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二十八 他的師友
筆者寫下這一個題目，頗有不知如何著筆之感。因為魯迅心目中的朋友，究竟哪些人？我也無從去替他決定的。他有一回寫信給我，說：「現在的許多論客，多說我會發脾氣，其實我覺得自己倒是從來沒有因為一點小事情，就成友成仇的人。我還有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要點就在彼此略小節而取其大。」可以說他是有不少幾十年的老朋友的。這兒，姑且從他自己所供給的材料中來寫這一篇罷。
他在晚年，寫過一篇很好的回憶文字，題為《我的第一個師父》。他是周家的長男，父親怕他有出息，因此養不大，不到一歲，便領到長慶寺里去，拜了一個和尚為師了。他由此得到一個法名，叫作長庚。他的師父，魯迅不知道他的法名，無論誰，都稱他為「龍師父」，瘦長的身子，瘦長的臉，高顴細眼。和尚是不應該留須的，他卻有兩綹下垂的小鬍子。對人很和氣，對他也很和氣，不教他念一句經，也不教他一點佛門規矩；他自己呢，穿起袈裟來做大和尚，或者戴上毗盧帽放焰口，「無祀孤魂來受甘露味」的時候，是莊嚴透頂的，平常可也不念經，因為是住持，只管著寺里的瑣屑事；其實由他看起來，他不過是一個剃光了頭的俗人。因此，魯迅又有一位師母，就是龍師父的老婆。論理，和尚是不應該有老婆的，然而他有。他的師母在戀愛故事上，卻有些不平常。聽說龍師父在年青時，是一個很漂亮而能幹的和尚，交際很廣，認識各種人。有一天，鄉下做社戲了，他和戲子相識，便上台去替他們敲鑼，精光的頭皮，簇新的海青，真是風頭十足。鄉下人大抵有些頑固，以為和尚是應該念經拜懺的，台下有人罵了起來。師父不甘示弱，也給他們一個回罵。於是戰爭開幕，甘蔗梢頭，雨點似的飛上來，有些勇士，還有進攻之勢，彼眾我寡，他只好退走，一面退，一面一定追，逼得他只好慌張地躲進一家人家去。而這人家，又只有一位年輕的寡婦。以後的故事，連魯迅也不甚瞭然了。總而言之，她後來是他的師母。
魯迅因此有了三個師兄，兩個師弟。大師兄是窮人家的孩子，舍在寺里的。其餘四個，都是師父的兒子。大師兄只有單身；二師兄也有家小，但他守著秘密。三師兄比魯迅大十歲，和他的感情極好。他說：「出家人受了大戒，從沙彌升為和尚，正和我們在家人行過冠禮，由童子而為成人相同。成人願意『有室』，和尚自然也不能不想到女人。以為和尚只記得釋迦牟尼或彌勒菩薩，乃是未曾拜和尚為師，或與和尚為友的世俗的謬見。寺里也有確在修行，沒有女人，也不吃葷的和尚，例如我的大師兄即是其一，然而他們孤僻，冷酷，看不起人，好像總是鬱鬱不樂，他們的一把扇或一本書，你一動他就不高興，令人不敢親近他。所以我所熟識的，都是有女人，或聲明想女人，吃葷，或聲明想吃葷的和尚。我那時並不詫異三師兄在想女人，而且知道他所理想的是怎樣的女人。人也許以為他想的是尼姑罷，並不是的，和尚和尼姑『相好』，加倍的不便當。他想的乃是千金小姐或少奶奶，而作這『相思』或『單相思』——即今之所謂『單戀』也——的媒介的是『結』。」 我們那裡闊人家一有喪事，擇七解結，解結並不是如世俗人所推測，個個解開的，倘有和尚以為打得精緻，因而生愛，或者故意打得結實，很難解散，因而生恨的，便能暗暗的整個落到僧袍的大袖裡去。這種寶結帶回寺里，便保存起來，也時時鑑賞。打結子的是誰呢？不消說是小姐或少奶奶了。所以他不覺睹物思人，所謂「時涉遐想」起來了。魯迅是最懂得這種人的變態心的。魯迅的三師兄也有老婆，魯迅笑嘲他不守清規，他竟一點不窘，立刻用金剛怒目式，向他大喝一聲道：「和尚沒有老婆，小菩薩哪裡來？」這真所謂獅子吼，使魯迅明白了真理，啞口無言了。
魯迅在日本讀書時期，曾和幾位朋友往《民報》社聽章太炎先生講學，筆者已在上文說到過了。章氏可說是魯迅所最欽佩的老師。許壽裳氏曾在《魯迅印象記》中有一段描敘文字：「章先生出獄以後，東渡日本，一面為《民報》撰文，一面為青年講學，其講學之地，是在大成中學裡一間教室。我和魯迅極願往聽，而苦與學課時間相衝突，因托龔未生轉達，希望另設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許。地址就在章先生的寓所——牛込區二丁目八番地《民報》社，每星期日清晨，我們前往受業，在一間陋室之內，師生環繞一張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講段氏《說文解字注》、郝氏《爾雅義疏》等，神解聰察，精力過人，逐字講釋，滔滔不絕，或則闡明語源，或則推見本字，或則旁證以各處方言。自8時至正午，歷四小時毫無休息，真所謂『誨人不倦』，章先生講書這樣活潑，所以新義創見，層出不窮。就是有時隨便談天，也復詼諧間作，妙語解頤。其《新方言》及《小學答問》兩書，都是課餘寫成的，其體大思精的《文始》，初稿也起於此時。」他說：「魯迅聽講，極少發言，只有一次，因為章先生問及文學的定義如何？魯迅答道：『文學和學說不同，學說所以啟人思，文學所以增人感。』先生聽了說：『這樣分法，雖較勝於前人，然仍有不當。郭璞的《江賦》，木華的《海賦》，何嘗能動人哀樂？』魯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說：『先生注釋文學，範圍過於寬泛，把有句讀的和無句讀的悉數歸入文學。其實文字與文學固當有分別的，《江賦》《海賦》之類，辭雖奧博，而其文學價值就很難說。』這可見魯迅治學，愛吾師尤愛真理的態度。」
章太炎在1936年逝世，到了10月間，他自己也去世了。他所寫的《關於章太炎先生二三事》，可說是最後文字之一。他對於太炎先生的評價，和一般世俗人說法並不相同。他說：「太炎先生雖先前也以革命家現身，後來卻退居於寧靜的學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別人所幫造的牆，和時代隔絕了。紀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許將為大多數所忘卻。我以為先生的業績，留在革命史上的，實在比在學術史上還要大。回憶三十餘年之前，木版的《訄書》已經出版了，我讀不斷，當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時的青年，這樣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國有太炎先生，並非因為他的經學和小學，是為了他駁斥康有為和作鄒容的《革命軍》序，竟被監禁於上海的西牢。那時留學日本的浙籍學生，正辦雜誌《浙江潮》，其中即載有先生獄中所作詩，卻並不難懂。這使我感動，也至今並沒有忘記。……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獄，即日東渡，到了東京，不久就主持《民報》。我愛看這《民報》，但並非為了先生的文筆古奧，索解為難……是為了他和主張保皇的梁啓超鬥爭，……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往。前去聽講也在這時候，但又並非因為他是學者，卻為了他是有學問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現在，先生的音容笑貌，還在目前，而所講的《說文解字》，卻一句也不記得了。民國元年革命後，先生的所志已達，該可以大有作為了，然而還是不得志。這也是和高爾基的生受崇敬，死備哀榮，截然兩樣的。我以為兩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爾基先前的思想，後來都成為事實，他的一身，就是大眾的一體，喜怒哀樂，無不相通；而先生則排滿之志雖伸，但視為最緊要的『第一是用宗教發起信心，增進國民的道理；第二是用國粹激動種性，增進愛國的熱腸』（見《民報》第六本），卻僅止於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凱又攘奪國柄，以遂私圖，就更使先生失卻實地，僅垂空文，至於今，惟我們的『中華民國』之稱，尚系發源於先生的《中華民國解》（最先亦見《民報》），為巨大的紀念而已。然而知道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經不多了。既離民眾，漸入頹唐，後來的參與投壺，接受饋贈，遂每為論者所不滿，但這也不過是白圭之玷，並不是晚節不終。考其生平，以大勳章作扇墜，臨總統府之門，大詬袁世凱的包藏禍心者，世無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者，並世無第二人；這才是先哲的精神，後生的楷范。」 那時，魯迅已在病中，而力疾作文，以表師德，也可見他們師生間的契合。
周作人說：魯迅在東京的朋友不很多，據他所知道的，不過十來人，有的還是平常不往來的。那些老朋友之中，周氏說到了袁文藪，說魯迅從仙台退了學，來到東京，決心要做文學運動，先來出一本雜誌，定名叫作《新生》。他拉到了兩個同鄉友人，給《新生》寫文章，一個是許季茀，一個是袁文藪。（袁後來到英國去留學了。）袁與魯迅很是要好，至少關於辦新雜誌談得很投合罷，可是離開了東京之後，就永無音信。還有一位朋友是蔣抑卮，杭州銀行家，他於1908年往東京割治耳病，住在許季茀處，所以認識了魯迅。他頗有見識，舊學也很好，因此很談得來。他知道魯迅有介紹外國小說的意思，願意幫忙，這便出版了兩本《域外小說集》。民國以後，魯迅在北京時，蔣北來必去探訪，可見他們的交情一直是很好的。
周氏又說到蔣觀雲與范愛農。蔣名智由，是那時的新黨，避地東京，在《清議報》上寫些文章，年紀總要比魯迅大二三十歲了，因為他是蔣伯器的父親（伯器，民初的浙江軍事家，與蔣百里齊名），所以同鄉學生都尊他為前輩，魯迅與許季茀也常去問候他。可是到了「徐錫麟案」發作，他們對他就失去了敬意了。在魯迅的回憶錄中，描畫得最深刻的是范愛農（見《朝花夕拾》）。范氏是《越諺》著者范寅的本家，在日本留學，大概是學理工的，起初與魯迅並不認識，第一次相見乃是在同鄉學生討論徐案的會場上。其時蔣觀雲主持發電報給清廷，有許多人反對，中間有一個人，蹲在屋角（因為會場是一間日本式房子，大家本是坐在席上的），自言自語地說道：「死的死掉了，殺的殺掉了，還打什麼鳥電報！」他也是反對發電報的，只是態度很是特別，魯迅看他那神氣覺得不大順眼，所以並未和他接談，也不打聽他的姓名，便分散了。這是民前五年的事。（魯迅說他是一個高大身材，長頭髮，眼球白多黑少的人，看人總像在藐視。他覺得這人很冷。）事經五年之後，辛亥革命那年，他們又在故鄉相遇了。魯迅有這麼一段描寫：我們「互相熟視了不過兩三秒鐘，我們便同時說：『哦哦，你是范愛農！』『哦哦，你是魯迅！』不知怎地我們便都笑了起來，是互相的嘲笑和悲哀，他眼睛還是那樣，然而奇怪，只這幾年，頭上卻有了白髮了，但也許本來就有，我先前沒有留心到。他穿著很舊的布馬褂，破布鞋，顯得很寒素。談起自己的經歷來，他說他後來沒有了學費，不能再留學，便回來了。回到故鄉之後，又受到輕蔑，排斥，迫害，幾乎無地可容。現在是躲在鄉下，教著幾個小學生餬口。但因為有時覺得很氣悶，所以也趁了航船進城來。他又告訴我現在愛喝酒，於是我們便喝酒。從此他每一進城，必定來訪我，非常相熟了。我們醉後常談些愚不可及的瘋話，連母親偶然聽到了也發笑。」
後來紹興光復了，王金髮設立軍政分府，聘請魯迅為師範學校校長，范愛農為監學。「（他還是穿）那件布袍子，但不大喝酒了，也很少有工夫談閒天，他辦事，兼教書，實在勤快得可以。」 不過，革命以後的紹興，是十分使人失望的，王金髮也和舊官僚差不多。其後不久，魯迅應許季茀之邀，到南京教育部去任職，范愛農的監學職位也被後來繼任的校長擠掉了。魯迅想為他在北京尋一點小事做，那是他最希望的，然而沒有機會。他後來便到一個熟人的家裡去寄食，也時時給魯迅寫信，景況愈窮困，言辭也愈悽苦。終於又非走出這熟人的家不可，便在各處飄浮。（他時常這麼說：「也許明天就收到一個電報，拆開來一看，是魯迅來叫我的。」）不久，魯迅忽然從同鄉那裡得到一個消息，說他已經掉在水裡淹死了。魯迅疑心他是自殺，因為愛農是浮水的好手，不容易淹死的。
魯迅懷念故交，曾寫了三首詩：
其一：
風雨飄搖日，余懷范愛農。
華顛萎寥落，白眼看雞蟲。
世味秋荼苦，人間直道窮。
奈何三月別，竟爾失畸躬！
其二：
海草國門碧，多年老異鄉。
狐狸方去穴，桃偶盡登場。
故里彤雲惡，炎天凜夜長。
獨沉清冽水，能否洗愁腸？
其三：
把酒論當世，先生小酒人。
大圜猶酩酊，微醉自沉淪。
此別成終古，從茲絕緒言。
故人云散盡，我亦等輕塵！
這一份淒婉的情緒，後來也寫在《酒樓上》那一篇小說中。
佐藤春夫、增田涉編選日文本的《魯迅選集》時，魯迅自己提出《藤野先生》那一篇是必須收入的。藤野先生（見《朝花夕拾》，他的回憶錄之一），他對於這位解剖學教授是終生懷念著的。（當然，藤野對於魯迅的印象，並不怎樣深的。）魯迅到日本兩年之後，進了仙台的醫學專門學校，他是抱著接受現代西洋醫學知識而去求道的，他要用醫學來救國。同時，他不滿意於東京留學生的浮囂習氣。在仙台，全校只有他這麼一個中國人，他的生活孤獨而寂寞。但在那裡，他遇到了藤野嚴九郎教授。藤野教授是教解剖學的。這位教授，是一個黑瘦的先生，八字須，戴著眼鏡。他專心於學術研究，不十分注重儀表的。據說是穿衣服太模糊了，有時竟會忘記戴領結；冬天是一件舊外套，寒顫顫的，有一回上火車去，致使管車的疑心他是扒手，叫車裡的客人大家小心些。魯迅就親見他有一次上講堂沒有戴領結。有一天，這位教授叫魯迅到他自己的研究室去，叫他把筆記本拿來看。藤野教授要他留下那筆記本。過了二三天，這位教授把筆記本還給他，他打開看時，很吃了一驚，同時，也感到一種不安和感激。原來他的講義已經從頭到末，都用紅筆添改過了，不但增加了許多脫漏的地方，連文法的錯誤，也都一一訂正。這樣一直繼續到教完了他所擔任的功課：骨學、血管學、神經學。到了第二學年，藤野教授擔任了解剖實習和局部解剖學，但在解剖實習的開始以後經過一星期的光景，他又叫了魯迅去，仍用了極有抑揚的聲調對他說：「我因為聽說中國人是很敬重鬼的，所以很擔心，怕你不肯解剖屍體。現在總算放心了，沒有這回事。」不過這位教授對於中國的裹腳，很想知道一點內情，他問魯迅怎樣裹法，足骨變成怎樣的畸形，魯迅卻無以為答。他只好嘆息道：「總要看一看才知道，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呢？」
後來，魯迅因為看了時事影片，有了感觸，認為醫學是不能救國的，他的意見卻起了變化了。到了第二學年的終結，他便去尋藤野先生，告訴他，他將不學醫學，並且離開這仙台。藤野教授的臉色，仿佛有些悲哀，似乎想說話，但竟沒有說話。魯迅便對他說：「我想去學生物學，先生教給我的學問，也還有用的。」其實魯迅並沒有決意要學生物學，因為看得他有些悽然，便說了一個安慰他的謊話。藤野教授嘆息道：「為醫學而教的解剖學之類，怕於生物學也沒有什麼大幫助。」將走的前幾天，藤野教授又叫魯迅到他家裡去，交給他一張照相，後面寫著兩個字道：「惜別」。還希望魯迅也送一張給他。魯迅說：「不知怎地，我總還時時記起他，在我所認為我師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給我鼓勵的一個。有時我常常想：他的對於我的熱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誨，小而言之，是為中國，就是希望中國有新的醫學；大而言之，是為學術，就是希望新的醫學傳到中國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裡和心裡是偉大的，雖然他的姓名並不為許多人所知道。他所改正的講義，我曾經訂成三厚本，收藏著的，將作為永久紀念。（不幸在一次搬家途中失去了。）……他的照相至今還掛在我北京寓居的東牆上，書桌對面。每當夜間疲倦，正想偷懶時，仰面在燈光中瞥見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說出抑揚頓挫的話來，便使我忽又良心發現，而且增加勇氣了。」
（魯迅的紀念文字，直到魯迅死後二年，才在日本《文學案內》雜誌中刊出，日本三位記者也訪問了他，寫了《藤野醫師訪問記》，也刊在《文學案內》上。藤野生於明治七年福井縣坂井郡本藏村下番，在愛知縣立醫學專門學校畢業後，便執教母校，明治三十四年末，轉任教授於仙台醫學專門學校，一直工作到大正四年春間。其後，返歸鄉里，在三國町開設醫院，一直為鄉村農民而服務的。）
林辰先生考證魯迅事跡，說自1908年，魯迅認識章太炎之日起，兩人的關係，持續了將近三十年。顯然，魯迅所受於章太炎的影響是很大的。第一，繼承了章太炎的「七被追捕，三入牢獄，而革命之志，終不屈撓」的優秀傳統，並進一步地加以發揚，為被壓迫被損害的人群，為中國的自由和進步，奮鬥了一生。第二，是繼承了章太炎的文章風格。章太炎文尚魏晉，澹雅有度。而魯迅早期所作古文，亦極得力於魏晉文。從前劉半農曾贈給他一副聯語是「托尼學說，魏晉文章」。一般友朋都認為很恰當，他自己也不加反對。據魯迅在《〈墳〉的題記》和《集外集》序里自承，他早年作文，歡喜做怪句又愛寫古字，完全是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響。後來雖然改作白話了，但偶作文言，亦仍保有魏晉風格。（時人都認為繼承章太炎的文統的是黃侃，其實黃氏古文，只是貌似，得其神理的莫如魯迅。）第三，在待人接物上，魯迅也承受了章太炎的風度。章太炎態度沖穆，從無什麼大學者的架子，與人論學論事，如談家常。魯迅在這一方面正也一樣。無論對朋友、學生、青年，他的態度，都是謙和寬厚，仁藹可親。（魯迅曾於復筆者的信中說：「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如朋友然。」）
章門弟子，前期就是他們七人。（後期的也得分別來說的，像筆者一樣，只能算是私淑弟子了。）魯迅和那幾位同學，交誼也是很密切的，最密切的當然要推許壽裳先生，其次則是錢玄同。錢氏名夏，字季中，號德潛，後改名玄同，浙江吳興人。他因為熟讀古書，發現古史多不可靠，故又取號曰「疑古」，常效古法，綴號於名上，曰「疑古玄同」。歸國後，曾任浙江教育司科長，北京大學、師範大學教授。他是文字學、經學專家，生平提倡新文化運動，推行注音符號，著述宏富，對學術界的影響與貢獻極大。魯迅之開始在《新青年》上寫文章，便是由於他的慫恿。他在《我對於周豫才之追憶與略評》中說：「我認為周氏兄弟的思想，是國內數一數二的，所以竭力慫恿他們給《新青年》寫文章。但豫才則尚無文章送來，我常常到紹興會館去催促，於是他的《狂人日記》小說居然做成而登在第四卷第五號里了。自此以來，豫才便常有文章送來，有論文、隨感錄、詩、譯稿等，直到《新青年》第九卷止。」魯迅也曾在《吶喊》序中說及此事（見前引），魯迅一向提到玄同，都是用了很親切的語氣的。魯迅平常也很稱道玄同的文字，說：「其實暢達也自有暢達的好處。例如玄同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覽之瞭然，無所疑惑，故於表白意見，反為相宜，效力亦復很大。」
到了後來，因為魯迅南下，和北方友人隔絕甚久，又因錢玄同的言論，如「人過四十，便該槍斃」等說，為魯迅所不滿，於是兩人遂漸漸疏遠了。魯迅所作的詩，教授《雜詠》三首，其中一首是諷嘲錢玄同的，詩云：「作法不自斃，悠然過四十。何妨賭肥頭，抵當辯證法。」 1929年，魯迅往北平，在一次給景宋的信中說：「往孔德學校，去看舊書，遇金立因（即玄同），胖滑有加，嘮叨如故，時光可惜，默不與談。」 錢氏也在《追憶與略評》中說：「我想，胖滑有加，似乎不能算作罪名，他所討厭的大概是嘮叨如故罷。不錯，我是愛嘮叨的，從二年秋天我來北京，至十五年秋天，他離開北京，這十三年之中，我與他見面總在一百次以上，我的確很愛嘮叨，那時，他似乎並不討厭，因為我固嘮叨，而他亦嘮叨也。不知何以到了十八年，我嘮叨如故，他就要討厭而厭不與談。但這實在算不了什麼事，他既要討厭，就讓他討厭罷。不過這以後，他又到北平來過一次，我自然只好迴避了。」他們兩人的關係，也就很疏淡了。
（錢玄同氏，對於國語運動，貢獻極大。國音字典例言，即系錢氏手筆，黎錦熙說這是最精細、簡明、切實之作。）
章門弟子之中，黃侃（季剛）似乎處於顏淵的地位。（章氏《國故論衡》，黃氏作贊，以「侃幸覯秘書，竊抽微旨，雖牛蹄之涔，匪盡於大海，而洪鐘之響，或借於寸莛」作結。）魯迅卻和他不通聞問。五四運動，北大諸學人，提倡新文化、新文學，章氏弟子都參加這一運動，而黃侃獨持異議，志趣本不相投的。其他弟子以史學著稱的，有朱希祖（字迭先，海鹽人。歸國後歷任海鹽縣知縣，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員，北京大學、女子師範大學教授，中央大學史學系主任，著有《上古文學史》《中國史學通論》等書），他在兩級師範、北大、女師大等校時，均與魯迅同事。兩人之間交誼並不深。1925年，許景宋對魯迅提到朱氏在講文學史時，說到人們用假名是不負責任的推諉的表示。魯迅在回信中說：「夫朱老夫子者，是我的老同學，我對於他的在窗下孜孜研究，久而不懈，是十分佩服的，然此亦惟於古學一端而已，若夫評論世事，乃頗覺其迂遠之至者也。他對於假名之非難，實不過其最偏的一部分。如以此誣陷毀謗個人之類，才可謂之『不負責任的推諉的表示』，倘在人權尚無確實保障的時候，兩面的眾寡強弱，又極懸殊，則須又作別論才是。例如子房為韓報仇，從君子看來，蓋是應該寫信給秦始皇，要求兩人赤膊決鬥，才算合理的。然而博浪一擊，大索十日而終不可得，後世亦不以為『不負責任』者，知公私不同，而強弱之勢亦異，一匹夫不得不然之故也。況且，現在的有權者，是什麼東西呢？他知道什麼責任呢？《民國日報》案，故意拖延月余，才來裁判，又決罰至如此之重，而叫喊幾聲的人獨要硬負片面的負責，如孩子脫衣以入虎穴，豈非大愚麼？朱老夫子生活於平安中，所做的是《蕭梁舊史考》，負責與否，沒有大關係，也並沒有什麼意外的危險，所以他的侃侃而談之談，僅可供他日共和實現之後的參考，若今日者，則我以為只要目的是正的——這所謂正不正，又只專憑自己判斷——即可用無論什麼手段，而況區區假名真名之小事也哉。此我所以指窗下為活人之墳墓，而勸人們不必多讀中國之書者也！本來還要更長更明白地罵幾句，但因為有所顧忌，又哀其鬍子之長，就此收束罷。」 也可見他們兩人的志趣，也是不十分相投的。
太炎先生有二女，長㸚（即離字）次㠭（即整字）。㸚嫁給龔寶銓（字未生，嘉興人），在日本時，常和陶煥卿到鰨過寓所來談天。那時，他和陶煥卿擬組織暗殺團，狙擊清廷大臣；又在聯絡江浙會黨，計劃起義，也是光復會的創立人之一。此外，秋瑾女士，是同時的留學生，又是同鄉，所以也時常往訪。她的脾氣是豪爽的，來到也許會當面給人過不去。大家對於她來都有點惴惴欲遁，但是假使趕快款待餐飯，也會風平浪靜地化險為夷。那時女留學生實在少，所以每有聚會，一定請她登台說話，一定拚命拍手。（魯迅曾說，秋瑾是給拍手拍上斷頭台去的。）與徐錫麟同時在安徽戰死的陳伯平烈士，會稽人；被害的馬宗漢烈士，餘姚人，都是光復會會員。他們初抵日本留學時，魯迅曾到橫濱去迎接他們，以後想也有往還。（許壽裳也是光復會會員。）其他還有陶冶公、陳濬等：陶初名鑄，字望潮，後以字行曰冶公，會稽人，成章即其侄兒。在東京與魯迅共習俄文，後在長崎，從俄人學造炸藥，辛亥革命時，曾率人攻打上海製造局。陳字子英，山陰人，曾與徐錫麟在東湖密謀革命；徐殉難後，逃往日本，亦是魯迅學俄文時同學。他們兩人，也都是光復會會員。這些人，在學識、性情、年齡上，各有殊異；和魯迅往來的時間，有久有暫，情感有深有淺，但他們卻有一共同之點，即他們都是光復會的會員。（章太炎先生則是光復會的領袖之一，後來加入了同盟會。）魯迅大概是沒有加入光復會，正如蘇曼殊沒有加入同盟會，但他們的氣味是相投的。
魯迅一生最知己的朋友，或許應該說到許壽裳（季茀）了。（許氏，浙江山陰人。歸國後歷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教務長，教育部參事，江西教育廳廳長，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校長，大學院參事、秘書長，及南北各大學教授。）他自述和魯迅的交誼，「生平三十五年，彼此關懷，無異昆弟。例如他為我謀中山大學教書事，備極周到。他的著譯編印的書，出版後大抵都有贈給我，並且大抵有題字，彌足珍貴。1909年，我和沈夫人結婚，魯迅贈以《文史通義》和《校讎通義》。他知道我愛誦鄉先賢李慈銘的文章，即以廠肆所搜得的曾之撰刻《越縵堂駢體文集》四冊給我。」「吾越鄉風，兒子上學，必定替他挑選一位品學兼優的做開蒙先生，給他認方塊字，把筆寫字，並在教本上面替他寫姓名，希望他能夠得到這位老師品學的薰陶和傳授。民國三年，我的長兒世瑛年五歲，我便替他買了《文字蒙求》，敦請魯迅做開蒙先生。魯迅只給他認識二個方塊字：一個是『天』字，一個是『人』字，和在書面上寫了『許世瑛』三個字。我們想一想，這『天人』兩個字的含義實在廣大得很，舉凡一切現象（自然和人文），一切道德（天道和人道）都包括無遺了。後來，世瑛考入國立清華大學，本來打算讀化學系，因為眼太近視，只得改讀中國文學系，請教魯迅應該看些什麼書，他便開示了一張書單，所列書目，雖僅寥寥幾部，實在是初學文學者所必需翻閱之書。他的說解也簡明扼要。」「民國七年初夏，內子沈夫人由北京初到南昌，不及半月便病故。魯迅遠來函唁，大意是說驚聞嫂夫人之喪，世兄們失掉慈母，固然是不幸，卻也並非完全的不幸，因為他們也許倒成為更加勇猛，更無掛礙的男兒的。他真想得深刻，不是普通弔唁的套語。1935年7月，長女世琯和湯兆恆在上海新亞酒家結婚，我因為國難期間，不敢發柬，但是戚友來者已不少，魯迅一向不肯出門酬應，獨對於我是例外，那天下午，偕景宋挈海嬰惠然來賀，並且到得很早，鄭介石君來，翻閱來賓簽名簿，見『周樹人』三個字，便欣然問我：『周先生也來了嗎？』我遂導引上屋頂花園，他們相見，非常高興，因為已經闊別好幾年了。近來我讀《魯迅書簡》，才知道他為我費去許多寶貴的光陰。『月初因為見了幾回一個老朋友，又出席於他女兒的結婚，把譯作擱起來，後來須趕譯，所以弄得沒有工夫。』覺得他的光臨是非常欣幸，但是貽誤了他的譯作，又是抱歉萬分。」從這些小節目上，我們更可以了解他們之間交誼的深切了。（所有記敘魯迅生活的回憶錄，當以許氏所記的為最真切。）
筆者和許氏沒有見過面，不能說是知道他的為人。不過據許景宋的說法：「許季茀先生是魯迅的同鄉、同學。而又從少年到老一直友好，更兼不時見面，長期同就職於教育部，同執教於各地，真可以算是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知己好友。他們兩位是知交，個性卻不大相同。間嘗體察，他們在侃侃暢談的時候，也會見解略異。首先必是魯迅先生繃起面孔沉默著。但過不多時，彼此又水乳交融，毫無隔閡地談起來了。不但和許先生如此，有時遇見別的老友齊壽山、邵銘之先生等，也會有此情狀的。奇怪的是齊、邵先生等也和許先生一樣，稍稍沉默之後又歡快地交談了。魯迅先生時常堅信地說：『季茀他們對於我的行動，儘管未必一起去做，但總是無條件地承認我所做的都對。』就這樣，他們的友誼互相堅守信賴。就這樣，魯迅常常引以自豪，認為生平有幾個生死不渝的摯友。有時也會聽見魯迅批評許先生人太忠厚了，容易被偽善者的假裝所蒙蔽，他相信這人是好的，結果卻會是或明或暗地首先反對他。因此時常為許先生擔心。我也部分地同意魯迅的話。然而許先生的忠厚，卻贏得魯迅的友誼；不，他們互相地忠實，真誠地相處了。」（筆者於魯迅別處的老友，如齊壽山、邵銘之，就不能說什麼，因為我們所能找到的文獻太少了。）
魯迅的朋友，雖不很多，卻也不少；可是，他自己不曾說到的，我們也無從「畫蛇添足」的。這兒，且說一個他在五四運動時期的朋友，劉復（半農）。劉氏去世時，魯迅曾寫了篇追憶的文字。他說：「半農去世，我是應該哀悼的，因為他是我的老朋友。但是，這是十來年前的話了，現在呢，可難說得很。我已經忘記了怎麼和他初次會面，以及他怎麼能到了北京。他到北京，恐怕是在《新青年》投稿之後，由蔡孑民先生或陳獨秀先生去請來的……他活潑勇敢，很打了幾次大仗。譬如罷，答王敬軒的雙簧信，『她』字和『牠』字的創造，就都是的。這兩件，現在看起來，自然是瑣屑得很，但那是十多年前，單是提倡新式標點，就會有一大群人『若喪考妣』，恨不得『食肉寢皮』的時候，所以的確是『大仗』。現在的二十左右的青年，大約很少有人知道三十年前，單是剪下辮子就會坐牢或殺頭的了。然而這曾經是事實。但半農的活潑，有時頗近於草率，勇敢也有失之無謀的地方。但是，要商量襲擊敵人的時候，他還是好夥伴，進行之際，心口並不相應，或者暗暗的給你一刀，他是絕不會的，倘若失了算，那是因為沒有算好的緣故。《新青年》每出一期，就開一次編輯會，商定下一期的稿件。其時最惹我注意的是陳獨秀和胡適之。假如將韜略比作一間倉庫罷，獨秀先生的是外面豎一面大旗，大書道：『內皆武器，來者小心！』但那門卻開著的，裡面有幾支槍，幾把刀，一目了然，用不著提防。適之先生的是緊緊的關著門，門上粘一條小紙條道：『內無武器，請勿疑慮！』這自然可以是真的，但有些人——至少是我這樣的人——有時總不免要側著頭想一想。半農卻是令人不覺其有『武庫』的一個人，所以我佩服陳、胡，卻親近半農。所謂親近，不過是多談閒天，一多說，就露出了缺點。幾乎有一年多，他沒有消失掉從上海帶來的才子必有的『紅袖添香夜讀書』的艷福的思想，好容易才給我們罵掉了。但他好像到處都這麼的亂說，使有些『學者』皺眉。有時候，連到《新青年》投稿都被排斥。他很勇於寫稿，但試去看舊報去，很有幾期是沒有他的。那些人們批評他的為人，是：淺。不錯，半農確是淺。但他的淺，卻如一條清溪，澄澈見底，縱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體的清。倘使裝的是爛泥，一時就看不出它的深淺來了；如果是爛泥的深淵呢，那就更不如淺一點的好。」 我想這該是魯迅文字中最好的一篇；他在短短篇幅中，就勾畫出三個人不同的性格來。
魯迅和劉半農的交誼，到了晚年，慢慢疏遠下去。魯迅說：「這些背後的批評，大約是很傷了半農的心的，他的到法國留學，我疑心大半就為此。我最懶於通信，從此我們就疏遠起來了。他回來時，我才知道他在外國抄古書，後來也要標點《何典》，我那時還以老朋友自居，在序文上說了幾句老實話，事後才知道半農頗不高興了，『駟不及舌』，也沒有法子。另外還有一回關於《語絲》的彼此心照的不快活。五六年前，曾在上海的宴會上見過一面，那時候，我們幾乎已經無話可談了。近幾年，半農漸漸地據了要津，我也漸漸的更將他忘卻；但從報章上看見他禁稱『蜜斯』之類，卻很起了反感：我以為這些事情是不必半農來做的。從去年來，又看見他不斷地做打油詩，弄爛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長嘆。我想，假如見面，而我還以老朋友自居，不給一個『今天天氣……哈哈哈』完事，那就也許會弄到衝突的罷。不過，半農的忠厚，是還使我感動的。我前年曾到北平，後來有人通知我，半農是要來看我的，有誰恐嚇了他一下，不敢來了。這使我很慚愧，因為我到北平後，實在未曾有過訪問半農的心思。」
最後，魯迅以最悲切的話作結。他說：「現在他死去了，我對於他的感情，和他生時也並無變化。我愛十年前的半農，而憎惡他的近幾年。這憎惡是朋友的憎惡，因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農……即使『淺』罷，卻於中國更為有益。」
在魯迅的朋友之中，應該說到「內山完造」那是無疑的。魯迅治喪委員會八人之中，內山完造即是其中之一。說到內山完造，我們都該記起上海北四川路底那家內山書店，是我們時常在那兒歇腳閒談的去處。這位矮矮胖胖，時常笑嘻嘻的老闆，他是在中國住了三十五年，成為中國人的朋友。他曾經寫過幾篇談中國社會文化的隨筆，他是一個了解中國文化的人。
內山的第一部隨筆《活中國的姿態》，魯迅曾經替他作了序。他說：「著者（內山完造）是二十年以上，生活於中國，到各處去旅行，接觸了各階級的人們的，所以來寫這樣的漫文，我以為實在是適當的人物。事實勝於雄辯，這些漫文，不是的確放著一種異彩嗎？自己也常常去聽漫談，其實是負有捧場的權利和義務的，但因為已是很久的『老朋友』了，所以也想添幾句壞話在這裡。其一，是有多說中國的優點的傾向，這是和我的意見相反的，不過著者那一面，也自有他的意見，所以沒有法子想。還有一點，是並非壞話也說不定的，就是讀起那漫文來，往往頗有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而這令人覺得『原來如此』的處所，歸根結底，也還是結論。幸而卷末沒有明記著『第幾章：結論』，所以仍不失為漫談，總算還好的。然而即使力說是漫談，著者的用心，還是在將中國的一部分的真相，紹介給日本的讀者的。但是，在現在，總依然是因了各種的讀者，那結果也不一樣罷。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據我看來，日本和中國的人們之間，是一定會有互相了解的時候的。」 （內山曾說：「像日本人那樣的喜歡『結論』的民族，就是無論是聽議論，是讀書，如果得不到結論，心裡總不舒服的民族，在現在的世上，好像是頗為少有的。」）
魯迅死後，內山曾經寫過一篇追念的文字，從這篇追憶文，更可以了解他們兩人間的交誼。內山開頭敘述魯迅垂危時的情況，以迄於長逝，那時是1936年10月19日午前6時25分。以下便是他就記憶所及的平日談論的片段：
「老闆，孔老夫子如果此刻還活著的話，那麼他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
聽著這十分愉快的漫談，還是最近的事情。
「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
聽見我這麼說著，先生就哈哈地笑了起來。
在內山在另外一段隨筆中說，「上次戰爭中（指中日戰爭），大家都知道其人本是日本詩人的米野口，亦即野口米次郎，在前往印度途中，曾經路過上海。為了一定要求會見魯迅先生，他拜託朝日新聞社出面，在六三園設席，促成會晤。當時，雜談之後，野口質問道：『魯迅先生，若是中國的政治家和軍人不能使中國人民安定，中國可不可以也像印度把政治和軍事委交給英國的辦法，把政治和軍事委交於日本呢？』話說得太重了，說得更明顯一些，根本就意味著『中國應該向日本投降了』，然而，魯迅對於這種侮辱性的言辭，毫未動怒，卻極為冷靜地說：『這就是感情問題了。要是同樣地把財產散光，則與其讓強盜強奪，還不如讓敗家子用光罷。要是同樣地被人殺死，則與其讓外國人來殺，還不如借本國人之手殺掉。』野口先生別無他法，只有沉默，對談也就此告終。」
「『老闆，你也曉得的那位愛羅先珂曾經說得好：日本人很聽從，遵守上頭的人所說的話，官吏尤其是這樣，所以，是一個最便於施行政治的國家。中國人卻恰好相反，對於人家說的話語，首先加以懷疑。尤其是官吏所說的話，是頗為靠不住的，所以，中國乃是個最難於施行政治的國家。』我也覺得，這是實在的情形，例如長官對一個警察說：這是一個惡人（對於日本人，不管他是否一個罪人，只要被警察署叫去審問過一回，似乎就已經決定他是一個罪人；因此，一個給警察捉去了的人，就光是這一點，也已經可完全決定他是一個壞人），那麼，警察的自我意識，就完全不會活動。不，應該說是：他不會使自我意識活動起來去研究那個人。他只是跟長官所說的一般地把這個人決定為壞人而加以處理。這似乎是把長官的話，不折不扣地完全相信著。在中國卻完全相反：雖然長官說這是罪人，是個極壞的人，但人家絕不會相信他的說話。雖然因為是長官的命令，所以要把他當作罪人來處理，但他一定會讓自我意識活動起來，一定有著別的看法，他一定會有著自己的見解。這就是日本易於完成其統一、中國卻難於統一的大原因。」像這樣傾心的閒話，不是交誼最深切最知己的說明嗎？
筆者曾經細細翻檢《魯迅書簡》，看和他往來的這些友朋之中，還有哪幾個是該特別提出來說一說的。郁達夫、孫伏園、許欽文，都是往還很密切的。瞿秋白、沈雁冰、陳望道，是另一型的朋友。黎烈文、趙家璧、鄭振鐸，則是編務上有聯絡的朋友，交情不一定怎麼深。（黎烈文的關係深一點。）左翼作家中，馮雪峰、徐懋庸、曹靖華、蕭軍比較接近，照馮雪峰的說法，他們似乎影響了魯迅的思想腳步；我卻采保留的態度。依魯迅回答徐懋庸的信中話看來，魯迅和他們之間，還是有距離的：
「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係。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於文學工作上的關係，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也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目瞪口呆。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明胡風是『內奸』了。」
年輕的一群之中，我看重他和未名社那幾位朋友李霽野、韋素園、韋叢蕪、臺靜農等。他在《憶韋素園君》的文中說：「未名社的同人，實在並沒有什麼雄心和大志，但是，願意切切實實地，點點滴滴地做下去的意志，卻是大家一致的。而其中的骨幹就是素園。於是他坐在一間破小屋子，就是未名社裡辦事了，不過小半好像也因為他生著病，不能上學校去讀書，因此，便天然的輪著他守寨。我最初的記憶是在這破寨里看見了素園，一個瘦小、精明、正經的青年，窗前的幾排破舊外國書，在證明他窮著也還是釘住著文學。然而，我同時又有了一種壞印象，覺得和他是很難交往的，因為他笑影少。『笑影少』原是未名社同人的一種特色，不過素園顯得最分明，一下就能夠令人感得。但到後來，我知道我的判斷是錯誤了，和他也並不難於交往。他的不很笑，大約因為年齡的不同，對我的一種特別態度罷，可惜我不能化為青年，使大家忘掉彼我，得到確證了。這真相，我想，霽野他們還是知道的。但待到我明白了我的誤解之後，卻同時又發現了一個他的致命傷：他太認真；雖然似乎沉靜，然而他激烈。……發揚則送掉自己的命，沉靜著，又齧啐了自己的心。……是的，但素園卻並非天才，也非豪傑，當然更不是高樓的尖頂，或名園的美花，然而他是樓下的一塊石材，園中的一撮泥土，在中國第一要他多。他不入於觀賞者的眼中，只有建築者和栽植者，決不會將他置之度外。」 這是魯迅所讚許的有為青年的輪廓。
不過，我們看看魯迅和李霽野先生往來的信以及《兩地書》中，他對許廣平所提及的，他本來對《莽原》的年輕朋友，頗盡力幫助，而有所期待的，後來高長虹、向培良都和他鬧翻了。他寫給許廣平信中說：「長虹又在和韋漱園吵鬧了，在上海出版的《狂飆》上大罵，又發了一封給我的信，要我說幾句話。這真是吃得閒空。然而我卻不願意奉陪了，這幾年來，生命耗去不少，也陪得夠了，所以決計置之不理。況且鬧的原因，據說是為了《莽原》不登向培良的劇本，但培良和漱園在北京發生糾葛，而要在上海的長虹破口大罵，還要在廈門的我出來說話，辦法真是離奇得很。」 其失望與不滿之情，也是溢於詞表的。魯迅是接近青年的，但要他和青年為友，也是不容易的。
筆者於魯迅的朋友中，憑著自己的主觀來選擇，還要再寫四個人：一個是孫伏園，他的學生，後來和他往來最密切的朋友。一個是林語堂，魯迅寫給筆者的信中，就說過「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的話。而在《語絲》時期，他們之間的確相處得很好；魯迅之往廈門大學任教，也是林氏所推薦的。一個是陳公俠（儀），便是任過福建省主席、台灣行政長官。又一個，則是若干人或許不贊成的，被魯迅攻擊得很久的陳西瀅（源）。其他，如馮雪峰、茅盾、郁達夫等，我都一筆帶過了。（本來，我要說到郁達夫的，創造社那一群年輕朋友中，都和魯迅不十分融洽，郭沫若就不曾和魯迅見過面，只有郁達夫和魯迅相處很好。魯迅舊詩中，有《阻郁達夫移家杭州》詩：「錢王登假仍如在，伍相隨波不可尋。平楚日和憎健翮，小山香滿蔽高岑。墳壇冷落將軍岳，梅鶴淒涼處士林。何似舉家游曠遠，風波浩蕩足行吟。」 可惜，手邊材料，十分缺乏，不能成篇。）
孫伏園先生，自言他最初認識魯迅是在紹興初級師範學堂，那一年是宣統三年（1911年），他正在那兒念書。他說他是一個不大會和教師接近的人：一則他不用功，所以不需要請教；二則他頗厭倦於家庭中的恭順有禮的生活，所以不大願意去見師長。他和魯迅的熟識，卻是因為職務，他那時正做著級長常常得見學校當局。後來魯迅辭去了校長職務，到南京轉北京去了，他也離開了那個學校。他說：「凡是和魯迅先生商量什麼事情，需要他一些助力的，他無不熱烈真誠地給你助力。他的同情總是在弱者一面，他的助力自然更是用在弱者一面。即如他為《晨報副刊》寫文字，就完全出於他要幫助一個青年學生的我，使我能把報辦好，把學術空氣提倡起來。至於為人處世，他幫忙我的地方更多。魯迅因為太熱烈，太真誠，一生碰過多少次壁。這種碰壁的經驗，發而為文章，自然全在這許多作品裡；發而為口頭的議論，則我自覺非常幸運，所受到的乃至受用的，比任何經籍給我還多。我是一個什麼事情也不會動手的人，身體又薄弱，經不起辛苦，魯迅教我種種保衛鍛煉的方法。我們一同旅行的時候，如到陝西，到廈門，到廣州，我的鋪蓋常常是魯迅替我打的。耶穌嘗為門徒洗腳，我總要記起這個故事。」
不過，以他們師徒之間的相契，卻有著隔膜的。魯迅追述他與《語絲》的始終，說到伏園為了他的一篇稿子的被抽而辭去《晨報副刊》的職務，說到伏園建議辦《語絲》周刊，他答應為之「吶喊」。後來，《語絲》辦得很有成績，伏園說了一句刺心的話，卻使魯迅惘然了。他說：「對於《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了，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著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麼的。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立刻覺得這『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裡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我於是『彷徨』起來。……但我的彷徨並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的餘波，從我這裡只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裡只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於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於意外的被利用，心裡也耿耿了好幾天。」 他又說起這位《語絲》發起人的孫伏園，也不寫稿了。而且有了小小的誤會了。寫到這兒，筆者記起了有一回和魯迅的閒談，我問他：「孔夫子最得意相處得最好的門徒是誰？」他想了一想，說：「總不會是顏回。」我說是子路：「你看，跟著夫子跑來跑去，碰了無數的釘子的就是他。」魯迅笑了。我也不知道，誰是魯迅的子路！
《魯迅書簡》中，提到林語堂的地方，頗不少。筆者也曾引用過魯迅回我信中的一段話：「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很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看近來的《論語》之類，語堂在牛角尖里，雖憤憤不平，卻更鑽得滋滋有味，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出來的。」 林氏最討厭筆者引用這一段話，因為魯迅真的把他未蓋棺而論定了。許壽裳的《魯迅印象記》中，也有過這麼一段話：「記得魯迅剛由廣州回上海不久，語堂在《中國評論》周報發表一文，《Lusin》，當然深致讚揚，尤其對於他在廣州講演魏晉風度，稱其善於應變。有一天，我和魯迅談及，魯迅笑著說：『語堂我有點討厭，總是尖頭把戲的。』後來，語堂談小品文而至於無聊時，魯迅曾寫信去忠告，勸其翻譯英文名著，語堂不能接受，竟答說，這些事等到老時再說。魯迅寫信給我說：『語堂為提倡語錄體，在此幾成眾矢之的，然此公亦太淺陋也。』他對語堂的批評的確是深刻而又出之以善意的。」
此外，魯迅在復鄭振鐸的信中也說：「小品文本身本無功過，今之被人詬病，實因過事張揚，本不能詩者爭作打油詩；凡袁宏道、李日華文，則譽為字字佳妙，於是而反感隨起。總之，裝腔作勢，是這回的大病根。其實，文人作文，農人掘鋤，本是平平常常，若照相之際，文人偏要裝作粗人，玩什麼『荷鋤戴笠圖』，農夫則在柳下捧一本書，裝作『深柳讀書圖』之類，就要令人肉麻。現已非晉，或明，而《論語》及《人間世》作者，必欲作飄逸閒放語，此其所以難也。」 「此地之小品文風潮，也真真可厭，一切期刊，都小品化，既小品矣，而又嘮叨，又無思想，乏味之至。語堂學聖嘆一流之文，似日見陷沒，然頗沾沾自喜，病亦難治也。」
他對林語堂所提倡的閒適文學，最露骨的當然是那篇《小品文的危機》，可以說是對《人間世》的正面批判。「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鬥的。晉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糊塗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著了滿清君臣的心病，費去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閒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以後呢，就來了『小擺設』。『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於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鬥，因為這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那和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小品文就這樣走到了危機。但我所謂危機，也如醫學上的所謂『極期』（Krisis）一般，是生死的分歧，能一直得到死亡，也能由此至於恢復。麻醉性的作品，是將與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歸於盡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 這就使他們二人判然分途了。
筆者在另外一篇小品中說過這樣的話：「如魯迅的說法，林語堂是最不懂得幽默的，然而卻以幽默大師所稱。『幽默』是一種風度，這種風度，最主要的，乃是超乎利害關係，從來不打算盤，而林氏卻是一個最愛打算盤的人。」
孫伏園氏追述魯迅的少年時代，說到他年輕時的三位朋友，蔣觀雲（智由）、許季茀而外，兼及陳公俠（儀）。他說：「陳先生與魯迅情誼之厚，幾與許先生不相上下。不過陳先生學軍事，回國以後又帶兵，又主持中央軍政，地方行政，工作的性質相差太遠，過從便沒有許先生那麼多了。魯迅度著戰鬥的生活，處處受著紳士們的壓迫，大學教授中紳士居多，使他不能好好地教書，批評家中紳士也多，使他不能好好地創作。被紳士們包圍得水泄不通的時候，好像我們在敵機臨空時想念防空洞一樣，他常常會想念他的幼年同學時的好朋友，說：『不教書了，也不寫文章了，到公俠那兒做營混子去了。』我從沒有聽見過『營混子』的名稱，魯迅先生給我解釋，『我想這也無非要達到敢說敢笑敢愛敢恨的無可奈何時的一個理想的無職業的職業而已』。」這一番話，那是魯迅的一般朋友們所不知道的。（周作人氏在《魯迅的故家》中也說道：「魯迅在東京時的朋友，同鄉中間有邵明之名文鎔、蔡谷清名元康、陳公俠名毅、後改名儀，還有一個張承禮，杭州人，也是學陸軍的，有一張武裝的照片送給魯迅，後來死於戴勘之難。」）
魯迅曾經進過水師學堂，後來改進江南陸師學堂附設的礦路學堂，這是他自己在《朝花夕拾》中說過的。不過，他和陳儀的交誼，我倒是後來（魯迅逝世後第三年）到了福建才知道的。那時，陳儀任福建省主席，他有一天，在書房中和我閒談，我看見他的書架上擺著一部整整齊齊的《魯迅全集》。陳氏對我說：「你不知道嗎？魯迅是我的老朋友。」他還找了魯迅親筆題字送給他的各種集子給我看，他還很熟識魯迅的警句，不費思索地念給我聽。於是，我們就談起魯迅。他說：「魯迅是我們紹興的文學家。」他這句話的意義，是說魯迅是一個富有紹興酒味的鄉土文學家。陳氏也是紹興人，在他心目中，魯迅的文章風格，有著張岱（宗子）、李慈銘的韻味的。陳氏，他是著名軍事家，也是地方行政長官，我卻驚於他的文藝修養之深。他對於魯迅的文學修養淵源，說得有條有理，他也和我談到顯克微支的炭畫，安特列夫的《七個絞死的人》，果戈理的《死魂靈》，他懂得諷刺文學的意味。他說，魯迅的輕妙筆致，頗受夏目漱石的影響。（筆者自愧對於夏目漱石的文章，並不了解。）大概他們兩人，各有所成就，而不願意互相標榜，因此，世人便忽略過去了。
陳氏，筆者知之雖不深，但就我所見所聞所接觸的政界人來說，他是一個最有政治頭腦的人。民國初年，浙江雖是東南革命策源地，但北洋派的軍閥勢力，逐漸入侵，殘存的浙江地方實力只有陳氏的第一師和周某的第二師，依草附木，就在軍閥的屋檐下苟延殘喘。直到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他才有發展自己抱負的機會。他主福建省政八年，台灣省政二年，浙江省政一年，原想建立一種健全的地方行政制度；他是主張漸進的，一步一步慢慢建設起來。遺憾的是會逢時變，終於不能實現他的理想。他的幕府中，有沈仲九氏的政治智囊，而黎烈文替他辦文化事業（稱改進社），郁達夫也曾在他的幕府中主宣傳，他是一個著重實踐的人，所以表面上並不「嘩世取寵」的。
附帶的，在這兒記一筆蔣智由的舊事。許壽裳說：「蔣智由也是一位負盛名的維新人物而主張革命的。他居東頗久，我和魯迅時常同往請教的，尤其在章先生上海入獄的時候。他當初還未剪辮，喜歡戴一頂圓頂窄檐的禮帽，俗所謂紳士帽者是。他的詩文清新，為人們所傳誦。例如《送匋耳山人歸國詩》：『亭皋飛落葉，鷹隼出風塵。慷慨酬長劍，艱難付別尊。敢雲吾發短，要使此心存。萬古英雄事，冰霜不足論。』可是有一次，蔣氏說到服裝問題，說滿清的紅纓帽有威儀而指他自己的西式禮帽則無威儀。我們聽了，頗感奇怪。辭出之後，魯迅便在路上說：『觀雲的思想變了。』我點點頭。我們此後也不再去。」不過，蔣氏後來也不曾做官，民國以後，他也就以詩酒終其一生了。
有一天，筆者和幾位朋友，談到魯迅的敵人是誰？從表面上看，他罵得最久的，乃是陳源（西瀅）；但從《兩地書》看來，他對於顧頡剛的深惡痛絕，自在陳西瀅之上。而從他的朋友變成了他的敵人，那位莽原社高長虹，也在他所不齒之列。
魯迅在一封寫給許景宋的信中說：「我先前在北京為文學青年打雜，耗去生命不少，自己是知道的。但到這裡，又有幾個學生辦了一種月刊，叫作《波艇》，我卻仍然去打雜。這也還是上文所說，不能因為遇見過幾個壞人，便將人們都作壞人看的意思。但先前利用過我的人，現在見我偃旗息鼓，遁跡海濱，無從再來利用，就開始攻擊了，長虹在《狂飆》第五期上盡力攻擊，自稱見過我不下百回，知道得很清楚，並捏造許多會話（如說我罵郭沫若之類）。其意即在推倒《莽原》，一方面則推廣《狂飆》的銷路，其實還是利用，不過方法不同。他們那時的種種利用我，我是明白的，但還料不到他看出活著他不能吸血了，就要打殺了煮吃，有如此惡毒。我現在姑且置之不理，看看他伎倆發揮到如何。總之，他戴著見了我『不下百回』的假面具，現在是除下來了，我還要仔細地看看。……我在靜夜中，回憶先前的經歷，覺得現在的社會，大抵是可利用時則竭力利用，可打擊時則竭力打擊，只要於他有利。我在北平這麼忙，來客不絕，但一受段祺瑞、章士釗們的壓迫，有些人就立刻來索還原稿，不要我選定，作序了。其甚者還要乘機下石，連我請他吃過飯也是罪狀了，這是我在運動他；請他喝過好茶也是罪狀了，這是我奢侈的證據。借自己的升沉，看看人們的嘴臉的變化，雖然很有益，也有趣，但我的涵養功夫太淺了，有時總還不免有些憤激。」 這樣沉痛切齒的話，那是他反擊陳西瀅、梁實秋的文字中所沒有的。
魯迅對於顧頡剛的印象，似乎特別壞。（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然，我對於魯迅這份心理是不了解的。我覺得顧頡剛先生倒是頗有學究氣味，周作人的看法，也就和魯迅不相同的。）《語絲》初出版時，顧氏也到那邊去教書，冤家路狹，所以彼此感情十分惡劣。《兩地書》中，他一提到了顧氏，就有這樣的考語：「在國學院裡的，朱山根是胡適之的信徒，另外還有兩三個，好像都是朱薦的，和他大同小異，而更淺薄，一到這裡，孫伏園便要算可以談談的了。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淺薄者之多。他們面目倒漂亮的，而語言無味。」 （朱山根指顧頡剛。）後來，鬧到了廣州，一個要「魯迅及謝先生暫勿離粵，以俟開審」。而一個請其「就近在浙起訴，爾時仆必到杭州以負應負之責」，鬧了一場趣劇了局。
魯迅罵陳西瀅的文字，可以說是發揮了韌性的特長，幾乎整整一年多，只要有機會，就會連類及之。（原文具在，不必多引。）這兒，且引一段陳西瀅回罵的話。他寫給徐志摩的信中說：「志摩，不要以為我又生氣了。我不過覺得魯迅先生是我們中間很可研究的一位大人物，所以不免扯了一大段罷了。可惜我只見過他一次，不能代他畫一幅文字的像，這也是一種無聊的妄想罷了，不要以為我自信能畫出這樣心理複雜的人物來。說起畫像，忽然想了《京報副刊》里林語堂先生畫的『魯迅先生打叭兒狗圖』。要是你沒有見過魯迅先生，我勸你弄一份看看。你看他面上八字鬍子，頭上皮帽，身上厚厚的一件大氅，很可以表出一個官僚的神情來。不過林先生的打叭兒狗的想像好像差一點。我以為最好的想像是魯迅先生張著嘴立在泥潭中，後面立著一群悻悻的狗，『一犬吠影，百犬吠聲』，不是俗語麼？可是千萬不可忘了那叭兒狗，因為叭兒狗能今天跟了黑狗這樣叫，明天跟了白狗那樣叫，黑夜的時候還能在暗中猛不防地咬人家一口。」他們之間，就是這麼毒辣地諷刺著，至於什麼仇恨，我知道倒是沒有的。
筆者本來是算不得是魯迅的親近朋友，所以也不必謬托知己；不過，在他生前，也曾有過幾次深談。（這兒筆者附記一筆，魯迅寫給我的信有四十四封，第一批送到許廣平那邊去的二十四封，即《魯迅書簡》中所收的。還有二十封，因為內容比較重要，想抄了原信再送去。哪知「八一三」淞滬戰事發生，我匆匆上戰場，不及料理這些瑣事。其後太平洋戰爭發生，我的師友信札，寄存親戚家全部毀去；中有周作人來信五十六封，連著這二十封信全部喪失了。因此，《魯迅書簡》中，許氏根據我的紀念文中所引，輯有逸文。）我曾對他說：「你頗像愛羅先珂，你是寂寞的，而你又是怕寂寞的。我覺得你最大的苦痛，乃是『往來無白丁』，所與談的都是讀書人；因此，你談話先有戒心。你又敏感得很，有時言者未必有意，你聽了卻擱在心頭。」他頗贊同我的說法。那時我只有三十來歲，但心境和他一樣地衰老，這都是入世過早之故。
《魯迅書簡》，一開頭便是魯迅寫給李秉中的信。我和李氏並不相識，不過，照那些信中的語氣看來，魯迅也和他說了心腹中的話。他曾在一封信中，對李氏說：「我恐怕是以不好見客出名的。但也不盡然，我所怕見的是談不來的生客，熟識的不在內，因為我可以不必裝出陪客的態度。我這裡的客並不多，我喜歡寂寞，又憎惡寂寞，所以有青年肯來訪問我，很使我喜歡。但我說一句真話罷，這大約你未曾覺得的，就是這人如果以我為是，我便發生一種悲哀，怕他要陷入我一類的命運；倘若一見之後，覺得我非其族類，不復再來，我便知道他較我更有希望，十分放心了。其實我何嘗坦白？我已經能夠細嚼黃連而不皺眉了。我很憎惡我自己，因為有若干人，或則願我有錢，有名，有勢，或則願我隕滅，死亡，而我偏偏無錢無名無勢，又不滅不亡，對於各方面，都無以報答盛意，年紀已經如此，恐將遂以如此終。我也常常想到自殺，也常想殺人，然而都不實行，我大約不是一個勇士。現在仍然只好對於願我得意的便拉幾個錢來給他看，對於願我滅亡的避開些，以免他再費機謀。我不大願意使人失望，所以對於愛人和仇人，都願意有以騙之，亦即所以慰之，然而仍然各處都弄不好。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我雖然竭力遮蔽著，總還恐怕傳染給別人，我之所以對於和我往來較多的人有時不免覺到悲哀者以此。」 這些話，至少可以使我們了解魯迅的心境的一面。
他在一封回我的信中說：「知識分子以外，現在是不能有作家的，戈里基 其雖稱非知識階級出身，其實他看的書很不少，中國文學如此之難，工農何從看起，所以新的文學，只能希望於好的青年。十餘年來，我所遇見的文學青年真也不少了，而稀奇古怪的居多。最大的通病，是以為因為自己是青年，所以最可貴，是不錯的，待到被人駁得無話可說的時候，他就說是因為青年，當然不免有錯誤，該當原諒的了。而變化也真來得快，三四年中，三翻四覆的，你看有多少。古之師道，實在也太尊，我對此頗有反感。我以為師如荒謬，不妨叛之，但師如非罪遭冤，卻不可乘機下石，以圖快敵人之意而自救。太炎先生曾教我小學，後來因為我主張白話，不敢再去見他了。後來他主張投壺，心竊非之，但當國民黨要沒收他的幾間破屋，我實不能向當局作媚笑。以後如相見，仍當執禮甚恭（而太炎先生對於弟子，向來也絕無傲態，和藹若朋友然），自以為師弟之道，如此已可矣。今之青年，似乎比我們青年時代的青年精明，而有些也更重目前之益，為了一點小利，而反噬構陷，真有大出乎意料者，歷年來所身受之事，真是一言難盡，但我是總如野獸一樣，受了傷，就回頭鑽入草莽，舐掉血跡，至多也不過呻吟幾聲的。只是現在卻因為年紀漸大，精力就衰，世故也愈深，所以漸在迴避了。」 從這兒，我們可以體會魯迅的處世對人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