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二十一 社會觀
魯迅先生，不獨在他的死後成為當代論客所談論的人物；即在他的生前，早已成為爭論的箭垛。但即令如蘇雪林那樣對他深惡痛絕，她也不能不對魯迅的創作藝術表示欽佩。而且一直譏刺魯迅的創造社作家，如成仿吾、郭沫若、錢杏邨，也對他回復了敬意。筆者覺得魯迅一生的最大貢獻，乃在剖解中國的社會，他是一個冷靜地暴露中國社會黑暗面的思想家。張定璜（張氏那篇《魯迅先生》，可說是一切批評魯迅文字中最好的一篇，連茅盾的《魯迅論》在內）說：「魯迅先生是位藝術家，是一個有良心的，那就是說，忠於他的表現的，忠於他自己的藝術家。無論什麼時候，什麼地方，他絕不忘記他對於自己的誠實。他看見什麼，他描寫什麼。他把他自己的世界展開給我們，不粉飾，也不遮蓋。那是他最熟識的世界，也是我們最生疏的世界。我們天天過活，自以為耳目聰明，其實多半是聾子兼瞎子，我們視而不見，聽而不聞。且不說別的，我們先就不認識我們自己，待到逢見少數的人們，能夠認識自己，能夠辨得自己所住的世界，並且能夠把那世界再現出來的人們，我們才對於從來漠不關心的事物重新感到小孩子的驚奇，我們才明白許多不值一計較的小東西都包含著可怕的複雜的意味；我們才想到人生、命運、死，以及一切的悲哀。魯迅便是這些少數人們裡面的一個，他嫌惡中國人，咒罵中國人，然而他自己是一個純粹的中國人，他的作品滿熏著中國的土氣，他可以說是眼前我們唯一的鄉土藝術家，他畢竟是中國的兒子，畢竟忘不掉中國，我們若怪他的嫌惡咒罵不好，我們得首先怪我們自己不好，因為他想誇耀讚美而不得，他才想到了這個打掃廁所的辦法。讓我們別厭煩他的囉唆，但感謝他的勤勉罷。至於他的諷刺呢，我以為諷刺家和理想家原來是一個東西的表里兩面。我們不必管諷刺得難受不難受，或對不對，只問諷刺得好不好，就是說美不美。我不敢說魯迅的諷刺全是美的，我敢說他的大都是美的。」因此，筆者就首先評價他的社會觀。（筆者和馮雪峰的看法有點不同，我以為魯迅的觀察深刻，與眼光遠大，並不由於接受了唯物史觀的論據，而由於他的科學頭腦以及尼采超人哲學的思想。我們不必阿附時論，替他戴上一頂不必有的帽子的。）
要了解魯迅的社會觀，當然該從他的雜感文中去體會。他對於中國的民族性，是帶著悲觀的口吻在說的。有一回，他在《略論中國人的臉》中說：「日本的長谷川如是閒是善於做諷刺文學的。去年，我見過他的一本隨筆集叫作《貓·狗·人》；其中有一篇就說到中國人的臉。大意是初見中國人，即令人感到較之日本人或西洋人，臉上總欠缺著一點什麼。久而久之，看慣了，便覺得這樣已經盡夠，並不缺少東西；倒是看得西洋人之流的臉上，多餘著一點什麼。這多餘著的東西，他就給它一個不大高妙的名目：獸性。中國人的臉上沒有這個，是人，則加上多餘的東西，即成了下列的算式：人+獸性=西洋人。他借了稱讚中國人，貶斥西洋人，來諷刺日本人的目的，這樣就達到了。自然不必再說這獸性的不見於中國人的臉上，是本來沒有的呢，還是現在已經消除。如果是後來消除的，那麼，是漸漸淨盡而只剩了人性的呢，還是不過漸漸成為馴順。野牛成為家牛，野豬成為家豬，狼成為狗，野性是消失了，但只是使牧人喜歡，於本身並無好處。人不過是人，不再夾雜著別的東西，當然再好沒有了。倘不得已，我以為還不如帶些獸性。」 筆者和他幾回談論中，關於這一點，彼此最相同意，我們都認為中國民族性，是由於外族長時期統治而失去了「獸性」的，兩宋以後，遼、金、元、清這五六百年間漸漸馴服下來的「奴隸性格」，實在是一種恥辱。
周作人說：「魯迅寫小說散文有一特點，為別人所不能及者，即對於中國民族深刻的觀察。大約現代文人中對於中國民族抱著那樣一片黑暗的悲觀的難得有第二個人吧。他從小喜歡雜覽，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在書本里得來的知識上面，又加上親自從社會裡得來的經驗，結果便造成一種只有苦痛與黑暗的人生觀，讓他無條件（除藝術的感覺外）地發現出來，就是那些作品。」此處他所說的人生觀，我以為還是換作社會觀比較適當，沈雁冰曾說：「他的胸中燃著少年之火，精神上，他是一個『老孩子』！他沒有主義要宣傳，也不想發起一種什麼運動，然而他的著作里，也沒有『人生無常』的嘆息，也沒有暮年的暫得寧靜的欽羨與自慰（像許多作家們常有的），反之，他的著作里，卻充滿了反抗的呼聲和無情的剝露。反抗一切的壓迫，反抗一切的虛偽！老中國的毒瘡太多了，他忍不住拿著刀一遍一遍儘自刺著。我們翻看他的雜感集三種來看，看見魯迅除奮勇剜剔毒瘡而外，又時有『歲月已非，毒瘡依舊』的新憤慨。」
魯迅寫給許廣平的第二封信，說到他的看法：「中國大約太老了，社會上事無大小，都惡劣不堪，像一隻黑色的染缸，無論加進什麼新東西去，都變成漆黑。可是除了再想法子來改革之外，也再沒有別的路。我看一切理想家，不是懷念『過去』，就是希望『將來』，而對於『現在』這一個題目，都繳了白卷，因為誰也開不出藥方。所有最好的藥方，即所謂『希望將來』的就是。『將來』這回事，雖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樣，但有是一定會有的，就是一定會到來的，所慮者到了那時，就成了那時的『現在』。然而人們也不必這樣悲觀，只要『那時的現在』比『現在的現在』好一點，就很好了，這就是進步。這些空想，也無法證明一定是空想，所以也可以算是人生的一種慰安，正如信徒的上帝。你好像常在看我的作品，但我的作品，太黑暗了，因為我常覺得唯『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卻偏要向這些作絕望的抗戰，所以很多著偏激的聲音。其實這或者是年齡和經歷的關係，也許未必一定的確的，因為我終於不能證實：惟黑暗與虛無乃是實有。」 他自己也看到一種結局：「要徹底地毀壞這種大勢的，就容易變成『個人的無政府主義者』，如《工人綏惠略夫》里所描寫的綏惠略夫就是。這一類人物的運命，在現在——也許在將來——是要救群眾，而反被群眾所迫害，終至於成了單身，忿激之餘，一轉而仇視一切，無論對誰都開槍，自己也歸於毀滅。」
他說得很明白，他的觀點，乃是他的年齡和經歷所形成的。他總覺得周圍有長城圍繞。這長城的構成材料，是舊有的古磚和補添的新磚。兩種東西連為一氣，造成了城壁，將人們包圍。他嘆息著：何時才不給長城添新磚呢？他看看報章上的論壇，反改革的空氣濃厚透頂了，滿車的「祖傳」「老例」「國粹」等，都想來堆在道路上，將所有的人家完全活埋下去。他想，現在的辦法，首先還得用那幾年以前《新青年》上已經說過的「思想革命」，還是這一句話，雖然未免可悲，但他以為除此沒有別的辦法。他終於憤然道：「難道所謂國民性者，真是這樣地難於改變的麼？倘如此，將來的命運便大略可想了，也還是一句爛熟的話：古已有之。」 他自嘆無拳無勇，只能用他的筆墨，對於根深蒂固的所謂舊文明，施行襲擊，令其動搖，冀其將來，有萬一之希望。他說：「《語絲》雖總想有反抗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大約因為看得中國內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罷。由此可知見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莊子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蓋不獨謂將為眾所忌，且於自己的前進亦有礙也。」
徐旭生和魯迅討論中國民族性的問題，說：「人類思想裡面，本來有一種惰性的東西，我們中國人的惰性更深。惰性表現的形式不一，而最普通的，第一就是聽天任命，第二就是中庸。聽天任命和中庸的空氣打不破，我國人的思想，永遠沒有進步的希望。」 魯迅說：「我以為這兩種態度的根柢，怕不可僅以惰性了之，其實乃是卑怯。遇見強者，不敢反抗，便以『中庸』這些話來粉飾，聊以自慰。所以中國人倘有權力，看見別人奈何他不得，或者有『多數』作他護符的時候，多是兇殘橫恣，宛然一個暴君，做事並不中庸；待到滿口『中庸』時，乃是勢力已失，早非『中庸』不可的時候了。一到全敗，則又有『命運』來做話柄，縱為奴隸，也處之泰然，但又無往而不合乎聖道。這些現象，實在可以使中國人敗亡，無論有沒有外敵。要救正這些，也只好先行發露各樣的劣點，撕下那好看的假面具來。」 魯迅的小說、雜感，大部分都是從這一觀點出發的。
五四運動以後，中國思想界，很快又走回頭路，有的提倡東方精神文明，有人整理國故。魯迅在《燈下漫筆》中發深切的感喟；他就從民初中（國）交（通）票的擠兌說起，「我當一包現銀塞在懷中，沉甸甸地覺得安心，喜歡的時候，卻突然起了另一思想，就是：我們極容易變成奴隸，而且變了之後，還萬分喜歡。假如有一種暴力，『將人不當人』，不但不當人，還不及牛馬，不算什麼東西；待到人們羨慕牛馬，發生『亂離人，不及太平犬』的嘆息的時候，然後給予他略等於牛馬的價格，有如元朝定律，打死別人的奴隸，賠一頭牛，則人們便要心悅誠服，恭頌太平的盛世。為什麼呢？因為他雖不算人，究竟已等於牛馬了。我們不必恭讀《欽定二十四史》，或者入研究室，審察精神文明的高超。只要一翻孩子所讀的《鑒略》，——還嫌煩重，則看《歷代紀元編》，就知道『三千餘年古國古』的中華，歷來所鬧的就不過是這一個小玩意兒。……實際上，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然而下於奴隸的時候，卻是數見不鮮的。」 「現在入了那一時代，我也不瞭然。但看國學家的崇奉國粹，文學家的讚嘆固有文明，道學家的熱心復古，可見於現狀都已不滿了。然而我們究竟正向著那一條路走呢？百姓是一遇到莫名其妙的戰爭，稍富的遷進租界，婦孺則避入教堂里去了，因為那些地方都比較的『穩』，暫不至於想做奴隸而不得。總而言之，復古的，避難的，無智愚賢不肖，似乎都已神往於三百年前太平盛世，就是『暫時做穩了奴隸的時代』了。」
他又說到鶴見祐輔（日本的政論家）在《北京的魅力》中，記一個白人將到中國，預定的暫住時期是一年，但五年之後還在北京，而且不想回去了。有一天，他們兩人一同吃晚飯，「在圓的桃花心木的食桌前坐定，川流不息地獻著山海的珍味，談話就從古董、畫、政治這些開頭。電燈上罩著支那式的燈罩，淡淡的光洋溢於古物羅列的屋子中。什麼無產階級呀，Proletariat呀那些事，就像不過在什麼地方颳風。我一面陶醉在支那生活的空氣中，一面深思著對於外人有著『魅力』的這東西。元人也曾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滿人也征服支那，而被征服於漢人種的生活美了。現在西洋人也一樣，嘴裡雖然說著Democracy呀，什麼什麼呀，而卻被魅於支那人費六千年而建築起來的生活的美。一經住過北京，就忘不掉那生活的味道。大風時候的萬丈的沙塵，每三月一回的督軍們的開戰遊戲，都不能抹去這支那生活的魅力。」 這些話，作為對中國的讚頌固可，作為對中國的嘲諷亦無不可。魯迅乃以沉重的心情在說：「這些話我現在還無力否認他。我們的古聖先賢既給予我們保古守舊的格言，但同時也排好了用子女玉帛所做的奉獻於徵服者的大宴。……待到享受盛宴的時候，自然也就是讚頌中國固有文明的時候；但是我們的有些樂觀的愛國者，也許反而欣然色喜，以為他們將要開始被中國同化了罷。」
魯迅的社會圈子，本來是很狹小的；他的生活經驗，也是很單純的；他的朋友和他的敵人，也都是這一小圈子中人。這一小圈子，便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且屬於文人方面的多；和他接近的青年，也都是對文藝有興趣的（他和教育界人士的關係也並不多）。筆者曾經冷眼看他們幾個人，郭沫若有興趣地和軍政有權威的人往來，他並不甘於以文人終其身的。（魯迅雖和陳儀有交誼，也並不往來的。）茅盾和工商界往來，彼此利害不衝突，可以放言高論，一笑了之。魯迅就因為和文人這小圈子朋友往來，一群冬天的豪豬，是難得處好的。魯迅死後，大家推尊他，成為神廟中人物；在他的生前，別個文人還是「各以所長，相輕所短」的。（筆者和他相處，一直就保持著一段距離，所以結果還不錯。）這一方面，我希望青年讀者看了不要失望，因為魯迅畢竟不曾住在你們的樓上，幻想中的大文豪，當然很神聖的。
他的廣大視野，乃從歷史中來；他對過去中國的了解，比當前中國社會深刻；誠所謂「日光之下，並無新事」，他看透了過去的中國，也就看透了當前的社會。但當我們進一步解剖分析當前現實社會，就會明白魯迅的眼光，也只是一方面的。（他自己也知道所了解不多，所以說：失望之為虛妄，與希望同。）他所揭開的瘡疤，乃是屬於知識分子的。他最和吳敬梓相近，那冷雋的筆法也很相似。他曾對許廣平說：「文章的看法，也是因人不同的，我因為自己好作短文，好用反語，每遇辯論，輒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迎頭一擊，所以每見和我的辦法不同者便以為缺點。其實暢達也自有暢達的好處，正不必故意減縮。例如玄同之文，即頗汪洋，而少含蓄，使讀者覽之瞭然，無所疑惑，故以表白意見，反為相宜，效力亦復很大。我的東西卻常招誤解，有時竟大出於意料之外。」
魯迅《論睜了眼看》，便是對於中國人沒有勇氣正視社會現象有所諷刺。他說：「文人究竟是敏感人物，從他們的作品上看來，有些人確也早已感到不滿，可是一到快要顯露缺陷的危機一發之際，他們總即刻連說『並無其事』，同時便閉上了眼睛。這閉著的眼睛便看見一切圓滿，當前的苦痛不過是『天之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勞其筋骨，餓其體膚，空乏其身，行拂亂其所為』。於是無問題，無缺陷，無不平，也就無解決，無改革，無反抗。因為凡事總要『團圓』，正無須我們焦躁；放心喝茶，睡覺大吉。再說廢話，就有『不合時宜』之咎。」 「中國婚姻方法的缺陷，才子佳人小說作家早就感到了，他於是使一個才子在壁上題詩，一個佳人便來和，由傾慕——現在就得稱戀愛——而至於有『終身之約』。但約定之後，也就有了難關。我們都知道，『私訂終身』在詩和戲曲或小說尚不失為美談（自然只以與終於中狀元的男人私訂為限），實際卻不容於天下的，仍然免不了要離異。明末的作家便閉上眼睛，並這一層也加以補救了，說是：才子及第，奉旨成婚。『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經這大帽子一壓，便成了半個鉛錢也不值，問題也一點沒有了。即使有之，也只在才子的能否中狀元，而決不在婚姻制度的良否。」 「《紅樓夢》中的小悲劇，是社會上常有的事，作者又是比較的敢於寫實的，而那結果也並不壞。無論賈氏家業再振，蘭桂齊芳，即寶玉自己，也成了個披大紅猩猩氈斗篷的和尚。和尚多矣，但披這樣闊斗篷的能有幾個，已經是『入聖超凡』無疑了。至於別的人們，則早在冊子裡一一註定，末路不過是一個歸結：是問題的結束，不是問題的開頭。讀者即小有不安，也終於奈何不得。」「中國人的不敢正視各方面，用瞞和騙，造出奇妙的逃路來，而自以為正路。在這路上，就證明著國民性的怯弱，懶惰，而又巧滑。一天一天的滿足著，即一天一天的墮落著，但卻又覺得日見其光榮。」 他預言：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他說的就是這一圈子的話。
魯迅所諷刺的人，他的筆那麼辛辣，而且反反覆覆，一直那麼糾纏下去，因此，在讀者的印象中是很深的。幾乎如陳西瀅、梁實秋、章士釗、徐志摩、楊邨人、邵洵美、王平陵，這些寫寫文章弄弄筆頭的人，都使人有奸慝邪惡的想法，有一回，某君問我：「陳西瀅是不是像秦檜那麼壞？」我聽了不禁失笑，文人之筆，有時候真是令人可怕的。他筆下勾畫得最成功的是孔乙己，這是他最熟悉的人物；依我看來，連他所寫的阿Q，雖說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只能畫一個並不圓的圓圈，都是十足的孔乙己腔調。不錯，魯迅筆下的人物，如紅鼻子老拱、藍皮阿五、單四嫂子、王九媽、七斤、七斤嫂、魯八一嫂、閏土、豆腐西施、阿Q、趙太爺、祥林嫂，都是農村裡的人，但這些人物都是出於破落的門庭，屬於魯迅自己那一台門的，是中國古老農村的一部分，而不是農村的代表人物。魯迅在鄉村住得並不久，他的意識形態成熟於大都市。他們周家，在鄉村乃是趙太爺，並不是閏土、七斤或阿Q那樣的農民，魯迅只能說是「知稼穡之艱難」，並不「知稼穡」，還是手不能提，肩不能挑的。（因為有人強調魯迅的階級意識，所以得把魯迅的家世看看清楚的。）魯迅對他自己那一階層的社會相，了解得很深刻，對於中國社會的了解，卻並不廣大。（瞿秋白說他是他那紳士階級的叛徒，那倒是不錯的。）
孔乙己，一個亂蓬蓬的花白鬍子的老頭兒，穿了一件又髒又破舊的長衫（長衫是他這一階級的標記），「也讀過書，但終於沒有進學，又不會營生」，於是窮困潦倒。不免做些偷竊的事，最後因此被打折了腳，死在不知什麼地方，在人們的記憶里也就消失，好像他並沒有生到世上來似的。他對人說話，總是滿口之乎者也，教人半懂不懂的。別人笑他偷何家的書，吊著打，他爭辯道：「竊書不能算偷，竊書，讀書人的事，能算偷麼？」接連便是難懂的話，什麼「君子固窮」，什麼「者乎」之類。這一類人的沒落，幾乎是不可避免的。《儒林外史》有一位在南京修補樂器的倪老頭子，他自己就說：「長兄，告訴不得你，我從二十歲上進學，到而今做了三十七年的秀才。就壞在讀了這幾句死書，拿不得輕，負不得重，一日窮似一日，兒女又多，只得借這手藝餬口，原是沒奈何的事。」他本來有六個兒子，為了沒有吃用，都給賣到他州外府去了。不過，吳敬梓所體會到的沒落氣象，到了魯迅時代，顯得格外陷於絕症了。
周作人從孔乙己說到咸亨酒店的老闆：「他是魯迅的遠房本家，是一個秀才，他的父親是舉人，哥哥則只是童生而已。某一年道考落第後，他發憤用功，夏天在高樓上大聲念八股文，音調鏗鏘，有似唱戲發生了效力，次年便進了學。他哥哥仍舊不成，可是他的鄰號生考上了，好像是買彩票差了一號，大生其氣，終於睡倒地上，把一棵小桂花拔了起來。那父親是老舉人，平常很講道學，日誦《太上感應篇》，看見我們上學堂的人有點近於亂黨，曾致忠告云：『從龍成功固多，但危險卻亦很多。』這是他對於清末革命的看法。晚年在家教私塾，不過從心所欲，卻逾了矩，對傭媼毛手毛腳，亂寫憑票予人，為秀才所見，大罵為老不死。一日為媼所毆，媳婦遙見，連呼『老昏蟲該打！』不正是阿Q的影子嗎？所以我說：魯迅筆下的阿Q，也就是孔乙己的影子。」（周作人說：「他是一個破產大人家的子弟和窮讀書人的代表，著者用了他的故事差不多就寫出了這一群人的末路。」孔乙己也和阿Q一樣成為最突出的典型人物。）
魯迅所生存的社會，和我們所生存的似乎差不多的；他只是沒有經歷過這一場大變動就是了。外來那個統治集團已在沒落了，農業經濟正由於外來資本主義的狂潮的衝擊也破產了，他眼見他自己所處的那個士大夫圈子的末運。他有一回，和我們談起一種民間流行的猜拳法，比「剪刀、布、石頭」的猜法多了一種，即是老百姓怕官、官怕皇帝、皇帝怕洋人、洋人怕老百姓，這樣奇妙的連環，構成了今日的中國社會。（魯迅也同意我的說法：外國人在中國第一階段是「洋鬼子」，第二階段是「洋大人」，第三階段是「帝國主義者」，每一階段的反應不同。）歐美人以及日本的中國通，對於中國社會的了解，都是不夠的。所以，魯迅替內山完造的《活中國的姿態》作序，說：「據說：像日本人那樣的喜歡『結論』的民族，就是無論是聽議論，是讀書，如果得不到結論，心裡總不舒服的民族，在現在的世上，好像是頗為少有的。……接收了這一個結論之後，就時時令人覺得很不錯。例如關於中國人，也就是這樣的。明治時代的支那研究的結論，似乎大抵受著英國的什麼人做的《支那人氣質》的影響，但到近來，卻也有面目一新的結論了。一個旅行者走進了下野的有錢的大官的書齋，看見有許多很貴的硯石，便說中國是『文雅的國度』；一個觀察者到上海來一下，買幾種猥褻的書和圖畫，再去尋尋奇怪的觀覽物事，便說中國是『色情的國度』。連江蘇和浙江方面，大吃竹筍的事，也算作色情心理的表現的一個證據。然而廣東和北平等處，因為竹少，所以並不怎樣吃竹筍。倘到窮文人的家裡或者寓處去，不但無所謂書齋，連硯石也不過用著兩角錢一塊的傢伙。一看見這樣的事，先前的結論就通不過去了，所以觀察者也就有些窘，不得不另外摘出什麼適當的結論來。於是這一回，便說支那很難懂得，支那是『謎的國度』了。據我自己想：只要是地位，尤其是利害一不相同，則兩國之間不消說，就是同國的人們之間，也不容易互相了解的。」
有一篇題名為《關於中國的兩三件事》的雜文，那是魯迅應日本《改造》雜誌而作的，原本是日文，後來他又用中文寫了一遍，可以說是他對中國社會的解剖。（那一時期，正是林語堂的《生活藝術》在美國流行的時期，魯迅的看法，又顯得和林語堂所說的怎樣的不同。）他開頭講到中國的「火」與「火神」。「希臘人所用的火，聽說是在一直先前，普洛美修斯 從天上偷來的，但中國的卻和它不同，是燧人氏自家所發見——或者該說是發明罷。因為並非偷兒，所以拴在山上給老雕去啄的災難是免掉了，然而也沒有普洛美修斯那樣的被傳揚，被崇拜。中國也有火神的。但那可不是燧人氏，而是隨意放火的莫名其妙的東西。自從燧人氏發見，或者發明了火以來，能夠很有味地吃火鍋，點起燈來，夜裡也可以工作了，但是，真如先哲之所謂『有一利必有一弊』罷，同時也開始了火災，故意點上火，燒掉那有巢氏所發明的巢的了不起的人物也出現了。和善的燧人氏該被忘卻的。即使傷了食，這回是屬於神農氏的領域了，所以那神農氏，至今還被人們所記得。至於火災，雖然不知道那發明家究竟是什麼人？但祖師總歸是有的，於是沒有法，只好漫稱之曰火神，而獻以敬畏。看他的畫像，是紅面孔，紅鬍鬚，不過祭祀的時候，卻須避去一切紅色的東西，而代之以綠色。他大約像西班牙的牛一樣，一看見紅色，便會亢奮起來，做出一種可怕的行動的。他因此受著崇祀。在中國，這樣的惡神還很多。然而，在人世間，倒似乎因了他們而熱鬧。賽會也只有火神的，燧人氏的卻沒有。倘有火災，則被災的和鄰近的沒有被災的人們，都要祭火神，以表感謝之意。被了災還要來表感謝之意，雖然未免有些出於意外，但若不祭，據說是第二回還會燒，所以還是感謝了的安全。而且也不但對於火神，就是對於人，有時也一樣的這麼辦，我想，大約也是禮儀的一種罷。」 他從人類學、風俗學的觀點來了解社會群眾的心理，不僅是新角度，而且很深入的。
上文，我引了周作人的話，說魯迅從小喜歡「雜覽」（正統的經史以外的書，從前的經師，幾乎把詩賦都當作雜覽的），讀野史最多，受影響亦最大。他的中國社會觀，也正是從野史中成熟的。他對我說到中國的社會史、藝術史、賭博史、娼妓史、文禍史都應該著手，這都得透視中國社會以後才能動筆的。他晚年病中，愛看清代文字獄檔案（那時我們一些朋友都在看這一大批史料性的書），他恍然有所悟，原來清代所謂文字獄，並不帶著很濃厚的民族意識和革命意識的；其間也有反清復明的意識的，可是極少。魯迅提到的馮起炎註解《易詩》案以及《清史》中提及丁文彬《大明大夏新書》案，根本和民族革命無關；他們便是魯迅筆下的孔乙己，和周家台門裡的人物相同的，這是阿Q大團圓式的悲喜劇。
魯迅說到馮起炎獻書案，以《隔膜》為題。馮起炎是山西臨汾縣的生員，聞乾隆將謁泰陵，便身懷著作在路上徘徊，意圖呈進，不料先以「形跡可疑」被捕了。那著作，是以《易》解詩，實則信口開河；結尾有自傳似的文章一大段，卻是十分特別的：「又，臣之來也，不願如何如何，亦別無願求之事，唯有一事未決，請對陛下一敘其緣由。臣……名曰馮起炎，字是南州，嘗到臣張三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不足以辦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歲，方當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時，乃原籍東關春牛廠長興號張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見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辦此。此女名小鳳，年十三歲，雖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時，乃本京東城鬧市口瑞生號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幹員一人，選快馬一匹，克日長驅到臨邑，問彼臨邑之地方官：『其東關春牛廠長興號中果有張守忭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再問：『東城鬧市口瑞生號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誠如是也，則此事諧矣。二事諧，則臣之願畢矣。然臣之來也，方不知陛下納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強乎？特進言之際，一敘及之。」 這當然是其事可笑，其情可憫的，魯迅乃慨然道：「這何嘗有絲毫惡意？不過著了當時通行的才子佳人小說的迷，想一舉成名，天子做媒，表妹入抱而已。不料事實結局卻不大好，置直隸總督袁守侗擬奏的罪名是『閱其呈首，膽敢於聖主之前，混講經書，而呈尾措詞，尤屬狂妄。核其情罪，較衝冠儀仗為更重。馮起炎一犯，應從重發往黑龍江等處，給披甲人為奴。俟部復到日，照例解部刻字發遣。』這位才子，後來大約終於單身出關做西崽去了。此外的案情（其他文字獄案），雖然沒有這麼風雅，但並非反動的還不少。有的是鹵莽；有的是發瘋；有的是鄉曲迂儒，真的不識諱忌；有的則是草野愚民，實在關心皇家。而命運大概很悲慘，不是凌遲，滅族，便是立刻殺頭，或者『斬監候』，也仍然活不出。凡這等事，粗略地一看，先使我們覺得清朝的凶虐，其次，是死者的可憐。但再來一想，事情是並不這麼簡單的。這些慘案的來由，都只為了『隔膜』。滿洲人自己，就嚴分著主奴，大臣奏事，必稱『奴才』，而漢人卻稱『臣』就好。這並非因為是『炎黃之胄』，特地優待，錫以嘉名的。其實是所以別於滿人的『奴才』，其地位還下於『奴才』數等。奴隸只能奉行，不許言議；評論固然不可，妄自頌揚也不可，這就是「思不出其位』。譬如說：主子，你這袍角有些兒破了，拖下去怕更要破爛，還是補一補好。進言者方自以為自己在盡忠，而其實卻犯了罪，因為另有準其講這樣的話的人在，不是誰都可說的。一亂說，便是『越俎代謀』，當然『罪有應得』。倘自以為是『忠而獲咎』，那不過是自己的糊塗。」「有一些簡單愚蠢的人們卻上了當，真以為『陛下』是自己的老子，親親熱熱地撒嬌討好去了。他那是要這被征服者做兒子呢？於是乎殺掉。不久，兒子們嚇得再不開口了，計劃居然成功……然而這奧妙，好像至今還沒有人來說明。」 魯迅對於統治者的心理了解很透徹，他自覺得士大夫串演悲喜劇，實在可笑而又可憫的。
魯迅一生所作的幾回演講，都是很重要的。其中有一回在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文藝會講演《娜拉走後怎樣？》（魯迅的雜感集《墳》，從141頁以下，都是討論中國社會問題的，這一篇講演稿也在其列），他對於這個象徵婦女自覺運動的人物有另外的看法。他說：「娜拉畢竟是走了的。走了以後怎樣？伊孛生並無解答；而且他已經死了。即使不死，他也不負解答的責任。……娜拉走後怎樣？——別人可是也發表過意見的。一個英國人曾作一篇戲劇，說一個新式的女子走出家庭，再也沒有路走，終於墮落，進了妓院了。還有一個中國人——我稱他什麼呢？上海的文學家罷——說他所見的《娜拉》是和現譯本不同，娜拉終於回來了。這樣的本子可惜沒有第二人看見，除非是伊孛生自己寄給他的。（這句話，倒是魯迅說錯了。周瘦鵑當時介紹文壇掌故，說易卜生用以為模特兒那位真實的娜拉，後來是回家來的。那是事實。）但從事理上推想起來，娜拉或者也實在只有兩條路：不是墮落，就是回來。因為如果是一隻小鳥，則籠子裡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籠門，外面便又有鷹，有貓，以及別的什麼東西之類；倘使已經關得麻痹了翅子，忘卻了飛翔，也誠然是無路可以走。還有一條，就是餓死了，但餓死已經離開了生活，更無所謂問題，所以也不是什麼路。」 他慨然道：「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以走。做夢的人是幸福的；倘沒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緊的是不要去驚醒他。……但是，萬不可做將來的夢。阿爾志跋綏夫曾經借了他所做的小說，質問過夢想將來的黃金世界的理想家，因為要造那世界，先喚起許多人們來受苦。他說：『你們將黃金世界預約給他們的子孫了，可是有什麼給他們自己呢？』有是有的，就是將來的希望。但代價也太大了，為了這希望，要使人練敏了感覺來更深切地感到自己的苦痛，叫起靈魂來目睹他自己的腐爛的屍骸。唯有說誑和做夢，這些時候便見得偉大。所以我想，假使尋不到出路，我們所要的就是夢；但不要將來的夢，只要目前的夢。然而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夢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後，有時卻也免不掉墮落或回來。否則，就得問：她除了覺醒的心以外，還帶了什麼去？」
這樣，他就提出他的答案來了。婦女問題是社會問題的一環，要解決婦女問題，也得從經濟方面著力，單靠熱情與幻想是沒有用的。魯迅對那些女學生說：倘只有一條像她們一樣的紫紅的絨繩圍巾，那可是無論寬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她還須更富有，提包里有準備，坦白地說，就是要有錢。夢是好的，否則，錢是要緊的。錢這個字很難聽，或者要被高尚的君子們所諷笑，但我們總覺得人們的議論是不但昨天和今天，即使飯前和飯後，也往往有些差別。凡承認飯需錢買，而以說錢為卑鄙者，倘能按一按他的胃，那裡面總還有魚肉沒有消化完，須得餓他一天之後，再來聽他發議論。所以為娜拉計，「錢，——高雅地說罷，就是經濟，是最要緊的了。自由固不是錢所能買到的，但能夠為錢而賣掉。人類有一個大缺點，就是常常要飢餓。為補救這缺點起見，為準備不做傀儡起見，在目下的社會裡，經濟權就見得最要緊了。第一，在家應該先獲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會應該獲得男女相等的勢力。可惜我不知道這權柄如何取得，單知道仍然要戰鬥；或者也許比要求參政權更要用劇烈的戰鬥。要求經濟權固然是很平凡的事，然而也許比要求高尚的參政權以及博大的女子解放之類更煩難。天下事盡有小作為比大作為更煩難的」 。這正是他比其他思想家，切實際而高明之處。
他對那些年輕女學生說：在現在，一個娜拉的出走，或者也許不至於感到困難的，因為這人物很特別，舉動也新鮮，能得到若干人們的同情，幫助著生活。生活在人們的同情之下，已經是不自由了。然而倘有一百個娜拉出走，便連同情也減少，有一千一萬個出走，就得到厭惡了，斷不如自己握著經濟權之為可靠。
有一回，筆者和魯迅談到孔夫子問題。孔夫子，在我們中國，該是一個民族的象徵了。洋人說到孔夫子，不管他們怎麼想，也總是把孔夫子當作東方文化的代表。我說：「每一縣城裡，一座塔，一座孔廟，一座城隍廟總是有的。塔的下面，一座佛寺，香火總是很盛的；城隍廟裡城隍老爺巍巍在上，那更是香火不絕；獨有孔廟，看起來是一座黃牆頭大院子，闊得很，一年來有春秋兩祭，有冷豬肉可吃，平時真是荒煙蔓草，冷落得很。在老百姓心目中，孔夫子和他們是不相干的。」他笑著說：「財神老爺有元寶，那是有錢供奉的，香火最旺；關聖大帝，他有周倉大刀把門，他的廟宇也不錯；孔老夫子既沒有大刀，又沒有元寶，自該倒霉的。」當時，就是這麼談了，不一定有結論的。後來，日本湯島的孔子聖廟落成，湖南省主席何鍵送了一幅珍藏的孔子畫像去。魯迅看了這新聞，曾寫了一篇《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刊在《改造》雜誌上（當時，魏猛克曾譯刊在《雜文》月刊中），發揮了他的有趣見解。
他說：「中國的一般的人民，關於孔子是怎樣的相貌，倒幾乎是毫無所知的，自古以來，雖然每一縣一定有聖廟，即文廟，但那裡面大抵並沒有聖像。凡是繪畫，或者雕塑應該崇敬的人物時，一般是以大於常人為原則的，但一到最應崇敬的人物，例如孔夫子那樣的聖人，卻好像連形象也成為褻瀆，反不如沒有的好。這也不是沒有道理的。」 說到畫像，他曾見過三次：一次是《孔子家語》里的插畫；一次是梁啓超氏亡命日本時，作為橫濱出版的《清議報》上的卷頭畫，從日本倒輸入中國來的；還有一次是刻在漢朝墓石上的孔子見老子的畫像。說起從這些圖畫上所得的孔夫子的模樣的印象來，則這位先生是一位很瘦的老頭子，身穿大袖口的長袍子，腰帶上插著一把劍，或者腋下挾著一支杖，然而從來不笑，非常威風凜凜的。假使在他的旁邊侍坐，那就一定得把腰骨挺得筆直，經過兩三點鐘，就骨節酸痛，倘是平常的人，大約總不免急於逃走的了。
他又說：「後來我曾到山東旅行。在為道路的不平所苦的時候，忽然想到了我們的孔夫子。一想起那位有儼然道貌的聖人，先前便是坐著簡陋的車子，顛顛簸簸，在這些地方奔忙的事來，頗有滑稽之感。這種感想，自然是不好的，要而言之，頗近於不敬，倘是孔子之徒，恐怕是決不應該發生的。但在那時候，懷著我似的不規矩的心情的青年，可是多得很。」 魯迅先生於清朝的末年，那時期，孔夫子已經有了「大成至聖文宣王」這一個闊得可怕的頭銜，不消說，正是聖道支配了全國的時代。政府對於讀書的人們，使讀一定的書，即「四書五經」；使遵守一定的注釋，使寫一定的文章，即所謂「八股文」；並且使發一定的議論。然而這些千篇一律的儒者們，倘是四方的大地，那是很知道的，但一到圓形的地球，卻什麼也不知道，可是和「四書」上並無記載的法蘭西和英吉利打仗而失敗了。對外戰敗以後，於是拚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動搖起來，用官幣來提倡洋務了。魯迅是那一時期，送到日本去學「洋務」了，他在東京的弘文學院，不料那學院的學監大久保，又叫他到孔廟去行一次禮，使他十分訝然的。
他說：「孔夫子到死了以後，我以為可以說是運氣比較的好一點。因為他不會嚕囌了，種種的權勢者使用種種的白粉給他來化妝，一直抬到嚇人的高度。但比起後來輸入的釋迦牟尼來，卻實在可憐得很。誠然，每一縣固然都有聖廟即文廟，可是一副寂寞的冷落的樣子，一般的庶民，是決不去參拜的，要去，則是佛寺，或是神廟。若向老百姓們問孔夫子是什麼人，他們自然回答是聖人，然而這不過是權勢者的留聲機……總而言之，孔夫子之在中國，是權勢者們捧起來的，是那些權勢者或想做權勢者們的聖人，和一般的民眾並無什麼關係。然而對於聖廟，那些權勢者也不過一時的熱心。因為尊孔的時候已經懷著別樣的目的，所以目的一達，這器具就無用，如果不達呢，那可更加無用了。」 「中國的一般民眾，尤其是所謂愚民，雖稱孔子為聖人，卻不覺得他是聖人；對於他，是恭謹的，卻不親密。……（民眾）不去親近那毫不親密的聖人，正是當然的事，什麼時候都可以，試去穿了破衣，赤著腳，走上大成殿去看看罷，恐怕會像誤進上海的上等影戲院或者頭等電車一樣，立刻要受斥逐的。」
一個人的思想，到了晚年，可以完全改變，和他自己壯年時期的觀感完全不相同的；也可能幾度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動而以今日之我攻擊昨日之我，而讓明日之我來攻擊今日之我的。也有到了晚年，鑽進了牛角尖，就此便和時代背馳，成為文化殭屍的。獨有魯迅，他的思想體系，大致成熟於三十五歲前後，其後來是不斷在添加，到老年，也還是從原來的根苗上抽芽，結茂密的花果的。所以，他去世以後，熱心替他搜集早年的文字，《集外集》已經是魯集茸逸的工作，其後復有《補遺》的專集，他一生文字，百分之九十九以上，都是茸集成帙，很少遺漏了。我們看看他早年的文字，還是和晚年的思路相一致，不至於「壯而悔之」的。他雖沒有討論社會問題的專著，但他所有評論中國社會問題的觀點，前後是一致的。
杭州的西湖，山明水秀，那是馳名中外的風景區，卻也是文人雅士的玩意兒。魯迅自幼就不愛這一類的風雅，他在杭州教書，也不喜歡游湖。杭州有所謂西湖十景，那是經過那位庸俗的乾隆皇帝品題出來的，從山陰道上來的人，也看不出西湖有什麼特別好處，而西湖山水之佳勝，並不在所謂「十景」。「十景」之中，有一處最著名的雷峰夕照：雷峰塔便是黃妃塔，建於五代，吳越王時，中經戰禍，樓宇被焚，只留下殘破的塔架，頹然矗立於夕陽中，有如老僧入定，顯得垂暮的神情。（筆者幼年時，還看見它的龍鍾老態。）1924年10月間，這座廢塔，突然倒下去了，當時引起了民間種種有趣的傳說。魯迅曾經寫了兩篇雜感文。
他說：從崇軒先生的通信中，知道他在輪船上聽到兩個旅客談話，說是杭州雷峰塔之所以倒掉，是因為鄉下人迷信那塔磚放在自己的家中，凡事都必平安，如意，逢凶化吉，於是這個也挖，那個也挖，挖之久久，便倒了。一個旅客並且再三嘆息道：西湖十景這可缺了啊！（黃妃塔，原由十方善男信女捐助塔磚建築而成，可以說是出於大眾力量。而其傾圮，乃由於各方善男信女利己念頭，也可以說是由於大眾的愚妄。）魯迅說：「這消息，可又使我有點暢快了，雖然明知道幸災樂禍，不像一個紳士，但本來不是紳士的，也沒有法子來裝潢。我們中國的許多人——我在此特別鄭重聲明：並不包括四萬萬同胞全部！——大抵患有一種『十景病』，至少是『八景病』，沉重起來的時候大概在清朝。凡看一部縣誌，這一縣往往有十景或八景，如『遠村明月』『蕭寺清鍾』『古池好水』之類。而且，『十』字形的病菌，似乎已經侵入血管，流布全身……點心有十樣錦，菜有十碗，音樂有十番，閻羅有十殿，藥有十全大補，猜拳有全福手、福手全，連人的劣跡或罪狀，宣布起來也大抵是十條，仿佛犯了九條的時候總不肯歇手。現在西湖十景可缺了呵！……正是對於十景病的一個針砭，至少也可以使患者感到一種不平常，知道自己的可愛的老病，忽而跑了十分之一了。但仍有悲哀在裡面。其實，這一種勢所必至的破壞，也還是徒然的。暢快不過是無聊的自欺。雅人和信士和傳統大家，定要苦心孤詣巧語花言地再來補足了十景而後已。」「十景」，正代表了士大夫階級的保守傳統思想的意識，這和「八股文」似的，顯露了思想的僵化。魯迅在思想方面，最反對人云亦云，作統治者的傳聲筒，所以，他對於雷峰塔的倒塌表示一種快意。（雷峰塔恰倒塌於孫傳芳部隊進城之日，因此，這位軍閥心中怏怏，曾經發動募捐，準備重建雷峰塔，事未集而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孫傳芳倉皇北退，遂一蹶不起，此塔也就成為歷史上的名詞了。）
魯迅曾說了一段深刻的話：「不過在戲台上罷了，悲劇將人生的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喜劇將那無價值的撕破給人看。譏諷又不過是喜劇的變簡的一支流。但悲壯滑稽，卻都是十景病的仇敵，因為都有破壞性，雖然所破壞的方面各不同。中國如十景病尚存，則不但盧梭他們似的瘋子決不產生，並且也決不產生一個悲劇作家或喜劇作家或諷刺詩人。所有的，只是喜劇的人物或非喜劇非悲劇的人物，在互相模造的十景中生存，一面各各帶了十景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