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二十七 他的家族

魯迅這一家，本來是大家庭；出現在他筆下的，很多是這個「敗落台門」的人物，我已在上文約略說過。不過，單就他最親近這個小圈子的人來看一回，倒是魯迅傳記中不可省略之事。魯迅的大弟周作人，他的文藝成就以及「五四」以來在新文壇的地位，即不在魯迅之上，也可以說和魯迅相比並的。他的小弟周建人（喬峰），也是科學家（周氏兄弟本來都是研究科學的），卻也長於寫作的。周作人近年所寫的關於魯迅生平的掌故，是給我們最好的直接史料。其中有一節是記敘他們的母親——魯老太太的，他說：魯老太太是魯迅的母親，她母家姓魯，住在會稽的安橋頭，住民差不多全是姓魯的。她的父親號晴軒，是個舉人，曾在兵部當主事，因病辭職回家，於光緒甲申年去世。她生於清咸豐七年（即1857年），於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在北京去世，年八十七歲。她沒有正式讀過書，卻能識字看書，早年只讀彈詞說部，六十以後移居北京，開始閱報，日備大小報紙三兩份，看了之後，與家人好談時事，對於段、張、馮、蔣諸人都有批評。她是閨秀出身，可是有老百姓的堅韌性。清末天足運動興起，她就放了腳。本家中有不第文章綽號「金魚」的頑固黨，揚言道：「某人放了大腳，要去嫁給外國鬼子了。」她聽到了這話，並不去找金魚評理，卻只冷冷地說：「可不是麼？那倒真是很難說的呀！」她晚年在北京常把這話告訴家裡人聽，所以有些人知道；別的事情也有可以講的，但只這一件，就很足以代表她的戰鬥性，不必再多說了。 他們的父親周伯宜，本名鳳儀，改名文郁，會稽縣學生員，應過幾次鄉試，未中試。據周作人說，他看去似乎很是嚴正，實際卻並不厲害。因為他寡言笑，小孩子很少去親近，除吃酒時講故事外，後來記得的事不很多。他生於清咸豐庚申，死於光緒丙申，只有三十七歲，所以，生平沒有多大事跡可說。魯迅有一篇《父親的病》，也是傳世之作。他父親的病原是吐狂血。相傳陳墨可以止血，吃得「烏嘴野貓」似的。接著是醫方與單方並進，最初作為肺癰醫治，於新奇的藥引之外，尋找多年埋在地下化為清水的醃菜鹵，屋瓦上經過三年霜雪的蘿蔔菜，或得到或得不到，結果自然是毫無效驗。現在想起來，他的病並無肺結核的現象，那吐血不知是從哪裡來的。（其實是胃潰瘍，他吐的只是胃血。）隨後腳背浮腫，漸至小腿，乃又作水腫醫治，反正只是吃「敗鼓皮丸」；終於腫到胸腹之間。他常訴說有如被一匹小布束緊著，其難受是可想而知的了。這一段經過，對於魯迅幼年的心靈是深切的烙印，影響他後來對人世的看法，以及對中醫的蔑視。（魯迅的頭腦是科學的，但他的醫學知識，卻並不怎樣高明，所以他憎惡中醫的心理也不一定很正確的。） 據周作人的另一段追記，說：那時所請教的醫生，最初有一個姓馮的，每來總是酒醉醺醺的，說話前後不符，不久，就不再請了。他的一句名言：「舌為心之靈苗」，被魯迅記錄下來，但是掛在別人的賬上了。後來的兩個名叫姚芝仙與何蓮臣，都是有名的「郎中」，但因此也就都是江湖派，每天藥方必用新奇的「藥引」，要忙上大半天才能辦到，結果自然是仍無效用。他在序文中說：「漸漸的悟到中醫不過是一種有意或無意的騙子。」那時城裡還有樊開舟、包越湖這些醫生，比較平實一點，如照魯迅的分類，總還可以歸在無意的一類，但是當時卻去請教了有意的騙子，這是件不幸的事。這件事，對於魯迅後來迎接維新思想與反對中國舊文化有密切的關係。 周作人是怎麼一個人呢？1925年的元旦試筆中，他自述思想變遷的大概。他最初是尊王攘夷的思想，後來一變而為排滿復古，持民族主義有十年之久。到了1911年，才有了轉變。「五四」時代，他曾夢想世界主義，後來修改為亞洲主義。到了寫試筆的那年元旦，又覺得民國根本還未穩固，還得從民族做起。五四運動當中，他自然也在文學方面有一些積極的活動。到了「五四」高潮過去了，他的第一個文集《自己的園地》，也鮮明地宣布了他的人生主義，趣味主義，成為他的思想本質。他為什麼要從事文學活動呢？對文學抱著一種什麼主張呢？他說：「我並非厭薄別種活動而不屑為，我平常承認各種活動於生活都是必要，實在小半由於沒有這樣才能，大半由於缺少這樣的趣味，所以不得不在這中間定一個去就。」他認為這是尊重個性的正當辦法，如有蔑視這些的社會，那便是白痴的，只有形體而沒有精神生活的社會，沒有管它的必要。他認為無論用什麼名義強迫人去侍奉社會，都不行。他強調藝術有它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表現個人的情思。他是反覆地這樣主張著的。他說：「為藝術派以個人為藝術的工匠，為人生派以藝術為個人的僕役；現在卻以個人為主人，表現情思而成藝術，即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觸這藝術，得到一種共鳴與感興，使其精神生活充實而豐富。」「文藝以自己表現為主體，以感染他人為作用。」「有益社會並非著者的義務，只因為他是這樣想，要這樣說，這才是一切文藝存在的根據。」「藝術是獨立的，又原來是人生的，但不是為人生的；是個人的，亦即為人類的。」他反對藝術上的功利主義。他認為功利的批評過於重視藝術的社會意義，忽略原來的文藝性質。他這一種說法，若不太強調了，也未始不摸著真理的一面，而且在魯迅的文藝論中，也未始不包含著同樣的主張。（《元旦試筆》中，他又說：「古人云：四十而不惑，這是古人學道有得的地方，我們不能如此。就我個人說來，乃是三十而立，四十而惑，五十而忠於學吧。」） 我覺得要了解周作人的思想，倒不妨重看他的《山中雜信》，那是他住在西山寫給孫伏園的信。他說：「般若堂里早晚都有和尚做功課，但我覺得並不煩擾，而且於我似乎還有一種清醒的力量。清早和黃昏時候的清澈的磬聲，仿佛催促我們無所信仰、無所歸依的人，揀定一條道路精進向前。我近來的思想動搖與混亂，可謂已至其極了：托爾斯泰的無我愛與尼采的超人，社會主義與善種學，耶佛孔老的教訓與科學的例證，我都一樣喜歡尊重，卻又不能調和統一起來，造成一條可以行的大路。我只將這種思想，凌亂的堆在頭裡，真是鄉間的雜貨店了。或者世間本來沒有思想上的『國道』，也未可知。這件事，我常常想到，如今聽他們做功課，更使我受了刺激：同他們比較起來，好像上海許多有國籍的西商中間，夾著一個『無領事管束』的西人。至於無領事管束，究竟是好是壞，我還想不明白。」「我的心底里有一種矛盾，一面承認蒼蠅是與我同具生命的眾生之一，但一面又總當它是腳上帶著許多有害的細菌，在頭上、面上爬的痒痒的，一個可惡的小蟲，心想消滅它。這個情與知的衝突，實在是無法調和；因為我相信『賽老先生』的話，但也不想拿了他的解剖刀去破壞詩人的美的世界，所以在這一點上，大約只好甘心且做蝙蝠派罷了。」這樣的矛盾，是不是只存在於周作人的世界，而不存在於魯迅的世界呢？我看，也未必吧。 魯迅兄弟之間的情誼，本來很深厚的。許壽裳曾替魯迅那篇題名《弟兄》的小說作註解。他說：弟兄這篇寫張沛君為了兄弟患病，四處尋醫，種種憂慮奔走的情形，大部分是魯迅自身經歷的事實。大約在1917年的春末夏初罷，他和二弟作人同住在紹興會館補樹書屋，作人忽而發高熱了。那時候，北京正在流行著猩紅熱，上年教育部有一位同事，且因此致死。這使魯迅非常擔憂，急忙請德醫悌魯耳來診，才知道不過是出疹子。第二天，他到教育部，很高興地對我詳述了悌醫生到來之遲和他的診斷之速，並且說：「起孟原來這麼大了，竟還沒有出過疹子。」他描寫沛君在夜的寂靜中，翹望著醫生的到來，因而注意每輛汽車的汽笛的呼嘯聲。他因是自己身歷其境的事實，所以能夠寫得這樣曲折和親切。此外，描寫那凌亂的思緒，以及那一段恍怳迷離的夢境，乃是如他自己所說的採取題材的一端，伸發開去。出於虛造，並非實情。然而虛造也很自然，人們經過了緊張、愁苦、勞瘁之後，會起種種幻想，夜裡睡了，他的下意識會突然地顯露出來，做場噩夢，這都是常有的心理作用。而且這一段夢境的描寫，就是魯迅所說的舊社會病根的暴露。魯迅在沛君的身上，發掘下意識的另一面貌，把它暴露出來。加以奉益堂家中的兄弟相打，中醫白問山的診斷含糊，這些都是揭發舊社會的病根。說到這裡，他又要將魯迅對兄弟作人的友愛情形，略略提明。他說：「依《魯迅年譜》，在1923年8月遷居磚塔胡同之前，他們兩個人真是兄弟怡怡。魯迅在東京不是好好地正在研究文藝，計劃這樣，計劃那樣嗎？為什麼要歸國，任浙江兩級師範學堂生理學化學教員呢？這因為作人那時在立教大學還未畢業，卻已經和羽太信子結了婚，費用不夠了，必須由阿哥資助，所以魯迅只得自己犧牲了研究，回國來做事。魯迅在自傳中，所謂『終於，因為我的母親和幾個別的人很希望我有經濟上的幫助，我便回到中國來』。『幾個別人』者，作人和羽太信子也。即此一端，可知魯迅之如何以利讓弟。又魯迅留心鄉邦的文獻，輯成《會稽郡故事雜集》一冊，就用作人名印行，為什麼呢？為的自己不求聞達，即此一端，亦可知魯迅之以名讓弟。名和利都可以讓與弟，我們就很容易明了那《弟兄》里的一句讚嘆沛君的話：『真是少有的，他們兩個人就像一個人。』這是真實，並不是諷刺。所以沛君的性格是不壞的。有人以為他和《肥皂》的四銘，《高老夫子》的主人公高爾礎差不多，其實是大不然。他既不像四銘的陰險腐臭，惡罵青年，以致四太太對他也有誅心之論，也不像高老夫子的醜惡卑鄙，種種矯飾，帶著流氓的氣息。沛君的生活，就是魯迅自己生活的一面。所寫的環境，如公益局辦公室里缺口的暖壺，折足的破躺椅，以及滿室的水煙的煙霧，都是北京教育部第一科里的實在情形。同興公寓就是紹興會館的改寫，同寓者的看戲打茶圍也是事實。普梯思大夫就是悌魯耳，東城的美亞藥房就是利亞藥房，悌大夫所指定的。不僅此也，連描寫靖甫的一言一動，如問『信麼？』如『靖甫伸手要過書去，但只將書面一看，書背上的金字一摩，便放在枕邊，默默地合上眼睛了』等，也都是作人的面影。所以這篇小說的材料，大半屬於回憶的成分，很可以用回憶文體來表現的，然而作者那時別有傷感，不願做回憶的文字，便做成這樣的小說了。」 周作人和魯迅晚年分道揚鑣，兄弟之間，也不免在字裡行間，有所諷刺，那當然是周作人的損失。據許壽裳的追憶，他們之間的暗影，乃是從作人的妻子羽太信子而來的。他說：羽太信子是有歇斯底里性的。她對於魯迅，外貌恭順，內懷忮忌。作人則心地糊塗，輕聽婦人之言，不加體察。許氏雖竭力解釋開導，竟無效果；致魯迅不得已移居外客廳而他總不覺悟。魯迅遣工役傳言來談，他又不出來，於是魯迅又搬出而至磚塔胡同了。從此兩人不和，成為參商，一變從前「兄弟怡怡」的情態。在那彼此參商的時期，還演了很不愉快的一幕。魯迅搬到西三條的新居，那間小書室既成，他就獨自回到八道灣大宅取書籍去了，據說作人和信子大起恐慌。信子急忙打電話，喚救兵，欲假借外力以抗拒，作人則用一本書遠遠地擲入。魯迅置之不理，專心檢書。一忽兒外賓來了，正欲開口說話，魯迅從容辭說，這是家裡的事，無煩外賓費心。到者也無話可說，只好退了。不過這件事，魯迅並不曾在日記上提過，那是他顧全弟兄的情誼之處。 周建人是魯迅的幼弟，建人說：「我們兄弟中，魯迅最大，我是第三，如果將未滿一歲去世的阿姊計算在內，應該是第四，年紀既相差得較多，知道的事情就少，能夠記得的也少了。」他有一小冊子，略講關於魯迅的事情，也是直接的史料，可以補正一般人的說法。他說：在魯迅幼年時代的一般家庭教育，粗分起來，可以分為兩大派，方法上：一派是主張放縱，一派主張嚴厲。目的上：一派主張養成拍馬和鑽營的手段，一派主張養成正直、強硬的性格。魯迅的家庭教育，系統上是屬於嚴厲的一派，但到魯迅的時代，周家已經在衰落的過程中。魯迅的祖父和父親性情又本不嚴厲。只是魯迅的祖父以喜歡罵人出名，並非拍桌大罵，是喜歡指摘與批評別人。這很為人所忌，因此他常為當時的人所不喜歡。入獄以後，心境更加不快活了。見人常常從「昏太后」「呆皇帝」罵起，以至於其他的人們，一一指摘他們的缺點和短處。魯迅也不大讚成他的祖父，實際上，他的祖父對於家裡的人卻並不嚴厲。魯迅對於他的父親卻不然，因為家庭的情況不好，他的父親的心境也不快。他常飲酒，有時亦發脾氣。如遇生氣時，會把筷子丟掉，或把碗摔碎。但對待小孩卻和善，從不打罵小孩，魯迅沒有受過父親的責罰。只是有時候，小孩子把受人欺侮的話去告訴父親時，他會這樣問：「你先去欺侮他們嗎？」他會又這樣說：「那麼他們為什麼不來欺侮我呢？」魯迅的父親恐怕自己的小孩先去搗亂別人。他認為人如受欺，應該強硬應付，但如無端去欺侮別人，卻是不應該的。後來魯迅很受這種思想的影響。建人對於若干人士，如歐陽凡海那樣對他們雙親的曲解，有所解釋的。他說：魯迅幼年以至少年時代，男小孩在讀書的家庭里，公認唯一的事務是讀書。魯迅的父親對於魯迅的想法也是這樣，認為魯迅小時候最重要的事務是讀書，所以魯迅正預備去看「五猖會」的時候，他的父親還要叫他讀《通鑑》，而且要背出後才許去看。結果背是背出了，他的父親也答應他去看。不過魯迅追記這件舊事時，有「我至今一想起還詫異我的父親何以要在那時候叫我來背書」的話，那位歐陽先生，也許看得太老實了，以為魯迅不了解一位嚴酷的父親的心理，那是可笑的。建人則以為是在形容過去當時的情況，即形容當時所感到的不快意，甚至於後來追想起來猶如此。其實魯迅是不會真的不理解的。 建人還說了一段極有意義的話。他說：魯迅有時候，曾把一件事特彆強調起來，或者故意說著玩，例如他所寫的關於反對他的兄弟糊風箏和放風箏的文章就是這樣。實際上，他沒有那麼反對得厲害，他自己的確不放風箏，可是並不嚴厲地反對別人放風箏，這是寫關於魯迅的事情的作者應當知道的。 魯迅小說，有一篇題名《在酒樓中》的，那是筆者所最喜歡的。他所寫的呂緯甫就活躍在我們的眼前。這是很明顯的范愛農的影子。可是，我們這麼想，以為其中所寫的故事，乃是范愛農的，那就錯誤了。（很多談魯迅的，都有這一類的錯誤。）據周作人的追記，小說中的「小兄弟」，乃是魯迅自己；呂緯甫雖以范愛農為藍本，骨幹卻是魯迅自己的，連呂緯甫的意識形態，也是魯迅自己的寫照。這件事，倒可以放到魯迅的家族中來敘說的。 周作人說：呂緯甫所講的兩件事情，第一件是回鄉來給小兄弟遷葬。本文中說他有一個小兄弟，是三歲上死掉的，就葬在鄉下，今年本家來信說他的墳邊已經浸了水，不久恐怕要陷入河裡去了。他因此預備了一口小棺材，帶著棉絮和被褥，雇了土工，前去把墳掘了開來。待到掘著壙穴，過去看時，棺木已經快要爛盡了，只剩下一堆木絲和小木片，把這些撥開了，想要看一看小兄弟，可是出於意外，被褥、衣服、骨骼，什麼都沒有。那麼聽說最難爛的頭髮，也許還有吧，便伏下去，在該是枕頭所在的泥土裡仔仔細細地看，也沒有，蹤影全無。他仍然鋪好被褥，用棉花裹了些先前的身體所在的地方的泥土，包起來，裝在新棺材裡，運到他父親埋著的墳地上，在他墳旁埋掉了。他這樣算完結了一件事，說是足夠去騙騙他的母親，使她安心些了。周氏說：這所說遷葬，乃是魯迅自己的經歷，所寫的情形，可能都是些事實，所不同的是，只是死者的年齡，以及墳的地位，都是小節，也是為了敘述的必要而加以變易的。關於遷葬的情形，他不曾告訴過人，別人也不曾問過他，大家都怕說起來難過。我們從這些描寫，可以了解魯迅是一個多麼富有人情味的人。（另外一件，是替他母親帶絨花給長富女兒阿順的故事，也是富有人情味的。） 關於他們小兄弟的正面材料，周作人也說得很詳盡：那是魯迅的四弟，小名春，書名椿壽，是祖父介孚公所給取的，生於清光緒癸巳六月十三日，死於戊戌十一月初八日，所以該是六歲了。小說中說是三歲，這或者是為的說墳里什麼都沒有了的便利，但也或者故意與幼殤的妹子混在一起，也未可知。她小名端，生於光緒丁亥，月日忘記了，大概不到一周歲，即以出天花歿。她最為他們的父親伯宜公所愛，葬在南門外龜山，立有小石碑，上寫「周端姑之墓」，即是他父親的親筆。椿壽也葬在那裡，大概是為了這個緣故。椿壽的墳前，豎有一塊較大的石碑，上刻「亡弟蔭軒處士之墓」，下款是「兄樟壽立」，寫的是顏字。那做墳和立碑的事都是周作人經手的，所以我至今記得很清楚。（移墳的事，那是魯迅於1919年末次回鄉時所辦的。）在小說中，魯迅說及他的小兄弟，「連他的模樣都記不清楚了，但聽母親說，是一個很可愛念的孩子，和我也很相投，至今她提起來，還似乎要落淚。」周作人說：「這話說得很簡單，可是也是有根據的。小兄弟死的時候，他正在家，但是過了三天，卻在十二就回南京學堂去了。這以後的事情是我在旁邊知道得最清楚。母親永遠忘記不了這小人兒，也叫我去找畫神像的人給他憑空畫一個小照；說得出的，只是白白胖胖，很可愛的樣子；頂上留著三仙發，感謝畫師葉雨香，他居然畫了這樣的一個。母親看了非常喜歡，雖然老實說我是不能說這像不像。這畫畫得很特別，是一張小中堂。掛在她的房裡（後來在北京是房外板壁上）足足有四十五年。」要說溫情主義，這當然是很溫情的了。 林辰先生所作的《魯迅事跡考》，對於魯迅的婚姻生活，已經整理出一點頭緒來了。據許壽裳《魯迅年譜》載： 民國前六年（光緒三十三年，丙午，一九〇六年）二十六歲。 六月回家，與山陰朱女士結婚。同月，復赴日本。 那時，魯迅正在日本留學，不知怎的，他的家鄉忽然傳說，他已在日本結婚，並已生了孩子，有人曾親眼看見他帶著日籍夫人和孩子在神田散步。他原由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早就與山陰朱女士訂了婚的，所以這消息，使得他家中十分惶急，於是便不斷地寫信去催促他回家，說是他母親病了。但當魯迅回到家裡，才知道是受了騙，家中已經為他準備好了結婚的一切。對於這種不合理的舊式的婚姻，自然為當時已受新學洗禮，且在維新後的日本受過四年科學教育的魯迅所反對。但他為了不願拂逆母親的意思，免她傷心，只好犧牲自己，默默地下了決心，不惟沒有反抗，而且一任家庭的擺布，舉行了那煩瑣的舊式婚儀。但他自然是不會屈服到底的，一到婚禮已成，母親的心愿已了，再沒有可使她傷心的事故以後，他便按著自己心裡的暗定計劃，於婚後第三日，就從家中出走，又到日本去了。 魯迅在這樣的情形下，與朱女士結婚的，自然不會有什麼情感可言。自結婚以至接眷北上為止，前後十餘年中（1906—1919），魯迅在東京整整住了三年，在杭州、南京、北京等地，又住了九年之久，經年在外，不常回家，與朱女士連見面的機會也很少。到了民國八年（1919年）買了北平八道灣的房屋，才將老太太和朱女士接到北京去，同住一地。表面上算是一道生活了，但夫婦各住一屋，每天連話也少談。夫婦的感情既是這樣，自然不會孕育。魯迅對於朱女士，認為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他常常慨嘆地對他的老朋友許壽裳說：「這是一件母親送給我的禮物，我只得好好地供養她。」由這沉痛的話，我們也可以想見魯迅精神上的痛苦了。 1919年，魯迅曾接到一位少年寫來的一首新詩，題名《愛情》，裡面有這樣的句子：「我是一個可憐的中國人，愛情，我不知道你是什麼。我年十九，父母給我討老婆。……可是這婚姻，是全憑別人主張，別人撮合。……仿佛兩個牲口，聽著主人的命令：『咄，你們好好的住在一塊兒罷！』」魯迅看了以後說「對於我有意義」，認為這是血的蒸氣，醒過來的人的真聲音。並因此寫了一篇《隨感錄》，刊在當年的《新青年》六卷一號上，裡面除了指明無愛情結婚的惡果以外，並有一節說：「在女性一方面，本來也沒有罪，現在是做了舊習慣的犧牲。我們既然自覺著人類的道德，良心上不肯犯他們少的老的的怪罪，又不能責備異性，也只好陪著做一世犧牲，完結了四千年的舊賬。」 由此不但可以推知魯迅對於舊式婚姻和朱女士的態度，而且可以看出「無愛情結婚」所給予他心靈上的創痛之深，否則他絕不會為了一位不相識的少年的詩，竟激動得說是「這對於我有意義」了。 魯迅就是抱著這種犧牲的心情，在那樣淒涼的家庭和苦痛的婚姻下度著日子。在寂寞中，度過了悠長的二十年的歲月，直到1923年，他才認識了許廣平女士，其時他已有四十三歲了。不過，筆者提醒讀者，我們聽信周建人的話不錯，他說：「歐陽凡海先生的文章，講到魯迅的婚事，頗有譴責他的母親的話。那時候，主持家政的是魯迅的母親，說親戚家族催迫魯迅結婚，迫得魯迅『神經衰弱起來』之類的話，也就不能不說是在責備他的母親了。這話恐怕也不一定對。」 魯迅的好友之中，姓許的占著多數。一位是許季茀（壽裳），那是他的幼年朋友。一位是許季裳（丹），一位留學印度、研究佛經的學者，他的道義之交。一位是少年作家許欽文；一位是欽文的妹妹許羨蘇，她是魯迅的戀人。還有一位則是他後來的妻子許廣平（景宋）。魯迅稟告母親信中所提到的「害馬」，就是她。 許廣平，廣東番禺人，母親姓宋，她因為景仰母親，又自號曰景宋。她的祖父曾任浙江巡撫，她的長兄，清末留學南京，為鼓吹種族大義最力的人。她在幼年時，即受革命思想的陶冶，她頭腦清晰，勇於做事，性格極為剛直坦率，與一般出身仕宦之家的小姐們的孱弱嬌柔不同。在給魯迅的信中，她自言：「自信是一個剛率的人。」「先生稟性豪直，故學生亦不免粗獷。又好讀飛檐走壁，朱家郭解，扶弱鋤強故事，遂更幻想學得劍術，以除盡天下不幸事。」1923年，她到北京投考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這樣，她便和魯迅相識了。她對魯迅的最初印象是這樣的：「當魯迅先生上課的瞬間，人們震於他的聲名，每個學生都懷著研究這新先生的一種好奇心。在鐘聲還沒有收住餘音，同學照往常積習還沒就案坐定之際，突然，一個黑影子投進教室來了。首先惹人注意的便是他那大約有兩寸長的頭髮，粗而且硬，筆挺的豎立著，真當得『怒髮衝冠』的一個『沖』字。一向以為這句話有點誇大，看到了這，也就恍然大悟了。褪色的暗綠夾袍，褪色的黑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臂上衣身上的許多補丁，則炫著異樣的新鮮色彩，好似特製的花紋。皮鞋的四周也滿是補丁。人又鶻落，常從講壇跳上跳下，因此，兩膝蓋的大補丁，也掩蓋不住了。一句話說完，一團的黑。那補丁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別熠耀人眼。小姐們譁笑了：『怪物，有似出喪時那乞丐的頭兒。』他講授功課，在迅速地進行。當那笑聲沒有停止的一剎那，人們不知為什麼全都肅然了。沒有一個逃課，也沒有一個人在聽講之外拿出什麼來偷偷做。鐘聲剛止，大家還來不及包圍著請教，人不見了。那真是『神龍見首不見尾』。許久許久，同學們醒過來了，那時初春的和風，新從冰冷的世間吹拂著人們，陰森森中感到一絲暖氣。」 那時，北方正處於北洋軍閥的統治之下，屠戮學生，封閉學校，正是一個黑暗時期。1924年春季，女師大（即女高師改稱）便發生了風潮。風潮之起因，由於學生們反對校長楊蔭榆的貪污腐敗。楊對這風潮的對策是收買和威脅。當時的教育總長章士釗，更主張採用嚴峻的手段來對付，首先便開除了大批學生，後來又將整個學校解散，在這樣的壓迫下，學生們自然更感到憤懣和苦痛，國事校事，都使她們惶惶不安。於是許廣平向魯迅通信請教了。她給魯迅寫信，開始於1925年3月11日，在信中提到女師大事件。魯迅在當日即寫了回信，說明「學風如何，是和政治狀態及社會情形相關的」。並教以「壕塹戰」的戰法。自此以後，書札往來，內容不只限於女師大風潮；在一般人生態度、社會問題上，景宋也不斷向魯迅有所申訴或求教。魯迅這時正想糾集一般思想進步、熱心做事的青年們，來對根深柢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而景宋正願做一個誓死不二的馬前卒，就由於這種根本見解的投契，他們的通信逐漸頻繁了。（魯迅第一封信中，有這麼一段話：「我其實哪裡會『立地成佛』，許多菸捲，不過是麻醉藥，煙霧中也沒有見過極樂世界。假使我真有指導青年的本領——無論指導得錯不錯——我決不藏匿起來，但可惜我連自己也沒有指南針，到現在還是亂闖。倘若闖入深淵，自己有自己負責，領著別人又怎麼好呢？」 這段話，倒很切實重要的。） 魯迅當然不是聖人，而且不想做偽君子。他和許廣平的戀愛進程，也和一般人一樣，把一顆砂石慢慢養成一顆珠子了。許廣平初次到魯迅家中去，是在1925年4月12日。她那次訪問的印象是這樣：「『尊府』居然探檢過了！歸來後的印象，是覺得熄滅了通紅的燈光，坐在那間一面滿鑲玻璃的室中時，是時而聽雨聲的淅瀝，時而窺月光的清幽，當棗樹發葉結實的時候，則領略它微風振枝，熟果墜地，還有雞聲喔喔，四時不絕。」 從那回以後，她大概時常到周家去，看見魯迅總是很忙，她也幫著他料理一些小事，她自己的文章，也送給魯迅斟酌修正，後來刊載在《婦女周刊》《莽原》上。她從魯迅的自奉的儉省，衣著食用的簡樸，接待客人的坦直以及工作的勤奮上，更看出了魯迅的偉大精神：「寂寞的家，孤獨淒涼的他，未能禁制心頭熾熱的烈火。」她從心裡深沉而細緻地體會到魯迅的「孤獨淒涼」，「如古寺僧人的生活」，而予以深湛的關懷。她勸他休息，勸他戒菸，勸他戒酒，在床褥下搜尋傳說中他準備用來自殺的短刀。兩人的情誼，可說從這時已經開始了。（戀愛本來就是這麼一回事。） 關於這件事，孫伏園曾經在追記文字中，提起了魯迅《野草》中那篇題名《臘葉》的散文詩。魯迅對他說：「許（指許廣平）很鼓勵我，希望我努力工作，不要鬆懈，不要怠忽；但又很愛護我，希望我多加保養，不要過勞，不要發狠。這是不能兩全的，這裡面有著矛盾。《臘葉》的感興，就從這兒得來，《雁門集》等，卻是無關宏旨的。」我們看了這一段話，再去看原文，也就可以體會他倆的情懷了。這是他對於「愛我者」的感激。我們把「病葉」看成作者，把作者的口氣轉給「愛我者」，這樣，好些關節自然解通了。 1926年8月26日，他們兩人一同離開北京，同車赴滬。抵滬以後，他們又分道而行：魯迅赴廈門，任廈門大學教授；景宋赴廣州，任女子師範訓育主任。魯迅到廈大以後，極為失望。學校沒有計劃，沒有基金，教員食住，都極不便。再加上過去他所提攜的一些文學青年，如狂飆社的高長虹等，這時又正在背後攻擊他，使他感到十分的煩躁和悲憤。景宋在廣州，環境亦極複雜，時起風潮，工作又很繁忙。兩人的牢騷，身邊都無人可說，只有兩地寄書，彼此予對方以最切適的慰安，問暖噓寒，殷勤周至。她又怕他在廈大受不住氣，獨自悶著，無人從旁勸解。又竭力勸他應中大之聘赴粵去。他也願意和景宋有常見的機會，說：「我極希望H.M.也在同地，至少可以時常談話，鼓勵我再做些有益於人的工作。」（H.M.，即景宋）其實，北京已有許多關於他們的謠傳，有人說長虹之拚命攻擊魯迅，就是為了這事。上海的友人，一見他們兩人同車到滬，便也相信不疑。甚至說魯迅已將景宋帶到廈門的流言也有了；魯迅卻說：「偏在廣州，住得更近點，看他們躲在黑暗裡諸公，其奈我何。」又說：「你知道的，單在這三四年中，我對於熟識的和初初相識的文學青年是怎麼樣，只要有可以盡力之處就盡力，並沒有什麼壞心思，然而男的呢，看見我有女生在座，他們便造流言。這些流言，無論事之有無，他們是在所必造的；除非我和女人不見面。他們大抵是貌作新思想者，骨子裡卻是暴君、酷吏、偵探、小人。我先前偶一想到愛，總立刻自己慚愧，怕不配，因而也不敢愛某一個人。但看清了他們的言行思想的內幕，便使我自信我決不是必須自己貶抑到那麼樣的人了，我可以愛。」後來他給韋素園的信中，追述到此事，他又說：「川島到廈門以後，他見我一個人住在高樓上，很駭異，聽他的口氣，似乎是京滬都在傳說，說我攜了密斯許同住於廈門了。那時，我很憤怒。但又隨他們去吧，其實呢，異性我是愛的，但我一向不敢，因為我自己明白各種缺點，深恐辱沒了對手。然而一到愛起來，氣起來，是什麼都不管的。」 魯迅從廈門到了廣州，任中山大學文學系主任兼教務主任。景宋也在中大任助教，除了職務上的幫助，在日常生活上，他也得了她的許多幫助和關切。他初到時，道路不熟，語言不通，出入多由景宋做嚮導。她又恐校中飯菜，不合浙人口味，便常由家裡送些菜餚去。這時，他們同在一地，同在一校，接近機會既多，了解日益親切，已進入結合共同生活的階段了。1927年9月28日，他倆從廣州赴上海。10月8日，移居東橫浜路景雲里二十三號，他們開始了同居生活。自此以後，魯迅在精神上，已有了最親切的伴侶，在工作上，也有了最適合的助手。家庭空氣，也不再像北京那樣的寂寞淒涼，他自己也不再感到孤獨了。1928年夏天，他倆和許欽文一同到杭州，一面是遊覽，一面是查考書籍，在夜車上，他們高談闊論，魯迅固然健談，景宋的談鋒也不弱。他們的服裝既不漂亮，又不闊綽，高談之餘，就在二等車上吃起大菜來，牛尾湯的香氣和他們的談論，引起了憲兵的注意，於是說他們身邊有鴉片氣味，而來搜查箱子，結果毫無所得地走了。到杭州後，他們在湖濱一家旅館裡，開了一個長長的房間。三張床鋪，各人一張。他們在杭州整整住了一個星期，才回上海。魯迅一生是很少遊山玩水的，這回，他倆真正過了「蜜月」生活。 到了魯迅晚年，景宋就成為寫作的伴侶，她除了照料家務外，還幫助他抄寫、校對、整理，有時他也採納她的意見，每次文章寫完，總先給她看。她偶爾貢獻些修改字句或意見，他也絕不孤行己意，依著她的話去修改了。1929年9月27日，他們的男孩海嬰出世了。他倆夫婦之間，生活感情究竟怎樣呢？景宋曾經有過如此的記述： 他的脾氣，也並非一成不變。他並不過分孤行己意，有時也體諒到和他一同生活的別人，尤其留心的是不要因為他而使別人多受苦。所以，他很能覺察到我的疲倦，會催促快去休息，更抱歉他的不斷工作的匆忙，沒有多聚談的機會，每每贖罪似的在我睡前陪幾分鐘；臨到我要睡下了，他總是說：「我陪你抽一支煙，好嗎？」「好的。」那麼，他會躺在旁邊，很從容地談些國家大事，或友朋往來，或小孩子與家務，或文壇情形。談得起勁，他就要求說：「我再抽一支煙，好嗎？」同意了，他會談得更高興。但不爭氣的多是我，沒有振作精神領受他的談話，有時當作是催眠歌般不到一支煙完了，立刻睡熟了，他這時會輕輕走開，自己去做他急待動筆的譯作。 他倆這對夫婦，感情也竟可說不錯了。 許廣平在《欣慰的紀念》中，有一節是寫他們的兒子海嬰的。這孩子，幼年時，也不見得特別聰明，但是，卻因魯迅晚年得子，他是特別寵愛他的，所謂「回眸時看小於菟」，就是這麼一個意思。他在稟母的信中說：「海嬰的外套，此刻剛剛可穿，內襯絨線衣及背心各一件；冬天襯衣一多，即太小，但明年春天還可以穿的。他的身材好像比較的高大，昨天量了一量，足有三尺了，而且是上海舊尺；倘是北京尺，就有三尺三寸，不知道底細的人，都猜他是七歲。」「海嬰很好，每天上幼稚園去，不大賴學了。他比夏天胖了一點，雖然還要算瘦，卻很長，剛滿六歲，別人都猜他是八九歲。他有細長的手和腳像他母親的。今年總在吃魚肝油，沒有間斷過。他什麼事情都想模仿我，拿我來做比，只有衣服不肯學我的隨便，愛漂亮，要穿洋服了。」字裡行間，流露著他的得意與寵愛的神情。（景宋說：「海嬰生下來了，每個朋友來到，他總抱給他們看；有時小孩在樓上睡熟了，也會叫人抱他下來的。他平常對海嬰愛惜，總會不期然地和朋友談到他的一切。」） 景宋生育海嬰，那是很危險的難產；她產後體力很差，照醫生的意思，希望雇一位奶媽，再三催促，而且善意地勸告。但魯迅一定不同意，定規要自己來照料。可是他們兩個人既沒有育兒的經驗，而別人的經驗，他是未必一定相信。最認為可靠的，除了醫生的話之外，就請教於育兒之類的書籍。這麼一來，真是鬧了許多的笑話，而又吃足了苦頭。首先是哺乳的時間，按照書上是每三小時一次，每次若干分鐘。有的說是每次五分鐘，有的說是每次哺一隻奶，留一隻第二次，交換哺乳較為豐足。然而人不是機器，不會這樣規律化的。小孩也真難對付：有時吃了幾口，就睡熟了，推也推不醒，有時是醒了，未到時間也不許吃，一任他啼哭。而她自己呢，起先不等到兩小時就覺得奶漲潮了，毛巾也幾乎濕透。如是之後，再到餵奶時，已經是低潮期了，還是讓小孩餓了肚皮照時間吃。於是就時常發覺小嘴左轉右動，做出覓吃狀態。這使她不安起來，和他研究一下，他說瘦些不要緊，沒有病就好了。到了兩個多月，患些感冒，去看醫生，量了量體重，醫生說這不對，孩子的重量，只夠兩三個星期內；於是研究生活狀況，由醫生教他們在新鮮牛奶裡面加粥湯、滋養糖等，分量照月份增加；這之後，才逐漸肥胖起來。其次是洗浴，在醫院時，每天由護士小姐抱來抱去，怎樣洗浴，他們從未參觀過，待到十二天後回到家中，她稍稍能夠起床了，於是商量給孩子沐浴。他是特別小心，不許用未燒過的水，更不願意假手別人。在一隻小面盆里盛了半盆溫水，由她托住小孩的身體，由他來洗。水既不大熱，經過空氣一吹，小孩受冷到面孔發青，小身體在發抖。他們也狼狽不堪，草草了事。但小孩立刻有了反應，發寒熱感冒了。好容易醫好之後，從此就幾十天不敢給他洗浴。而且因為幾次傷風，天氣逐漸冷了，又怕他再感冒，連打開他的衣服都不敢了。據魯迅的意思，叫她每小時看一次孩子的尿布。他總算學過醫的，她自然不好反對，但結果小屁股被濕污所浸而脫皮了。沒法子只得又去看醫生，由醫生介紹看護每天來給小孩洗浴。這才知道應該讓小孩臥在溫水裡，並且在水裡放有溫度表時常留意水的溫度，不斷添上熱水。這樣，小孩在水裡就一聲也不響，看來像蠻舒服的樣子。看護小姐也時常提議叫他們自己學習自己動手，但是他們嚇怕了，有點氣餒。魯迅說：「還是讓她洗罷，我們洗病了，不是還要花更多的錢嗎？我多寫兩篇文章就好了。」以後，小孩是每天請看護洗浴，一直洗到海嬰七個多月。這些小故事是有趣的。魯迅這樣一位思想家、大作家，而其生活若干方面，也還是這麼幼稚，天真可笑的；魯迅也畢竟不是聖人。 魯迅這隻萊謨斯所寵愛的「小於菟」，魯迅自己希望他不要做空頭文學家，大概不會成為文學家了吧，畢竟文學是不世襲的，以許廣平的教育方針來說，她也大概不會把他教育成一個文學家了。 筆者說到「老年得子」的變態心理，我曾在幾位老師如單不庵、朱芷春的生活中看到過，魯迅雖是一代作家，也還是逃不過寵愛的一關。（筆者自己也是如此，不過，我有了三個兒女，就不像魯迅那樣把兒子看作掌上珠了。）海嬰的小名是小紅象。（因為林語堂曾譽魯迅為白象，乃有此名。）他每晚值班看護這個寶貝的兒子，他口中所唱的催眠曲是： 小紅，小象，小紅象， 小象，紅紅，小象紅； 小象，小紅，小紅象， 小紅，小象，小紅紅。 魯迅最怕的是小孩子生病，本來提心弔膽在招呼他，如果一看到發熱傷風，就會影響到他的工作。他在日記中，也不時提起海嬰的病。遇到了，他幾乎是「眠食俱廢」。（這和前人所說的「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又有什麼分別。）他在日譯《中國小說史略》序中說：「一妻一子也將為累了。」景宋說魯迅時常對她說：「有了你和海嬰的牽累，使我做事時候比較地細心，時常有更多的顧慮。」（魯迅夫婦，也頗神經過敏，其實，他們在上海並沒有危險。） 景宋筆下所寫的魯迅寵愛海嬰的情形，和其他父親溺愛幼子的情形，也並沒有多大分別。而一般孩童的好奇心理，也並不在海嬰之下。她和魯迅也並不曾養出天才來。她說魯迅反對小學教師的鞭打兒童，但有時對海嬰也會加以體罰，那是遇到他太執拗頑皮，說不清的時候，要打的時候，他總是臨時抓起幾張報紙，捲成一個圓筒，照海嬰身上輕輕打去，但樣子是嚴肅的。海嬰趕快就喊「爸爸，我下回不敢了」。那時，這位父親看到兒子的楚楚可憐心軟下來，面紋也放寬了。跟著這寬容，小孩子最會體察得到，立刻膽子大了，過來搶住那捲紙筒問：「看看這裡面有什麼東西？」他是要研究紙裡面包藏些什麼東西來打他。看到是空的，這種研究的迫切心情，引得魯迅笑起來了。緊跟著父子之間的融融洽洽的聚會，海嬰也會小心拘謹一些時候。有一次，海嬰也會發表他的意見了，他說：「我做爸爸的時候，不要打兒子的。」魯迅問他：「如果你的兒子壞得很，你怎麼辦呢？」他說：「好好地教他，買點東西給他吃。」魯迅就笑了。他以為，他自己最愛孩子，但是他的兒子的意見，比他更和善，能夠送東西給不聽話的孩子來做感化工作，這不是近於耶穌的被打了右臉再送左臉去的忍耐了嗎？實際卻未必能真做得到罷。[筆者也曾和魯迅討論過這一問題，我是主張可以打孩童的；但打孩子有幾個附加的條件：（一）自己脾氣不好時，不要打，所謂不遷怒。（二）全家不一致的不要打，一個打，一個勸，一個去安慰，那就不必打；打的後果比不打壞。（三）沒有預期的成果，不要打。所以，魯迅打海嬰，常是失敗的。] 景宋有一段描寫海嬰在書房搗蛋的情形，十分精彩。「小孩子在我們房間，女工來了，也會不知所措。在寫字檯上，海嬰歡喜立在椅子上拿起筆來亂塗，魯迅是很珍惜一切用具，不肯隨便拋棄小小一張紙的；但對於海嬰索取紙張時，就是他最喜歡的，給他亂塗，也是滿心愿意的。」這又是一幅「爸爸不在時候」的漫畫。 在我們眼中那個活著的魯迅，畢竟是一個常人；他雖說是世故老人，有的舉動，卻也幼稚得可笑。他的筆鋒那麼尖刻，對人卻相當厚道。他的見識非常遠大，卻也神經過敏。有一件小事，說起來，大家未必相信。他的兒子海嬰，當他逝世時，已經八歲了，卻一直不知道他的父親是魯迅。這也有小小的因由：那時文網甚密，謠言甚多，也難怪他們都十分敏感的。有一回沈雁冰住在滬西，他的兒子在××小學讀書。有一天，那孩子看見他們的老師正在看茅盾的《子夜》，大聲叫道：「這是我爸爸做的。」那老師也許是好奇，那天下午，放學回家就跟在那孩子後面走了一大截路，看沈雁冰究竟住在那裡；這可把沈雁冰一家嚇壞了，連忙搬了家。還有郁達夫和王映霞的孩子，也是在杭州某小學讀書，一路在牆壁上塗著他倆的姓名，指路牌似的把舊交新知引到家中去的。這一類的故事，提醒了魯迅的警覺，所以海嬰就不知道他的父親是魯迅了。 許景宋所記魯迅教育撫養海嬰的故事中，大多是平凡得不值一提的。我覺得魯迅之為人父，倒像巴金《憩園》那小說中的主人公姚國棟，並不怎樣高明的。只有他對孩子的性教育倒是開明合理。她說他對於孩子的性教育，是極平凡的，就是絕對沒有神秘性。赤裸的身體，在洗浴的時候，是並不禁止海嬰的走出走進的。實體的觀察，實物的研究，遇有疑問，隨時解答，見慣了雙親，也就對於一切人體都了解，沒有什麼驚奇了。他時常談到中國留學生跑到日本的男女共浴場所，往往不敢跑出水面，給日本女人見笑的故事，作為沒有習慣訓練所致的資料。所以有些外國社會，不惜在野外男女赤裸，共同跳舞的練習，也正是以針對中國一些士大夫階級的紳士們，滿口道學，而偶爾見到異性極普通的用物，也會涉遐想的；變態心理的亟須矯正從孩子時代就開始了。她又說魯迅對於兒童普通知識的灌輸，並不斤斤於青年的研究，他隨時隨地作常識的曉諭譬解；其中對於電影教育，也是在娛樂中取得學識的一種辦法，他是盡著機會去做的。魯迅自己對舊式的背誦，似乎很深惡痛絕。對一般學校的教育制度，也未必滿意，他是主張「順其自然發展」的。（我看魯迅對於這一問題，也矛盾得很的。） 景宋的回憶文字中，有這麼一篇寫魯迅與家庭的，頗有點意思。她說她曾經遇到一位舊時代的官僚親戚，他每回到家裡來，就像一隻貓走到一個老鼠窩裡一樣，立刻聲息全無。偶不小心，就聽到訓斥的告誡說：「我是掌舵的，船怎樣走要依我。你們是坐船的，沒有我不行，你們不許作聲！」這真是專制家長的口吻。魯迅卻相反，不但不像掌舵，倒像坐船的，一任她們意思。自己能動手的就做，沒有空，她幫他也可以，但絕不勉強，總要看她的能力而定。對於女工，魯迅從來是沒有呼喊責備過一聲的。遇到她不在家，要泡茶了，他就自己捧著茶壺走下樓梯，到廚房去，要他自己動手燒水也可以的。 她說，魯迅對於日常生活用度的支出，絕不過問；他自己的買書賬是記下來的，魯迅的衣著很隨便，卻要她多買點衣著。這都是他的通人情之處。他這個家長是容易相處的。孫伏園說：「魯迅先生的房中總只有床鋪、網籃、衣箱、書案這幾樣東西。萬一什麼時候要出走，他只要把鋪蓋一卷，網籃或衣箱任取一樣，就是登程的旅客了。他從來不夢想什麼是較為安適的生活。他雖是處在家庭中，過的生活卻完全是一個獨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