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批判 · 一 導言:魯迅之思想性格與環境

李長之 《魯迅批判》
一 環境沒有影響,這句話我不信;正如環境有絕對的決定的力量我也不信然。可是環境以外還有什麼力量是決定著的呢?這是我不容易馬上叫出名目來的,雖然我仿佛依稀覺得。 反正事情是夠奇異了的,我們看康德和歌德吧,還有高爾基。康德在他固陋的庫恩希勃哥(Knjgsberg)小城裡,腳步沒出過家門,經濟是不充裕的,身體是被肺病和胃病侵蝕著,從作學生起到作教授止的所依靠的不過是藏書不滿五萬冊的大學,在這裡,哪一件是便利於產生一個大學者的?可是竟沒限制了康德的產生。仿佛偏要產生康德。歌德吧,死於一八三二,活了八十三歲的高齡,在他死的前一年,他完成了《浮士德》,他之到這個世界上來,就像專負了這個使命似的,使命完了,他才去了。至於高爾基,他一生里不知道有多少機會,都使他可以不走上文學的道路,他很可以作鞋匠,作看護,作工人,然而他不,仿佛終有他真正的歸宿,所有前此的曲折紆迴,不過是他的準備,卻使他到了真正自己的工作時更方便些而已。 不錯,他們反映著社會的要求;不錯,他們的口和筆,是各時代里幾千萬人的心跡和呼聲。然而,這使命為什麼獨獨讓他們擔承了去?而且,為什麼在他們之完成其使命上,環境就予以方便,不順利也順利起來?這秘密仿佛只隔一層紙。可是我不容易馬上叫出名目。 在這種似乎神秘的意味之下,我們又見到魯迅。他學過醫,可是終於弄到文學上來了;他身從小康之家而墮入困頓,他生長於代表著中國一般的執拗的農民性的魯鎮,這似乎都是偶然的,然而這卻在在影響了、形成了他的思想、性格,和文藝作品。 他的思想是一種進化論的生物學的思想,這是毫無疑問的。這點思想的萌生,卻以醫學給他的幫助為最大。 他咒恨中國的醫藥,這是在他作品裡時常見到的,顯著的,更有以《藥》作為題目的一篇小說,在《吶喊》的自序里也有著頗為詳盡的自剖。人們是慣好把一點感觸擴充下去的吧,因為咒恨中國的醫藥,他就咒恨中國的醫藥所盤踞的整個傳統的封建文化的壁壘了,他於是學西醫,然而同時他卻是接受了整個的那代表著在西洋發達了的資本主義制度下的文明和思想了,他徹頭徹尾是近代西洋科學精神下的一個信徒和傳播者。 在這裡是多末明顯的對照呵:都市和農村,啟蒙和蠻昧,資本主義文化和封建文化的對壘!在這種意義下,是代表了大部分的魯迅的奮戰的生活。他負荷著的是時代使命,他表現著的是時代精神!不過中國的社會是因為受外力而變動著的,這變動異常急遽而迅速,所以到現在為止,魯迅已代表了另一種的意義的搏鬥生活了,然而以他所占的時間的長短論,以他顯示出來的成績的大小論,以他前後的反抗的使命,在一種更深刻一些的社會演化的意義上,或者不是背馳而是連繫論,我們卻不妨採取舉一而概其餘的辦法的,於是以他前期的奮鬥作為整個的奮鬥的總括。 從西洋醫藥而取得的科學思想的中心——進化論,如何而作用著魯迅的一切諷刺、告誡和觀感,這是隨地可見的。人得要生存,這是他的基本觀念。因為這,他才不能忘懷於人們的死。他見到的,感到的,甚或受到的,關於生命的壓迫和傷害是太多了,他在血痕的悲傷之中,有時竟不能不裝作麻痹起來,然而這仍是為生物所採取的一種適應的方策,也就是為生存。生存這觀念,使他的精神永遠反抗著,使他對於青年永遠同情著,又過分的原宥著,這也就是他換得青年的愛戴的根由。在生活上,我們有時麻木,或者妥協,拯救了我們的,就是魯迅的那枝筆。 魯迅,不錯,沒作醫生,在一九一〇年當的化學、生理學教員,照了魯迅自己的說法,不久也「出走」,然而在我看,這點科學的精神,卻永遠沒離開他過,而且那輻射著的光芒,也無時不從他的小說,尤其是他的雜感里,而到達讀他的作品的為他所鼓舞著的青年人的心。 二 從小康之家而墮入困頓的,當然要受不少的奚落和諷嘲,這也是使魯迅所受的印象特別深的。在他的作品裡,幾乎常常是這樣的字了:奚落,嘲諷,或者是一片鬨笑。我們一方面看出他自身的一種過分的神經質的驚恐,也就是在《狂人日記》里所謂的「迫害狂」,另一方面,我們卻見他是如何同情於在奚落與諷嘲下受了傷害的人物的創痛;悲哀同憤恨,寂寞同倔強,冷觀和熱情,織就了他所有的藝術品的特色。 三 執拗的農民性,是魯迅所特別了解深刻的所在。模糊,憚於改革,愚騃,和奴性,是魯迅所刻劃得最入骨的所在。他的故事,慣於以農村為背景,而且在他的故事中,也往往以農村為背景的為最出色,在《孔乙己》,《明天》,《風波》,《社戲》,《祝福》,幾篇里,都明明標出地點是魯鎮,那咸亨酒店的盛況,似乎我們一閉眼就可以呈現出來。其他像《藥》,《阿Q正傳》,《白光》,《長明燈》,《離婚》,雖然沒明白標出是魯鎮,然而依然在隱約之中,卻還是同一地點的光景。這樣成了一個使讀者極其容易熟悉的氛圍了,這氛圍也就是魯迅知之最深,攻擊最烈,同情最大的氛圍。 執拗的農民性,不但憚於改革,還給改革者以無窮的迫害。著實說,這卻又不只魯鎮一個小地方的風光了,這乃是中國傳統下來的一個整個局面的縮影。魯迅的攻擊,也仍是以資本主義下的思想和文明施向封建的農村社會的傳統和習俗的攻擊。 然而,那點執拗性,或者又可以叫韌性吧,在另一機會,是魯迅所勸告於人的:「世間有一種無賴精神,那要義就是韌性。聽說拳匪亂後,天津的青皮,就是所謂無賴者很跋扈,譬如給人搬一件行李,他就要兩元,對他說這行李小,他說要兩元,對他說道路近,他說要兩元,對他說不要搬了,他說也仍然要兩元。青皮固然不足為法的,而那拗性卻大可以佩服。要求經濟權也一樣,有了這件事說太陳腐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太卑鄙了,就答道要經濟權;說是經濟制度就要改變了,用不著再操心,也仍然答道要經濟權。」(《墳》,頁一六八)這話是對婦女講的,在魯迅自己卻的的確確採取著,也就是在這一方面他有了戰士的資格。對於白話文的擁護,對於國故國粹的掊擊,對於人必得要生存的人生觀的堅持,對於「西瀅(即陳源教授)」的筆戰,件件是不放鬆的,只要入了他的筆尖,他不會忘卻,也不會後悔,他慣於作持久戰。 這種緊握而不輕易棄置的持久性是根深蒂固的一種來自農民的精神的賜予。 四 進化論的,生物學的,人得要生存的人生觀,在奚落和諷嘲的刺戟下的感情,加上堅持的簡直有些執拗的反抗性,這是魯迅之所以為魯迅的地方,環境把他的性格和思想的輪廓給繪就了,然而他自己,在環境裡卻找到他的出路了,負荷起了使命。無疑地他是中國文學史上劃時代的期間的人物中最煊赫的一個代表者,他呼吸著時代的氣息,他大踏著步向前走。他像高爾基一樣,他的遭遇是完成了他的,前此的經歷,幾乎對他後來都留下一種頗可咀嚼的意義,這是多末奇異呢,然而我不能馬上叫出名目。 二十四年四月二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