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十四 廣州九月

1927年1月18日，魯迅從廈門到了廣州，在中山大學任教；就在那年9月底，又離開廣州北行，到上海去，他在廣州差不多住了九個月。這九個月，他的精神也不怎麼愉快。最近，上海《文藝月報》發表了一封魯迅那時寫給章川島的信，倒可以簡括說明他的處境。信中這麼說： 我在這裡，被抬得太高，苦極。作文演說的債，欠了許多。陰曆正月三日從毓秀山 跳下，跌傷了，躺了幾天。十七日到香港去演說，被英國人禁止在報上揭載了。真是釘子之多，不勝枚舉。我想不做「名人」了，玩玩。一變「名人」，「自己」就沒有了。 他在廣州的生活，他自己寫的《怎麼寫》《在鐘樓上》兩篇夜記說得很有趣，也很悲涼。他在中大的職務是中國文學系教授兼主任，本來想做點事，他曾對許廣平說：「到中大後，也許不難擇一併不空耗精力而較有益於學校或社會的事。只要中大的文科辦得還像樣，我的目的就達到了。我還想與創造社聯合起來，造一條戰線，更向舊社會進攻，我再勉力寫些文字。」當然，這一希望也就很快地幻滅了。 他到中大，住在最中央而最高的處所，通稱大鐘樓。一到夜間便有十多隻——也許二十多隻吧——老鼠出現，馳騁文案。什麼都不管，只要可吃的，它就吃，並且能開盒子蓋。攪得他晚上不能夠睡覺。到清晨時，就有「工友」們大聲唱歌，他聽不懂的歌。那時，訪問他的青年很多，有幾個熱心於改革的，還希望他對於廣州的缺點加以激烈的攻擊。他回答得很技巧，說他還未熟悉本地的情形，而且已經革命，覺得無甚可以攻擊之處。我們且回想一下，那一年春天，國民革命軍已擊潰了孫傳芳的軍隊，攻占了南京、上海，廣州這個革命的後方根據地，其實已經十分沉寂了。 他當時的廣東印象是這樣：「我於廣州無愛憎，因而也就無欣戚，無褒貶。我抱著夢幻而來，一遇實際，便被從夢境放逐了，不過剩下些索漠。我覺得廣州究竟是中國的一部分，雖然奇異的花果，特別的語言，可以淆亂遊子的耳目，但實際是和我所走過的別處都差不多的。倘說中國是一幅畫出的不類人間的圖，則各省的圖樣實無不同，差異的只在所用的顏色。黃河以北的幾省，是黃色和灰色畫的，江浙是淡黑和淡綠，廈門是淡紅和灰色，廣州是深綠和深紅。我那時覺得似乎其實未曾遊行，所以也沒有特別的罵詈之辭，要專一傾注在素馨和香蕉上。……到後來，卻有些改變了，往往斗膽說幾句壞話。然而有什麼用呢？在一處演講時，我說廣州的人民並無力量，所以這裡可以做『革命的策源地』，也可以做反革命的策源地……當譯成廣東話時，我覺得這幾句話似乎被刪掉了。……廣東的花果，在『外江佬』的眼裡，自然依然是奇特的。我們最愛吃的是『楊桃』，滑而脆，酸而甜，做成罐頭的，完全失卻了本味。汕頭的一種較大，卻是『三廉』，不中吃了。我常常宣傳楊桃的功德，吃的人大抵贊同，這是我這一年中最卓著的成績。」 這又是一份淡淡的哀愁。 魯迅在廣州的不快意的生活，由於《現代評論》派人士的參加中山大學，重開「廈大」式小圈子裡的派系爭鬥，他只能先離開中山大學的鐘樓，接著便離開廣州了。不過，魯迅在廣州，有幾回雖是並非出於他的樂意的演講，卻是十分出色的。一回是在黃埔軍官學校所講演的《革命時代的文學》，一回是在廣州暑期學術演講會所講的《魏晉風度及文章及藥與酒之關係》，都是獨抒卓見，為一般文士所想不到、說不出，而且也不敢說的。那年2月間，魯迅還到香港講演過兩次，兩次都在青年會，一次題為《無聲的中國》，一次是《老調子已經唱完》，都是針對著現實的批評。我以為魯迅的文字，就批評現實的匕首作用說，晚年的雜文自是強韌有力。但要理解他的思想體系，說得完整一點的，還得看他的幾篇長的論文和講稿的。 那時，魯迅對於革命和文學，有著他自己的看法，並不如後來那些所謂魯迅的信徒一般，硬拉入另一種面孔中去的。在廣州的青年，引了拉狄克的話「在一個最大的社會改變的時代，文學家不能做旁觀者！」來鞭策他，他說：「拉狄克的話，是為了葉遂寧和梭波里的自殺而發的。他那一篇《無家可歸的藝術家》譯載在一種期刊上時，曾經使我發生過暫時的思索。我因此知道凡有革命以前的幻想或理想的革命詩人，很可有碰死在自己所謳歌希望的現實上的運命；而現實的革命倘不粉碎了這類詩人的幻想或理想，則這革命也還是布告上的空談。但葉遂寧和梭波里是未可厚非的，他們先後給自己唱了輓歌，他們有真實。他們以自己的沉沒，證明著革命的前行。他們到底並不是旁觀者。」 這一看法，他在後來另一講演，題名《文藝與政治的歧途》中，有更詳切的說明。（這一篇講稿，系筆者所記錄，魯迅認為可收入他的文錄，見《魯迅書簡》。）他說：「我每每覺到文藝和政治時時在衝突之中；文藝和革命原不是相反的，兩者之間，倒有不安於現狀的同一。惟政治是要維持現狀，自然和不安於現狀的文藝處在不同的方向。……政治想維繫現狀使它統一，文藝催促社會進化使它漸漸分離；文藝雖使社會分裂，但是社會這樣才進步起來。文藝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釘，那就不免被擠出去。」 我們從他這一觀點來看他當時的言論，那就可以了解得清楚一點了。 魯迅在廣州所看到的是「奉旨革命」，雖說前幾年他在北方常常看到壓迫黨人，看見捕殺青年，到那裡就看不見。後來他才悟到這不過是「奉旨革命」的現象，廣州和其他城市一樣，「革命」後也並沒有多大的進步。他說：「我聽人家說，廣東是很可怕的地方，並且赤化了，既然這樣奇，這樣可怕，我就要來看，看看究竟怎樣；我到這裡不過一禮拜，並沒看見什麼，沒有看見什麼奇怪的、可怕的。據我兩隻眼睛所看見的，廣東比起舊的社會，沒有什麼特別的情形，並不見得有兩樣，我只感覺著廣東是舊的。」 他對黃埔軍官學校的學生說：「在這革命地方的文學家，恐怕總喜歡說文學和革命是大有關係的，例如可以用這來宣傳，鼓吹，煽動，促進革命和完成革命。不過我想，這樣的文章是無力的，因為好的文藝作品，向來多是不受別人命令，不顧利害，自然而然地從心中流露的東西；如果先掛起一個題目，做起文章來，那又何異於八股，在文學中並無價值，更說不到能否感動人了。為革命起見，要有『革命人』，『革命文學』倒無須急急，革命人做出東西來，才是革命文學。所以，我想：革命，倒是與文章有關係的。」 這些話，都說得很切實，很對症，但和一般人的想法都是相反的。 那一時期的魯迅情懷，我們倒可以從他的另外幾篇短文中體會更深刻一點。他到了廣東，看見了所謂革命策源地，有了種種感慨。他說：「其實是『革命尚未成功』的。革命無止境，倘使世上真有什麼『止於至善』，這人間世便同時變了凝固的東西了。不過，中國經了許多戰士的精神和血肉的培養，卻的確長出了一點先前所沒有的幸福的花果來，也還有逐漸生長的希望。倘若不像有，那是因為繼續培養的人們少，而賞玩，攀折這花，摘食這果實的人們倒是太多的緣故。」 這是一針見血的批評。他有幾句辛辣的諷刺的話： 革命，反革命，不革命。 革命的被殺於反革命的。反革命的被殺於革命的。不革命的或當作革命的而被殺於反革命的，或當作反革命的而被殺於革命的，或並不當作什麼而被殺於革命的或反革命的。 這是一部中華民國革命史的總結論，哀哉，中國老百姓的劫運！ 他對於中華民族的前途是頗悲觀的。他在香港青年會的第一次演講，說道：「我們此後實在只有兩條路：一是抱著古文而死掉，一是舍掉古文而生存。」他知道大家正在走前一條路。他在第二次演講，就指出老調子沒有唱完。他說：「中國的文章是最沒有變化的，調子是最老的，裡面的思想是最舊的。但是，很奇怪，卻和別國不一樣。那些老調子，還是沒有唱完。這是什麼緣故呢？有人說，我們中國是有一種『特別國情』。——中國人是否真是這樣『特別』，我是不知道，不過我聽得有人說，中國人是這樣。——倘使這話是真的，那麼，據我看來，這所以特別的原因，大概有兩樣。第一，是因為中國人沒有記性，……所以昨天聽過的話，今天忘記了，明天再聽到，還是覺得很新鮮。做事也是如此，昨天做壞了的事，今天忘記了，明天做起來，也還是『仍舊貫』的老調子。第二，是個人的老調子還未唱完，國家卻已經滅亡了好幾次了。何以呢？我想，凡有老舊的調子，一到有一個時候，是都應該唱完的，凡是有良心，有覺悟的人，到一個時候，自然知道老調子不該再唱，將它拋棄。但是，一般以自己為中心的人們，卻決不肯以民眾為主體，而專圖自己的便利，總是三番四復的唱不完。於是，自己的老調子固然唱不完，而國家卻已被唱完了。」 他是希望一般青年首先是拋棄了老調子，那些舊文章舊思想，都已經和舊社會毫無關係了。生在現今的時代，捧著古書是沒有用處了。這句話，直到今天，還是逆耳之言呢！ 那回，魯迅在香港的遭遇是有趣的，他說：「我去講演的時候，主持其事的人大約很受了許多困難，但我都不大清楚。單知道先是頗遭干涉，中途又有反對者派人索取入場券，收藏起來，使別人不能去聽；後來又不許將講稿登報，經交涉的結果，是削去和改竄了許多。」 （他講演中幾次提到了元朝，有人就有些不高興了。）至於魯迅在廣東，他自己也有了幽默的譬說：「回想起我這一年的境遇來，有時實在覺得有味。在廈門，是到時靜悄悄，後來大熱鬧；在廣東，是到時大熱鬧，後來靜悄悄。肚大兩頭尖，像一個橄欖。我如有作品，題這名目是最好的，可惜被郭沫若先生占先用去了。」 他在寂寞的南方，又經歷了一番世故。他也曾幽默地寫信給李小峰說：「照那時的形勢看來，實在也足令認明了我的『紙糊的假冠』的才子們生氣。但那……只是報上所表見的，乃是一時的情形；此刻早沒有假冠了，可惜報上並不記載。」 [他指出：（一）戰鬥和革命，先前幾乎有修改為搗亂的趨勢，現在大約可以免了。（二）要他做序的書，已經託故取回。期刊上他的題簽，已經撤換。（三）報上說他已經逃走或者說他到漢口去了。]他就是這麼寂寞地離開廣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