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評傳 · 十二《北晨》副刊與《語絲》

魯迅的《阿Q正傳》，原是按期刊在北京《晨報》的副刊上的，上文我們已經說到了。他的文藝創作和雜感文，也就從《北晨》副刊作多方面的發展；後來，才有《語絲》和《京報》副刊。《晨報》副刊，原由孫伏園主編，到1921年10月12日起，擴充篇幅，每日增出半張，改成橫幅。這便是新型副刊的開頭。（那時，上海《民國日報》有《覺悟》，《時事新報》有《學燈》，也是這一型的副刊。）據魯迅自述，他是孫伏園個人來約投些稿件的人。「似乎也頗受優待，一是稿子一去，刊登得快；二是每千字二元至三元的稿費，每月底大抵可以取到；三是短短的雜評，有時也送些稿費來。」可是，如他所說的好景不長，因為有一位留學生新從歐洲回來，和《晨報》館有深關係，甚不滿意於副刊，決計加以改革，並且為戰鬥計，已經得了學者的指示。（《晨報》館原是研究系的政論機構。） 後來，孫伏園的離開《北晨》副刊以及創辦《語絲》周刊，和轉入《京報》副刊，依照魯迅自述和孫伏園的追記，都說和魯迅的一首小詩《我的失戀》有關的。（孫伏園曾於《從〈晨報〉副刊到〈京報〉副刊》詳詳細細說到這件事。）據魯迅說：「『我辭職了，可惡！』這是有一夜，伏園來訪，見面後的第一句話。那原是意料中事，不足異的。第二步，我當然要問問辭職的原因，而不料竟和我有了關係。他說，那位留學生（劉勉己）乘他外出時，到排字房去將我的稿子抽掉，因此爭執起來，弄到非辭職不可了。但我並不氣憤，因為那稿子不過是三段打油詩，題作《我的失戀》，是看見當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這詩後來又添了一段，登在《語絲》上，再後來就收在《野草》中。」 （這首詩的諷刺意味，孫伏園有一大段解釋的文字；還有，他為了這首詩的被抽，和劉勉己大鬧一場，也是很熱鬧的。） 以下，便是魯迅說到《語絲》的產生了，他說：「我很抱歉伏園為了我的稿子而辭職，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幾天之後，他提議要自辦刊物了，我自然答應願意竭力『吶喊』。至於投稿者，倒全是他獨力邀來的，記得是十六人，不過後來也並非都有投稿。於是印了廣告，到各處張貼，分散，大約又一星期，一張小小的周刊便在北京——尤其是大學附近——出現了。這便是《語絲》。那名目的來源，聽說，是有幾個人，任意取一書本，將書任意翻開，用指頭點下去，那被點到的字，便是名稱。……即此已可知這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統一的戰線；那十六個投稿者，意見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人們，大約開初是只在敷衍和伏園的交情的罷，所以投了兩三回稿，便取『敬而遠之』的態度，自然離開。連伏園自己，據我的記憶，自始至今，也只做過三回文字，末一回是宣言從此要大為《語絲》撰述，然而宣言之後，卻連一個字也不見了。於是《語絲》的固定的投稿者，至多便只剩了五六人，但同時也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忌，要催促新的產生，對於有害於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但應該產生怎樣的『新』，卻並無明白的表示，而一到覺得有些危急之際，也還是故意隱約其詞。」 《語絲》周刊在中國新文學進程上，的確是一方紀程碑；《語絲》所無意中形成的文體，也給新文學以清新的風格。周氏兄弟，的確是《語絲》的支柱。（實際上，周作人在編稿。）不過，當時攻擊周氏兄弟的，稱之為「語絲派」，稱之為青年思想導師，所以魯迅故意把自己寫得不足輕重似的。他說：「因為那時還有一點讀過尼采的《Zarathustra》（蘇魯支語錄）的餘波，從我這裡只要能擠出——雖然不過是擠出——文章來，就擠了去罷，從我這裡只要能做出一點『炸藥』來，就拿去做了罷。」 在五四文化運動低潮之際，《語絲》是填上了《新青年》的地位了。（魯迅的《野草》中文字，大都在這周刊刊載的。） 從1918年到1926年，這八年間可說是魯迅創作力最旺盛的時期。《吶喊》《彷徨》中的短篇小說，都是這一時期的作品。那時期，他在《北晨》副刊、《京報》副刊、《語絲》、《莽原》這些報刊上所發表的散文小品，也是他一生的力作，雖不像他晚年所作雜文那樣尖銳，卻是十分圓熟，晶瑩可愛。他晚年所投擲的是匕首，那時期，卻是孫大娘所舞的長劍。 《語絲》這小小刊物，它是那一時代的標誌，也創造了時代。有人說他是青年導師，他是討厭這頂紙糊帽子的。他曾經這麼說過：「倘說為別人引路，那就更不容易了，因為連我自己還不明白應當怎麼走。中國大概很有些青年的『前輩』和『導師』罷，但那不是我，我也不相信他們。我只很確切地知道一個終點，就是：墳。然而這是大家都知道的，無須誰指引，問題是在從此到那的道路。那當然不只一條，我可正不知哪一條好，雖然至今有時也還在尋求。在尋求中，我就怕我未熟的果實偏偏毒死了偏愛我的果實的人。……我的譯著的印本，最初，印一次是一千，後來加五百，近時是二千至四千，每一增加，我自然是願意的，因為能賺錢，但也伴著哀愁，怕於讀者有害，因此作文就時常更謹慎、更躊躇。有人以為我信筆寫來，直抒胸臆，其實是不盡然的，我的顧忌並不少。我自己早知道畢竟不是什麼戰士了，而且也不能算前驅，就有這麼多的顧忌和回憶。還記得三四年前，有一個學生來買我的書，從衣袋掏出錢來放在我手裡，那錢上還帶著體溫。這體溫便烙印了我的心，至今要寫文字時，還常使我怕毒害了這類的青年，遲疑不敢下筆。我毫無顧忌地說話的日子，恐怕要未必有了罷。但也偶爾想，其實倒還是毫無顧忌地說話，對得起這樣的青年。但至今也還沒有決心這樣做。」 這可以說是魯迅在《語絲》時期的態度，也可以說是《語絲》的共同態度。他們並無意於做青年的導師，和後來有人儼然要做青年導師，要改造別人的思想，那是大不相同的。 魯迅的思想，以及文章風格，受尼采的影響那麼深切，這也是我所說過的。也許各人對於魯迅的作品，各有所好，我的選擇，卻要舉出《野草》和《朝花夕拾》來。前者便是刊在《語絲》上的散文（近於詩的散文），後者則在《莽原》上連載的；而他的《野草》，可說是最近於尼采的，也正是和《蘇魯支語錄》相比並的哲理雜感文。 魯迅只是一個凡人，他怎麼能夠預言？他是抓住了一時代的氣氛，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他的作品也就成為時代的啟示。這一點，也是在《野草》中最可以體味到。那篇《好的故事》，正是我們這個時代的歷史。而《淡淡的血痕中》則是時代的漫畫，他說： 目前的造物主，還是一個怯弱者。 他暗暗地使天變地異，卻不敢毀滅這一個地球；暗暗地使生物衰亡，卻不敢長存一切屍體；暗暗地使人類流血，卻不敢使血色永遠鮮穠；暗暗地使人類受苦，卻不敢使人類永遠記得。 他專為他的同類——人類中的怯弱者——設想，用廢墟荒墳來襯托華屋，用時光來沖淡苦痛和血痕；日日斟出一杯微甘的苦酒，不太少，不太多，以能微醉為度，遞給人間，使飲者可以哭，可以歌，也如醒，也如醉，若有知，若無知，也欲死，也欲生。他必須使一切也欲生；他還沒有滅盡人類的勇氣。幾片廢墟和幾個荒墳散在地上，映以淡淡的血痕，人們都在其間咀嚼著人我的渺茫的悲苦。但是不肯吐棄，以為究竟勝於空虛，各各自稱為『天之僇民』，以作咀嚼著人我的渺茫的悲苦的辯解，而且悚息著靜待新的悲苦的到來。新的，這就使他們恐懼，而又渴欲相遇。這都是造物主的良民。他就需要這樣。 魯迅在那一時期，有這麼一個「預見」與「期待」： 叛逆的猛士出於人間；他屹立著，洞見一切已改和現有的廢墟和荒墳，記得一切深廣和久遠的苦痛，正視一切重疊淤積的凝血，深知一切已死，方生，將生和未生。他看透了造化的把戲，他將要起來使人類蘇生，或者使人類滅盡，這些造物主的良民們。 造物主，怯弱者，羞慚了，於是伏藏。天地在猛士的眼中於是變色。 這是道道地地的尼采精神，我們用不著曲解為社會戰士的！ 那時，《新青年》的一部分戰士，就在這一旗幟下集合攏來。魯迅在追記《語絲》社的始末，就說：「《語絲》的銷路可只是增加起來，……收支已足相抵，後來並且有了盈餘。於是（李）小峰就被尊為『老闆』……從此市場中的茶居或飯鋪的或一房門外，有時便會看見掛著一塊上寫『語絲社』的木牌。倘一駐足，也許就可以聽到疑古玄同先生的又快又響的談吐。但我那時是在避開宴會的，所以毫不知道內部的情形。」 [3] （魯迅的話，筆者以為不要呆看，他那時和周作人的情感不很好，所以故意避開說他的弟弟主持編務的話。）那時，劉復（半農）有一信寫給周作人，就說：「《語絲》畢竟把諸位老友的真吐屬，送到我面前；雖然其中也有幾位是從前不相識的，但將來總是很好的朋友。」「就《語絲》的全體看，乃是一個文學為主，學術為輔的小報。這個態度，我很贊成，我希望你們永遠保持著，若然，《語絲》的生命能垂於永遠。我想當初《新青年》，原也應當如此，而且頭幾年已經做到如此。後來變了相，真是萬分可惜。」他們當時的想法的確如此。 我說魯迅當時還是一個堅強的個人主義者。（至少是《語絲》社那一群人有這麼一種趨向。）我們且從錢玄同回答劉半農的信中可以看到所引用易卜生的一段話：「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正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只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的都算不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器。有的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我們不要以為個人主義的戰士，就比社會主義戰士遜色些。魯迅所嘆息的，乃是戰士們不夠強韌，他對於《語絲》社朋友也有同樣的感想。他說：「《語絲》雖總想有反抗精神，而時時有疲勞的顏色，大約因為看得中國的內情太清楚，所以不免有些失望之故罷。由此可知見事太明，做事即失其勇，莊子所謂『察見淵魚者不祥』，蓋不獨謂將為眾所忌，且於自己的前進亦復大有妨礙也。我現在還要找尋生力軍，加多破壞論者。」 當時林語堂對於《語絲》也有過評語，他說：「半農想念啟明之溫文爾雅，先生——即玄同之激昂慷慨，尹默之大棉鞋與厚眼鏡。此考語甚好，先生何必反對。但是我覺得這正合拿來評近出之三種周刊：溫文爾雅，《語絲》也；激昂慷慨，《猛進》也；穿大棉鞋與戴厚眼鏡者，《獨立評論》也。」《語絲》原是溫文爾雅一路。那時，《語絲》已經開始提倡「幽默」，尚未成為林語堂的專賣品。此所以他於《語絲》以外，幫著青年們創辦更激進一點的《莽原》半月刊了。那時林語堂的主張：（1）非中庸；（2）非樂天知命；（3）不讓主義；（4）不悲觀；（5）不怕洋習氣；（6）必讀政治，並未提倡閒適情調的。