。魯迅在通訊集裡，差不多每次報告著北伐的軍事消息，而他一則說「此地北伐順利的消息也甚多，極快人意」（頁八八），再則說「今天本地報上的消息很好，……總而言之，即使要打折扣，情形很好總是真的」（頁一一七），可以想見他那時的心情。 在一九二六年的十二月，國民政府已經都於武漢了，但是革命策源地的廣東總在吸引他。不過他這時又有創作呢，教書呢，兩歧的徘徊，因為他認為二者不能兼。 然而終於他應了廣州中山大學的聘了，自然景宋也在勸誘。於是他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十五日離開了廈門，於十八日到了廣東，前前後後在廈門的時光卻不過四個月。在這一次教訓中，他說：「雖或受著各方面的斫刺，似乎已經沒有創傷，或者不再覺得痛楚；即使加我罪案，也並不覺著一點沉重了。」（《華蓋集續編》，頁二六二）可見他在幾經打擊之後，慢慢有一種脫卸之感，在這裡，我們可以知道他轉變的時機是已經不遠了。 他到了廣東以後，情景和自己起初所想的不十分相符起來。他本來還有「一個野心」，就是「到廣州後，對於紳士們仍然加以打擊，至多無非不能回北京。第二是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再向舊社會進攻」（《兩地書》，頁一四九），可是他將要去的時候，情形已經是： 自郭沫若做官後，人皆說他左傾，有些且目之為共黨，這在廣州也是排斥人的一個口頭禪，與在北京無異。創造社中的人的連翩而去，不知是否為了這原因。 ——《兩地書》，頁二一九，景宋一月五日與魯迅信 我們後來就可以知道，這便是有名的「清黨」的序幕。一九二七這一年，正是寧漢分裂的一年。不用說，魯迅聯合戰線的夢想，是落空了。而且，即被他攻擊的紳士們，也不少在這時成了要人。 可是如他在廈門一樣，廣東的青年異常歡迎他，為他寫文章，請他寫文章，要他演講，又要他編刊物，情形非常熱鬧。他一到，是住在中山大學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所謂大鐘樓；其中老鼠是成群的，夜間就馳騁起來，到清晨則有工友們唱那他所聽不懂的歌。白天他便接見當地的青年。在樓上住的第二月，他當了中山大學的教務主任，這種生活對他是太不適合了，他記這時候的情形，有這樣的話： 是忙碌的時期。學校大事，蓋無過於補考與開課也，與別的一切學校同。於是點頭開會，排時間表，發通知書，秘藏題目，分配卷子，……於是又開會，討論，計分，發榜。工友規矩，下午五點以後是不做工的，於是一個事務員請門房幫忙，連夜貼一丈多長的榜。但到第二天的早晨，就被撕掉了，於是又寫榜。於是辯論：分數多寡的辯論；及格與否的辯論；教員有無私心的辯論；優待革命青年，優待的程度，我說已優，他說未優的辯論；補救落第，我說權不在我，他說在我，我說無法，他說有法的辯論；試題的難易，我說不難，他說太難的辯論；還有因為有族人在台灣，自己也可以算作台灣人，取得優待「被壓迫民族」的特權與否的辯論；還有人本無名，所以無所謂冒名頂替的玄學底辯論……。這樣地一天一天的過去，而每夜是十多匹，——或二十匹——老鼠的馳騁，早上是三位工友的響亮的歌聲。 ——《三閒集》，頁三二 真有教人哭笑不得的光景。照了魯迅自己的說法，初到廣東時，也未始沒有「一點小康」，以為不至於像在北方所看見的壓迫黨人，撲殺青年，可是「後來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三閒集》，頁二一七），所以也就沒有什麼歡欣之感了。並且，局面也並不那麼和平，他在《兩地書》的序言裡有一段回憶說： 五年前，國民黨清黨的時候我在廣州，常聽到因為捕甲，從甲這裡見到乙的信，於是捕乙，又從乙家裡搜得丙的信，於是連丙也捕去了，都不知下落。古時候有牽牽連連的「瓜蔓抄」，我是知道的，但總以為這是古時候的事，直到事實給了我教訓，我才分明省悟了做今人和做古人也一樣難。 ——並見《南腔北調集》，頁四三 慢慢對他自己的迫害，也來了。我們知道，是專有一本小書叫《魯迅在廣東》的，可是據他所說，則看了後，並不足以知道那實況，除非書後加上幾十頁空白的紙。這時，要他作序的書，往往託故取回了，期刊上他的題簽也經撤換了。報紙上故意不使有魯迅二字出現，有的報上則稱之為雜感家，並且主張他應該和「現代評論派」人合作。他的處境非常危險，所以他憤慨地說：逃掉了五色旗下的鐵窗斧鉞風味，而在青天白日之下，又有縲紲之憂了（《而已集》，頁五五）。所以他退出了中山大學，在廣州城裡頭，另找一個地方居住，這時空氣為殘殺所充滿。他也隱不下，總有人來探問他的意見，也迫他講演，以便拿他的錯。但他卻用支吾的辦法，使人們不得要領，他的講演也避免談現實，現在收在《而已集》里的《魏晉風度及文章與藥及酒之關係》就是一個例子，他的話，很曲折，而且很幽默，使聽者能夠把主旨模糊過去。他造成一個使人以為不過是又要鑽在故紙堆的人物了，於是得到逃脫。林語堂便稱這回是他的第三次蟄伏時期，也是以裝死得生。 像結束了一場噩夢似的，他於一九二七年的九月底到了上海。 感情的起伏和不安；既憤慨，又自危，以往往久居一地的人，竟從北平到了廈門，到了廣東，又到了上海，這末漂泊，流徙，然而這仿佛西洋歷史上的中世紀似的，乃是醞釀一個較有意義的生活的到來。他在這一階段里，也印行了幾本著作，是：《墳》，《朝花夕拾》，和《唐宋傳奇集》。《而已集》大都是這時期寫的，不過印行卻是在次一年。 六 作為魯迅精神進展上達於頂點的第五個階段，是始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底魯迅之赴上海。這時他四十六歲。因為他眼見過革命策源地的實況了，所以他對於革命已取一種諷笑的態度；因為他受的迫害太大，而見的別人的危難也太多了，所以他感到了「救救孩子」的口號終於不免空虛，攻擊社會也太冒險，這時他深深地致恨於文字的無用；因為三經香港，知道壓迫中國人更深的是帝國主義者了，所以他慢慢有了攻擊的新對象：總之，他是在憎惡與憤慨之中，有所厭棄，有所倦怠，卻又有所躍躍欲試的新目標了。他是以這樣的心情到了上海。 一九二八這一年是中國國民革命成功的一年，南北統一了，可是外人的欺辱也特別加甚起來，具體的事件便是「五卅」。在文化上，則為左傾的思想十分蓬勃，然而也十分草創的時代。照了魯迅的敘述，當時的情形是： 我在「革命文學」的戰場上，是落伍者，所以中心和前面的情狀，不得而知。但向他們屁股那面望過去，則有成仿吾司令的《創造月刊》，《文化批判》，《流沙》，蔣光（恕我現在還不知道已經改了那一字）拜帥的《太陽》，王獨清領頭的《我們》，青年革命藝術家葉靈鳳獨唱的《戈壁》；也是青年革命藝術家潘漢年編撰的《現代小說》和《戰線》；再加上一個真是「跟在弟弟背後說漂亮話」的潘梓年的速成的《洪荒》。但前幾天看見K君對日本人的談話（見《戰旗》七月號），才知道潘葉之流的「革命文學」是不算在內的。 ——《三閒集》，頁一三三 這可以想見那時的文化界的一斑。他那時是一個受攻擊的時代，從一九二八至一九二九，是他極少寫稿，也幾乎寫出沒處投的時代。當時，有所謂「圍剿」： 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里，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 ——《三閒集》，序言 向來反抗的魯迅，他這時也沒沉默，於是他也反攻起來。他先說： 然而各種刊物，無論措詞怎樣不同，都有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朧。 ——《三閒集》，頁六二 後來直接指出成仿吾、李初梨的論調來，給了一句「橫豎纏不清」的結論，接著便說： 最好還是讓李初梨去由「藝術的武器到武器的藝術」，讓成仿吾去坐在半租界裡積蓄「十萬兩無煙火藥」，我自己是照舊講「趣味」。 ——《三閒集》，頁六七 可見他是在偏頗不馴的神情里，抵擋了當時的幼稚的攻擊的。對於當時「革命文學」的貨色，他也沒有客氣： 但中國之所謂革命文學，似乎又作別論。招牌是掛了，卻只在吹噓同夥的文章，而對於目前的暴力和黑暗不敢正視。作品雖然也有些發表了，但往往是拙劣到連報章記事都不如；或則將劇本的動作詞令都推到演員的「昨日的文學家」身上去。那麼，剩下來的思想的內容一定是很革命底了罷？我給你兩句馮乃超的劇本的結末的警句： 「野雉：我再不怕黑暗了。 偷兒：我們反抗去！」 ——《三閒集》，頁九〇 當時左翼文壇的幼稚，是不容諱言的，而且，空虛和不健全，也在所難免。所以，大家雖然圍剿，和魯迅的反抗比較起來，依然無疑顯出單薄。然而，就當時幼稚的論調中，我以為錢杏邨的攻擊，卻有時頗中要害。尤其是他發表的第一篇論魯迅的文章，名字是《死去了的阿Q時代》的，我以為有不少地方，頗能一針見血，例如他說： 除開他的創作的技巧，以及少數的幾篇能代表「五四」時代的精神外，大部分是沒有表現現代的。 這是說到魯迅作品的內容的。又說： 這種人若不把領袖思想英雄思想從他們的腦中趕掉，總歸是沒有希望的！再進一步說，魯迅所以陷於這樣的狀態之中，我們可以說完全是所謂自由思想害了他，自由思想的結果只有矛盾，自由思想在這個世界上只是一個騙人的名詞，魯迅便是被騙的一個。 這是說到魯迅的思想的。他更說： 現在的時代不是陰險刻毒的文藝表現者所能抓住的時代，現在的時代不是纖巧俏皮的作家的筆所能表現的時代，現在的時代不是沒有政治思想的作家所能表現的時代！ ——載於一九二五年五月的《太陽》 我不信魯迅不受這些話的影響，在文字上，以《二心集》和以往的雜感集比較，就果然是爽朗開拓的了，陰險刻毒和纖巧俏皮可說確收斂了許多。政治思想，在一向空洞而沒有立場的魯迅，不久也就形成了，這都是屬於這一個階段里的事。 魯迅是認真而且聰明的，在他未熟悉的東西，他就直然認為不懂，決不強不知以為知。所以他在一九二八年八月十日給人的信，還依然說：「我對於唯物史觀是門外漢，不能說什麼。」（《三閒集》，頁一三八）在同年編輯的《奔流》的後記里，也說： 世間大約該還有從集團主義的觀點，來批評Ibsen的論文罷，無奈我們現在手頭沒有這些，所以無從介紹。 ——《三閒集》，頁一三五 這都是他未轉變以前的話。 以後卻是覺得攻擊他的人大都是空虛了，所以他感到譯書的迫切： 有馬克思學識的人來為唯物史觀打仗，在此刻，我是不贊成的。我只希望有切實的人，肯譯幾部世界上已有定評的關於唯物史觀的書——至少，是一部簡單淺顯的，兩部精密的——還要一兩本反對的著作。那麼，論爭起來，可以省許多話。 ——《三閒集》，頁一四〇 否則，「解剖刀既未中腠理，子彈所發之處，也不是致命傷」（《二心集》，頁二九），在他是不滿足的。所以譯書的責任，他也就負擔起來了。他承認是受了別人攻擊的影響，所以他說： 我有一件事要感謝創造社的，是他們「擠」我看了幾種科學底文藝論，明白了先前的文學史家們說了一大堆，還糾纏不清的疑問。並且因此譯了一本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以救正我——還因我及於別人——的只信進化論的偏頗。 ——《三閒集》，序言 這是多大的轉變！他一向信任的進化論，是認為不夠了，必得有所補充，這是什麼呢，卻就是他所謂： 接著這自然科學所論的事實之後，更進一步地來加以解決的，則有社會科學在。 ——《二心集》，頁七三 這種大轉變，我認為都是在從他自己所譯的書中而得到的正解的結果。 一九三〇年，他簽名於自由運動大同盟。同年，三月二日左翼作家聯盟成立，在成立大會上，他曾去講演。我們知道，在一九二九年的二月七日，創造社是被封了（見郭沫若《創造十年》），所以此刻的左翼作家，已另換了陣線，而魯迅乃是其中最為忠實的一員。在中國，自己敢於公開承認是左翼（《南腔北調集》，頁四六），而又能堅持其立場的，恐怕很少很少。許多怕落伍，又怕遭殃，就作出一種依違兩可的妾婦狀了，即此一端，也可見魯迅的人格。 魯迅在這一個時期里，雖然有一度想歇歇（《三閒集》，頁一一〇），這是一九二八時的事，也想「隱姓埋名，到什麼小村里去，一聲也不響，大家玩玩吧」（《兩地書》，頁二五八），這是一九二九時的事，可是到了一九三〇以後，他卻不會鬆懈了，所以然者，他思想上有了歸宿。 他這時批評了梁實秋，批評了成仿吾，批評了錢杏邨，對於左翼，他有了指示；對於右翼，他有了剖解，他從前只是為青年辯，現在他為大多數勞苦大眾辯了，但他卻也並不忘記攻擊他們的短處。在理論上，他為忠實的翻譯辯，他為階級性的存在辯。在從前，他有所攻擊，是因為「關己」，現在是不觸著自身，也來戰鬥了，從前他的戰鬥為個人，現在是為受壓迫的大部分人了。 文章與內容相襯，他這時的作品也最是在渾渾厚厚之中，而有一種生氣，所以我認為這是他最健康，而精神進展達於極點的時期。 他於一九二九，曾經短期到過北平，大部生活卻是在上海。這幾年來的著譯工作是，童話《小約翰》的譯文，日本鶴見祐輔作的《思想山水人物》的選譯，《野草》，《而已集》，都是一九二八出版的，《壁下譯叢》，日本坂垣鷹穗《近代美術思潮論》的譯文，日本片上仲《無產階級文學的理論與實際》的譯文，盧那卡爾斯基《藝術論》的譯文，皆出版於一九二九；蒲力汗諾夫的《藝術論》，盧那卡爾斯基的《文藝批評》，蘇俄的《文藝政策》，這些翻譯皆出版於一九三〇。雅各武萊夫作的長篇小說《十月》，為神州國光社收稿，但在一九三二年魯迅自定的譯著書目中卻說尚未付印。 七 自一九三一以後，到現在，我認為是魯迅精神進展上的又一個階段了。這一個階段里重要的事情便是國難的臨頭，於一九三一而有「九一八」。於一九三二而有「一·二八」，這都不是小事件！再一件事，就是中國左翼作家的消沉。魯迅在這一個階段里，一方面是轉變後的新理論的應用了，一方面卻是似乎又入於蟄伏的狀態的衰歇。在這一個時期，他的著作是不多的，他的文章，也又改了作風，並沒能繼續在上一個階段里所獲得的爽朗開拓的氣度。 因為國難的關係，他寫著許多關於時事的文章。首先，他有一篇《答文藝新聞社問》，題目是《日本占領東三省的意義》，他的答覆是： 這在一面，是日本帝國主義在「膺懲」中國軍閥，也就是「膺懲」中國民眾，因為中國民眾又是軍閥的奴隸，在另一面，是進攻蘇聯的開頭，是要使世界的勞苦群眾，永受奴隸的苦處的方針的第一步。 ——《二心集》，頁一四七 這是他在國難後發話的第一聲，在這時候的魯迅，無疑對帝國主義的憤恨是格外加強了，對本國的當局也責難深起來，然而對於國民性的攻擊並沒有放鬆。他說一般人之慣於說謊和造謠： 笑里可以有刀，自稱酷愛和平的人民，也會有殺人不見血的武器，那就是造謠言。但一面害人，一面也害己，弄得彼此懵懵懂懂。古時候無須提起了，即在近五十年來，甲午戰敗，就說是李鴻章害的，因為他兒子是日本的駙馬，罵了他小半世；庚子拳變，又說洋鬼子是挖眼睛的，因為造藥水，就亂殺了一大通。下毒學說起於辛亥光復之際的杭州，而復活於近來排日的時候。我還記得每有一回謠言，就總有誰被誣為下毒的奸細，給誰平白打死了。 謠言世家的子弟，是以謠言殺人，也以謠言被殺的。 ——《南腔北調集》，頁二〇七 因為他住在上海，所以也就特別攻擊上海；他介紹上海的「吃白相飯」： 要將上海的所謂「白相」，改作普通話，只好是「玩耍」…… 「吃白相飯」在上海是這麼一種光明正大的職業。 我們在上海的報紙上所看見的，幾乎常是這些人物的功績；沒有他們，本埠新聞是決不會熱鬧的。但功績雖多，歸納起來，也不過是三段…… 第一段是欺騙。見貪人就用利誘，見孤憤的就裝同情，見倒霉的則裝慷慨，但見慷慨的卻又會裝悲苦，結果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 第二段是威壓，如果欺騙無效，或者被人看穿了，就臉孔一翻，化為威嚇，或者說人無禮，或者誣人不端，或者賴人欠錢，或者並不說什麼緣故，而這也謂之「講道理」，結果還是席捲了對手的東西。 第三段是溜走。用了上面的一段或兼用了兩段而成功了，就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失敗了，也是一溜煙走掉，再也尋不出蹤跡來。事情鬧得大一點，則離開本埠，避過了風頭再出現。 ——《准風月談》，頁一九 魯迅總是反抗的，所以可敬。 在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是胡也頻柔石等被害的日子。魯迅因而悲憤，因而自危，因而沉默，大概也是自然的吧。 不過魯迅自從接受新的理論後，他的觀感多半更深入一層了，而且他處處忘不掉社會機構的背景，例如他對於「諺語」： 粗略的一想，諺語固然好像一時代一國民的意思的結晶，但其實，卻不過是一部分的人們的意思。現在就以「各人自掃門前雪，莫管他家瓦上霜」來做例子罷，這乃是被壓迫者們的格言，教人要奉公，納稅，輸捐，安分，不可怠慢，不可不平，尤其是不要管閒事；而壓迫者是不算在內的。 ——《南腔北調集》，頁一四二 所以我說這一時期是他運用他的理論的時期。 大體上看，魯迅時時刻刻在前進著，然而，這第六個階段的精神進展，總令人很容易認為是他的休歇期，並且他的使命的結束，也好像將不在遠。到現在為止的成書的東西，充其量是包括一九三三年的作品；現在很少見他發表東西了，自然，沒有合適的地方發表的原故也是有的。包括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二九年的雜感集《三閒集》是出版於一九三二的，他在書後有一個後記。先是把從來的作品列了列，成為一個「譯著書目」，隨後便有許多自責、自慰的話，令人很容易想到他是自己意識到可以告一段落的了。並且說： 當我被「進步的青年」們所口誅筆伐的時候，我「還不到五十歲」，現在卻真的過了五十歲了。（頁二一〇） 因為他這時五十一。他又說： 世界決不和我同死，希望是在於將來的。但燈下獨坐，春夜又倍覺淒清，便在百靜中，信筆寫了這番話。 這是一種什麼滋味！讀者大可以去想像的吧。魯迅在一九三一年的譯書有《藥用植物》（日本刈米達夫作，分別發表於商務印書館《自然界》中），有三閒書屋印蘇聯A·法捷耶夫作長篇小說《毀滅》一冊，一九三二年出版《三閒集》、《二心集》，一九三三年出版《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一九三四年出版《准風月談》。今年則有別人代他出版的《集外集》，以及生活書店出版的L·班台萊耶夫作的童話《表》，和高爾基的《俄羅斯的童話》。到執筆時為止，現在還沒有更新的成書出來。 八 這一章的文章到這裡本可以完了，但我們從魯迅的生活和他的精神進展上看出一件事情來，就是：一個人的環境限制一個人的事業，但一個人的性格卻選擇一個人的環境。這其間有一點神秘，這神秘我們可以魯迅為代表。 我們可以這樣說，倘若不是陳獨秀在那裡辦《新青年》，魯迅是否獻身於新文化運動是很不一定的；倘若不是女師大有風潮，魯迅是否加入和「正人君子」的「新月派」的敵斗，也很不一定的；一九二六年假若他不出走，老住在北平，恐怕他不會和周作人的思想以及傾向有什麼相遠，他和南方的革命勢力既無接觸，恐怕也永久站在遠處，取一個旁觀、冷嘲的態度，是不會太嚮往，也不會太憤恨的；一九二七年假若他不是逃到上海，而是到了武漢，那麼，也許入於郭沫若一流，到政治的旋渦里去生活一下；一九二八年一直到一九三〇年，假若他久住於北平，則也敢說他必受不到左翼作家的圍剿，那麼，他也決不會吸取新的理論，他一定止於是一個個人主義的不馴的戰士而已，也不會有什麼進步；——然而，這一切都不是的，事實乃是陳獨秀辦了《新青年》，女師大有了風潮，一九二六年他離開了北平，一九二七年從廣州到了上海，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他沒有打算再久住北平，所以，他成就了現在的魯迅。環境的力量有多大。 然而，我們更必須清楚，就是倘若不是魯迅的話，他不會把環境這樣選擇著！不是魯迅，不會在會館裡寂寞地抄古碑，已經作僉事了，他滿可以心安理得地作官，然而他不，他感到寂寞，他偏驅除不淨那些少年時受自農村社會的悲涼的回憶，他於是吶喊！不是魯迅，他可以安穩地教書，學潮可以不理，然而因為是魯迅，他又不耐了，紳士們的紙冠，他也必得戳一戳，結果被迫，結果得出走。隨便逃走也就好了，但他還有新的夢想，要治兩年的學，於是到了廈門，在廈門能耐的話，他可以像林語堂似的，在那兒停一停，然而他不，他終於是魯迅，他痛恨於「天下何其淺薄者之多」，他苦惱於一般人之「語言無味」，他以「離開了那些無聊人」，「心就安靜得多了」，所以他就又被廣州的情形所誘引，而到了廣州。在廣州，別人也許可以住得下去的吧，否則也不能受那樣的迫害，然而又依然是魯迅之故，他不妥協，他反抗，他以為他的話很巧，可以無所觸犯，然而他說這地方是「奉旨革命」，然而他說：「青天白日旗插遠去，信徒一定加多。但有如大乘佛教一般，待到居士也算佛子的時候，往往戒律蕩然，不知是佛教的弘通，還是佛教的敗壞。……」（《三閒集》，頁三一）。他能不遭到迫害嗎？無怪乎他又得出走。到了上海，倘若在別人，當時的左翼作家一定不如此大舉，又因為他是魯迅，所以圍剿特別加緊，然我們還敢說，倘若在別人，反攻也許是薄弱的吧，而且反攻之後，也許不必要看清敵人的理論的吧，然而仍因為是魯迅，猛烈的反攻，卻又慢慢很勤快地譯出敵人的理論根據來了，他於是從中卻又變革了自己。一九二九他到過北平，但他說：「為安閒計，在北平是不壞的，但因為和南方太不同了，所以幾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來此已十天，卻毫不感到什麼刺戟，略不小心，確有『落伍』之懼的。上海雖煩擾，但也別有生氣。」（《兩地書》，頁二四〇）求刺戟，要生氣，這也只有魯迅那樣的人才如此，所以他就終於久住於上海了，因此，他始終沒脫離了作戰士。一個人的性格，對於環境的選擇又多末明顯！ 所以像其他天才一樣，環境卻終於完成了他自己了！ 二十四年七月三十一日上午十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