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十六 晚年

魯迅在1936年10月19日去世，那時還只有五十六歲。他患肺結核症，是一種可怕的病症。據肺病專家美國D醫師的診斷，魯迅是最能抵抗疾病的人。關於這一點，魯迅在他的《死》中，有一段最有趣的記敘：「大約實在是日子太久，病象太險了的緣故罷，幾個朋友暗自協商定局，請了美國的D醫師來診察了。他是在上海的唯一的歐洲的肺病專家，經過打診、聽診之後，雖然譽我為最能抵抗疾病的典型的中國人，然而也宣告了我的就要滅亡；並且說，倘是歐洲人，則在五年前已經死掉。這判決使善感的朋友們下淚。我也沒有請他開方，因為我想，他的醫學從歐洲學來，一定沒有學過給死了五年的病人開方的法子。然而D醫師的診斷卻實在是極準確的，後來我照了一張用X光透視的胸像，所見的景象，竟大抵和他的診斷相同。」 那是那年5月間的事，再挨了四個月，他便去世了。 筆者就把1932年以後，魯迅在上海這五年，屬之於他的晚年寫出。他晚年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淞滬戰爭爆發。原來，日本軍閥的侵略東北，發動於先一年的9月18日。那晚，日軍攻陷了瀋陽，便是有名的「九一八」事件，那年冬天，整個東北都淪陷了，這一年的1月28日晚間，日軍突犯閘北，我駐防十九路軍總指揮蔣光鼐、軍長蔡廷鍇率部迎戰，也正是有名的「一·二八戰役」。（這一戰役的經過，可參閱拙著《中國抗戰畫史》。）那時，魯迅的寓所正在火線中，他們一家的遭遇，見之他給許壽裳的信札中頗為詳盡。 （甲）二月二十二日信 季芾兄： 因昨聞子英登報招尋，訪之，始知兄曾電詢下落。此次事變，殊出意料之外，以致突陷火線中，血刃塞途，飛丸入室，真有命在旦夕之概。於二月六日，始得由內山君設法，攜婦孺走入英租界，書物雖一無取攜，而大小幸無恙，可以告慰也。現暫寓其支店中，亦非久計，但尚未定遷至何處。 （注）一月二十八日下午，日方所提要求條件，我方已完全接受，而日軍仍進攻閘北，故云「殊出意料之外」。 （乙）三月二日信 季芾兄： 頃得二月二十六日來信，謹悉種種。舊寓至今日止，聞共中四彈，但未貫通，故書物俱無恙，且亦未遭劫掠。以此之故，遂暫蜷伏於書店樓上，冀不久可以復返，蓋重營新寓，為事甚煩，屋少費巨，殊非目下之力所能堪任。倘舊寓終成灰燼，則擬挈眷北上，不復居滬上矣。 被裁之事，先已得教部通知，蔡先生如是為之設法，實深感激。惟數年以來，絕無成績，所輯書籍，迄未印行，近方圖自印《嵇康集》，清本略就，而又突陷兵火之內，存佚蓋不可知。教部付之淘汰之列，固非不當，受命之日，沒齒無怨。現北新書局尚能付少許版稅，足以維持，希釋念為幸。 （注）魯迅原任國民政府大學院（後為教育部）著作員，到此被裁。 （丙）三月十五日信 季芾兄： 快函已奉到。諸事至感。在漂流中，海嬰忽生疹子，因於前日急遷至大江南飯店，冀稍得溫暖，現視其經過頗良好，希釋念。昨去一視舊寓，除震破五六塊玻璃及有一二彈孔外，殊無所損失，水電瓦斯，亦已修復，故擬於二十左右，回去居住。但一過四川路橋，諸店無一開張者，入北四川路，則市廛家屋，或為火焚，或為炮毀，頗荒漠，行人亦復寥寥。如此情形，一時必難恢復，則是否適於居住，殊屬問題，我雖不憚荒涼，但若購買食物，須奔波數里，則亦居大不易耳。總之，姑且一試，倘不可耐，當另作計較，或北歸，或在英法租界另覓居屋，時局略定，租金亦想可較廉也。 （注）3月2日，淞滬戰線，我軍後退，雙方已入半休戰狀態。 1931年以後，魯迅並不想住在上海，他的心意中還是懷念著北京，北京的文化空氣比上海切實，但是，長城戰役以及「塘沽協定」以後的華北，已經逐漸變色，文化人紛紛南下，他當然不能再北去了。上海以外的城市，他嘗試過廈門和廣州，也是不適合他的久住的，結果，只能在上海住下去。他所住的北四川路底山陰路大陸新村，乃是半租界範圍，屬於日本軍人的勢力。（日海軍陸戰隊建造一所堡壘式的司令部，恰在北四川路底，山陰路一帶都在機槍掃射中。）在那樣惡劣的政治空氣中，他不能不在半租界地區苟安著，幫著他的忙，有一個久住上海經營書業的內山完造。（他在北四川路底開了一家內山書店。）魯迅和內山交遊之密切，在一般朋友之上，我們從他們兩人的談話中可以看見。魯迅差不多在重大困難時，總能獲得內山的幫助，而內山恰巧是一個日本人；在那個中日仇恨益深的時期，這樣的交誼，也是十分困難的。我們且看內山回憶錄中所說到的他們之間的談論片段，其中有著最豐富的人情味。有一天，魯迅對內山說：「老闆，孔老夫子如果此刻還活著的話，那麼他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內山笑道：「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魯迅聽了，他就哈哈大笑起來了。他們接著又談到時事上去，魯迅問他：「老闆，你以為胡漢民到不到南京來？」內山說：「我不曉得，政治家的動向，對於我是沒有興趣的，所以我還沒有想過哩！」魯迅接著又說：「胡是親日呢？還是排日呢？」內山也說：「大概有時親日，有時排日吧。」魯迅也笑道：「那我們不能賭輸贏啦！」民族之間的情緒，緊張到那麼程度，而私人的交誼，深切到如此地步，這也可以說是一段佳話；可是魯迅之能在上海住下去，有賴於內山完造的支持，也是顯然的。（由此看來，內山也正是一個富有人情味的人。） 從「一·二八」到「淞滬協定」那半年間，政局相當混亂，其後不久，蔣介石又從暫時退隱的溪口，回到南京，重複抓回政權，他很快又回到「安內」政策上去。其間，除了打擊十九路軍在福建所組織的人民政府以外，依舊繼續他在江西的「剿共」軍事行動。（此外，和西南的粵桂軍人，一直在對立著。）到了1933年冬間，中共的軍隊，從赤都瑞金撤出，開始向西北轉進，即所謂二萬五千里長征。蔣介石隨著他的追剿計劃，不僅迫著中共遠遁，而且完成了對大西南的統一局面。這一來，他便開始他的追隨希特勒的法西斯統治。上海文化界，才受到了最冷酷的鎮壓，那是魯迅處境最困苦的時期。（上面說到的蔡元培和孫夫人所領導的「民權保障同盟會」，便是那一時期成立的。）那時期，南京、上海成立了圖書雜誌檢查委員會，在上海檢查尤為嚴格。魯迅的文章，幾乎沒有地方可以發表。他時常更換筆名，有時一篇文章，一個筆名。筆跡也換人抄過，仍被檢查者抽去，或大遭刪削。（當然，也有張冠李戴的，如唐弢另有其人，檢查眼光不夠，硬派定是魯迅的文字呢。）魯迅嘆息道：別國的檢查不過是刪去，這裡卻是給作者改文章。那些人物，原是做不成作家，這才改做官的，現在卻來改文章了，你想被改者冤枉不冤枉。即使在刪削的時候，也是刪而又刪，有時竟像講昏話，使人看不懂。許壽裳曾說：魯迅有時也感到寂寞，對我訴說獨戰的悲哀，一切人的靠不住。我默然寄以同情，但我看他的自信力很強，肯硬著頭皮苦幹。我便鼓勵著說：「這是無足怪的，你的詩『兩間餘一卒，荷戟獨彷徨』，已成為『兩間餘一卒，挺戟獨衝鋒』了。」筆者那時期，開始和魯迅有往還，雖不十分密切，卻也了解他的心境，我知道他是孤獨的，並不如一般人所想像的成為青年的領袖呢！ 魯迅在晚年所寫的雜文，量既很多，質也很好，也可說是他的創作欲最旺盛的時期。那幾年的散文集，有《南腔北調集》《偽自由書》《准風月談》《且介亭雜文》一、二、末編三集。他的雜文，以上海《申報·自由談》為主要陣地，我們可以稱之為「自由談」時期。其他則散見於《十字街頭》《文學月報》《北斗》《現代》《濤聲》《論語》《申報月刊》《文學》等刊物。 魯迅和《自由談》的關係（那時，黎烈文主編，後來改由張梓生繼任），他在《偽自由書》前記中曾經提到過。他說：「我到上海以後，日報是看的，卻從來沒有投過稿，也沒有想到過，並且也沒有注意過日報的文藝欄，所以也不知道《申報》在什麼時候開始有了《自由談》，《自由談》里是怎樣的文字。大約是去年的年底罷（1931年），偶然遇見郁達夫先生，他告訴我說，《自由談》的編輯新換了黎烈文先生了，但他才從法國回來，人地生疏，怕一時集不起稿子，要我去投幾回稿。我就漫應之曰：那是可以的。」 （《自由談》原由周瘦鵑主編，到了黎烈文接編，才成為新文藝副刊的。魯迅所寫的，可以說是「刊頭文」，一個長方塊，約一千三百字上下。那時，魯迅寫了三分之一，筆者也寫了三分之一，其他朋友也寫了三分之一。）「但從此我就看看《自由談》，不過仍然沒有投稿。……給《自由談》的投稿……第一篇是《崇實》；又因為我舊日的筆名有時不能通用，便改題了『何家干』，有時也用『干』或『丁萌』。這些短評，有的由於個人的感觸，有的則出於時事的刺戟，但意思都極平常，說話往往也很晦澀，我知道《自由談》並非同人雜誌，『自由』更當然不過是一句反話，我決不想在這上面去馳騁的。我之所以投稿，一是為了朋友的交情，一則在給寂寞者以吶喊，也還是由於自己的老脾氣。然而我的壞處，是在論時事不留面子，砭痼弊常取類型，而後者尤與時宜不合。蓋寫類型者，於壞處，恰如病理學上的圖，假如是瘡疽，則這圖便是一切某瘡某疽的標本，或和某甲的瘡有些相像，或和某乙的疽有點相同。而見者不察，以為所畫的只是他某甲的瘡，無端侮辱，於是就必欲制你畫者的死命了。」 自從魯迅參加《自由談》的短評，這一副刊，就生氣勃勃，為國人所注意，尤其是青年讀者。那一時期的《自由談》，可以說是繼當年的《學燈》《覺悟》，成為領導思想動向的燈塔了。魯迅的稿子，既這麼引起讀者的注意，政府檢查員那就格外注意他的文字了。如魯迅所說的：「我的投稿，平均每月八九篇，但到五月初，竟接連的不能發表了，我想，這是因為其時諱言時事而我的文字卻常不免涉及時事的緣故。這禁止的是官方檢查員，還是報館總編輯呢，我不知道，也無須知道。」 1933年5月25日，《自由談》編者，刊出了「籲請海內文豪，從茲多談風月」的啟事，外間的壓力便更強了。魯迅曾在《准風月談》的前記中說：「我的談風月也終於談出了亂子來，不過也並非為了主張『殺人放火』。其實，以為『多談風月』，就是『莫談國事』的意思，是誤解的。『漫談國事』倒並不要緊，只是要『漫』，發出去的箭石，不要正中了有些人物的鼻樑，因為這是他的武器，也是他的幌子。從六月起的投稿，我就用種種的筆名了，一面固然為了省事，一面也省得有人罵讀者們不管文字，只看作者的署名。然而這麼一來，卻又使一些看文字不用視覺，專靠嗅覺的『文學家』疑神疑鬼，而他們的嗅覺又沒有和全體一同進化，至於看見一個新的作家的名字，就疑心是我的化名，對我嗚嗚不已，有時簡直連讀者都被他們鬧得莫名其妙了。」 這是他在寫稿中的真實遭遇。 魯迅曾在一篇《從諷刺到幽默》中說：「因為所諷刺的是這一流社會，其中的各分子便各各覺得好像刺著了自己，就一個個的暗暗迎出來，又用了他們的諷刺，想來刺死這諷刺者。」 他寫雜文所碰到的敵人就是如此的。 《自由談》那麼小小的副刊，在那時期卻十分熱鬧，影響非常之大，我們且看《偽自由書》《准風月談》二書那兩篇長長的後記，就可以了解他當時所處的環境，以及他那些雜感文所激起的反應。（若不重看他的《後記》，幾乎記不起當年文壇一些重大的事故了。） 那是「法西斯狂」滲透到文藝界來的時期，蔣介石正在羨慕他的西方夥伴希特勒、墨索里尼的神武，他的黨徒也開始要送他到高高在上的神龕去。所謂新生活運動，除了「四維八德」那些口號以外，加上了對「委員長」的肅然起敬，只要有人說到「蔣委員長」，就得立正一下。也許被「棒喝」二字所鼓舞，他們也要表演恐怖統治的威力。《申報》館的老闆史量才和中央研究院的副院長楊杏佛，就在那一時期被暗殺的。牛蘭夫婦、陳獨秀、丁玲，都是那一時期被捕的。（那時，外傳丁玲已被處死，筆者有一天忽接魯迅來信，信中附了一首悼丁君的詩：「如磐夜氣壓重樓，剪柳春風導九秋。瑤瑟凝塵清怨絕，可憐無女耀高丘。」刊在《濤聲》周刊上。其實丁玲並沒有死，不久便出獄了。）此外還有更精新的「全武行」，藝華影片公司的滬西攝影場，曾被「影界鏟共同志會」搗毀，「暴徒」分投各辦事室肆行搗毀，並散發紙印刷的小傳單和一種油印宣言，其他「聯華」「明星」「天一」等公司也被恫嚇，如不改變方針，今後當準備更激烈手段應付。同時他們警告各電影院，拒演田漢、沈端先（夏衍）、卜萬蒼所編導之影片，良友圖書公司、神州國光社及光華書局也先後被搗毀被恫嚇，他們還搗毀了《中國論壇報》的印刷所。他們警告各書局，不得刊行、登載、發行魯迅、茅盾、沈端先、錢杏邨及其他赤色作家之作品，看起來頗像棒喝團起義的鏡頭了。實際上，乃是政府當局所指使，由張道藩主其事，王平陵為官方發言人。我們把這一線索看明白了，就可以體會到那一時期魯迅雜感文所批評的對象，以及骨子裡的含義了。 當時，有一批從共方「感化」過來，成為政府的特務文人的，他們辦了一種《社會新聞》，不時有驚人的「異聞」。有時說魯迅、茅盾是《自由談》的台柱；有時說黎烈文拉曹某入「左聯」；有時又說《自由談》態度轉變，左翼作家紛紛離滬；說魯迅赴青島，沈雁冰在浦東鄉間，郁達夫往杭州，陳望道回家鄉。這些消息，後來看看十分可笑，但他們卻以為是文化戰鬥的好手筆。魯迅呢，他也幽默得很，就把這些材料，以類相從，整理成為一篇《後記》，使那些攻擊的人哭笑不得。他曾經有過一段極詼諧的話：「記得《偽自由書》出版的時候，《社會新聞》曾經有過一篇批評，說我的所以印行那一本書的本意，完全是為了一條尾巴——《後記》。這其實是誤解的。我的雜文，所寫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來，已幾乎是或一形象的全體，不加什麼原也過得去的了。但畫上一條尾巴，卻見得更加完全。所以我的要寫後記，除了我是弄筆的人，總要動筆之外，只在要這一本書里所畫的形象，更成為完全的一個具象，卻不是『完全為了一條尾巴』。」《准風月談》的「內容也還和先前的一樣，批評些社會的現象，尤其是文壇的情形。因為筆名改得勤，開始倒還平安無事。然而『江山好改，秉性難移』，我知道自己終於不能安分守己。《序的解放》碰著了曾今可，《豪語的折扣》又觸犯了張資平，此外在不知不覺之中得罪了一些別的什麼偉人，我還自己不知道。但是，待到做了《各種捐班》和《登龍術拾遺》以後，這案件可就鬧大了」。 那一時期，他所諷刺的，已經不是梁實秋、陳西瀅，而是曾今可、王平陵、楊邨人、施蟄存了。 有人說魯迅在上海時期的領導工作（他自己並不願處於領導地位，同時「左聯」也不讓他去領導，直到他死後才奉他為神明，好似他是那時期的領導者），以為他對於「第三種人」的攻擊，也是一場重要的爭辯。魯迅的文藝觀，我們可以從他的論文及演講中看到。他認為「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政治想維繫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 「文學和革命是有大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 所以，他說「政治家既永遠怪文藝家破壞他們的統一，偏見如此，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從這些話看來，他雖反對為藝術而藝術，卻也反對為政治而藝術（他是主張為人生而藝術的）。 不過，那時期的政治環境，在國共政治鬥爭尖銳化的當中，迫著他非接近了被壓迫的一面，成為中共的同路人（這也是他的倔強個性使然）。依我的看法，他還是孤軍作戰的，並不受中共的領導（我和馮雪峰的看法相反）。 關於文藝自由的論辯，胡秋原首先在《文化評論》上提出「自由人」的口號，這是羅曼·羅蘭寫給蒿普特曼信中的話，他說：「文藝至死是自由的、民主的。」「藝術雖然不是至上，然而絕不是至下的東西。將藝術墮落到一種政治的留聲機，那是藝術的叛徒。」「文化與藝術之發展，全靠各種意識互相競爭，才有萬華繚亂之趣；中國與歐洲文化，發達於自由表現的先秦與希臘時代，而僵化於中心意識形成之時。用一種中心意識獨裁文壇，結果，只有奴才奉命執筆而已。」他的說法，和魯迅的說法，也不見得有多大的差別。 所不同者，魯迅認識社會文化在獨裁政治下被迫害，有不能袖手旁觀做「第三種人」之勢，所以他支持維護正義拔刀相助，以抗在上的黑暗政治。（他認為在這時期袖手旁觀，便等於幫助了惡勢力。）筆者也了解自稱「第三種人」的蘇汶（戴杜衡）他所說的，也代表著若干在國共鬥爭夾縫中的文人的意見。他說：「在『智識階級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黨派的』階級鬥爭爭著文壇霸權的時候，最吃香的，卻是這兩種人之外的『第三種人』。這『第三種人』便是所謂作者之群。作者，老實說，是多少帶點我前面所說起的死抱住文學不肯放手的氣味的；終於文學不再是文學了，變為連環圖畫之類；而作者也不再是作者了，變為煽動家之類。死抱住文學不放手的作者們是終於只能放手了。然而你說他們捨得放手嗎？他們還在戀戀不捨地要藝術的價值。」參加這一論爭的作者很多，魯迅的說法是這樣：「左翼作家並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神兵，或國外殺進來的仇敵，他不但要那同走幾步的『同路人』，還要招致那站在路旁看看的看客也一同前進。」 這是向兩方面說的，一方面不要關門，一方面也要放棄旁觀的態度。 他又說：「他（蘇汶）以為左翼的批評家，動不動就說作家是『資產階級的走狗』，甚至於將中立者認為非中立，而一非中立，便有認為『資產階級的走狗』的可能，號稱『左翼作家』者既然『左而不作』，『第三種人』又要作而不敢，於是文壇上便沒有東西了。然而文藝據說至少有一部分是超出於階級鬥爭之外的，為將來的，就是『第三種人』所抱住的真的、永久的文藝。——但可惜，被左翼理論家弄得不敢作了，因為作家在未作之前，就有了被罵的預感。我相信這種預感是會有的，而以『第三種人』自命的作家，也愈加容易有。我也相信作者所說，現在很有懂得理論，而感情難變的作家。然而感情不變，則懂得理論的度數，就不免和感情已變或略變者有些不同，而看法也就因此兩樣。蘇汶先生的看法，由我看來，是並不正確的。」 「生在有階級的社會裡而要做超階級的作家，生在戰鬥的時代而要離開戰鬥而獨立，生在現在而要做給與將來的作品，這樣的人，實在也是一個心造的幻影，在現實世界上是沒有的。要做這樣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著頭髮，要離開地球一樣，他離不開，焦躁著，然而並非因為有人搖了搖頭，使他不敢拔了的緣故。」 他那時的觀點，便是如此。 林語堂主編的《論語》半月刊，創刊於1932年，那正是「淞滬協定」訂立以後，國難日趨嚴重之時。林語堂和魯迅本來是朋友，魯迅到廈門大學去教書，也是林語堂所推薦的。林氏本來是《語絲》社的基本社友之一，他的主張，本來和《語絲》那一群人一樣積極的。他曾說過：「凡有獨立思想，有誠意私見的人，都免不了有多少要涉及罵人。罵人正是保持學者自身的尊嚴，不罵人時，才是真正丟盡了學者的人格。所以有人說《語絲》社是土匪，《猛進》社儘是傻子，這也是極可相賀的事體。」可以說是贊成魯迅的諷刺文體的。他把「幽默」譯介過來，也是《語絲》時期的事，直到《論語》出版，才大吹大擂捧上幽默來。《論語》也可以說是《語絲》的一支，但和魯迅的路向有了距離了。那時，魯迅就對於林氏所提倡的「幽默」，提出忠告式的異議。他說：「老實說罷，他所提倡的東西，我是常常反對的。先前，是對於『費厄潑賴』，現在呢，就是『幽默』。我不愛『幽默』，並且以為這是只有愛開圓桌會議的國民才鬧得出來的玩意兒，在中國，卻連意譯也辦不到。我們有唐伯虎，有徐文長；還有最有名的金聖歎，『殺頭，至痛也，而聖嘆以無意得之，大奇！』雖然不知道這是真話，是笑話；是事實，還是謠言。但總之：一來，是聲明了聖嘆並非反抗的叛徒；二來，是將屠戶的兇殘，使大家化為一笑，收場大吉。我們只有這樣的東西，和『幽默』是並無什麼瓜葛的。」 （當時的《論語》，林語堂所寫的半月《論語》，也還是帶著刺的，所以即算是提倡幽默，也還是到處碰壁的。）《論語》在當時那麼流行，魯迅的批判是這樣：「然而社會諷刺家究竟是危險的，尤其是在有些『文學家』明明暗暗地成了『王之爪牙』的時代。人們誰高興做『文字獄』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絕，肚子裡總還有半口悶氣，要借著笑的幌子，哈哈地吐他出來。笑笑既不至於得罪別人，現在的法律上也尚無國民必須哭喪著臉的規定，並非『非法』，蓋可斷言的。我想：這便是去年以來，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但其中單是『為笑笑而笑笑』的自然也不少。」 到了1933年，林語堂主編了提倡閒適小品的《人間世》半月刊出來，主張：「小品文，以自我為中心，在閒適為格調，與各體別，西方文學所謂個人單調是也。」「今之所謂小品文，蓋誠所謂宇宙之大，蒼蠅之微，無不可入我範圍矣。」的確有些鑽牛角尖，引起了魯迅的批判，他指出小品文之危機，說：「『小擺設』當然不會有大發展。到五四運動的時候，才又來了一個展開，散文小品的成功，幾乎在小說戲曲和詩歌之上。這之中，自然含著掙扎和戰鬥，但因為常取法於英國的隨筆（Essay），所以也帶一點幽默和雍容；寫法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這是為了對於舊文學的示威，在表示舊文學之自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也並非做不到。以後的路，本來明明是更分明的掙扎和戰鬥，因為這原是萌芽於『文學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但現在的趨勢，卻在特別提倡和那舊文章相合之點，雍容，漂亮，縝密，就是要它成為『小擺設』，供雅人的摩挲，並且想青年摩挲了這『小擺設』，由粗暴而變為風雅了。」 魯迅對林語堂的忠告是懇切的，在上海時期，他們也時常往還的，可是到了1933年以後，就彼此疏遠了。筆者覺得十分悵然的，他們最後會面，還是那年秋天，在我家中那一席晚飯呢！ 魯迅對林語堂的正面批評，曾見於其寄許壽裳的信中，說道：「語堂為提倡語錄體，在此幾成眾矢之的，然此公亦太淺陋矣！」他回我的信也說：「語堂是我的老朋友，我應以朋友待之。當《人間世》還未出世，《論語》已很無聊時，曾經竭了我的誠意，寫一封信，勸他放棄這玩意兒，我並不主張他去革命，拚死，只勸他譯些英國文學名作，以他的英文程度，不但譯本於今有用，在將來恐怕也有用的。他回我的信是說，這些事等他老了再說。這時我才悟到我的意見，在語堂看來是暮氣，但我至今還自信是良言，要他於中國有益，要他在中國存留，並非要他消滅。他能更急進，那當然更好，但我看是決不會的，我決不出難題給別人做。不過另外也無話可說了。」 筆者回想到1933年秋天，我們剛籌辦《太白》半月刊的時候（那時，《濤聲》周刊已經停刊，《芒種》半月刊剛出版。《太白》半月刊系生活書店的刊物，陳望道主編，和傅東華主編的《文學》、艾寒松主編的《大眾生活周刊》，稱為「生活三大刊物」），陳望道綜其成，在文化運動上有所施為，總可以獲得魯迅的支持。我們商談討論，魯迅很少在座，但他的步調，每每和我們相一致。有些史家，把《芒種》《太白》代表小品文的另一面，和提倡閒適情調的《人間世》相對立，魯迅是站在我們這一面的。他說：「小品文的生存，也只仗著掙扎和戰鬥的。晉朝的清言，早和它的朝代一同消歇了。唐末詩風衰落，而小品放了光輝。但羅隱的《讒書》，幾乎全部是抗爭和憤激之談；皮日休和陸龜蒙自以為隱士，別人也稱之為隱士，而看他們在《皮子文藪》和《笠澤叢書》中的小品文，並沒有忘記天下，正是一塌糊塗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鋒芒。明末的小品雖然比較的頹放，卻並非全是吟風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諷刺，有攻擊，有破壞。這種作風，也觸著了滿洲君臣的心病，費去了許多助虐的武將的刀鋒，幫閒的文臣的筆鋒，直到乾隆年間，這才壓制下去了。以後呢，就來了『小擺設』。」 這是正對著林語堂所提倡的奉袁中郎為宗師，以李笠翁一家言為經典的語錄體，加以抨擊。他說：「生存的小品文，必須是匕首，是投槍，能和讀者一同殺出一條生存的血路的東西；但自然，它也能給人愉快和休息，然而這並不是『小擺設』，更不是撫慰和麻痹，它給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養，是勞作和戰鬥之前的準備。」 我們在《芒種》《太白》所提倡的雜文，正是這一面的文字，也可以說是接著《語絲》的本來路向走的。 [《太白》包含三種意思：（一）比「白做」更接近大眾的口頭語；（二）《太白》代表黎明氣象；（三）革命的旗幟。] 那年夏天，我們（陳望道、夏丏尊、葉聖陶、徐懋庸、金仲華、陳子展、樂嗣炳和我，一共八個人）提倡大眾語，一面反對汪懋祖的復興文言，也反對林語堂的語錄體，在《申報·自由談》（那時已由張梓生主編）、《文學》和《社會日報》（陳靈犀主編）各報刊上展開論戰。發動之初，我們討論了好幾回，提出了幾個要點，分別寫文章，引起普遍注意。他們要我徵求魯迅的意見，他就回我那封信。提出幾個具體主張：「（一）制定羅馬字拼音；（趙元任的太繁，用不來的）；（二）做更淺顯的白話文，採用較普通的方言，姑且算是向大眾語去的作品，至於思想，那不消說，該是『進步』的；（三）仍要支持歐化文法，當作一種後備。」 這封信許多人稱引過，但大眾語運動的主要主張，還在其他各人的文章中，魯迅也只是一種意見而已。（王士菁的《魯迅傳》和王瑤的《現代中國新文學史稿》所記載的，與事實全不相合，我相信魯迅也並不要戴這樣一頂虛妄的紙糊帽子。） 當時，魯迅應了我的請求，寫了一篇《門外文談》，那倒是大眾語運動中最有力量的文字，一面是嘗試他所說的「做更淺顯的白話文」，一面也對大眾語作建設性的支持。他說：「中國的言文，一向就並不一致的，大原因便是字難寫，只好節省些。當時的口語的摘要，是古人的文；古代的口語的摘要，是後人的古文。」 「文字在人民間萌芽，後來卻一定為特權者所收攬。據《易經》的作者所推測，『上古結繩而治』，則連結繩就已是治人者的東西。待到落在巫史的手裡的時候，更不必說了，他們都是酋長之下，萬民之上的人。社會改變下去，學習文字的人們的範圍也擴大起來，但大抵限於特權者。至於平民，那是不識字的，並非缺少學費，只因為限於資格，他不配。而且連書籍也看不見。……因為文字是特權者的東西，所以它就有了尊嚴性，並且有了神秘性。」 所以，魯迅是並不贊成停止大眾語階段，而主張普遍採用新文字的。 談大眾語運動的，都看重魯迅回復我那封信中的幾個具體的建議。我卻頗注意他開頭所說那幾句話：「現在的有些文章覺得不少是『高論』，文章雖好，能說而不能行，一下子就消滅，而問題卻依然如故。」 大眾語運動，結果只是紙面上熱鬧了一陣，沒有多大的成就。連那紙面上的熱鬧，也只支持了兩個多月，到了後來，還是吳稚暉的回信，投下了一塊巨石似的，激起了一陣浪花，依舊如魯迅所說的「問題卻依然如故」。 魯迅自己，在這一方面，倒切實去推動了一下，那便是拉丁化新文字運動。他認為，「漢字和大眾是勢不兩立的」，方塊字存在的話，大眾語便無法產生。他說：「文學的存在條件首先要會寫字，那麼，不識字的文盲群里，當然不會有文學家的了，然而作家卻有的。……我想，人類是在未有文字之前，就有了創作的，可惜沒有人記下，也沒有法子記下。……到現在，到處還有民謠、山歌、漁歌等，這就是不識字的詩人的作品；也傳述著童話和故事，這就是不識字的小說家的作品；他們，就都是不識字的作家。……要這樣的作品為大家所共有，首先也就是要這作家能寫字，同時也還要讀者們能識字以至能寫字，一句話：將文字交給一切人。」 他指出將文字交給大眾的事實，從清朝末年，就已經有了的勞乃宣、王照，都曾推行過他們的拼音簡字，吳稚暉、錢玄同、趙元任、黎錦熙都曾提倡過注音字母拼音，推行羅馬拼音字，教會中尤其熱心去推行。我們就在苗族地區看見過拼音苗文《聖經》。魯迅所提倡時，便是比教育部所頒布的國語羅馬字稍為簡單化的拉丁化新文字。它只有二十八個字母，拼法也容易學。他說，中國究竟還是講北方話的人多，將來如果真有一種到處流行的大眾語，那主力也恐怕還是北方話吧。為今之計，只要酌量增減一點，使它合於該地方所特有的音，也就可以用到無論什麼窮鄉僻壤去了。那麼，只要認識二十八個字母，學一點拼法和寫法，除懶蟲和低能外，就都能夠寫得出，看得懂了。 他也主張在開首的啟蒙時期，各地方各寫它的土話，用不著顧到和別地方意思不相通。但一面又要漸漸地加入普通的語法和語彙了。先用固有的，是一地方的語文的大眾化，加入新的去，是全國的語文的大眾化。「此後當然還要做。年深月久之後，語文更加一致，和『煉話』一樣好，比古典還要活的東西，也漸漸地形成，文學就更加精彩了。」 （他回答新文字研究會的話，意思也和《門外文談》中所說的大致相同。）不過，拉丁化拼音新文字，在推行上所碰到的艱苦，比預想大得多：雖說注音字可是政府所公布的，羅馬國音字，也是政府所「欽定」為第二種國音字母的，但政府當局卻把拉丁化新文字看得和洪水猛獸那麼危險，好似文字仍是中共的宣傳工具，由於這一類印刷品而無辜入獄的青年，各地都有。所以魯迅當時就嘆息道：「他們卻深知道新文字對於勞苦大眾有利，所以在瀰漫著白色恐怖的地方，這新文字是一定要受摧殘的。現在連並非新文字，而只是更接近口語的『大眾語』，也在受著苛酷的壓迫和摧殘。」 （中共執政以後，拉丁化新文字仍在研究階段，並未普遍推行，目前所做的，依舊是普及注音字母、簡體字及普及北京話，那都是我們當時所提倡的幾種語文工作。）也確有想像不到的艱苦，他有一段鼓勵我們的話：「我也同意於一切冷笑家所冷嘲的大眾語的前途的艱難，但以為即使艱難，也還要做；愈艱難，就愈要做。改革，是向來沒有一帆風順的，冷笑家的贊成，是在見了成效之後，如果不信，可看提倡白話文的當時。」 從這一觀點，他也支持「連環圖畫」；那時，有人嘲笑這一種藝術品的庸俗；新文化運動，本來是為大眾著想的。他說：「『連環圖畫』便是取『出相』的格式，收《智燈難字》的功效的，倘要啟蒙，實在也是一種利器。」 他對於一切文化運動，都是這麼積極在吶喊的。 許壽裳畢竟是魯迅的知己朋友，他懂得魯迅的遠大的一面。他說到魯迅的為將來，可以拿他的兒童教育問題為代表。「救救孩子」這句話是他一生的獅子吼，自從他的《狂人日記》的末句起，中間像《野草》的《風箏》，說兒童的精神虐殺，直到臨死前，憤於《申報》兒童專刊的謬說，作《立此存照》（七）有云：「真的要『救救孩子』。」他的事業目標都注於此。在他的《二十四孝圖》中說：「詛咒一切反對白話，妨害白話者。」就是為的兒童的讀物。在他的《我們現在怎樣做父親》中有云：「自己背著因襲的重擔，肩住了黑暗的閘門，放他們到寬闊光明的地方去；此後幸福地度日，合理地做人。」 因之對於兒童讀物，費了不少心血，他的創作不待言，他的譯品就有了多篇是童話，例如《表》的譯本，真是又新鮮，又有益。「為了新的孩子們，是一定要給他新作品，使他向著變化不停的新世界，不斷地發榮滋長的。」「十來年前，葉紹鈞先生的《稻草人》是給中國的童話開了一條自己創作的路的。不料此後不但並無蛻變，而且也沒有人追蹤，倒是拚命地在向後轉。」不僅此也，魯迅對於兒童看的畫本，也有嚴正的指示。他說：「畫中人物，大抵倘不是帶著橫暴冥頑的氣味，甚而至於流氓模樣的，過度的惡作劇的頑童，就是鉤頭聳背，低眉順眼，一副死板板的臉相所謂『好孩子』。這雖然由於畫家本領的欠缺，但也是取兒童為範本的，而從此又以作供給兒童仿效的範本。我們試一看別國的兒童罷，英國沉著，德國粗豪，俄國雄厚，法國漂亮，日本聰明，都沒有一點中國似的衰憊的氣象。觀民風是不但可以由詩文，也可以由圖畫，而且可以由不為人們所重的兒童畫的。頑劣、鈍滯，都足以使人沒落、滅亡。童年的情形，便是將來的命運。我們的新人物，講戀愛，講小家庭，講自立，講享樂了，但很少有人為兒女提出家庭教育的問題，學校教育的問題，社會改革的問題。先前的人，只知道『為兒孫作馬牛』，固然是錯誤的，但只顧現在，不想將來，『任兒孫作馬牛』，卻不能不說是一個更大的錯誤。」 （許氏也說到魯迅的北京西三條胡同住屋，不但房間多，而且空地極大。魯迅對他說過，取其空地很寬大，宜於兒童的遊玩。那時，魯迅並無子息，而其兩弟作人和建人都有子女，他鍾愛侄兒們，視同自己的所出，處處實行他的兒童本位的教育。） 1929年9月，景宋夫人生產了一個男孩，那便是海嬰。許壽裳氏有一段很有趣的記載：「海嬰生性活潑，魯迅曾對我說：『這小孩非常淘氣，有時弄得我頭昏，他竟問我：爸爸可不可吃的？我答：要吃也可以，自然是不吃的好。』我聽了一笑，說他正在幻想大盛的時期，而本性又是帶神經質的。魯迅頗首肯，後來他作《答客誚》一詩，寫出愛憐的情緒云：『無情未必真豪傑，憐子如何不丈夫。知否興風狂嘯者，回眸時看小於菟！』」 我們且看魯迅另外一篇《從孩子的照相說起》，意義更是深長。他說：「因為長久沒有小孩子，曾有人說，這是我做人不好的報應，要絕種的。房東太太討厭我的時候，就不准她的孩子們到我這裡玩，叫作『給他冷清冷清，冷清得他要死！』但是，現在卻有了一個孩子，雖然能不能養大也很難說，然而目下總算已經頗能說些話，發表他自己的意見了。不過不會說還好，一會說，就使我覺得他仿佛也是我的敵人。他有時對於我很不滿，有一回，當面對我說：『我做起爸爸來，還要好……』甚而至於頗近於『反動』，曾經給我一個嚴厲的批評道：『這種爸爸，什麼爸爸？！』我不相信他的話。做兒子時，以將來的好父親自命，待到自己有了兒子的時候，先前的宣言早已忘得一乾二淨了。況且我自以為也不算怎麼壞的父親，雖然有時也要罵，甚至於打，其實是愛他的。所以健康，活潑，頑皮，毫沒有被壓迫得瘟頭瘟腦。如果真的是一個『什麼爸爸』，他還敢當面發這樣反動的宣言麼？」 他自己的孩子曾在日本的照相館裡照過一張相，滿臉頑皮，也真像日本孩子，後來又在中國的照相館裡照了一張相，相類的衣服，然而面貌拘謹、馴良，是一個道地的中國孩子了。他乃慨然道：「馴良之類並不是惡德。但發展開去，對一切事無不馴良，卻決不是美德，也許簡直倒是沒出息。『爸爸』和前輩的話，固然也要聽的，但也須說得有道理。假使有一個孩子，自以為事事都不如人，鞠躬倒退；或者滿臉笑容，實際上卻總是陰謀暗箭，我實在寧可聽到當面罵我『什麼東西』的爽快，而且希望他自己是一個東西。」 魯迅和「左聯」的關係，究竟和諧到什麼程度？我以為並不是找不到的答案，不過有人要強調魯迅怎樣怎樣支持中共的文藝政策，所以要把這一類答案掩蓋著。就在魯迅臨死前那八個月，魯迅為了抗日統一戰線和徐懋庸鬧得破臉那一回事，該是一件不愉快的事。那時，懋庸和我住在一起，而且是無話不談的（當然，他對於黨的機密是不談的），但朋友們問我：「他們兩人之間，究竟為什麼要破壞？」我是無從作答的。依我的看法，魯迅一向富於正義感，那時對於當局所壓迫的在野黨，如中共救國會的言行，他是拔刀相助的；可是並不一定完全左袒執行政策的人士。我們且看他們往來信中所說的話，就可以明白了。 徐懋庸寫給魯迅的信（1936年8月1日，離魯迅的死，只有兩個月了）開頭就說：「自先生一病，加以文藝界的糾紛，我就無緣再親聆教誨，思之常覺愴然！」（那半年中，他們之間，已經沒有書信往來，我是知道的。因為，魯迅復徐氏的信，常是由我轉的，忽然，信中不再提到徐氏，我知道此中必有變化。）接著，他對魯迅的朋友們批評得十分露骨，說：「在目前，我總覺得先生最近半年來的言行，是無意地助長著惡劣的傾向的。以胡風的性情之詐，以黃源的行為之諂，先生都沒有細察，永遠被他們據為私有，眩惑群眾，若偶像然，於是從他們的野心出發的分離運動，遂一發不可收拾矣。胡風他們的行動，顯然是出於私心的、極端的宗派運動，他們的理論，前後矛盾，錯誤百出。……對於他們的言行，打擊本極易，但徒以有先生作著他們的盾牌，人誰不愛先生，所以在實際解決和文字鬥爭上都感到絕大的困難。我很知道先生的本意。先生是唯恐參加統一戰線的左翼戰友放棄原來的立場，而看到胡風們在樣子上尚左得可愛，所以贊同了他們的。但我要告訴先生，這是先生對於現在的基本政策沒有了解之故。……我覺得不看事而只看人，是最近半年來先生的錯誤的根由。」這可真把魯迅激怒了，他的回信，那麼破口大罵的神情，也是魯迅以往論戰文字所不曾有過的。（這封信，正面所攻擊的，不僅是徐懋庸，而是周揚。）他說：「以上，是徐懋庸給我的一封信……人們也不免因此看得出：這發信者倒是有些『惡劣』的青年！……在國難當頭的現在，白天裡講些冠冕堂皇的話，暗夜裡進行一些離間、挑撥、分裂的勾當的，不就正是這些人麼？」 他就老老實實提出了一段事實：「其次，是我和胡風、巴金、黃源諸人的關係。我和他們，是新近才認識的，都由於文學工作上的關係，雖然還不能稱為至交，但已可以說是朋友。不能提出真憑實據，而任意誣我的朋友為『內奸』，為『卑劣』者，我是要加以辯正的，這不僅是我的交友的道義，也是看人看事的結果。徐懋庸說我只看人，不看事，是誣枉的，我就先看了一些事，然後看見了徐懋庸之類的人。胡風我先前並不熟識，去年的有一天，一位名人約我談話了，到得那裡，卻見駛來了一輛汽車，從中跳出四條漢子：田漢、周起應（揚），還有另兩個，一律洋服，態度軒昂，說是特來通知我：胡風乃是內奸，官方派來的。我問憑據，則說是得自轉向以後的穆木天口中。轉向者的言談，到左聯就奉為聖旨。這真使我口呆目瞪。再經幾度問答之後，我的回答是：證據薄弱之極，我不相信！當時自然不歡而散，但後來也不再聽人說胡風是『內奸』了。然而奇怪，此後的小報，每當攻擊胡風時，便往往不免拉上我，或由我而涉及胡風……同時，我也看人：即使胡風不可信，但對我自己這人，我自己總還可以相信的，我就並沒有經胡風向南京講條件的事。因此，我倒明白了胡風耿直，易於招怨，是可接近的，而對於周起應之類，輕易誣人的青年，反而懷疑以至憎惡起來了。」 這一封信，對於「左聯」的打擊是很重的，只不過其中的最高當局是要爭取魯迅的，魯迅一死，這一論爭，也就過去了。（筆者當時參加「文藝家協會」，並非參加「文藝工作協會」，絕無左袒魯迅之意。這兒的敘述，只是存真，證明有人所說魯迅領導大眾語運動，領導統一戰線，都是和事實完全不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