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二十三 政治觀

筆者自幼受了一句話的影響，這句話，出於《尚書》，叫作「毋求備於一夫」。先父曾經寫一篇經義，發揮得十分盡致。其意是說各人有各人的見識，各人有各人的特長，不能萬物皆知，萬事皆懂的；這麼一想，我們對於魯迅提不出積極的政治主張，也不必失望了。由於魯迅的文字，富有感人的力量；我們讀他的雜感，覺得十分痛快，所以對於他的政治觀，也不十分去深求了。其實他帶了濃重的虛無色彩，並不相信任何政黨會有什麼成就的。筆者的看法，和他有點相近：我認為政治的進步或落伍，和民智開發的進度有密切關係，至於政治學說、主義的內容如何，並不十分相干的。孫中山把《三民主義》《建國方略》說得天花亂墜，結果，國民政府的黑暗政治，比北洋軍閥時代還不如，而貪污程度，遠過於當年的交通系，對政治完全失望，也是民初人士所共同的。 魯迅很明白地說：「我見過辛亥革命，見過二次革命，見過袁世凱稱帝，張勳一復辟，看來看去，就看得懷疑起來，於是失望，頹唐得很了。」魯迅是在北洋政府的教育部做過小京官，把政治泥潭中的黑暗面，看得很透了。他心目中的政治，便如他在《現代史》那雜感文中所寫的，他說：「從我有記憶的時候起，直到現在，凡我所曾經到過的地方，在空地上，常常看見有『變把戲』的，也叫作『變戲法』的。這變戲法的，大概只有兩種——一種，是教一個猴子戴起假面，穿上衣服，耍一通刀槍；騎了羊跑幾圈。還有一匹用稀粥養活，已經瘦得皮包骨頭的狗熊玩一些把戲。末後是向大家要錢。一種，是將一塊石頭放在空盒子裡，用手巾左蓋右蓋，變出一隻白鴿來；還有將紙塞在嘴巴里，點上火，從嘴角鼻孔里冒出煙焰。其次是向大家要錢。要了錢之後，一個人嫌少，裝腔作勢的不肯變了，一個人來勸他，對大家說再五個。果然有人拋錢了，於是再四個，三個……拋足之後，戲法又開了場。這回是將一個孩子裝進小口的罈子裡面去，只見一條小辮子，要他再出來，又要錢。收足之後，不知怎麼一來，大人用尖刀將孩子殺死了，蓋上被單，直挺挺躺著，要他活過來，又要錢。『在家靠父母，出家靠朋友……Huazaa！Huazaa！』變戲法的裝出撒錢的手勢，嚴肅而悲哀地說。別的孩子，如果走近去想仔細地看，他是要罵的；再不聽，他就會打。果然有許多人Huazaa了。待到數目和預料的差不多，他們就撿起錢來，收拾傢伙，死孩子也自己爬起來，一同走掉了。看客們也就呆頭呆腦地走散。這空地上，暫時是沉寂了。過了些時，就又來這一套，俗語說，『戲法人人會變，各有巧妙不同。』其實許多年間，總是這一套，也總有人看，總有人Huazaa，不過其間必須經沉寂的幾日。」 一部他所看見的現代史，就是這麼寫出來的。（魯迅在《野草》有一篇《好的故事》的散文詩，也是描寫這樣的境界的，不過不及這一篇雜感的明白。） 有了「政治永遠是一種騙局」的看法，魯迅乃有「政治與文藝的歧途」的說法。他曾經這麼說：「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不過不滿意現狀的文藝，直到十九世紀以後才興起來，只有一段短短歷史。政治家最不喜歡人家反抗他的意見，最不喜歡人家要想，要開口。而從前的社會也的確沒有人想過什麼，又沒有人開過口。……那時沒有什麼文藝，即使有，也不過讚美上帝（還沒有後人所謂God那麼玄妙）罷了！那裡會有自由思想？後來，一個部落一個部落你吃我吞，漸漸擴大起來，所謂大國，就是吞吃那多多少少的小部落；一到了大國，內部情形就複雜得多，夾著許多不同的思想，許多不同的問題。這時，文藝也起來了，和政治不斷地衝突，政治想維繫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 魯迅是學醫的，他對於中國社會政治的診斷與解剖，可說是冷靜而深刻的。（他的處方如何，且不去說；也許他從未處方。）筆者且介紹他談大內檔案的故事。他說：所謂「大內檔案」這東西，在清朝的內閣里積存了三百多年，在孔廟裡寒了十多年，誰也一聲不響。自從歷史博物館將這殘餘賣給紙鋪子，紙鋪子轉賣給羅振玉，羅振玉轉賣給日本人，於是乎大有號叫之聲，仿佛國寶已失，國脈隨之似的。前幾年，他曾見過幾個人的議論，所記得的一個是金梁，登在《東方雜誌》上；還有羅振玉和王國維，隨時發感慨。他覺得他們的議論都不大正確。金梁，本是杭州的駐防旗人，早先主張排漢的；民國以來，便算是遺老了；凡是民國所做的事，他自然都以為很可惡。羅振玉呢，也算是遺老，曾經立誓不見國門，而後來僕僕京津間，痛責後生不好古，而偏將古董賣給外國人的，只要看他的題跋，大抵有廣告氣撲鼻，便知道用意如何了。獨有王國維已經在水裡將遺老生活結束，是老實人；但他的感喟，卻往往和羅振玉一鼻孔出氣，雖然所出的氣，有真假之分，所以他被弄成夾廣告的Sandwich，是常有的事，因為他老實到像火腿一樣。其他的人，魯迅認為都是上了羅振玉輩的騙。你想：他要將這賣給日本人，肯說這不是寶貝麼？（這正如敗落大戶人家的一堆廢紙，說好也行，說無用也行的。因為是廢紙，所以無用，因為是敗落大戶家裡的，所以也許夾些好東西。那時候，只要在「大內」里放幾天，或者帶一個「宮」字，就容易使人另眼相看的。） 關於大內檔案的處理，魯迅告訴我們以官僚主義的最好例證。這一大批檔案，民國元年，便已裝八千麻袋，塞在孔廟敬一亭里。（其時孔廟中設了一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由胡玉縉任處長。）久而久之，胡處長有些擔憂了，只怕工役們會去放火。他是博識前朝掌故的，知道清朝的武英殿，藏過一副銅活字，後來太監們你也偷，我也偷，偷得不亦樂乎，待到王爺們似乎要來查考的時候，就放了一把火。自然連武英殿也沒有了，更何況銅活字的多少。而不幸敬一亭的麻袋，也仿佛常常減少。（工役們不是國學家，所以把檔案倒在地上，單拿麻袋去賣錢。）他深怕麻袋缺得多了之後，敬一亭也照例會被燒掉的。他曾建議教育部，要想一個遷移或整理或銷毀的辦法。可是專管這一類事情的社會教育司司長夏曾佑氏，他是有名的中國史學家，他是知道中國的一切事萬不可「辦」的；即如檔案罷，任其自然，爛掉、霉掉、蛀掉、偷掉，甚而至於燒掉，倒是天下太平，倘一加人為，一「辦」，那就輿論沸騰，不可開交了。結果是辦事的人成為眾矢之的，謠言和讒謗，百口也分不清。所以他的主張是「這個東西萬萬動不得」。這兩位熟於掌故的「要辦」和「不辦」的老先生，從此都知道各人的意見。說說笑笑，但竟拖延下去了。於是麻袋們又安穩躺了十來年。 後來傅增湘做了教育總長了（傅氏，湖南人 ，是藏書和考古的名人），他就開始要發掘寶貝了，派部員幾十人大舉清理，他要在麻袋裡找尋好的宋版書，於是Y次長、C參事、J處長，都變成考古家了。大家把所賞識的東西都留了下去。他們把這些檔案分成「保存」和「放棄」兩種，保存的留在博物館和北京大學圖書館，不要的部分，還是散放在午門的門樓上，他們還邀請有關的各部派員會同再行檢查，於是各部派來的穿洋服的留學生，也都變成考古家了。經過這回檢查的後文，還是把不要的部分留著。因為傅總長是深通「高等做官學」的，他知道萬不可燒，一燒必至於變成寶貝。那些廢紙，直到歷史博物館自行賣掉之後，又掀起了一陣神秘的風波，說這些檔案都是國寶了。因小喻大，那時，中國政府當局的處事，便是如此的。魯迅的結論是這樣：「中國公共的東西，實在不容易保存。如果當局者是外行，他便將東西糟完，倘是內行，他便將東西偷完。而其實也並不單是對於書籍或古董。」 從歷史觀點來解剖政治社會，原是中國士大夫的傳統手法，所以唯物史觀的論據，在中國不一定得之於馬克思派的學說。儒法兩家，原是注意社會的經濟條件的，自古是唯物論派的見地。唯心論的觀點，從印度東來，雖風靡一時，但宋明理學家即復歸於儒家，而明末清初，那幾位經學家，如黃宗羲、顧亭林、王夫之，都是史學家，其解釋世變之跡，遠在馬克思之上，也在馬克思之前。魯迅一生所欽佩的現代史學家夏曾佑，他便是接受達爾文進化論最早的一個學人。（唯物史觀也可以說是達爾文的進化學說在人類社會的適用。）所以魯迅的政治觀，早年已經成熟；他理解中國社會的黑暗面，自比馬克思學院的繼承人，深刻得多。 1918年，魯迅替《新青年》寫《隨感錄》，已經著重政治病態的診斷。其中有一點說：「中國社會上的狀態，簡直是將幾十世紀縮在一時：自油松片以至電燈，自獨輪車以至飛機，自標槍以至機關炮，自不許『妄談法理』以至護法，自『食肉寢皮』的吃人思想以至人道主義，自迎屍拜蛇以至美育代宗教，都摩肩挨背的存在。這許多事物擠在一處，正如我輩約了燧人氏以前的古人，拼開飯店一般，即使竭力調和，也只能煮個半熟；夥計們既不會同心，生意也自然不能興旺，——店鋪總要倒閉。」 他們身歷的世代以及中華民國的政治史，就是這樣一種社會文化所產生出來的。（從他的祖父那套讀高頭講章的八股頭腦到魯迅的寫實主義小說，其間也有幾個世紀的文化距離。） 魯迅當時曾引用了一位政論家黃郛（膺白）的話：「七年以來，朝野有識之士，每腐心於政教之改良，不注意於習俗之轉移；庸詎知舊染不去，新運不生：事理如此，無可勉強者也。外人之評我者，謂中國人有一種先天的保守性，即或迫於時勢，各種制度有改革之必要時，而彼之所謂改革者，決不將舊日制度完全廢止，乃在舊制度之上，更添加一層新制度。試覽前清之兵制變遷史，可以知吾言之不謬焉。最初命八旗兵駐防各地，以充守備之任；及年月既久，旗兵已腐敗不堪用，洪秀全起，不得已，徵募湘淮兩軍以應急：從此旗兵綠營，並肩存在，遂變成兩重兵制。甲午戰後，知綠營兵力又不可恃，乃復編練新式軍隊：於是並前二者而變成三重兵制矣。今旗兵雖已消滅，而變面換形之綠營，依然存在，總是二重兵制也。從可知吾國人之無徹底改革能力，實屬不可掩之事實。他若賀陽曆新年者，復賀陰曆新年；奉民國正朔者，仍存宣統年號。一察社會各方面，蓋無往而非二重製。即今日政局之所不寧，是非之所以無定者，簡括言之，實亦不過一種『二重思想』在其間作祟而已。」 魯迅補充著說：「此外如既許信仰自由，卻又特別尊孔；既自命『勝朝遺老』，卻又在民國拿錢；既說是應該革新，卻又主張復古：四面八方幾乎都是二三重以至多重的事物，每重又各各自相矛盾。一切人便都在這矛盾中間，互相抱怨著過活，誰也沒有好處。」 大抵五四運動前後的有識之士，都有這樣的覺悟。他在另一段《隨感錄》中，說到民族根性造成之後，無論好壞，改變都不容易的。他引了法國彭氏（G.Le Bon）的話：「我們一舉一動，雖似自主，其實多受死鬼的牽制。將我們一代的人，和先前幾百代的鬼比較起來，數目上就萬不能敵了。」他說：「我們幾百代的祖先裡面，昏亂的人，定然不少：有講道學的儒生，也有講陰陽五行的道士，有靜坐煉丹的仙人，也有打臉打把子的戲子。所以我們現在雖想好好做『人』，難保血管里的昏亂分子不來作怪，我們也不由自主，一變而為研究丹田臉譜的人物：這真是大可寒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