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二十二 青年與青年問題

有人替魯迅戴紙糊的帽子，說他是「青年導師」，因為他們要把他送到神廟中去，好似魯迅乃是「天下無不是的青年」的說教人。真實的魯迅，怕是未必如此。他曾和我談到青年問題，我說：「青年和一切活人一樣，有其長處，也有其弱點，說青年特別純潔，也不見得。」魯迅在廈門時，有一封致許廣平的信說到莽原社的事：「我這幾年來，常想給別人出一點力，所以在北京時，拚命地做，忘記吃飯，減少睡眠，吃了藥來編輯，校對，作文。誰料結出來的，都是苦果子。有些人就將我做廣告來自利，不必說了；便是小小的《莽原》，我一走也就鬧架。長虹因為社裡壓下（壓下而已）了投稿，和我理論，而社裡則時時來信，說沒有稿子，催我寫作文。我實在有些憤憤了，擬至二十四期止，便將《莽原》停刊；沒有了刊物，看大家還爭持些什麼。」 後來，他在上海所遭遇的也是如此，所以，他對青年的失望（連所謂革命青年在內），心中十分沉痛的。 筆者首先來說那件「義子」的故事。（這故事，章錫琛和許廣平都曾寫過。）這位「義子」，魯迅在廈門，在廣州，都一直追隨著他，好似他的忠實信徒。後來魯迅住在上海，這位忠實信徒，帶了愛人和那愛人的哥哥到上海來了；就住在魯迅的家中，由他供給膳宿、津貼零用，這段經過是富有戲劇性的。那時，魯迅住在樓上，他們住在樓下。每逢魯迅步下扶梯，則書聲琅琅，不絕於耳，但稍一走遠，則又戛然中止。原來那一片書聲，是故意讀給魯迅聽的，害得他幾乎有點怕於下樓了。他們向魯迅要求讀書，要他擔負三個人的學費。那青年又把自己的文章送給他，要他介紹發表，他也沒能滿足他們的心愿；又請託他找事，在那環境中，也無法可想。魯迅於萬不得已的情形下，跟某書店說定，讓那青年去做個練習生，再由魯迅自己每個月拿出三十元，托書店轉一轉手給他，算是薪水。那青年卻一口拒絕，不肯去，說是薪水太少，職位太低。有一天，那青年還對魯迅說：創造社的人，因為他住在魯迅家中，就看不起他了。後來，那位「愛人」的哥哥回鄉去了，那青年的哥哥（木匠）來了，也要魯迅替他找事做。他們一家子就一直住在魯迅家中。據許廣平說：「那愛人後來能說幾句普通話，閒談之中，才知道那青年學生原來是來給魯迅做『兒子』的；她呢，不消說是媳婦兒了。他們滿以為來享福，哪裡知道會這樣。而魯迅竟一點也不曉得這個中原委，沒好好地招待這淌來的兒媳，弄得怨氣騰騰，煩言嘖嘖。」那雙青年男女，對魯迅已無可希望不能享福之後，便告辭要回去了。有一天晚上，他們去同魯迅商量，要一筆送他們回去的旅費。魯迅計算當時從上海到汕頭，再轉×縣，有一百元就足夠了。可是那青年不答應，他說：「我們是賣了田地出來的，現在回去了，要生活，還得買田地，你得給我××元。」魯迅對他說：「我哪裡有這麼多錢；而且，你想想看，叫我負了債，籌錢給你買田地，心中過得去嗎？」他可真說得妙：「錯是不錯，不過你總比我好想法，籌備的地方也比我多，非替我找××元不可！」那幾乎近于勒索了，於是不歡而散。這位魯迅的「義子」，也就是這麼離開上海的。再過幾年，那青年又從廣州來了信，大意說：「原來你還沒有倒下去，那麼，再來幫助我吧！」這樣的青年，當然還算不得最壞的，我看也不見得純潔得使魯迅頭痛吧。魯迅也曾說起他做化學教師時，正在準備一樁化學試驗，只怕學生不慎，受了傷害，就事先把危險性告訴他們。哪知，他到室中去做點事回來，著手試驗，一點火便爆炸了，傷了他自己的手臉；原來他倒被青年所戲弄了。這樣的事對魯迅該是慘痛的教訓吧。 說到「青年」的要不得（當然連我自己也在內），而讀書人更要不得（我自己也在內），尤其是文人。我們時常談到《儒林外史》中的匡超人：他的本性並不壞，他淪落在杭州城隍山擺測字攤的日子，的的確確想上進有為，而且是一個地道的孝子。馬二先生看他篤實誠懇，送錢給他，作回鄉的盤川，他的確心中感激。他回鄉事父敬長，那一幕並不壞，人也聰明，刻苦用功，筆下也來得。他是靠著潘保正的幫忙，李知縣的提拔，踹著這一踏腳石爬上去了。他第二次到杭州，眼界不同了，從景蘭江那一圈子知道文人的另一出路，從三爺那一圈子又懂得吏途的另一訣竅。他借馬二先生的光住在杭州文瀚樓，又知道所謂選家的門徑。這一來，他懂得了風雅，撈得了聲名，潘三又幫他安了生活家室；進京應試，娶得李夫人的甥女為妻室，考取了教習，那真平步登天了。這一來，這一位農村出來的篤實青年變了性了，他把潘三踹在腳底，見危不救，狂妄誇大，目中無馬二先生，正如他那死去了的父親所預料，忘了本了。魯迅是最熟讀《儒林外史》的人，他會不了解青年的心理嗎？ 許廣平的追記中，便說了幾個年輕作家的故事：一位是許欽文（魯迅生平友人中，姓許的和他最合得來。許欽文的妹妹，和他感情很不錯，幾乎成為他的夫人），他曾把自己的小說請魯迅編定，出書之後，銷路很好，立刻成了一位有名作家。那書商就勸他再出一本小說集，他便把那些被魯迅剔除的小說另編一集出版了。魯迅看了，搖頭嘆氣道：「我的選擇也費了不少心血，把每一種的代表作都選入了。其餘那些，實在不能算是很成功的；一個年輕人，應該再修養修養，又何必這麼急急於求名呢？」言下，表示他的失望。許欽文，後來還出了不少的書，有時也請魯迅看稿子，他就擱在一邊，不再來費力刪削了。另一位是高長虹，他是莽原社的青年作家。魯迅對他也特別愛護，有一回，他要魯迅替他選集子，他替他選定了作品，校改了字句，已經成書了；他卻怪魯迅糟蹋了他的作品，向人說，魯迅把他好的作品都選掉了，只留下一些壞的。這樣的釘子，魯迅碰得有苦說不出呢。又一位，便是向培良，也是莽原社的青年作家，魯迅替他選定了一本創作集，也校改了字句。（魯迅替良友編選小說二集，說向培良的《飄渺的夢》：「作者向我們敘述著他的心靈所聽到的時間的足音，有些是借了兒童時代的天真的愛和憎，有些是借著羈旅時候的寂寞的聞和見，然而他並不『拙笨』，卻也不矯揉造作，只如熟人相對，娓娓而談，使我們在不甚操心的傾聽中，感到一種生活的色相。」 對他的作品可說看得起的。）總算愛護他重視他了。而且替他介紹了稿子和職業。可是就為了魯迅反責高長虹的話激怒了他，便絕交而去。他逢人就說：魯迅是愛鬧脾氣的，魯迅是青年的絆腳石。 本來，魯迅對世態看得這麼透徹，對人性理解得這麼深刻，獨獨會對青年心理模糊不明，那也是說不通的。我曾對魯迅說：「我初以為你很世故的，其實你是最不世故的；你的眼睛看得雪亮，一碰到了實際，你沒有辦法了。其實，你所碰的麻煩，要是放在世故的官僚手中，他們從容應付，毫不費力，絕不會像你這樣，為了一件小事，頭痛一輩子的。」許廣平說：「魯迅有分明的是非，一面固愛才若渴，一面也疾惡如仇；一般人總以常情度事理，然魯迅所以為魯迅，豈常情所能概論。魯迅對於青年，盡有半途分手，或為敵人，或加構陷，但也有始終不二者。而魯迅有似長江大河，或留或逝，無所容於中，仍以至誠至正之忱，繼續接待一切新來者。或有勸其稍節精力，魯迅說：『我不能為一個人做了賊，就疑心一切的人。』」這話也只說對了一半。像「義子」那一類事，就是一幕滑稽戲，與一切「是非曲直」無關的，你看，魯迅就處理得十分尷尬呢。 筆者說到魯迅對青年的說法，只是他對中國社會看法的一相；他的眼睛是雪亮的，而且十分警覺的。我們不必把魯迅想像得那麼天真。在前面，筆者提到他和《語絲》的關係，他在那篇追述的文字中，說到了一件事，《語絲》原是孫伏園所倡議的，伏園是魯迅的學生，而且非常密切。他離開了北京《晨報》，建議要辦這樣一份周刊，魯迅一力支持，那是不在話下。《語絲》之成功，以及對文化界影響之大，那是他們所不及料的。魯迅說：「至於對於《晨報》的影響，我不知道，但似乎也頗受些打擊，曾經和伏園來說和。伏園得意之餘，忘其所以，曾以勝利者的笑容，笑著對我說道：『真好，他們竟不料踏在炸藥上了！』這話對別人說是不算什麼的。但對我說，卻好像澆了一碗冷水，因為我即刻覺得『炸藥』是指我而言，用思索，做文章，都不過使自己為別人的一個小糾葛而粉身碎骨，心裡就一面想：『真糟，我竟不料被埋在地下了！』我於是乎『彷徨』起來。」 凡是接近魯迅的青年，都想利用魯迅，連伏園這樣和他親近的，也是「賢者不免」。許多人，愛用魯迅所寫「俯首甘為孺子牛」那句詩，好似他對青年的要求，無所不可的。魯迅的詩意，似乎著重在「甘」字上。他在另外一篇文章中說：「我沒有什麼話要說，也沒有什麼文章要做，但有一種自害的脾氣，是有時不免吶喊幾聲，想給人們去添點熱鬧。譬如一匹疲牛罷，明知不堪大用的了，但廢物何妨利用呢，所以張家要我耕一弓地，可以的；李家要我挨一轉磨，也可以的；趙家要我在他店前站一刻，在我背上貼廣告道：敝店備有肥牛，出售上等消毒滋養牛乳。我雖然深知道自己是怎麼瘦，又是公的，並沒有乳，然而想到他們為張羅生意起見，情有可原，只要出售的不是毒藥，也就不說什麼了。但倘若用得我太苦，是不行的，我還要自己覓草吃，要喘氣的工夫；要專指我為某家的牛，將我關在他的牛牢內，也不行的，我有時也許還要給別家挨幾轉磨。如果連肉都要出賣，那自然更不行，理由自明，無須細說。倘遇到上述的三不行，我就跑，或者索性躺在荒山里。即使因此忽而從深刻變為淺薄，從戰士化為畜生，嚇我以康有為，比我以梁啓超，也都滿不在乎，還是我跑我的，我躺我的，決不出來再上當，因為我於『世故』實在是太深了。」 那便是他的「甘為孺子牛」的限度。 所以，魯迅又很明白表示他支持語絲社的態度。他說：「但我的彷徨並不用許多時，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的餘波，從我這裡只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裡只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於是也就決定，還是照舊投稿了——雖然對於意外的被利用，心裡也耿耿了好幾天。」 這又是他所說的「俯首」的註腳。 不過，魯迅了解青年弱點，知道青年也和其他人們一樣的卑怯是一件事，他了解青年問題的癥結所在，而加以解剖藥治又是一件事。我曾經對朋友說過：魯迅和青年們相處，反而不及胡適的圓妥。因為，魯迅和青年太接近，而他自己又是這麼敏感的人，所以容易受刺激。（有時，他也太過敏，想得太深了。）胡適之何嘗又不是絕頂聰明看得雪亮，他只是裝糊塗，不和青年相接近，反而沒鬧那麼多的事故的。而且，魯迅無論在社會在學校，都是處於比較超然的地位，尚且如此焦頭爛額；假如處在胡適的地位，要擔負學校行政，有時會和學生處於對立地位，又不知會弄什麼僵局呢。 但是臨到青年問題的處理，魯迅是堅決地站在青年的立場說話的；北京國立女子師範大學事件，在他本來用不著那麼「見義勇為」的，而他毅然決然站在章士釗的對面，與之為敵。此所以青年對他格外來得親近。胡適一沾到青年問題，就變成圓滑了；偶爾也說幾句漂亮的話，要他去和政府當局對壘，他是不乾的，此所以胡適和青年越來越遠，一個領導五四運動的思想家，反而沒有群眾了。 魯迅有一篇以《導師》為題的雜感文，正是他對於青年問題的看法，他說：「近來很通行說青年；開口青年，閉口也是青年。但青年又何能一概而論？有醒著的，有睡著的，有昏著的，有躺著的，有玩著的，此外還多。但是，自然也有要前進的。要前進的青年大抵想尋求一個導師。然而我敢說：他們將永遠尋不到。尋不到倒是運氣；自知的謝不敏，自許的果真識路麼？凡自以為識路者，總過『而立』之年，灰色可掬了，老態可掬了，圓穩而已，自己卻誤以為識路。假如真識路，自己就早進向他的目標，何至於還在做導師。說佛法的和尚，賣仙藥的道士，將來都與白骨是『一丘之貉』，人們現在卻向他聽生西的大法，求上升的真傳，豈不可笑！但是我並非敢將這些人一切抹殺；和他們隨便談談，是可以的。說話的也不過能說話，弄筆的也不過能弄筆；別人如果希望他打拳，則是自己錯。他如果能打拳，早已打拳了，但那時，別人大概又要希望他翻筋斗。有些青年似乎也覺悟了，我記得《京報副刊》徵求青年必讀書時，曾有一位發過牢騷，終於說：只有自己可靠！我現在還想斗膽轉一句，雖然有些煞風景，就是：自己也未必可靠的。我們都不大有記性。這也無怪，人生苦痛的事太多了，尤其在中國。記性好的，大概都被厚重的苦痛壓死了；只有記性壞的，適者生存，還能欣然活著。但我們究竟還有一點記憶，回想起來，怎樣的『今是昨非』呵，怎樣的『口是心非』呵，怎樣的『今日之我與昨日之我戰』呵。我們還沒有正在餓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飯，正在窮得要死時於無人處見別人的錢，正在性慾旺盛時遇見異性，而且很美的。我想，大話不宜講得太早，否則，倘有記性，將來想到時會臉紅。或者還是知道自己之不甚可靠者，倒較為可靠罷。青年又何須尋那掛著金字招牌的導師呢？不如尋朋友，聯合起來，同向著似乎可以生存的方向走。你們所多的是生力，遇見森林，可以辟成平地的，遇見曠野，可以栽種樹木的，遇見沙漠，可以開掘井泉的。問什麼荊棘塞途的老路，拜什麼烏煙瘴氣的鳥導師！」 他的話，當然是有所感而發，事實也正是如此。 有一時期，現代評論派每以「青年導師」的紙糊帽子來冷嘲魯迅；他在《寫在〈墳〉後面》中有一段最深刻的話：「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或『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道哪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而憎恨我的東西如所謂正人君子也者偏偏都矍鑠，所以我說話常不免含糊，中止，心裡想：對於偏愛我的讀者的贈獻，或者最好倒不如是一個『無所有』。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著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裡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裡，那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五四運動以後，從《新青年》那營壘出來的，幾乎都成為青年導師，到了後來，他們所指引的路也越來越模糊了；倒是魯迅，對於青年的影響，卻一天一天大起來了呢！ 當然，魯迅對於青年問題，並不袖手旁觀，而是有他的積極主張的。那年，北京的《京報副刊》徵求那時的學人開列「青年必讀書」的書目，魯迅是交白卷的，說：「從來沒有留心過，所以現在說不出。」但他在附註中，卻寫了一段話：「但我要趁這機會，略說自己的經驗，以供若干讀者的參考——我看中國書時，總覺得就沉靜下去，與實在人生離開；讀外國書——但除了印度——時，往往就與人生接觸，想做點事。中國書雖有勸人入世的話，也多是殭屍的樂觀；外國書即使是頹唐和厭世的，但卻是活人的頹唐和厭世。我以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國書，多看外國書。少看中國書，其結果不過不能作文而已。但現在的青年最要緊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麼大不了的事。」 他的態度，素來就是這麼積極的。 我們且看他在北京時的另一封信，更可以了解他的意向。那時是寫給河南兩位學生的，其中有一位便是向培良，後來和他分了手的。他說：「倘使我有這力量，我自然極願意有所貢獻於河南的青年。但不幸我竟力不從心，因為我自己也正站在歧路上，——或者，說得較有希望些：站在十字路口。站在歧路上是幾乎難於舉足，站在十字路口，是可走的道路很多。我自己，是什麼也不怕的，生命是我自己的東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著我自以為可以走去的路；即使前面是深淵，荊棘，狹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負責。然而向青年說話可就難了，如果盲人瞎馬，引入危途，我就該得謀殺許多人命的罪孽。所以，我終於還不想勸青年一同走我所走的路；我們的年齡、境遇，都不相同，思想的歸宿大概總不能一致的罷。但倘若一定要問我青年應當向怎樣的目標，那麼，我只可以說出我為別人設計的話，就是：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有敢來阻礙這三事者，無論是誰，我們都反抗他，撲滅他！可是還得附加幾句話以免誤解，就是：我之所謂生存，並不是苟活；所謂溫飽，並不是奢侈；所謂發展，也不是放縱。」 他的話，看起來是平淡無奇的，做起來，卻並不那麼容易，許多人只是說了不做。魯迅因此提出更平淡的幾段話。第一，他說需要記住，記性不佳，是有益於己而有害於子孫的。人們因為能忘卻，所以自己能漸漸地脫離受過的苦痛，但也因為能忘卻，所以往往照樣地再犯前人的錯誤。（他在許多地方，發揮這一論點，他嘆息我們中國是一個健忘的民族。）其次，他說需要韌性。「我有時也偶爾去看看學校的運動會。……競走的時候，大抵是最快的三四個人一到決勝點，其餘的便鬆懈了，有幾個還至於失了跑完預定的圈數的勇氣，中途擠入看客的群集中；或者佯為跌倒，使紅十字隊用擔架將他抬走。假若偶有雖然落後，卻盡跑，盡跑的人，大家就嗤笑他。大概是因為他太不聰明，『不恥最後』的緣故罷。所以中國一向就少有失敗的英雄，少有韌性的反抗，少有敢單身鏖戰的武人，少有敢撫哭叛徒的弔客；見勝兆則紛紛聚集，見敗兆則紛紛逃亡。」 魯迅曾經譯介有島武郎（日本文學家）的《與幼者》，說：「時間不住地移過去。你們的父親的我，到那時候，怎樣映在你們（眼）里，那是不能想像的了。大約像我在現在，嗤笑可憐那過去的時代一般，你們也要嗤笑可憐我的古老的心思，也未可知的。我為你們計，但願這樣子。你們若是毫不客氣地拿我做一個踏腳，超越了我，向著高的遠的地方進去，那便是錯的。人間很寂寞。我單能這樣說了就算麼？你們和我，像嘗過血的獸一樣，嘗過愛了。去罷，為要將我的周圍從寂寞中救出，竭力做事罷。我愛過你們，而且永遠愛著。這並不是說，要從你們受父親的報酬，我對於『教我學會了愛你們的你們』的要求，只是受取我的感謝罷了……像吃盡了親的死屍，貯著力量的小獅一樣，剛強勇猛，舍了我，踏到人生上去就是了。……走罷，勇猛著！幼者呵！」 這是他對於青年們的告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