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十五 上海十年間

1927年秋間，魯迅從廣州北歸上海，便在那兒定居著，一直到1936年秋間，他在上海逝世。這十年中，他就在那兒過著半安定的生活。其間，他只於1929年五六月間到過北平一次 ，很快就南歸的。北平的朋友，留他在那兒教書，他說他已經心野了，不能教書了。其實，他是不十分甘於寂寞的人，所以住不下去。他曾在寫給許廣平的信中說：「為安閒計，住北平是不壞的，但因為和南方太不相同了，所以幾乎有『世外桃源』之感。我來此雖已十天，卻毫不感到什麼刺激，略不小心，確有『落伍』之懼的。上海雖煩擾，但也別有生氣。」 這是他心頭的真話。後來，他的病情已重，筆者曾寫信勸他到山水勝處休養一些時日，他的回信說： 倘能暫時居鄉，本為夙願；但他鄉不熟悉，故鄉又不能歸去。自前數年「盧布說」流行以來，連親友竟亦有相信者，開口借錢，少則數百，時或五千；倘暫歸，彼輩必以為將買肥田，建大廈，輦盧榮歸矣。萬一被綁票，索價必大，而又無法可贖，則將撕票也必矣，豈不冤哉。 （這雖是帶詼諧的話，卻真是天地雖大，無可容身，只能在上海塵囂中過下去的。「一·二八」戰役後，他也曾有往北平的打算，看看局勢日緊，也就作罷了。） 他在上海那十年中，正是國民政府建都南京，蔣介石漸次穩定他的政權之時。國民黨這一政權，本來的領導人孫中山，他是有意建立社會主義的國家，他決定了聯俄容共政策，自負為代表農工利益的政黨。這一黨的決策，孫氏期望在建立黨軍以後，逐次推行起來。因此，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對北方文化人是極大的誘導力量。哪知就在北伐推進途中，蔣介石已經拋棄黨的原定政策，首先和資產階級攜手，促成國共分裂，國民黨內部也發生了許多次分裂，引起了幾次大規模內戰。這一來，文化人對政府的離心傾向，越來越明顯了。魯迅自始不曾對革命寄予過多的希望，不過他到了廣州，那個革命策源地，只是失望而已；回到了上海，卻看見了許多痛心的現狀。他在北洋軍閥時代的北京是被迫害的，他在上海卻受到了蔣政權的迫害。 蔣介石的統治，一方面接受了蘇聯的集權方式，以黨統軍，以軍統政，他在政府中的地位，雖有變動，而其掌握黨軍的實力，則自始不曾變動。一方面接受了德意志的法西斯主義，推行特務政治。在他控制下的權力機構，屬於黨的有中央黨部的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屬於軍的，有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而他這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侍從室，即以相當於清廷軍機處的地位操縱軍政大權。那時「中統」方面，便派員長駐上海，和上海市社會局相聯繫，普遍地對上海文化人監視、逮捕，甚至暗殺。特務機關處置共黨分子，手段非常殘酷，趙平復（柔石）等被捕之後，外間傳魯迅也被拘或已死了。那樣大規模的秘密槍決，到處都有，當局也在找尋魯迅，也可能遇難的。他受著這沉痛的刺激，曾賦有小詩： 慣於長夜過春時，挈婦將雛鬢有絲。 夢裡依稀慈母淚，城頭變幻大王旗。 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 吟罷低眉無寫處，月光如水照緇衣。 有一部《魯迅傳》（王士菁編），他是把魯迅在上海的十年，當作被圍攻的時期，那是錯誤的；而另一位寫《新文學史稿》的王瑤，把那一段時期，當作魯迅領導文學運動的時期，也是錯誤的。國民黨主政時期，他對魯迅的迫害是有的，帶恐怖性的謠傳也是有的；但國民政府是官僚主義的政府，上海租界又帶上幾分洋大人的氣息，所以他們的鬥爭手法常是十分可笑的，他們對左翼文人，普遍加以打擊，筆者也曾身與其痛，但對有組織的中共文化人，是鞭長莫及的。但魯迅的聲名與地位，一方面既受中共組織所掩護，一方面又為國民黨特務所不敢觸犯（投鼠忌器），所以那十年間，有驚無險，太嚴重的迫害，並不曾有過。而他到上海後，便由許壽裳推介，由蔡元培聘任為大學院（即後來教育部）特任著作員，迄「一·二八」戰役後國民黨政府改組為止，凡五年之久；說起來，還是國民政府教育部的工作人員之一呢！ 國民政府建都南京以後，中國的新文化、新文學運動，也隨著南移，上海的文化地位，也可說是取北京而代之了。魯迅的領導地位，他自己既辭了又辭，不曾自居，而在文人相輕的環境中，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也未必甘於奉魯迅為盟主，那些被魯迅稱為民族主義文學家的，連王平陵在內，都是毛頭小伙子，都是不足數的。 那時，《北晨》副刊和《現代評論》社派的人士，大部分被國民政府所吸引，參加了蔣介石政權的中樞工作，已經退出文化集團的戰鬥陣線了。一部分也到了廣州、上海，在《新月》旗幟之下集合起來的，有胡適、梁實秋、羅隆基、徐志摩等。他們和魯迅辯論過了一陣，但《新月》社本身，也受蔣政權的迫害，胡適的處境在那時期，並不比魯迅更自由些。至於受魯迅所攻擊的「第三種人」，即神州國光社的《讀書雜誌》派（王禮錫所主持）和《現代雜誌》派（施蟄存主編），也只是和左聯文人對辯，沒有圍攻魯迅的作用的。 中共在上海的文化工作，無論左翼作家聯盟，或是社會科學工作者聯盟，或戲劇工作者聯盟，都有主要負責人，如瞿秋白、周揚、潘漢年，他們對於魯迅，只當作同路人看待，處於尊而不親的地位。他們有其領導文化運動路線，並非要魯迅來領導。我們且看魯迅和徐懋庸的往來信件，就可以明白魯迅與中共之間也不一定十分協調。不過，中共懂得爭取群眾，爭取魯迅這樣一個文化鬥士，有時頗遷就他迎合他的意向。 至於林語堂由《論語》而《人間世》而《宇宙風》時期，提倡幽默，提倡閒適文學，並不有意與魯迅為敵，卻也不曾尊崇魯迅。他們所推尊的，乃是周氏另一兄弟周作人。當林語堂抬出袁中郎的公安派文體時，魯迅批評得很多，林氏也很少還手的。其他如鄒韜奮之主辦《生活》《新生周刊》，陳望道之主辦《太白》半月刊，黎烈文之主編《自由談》，謝六逸之主編《立報·言林》，也只是和魯迅相接近，並未奉魯迅為盟主的。魯迅一生，總是「荷戟獨彷徨」的日子為多，他是天空的飛鷲，並非蟻群的首領呢！ 真正圍攻過魯迅的，倒是創造社的後起小伙子，洪水、太陽社那一群提倡革命文學的人。上文筆者提到魯迅到廣州，原想找郭沫若及其他創造社朋友談合作的事。哪知他到了廣州，成仿吾、郭沫若都已隨軍北伐了。等到魯迅回到了上海，太陽社已開始圍攻魯迅，魯迅又因所作《上海文藝界之一瞥》的講演，刺痛了郭沫若那一群人。魯迅和郭沫若便一生未見面，沒有合作之可能了。 1927年前後，當革命陣線破裂動亂之日，魯迅是一個比較懂得世故的文人，依舊想退出陣線，沉默下去，這也是可能的。（他的確不想傻得像秋瑾一般，給一陣拍手鼓勵得勇於上斷頭台，做烈士去的。）他在廣州時，宋雲彬就問過：「魯迅往哪裡躲？」他說：「噫嘻！異哉！魯迅先生竟跑出了現社會，躲向牛角尖里去了。舊社會死去的苦痛，新社會生出的苦痛，多多少少放在他眼前，他竟熟視無睹！他把人生的鏡子藏起來了，他把自己回復到過去時代去了。噫嘻！異哉！魯迅先生躲避了。」 這話，也不一定完全豁了邊。後來，他到了上海，創造社後期那些年輕作家，向魯迅挑戰，如錢杏邨（阿英）所說的：「在這時，魯迅是停滯在他原來的地方。他沒有牢牢地抓住時代的輪軸，隨著它的進展而進一步去把握這個已經展開了的新地，重行開始他的新的反封建的創作。這樣，顯然在魯迅作品中的世界被破壞了以後，他又進一步地失卻了強有力的創作的依據，他只有『吾將上下而求索』了。在什麼都求索不到的時候，他只有切斷了他的創作的生命，寫他的開始生長的悲觀哲學，和他的兒時的回憶了。魯迅在這時又感到了失卻了他自己的地球的悲哀。」錢杏邨那一群年輕人，對於時代的了解是不夠的，而對於魯迅的認識，尤其不夠。魯迅的確在那時停住腳來，「上下而求索」，他卻並未停滯在原來的地方，他是面對著現實，睜著眼睛在看的。 他對當時的革命文學家有過這樣的批評：「各種刊物，無論措辭怎樣不同，都有一個共通之點，就是：有些朦朧。這朦朧的發祥地，由我看來……——也還在那有人愛，也有人憎的官僚和軍閥。和他們已有瓜葛，或想有瓜葛的，筆下便往往笑眯眯，向大家表示和氣，然而有遠見，夢中又害怕鐵錘和鐮刀，因此也不敢分明恭維現在的主子，於是在這裡留著一點朦朧。和他們瓜葛已斷，或則並無瓜葛，走向大眾去的，本可以毫無顧忌地說話了，但筆下即使雄赳赳，對大家顯英雄，會忘卻了他們的指揮刀的傻子是究竟不多的，這裡也就留著一點朦朧。於是想要朦朧而終於透漏色彩的，想顯色彩而終於不免朦朧的，便都在同地同時出現了。」 這是明明指著創造社那些作家說的。（魯迅明明提出了成仿吾、馮乃超、錢杏邨這些人來。當時的革命文學家，如蔣光慈，的確把蔣介石、汪精衛的照片放在玻璃板下，稱為中國的列寧、托洛茨基的。） 魯迅先後在燕京大學和上海社會科學研究會所作的演講，論及《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說：「各種文學，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推崇文藝的人，雖喜歡說文藝足以煽起風波來，但在事實上，卻是政治先行，文藝後變。」「至於創造社所提倡的，更徹底的革命文學——無產階級文學，自然更不過是一個題目。這邊也禁，那邊也禁的王獨清的從上海租界裡遙望廣州暴動的詩，『Pong Pong Pong』鉛字逐漸大了起來，只在說明他曾為電影的字幕和上海的醬園招牌所感動，有模仿勃洛克的《十二個》之志而無其力和才。郭沫若的《一隻手》是很有人推為佳作的，但內容說一個革命者革命之後失了一隻手，所余的一隻還能和愛人握手的事，卻未免『失』得太巧。五體四肢之中，倘要失去其一，實在還不如一隻手；一條腿就不便，頭自然更不行了。只準備失去一隻手，是能減少戰鬥的勇往之氣的；我想，革命者所不惜犧牲的，一定不只這一點。《一隻手》也還是窮秀才落難，後來終於中狀元，諧花燭的老調。」 在魯迅看來，浪漫主義的作家，即算提倡革命文學，也還是浪漫主義的幻想的。 魯迅的散文集，有一種稱為《三閒集》，那就是應著成仿吾批評他的話而命名的。（成仿吾說「魯迅所持的是『閒暇，閒暇，第三個閒暇』，他們是代表著有閒的資產階級，或者睡在鼓裡的小資產階級。如果北京的烏煙瘴氣不用十萬兩無煙火花炸開的時候，他們也許永遠這樣過活的罷」。這是一句刺痛了魯迅的話。）魯迅曾在《三閒集》序言中說：「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嚇得目瞪口呆，離開廣東的，那些吞吞吐吐，沒有膽子直說的話，都載在《而已集》里。但我到了上海，卻遇見文豪們的筆尖的圍剿了，創造社、太陽社、『正人君子們』的新月社中人，都說我不好，連並不標榜文派的現在多升為作家或教授的先生們，那時的文字里，也得時常暗暗地奚落我幾句，以表示他們的高明。我當初還不過是『有閒即是有錢』，『封建餘孽』或『沒落者』，後來竟被判為主張殺青年的棒喝主義者了。這時候，有一個從廣東自雲避禍逃來，而寄住在我的寓里的廖君，也終於憤憤地對我說道：『我的朋友都看不起我，不和我來往了，說我和這樣的人住在一處。』那時候，我是成了『這樣的人』的。」 （他曾幽默地說，要把那些攻擊他的文字編成一冊，名之《圍剿集》。） 他是對創造社採取正面的攻擊的，他在《上海文藝之一瞥》的講演中說：「這後來，就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的出現。創造社是尊貴天才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專重自我的，崇創作，惡翻譯，尤其憎惡重譯的，與同時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相對立。……文學研究會卻也正相反，是主張為人生的藝術的，是一面創作，一面也看重翻譯的，是注意於紹介被壓迫民族文學的，這些都是小國度，沒有人懂得他們的文字，因此也幾乎全都是重譯的。並且因為曾經聲援過《新青年》，新仇夾舊仇，所以文學研究會這時就受了三方面的攻擊。一方面就是創造社，……一方面是留學過美國的紳士派，……第三方面，則就是以前說過的鴛鴦蝴蝶派……創造社的這一戰，從表面看來，是勝利的。……到了前年，『革命文學』這名目才旺盛起來了，主張的是從『革命策源地』回來的幾個創造社元老和若干新分子。革命文學之所以旺盛起來，自然是因為由於社會的背景，一般群眾、青年有了這樣的要求。……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顯明，國民黨以『清黨』之名，大戮共產黨及革命群眾，而死剩的青年們再入於被壓迫的境遇，於是革命文學在上海這才有了強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的旺盛起來，在表面上和別國不同，並非由於革命的高揚，而是因為革命的挫折；……他們，尤其是成仿吾先生，將革命使一般人理解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其實革命是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這種令人『知道點革命的厲害』，只圖自己說得暢快的態度，也還是中了才子+流氓的毒。」 這一演講，也真刺痛了郭沫若的心，他特地寫了《創造十年正續編》，來說明他們的戰鬥歷程，前面還有一篇《引子》，針對魯迅的講演，而有所駁正。他說：「就這樣，我們魯迅先生自始至終是要把創造社的幾位流痞打進阿鼻地獄裡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們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後，他們還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學運動中沒有他們的分子，在以後的革命文學運動中也沒有他們的分子。我們魯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領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過，那是在這樣說的：『中國的新文學中，無論革命與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魯迅一個人的！』」他們的爭辯，都已動了意氣，各以所長相輕所短了。 魯迅在上海曾經參加過「三盟」：「自由運動大同盟」「左翼作家聯盟」及「民權保障同盟會」。（到他死去為止，他只是一個文化鬥士，從未參加政治組織。）1930年春天，浙江省黨部呈請通緝魯迅，指他是「自由運動大同盟」的主持人。（若干魯迅傳記，都說浙江省黨部所以要呈請通緝魯迅，是因為省黨部常委之一的許某，系上海復旦大學畢業生，而魯迅主編的《語絲》刊載過揭發復旦大學的黑幕，所以懷恨於心。這一說法，似乎太好笑一點。其實，上海市黨部、江蘇省黨部、浙江省黨部乃是CC系的大本營，那些黨老爺最愛干涉文人行動，所以有此決議，和許紹棣及復旦大學無關。）據魯迅說：「自由大同盟」並不是由他發起，當初只是請他去演說。他按時前往，則來賓簽名者已有一人，他記得是郁達夫，演說次序是他第一，郁第二，他待郁講完，便先告歸。後來聞當場有人提議要有什麼組織，凡今天到會者均作為發起人，到了次日報上發表，則變成魯迅第一名了。魯迅又說：「浙江省黨部頗有我熟人，他們倘來問我一聲，我可以告之原委。今竟突然出此手段，那麼我也用硬功對付，決不聲明，就算由我發起好了。」（那時，朱家驊主浙政，系北京大學舊同事，魯迅往廣東任中山大學中國文學系主任，也是朱家驊任中山大學校長時所聘請的，所以他說頗有我的熟人。） 到了1933年，民權保障同盟會在上海成立，舉蔡元培、宋慶齡為正副會長，魯迅、楊杏佛、林語堂等為執行委員。這是適應那法西斯統治的黑色恐怖而產生的，他們都是有社會地位的文化人，本著人道主義做救助的工作。那時，蔣介石正在敬慕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極權政治，他的特務機構藍衣社初露鋒芒，中共的文化人迭遭殺害，自由主義文化人如《申報》館社長史量才，也被他們暗殺。他們仇視這一機構，楊杏佛便於那年6月間被暗殺。（楊當時系中央研究院副院長，而死於執政的國民政府的特務之手。）那時，謠言紛傳，謂魯迅也在黑名單之列。楊氏下殮之日，魯迅親往弔唁。是日大雨，他祭弔回去，賦詩寫懷，句云： 豈有豪情似舊時，花開花落兩由之。 何期淚灑江南雨，又為斯民哭健兒。 魯迅是很理智很冷靜，卻又是一個性格剛強的人，所以並不感情衝突，也不臨難苟免的。 那一時期，筆者曾在上海《申報·自由談》寫了一篇雜感：《殺錯了人》，說：「革命是社會的突變過程；在過程中，好人、壞人與不好不壞的人，總要殺了一些。殺了一些人，並不是沒有代價的：於社會起了隔離作用，舊的社會和新的社會截然分成兩段，惡勢力不會傳染到新的組織中來。中國每一回的革命，總是反了常態。許多青年因為參加革命運動，做了犧牲，革命進程中，舊勢力一時躲開去，一些也不曾劃除掉，革命成功以後，舊勢力重複涌了出來，又把青年來做犧牲品，殺了一大批。這樣的革命，不但不起隔離作用，簡直替舊勢力作保鏢。因此民國以來，只有暮氣，沒有朝氣，任何事業，都不必談改革，一談改革，必積重難返，其惡勢力一直貫注到現在。」便是指當時當局的恐怖政府而言，接著，魯迅也作進一步的推論：「我想，中國革命的鬧成這模樣，並不是因為他們殺錯了人，倒是因為我們看錯了人。」這話，當然說得更真切的。（我們不僅看錯了袁世凱，也看錯了蔣介石了。） 他初住上海時，提倡革命文學的創造社、太陽社文人，對他的不斷攻擊，不獨見解很淺薄，動機也很無聊，有的正是借攻擊魯迅以自重。不過，這一種鬥爭，並非中共的決策。到了1930年，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中共的文藝政策，有了一定的路向，而推行這一路向的瞿秋白，也是文學研究會會員，他和上海文壇人士的交誼頗廣，他是要爭取魯迅來做有力的支援。魯迅加入了「左聯」，「左聯」才顯得有力量，而魯迅的「荷戟彷徨」的孤立時期，由於有了「左聯」的衛護，也就過去了。 在「左聯」未成立以前，魯迅曾自述其處境。說：「從前年以來，對於我個人的攻擊是多極了，每一種刊物上，大抵總要看見『魯迅』的名字，而作者的口吻，則粗粗一看，大抵好像革命文學家。但我看了幾篇，竟逐漸覺得廢話太多了。解剖刀既不中腠理，子彈所擊之處，也不是致命傷。……我於是想，可供參考的這樣的理論，是太少了，所以大家有些糊塗。對於敵人，解剖、咬嚼，現在是在所不免的，不過有一本解剖學，有一本烹飪法，依法辦理，則構造味道，總還可以較為清楚，有味。人往往以神話中的Prometheus比革命者，以為竊火給人，雖遭天帝之虐待而不悔，其博大堅忍正相同。但我從別國里竊得火來，本意卻在煮自己的肉的，以為倘能味道較好，庶幾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較多的好處，我也不枉費了身軀：出發點全是個人主義，並且還夾雜著小市民性的奢華，以及慢慢地摸出解剖刀來，反而刺進解剖者的心臟里去的『報復』。梁（實秋）先生說『他們要報復』，其實豈只『他們』，這樣的人在『封建餘孽』中也很有的。然而，我也願意於社會上有些用處，看客所見的結果仍是火和光。這樣，首先開手的就是《文藝政策》，因為其中含有各派的議論。」 「左聯」醞釀於1929年的冬間，成立於1930年3月間。魯迅曾於「左聯成立大會」中發表意見，他說：「我以為在現在，『左翼』作家是很容易成為『右翼』作家的。為什麼呢？第一，倘若不和實際的社會鬥爭接觸，單關在玻璃窗內做文章，研究問題，那是無論怎樣的激烈，『左』，都是容易辦到的；然而一碰到實際，便即刻要撞碎了。關在房子裡，最容易高談徹底的主義，然而也最容易『右傾』。西洋的叫作『Salon的社會主義者』，便是指這而言。……第二，倘不明白革命的實際情形，也容易變成『右翼』。革命是痛苦，其中也必然混有污穢和血，決不是如詩人們所想像的那般有趣，那般完美；革命尤其是現實的事，需要各種卑賤的、麻煩的工作，決不如詩人所想像的那般浪漫；革命當然有破壞，然而更需要建設，破壞是痛快的，但建設卻是麻煩的事。所以對於革命抱著羅曼蒂克的幻想的人，一和革命接近，一到革命進行，便容易失望。……還有，以為詩人或文學家高於一切人，他的工作比一切工作都高貴，也是不正確的觀念。」 接著他提出了今後應注意的幾點：「第一，對於舊社會和舊勢力的鬥爭，必須堅決，持久不斷，而且注重實力。……第二，我以為戰線應該擴大。在前年和去年，文學上的戰爭是有的，但那範圍實在太小，一切舊文學舊思想都不為新派的人所注意，反而弄成了在一角里新文學者和新文學者的鬥爭，舊派的人倒能夠閒舒地在旁邊觀戰。……第三，我們應當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我們急於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戰士，但同時，在文學戰線上還要『韌』。……要在文化上有成績，則非韌不可。最後，我以為聯合戰線是以有共同目的為必要條件的。……如果目的都在工農大眾，那當然戰線也就統一了。」 從那以後，他的路向就慢慢走穩了。 有一位和魯迅在上海時往還很密切的馮雪峰（他也是浙東人，和筆者也是浙江第一師範的先後同學），他曾寫了一本《回憶魯迅》。 不過，雪峰對於魯迅的看法，以及他所說的魯迅與「左聯」的關係，卻不是一些勉強替魯迅戴紙糊帽子的人所能了解的。馮氏說他自己在北京過流浪生活時期，曾經在北京大學旁聽過魯迅的講課，他得了一些印象，又從別人那裡聽來了一些，他是一個很矛盾的人。他在心裡曾經這樣說他：「魯迅，確實非常熱情，然而又確實有些所謂冷得可怕的。我看見他號召青年起來反抗一切舊勢力和一切權威，並且自己就願意先為青年斬除荊棘，受了一切創傷也不灰心；可是我覺得他又好像蔑視一切，對一切人都懷有疑慮和敵意，仿佛青年也是他的敵人，就是他自己也是他的敵人似的。總之，我以為他是很矛盾的，同時也認為他是很難接近的人。」凡是和魯迅相接近的朋友都有這樣的感覺，魯迅，是他自己那一環境所孕育成長的，我們不能忘記他自己所說「有誰從小康人家而墜入困頓的麼，我以為在這路途中，大概可以看見世人的真面目」的話，這是使他成為「冷得可怕」的主因，我們實在不必為之隱諱的。（後來馮氏又否定他的看法了，也是政治觀點在作祟。）魯迅曾經這麼說過：「怎麼可以沒有希望呢。否則，人也活不下去了。我自然相信有將來，不過將來究竟如何美麗，光明，卻還沒有怎樣去想過。倘說是怎麼樣才能到達將來，我是以為要更看重現在；無論現在怎麼黑暗，卻不想離開。我向來承認進化論，以為推翻了黑暗的現狀，改革現在，將來總會比現在好。將來實行什麼主義好，我也沒有去想過；但我以為實行什麼主義，是應該說現在應該實行什麼主義的。」這些話，都可以使我們了解他的本意的。 我在上文，已經說過「左聯」在上海爭取進步的文藝作家，那是有的，但「左聯」並不曾處於領導地位。「左聯」一直就爭取魯迅，但魯迅也不是左聯的領導者，這是寫《中國新文學史稿》的王瑤所不明白的。馮氏說：「『左聯』和魯迅先生是相互發揮的，如果『左聯』不是有魯迅參加發起，經過他的領導，那麼左聯是不會有像我們所看見的這樣的成績，也不會像我們所看見的這個樣子的。我們知道，『左聯』有過許多錯誤，但這些錯誤都不應由魯迅來負責。那些更重要的錯誤，我覺得和那時候，在上海的黨中央的『左』和『右』的錯誤傾向相聯繫著的，而那次要的錯誤，則我們簡直是常常犯的了。」從「左聯」這團體和它的活動來說，這還是更重要的原因，就因為魯迅在。在那時候，只要有魯迅存在，「左聯」就存在。只要魯迅不倒，「左聯」就不會倒。魯迅的鬥爭的頑強和他的權威實在地起了決定的作用。他在「左聯」被壓迫越來越厲害的時候，幾次說：「越困難，我們越要堅持！」那神情簡直天真到有如一個好鬥的兒童，好像對敵人說：「咱們試一試罷！」他的這種堅持的頑強態度，就給了大家以無限的力量和信心。這是「左聯」依靠著魯迅，而不是魯迅領導「左聯」呢！ 但魯迅和「左聯」也不一定十分和諧的，我們且看他寫給徐懋庸的信，說到他和周起應（周揚）見面那一幕（周起應也是中共派在上海執行文藝政策的），就可以明白了（此是後話）。 我們細看魯迅《華蓋集續編》，可以看到他和「正人君子」的《現代評論》派（也稱「吉祥胡同」派），有過短兵相接的長時期論爭；後來，他到了廈門、廣州，也還是和《現代評論》派及胡適之派有過近於派系的論爭。（從那一篇《我的「籍」和「系」》中，看得很明白。）到了上海，這一份論爭的氣息，就從胡適所主編的《新月》上再展開來。魯迅也就主編了在上海復刊的《語絲》周刊。 新月派文人，有徐志摩、胡適、梁實秋、沈從文、羅隆基等。（這些作家，都有他們的成就的，《語絲》和《現代評論》論爭的公案，也一直是結而不解的。）當年，陳西瀅寫信給徐志摩，曾經毒辣地諷刺了魯迅一陣，說：「魯迅先生一下筆就想構陷人家的罪狀。他不是減，就是加，不是斷章取義，便捏造些事實。他是中國『思想界的權威者』，輕易得罪不得的。有人同我說：魯迅先生缺乏的是一面大鏡子，所以永遠見不到他的尊容。我說他說錯了，魯迅先生的所以這樣，正因為他有一面大鏡子。你見過趙子昂畫馬的故事罷。他要畫一個姿勢，就對鏡伏地做出那個姿勢來。魯迅先生的文章也是對了他的大鏡子寫的，沒有一句罵人的話不能應用在他自己的身上。要是你不信，我可以同你打一個賭。」自從這封毒辣的信刊出來以後，魯迅就和他們明識暗諷對罵了一年半，而今又移到《新月》上來了。 《新月》的發刊詞，便是一封挑戰書，他們提出了「健康與尊嚴」原則說：「不幸我們正逢著一個荒歉的年頭，收成的希望是枉然的。這又是一個混亂的年頭，一切價值的標準是顛倒了的。先說我們這態度所不容的，我們不妨把思想比作一個市場，我們來看看現代我們這市場上看得見的是些什麼。如同在別的市場上，這思想的市場上，也是擺滿了攤子，開滿了店鋪，排滿了招牌，貼滿了廣告，這一眼看去，辨認得清的至少有十來種行業，各有各的色彩，各有各的引誘。（他們列舉了十三種派別。）商業上有自由，不錯，思想上言論上有充分的自由，不錯。但得在相當的條件下，最主要的條件是（一）不妨害健康的原則，（二）不折辱尊嚴的原則。」這段申明，可以說是很含混的，也可以說是很鮮明的。接著便是梁實秋那篇《文學與革命》，他認為革命的文學這個名詞根本就不能成立，說：偉大的文藝乃是基於固定的普遍的人性，人性是測量文學的唯一的標準。文學就不是大多數的，絕無階級的分別。魯迅便起來應戰了，他說：「這樣的山羊（指新月派的紳士）……脖子還掛著一個小鈴鐸，作為知識階級的徽章。……能領了群眾穩妥平靜地走去，直到他們應該走的所在。……這是說：雖死也應該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 他批評梁實秋的論點說：「文學不借人，也無以表示『性』，一用人，而且還在階級社會裡，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無須加以『束縛』，實乃出於必然。自然，『喜怒哀樂，人之情也』，然而窮人絕無開交易所折本的懊惱，煤油大王哪會知道北京撿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飢區的災民，大約總不去種蘭花，像闊人的老太爺一樣，賈府上的焦大，也不愛林妹妹的。『汽笛呀！』『列寧呀！』固然並不就是無產文學，然而『一切東西呀！』『一切人呀！』『可喜的事來了，人喜了呀！』也不是表現『人性』的『本身』的文學。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運動，生殖——的文學，或者除去『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必當更在其上。倘說，因為我們是人，所以以表現人性為限，那麼，無產者就因為是無產階級，所以要做無產文學。」 這一場爭論，倒是不十分長久，便過去了。 魯迅初住上海那兩年，曾經應李小峰之請，編過《語絲》周刊的。（那時，李小峰已經把北新書局辦起來了，那時的北新頗有朝氣，和開明、生活書店鼎立為三。）這份時代紀程碑的刊物，到了上海，內傷外感，卻也失去了初期的光芒了。魯迅曾以沉痛的心懷寫過那篇《我和〈語絲〉的始終》，說到向來編法的「糟」「亂」。（凡社員的稿件，編輯者並無取捨之權，來則必用，只有外來的投稿，由編輯者略加選擇，必要時且或略有所刪改，所以他應做的，不過後一段事，而且社員的稿子實際上也十之九直寫，北新書局，由那裡運送印製局的，等到他看見時，已在印釘成書之後了。所謂「社員」，也並無明確的界限，最初的撰稿者，所余早已無多，中途出現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他說：「經我擔任了編輯之後，《語絲》的時運就很不濟了，受了一回政府的警告，遭了浙江當局的禁止，還招了創造社式『革命文學』家的拚命的圍攻。警告的來由，我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一篇戲劇；禁止的緣故也莫名其妙，有人說是因為登載了揭發復旦大學內幕的文字，而那時浙江的黨務指導委員老爺卻有復旦大學出身的人們。至於創造社派的攻擊，那是屬於歷史底的了，他們在把守『藝術之宮』，還未『革命』的時候，就已經將『語絲派』中的幾個人看作眼中釘的。……但《語絲》本身，卻確實也在消沉下去。一是對於社會現象的批評幾乎絕無，連這一類的投稿也少有，二是所余的幾個較久的撰稿者，這時又少了幾個了。前者的原因，我以為是在無話可說，或有話而不敢言，警告和禁止，就是一個實證。後者，我恐怕是其咎在我的。舉一點例罷，自從我萬不得已，選登了一篇極平和的糾正劉半農先生的『林則徐被俘』之誤的來信以後，他就不再有片紙隻字；江紹原先生紹介了一篇油印的《馮玉祥先生……》來，我不給編入之後，紹原先生也就從此沒有投稿了。並且這篇油印文章不久便在也是伏園所辦的《貢獻》上登出，上有鄭重的小序，說明著我託詞不載的事由單。」 在魯迅看來，這又是《新青年》的舊戲重演了。他有幾句沉痛的結語：「雖然因為毀壞舊物和戳破新盒子而露出裡面所藏的舊物來的一種突擊之力，至今尚為舊的和自以為新的人們所憎惡，但這力是屬於往昔的了。」 從那一時期的政治社會氣氛來說，魯迅之在上海，處於國民黨政權之下，也和北洋軍閥統治的北京時代，並無不同，甚至更低沉得多。他之所以轉向積極反抗的路，也還是這一種低沉的氣壓迫出來的。他曾經這麼說過：「倘若有人問我，可曾預料在『革命』的廣州也會有那樣的屠殺？我直說，我真沒有料到。姑不論我也是抱著『美夢』到廣州去的，在那裡，還在『合作』時候，我就親眼見過那些嘴臉，聽過那些誓言。說我深於世故，一切世故都會沒有用的。……還是太老實，太相信了『做戲的虛無黨』，真上了大當……我終於嚇得口呆目瞪……血的代價，得的教訓就只有明白了這上當。」 他說：「我只是弄弄文字的人，以為對於戰鬥的青年有些小幫助，有時還是特意為了滿足他們的希望而鞭策自己，政治上的事情不曾怎樣去細想過。到我那裡來的青年，有的大概真是共產黨員罷，但我也只是風聞，他自己不說，我是不去問的。頭幾天還見過面的，忽然知道他已經不在世上了。」「這回也還是青年教訓了我。……我相信進化論，以為青年總勝於老人，世間壓迫殺戮青年的大概是老人，老人要早死，所以將來總要好一些。但是不然，殺戮青年的，就是青年，或者告密，或者親自捕人。過去軍閥殺青年，我悲憤過，這回我還來不及悲憤，早已嚇昏了。我的進化論完全破產！」他看見了新的阿Q時代，一切，一切，都是如此。 從1927年到1931年，這五年間，蔣介石所發動的內戰（所謂「剿共」以外的軍閥戰爭），以及國民黨內部的「苦迭打」，一直不曾停止過。其間有蔣、汪合作時期，也有蔣、胡合作時期，有改組派南走粵北走燕與地方軍閥合作反蔣的時期，也有西山會議派與地方軍合作反蔣的時期。就為政局動盪不定，所以控制文化的力量有強有弱，有緊有松。對於魯迅大體是不利的，卻也沒有什麼大不利，因為他一直過著「且介亭」生活。（魯迅晚年的雜文，都以「且介亭」為名。「且介亭」即「租界」二字之半，意謂住在北四川路底，過著半租界生活。）上海以外，當然是國民黨黨老爺的天下，對於書報的檢查，各行其是，對於上海出版界是大不利的。 魯迅曾在《二心集》的序言，說到1930年間他自己的生活。他說：當十九年的時候，期刊已漸漸的少見，有些是不能按期出版了，大約是受了逐日加深的壓迫。《語絲》和《奔流》，則常遭郵局的扣留，地方的禁止，到底也還是敷衍不下去。那時，他能投稿的，就只剩了一個《萌芽》，而出到五期，也被禁止了，接著是出了一本《新地》。此外還有曾經在學校里演講過兩三回，那時無人替他記錄，他說：當時講了些什麼，連他自己也記不清楚了。只記得在一個大學裡演講的題目，是《象牙塔和蝸牛廬》。大意是說：象牙塔里的文藝，將來絕不會出現於中國，因為環境並不相同，這裡是連擺這「象牙之塔」的處所也已經沒有了；不久可以出現的，恐怕至多只有幾個蝸牛廬。蝸牛廬者，三國時所謂「隱逸」的在那焦先曾經居住的那樣的草窠，大約和現在江北窮人手搭的草棚相仿，不過還要小，光光的伏那裡面，少出少動，無衣無食無言。因為那時是軍閥混戰，任意殺掠的時候，心裡不以為然的人，只有這樣才可以苟延他的殘喘。但蝸牛角里哪裡會有文藝呢，所以這樣下去，中國的沒有文藝，是一定的。 自從魯迅加入了「左聯」，左翼作家拿著蘇聯的盧布之說，在當時的大小報上紛紛宣傳起來。他說：「盧布之謠，我是聽慣了的。……上海的《晶報》上就發表過『現代評論社主角』唐有壬先生的信札，說是我們的言動，都由於莫斯科的命令，這又正是祖傳的老譜，宋末有所謂『通虜』，清初又有所謂『通海』，向來就用了這類的口實，害過許多人們的。所以含血噴人，已成了中國士君子的常經，實在不單是他們的識見，只能夠見到世上一切都靠金錢的勢力。」 （唐有壬，汪精衛派要角之一。） 1931年春間，魯迅曾經替美國《新群眾》月刊寫過一篇報道文字，題為《黑暗中國的文藝界的現狀》，曾經說過：「現在，在中國，無產階級的革命的文藝運動，其實就是唯一的文藝運動。因為這乃是荒野中的萌芽，除此以外，中國已經毫無其他文藝。屬於統治階級的所謂『文藝家』，早已腐爛到連所謂『為藝術的藝術』以至『頹廢』的作品也不能生產，現在來抵制左翼文藝的，只有誣衊、壓迫、囚禁和殺戮；來和左翼作家對立的，也只有流氓、偵探、走狗、劊子手了。」 （禁期刊、禁書籍，不但內容略有革命性的，而且連書面用紅字的，俄國的作品，連契訶夫和安特萊夫的有些小說，也都在禁止之列。） 他又說：「這樣子，左翼文藝仍在滋長。但自然是好像壓於大石之下的萌芽一樣，在曲折地滋長。所可惜的，是左翼作家之中，還沒有農工出身的作家。一者，因為農工歷來只被壓迫，榨取，沒有略受教育的機會；二者，因為中國的象形——……的方塊字，使農工雖是讀書十年，也還不能任意寫出自己的意見。」 他的話當然是帶憤激之情說的，可是十分真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