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十三 南行

——在廈門 1926年8月底，魯迅從北京南下，到了上海，9月4日，他乘輪到了廈門。第二年1月間，他又從廈門到廣州；到了9月，他又從廣州北歸上海。這一年，正是北洋軍閥政權總崩潰，國民革命軍北伐成功的時期；他又一度看到了大革命的浪潮，體味到《好的故事》的新的悲哀！（這一部分史料，保留在他和許廣平的《兩地書》中，最近，陳夢韶編次了《魯迅在廈門》的小冊子，可供參考。） 魯迅到廈門大學去擔任教職（國文系教授兼國學院研究教授），原是應林語堂的邀請。他遠離了北京那個政治紛擾的圈子，投入這樣景物宜人的海濱小城，而且生活比較安定，如他自己所說的：「背山面海，風景絕佳……四面幾無人家，離市面約有十里，要靜養倒好的。」 他初到那裡，覺得還不壞，打算在那兒住兩年，想把先前已經集成的《漢畫像考》和《古小說鉤沉》印出來。可是，他一住下去，便覺得不對了。後來勉強住滿了一學期；他當時的心境，可以下得「淡淡的哀愁」的考語。他說：「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裡。白天還有館員、釘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里，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沉靜下去了。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冢；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面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里。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遠還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麼？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愈想，它卻愈渺茫了，幾乎就要發見僅只我獨自倚著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這一份心境，我們是體會得到的，筆者曾經和他談起，其間有著不可解消的隔膜。 魯迅是從北京到廈門去的。北京的學術空氣和上海已經不相同，海派的學術研究，在京派已覺得過於浮淺，若拿這一尺度來衡量其他城市的學術空氣，那當然更差一截了。海外人士心目中的國學，尚未脫離「四書五經」階段，那時的中山大學教授，力主讀經，提倡《古文觀止》，和陳濟棠一鼻孔出氣，要驅逐胡適出境，對於魯迅的輯佚書工作更不能賞識了。那時廈門大學校長林文慶，對國學也是外行，所期待於國學研究所的，也和魯迅的預想差得很遠。一開頭便格格不相入，也是勢所必至的。魯迅有一封寫給景宋的信，說：「這裡的學校當局，雖出重資聘請教員，而未免視教員如變把戲者，要他空拳赤手，顯出本領來。即如這回開展覽會，我就吃苦不少。當開會之前，兼士要我的碑碣拓片去陳列，我答應了。但我只有一張小書桌和小方桌，不夠用，只得攤在地上，伏著，一一選出。及至拿到會場去時，則除孫伏園自告奮勇，同去陳列之外，沒有第二人幫忙。……兼士看不過去，便自來幫我……」 彼此隔膜之情，便是如此。 魯迅在廈門住了半年，幾乎近於不歡而散。固然廈門大學不了解魯迅，不認識魯迅；魯迅呢，也並不認識廈門大學、了解廈門大學。（魯迅曾經在《海上通信》這麼說過：「校長林文慶博士，他待我實在是很隆重，請我吃過幾回飯，單是餞行，就有兩回。」實在他們之間是很隔膜的。）不過，魯迅雖是操守很嚴的人，待人有時實在過於苛刻，尤其是他的筆尖；《兩地書》乃是他們情侶間的信件，罵起人來更是不留情。筆者特地要提請讀者注意，並不是魯迅所罵的都是壞人，如陳源（西瀅）、徐志摩、梁實秋，都是待人接物很有分寸，學問很淵博，文筆也不錯，而且很謙虛的。有人看了魯迅的文章，因而把陳西瀅、梁實秋看作十惡不赦的四凶，也是太天真了的！當時，魯迅離開廈門大學，外間有魯迅派和胡適派爭鬥之說，魯迅也出來否認了；但我們看了《兩地書》，就會明白魯迅派確有和胡適派交惡的事實；這樣的門戶之見，也是不足取的。在魯迅的筆下，顧頡剛是十足的小人，連他的考證也不足道。其實，顧頡剛也是篤實君子，做考證，十分認真；比之魯迅，只能說各有所長，不必相輕。其他，魯迅提到的人，我也認識了好多，他們文士的習氣雖所不免，學者派頭，或許十足，卻也不是什麼小人。（魯迅有一封信形容顧頡剛在廣州時的猥瑣樣兒，也是有點過分的。）魯迅有一封10月16日寫給許廣平的信，對於這一回門戶之爭，說得很明白。他說：「我的情形，……大約一受刺激，便心煩，事情過後，即平安些。可是本校情形實在太不見佳，朱山根之流，已在國學院大占勢力，□□（□□） 又要到這裡來做法律系主任了，從此《現代評論》色彩，將瀰漫廈大。在北京是國文系對抗著的，而這裡的國學院卻弄了一大批胡適之陳源之流，我覺得毫無希望。」 這不能不說是他的偏見，他當時還怪沈兼士糊塗呢。 中國士大夫黨同伐異，氣量褊狹，魯迅最為了解，但他也不能跳出這一圈子，所以，他十分敏感。我覺得魯迅寫廈大歡宴太虛法師那一幕，倒是我所說的「隔膜」二字的最好注釋。太虛法師本來是政治性和尚，和天主教之有于斌，伯仲之間。他在中國官場的地位很高，對於佛法研究，卻淺薄得很。太虛到南普陀來講經，佛教青年會提議，擬令童子軍捧鮮花，隨太虛行蹤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蓮花之意。世俗人的心目中，太虛便是如此人物。有一天下午，南普陀寺和閩南佛學院分宴太虛，邀魯迅作陪，廈大方面硬要他去，否則外間會說以為廈大看不起他們；顧及團體，魯迅只得從命。魯迅寫道：「羅庸說太虛『如初日芙蓉』，我實在看不出這樣，只是平平常常。入席，他們要我與太虛並排上坐，我終於推掉，將一位哲學教員供上完事。太虛倒並不專講佛事，常論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員們，偏好問他佛法，什麼『唯識』呀，『涅槃』哪，真是其愚不可及，……其時又有鄉下女人來看，結果是跪下大磕其頭，得意之狀可掬而去。」 這明明是三種境界，要他們合攏來，也是不可能的。 魯迅在廈大，原是林語堂的關係，上文已提到過了。他和林氏的關係究竟怎樣呢？他在另一封信中說：「這學校，就如一部《三國志演義》，你槍我劍，好看煞人。北京的學界在都市中擠軋，這裡是在小島上擠軋，地點雖異，擠軋則同。但國學院內部的排擠現象，外間卻還未知道，……將來一知道，就要樂不可支。我於這裡毫無留戀，吃苦的還是玉堂，但我和玉堂的交情，還不到可以向他說明這些事情的程度，即使說了，他是否相信，也難說的。我所以只好一聲不響……」 這顯然又是一重隔膜。 從魯迅和許廣平的通信，和他的回憶文字中，我們體味到他那一時期的寂寞與哀愁。魯迅本來是一個不甘寂寞的人；不甘寂寞，不一定是「熱衷」，「熱衷」不一定是想做官。為了戀愛和人世間的掙扎，也可以熱衷的。以北京的廣大複雜來和這一孤島的單調對比，當然是十分寂寞了；何況那一時期，又是他和許廣平正在熱戀的時期。（魯迅對於山水之勝，素來不感興趣；他在杭州一年多，也只游過一回西湖。）所以，廈門的南普陀寺，可以容下弘一法師那樣高僧在那一海角上終其晚年，卻容不下魯迅這樣一個不甘寂寞的人。他曾寫道：「今夜周圍是這麼寂靜，屋後面的山腳下騰起野燒的微光；南普陀寺還在做牽絲傀儡戲，時時傳來鑼鼓聲，每一間隔中，就更加顯得寂靜。電燈自然是輝煌著，但不知怎地忽有淡淡的哀愁來襲擊我的心。」 這便是他的心境。 北京和上海，雖是環境很壞，卻是大海，可以容得下他這一大魚，不至於那麼無意義地攪擾他的。筆者曾勸他到青島去養病，他說，且不說別的，他有了廈門的經驗，那些山明水秀之鄉，對於他並不是很好的溫床，因為那些地方，對於世事太隔絕了。魯迅在廈門時期，他雖說脫去了北京那個複雜的政治環境，但廈門這一角上，比北京更遠離著革命，像他這樣一個現代頭腦的人，要他遠離了世事，也是不可能的。他有一封寄許廣平的信中說：「此地對於外面的情形，也不大瞭然。看今天的報紙，刊有上海電。（但這些電報是什麼來路，卻不明。）總結起來：武昌還未降，大約要攻擊；南昌猛撲數次，未取得；孫傳芳已出兵；吳佩孚似乎在鄭州，現在與奉天方面暗爭保定大名。」 在那個國民革命的白熱狂潮中，他這個人，不也等於羲皇上人了嗎？對外的狂烈戰鬥，不把他卷進去，他這羲皇上人，也只好在小圈子中間鬧小鬥爭了。 把他那一段時期的生活，放在他的一生中去看，卻也不一定如他當時所慨嘆的冷落的。他那兩部最好的散文集：《朝花夕拾》和《野草》，都是這一時期編成的，還有一部最富啟示意味的散文集：《墳》，也是這一時期出版的。（《朝花夕拾》的後面五篇，都是這一時期在集美樓上寫的。）他開始寫歷史小品，那部有名的《故事新編》中，《鑄劍》和《奔月》兩篇，便是這一時期所寫的。 魯迅編訂《古小說鉤沉》，這是《中國小說史略》的原料的一部分，原已列入《國學研究院叢書》。這部史料，雖不曾在廈大出版（後來由北新書局出版），卻是那一時期整理完成的。他的中國文學史講義，也在那兒開了頭，那部有名的《漢文學史綱要》，便是這時期寫成的。依比例來說，他這一時期的成就並不算少。 就是因為地方小，一般人的眼界也小，所以把他當作四腳蛇、獨角牛看待。他在學校，誰都可以直衝而入，並無可談，而東拉西扯，坐著不走，浪費時光，自是可惜的。他曾向許廣平訴苦說：「將來如到廣州去，應該在校中取得一間屋，算是住室，作為預備功課及會客之用，另在外面覓一相當的地方，作為創作及休息之用，庶幾不至於起居無節，飲食不時，再踏在北京時之覆轍。」這又是他耐不住世俗生活的一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